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支边之路（5）

戈壁胡杨

　　新疆兵团原工三师温州支边青年 戈壁胡杨

　　1971年，团部为了解决各连队伙房烧菜调料的供给，决定在二营部十连家属点筹建酿造班。

（图一）1966年，温州支边新疆兵团青年中，好多年龄还不到十六周岁。

　　温州老乡李平，在十连当统计员，得知此消息后，马上向团部领导推荐了我，称我原来做过酿造酱油的工作。团部发现我这“人才”后，没过几天，就给我发了工作调令，从五连调到了十连。

调动连队，我却一点也不知情，真想不到李平那么热心地为我调动了工作？而且又是那么好的工种，让我摆脱了多少年来的野外重体力劳动。

李平和我的关系，应该从缘份讲起。

1966年8月份，新疆兵团来温州招三千多名军垦战士。

自报名批准后，李平（当时我们並不认识）和我同属温州市城东公社(现在的街道)，按公社划分，他和我应该是分配到农三师，而工三师在挑选人员时，怎么把我和他给选上了。所以我和李平，还有城东公社的其他十二位高中毕业生，都调整到五马公社所划分的工三师去了。临出发前，我们在温州阳岙党校集训学习二个月。当时，我们十四人一个小队（13分队），我又和李平分配到一起。

小队里，论年龄我是最小的(17岁)，还是在校的三届生。

（图二）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留念。

　　1966年8月，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大串连，打乱我们按计划去新疆的时间表，没车皮，兵团招工工作组怕我们受到文革冲击，就让我们在温州党校全封闭集训了二个来月，等待赴疆。因此，二十四小时大家都在一起生活，这就牵连到生活上的管理、分工。从而，要设立了分队长、学习组长、政治组长和卫生组长等等，同小队的他们比我成熟的多，知道卫生组长是比较脏和累的，都不想干，就推选我为卫生组长。

当上卫生小组长这“白忙官”后，宿舍的卫生全由我负责包干了，每天我都能按要求打扫好卫生。因我年小幼稚，干活勤快和为人忠实，大家对我的印象很好。

　　到了新疆以后，同小队人员全部分配到23团六连，只有我被分配到五连。后来，李平又调到了五连。这样，我和李平，成了最熟悉和亲近的人，可以说是堪比兄弟。

没过几年，李平调到十连当统计员去了，我仍留在五连工作，连队相隔有点远，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这就是我跟李平所结下的那份缘份。

李平比我大三丶四岁，是一个非常注重情义的人，在五连生活的那段日子里，非常照顾着我。所以碰到这好差使，李平当然想到了我这小兄弟了。

在办好调令后，整理了行装，十连派了一辆牛车，来接我去报到。

筹建酿造班，解决全团几千人伙房调料的自产自用，是团部当务之急，团领导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立即由我筹划前期工作。没几天，团部派我去喀什酿造厂学习，同时，也釆购生产设备，说筒单点就是买几口大缸。

在喀什学习的那几天，我对整个酿造工艺非常认真地作了记录，并了解了生产酱油的原料、配方和原料的釆购。回到连队后，汇款给上海益民酿造厂购买了酱油的发酵粉（黄霉菌），同时，利用自己原有美术绘画基础，设计了压榨酱油的土设备，用螺杆升降，代替了用石头压榨的传统老工具，生产工艺得以改进。一个多月后，酱油酿造很快就进入了正常生产。

我们的酿造班，总共只有三人组成。

在这里不得不说，在70年代文革时期，唯成份论和本人出身，很注重，同班的一个是盲流人员(文革名词，即自己来新疆的就业人员，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还有一个女的，是新生(劳改释放)人员的家属，我虽家庭成份不好，但学生身份， 属支边青年，比他俩要算好些。实话说，他俩才是酿造酱油和白酒的正式熟练师傅，我只不过是个混进酿造班的“班长”而已。

酿造酱油工艺，掌握原材料黄豆发酵时间和温度，是整个生产流程非常重要的环节，温度太高，发酵的黄豆会霉变、变质，酿造出的酱油有霉味，没酱味的次品。在生产过程中，我暗地里偷偷地学习他俩的操作技术，外表上还摆出自己是熟练师傅的架子，我想他俩应该是知道我的技术情况，不说而已罢了。

生产过程中，我毕竟是新手，难免经常在值班操作时失误。

轮到我晚上值班时，几次因劳累睡过头(值班规定是不能睡觉的)，工作失职，发酵室温度太高，没有及时打开窗户降温，导致黄霉菌变质。第二天上班，他们俩人明知我的失误，也不管质量，加酱色和盐，蒙混过关，因为他俩知道我是班长。

想想也可笑，三个人的班长，也有特权！

不过，我也一直认真总结经验，终于能熟练地掌握了整个生产工艺，认真地完成领导交给的生产定额，使全团各连队用上了自己生产的，而且质量比较高的酱油。

为此，自己也有了一点事业的成就感。

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又是文革特殊时期，烟酒、食品及生活必需品，供应非常紧缺。地方不供应兵团一切物资，而我们所有粮食、食品、日用商品，全由自治区和兵团计划直拨。过年过节想买斤白酒，过过酒瘾，拿现在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而在那时，却是非常难办到的一件事。偶尔，也能买到数量很少的，非粮食酿的酒，什么青梅酒、苹果酒……

团领导为解决连队，过年过节的酒水供应，鼓励我们在生产酱油的同时，也酿制些白酒，因生产条件及粮食供应的限制，生产产量很低，自然是供不应求。

我原来是滴酒不沾，可在那生活极其无聊，食品匮乏奇缺的年代，自已酿造粮食白酒，有这么个机会，就开始学会喝酒，而且，专挑二道酒喝(出酒时，分三道工序出酒，二道酒最好)。

那时，喝酒哪有下酒菜？只有伙房供应，没有油水的白菜当下酒菜，也算是很满足了。

星期天，五连的朋友或温州老乡来玩，我早在前天夜深时，偷偷地到库房灌上一塑料壸，来招待他们，他们也带点罐头之类的下酒菜来。难得贪杯、痛饮烂醉，好在我是单身户，喝醉了，就几人挤在我窄小的床上，呼呼大睡。天知地知，除了自己谁也不知。

因为，当时门市部买不到酒，我这个酿造班班长，还挺吃香的。

烧酒的那一天，总是有人求我帮忙买酒。

下班回到地窝子，看到床铺底下放着麻袋装的西瓜，边上还放着一个塑料壶，就知道有人求我买酒了。买酒的基本上都是兵团汽车三营的驾驶员，连队驻地就在离我们酿酒房三十来米的二营部，因为他们家在喀什，白天在大渠上为各连队拉石料，晚上下班或休息天就没事了，也没地方玩，经常就到我酿酒房玩，我们也就熟悉了。他们给我送西瓜、苹果、桃子，帮我用包谷粉换大米，我给他们卖几斤白酒，互“惠”互“利”，感觉也很好。

十连是团机关和全团连长、指导员居住的家属连，只有我和会计（也是温州老乡），是单身。平常除了去这些干部家里，混碗面条、饺子吃外，无事时，也会找点“歪门邪道”的事做做：

每当看到，站在房顶的好多野鸽子，看得见，抓不到，心里就痒痒的。用玉米粒泡酒后，放在屋顶上，鸽子吃后，醉了躺在那里，我抓回来，当了下酒菜，真是美味的佳肴；星期天，我跟李平俩人，拿着自已做的简陋钓鱼杆，带着一些馍馍，去附近的公社水库，钓了许多鱼，带回来改善伙食；休息天，一大早，去几公里外的依肯苏小镇赶巴扎（赶集），讨价还价买只鸡和几公斤鸡蛋，补缺营养，吃上几天，觉得生活也挺有意思的。

无事做，也学着李平和其他连长、指导员他们，在房前用土块，搭个鸡窝，养个老母鸡下个蛋，知道什么叫“九斤黄”、“白洛克”等优良鸡种了……

在兵团，在酿造班的日子，已过去五十多年了。

现在，我们都从新疆返回了温州，和当年的”伯乐”李平仁兄，友情不减当年，常来常往，不是聚在一起喝点小酒，也就是打打麻将了。

然而，每当聊起当年的趣事，仍使我俩记忆犹新，止不住开怀大笑。

2020年3月27日初稿于温州鹿城

2022年3月21日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