【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记595团高机连的老山军工岁月

老山兰

　1979年较大规模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虽然结束了，但祖国南疆的硝烟并未散去，越南仍然在中越边境不断挑衅。1984年，中越两国军队在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又相继爆发边界冲突，中共中央军委为了锻炼部队，决定抽调七大军区的部分主力轮流赴“两山”作战。1985年3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建制隶属济南军区的67军199师595团高机连，奉中央军委命令随全团来到硝烟弥漫的老山前线，参加了对越防御作战（其中三排随二营乘飞机到达砚山，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远距离空运作战部队）。5月18日接防老山战区的那拉一线，部队正式进入战斗状态。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全连被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由连长姜典智、一排长孙洪彦带领一排（一班长毛广标、二班长徐凤成、三班长 郑継贵）到偏马高机阵地驻防。一部分由指导员董书斌、副指导员王嗣山带领二排（排长于建锋、四班长王爱新、五班长李春立、六班长杜军）、三排（排长徐建新、七班长张永泉、八班长薛玉忠、九班长张修法）及指挥班（班长张应文）、炊事班（司务长沈国华、班长李庆吉、上司王学灵）驻防船头武警边防检查站一座被炸瘫痪半边的楼房地下坑道内，担负军工任务。司机班（班长殷希洲）及全体战士调配团后勤处，负责伤员烈士的转运及物资运输。第二阶段：一排、二排调换，由连长带领一排撤下担任军工。

595团防御战区叫那拉口战区，该战区有几十座高低起伏的山地，与周围比，这里地势比较低洼，南与大小青山对峙，东与八里河东山、汉阳隔河相望，西靠老山主峰，前沿诸高地与敌人阵地犬牙交错，阵地之间最近的仅二三十米，最近的哨位距敌仅隔8米。整个那拉口战区，敌阵地高峰突起，我方处在中间较低位置，就像锅的底部，敌人俯视观察我方的一举一动，所以那拉口战区是非常危险的战区。

何谓军工？未经历过战争的人可能不知道，军工就是往前线输送给养、弹药，往后方运送伤员乃至烈士遗体的人员，当年我有幸成为了陆军67军595团高机连的一名军工，见证了军工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军工之路上撒满了鲜血

当地瑶族同胞中流传着谚语：“猴子难上老山顶，山羊难攀老山岩”，可见当年的老山道路之崎岖，同时敌我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致使许多地方处于敌方的火力覆盖之下，再加上毒蛇出没、地雷密布，使这条军工之路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牺牲之路，我的许多战友就倒在了这条路上，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军人的价值观。

云南老山位于我国最西南，属于亚热带气候，气温高，雨水多，山高坡陡，沟深林密，很多山从未有人涉足，野草毛竹盘根错节，叠根磨茎，加上山石的自然热量，夏季气温高达40几度，那熏烤的热浪真让人难受，白天夜晚汗流浃背。雨水多的三天一大下，两天一小下，阴雨连绵没有头，十天半月见不着太阳是常事。虫子多，蚊子多，老鼠多苍蝇多，蛇多，尤其是蚊子老鼠，即多又大还毒，被蚊子叮咬过后，奇痒无比，用手一抓就发炎、感染、化浓。用一句话来形容：泥当床林作房茫茫大雾作蚊帐，蚊虫咬老鼠叫霏霏细雨洗身上，得天独厚。 尽管自然环境恶劣，他们克服一切困难，顶着烈日送，冒着风雨行，军装穿在身上非常的不适。战友每天赤着背，头戴钢盔，脖子上挂着光荣弹，腰挂急救包，穿着短裤，肩背着七、八十斤甚至百来斤重的物资，每天在陡峭泥泞的交通壕里穿行几十公里，军工战士的背上都晒脱了皮，有的都起了一背的水泡。这就是当年老山上军工的形象。有人说军工就像沙漠中的骆驼，不，我以为军工则是有着坚强的意志骆驼，他们正是凭着这么一股子精神，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任务。

最危险的地段莫过于被称之为百米生死线的那一段 。在处于偏马和小青山中间开阔地界，那拉口战场前沿，有一片方圆不到300米的山间洼地，这段沼泽地有条长年流水不断的小溪，只有脚面深的水，表面深草覆盖。，为了防止敌人的偷袭，在被战友踩出的小路两边布满地雷里，据说是世界上地雷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中间只有一条半米左右宽的小路可供通行。在洼地的两头，是我军防守的两个高地，双方只能通过这条小路沟通联系，越军非常清楚这条路是我军唯一通往前沿阵地的重要补给线，156，166.、211、168，255、147、908、146、142（李海欣高地）等阵地运输兵力、弹药、给养和后送伤员都要通过这条路，只要切断它，兵员和物资就过不去，前沿战士如负伤或牺牲，兵员减少，可能就丢失阵地，炮药和给养供不上，战士没有枪支弹药和给养，就会失去战斗力，前沿阵地他们就有空子可钻。于是越军据守的几个高地，居高临下布置了高射机枪、重机枪、阻击步枪等重火力严密封锁了小路。敌人白天有放大4一5拾倍望远镜监视，夜间敌人不断向这里发射照明弹（给炮兵或阻击提供目标)。纵深的越军炮兵也以小路为重点标定火力诸元，经常用炮火覆盖小路及两侧的我军高地。所以到处都是炮弹坑，二至三十米的泥窝，走路艰苦，这段路通过时需十多分钟。这里也是敌人偷袭之地，好多战友牺牲在这里。为此战友们都称之为“百米生死线”。每次过这段百米生死线，就如同在鬼门关走一遭。我想，不论是谁背负着七八十斤重的东西都会步履蹒跚，可是我们的军工在这段生死线上却个个身手敏捷矫如脱兔，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也必须这样，毋庸置疑他们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牺牲，但同时更是为了自己肩上的物资，更是为了前方的胜利。真可谓，军工连队是炸不烂，炸不断，拖不垮军工队。

5月18日，连队进行战斗动员，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伤亡的战斗要求。5月20日上午9点，我连队立足未稳，就接到命令，要求我连把在168高地我团接防后牺牲的第一名烈士遗体运回，这是首次任务，地形、道路不熟，不能大意。二排长于建锋亲自带队，挑选4班、五班的8名战士以小跑速度，向168高地前进。还算顺利利，一个多小时后赶到168高地。可是年轻的军工战士大多都十七、八岁，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个站在那不敢动手抬遗体，于建锋亲自动手，招呼我和辛江、杜庆战一起，用棉被把烈士遗体包裸起来，放在担架上，用安全带固定好后，才命令大家四个人一组，轮流抬着向回走，一路上，也不知道哪是我军阵地，哪是越军阵地，也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隐蔽，只看到不论哪个阵地都是黑呼呼的一片焦土。战士们只能硬着头皮抬着担架，顺着交通壕拼命地向前跑。三个多小时后，才终于把烈士运回目的地。完成了第一次军工任务，此时战士的心情无法言表。

自此，高机连军工队每天与苦累相伴，与艰险同行，与时间赛跑，用俩脚板踩出了一条拖不垮、炸不断的军工保障之路。

送给养的路上既要躲避敌方的狙击步枪、火炮的射击，还要躲避沿途毒蛇的攻击。有一次，途中突然发现一条毒蛇盘踞在路中央，吐着信子。怎么办？等待把蛇驱赶走吗？可是既没有工具又怕暴露目标，只能从蛇的头上一越而过，那时真不知道自己那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在路上地雷所带来的危险也随处可见，树上挂的、草中藏的、地下埋的，数不胜数、防不胜防，行进在泥泞的小路上，常常不知不觉就蹬出一颗松发雷，这地雷夺去许多军工战友的生命，战友们一旦踩上地雷或者被冷炮炸伤，绝对不能发出声音，防止因暴露位置引起敌方再次攻击，造成更大的伤亡。一天深夜，电闪雷鸣，二排在排长于建锋的带领下冒雨紧急向908高地运送弹药，每人都背着沉重的弹药箱，他带队走在最前面。军工队在老山崎岖的山路间需要攀爬各种陡坡，最讨厌的就是下雨，队员们形容雨一浇坡跟让油淋过一样，极难攀爬。前面又出现了一处陡坡，我背着两箱手榴弹先爬上去，再伸手将后面的军工战友一个一个拉上来。拉到第五个时，因坡太滑，突然失足滑了下去。而下面就是越军布设的雷区。我迅速一个侧身，死命抓住了旁边一根电话线。他的身子终于停住下滑，停在了离雷区只有不到一米的地方，否则再往下一点就完了。然后，我跪着一步一步又爬了上来，两个膝盖全磨破出血，身上几个地方都划出了鲜血，战士们过来要给我包扎，我拒绝了，仍然忍着剧痛和战士们一起继续前进，终于将弹药送上前沿阵地，完成了任务。

1985年7月19日，敌人发动营级规模向我“111”高地进攻。上级命令高机连火速向前沿阵地运送弹药。由我和五班长李春立带领四班和五班一起完成此次任务。接受任务后，我们从弹药库领出弹药后迅速向111高地急驶，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一个个战士都像泥人一样。越往前走，敌人的炮火越猛烈，走着走着，突然，几发炮弹先后在我们的周围十多米处爆炸，所幸大家躲闪及时，没有出现伤亡。大家继续前进时，一发炮弹突然“嗖”的一声，落在了大家中间，距我的左边甚至还不到1米。这时，我和大家再躲避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万幸的是，这是一发臭弹，我惊魂未定地抹了一把交织在脸上的热汗和雨水，让五班战士辛江把它背回去，并带领大家继续前进。

二、军工路上彰显党员本色

1985年7月的一个晚上，越军向我142高地进攻，弹药吃紧。命令副连长徐建新（此时三排长徐建新己被任命为副连长）带领二排和三排抽调的部分骨干（其中四班长王爱新、六班长杜军、九班长张修法）前去运送弹药。一路上敌人为封锁我军工分队，炮弹向冰雹一样在周围乱炸，他们拼命地冲过百米“生死线”，来到147高地的附近时，被汉阳高地上的直瞄炮和高射机枪封锁住了前进的道路，战士们被压在交通壕内无法前进一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时间就是生命，一但阵地上没了弹药，那后果不堪设想。副连长徐建新转身对全体的战友们说：“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上”。此时8名共产党员尽管已经连续拼搏了3个多小时，但一个个仍然义无反顾地随副连长冲了上去。

漆黑的夜色中，越军用4挺轻重机枪封锁了整个通道。子弹密得像网，我们被压制在一块凹地里难以抬头。危急时刻，前沿哨位上的战士们引开了越军的部分火力。军工队员们迅速跃起，匍匐，跃进，滚进，以最快速度向哨位接近，将弹药交给正在等待的前沿将士手中。

三、水，一线战友的生命之源

云南的天气潮湿多雨，照道理不该缺水，可是处在山上的阵地就是缺水，缺的是可饮用之水，为了水我们的战士常常付出血的代价，往阵地上送水就成了我们军工的一项重大任务，一壶壶甘甜的水中体现了军工战士浓浓的战友情。

最典型的是142阵地，有一阵子，由于越军的封锁阵地上已经断水断粮7天了，战友们的生存已成问题。为了解142阵地的急，上级命令我连紧急前往142阵地输送给养，为了能顺利地完成任务，薛玉忠（己仼命为三排长）请求142阵地派一名熟悉路途的战友下来给我们带路。在漆黑的原野中，三排长薜玉忠带队，由二排、三排共十几名战士背着压缩饼干、罐头等给养跟随这名向导爬行着向142阵地进发，不过一段时间，我们便汗如雨下，口渴便成了自然地感觉，薜玉忠摘下自己的水壶喝了一小口，随后就问带路的战友“喝水吗？”

“喝。”战友轻声地说。

他即把水壶递给了这位战友，可是这位战友接过水壶后喝了一小口然后迟疑了一下又把水壶还給了他，“怎么不喝了？”显然他也是渴极了，薛玉忠关心地问。

“阵地上更需要水呀，你不也需要吗。”战友轻声地回答。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自觉地不喝了，不管多渴大家都忍着，把有限的一点水都尽可能地带到阵地上去。到了142阵地上一看，这个渴的状态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大有点当年“上甘岭”的味道，看到这些我们所有的军工，都自觉地解下了自己的水壶，虽然我们自己也渴得难耐，但是为了一线的胜利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从那以后，每次出发之前喝足水，把自己水壶所带的水全部留在阵地上，也就成了我们这一群军工战士每一次上阵地的规定动作。

四、军工之路就是战友生命延续之路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这是古往今来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为军工的我们，不仅要担负为前线运送物资的重任，同时也要完成让伤病的战士重生、让牺牲的烈士入土为安的任务。虽然“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是中国军人的一贯豪情，但是作为一名军工让战友们牺牲后能有军人应有的尊严，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1985年6月11日，全连40多人送弹药4趟，平均跑路45里，那天越炮打的邪呼，满山遍野爆炸声。下午5点半，大家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陆续返回住地。晚上下起了阵雨，但愿今夜平安无事！可没想到，9点40分，电话铃骤响：我军为收复被敌人占地的“211”高地两个哨位，突击队在进功中打的非常勇敢、也非常壮烈，伤亡也极为惨重。大批的烈士遗体和伤员无法运回。上级命令本来不负责保障211阵地的高机连军工，被临时抽调前去抢运伤员、烈士。伤员就是命令！连队当即决定留下岗哨、勤务5人，由司务长沈国华负责守家，其他人全部上阵地。到船头物质供应站拿了担架，指导员董书斌简单明确任务，以班为组抬一副担架，炊事员连部人员一个组，共八副担架。并亲自带队向211高地前进。当走到百米“生死线”过第一道封锁区时，越军似发现了担架队，敌炮弹撵着战士的屁股落，大家一害怕扎堆，指导员马上命令分散隐蔽，放慢速度，拉开距离，鱼贯而行。经过147、255到211阵地，是敌人第二道炮火封锁区，指导员看到几副担架同时通过太危险。于是就叫一个班先过去，然后再过一个班，轮流通过封锁区向211高地靠近。此时，敌人的炮他们把炸伤左腿的伤员先抬上担架，后七副担架按重、轻伤员、烈士的顺序，迅速撤离左三阵地。返回途中，经暴露地段，再遭敌炮火拦击，紧急情况下，连队干部分头负责各副担架，利用炸点规律，有组织、快速地通过封锁区。

此时，敌我双方的炮弹都向211倾泄，整个阵地都笼罩在硝烟之中，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我们顾不得个人安危，一个个冲向战场，跑不多远发现在一个隐蔽处有几名伤员和三名烈士遗体正等待抢运，我们二活没说，迅速把他们抬到担架上，冒着炮火，飞速回撤。可是刚走了大约100米，就听到前方又响起猛烈的炮火声，紧接着就听到密集的炮弹爆炸声在头顶的山岩上炸响，炸得山摇地动。炮弹爆炸声此起彼伏，炸得大地都在颤抖。在这危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着急红了眼，不知道是谁对着大家吼道：“弟兄们，扛担架上肩，不要怕被炸，该死该活脸朝上，死了捞个烈士，全家光荣。”返回途中，经暴露地段，再遭敌炮火拦击，紧急情况下，连队干部分头负责各副担架，利用炸点规律，有组织、快速地通过封锁区。在月黑风高的午夜，艰难地走在山间小道上，路边杂草人高，还得小心别踩着地雷。大家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伤员的痛苦声又时时敲击着战士的心，紧张、急躁，汗水泥水交织在一起，湿透衣服贴在身上，忘记了饥困，只有一个念头，快走！到了上下坡，几百级土台阶，雨后打滑，指挥班抬的伤员，为保持担架平衡，上坡时前边的两个人几乎是跪着爬行，一只手抬，另一只手让他人拽着，后边的人要双手抬高，另一人在身后推着，下坡时则按相反动作，每上几个台阶，就得换人或调整一下肩膀。战士们都穿着裤衩子，膝盖磨出了血。指挥班长张应文晕倒了，爬起来，继续抬。担架过交通壕更吃力，拐弯处必须一齐抬高才能过去，壕内泥泞难走，一脚踩下去，使劲才能拔出来。张复坤、姜计合的鞋子掉了，来不及弯腰穿，光着脚坚持走。当伤员烈士抬到船头转运站一刹那，有的战士一腚坐在了地上。此时战士都已经精疲力尽，瘫倒在地上。战士们也被石头磕碰的个个都遍体磷伤。大家相互搀扶着撤回住地时，已是11日零晨4时10分，司务长他们下了三大锅面条，还不够吃的。但是我们顾不得休息，稍做休整，就再次返回前沿，投入到抢运当中。

五、物资是一线战士坚守阵地基础

1986年1月18日上午11点半，连队正开饭，团指命令：为实施“盾牌一号”作战计划，军工要靠前保障，166阵地需30块波纹钢，给养20箱，40箱弹药。我们迅速组织人员，党员干部在前，老带新，强帮弱，大个助小个，每人发块压缩饼干，饿了啃一口。连长姜典智亲自带队，扛两箱手榴弹，第一个冲在头里，一排长赵春竹和一排、三排三十多人组成军工分队，靠团结协作，经3个多小时奋战完成了任务。下午2时，团指要求军工队把147阵地的68块工字钢，转送到146阵地，工字钢高一米三，宽30公分，重60斤。这本不属军工保障范围，又经过30多米的炮火封锁区，风险很大。连长豪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亲自带领一排长赵春竹、一班长毛广标、二班长徐凤成、三班长郑継贵、七班长张永泉、八班长刘登科、九班长张修发等16人，来回两三趟，晚饭前把所需工字钢从147高地送到146高地。保证了抢修工事用。

军工队在船头阵地前后度过了艰苦的240多天，保障弹药300多吨，工事器材100多吨，给养100多吨，抢运伤员123人、烈士30多人。这无数军工人的负重前行，正是铸就“老山精神”的又一伟大缩影。或许，我们也曾有过“宁打冲锋，不当军工”的感慨，但每听到“军工万岁”时，我们就觉得，吃的苦，受的累，值！

奉上级命令，595团从86年3月20日开始，分期分批撤出阵地，将所有阵地移交给兰州军区第47军417团。

撒出阵地又回到南温河，进行休整和战评。在这生死拼搏、艰难困苦的一年里，全团指战员英勇顽强、欲血奋战，先后与敌5个团交战，打垮了越军所谓的“王牌团”（982团）、“山地攻坚模范团”（866团）、以及881团、754团等4个步兵团和特工团一部。在这一年里，我团阵地顶住了越军近20万发炮弹的狂轰滥炸，先后粉碎敌团规模进攻一次，营规模进攻四次，排以下反扑、偷袭70O多次，组织出击2次。共歼敌3300多名，俘敌中士班长一名；摧毁敌火炮48门、机枪46挺、各类工事680多个，并缴获了一批作战物资。我团以伤亡900多人的代价，牢牢地守住了阵地，用实际行动扬了军威、壮了国魂，彰显了红军团新一代的战斗风藐，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报效祖国的壮丽凯歌。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团荣立集体一等功。1986年5月16日，67军在文山隆重举行，老山地区防御作战庆功大会，成都军区，济南军区，云南省委和文山卅委，卅府领导和解放军三总部参加了大会，会上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宣读了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对第67军的嘉奖令和对越作战有功单位，个人授称命令。

1986年5月23日至月底，第67军轮战各部199师，138师598团等单位，离开云南战区休整地，先后以摩托化和铁路方式机动，于6月上旬，凯旋回归山东驻地，沿途受到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誉。

时光荏苒，不觉间那一次战争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硝烟散尽后常有人问我：军工战士的武器是什么？当然，我们也有枪也有手榴弹，但是，我们威力更大的武器却是我们的肩膀与双腿，还有就是胸中埋藏着一种坚强的“信念”，一种保家卫国“信念”，一种支持前线战友全歼敌人的“信念”，在这股“信念”的支撑下，当年我的军工战友爆发出巨大的潜能。近七十度的陡坡坡在雨水的冲刷下，变成了几乎不可攀登的天梯，可是我们硬是负重登上去；看着战友牺牲在了路上，可是我们谁也没有畏惧，而是接过战友所背负的给养继续前进；连续几天不睡觉，穿梭在前沿各个阵地与后方之间，困了利用在移交物资的间隙睡几分钟，饿了啃几口干粮继续工作，渴极了就着泥水喝几口继续前进，那时人的体能早已超越了极限，可是我们并没有倒下硬是挺了过来，以致我们这伙595团的军工被战友和首长们称赞为当之无愧的“铁人”。有人说老山前线战斗的胜利，一半是军工扛出来的。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不能忘掉的“军工精神”。

（王爱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