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仓皇

邓工

去年岁末，我几乎以宣誓的姿态表达了回乡过年的宏大心愿，发誓在家长住久安，放下身段，静下心来，品茶一样细品乡下的年味。多少年来，我总是潦草塞责地在家住上两三天，囫囵吞枣似的消受农历新年，然后一溜烟地逃离。家乡和游子两相疏离的感受几人能懂？

和故乡貌合神离的日子太久，恐归的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顽冥不化。介怀太多了，世易时移，家乡也是基因突变，素颜不再。现在它只是我心中的一个符号，只是记忆中的孤单影踪。我和故乡同频共振的往事在十八岁那年就已雪藏。

那条弯弯山路已被荒草杂树吞噬，无迹可寻。它曾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是放牛归来时斜阳映照的诗意小径，也是我走向精神高地的朝圣通道。它承载着我对故土的眷恋和回忆，它提醒我饮水思源不忘来处。山路没有了，我的思念也就没有了归途。

那条清亮的小河已被乱石淤泥壅塞，切割成无数片段，凌乱不堪，河边的衰草散发着腐朽堕落的气息。以前它不是这个模样，它像长袖善舞的女子，小巧而精致，跳跃着洁白的浪花，漂向远方。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无数次地追问自己，梦想着有一天随着小河远走他乡。如今小河断流，家乡的风水没有了品质。

枫木塘兼具灌溉和养鱼的功能，居高临下，波光粼粼。在我们小孩的眼里，那是神灵一样的存在，那是宽阔的水上世界。炎热季节，我们总是经不住它的诱惑，偷偷下水，享受水的沁凉和裸泳的亢奋。而大人们总是担心我们被大水吞没，经常将我们捉拿归案，一顿猛揍。现在的枫木塘已经名存实亡，经年累月的泥石流抬高了底床，它已是一洼浅水，水面飘荡着五彩缤纷的塑料袋，像满地废弃的万国旗帜丢人现眼。

平整的田土养育着村民的梦想，那是村民千秋万代的生命保障。在过往，田野里稻浪滚滚，麦地里穗子金黄，微醉的蜜蜂翩然起舞，村民的日子弥漫着饭香。现代化的时代把重农抑商的观念彻底翻转，并走向了偏激的不归路。撂荒的土地一怒之下长出参天的野草，回归山地的原生态模样；有些农田被村民围成鱼塘，东一块西一块，像大地的伤疤在强光下暴露无遗。

忽略这些吧，“谁不说俺家乡好”。 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卸下心中的长沙，驱车赶往邵阳，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我就要和它破镜重圆似的迎面相逢了，像秀恩爱一样亲密下去，也许别有一番情韵。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老人谢幕，新人登台，家乡的面孔日新月异。二十八日的祭祖大典上，我真真切切地领会到了熟悉的陌生。一两百号人马，浩浩荡荡的队伍，不可谓不壮观。这全是高祖的后裔啊，上溯五代我们是一个共主。熟人不多，有限的几个叔辈和我招呼致意，有一句没一句地寒暄。其他的新生力量虽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但于我而言，他们和城市里一场烟花表演中自发而来的散客并无区别。对这样一个早早谋划的盛会隐约有些失望，是不是流于形式？是不是抽离了思想？是不是冲淡了主题？充满预期的庄严典礼变成了陌生人的信手涂鸦，只好苦笑一声。

我的前屋后栋都已空空如也，主人有了新欢忘了旧爱。后栋是二叔生前耗尽心血的全部家业，他的儿女在城里建设生活，房子在风雨中自我了断，现在差不多是十级伤残吧。前屋是本族堂兄的家宅，堂兄已经西游，他的儿女住在镇上，任由房子自生自灭。房子垂头丧气，像脱毛的野狗，从窗户朝里望去，黑洞洞的一片，阴森怕人。再往前走，是族叔的住宅，族叔一家也在外地做了寓公，房屋只具有象征意义，只是族叔的精神栖息地而已。没有烟火气息的乡村让人联想到清朝的十日屠城，也让我回家过年的热度大幅削减，让我多住几日的信念遭遇空前的危机。

新冠病毒的消息通过智能手机犹如台风来袭，情绪的交叉感染比病毒的传播速度更快，过年的气氛被疫情的恐惧无情碾压。盯着手机，看疫情消息不断刷新，汹涌而至的消息总是让人更加沮丧。封城断路的新闻铺天盖地，各路亲戚陆续取消拜年的约定，计划中的同学聚会也全都破灭。乡村像一座孤岛，大有孤立无援之忧。如果不早点逃回城市，万一被隔离在乡下，进退失据，该怎么办？初一初二大雨滂沱，气氛格外肃杀，屋顶倾泻的雨水把心淋成落汤鸡。小孩感冒咳嗽，寒假回来经过武汉，是否和武汉人有过接触？我们不敢掉以轻心。待在家乡，已如坐针毡。

就这样，我们在大年初二的早晨，掉头往回走，在冷风冷雨中仓皇离去，乡下的年味被远远地甩在车后。这个年在我的大布局中勇敢开启，在未知的事态中草草收场。以后要在老家过上一个如花似玉的年，只怕是难上加难了。儿时过年的况味只在记忆中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