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8《难忘的岁月，曾经的芳华——纪念下乡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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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网络下载 图片网络下载 图片网网络 五十年前的今天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八日，那是五十年前的今天！这个日子藏在我们心里，从未被忘却过。……就在这一天，我们告别了上海，在军工路码头乘坐“东方红”轮船，前往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由此，迈出了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那天的军工路码头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高鸣，彩旗猎猎，口号声震耳欲聋，场面非常壮观！——风华正茂的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向前来送行的亲人们、同学们、朋友们一一告别......。 满载我们的江轮，在一遍遍嘈杂的嘱咐声中，在一阵阵不舍的哭喊声中，不时地发出声声鸣笛，徐徐驶离码头。……出了吴淞口，我们乘坐的这艘“东方红”轮船，逆江流而上，在长江里足足航行了两天两夜，终于停靠在湖口码头。湖口县隶属江西省，这里地处皖鄂赣三省交汇，而我们的目的地却属安徽省，行程还要继续。……我们分别又乘上解放牌大卡车，向各自的连队进发。到达连队时，已是三月三十一日的下午六点左右。 当时上海知青到黑龙江只需三天三夜，而我们上海到安徽兵团却也近三天三夜，可见水路的不便与缓慢！天黑时的连队，四周并无路灯，屋里也无照明灯，只见一处墙上挂着的一盏小油灯，在空气中一闪一闪地发着微弱的光。……屋子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唯有眼前一排式的“连体”木板，成了我们六个人的“通铺”……。这时，不知谁哭出了第一声，于是，抽泣声你来我往，高低起伏……很快，哭成一片……。就这样，我们在强烈的城乡对比中，迷茫又惶恐地度过了来到兵团的第一夜。 火油桶”班长的“雅号” 据历史资料记载，140年前，上海已有电了。当时，世界上仅有法国巴黎、英国伦敦被电灯照亮，上海与世界同步，迈入了“光明世界”，被享有“东方不夜城”之誉！时过境迁，如今已是20世纪70年代，这里竟然没有电灯，大都农村家庭仍以油灯照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我们落住的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也不例外，到了晚上，亮起的也是油灯，且是最简单的“小油盏”！它利用小铁皮制成小罐，用棉花布条做灯芯，往罐里注入煤油后，火柴点上即可照明。当时的知青宿舍没有一盏像样的煤油灯。（早知如此，在上海城隍庙买个煤油灯该有多好）由于“小油盏”罐体小，注入的煤油仅够一晚使用，必须每天往里注油。于是连队专门安排了一位姓李的班长，每天傍晚为我们知青宿舍的油灯逐个房间添加煤油。每每来到时，他便会提高嗓门大声喊道：“加油啦，加油啦”。日复一日，就有了一个“火油桶”的雅号，雅号里藏着光明和暖心，是我们知青奉送的。从此，“火油桶”便替代了李班长的称呼。 一本《新华字典》的故事 我有一位不开口的好老师，那就是《新华字典》。临行前，母亲为我的行李准备了又准备，整整搞了三大箱子，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邻居打趣地说我妈准备的比嫁女儿的嫁妆还要多！爸爸啥也没为我准备，只是悄悄地塞给我一本《新华字典》。只见那本《新华字典》是用白色的开化纸包着的，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新华字典”四个字。我非常爱惜它，每天有事没事地总要翻翻看看。用时，从不让它叠折一个角，过后总是小心翼翼地护着放好，真可谓是珍爱有加。这本《新华字典》伴随着我在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近四个春秋。后来我上大学了，仍然揣着它“随身行”。 《新华字典》，这位不开口的老师，总是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帮助着我，只要我有需求，它就倾囊相助，穷尽所有地为我解惑，让我不断地获得新知，汲取养分。记得当年我在连队学校任教小学毕业班的语文课时，在一篇文章的朗读中，将龚（gong）字念成了龚（jun），被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发现了，并悄悄地报告了校长。校长向我了解情况，我还理直气壮，觉得好冤。事后，才想起了这位不开口的老师！心想：真傻，关键时刻怎么忘了请教了？还用得着去“据理力争”吗？于是，我连忙拿起这本字典速查，答案即刻揭晓！原来“龚gong”，虽不是多音字，但它有不同的方言读音。而我读“jun”即为上海方言；还有四川自贡方言叫"wan"。问题找到了，次日我在课堂上纠正了我的读音，并让学生了解了这个字另有的方言读法。课后得到了那位女同学的赞赏，说我是一位敬职尽责的老师！ 从此，我更加珍爱这本《新华字典》，更加喜欢这位不开口的老师，并从心底敬重它，感激它！ 我很赞赏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的一段话：“很多人问过我，到现在的生命历程中，哪本书或哪个人对你影响最大？我的标准答案，书是《新华字典》，人就是我妈。没有我妈，没我；没有《新华字典》，我走不进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它的博大精深，让我从文化的意义上开始一步一步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段话，一如我的心声，发自肺腑！《新华字典》是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结晶，“文革”期间，辞书奇缺，《新华字典》停售，给社会各界带来极大不便。现在看来，父亲当时为我下乡准备的这本《新华字典》，是何等英明的举措，它使我受益终生！ 乡村女教师摄于1971年十连连部大门口（大门进去右拐就是十连小学） 当时我所处建设兵团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四团十连，这是个多么响亮的名称！在当时，令多少人羡慕不已，赞叹不绝。在连队，我的“头衔”蛮多：知识青年、兵团战士、乡村女教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多重身份，齐刷刷，自我感觉还可以。心想，这大概就是一辈子做多件事的乐趣吧。当年的3月底，我们到了连队，所有知青都没马上“上班”，而是接受一个月的思想教育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大家陆续被分配到各个班组，我也被分到女子班五班，进行一场“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劳动中去。刚劳动了一个多月，我被抽去连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脱产排练。紧接着，又被推荐到了连队小学当教师。十连小学，坐落在连队西边公路旁，四间低矮的土坯房，墙是用河泥与玉米杆垒的，教室没有窗，学生课桌椅高高低低，参差不齐。冬天时候或风雨季节，寒风吹过，“呜呜”直响，它的简陋可以想象。当时我十六岁，班里最大的学生十六岁，还有几个十五岁的。我这哪是教师呀，分明就是“大孩带小孩”吧。学校安排我教毕业班语文课以及全校的音乐课。上语文课时，我事先认真备课，上课时精心讲解。我教学生认生字、读课文、解释生词，讲课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学生们比较配合，都能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解。我的感觉好极了，感到了当老师的光荣、自豪和责任。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职尽责，教好学生，绝对不能误人子弟。送走毕业班后，我接手了一个二三年级的复式班。何谓“复式班”？“复式班”，故名思意，就是一个老师担任两个或两个以上班级所有的教学工作。在农村学校，特别是贫困边远地区的小学，由于学生数量较少，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办学条件非常有限，课堂教学中特殊的教学形式——复式教学就自然形成。简言之，就是一个教室里有两个不同的年级同时上课。复式班开学了，刚开始，我一个人在教学班忙得有点焦头烂额。上课的时候，我得采取“动静搭配”，同堂异科的方法。小学课时每堂课四十分钟，前二十分钟我要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课，同时安排三年级同学预习，二年级的二十分钟课上完课后，即刻布置课堂作业，后二十分钟再给三年级的学生上课。记忆深刻的是二年级班里的一个男同学（父亲是机务班的）学习相当认真，人也聪明，他不但在我给二年级上课时认真听讲，在给三年级上课时，他也在认真地听，当我提问三年级时，三年级同学举手，他不便举手，却瞪着大眼睛看着我，我心里明白了，他是听懂了三年级的课。于是，事后三年的测试题、考题我经常给他模拟试试做做，他一般都能获得90分以上的成绩。看来当时农村复式班不但解决了师资问题，也给一部分学生“先学起来”的机会，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图片网络下载 图片网络下载（教师编制有寒暑假，但我会利用这段时间下地干农活，如打农药杀虫等。） 辫子和戎装是那个年代的时尚 后湖堤坝拍照留念（摄于1971年） 一部最新款的半导体收音机 外语广播讲座教材（图片网络下载） 20世纪70年代，全国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业余外语广播讲座”如火如荼，各地电台先后举办的外语广播讲座和节目，成为了各地电台教育类节目和全国远程教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广大听众誉为“空中学校”和“空中大课堂”。然而，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那物资匮乏的岁月，在那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到哪里去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呀，唯一的，只有回沪探亲时在上海购买一台。左盼右等，总算轮到自己可以回沪探亲了（当时规定我们一年一次回家探亲，是销假制。即，去要申请或批准，回来要报告消假）。一到上海，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四川北路去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要么不买，要买就要买好的。我挑了一个最新款的，带有天线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是多么的奢侈噢。毫无疑问，拿到连队后，引来了众多的羡慕之光和啧啧的赞扬声。半导体收音机到手后，我爱不择手，如获至宝，每天除了听新闻广播外，主要还是收听外语广播。这部半导体收音机给自己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自从拥有了这部半导体收音机，我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英语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对我日后，为我进入华师大英语系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真是受益匪浅。 “冒死”赴县城赶考 成了时代“幸运儿” 我们十四团所处的地理位置，紧靠后湖。后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平时，后湖风平浪静，但一到七八月份，就会洪水泛滥。每逢汛期到来，我们如临大敌，全力抗击。在抗洪救灾的战役中，全连战士众志成城，没有局外人，个个都是战士。虽然我是教师编制可以不去，但我也自觉参加抗洪救灾的战斗，成为抗洪战役中的一名战士，哨子一响，奔赴战场。保护堤坝，保护仓库，保护家园，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与风雨战斗，与湖浪搏击；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跳入湖水中，用自己的身躯铸成“铜墙铁壁”，挡住洪水的一次又一次的孽袭。五十年前大家那种同心协力，奋不顾身地抗洪救灾，以及洪水汹涌彭拜，惊涛骇浪的场景常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尤其是1973年的汛期，我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因为，那年是我的“高考”年，是我冒着生命危险的“赶考”年。1973年，还在文革期间；尚未恢复高考。但，那一年是全国第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恢复考试”指示的那一年；也是历届工农兵学员中独一无二的一届以考试与推荐相结合上大学的那一年。当时，我团有三个上大学名额：上海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以及杭州一所学校（具体学校名称以及专业记不清楚了）。按照一个名额三个人考的原则，我们团最终选了九名“高考”选手，去宿松县城考试。有幸，我成了这九名参加考试的选手之一。那天，当我们九名“高考”选手齐刷刷地按时来到团部集合地点，只见那位团政治部的带队干事，早早地站在那里，满脸踌躇，心事重重。我们有点纳闷，但谁也不敢问。最后她沉默了片刻说，今天出了事情我负责，大家跟我来。我们随她来到了后湖阳岭头。当时，正直汛期，后湖水位开始上涨，湖面已波涛汹涌，我们根本无法乘船到达对岸的宿松县城（考场所在地）。况且，全团所有的水陆交通，早已全线瘫痪，要想出行，难上加难，用“插翅难飞”来形容，恰如其分。雾蒙蒙，雨蒙蒙，只见后湖的水一浪接一浪，偶尔掀起了几丈高的水柱，看了令人胆战心惊。我们在湖边左等右等，望穿双眼也见不到船的影子。这时，那位政治部的带队干事说：完了完了，船老大今天一定不会来了。风这么大，雨这么猛，人家船老大虽然要赚钱养家糊口，但是自己的性命还是要紧的呀，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她接着又惋惜的地叹息道：这次我是顶着压力，才出来陪考的。有这样的“高考”机会，千载难逢。你们经过几轮筛选，事到如今，大家都不容易。若今天能去到城里的话，你们中的三分之一人就有希望成功，若今天去不了城里，我们十四团将“全军覆没”，真是有点遗憾。要不，我们还是再等等吧。大概又等了半个小时左右，远处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渐渐的小黑点近了，政治部的带队干事激动地说船老大来啦，他没有失言。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只是一条捕鱼的“小舢板”。大家也顾不上那么多，按船老大的要求“各就各位”。因为水位高，小舢板船的吃水线早就过了，船的边沿与湖水几乎持平，船两边坐的人重量必须均衡，小舢板船一旦倾斜，即刻翻船，后果不堪设想。待船老大安排好座位后，再三叮嘱我们绝对不能撑伞，坐好了身体不能随便移动，互相不能换位置，遇到任何情况身体都不能动，即使呕吐，身体也只能保持原来姿势，不然大家性命难保。待大家坐稳了，听明白了，船老大才揭杆启航。小舢板船顶着大风，冒着大雨艰难地向对岸的宿松县城（考场所在地）方向驶去。风越刮越大，雨越下越猛，尽管我们个个都成了“落汤鸡”，人人都呕吐得满身污秽，不论小舢板如何地颠簸，无论险情多么地凶恶……，即使到了崩溃的极限，我们仍然坚持着……。因为，我们明白，只要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哪怕一个微妙的“犯规”小动作，悲剧就会发生，任何人都没有生还机会，即使船老大，也会与我们一起葬身湖底，“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实在太可怕了。一路上大家始终不说话，用眼神交流，互相鼓励，配合默契，始终保持原来的坐姿……，也不知“小舢板”船在风浪中颠簸了多久，谢天谢地，最终我们到达了对岸的宿松县城（考试所在地）。政治部那位带队干事如释重负，不停地向船老大致谢，感激他冒着倾盆大雨，将生死置之度外，为我们掌舵行船，同时夸他技术高超，有惊无险地将我们安全送到目的地。船老大说，今天的这种天气，是我平生以来开船最危险的一次。我上有老下有小，给再多的钱也没人愿意出船的，我这不还是为了你们这些“高考”的娃吗。多么朴实而感人的言语啊！我们泣不成声，根本都说不出话来了。每个人的脸上、身上，从头到脚全都是水。雨水，汗水及泪水交融在一起，完全分不清是雨水、湖水、汗水，还是泪水；是感激、是惊吓、是庆幸，还是……。这次“生死赶考”，使我成了一名时代的“幸运儿”。“冒死”赶考的经历，虽然已近过半个世纪了，但是当时一幕幕的惊险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有人说：每一场灾害就是一次考验，每经受一次考验都会积累一笔精神财富。我想，正是我们有了前两年的抗洪救灾的经历，所以这次我们面对“冒死”赶考的险景，会表现得那么沉着镇静。这是人生中难得的经历，年轻时吃点苦还是值得，这是一种精神财富的积累。 这里就是我当年“冒死赶考”等候小船的后湖阳岭头如今风平浪静绿树成荫今非昔比物是人非（摄于2017年第二次回华阳河） 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 1997年初——2000年下半年，我被派遣香港常驻工作。在我回沪后的某一天下午，我正在开会，一个电话打了进来，一看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就按了“拒接”，接着又打来，我还是按“拒接”，第三次还是打来……。会议休息，我回电了。对方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开口就说：余老师，您好！我是B同学。声音既陌生，仿佛又熟悉。我说你是谁呀，他又自报家门，我是B同学。我问你是哪里（因本人在上海和安徽都做过老师）的B同学呀？他答道：我是安徽的B同学。时隔几十年，况且我教过的学生那么多，确实想不起来他是谁。甚至在他已自报家门是华阳河十连小学的B同学后，我还是没想起来他是谁。他继续说：余老师，我找了您几十年，今天总算找到您啦。当年我家穷，同学们中午都有饭吃，可我经常中午饿肚子。一天您看到了，就去食堂给我打饭吃，我至今记忆犹新呢。这几十年我一直在找您，今天我总算找到您了，好激动哦。“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况且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看不起我，还帮助我，您是我的恩人，终身难忘！B同学少时，家中较贫寒，父亲原是农场副场长，文革期间，因怀疑有历史问题而被打倒。家属受牵连，B同学也为之遭人白眼。他在校虽然用功读书、劳动积极，却仍然无同学亲近他，非常孤独。时而还饥一顿，饱一顿。万万没想到，我的一个不经意的善举，让他感恩，记忆一辈子，并四处寻找我，我实为感动。学生能记住教师曾经的教诲，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受益，这才是真正的感恩！我们老师感到最大欣慰的莫过于培养出的学生，事业有成就，能在社会上有贡献。B同学随着他父亲问题的平反，家里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努力，他也当上了一名教师。值得高兴和骄傲的是他的一名学生作为第一批进驻香港的军人之一，另外一名学生，现为上海警备区的一名师级干部。他尊师重教，感恩背后有担当，是心灵和情感的延伸！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心灵将永远不会枯竭，生活将永远充满阳光。 B同学为了感恩特意安排了丰盛的“谢师宴”（同行的十二位原十连战友一起分享） 后来B同学他弃文从警为某市公安局高管今年春节平安着陆光荣退休 “临别赠言”与“职业生涯” “临别赠言”，据网络定义，它是一个词语，指的是分别时赠送的一些勉励的话。“职业生涯”，是一个人一生中职业、职位的变迁及职业目标的实现过程。“临别赠言”与“职业生涯”一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五十年前华阳河杨指导员的“临别赠言”却与我的职业生涯关系密切。 1973年的夏天，随着大学入学通知书的到来，返沪时间越来越临近了，我不得不对华阳河说声再见了。实话实说，真的要离开这块曾经生活、工作过、战斗过三年半的土地，还真有点舍不得。我逐一向知青们、向老乡们、向领导们告别，向连队小学的老师及学生们告别……，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向连队杨指导员道别，他的临别赠言，一直激励我，并且影响了我一生的职业生涯。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临别赠言，我依然记忆犹新。那天，当我来到连部，向领导道别时，周连长没在，连部只有杨指导员在，他一脸的严肃，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余，首先，我衷心祝贺你成功录取华东师大外语系！第二，希望你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希望！第三，学外语的女孩子嘛，一般学成后都会分配去做秘书工作。秘书固然不错，但能做到秘书长就更好，例如联合国秘书长那是全世界最有权威的呀。哇，联合国秘书长，对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吧。说实话，当时我对“秘书”及”秘书长”的概念还不十分清楚，一时半刻还分大不太清什么是“秘书”和“秘书长”的区别。心想，秘书长不就是秘书的头头嘛。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和经历的增加，我逐渐对“秘书”及“秘书长”的概念有了清晰的认识。“秘书”，为上级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如，写字楼及商业机构内的文员职位，日常工作一般是速记、打字、安排日程、会议等。“秘书长”，政党或政府机构中的主要行政官。例如，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的长官，常被看作是“世界的总管”。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基本就如同指导员临别赠言的那样：由秘书向秘书长的方向发展的。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中学当了十年英语老师（同时兼任学校外语教研组组长）。改革开放后，我在一家外商驻沪办事机构工作了十年。我首先从秘书岗位干起，一直做到副所长。又过了几年，我在市级某行业协会工作，直至退休，担任副秘书长。在担任副秘书长期间，我先后两次去联合国参加国际会议。由此可见，我的职业生涯轨迹，基本与五十年前杨指导员的临别赠言的那样：秘书、秘书长、联合国，……仿佛他的临别赠言就是我的职业生涯规划书。是巧合，是天意，还是有预见？我真的要好好感谢这位指导员！遗憾的是，1976年我大学毕业返回连队，本想当面向指导员汇报我的学习情况，但是兵团已经撤销，现役军人全部归队了，我没见到他。2017年我再次回到华阳河，向当地人打听杨指导员的下落，还是渺无音讯，思念万千，我多么希望能与指导员重逢。值此纪念下乡五十周年之际，写下短文，以此感谢杨指导员当年的“临别赠言”。 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吊牌（先后两次，分别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及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联合国会议。） 拍照留念 金秋十月重回故乡 2017年10月20日，我们十二位战友结伴，自驾三辆小车，途经江苏、江西及安徽三省，行驶1900多公里，一路观光、一路探访，圆我们多年来的回乡之梦。 当年的十四团团部已改为华阳河第五农场 当年的三师师部已改为华阳河农场场部。 我们一到连队就受到了叶远平夫妇的盛情款待 见到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原来那个用泥巴玉米杆垒起的茅草屋学校已经不见了早已被改建成一排砖瓦教室了 时任十连小学校长张贺祥老师 当年的学校操场已变为橘园当年的老师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橘园园丁 当年的知青宿舍杂草丛生人去屋空 50年前，我住的就是这一排屋的东头第一间。 这是当年的连队医务室 这是我们通往连队食堂的小路是我们风雨无阻一天三次的必经之路 当年全连的饮用水就是靠这条"母亲河"如今连队“母亲河”几乎干涸因为大家早就用上了自来水 这就是当年被称为“十年九涝”的后湖如今它已被人称为“龙湖”原来的泥土堤坝都被石头水泥加固水涝现象早已得到了根本治理 当年的女生“铁姑娘”班与男生“尖刀班”知青战友重新站在五十年前曾经战天斗地过的后湖堤坝上拍照留念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知青基本早已回城但极少数的还在“留守”如胡宝兴战友（六安退伍军人，当年的宣传队队长）及高振华（合肥知青）伉俪现居住在复兴镇华阳河农场场部（原三师师部）的家属大楼里每天享受着快乐休闲的退休生活 后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曾经芳华，岁月有痕。珍惜过往，活好当下。下乡五十周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半个世纪的回忆，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历史记忆。知青生活虽然辛苦亦有乐趣，五十年来的世事变迁，五十年的人在旅途风雨兼程，……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精彩故事，各自的人生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岁月的往事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淡化，而是深深烙印在我们这代人的大脑深处，刻骨铭心。回顾兵团知青点滴，分享个人故事，以此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作者：余芝萍2020年3月28日 附言：由于当时没有相机，更没有手机，所以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历史照片，只能网上下载，非常抱歉！ 谢谢浏览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