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欣随笔：农场轶事【牛鬼】

东方欲晓

我们新洋农场的前身是江苏省公安厅下属的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组成的基本骨干是原上海被收编留用的国民党警察。1949年5月下旬，解放军接收上海，其时公安部队留用了一批旧警察，因为那时我方对情况不熟悉，对留用的这些人都是控制使用。后来过了几年，自己的公安力量培养起来了，加上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发展，就将其中一部分有黄赌毒等现行违法乱纪行为的警察抓起来，新老账一起算判了刑。有的只是说集体转业，全部押送到黄海边荒滩上办了劳改农场，也就是我们新洋农场的前世。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应该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垦荒建了农场的雏形，六十年代初老知青去等于又添加了砖瓦，到我们新知青68年去时农场各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了。

这些判刑的留用警察，刑期服满后就留在了农场，和所谓转业的留用警察一起统称老牛鬼，（大约是文革中牛鬼蛇神的简称，以下称老职工。）以便区分知青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小牛鬼。我们连队的老职工中在国民党时职务最高的是上海警察局大场分局局长王瑞洪，是毛森在警校的同学，因人很老实，毛森在当上海警察局长时，拉了他一把。听说赶马车的马兴斋曾是黄浦军校毕业的。还有个王铁英是警长，特嫌，多才多艺，人也长得神气。还有一个叫王国平，参加过特种组织，那时做木匠，人缘很好，后期听说认了好几个女知青做寄女儿。其它的印象就不深了，反正这批人身上都没有血案，否则就活不到我们去的时候了。

他们的编制是在班和排之间，称为一个队，也有人带着算是队长，记得比我小一届的无锡二中知青李某也当过队长。他们在连队里从事的都是知青或不会做或做不好的生活，比如收麦，稻时的场上收尾工作，小水利的关健节点及一些相对来说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主要是他们来农场时间长，什么活都会做，另他们当时正当中年，有力气做，而且在劳教干部脑子里，即使把他们做坏了也不要紧，劳动改造，自生自灭。所以都把最苦、脏、累的活交给他们去干，还不敢有什么怨言。

他们单独住宿舍，我经常去叫人，所以常去他们宿舍，那帐子成年累月挂着也不洗，都成了黑色的。被子都是又黑又油光光的，也不知多少时间没有洗了，房间里满是异味无法久留。收入上他们应该是拿工资的，钱可能全部用来吃，以食堂为主，还到其它连队去买些肉什么的自己加工，否则不足以应付那样繁重的体力劳动，我经常的印象就是王瑞洪挑着一担粪行走如飞，身板壮实，满面红光，和又干又瘦的老连长形成严重反差。有一次他儿子病重，向老连长请假去上海看望儿子，大约多少年没有回过上海了，未获批准，他嚎啕大哭，那是一种绝望的伤心，看着这样一个老人在我面前大放悲声，我都不忍直视。我没有权力准他的假，也不知老连长为何不准。我和这批人接触多的主要是三件事。

1970年，十二团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团部派来了工作组，连里抽调几个人兼职配合，我当时在二排任副排长，也在其中。当时团部的计划是要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兼一打三反动员会；要挖出一批新的潜伏特务案件；要枪毙几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配合他们做忆苦思甜大会的准备工作。

忆苦思甜也分二个内容，一是老连长去诉苦，他全家都被国民党还乡团杀死了，也算是苦大仇深的，无可非议。不像上大学时去哪里实习记不得了，（那时叫开门办学）上去诉苦的人说:地主要吃油条……骂我不负责任……。人工的痕迹很深，吃油条的地主也算可怜的了，可评为贫下中地主。忆苦思甜的另一个内容是挑一个老职工去坦白反动历史，怎么危害人民的。结果挑到了木匠王国平，工作组让我做记录，我有幸见识了一段谈话:工作组先向王国平宣传政策，说是上台去坦白罪恶是不清算不追责的，讲得好还能立功等，然后说:你去监狱帮过一段时间忙的，有没有枪毙过人？王说:碰到过一次，我们派去押车的，枪毙二个人，工作组问:枪毙的是什么人？王答:银元贩子。工作组:他们说过什么话？王:我冤枉啊。工作组:胡说，你们是什么人，能做好事吗，一定是杀的地下党，王:我也搞不清，上面说的。工作组:肯定是地下党，他们喊的是共产党万岁。于是，一台忆苦思甜大会就组织好了，效果也不错。因为人类的潜意识判断，更倾向于认同罪恶。

第二件事是要挖出一批新的潜伏特务案件。工作组的计划是看档案发现疑点，让他们写书面材料相互揭发。先让我们看档案，老职工的档案都在连队里，那档案历次运动不知被看和研究过多少回了，也不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的，只是通过查阅，对每个老职工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期间我和另一位二中同班同学还到上海朱家角去外调过，一无所获，玩了一趟。然后发了纸给他们，限期写书面揭发材料。材料收上来一看，没有多大价值。有的揭发别人星期天躺在床上唱国民党党歌，还有唱旧社会的歌曲，被揭发的不承认，因为没有第三人旁证无法裁定。有的写了旧社会如何嫖娼，那就是一篇黄色小说，因为是判刑前的事，也不涉及政治，所以不能追究。有的揭发别人发牢骚，对具体人和事不满，但也不能上纲上线，所以几天遍看下来，竟无线索，而别的连队已经有线索上报了。

工作组急了，亲自上阵审查旧警长王铁英。记得问了好几天，翻来翻去问那几句话，王都不承认是潜伏特务，那时基层还不懂车轮战，弄得晚了大家都累，哈欠连天，十三连一向没有动粗的做法，要动手我们二中的人也不习惯。第三天晚上工作组急眼了，说:我们已掌握你的所有情况，你明天再不坦白，立即对你从严，实行专政。说完，把手里的空白材料在桌子上摔了几下，我心里暗好笑又不敢笑。但王铁英明显被吓着了，他抬起头，眼睛直视着我们，是一种恐怖，挣扎的眼神，满布杀气，已不是他平时温顺帅气的脸。后来就各自回去睡觉了，但第二天王铁英就失踪了，大家以为他畏罪潜逃了，连里派人四出寻找，无奈渺无音讯。二天后，工作组准备上报团部全团协查时，他却到连部投案自首了，原来他在防风林里躲了一天，听到外面到处在找他，更不敢出来。后来想想进退两难，就在防风林里上吊了，当时已经昏迷，后来不知怎么一挣扎树枝断了，他醒来已是第三天中午，爬爬走走回到连队。看他又黑又瘦，颈子里一道深深的红印子也不象是说谎，后来工作组就没有再揪住他不放，所以我们连队就没有挖出新的潜伏特务案件来，也就没有出现冤假错案。但其它连队都有了惊人的发展。

第三件事是我团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始阶段和结尾阶段分别召开过两次公判大会，每次枪毙二个人，四个人犯都是老职工，里边有一个是奸淫幼女，还有三个是反革命犯，都是:坚持反动立场，攻击伟大领袖，对现实不满，不服从改造等等。每次都要组织全团干部战士前往参加公判大会，会后观看行刑现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再以后我离开了农场，也就没有了老职工的消息。到80年代，印染厂在落实确认离休干部资格，我想到这些留场的旧警，应该都算是1949.10.1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因为上海解放是1949.5.28。那这些人如果还活着都应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了，不免又感叹:活着真好，活得久更好，可以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事情，可以见到你一直想见的那个人。没有刻意去打听，这些老职工当时落实政策的时候有多少人活着，时至现在，还有多少人活着。

记得国外有人去采访一名二战老兵，他在大海里漂流了几十天获救，问他此生最渴望的是什么？他回答:口渴有淡水，饥饿有食物。媒体报道后获全社会敬重。是啊，口渴的时候有淡水，肚子饿的时候有食物，这是最低层次的幸福标准，几乎人人都可以轻松拥有。然而，没有沧桑的经历，没有对身边世界的深刻体验与感悟，就很难把握得住。我常被感动，深感对这个世界你应该只有感恩，没有苛求。

看这些老职工的经历和故事，就好像每个人都是命运大海里的一根稻草，随波逐流，漂泊不定。最终，大家的命运就像是一篇草稿，每个故事都是下一个故事的草稿，被别人改来改去，当弄得干干净净，什么差错都没有时，就结束了。

薛志鹏：

@徐伟欣六六届初三丙班 回忆小品很好，不过有一点不准确：农场的旧警不是有问题的才发配农场，而是全部。而且他们全是上海解放，保护大上海不可或缺的有大功的群体。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知道守不住了，计划搞打破坏，针对这种情况，地下党做通上海公安系统上层的工作，整个上海公安系统宣布起义，并担当起大上海的保护工作。解放后解放军缺乏管理大都市的经验，当时上海的社会治安全靠他们维护。52年，警校培养的新公安出来后他们全部“专业”了。不是有问题犯错误的专业，而是全部专业，甚至包含部分50,51年招募的“新警”(他们是从社会上招聘而不是警校培养)。他们唯一的错是为中华民国当过差。

文革中为深化阶级斗争，上面布置要杀几个人造声势，经各方“推荐”选定两个，一个就是伟欣说，其实他只是一个小巴辣子，只因生活作风问题，杀了没人可怜。但光杀小巴辣子不行，要杀个职位高的，于是就选中了我们分场的林秀德。他是黄埔6期，郝柏村的同班同学，解放前官至三大督察长之一。好在当时的团长在我们分场蹲点过一个月，了解到他一直为人好表现都不错，他家本是南阳富商，黄埔毕业后干了一阵就回南洋打理家族生意的。抗战爆发后受爱国心驱使，变卖了全部家产回国抗战。抗战胜利后在警察系统任职也无任何劣迹。所以最后审批时团长说这个人我了解，换个人吧。结果他得以保命，换上的人是一个上海公安系统的三朝元老(名字不记得了)。枪毙后上海公安局得知后曾对兵团大为不满，说这是我们上海公安系统的活历史活档案，以前遇到许多历史上不清楚的都从他那得到解答，你们不要我们上海公安局出钱养他。

徐伟欣：

@薛志鹏(64甲) 谢学长补充更正，收藏了以后可改。在那个年代，一个人的生命只在别人的一念之间。

薛志鹏：

经历了时代的磨砺，他们都学精了生存之道，那些越是原来位高的，你越是看不出来。例如上面提到的林秀德，我们刚到农场时看到的就是一个穷困潦倒邋里邋遢的糟老头，天天一件挂满“猪油渣”的棉袄，没有扣子，腰里束一根草绳。头上一顶就解放棉帽两个耳朵总是像猪耳朵似的垂着，鼻尖上永远有一滴清水鼻涕。脸相总是一副唯唯诺诺、诚惶诚恐的样子，不是领导介绍打死你也不信这是一个权倾一时的黄埔高官。发现他的不同是他的子女(大的与我们年龄相仿，小的小我们三五岁)。他虽然衣着也是破烂，但神情与农村孩子不一样，后来发现他们居然会拉小提琴。显然，大人为了自保竭力不自己打磨成最普通最潦倒的“农民”，但还是不愿意按这个模式培养自己的子女。虽然他们在农场这个环境 ，在那样一个时代接受不到好的学校教育，但家庭给了他们不同的底子。改革开放后他所以的子女都成为成功的商人或企业主。

而中下层的“旧警”就不同了，他们没有这么深的“道行”。譬如，有一个旧警其实只是军统机关的理发师，平时爱在知青面前吹牛，说是毛人凤来见他，我要他低头他不敢抬头、我要他脸朝左转他不敢朝右，文革来了就吃苦头了，造反派和贫下中农一定要他交代隐藏了什么秘密身份，其实大家心底里知道他平时是吹牛，但这么一个好玩的由头不尽情发挥一下怎么行。于是这个人吃尽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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