烔炀河人家：唐家咀人赵芳远（天高云淡天）

天高云淡天

（记录口述历史，慎作主观评价）

唐家咀村坐落在巢湖北岸的一爿山岗上，位于烔炀河镇东，北靠淮南铁路，南滨浩瀚巢湖，西畔鸡裕河，东联中垾圩，户以百计，人以千数，是一个耕利渔宜、人杰地灵的地方，尤以“陷巢州”的“唐咀水下遗址”闻名于世。赵芳远，就是这个著名村落走出的一位著名人物。

01.

据《唐家嘴村志》记载，北宋末年，烔炀河西乡西黄山脚下唐家疃村唐姓一支，迁徙到烔炀河东乡巢湖岸边的砂石嘴定居，砂石嘴也因此更名为唐家嘴。后因嘴地常被巢湖水淹，加之迷信“糖在嘴中就化”民间说辞的引申凶兆，唐姓便于清朝道光年间陆续搬迁他乡，致以后的唐家嘴村没有了唐姓人氏，而以赵姓居首，杨姓为辅，他姓间之。 赵芳远的曾祖父赵世安，推算出生于1846年，年轻时家境一般。但他身高力壮，足智多谋，勤于躬耕种，巧于篾瓦铁，至中年以降，就将家境建设得富甲一方，良田广袤，房厦延绵。据传说，赵世安是清末武举，其在乡热心公益，邻里口碑甚好，1932年无疾而终，享年86岁。 赵芳远的祖父赵光谦，推算出生于1870年后，娶中垾镇周氏女为妻，育有三子两女，依次为赵华鼎（1894-1953）、赵华鼐（1895-1957）、赵静香（1896-）、赵华三（1897-1957）、赵小呆（出生不久即夭折）。在很长的时期内，赵家都是四室同堂的大家庭，赵世安既是种田能手，又是能工巧匠，尤其铁匠铺生意红火；赵光谦是生意精，农忙种田，农闲挑着货郎担走村串乡，后来行商改坐商，在村里开商店，薄利多销，生意兴旺。通过两代人的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终于勤劳致富。财富积聚多了，赵家一方面买田置地，一方面培养子孙。鼎盛时，赵家有良田数百亩，男女后代都读书识字，许多孩子考上大学，成为名振烔炀河甚至巢县的耕读世家、名门望族。 赵世安去世后，赵光谦继承家业，成为一家之长，但他节俭如常，一大家人在一个大锅中吃饭，腌菜和豆腐渣是必备菜肴。1935年秋，巢南土匪渡湖洗劫唐家嘴，目标就是赵家，但赵家事先得到信息，全家逃了出去。湖匪勒索不到人，就放了一把火，赵家的房子烧了大半。第二年，赵光谦把家产（房子和地租）分成四份，大家庭分成四个小家，各过各的日子。抗战期间一年冬天的深夜（可能为1941年前后），巢南土匪再度来唐家嘴抢劫，在赵家大门外敲门，赵光谦上前询问时，土匪隔着门开枪，赵光谦倒在血泊中，家人急送县城医院抢救，终因流血过多而去世，享年70余岁。 赵芳远的的父亲赵华鼎，字孟九，号清如，1889年出生。自幼在乡读塾，早年曾任教于烔炀镇王家坟茔的烔炀书院，也在巢县卧牛山的民强学校教过书。传说曾任巢二区（柘皋）区长，后辞官居家设塾授文，教授赵氏家族子弟。1912年娶二份蒋村蒋兆华（1891-1966）为妻，育有三子一女，依次为赵芳远（方原1914-1982）、赵瞬远（沙流辉1917-2006）、赵莹远（方容1920-1980）、赵宽远（赵纯秋1923-2012）。1953年8月，赵华鼎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向日伪告密致新四军战士汤成中被害的恶霸地主罪名判处死刑，交由土改工作队在唐家咀村公审镇压。其子赵芳远、赵宽远认为其父蒙冤，一直为其申诉，提出其父未向敌伪告密且汤成中不是新四军战士其实是巢湖南土匪，并收集了不少证据，但申诉一直没有期望的结果。赵芳远晚年的申诉中，还提出其父是中共早期党员，有关方面也曾做过调查，但终因情况复杂无从考证而不了了之。现在看来，赵华鼎早年身世以及被镇压的曲直之迷的解开，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02.

赵芳远（1938年到延安后改名方原），1914年出生于巢县烔炀河镇唐家咀村。自幼在本村读私塾，后在烔炀镇王家坟茔的烔炀书院读小学。王家坟茔当时有两个学堂，一个是创立于1907年的烔炀小学前身——公立民办育德初等小学堂，校址在东街与烔河之间的李实生家老屋；一个是在烔河西岸埂边芦苇荡中芦柴墩上的祖氏书屋，时称烔炀书院。《烔炀区志》曾罗列烔小早期优秀毕业生，但没有提到赵芳远，估计赵芳远就读的可能是其父任教的烔炀书院，而不是烔炀小学。 赵芳远在何处读中学没找到确切记录。赵芳远晚年申诉书中曾提到，自己1929年在安庆私立东南中学读高中一年级。私立东南中学原名江淮中学，初建于1920年，由方文轩、慈浩然先后筹办，由于办学认真，教学质量高，学生考取大学的多，成为民国时期省城最好的私立中学。赵宽远也在一份申诉材料中提到，赵芳远是在安庆龙门师范读的中学。龙门师范是安庆第一中学的前身，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除，安庆府的学宫一分为二，东边书院并入安徽高等学堂，西边考棚与安庆试院1906年改建为安徽全省师范学堂（当地人称龙门师范），辛亥革命后易名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中学，1956年定名为安庆第一中学。赵芳远在安庆读书的时间大约在1926年至1930年，此时龙门师范的校名应该是省立第一中学。经检索，东南中学曾于1929年被国民党查封，可能的情况是，赵芳远由私立东南中学转入省立第一中学，继续读完高中学业。 1931年春，17岁的赵芳远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上海水产学院悼词认定的时间，网络公开资料说是1933年2月），受中共北平中国大学支部领导，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国立北平大学不是北京大学，而是由1927年成立的国立中华大学改组而来，1945年抗战胜利后消亡。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前身，是清末法政学堂和民国的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三个系，赵芳远就读的是经济系。北平中国大学是孙中山1912年创办的培养民主革命人才的学校，1949年3月停办。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建置与管理极其混乱，据网络公开信息显示，赵芳远是在北平大学肄业的，随后又考取警官高等学校。赵芳远堂弟赵鲲远回忆录中记载，赵芳远在北平读书期间，因从事学生运动被捕，很快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但导致学业无法继续。这可能也是赵芳远没能在北平大学顺利毕业，又转考北平警官高等学校的原因之一。 赵鲲远这样描述：“方原大哥在北平读书期间，因参与一次学生游行被逮捕，不久即被营救。在不能继续求学的情况下，由组织上派往安徽白区做地下工作，后打入伪安庆市警察局，并任教官。有年冬天，他回到老家休假约半个月，但他并不闲着，他把本村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组织起来，带领他们上操，讲解步兵行伍知识。我和一些小孩子们常常去看他们的操练，我还记得，因他已是警官，在他身上还挂着一把带柄的佩刀，很有点威风感。”公开资料显示，1934年夏，方原在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即经组织安排赴香港，任导群中学国文教员。方原申诉材料中，也未提到有在安庆警察局从警的经历，看来赵鲲远记忆中的这次事件，可能是赵芳远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放寒假回乡。 在香港导群中学任教不久，国民党驻香港特派员王纲勾通导群中学校长，强迫赵芳远自首，遭到赵芳远坚决拒绝。由于王纲等人的继续骚扰，方原被学校解聘，于1936年束装返里。返乡途中，赵芳远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监视。抵家数日，即遭国民党巢县县党部逮捕，押送安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后关押在国民党怀宁县党部等处。在狱中，方原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抗战爆发后，1938年1月，安徽省国民政府由安庆西迁六安，或许是时局混乱的缘故，赵芳远获释出狱，回到唐家咀家中。

03.

赵芳远自从香港回乡被捕起，即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获释后，赵芳远便欲赴延安寻找组织。正好此时其弟赵瞬远自南京回乡，也想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两兄弟便相约结伴而行，前往延安。 这个时期，安徽已经沦陷，全国一片混乱，到延安亦非易事。据赵鲲远回忆录记载，赵芳远父亲赵华鼎与中共高级干部李克农有同乡旧谊，便修书一封，让赵芳远兄弟前往武汉找李克农。李克农是巢县烔炀河镇中李村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1937年8月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同年底到达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分管机要、电台和情报工作。1938年3月，赵芳远兄弟到达汉口，找到李克农，并由李克农安排去了延安。 赵芳远的弟弟赵瞬远，1917年11月出生，字实秋，参加革命后改名沙流辉。1935年春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回国后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派往家乡安徽巢湖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冬，沙流辉从巢县动委会调到突击剧团任指导员，是周衣冰（1987年北京军区司令员）、马贝禾（东海舰队某大队原大队长〈副军级〉、1964年大校）的入党介绍人。1939年5月起，历任巢县县委宣传部长、新四军连指导员、科长、大队政委；1945年起，历任嘉山、盱凤嘉、六合、滁县、全椒县长、县委书记，滁县地委宣传部长等职；1949年10月起，历任寿县县委书记、六安地区行署专员、省委文教委秘书长、文教办公室副主任；1957年7月起，历任安徽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院）长、校长、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83年10月离休，2006年3月11日在芜湖市弋矶山医院逝世，享年90岁。 赵芳远到延安后，经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党籍，先后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1939年6 月至1940年3 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巡视团团员。此后，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发生“耿吴刘”事件，紧接着皖南事变爆发，延安选派了一批骨干力量充实到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赵芳远也被派往豫皖苏边区，投身到了抗日第一线。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按照组织上要求，赵芳远改名方原，此后便未再使用过赵芳远之名。 抗日战争时期，方原历任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秘书兼民政科科长、怀远县县政府秘书兼代理县长，皖东北专员公署第一科科长、民政处副处长，苏皖边区淮北行政公署主任秘书、秘书长，淮宝县县长、中共淮宝县委书记、独立团政委等职。他一直坚持在抗战御敌的最前线，转战于豫皖苏边区以及淮北各县，从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党建政工作，在党政军民各个岗位上抗击日本侵略者。 解放战争中，方原于1946年任华中五分区地委委员、第四中心县委书记兼淮宝县委书记、四支队政委。当时正值内战开始，国民党军队七十四师全军压境，他仍坚持在淮宝县境开展游击斗争。此后，方原历任新四军七师民运部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民运部长、三野七纵队后勤处政治委员、后勤处长，山东潍坊、兖州、济南军管会的军事部长、秘书长、分会主任，先后参加过华东战场上的苏北、莱芜、淄博同张、孟良崮、胶河、济南、淮海等各次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接管政权，建立机构，开展工作。1949年2月底前后，华东局专门从原华东财政委员会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等专业干部，组成了“青州总队”，由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隶属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后改编成接管上海的第三纵队，方原任纵队参谋长，随军南下渡江，准备接收华东各省、市工作。

04.

1949年5 月27 日，上海解放，上海市军管会同时宣布成立,成为该市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方原随军进入市区，任上海市军管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秘书。 军管会是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建立革命新秩序，由人民解放军对有关城市、局部地区或特定系统的单位进行接管，实行军事管制而设立的机构，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新解放城市中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实行党政军一体化管理。1950年1月2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大区行政委员会管辖，方原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是个很重要的职位，但方原在这个位置上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据赵鲲远回忆录中记载，他1950年1月到上海找方原安排工作，方原将他推荐给华东局人事局长黄耀南。到2月中旬，人事局在给赵鲲远安排工作单位时，告知他方原已经由办公厅主任调任水产局副局长。至于方原为什么从办公厅主任降职为水产局副局长，赵鲲远在1953年3月方原被逮捕后才知道，原来是组织上收到家乡群众控告他袒护地主家庭的举报信，在没有调查确定之前，所采取的降级使用临时措施。那个年代，干部职务升降变化很快，方原也并未因此消沉，工作一如既往地认真投入。 方原在华东水产局副局长任上，于1951年兼任上海水产专科学校校长、党委书记；1952年专科学校升格为学院，方原继续兼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水产学院历史悠久，1904年，张謇主张“渔权即海权”，向清廷倡议创办水产学校。后经黄炎培襄助和首任校长张镠筹措，于1912年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27年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农学院水产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水产学校，1947年定名为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1951年更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1952年升格为上海水产学院，1972年搬迁到厦门集美，更名为厦门水产学院。1979年迁回上海原址恢复上海水产学院，同时保留厦门水产学院。1985年学校更名为上海水产大学，2008年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方原在水产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水产学院的关键阶段，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1950年5月，山东省乳山县发生大量带鱼滞销的“烂鱼事件”， 华东军政委员会很重视，责成华东水产局查清此事。于是方原组成了一个六人工作组前往山东调查。烟台水产公司经理张立修，是解放战争时期方原任华野七纵民运部长时的部下，他知道方原一直单身，就将烟台水产养殖场高级技师大概洋四郎（日本海带专家，侵华战争中来华养殖海带，日本投降后留用）的女儿杨亦智介绍给方原做对象。方原与杨在杨家见了面，双方明确了婚姻关系。回到上海后，方原开始与杨亦智直接通信。6月底，杨亦智来上海参加高考，考取了复旦大学生物系。10月1日，方原与在校生杨亦智举行了正式婚礼。 结婚前，方原向水产局党组作了报告，水产局党组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大部分人反对方原与日本人结婚。方原便按照局长李人凤的意见请示华东军政委员会分管领导曾山副主席，曾山不仅批示同意，还亲自出席婚礼以示支持，方原的婚礼因此举办的隆重热烈。杨亦智在复旦大学读到第二学期，由于身怀有孕，便辍学在家，并于1951年秋天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方新建。杨亦智生产后没有继续上学，而是由组织安排，到方原兼任院长的上海水产学院，担任养殖系的助教。杨亦智大学虽未毕业，但她高中时学习成绩甚好，还在烟台水产养殖场工作过几年，所以她担任助教工作也还胜任。 1952年下半年，随着各大行政区主要领导“五马进京”，大行政区制度开始酝酿撤销。建国初期，大行政区设立军政委员会作为过渡性机构，不经各地选举，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军事行动结束后，大行政区制度完成了使命，国家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将大行政区的领导机构统一改为行政委员会，并撤销其最高级行政区划的地位，仅作为中央派驻各大区的派出机构，削减了大行政区划的权力和职能，加强了中央集权，直至1954年后将各大行政区完全撤销。 作为大区撤销的前奏，国家农业部成立水产管理总局，华东水产局撤销并有三十名干部调入农业部水产管理总局，方原与原农业部水产处处长高树颐分任副局长，局长空缺。1952年12月2日，方原率领原华东水产局30名干部抵达北京农业部赴任。据方原晚年的申诉书中记载，中央领导曾口头宣布他为农业部党组成员、水产总局局长，但因不久方原在上海被捕而作罢。这件事因时过境迁，亦无旁证，恐怕也只能是一种说法而已了。

05.

1953年2月，农业部水产总局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水产工作会议”，方原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会后的3月初，受农业部党组委派，方原率队去上海调查水产工作，同时接收华东局财经委员会管辖的新建运销公司。 3月13日，方原正在上海水产公司召开主要干部会议，突然接到华东局纪委秘书长于一川（于福臻）电话，说是华东局组织部长、纪委书记胡立教有急事找他。方原立即赶到华东局纪委，没有见到胡立教，于一川声称代表胡立教，宣布了方原的三条罪状：一是做地下工作时有叛变行为，二是家乡土改时包庇地主父母，三是上海解放后滥用乡亲和包庇反革命分子，决定立即开除党籍，逮捕法办。不容方原辩解，当即将其押送华东局公安局，之后又送到上海市看守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一直关押了三年时间没处理。 由于看不到原始处分材料，仅根据方原、赵宽远申诉书以及赵鲲远回忆录，我大致勾勒一下方原这次被捕关押案的始末： 1949年5月方原进入上海后，家乡确有许多亲朋好友找他安排工作。方原家乡观念浓厚，加之当时国家百废待举正是用人之际，方原便尽力满足来者要求，赵莹远夫妇、赵宽远、赵鲲远、赵明远等亲属，都是在方原的安排下参加工作的。其叔父赵华三曾经担任过民国和汪伪政府职务，但因抗战时期应受新四军派遣的方原的请求，帮助做过争取顽伪军队工作，所以解放后也通过方原请示曾山同意，被安排到水产局下属的新建水产运销公司嵊泗分公司工作。还有一位李用宾（烔炀河人？），可能是汪伪安徽省政府时期的地区专员，解放后随女儿居住上海，其工作安排或许跟方原也有一些联系，等等。 1950年9月开始，方原的家乡巢县开展土改运动，地县成立了土改委员会，抽调机关干部和华东革命大学、皖北干校、地县干校的干部、学员等2200余人，组成土改工作队，下派到各地抓土改。各地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动和组织土改工作。 方原的父亲赵华鼎，为躲避土改运动，便去到上海方原处居住。唐家嘴村土改工作队找不到方原父亲赵华鼎，就将赵家划定为地主成份，清算和分配了赵家的财产，并将方原的母亲蒋兆华拉出来批斗，据说批斗会上有虐待蒋兆华的情况。此时，方原的胞弟赵宽远（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毕业）与堂弟赵明远（湖南大学商学院会计统计系毕业），都已经方原通过皖北区委组织部安排在巢湖地区工作，赵宽远在地委宣传部编审科任干事兼《巢湖通讯》助理编辑，赵明远为巢湖地区贸易公司会计。两人1950年春节回唐家嘴村过年，知悉蒋兆华批斗会挨打的情况后，于大年初一那天去找土改工作队队长理论，当场发生冲突，被扭送区（烔炀镇）、县（柘皋镇）政府。年初五地委书记杨效春到柘皋巡查时，将二人带回巢城单位。经地委调查后，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批判，予以二人撤职检查处分，并于1950年4月将二人退回皖北区委组织部另行分配。同年5月，经皖北区委组织部介绍，二人赴山东省工业厅工作，赵明远任计划处会计，赵宽远任编辑室编辑。后赵宽远调到上海华东贸易部工业器材公司秘书处机要室，不久又调入上海市陆运海运公司。 赵家是唐家嘴村的首富，方原父亲躲到上海后，村里的土改工作可能进展不顺利，也或许村里有赵家的对立面，就有人向方原任职单位写举报信，举报大意是三个方面，一是方原去延安之前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公安局长；二是方原父亲解放前曾给日伪通风报信致新四军战士被害，解放后逃到上海抗拒土改，方原包庇地主父母；三是包庇叔父赵华三和反革命分子李用宾，还给他们安排工作，等等。方原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降职为水产局副局长，应该就是这封举报信的初期影响。从常理推理，方原估计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因为方原当时正受重用，突然遭遇降职，组织上不可能不给他一个说法。 几乎在方原被捕的同时，赵华三、赵宽远、赵明远等同时（1953年3月14日）在所在单位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方原母亲蒋兆华在上海赵宽远家中被捕。此前的1951年，赵华鼎已经从上海方原处回乡，随即被地方公安机关逮捕，关押在巢县看守所候审。 这个案件最初可能是被当作一个集团案件来处理的，后来估计是方原的问题比较棘手，就将其关押搁置，而于两个月后将赵华三以历史反革命罪投入安徽宿县监狱关押（1957年被镇压），其他人一并转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安徽省高院1953年以（53）院二初字第53号判决书，判决赵华鼎死刑，赵宽远有期徒刑5年，赵明远有期徒刑2年，蒋兆华交保释放（文革中因不堪村里批斗虐待自缢身亡）。 方原在关押期间不断申诉，却一直无人理睬，直到1956年3月1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包庇反革命分子赵华三，为其介绍工作”为由，判处方原有期徒刑3年，缓刑2年。奇怪的是，上海市委在方原判刑后，竟然又任命他为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副场长，行政级别由9级降为15级。 上海市白茅岭农场，位于安徽省郎溪、广德两县交界的丘陵地带，占地40.5平方公里，距上海约274公里。1956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在此建立“上海市皖南白茅岭农场”，作为上海市内游民、残老、流浪儿童和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1974年1月定名上海市白茅岭农场，4月编为上海市第二劳动改造管教总队，1995年5月更名为上海市白茅岭监狱。方原在这是工作依然很勤勉，赵鲲远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情节：“1956年秋，内政部召开劳改工作会议，方原来京参加会议并电话告知了我，我俩在内政部招待所他住的房间会晤，我看他不仅身体好，精神也佳，对降职使用和政治待审的问题，没有一点精神负担。他说他所在的农场面积很大，他都是骑着马去各个分场检查工作，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意志不减。” 以现在的眼光看，方原案可能还有隐情。按理说，方原已经上调中央农业部，肯定是中组部任命的农业部司局级干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华东局纪委是无权处理方原的。但华东局却这样做了，而且据赵鲲远回忆录记载，“大哥在上海被捕后不久，农业部党组在部里下达了‘方原有严重政治问题，已被逮捕，应予撤职查办’的书面通知，我是在上班后见到的，应水产局秘书褚愚夫的通知，我去西裱褙胡同农业部宿舍将大哥的东西清理储存，其中有一台老式的，他在解放战争中使用的收发报机，我还交给了组织。”也就是说，农业部事前或者事后知道“逮捕法办”方原之事，并且予以了确认和公布。这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态不正常，方原案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06.

方原在白茅岭农场工作了5年多，1962年初调入上海市水产学院任教，主讲渔业经济学课程。 方原蒙冤关押以及在白茅岭农场工作期间，其妻杨亦智一直在上海水产学院任教，独自带着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后来受同事引诱犯错并受到处理，水产学院向方原作了通报。方原不得已，与杨亦智离了婚。组织上出于照顾方原的考虑，将他调回到上海，安排在他曾经担任过党委书记兼院长的水产学院，做了一名普通教员。方原跟杨亦智在上海只有一个住所，还有3个儿子，自然只能住在一起，其实也就是离婚不离家吧。

1968年方原被带走后，一直杳无音讯，杨亦智及三个孩子的生活更加艰难。1973年春，杨亦智按当时的归侨政策，携长子与三子回了日本（次子当时在上饶未能同行）。1976年夏，长子方新建在东京湾游泳时不慎溺亡。1980年11月，方原的小儿子来中国出差，父子相约在北京见了一面。

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方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申诉，也找了许多过去的同事和领导，为他书写证明材料。文革开始后，方原的厄运再次降临。1967年5、6月份，北京突然派空军专机去上海，将方原带到北京，让他住在空军招待所，说是听候审查。并未限制他自由，他可以去逛街、看电影、听京戏。但一住三个月无人问津，方原就询问招待所所长，所长请示后告诉他可以暂时回上海等候通知。方原回到上海没几个月，大概在1968年2月初，北京又派专机前往上海，由一名军官带着两名战士，将方原戴上手铐押往北京，直接投入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9月释放，无端关押了7年之久。由于长期关押，加上监狱生活很差，致使方原同志的身心健康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出狱时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左眼失明，右眼也只剩下0.2的视力，回到上海面对来迎接他的亲妹妹赵莹远，已经不能识其面孔了。 方原文革中被关押7年多，很是不明不白。不过据上海水产学院悼词表述以及方原申诉书中分析，是受到张春桥、吴法宪等人的迫害。方原回忆，文革期间，张春桥想当国务院总理，曾派人在上海向老干部发起“签名推荐”活动，两名解放军手持张春桥的亲笔信，前来方原住所请他签名，被方原拒绝。后来，拒签者在文革中大多受到了惩罚，方原是受迫害比较严重者之一。这个原因是完全有可能的，否则无法解释方原两次被押解北京，以至在监狱中被所谓“监护”，长达7年多的诡异谜团。 方原出狱后，冤假错案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就不断去北京，向中组部、中纪委和中央领导多方申诉。直到出狱4年后的1979年3月19日，才接到经公安部的复查结论，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公职。1981年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撤销了1956年3月14日对方原同志的原判，宣告无罪；经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纪委筹备组和中纪委批准，撤销了经华东局批准的1953年9月华东纪委对方原同志所作的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了方原同志的党籍。至此，方原同志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1981年8月3日，经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准，方原被任命为上海水产学院顾问。 方原一生不沾烟酒，但由于平反后心情愉快，1982年春节时在家喝了一点白酒，过度兴奋导致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1982年2月3日晚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终年68岁。1982年2月8日，方原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华东大区及上海市的领导，方原的战友及家属都送了花圈，告别礼堂内外摆满了花圈，仪式非常隆重，当天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方原的生平简历。方原的骨灰原存放于龙华殡仪馆，2001年，根据老干部骨灰存放新规定，按老红军的待遇，方原的骨灰移入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 方原是江淮古镇烔炀河参加革命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也是建国初期烔炀河籍屈指可数的高级干部之一，是家乡的荣耀和骄傲。虽然他的一生颇具悲剧色彩，但他信仰坚定、意志坚强、逆境奋进、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值得家乡积极宣传褒扬，值得后人永远铭记效承。 （庚子年三月初三，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于合肥绿缘居） 【作者简介】 笔名天高云淡天，生于1957年，老家巢县烔炀河，现居合肥古蜃潭。崇尚公平正义，追求健康快乐。喜欢走走看看，爱好写写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