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一中的回忆 六九届的往事

海阔天空(余奇)

久负盛名的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中学，曾经是我的父亲（1918—2009）读书和从教的地方；也是我和妻子先后读过书的学校。年迈的父亲在参加市一中百年校庆后，留下了这本《校友录》。带着一家人与市一中结下的不解之缘，我常去翻一翻，在《校友录》上寻找对过往人和事的记录。

在这本《校友录》中，我才了解到解放前的湘潭县立中学，市一中的前身“潭中”，既是父亲读初中的学校，也是其从教开始的地方。（父亲1953年在市一中入党，1958年参与在市一中南楼协办原湘潭大学。）1959年底父亲调离市一中至市二中直至退休。我们兄弟的童年，就是随着父亲在市一中的家属区成长的。市一中不少老一辈的教师，就是我们兄弟成长的见证人。

我国中学的初、高中，历来都是三年学制。遭遇文革的我们这一届学生，在1969年2月至1970年2月期间，仅在市一中凑合读了一年的初中，就视为“毕业”离校。与我们同时进校的70届及以后的新生，至少也读了二年初中才离校。（1997年市一中在95周年校庆接待校友安排表上，学校特别注明：69、70年两年无毕业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部分热心同学在分别五十年后，在微信上建了个“市一中六九届一连三排”的同学聊天群，还有幸邀请了当年的班主任老师参加，师生期待能久别重逢，相聚一堂共叙旧情。突如其来的疫情迫使聚会只能延期。宅家无聊之时，我翻来一些旧资料，从网上找几张相关图片，拼凑制作了一个《美篇》，来回忆和记叙我们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曾发生的点滴往事。

我们小学毕业于1966年的暑假。大多数同学在小学都是读的六年，我们几个来自于和平小学称为新四、五、六班的学生，在校读的却是五年一贯制。（“学制可以缩短”的最高指示最早提出是1964年，不知和平小学为何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经试行了。）

从1966年5月开始的全国文革运动，致使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同年9月由湘潭市中等学校招生办所发给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也特别注明：入学日期，由招生学校另行通知。“另行通知”这四个字表明：按时进初中已不可能，在家等侯吧！（凭此录取通知，1967年初我曾去市一中领取了拟参加学生串连的补助粮票约90斤。到3月份还没出门，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学生大串连，我老实把粮票又退回学校了。所以在通知书上留下了“已发6个月 1.17”的记载）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因为小学离了校、中学未进门，既当不了中学的红卫兵，也不可能去当小学的红小兵。对这场运动我们只是旁观者，动荡不安的岁月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能理解。耳闻目睹的文革事件和场景，我们至今仍留有记忆。

这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中，第十条关于教学改革的内容。“破旧立新”贯穿始终。

已经停课一年的1967年，中央曾就中、小学文革运动及恢复上课的事宜分别发文。但因势不可挡的运动潮流，未能如愿实现复课闹革命。

从1966年的暑假到1969年的寒假，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我们这批被人称为“志学少年”的人，历经史上最长假期的等待，才终于得到了去市一中上初中的通知。

巍巍钟楼是湘潭市一中的标志建筑。1969年的2月，当我们走进市一中时，66、67、68届（俗称老三届）的初、高中生已上山下乡；学校原有的教学体制已不存在，老校长老书记靠边站。支左留下的军宣队，江麓派出的工宣队，成了学校的主要领导。新入校中的积极分子正忙着筹建红卫兵组织，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已经两年多未讲课的教师，谨小慎微的重新走上讲台。

人去楼空的钟楼，当时正在举办湘潭地市“一切忠于毛主席，满怀激情迎九大”的宣传展览。《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型油画悬挂在钟楼入口的上方；每间教室里，主席像章、塑像及红宝书等物品琳琅满目。（钟楼前照相的是二连四排部分女同学与张佩芬、纪群英老师的合影）

我们在一中读书时的教室，在钟楼西头学习大楼的二楼。按部队编制，设立一连、二连各四个排（班）。现借用网络图片，再现当年老师上课的情景。

1969年的5月份，学校组织同学们“拉练”，步行去韶山参观。这是在韶山火车站旁的毛泽东青年塑像前，四位老师（二排左一为语文郭勋友老师、其后为连长谭旻老师，及纪老师周老师）和同学们留下的一张珍贵合影照。肩背黄书包，胸前别像章，手捧红宝书，是文革时期最时髦的装扮。（我因之前去过两次韶山，与另几个未去的同学在学校围墙边学农种白菜，。）（照片源于同学微信群）

时任连级组长纪群英老师（后排左二）、时任英语教师兼班主任周澍民老师（左三）和彭建红、廖淑萍、张巧云、周新等女同学在韶山邮电局前的合影。两位热情奔放的年轻女教师，使我们仅一年的校园生活多了一份青春的活力。（照片由廖淑萍提供）

廖淑萍、彭建红、张巧云、周新等同学在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走廊的合影。（照片由廖淑萍提供）

时任物理教师胡九如老师和数学教师张子贤老师。（张老师后来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

时任体育教师罗宗沛老师。（图片左第一人为我的妻子。她是市一中初中71届一连五排、高中73届93班的学生。罗老师曾是她初中的班主任，照片是她们师生合影的局部图）

这是从某旧书网上拍下的当年我们曾使用的几种课本，看看同学们是否还存有记忆。

那年头凡是书本、作业等上方都印有最高指示。记得有次家里要我请假去买煤，我在请假条上引用了一条活学活用的最高指示：要迅速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

本来就书读得很少，那时还要开展对“读书无用论”的批判。记得班上一同学幽默发言：“我们读书只要能认识钱和粮票、认识男女厕所就行”，引起全班同学一阵笑声。

当年的英语课本。

1969年是一个大事不断的特殊年份。作为唯一在校“最高年级”，又是湘潭市排名为第一中学的学生，我们代表学生方阵，多次参加湘潭市举行的游行活动。首先就是3月份前苏联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们参加集会游行，高呼口号表示抗议。

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分别参加了大会开幕和闭幕的庆祝游行。

1969年10月1日，我们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游行活动。

为贯彻“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的五七指示，1969年暑假，我班同学到湘潭地区印刷厂，参加了该厂承印《九大光辉文献》的学工活动。半个月的跟班劳动，我们了解和部分掌握了印制书本的工艺流程，受到了工厂的好评。

1969年底，为响应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我们停课在校园挥锄铲土深挖洞。（图片源于网络）

这是在校时期学校组建的“湘潭市一中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合影照。后排左起四、五人为我班赵汉武和宋静涛同学。（照片由宋静涛提供）

这是1969年期中，市一中开展“四好总评”活动，向评为“五好学生”的同学颁发的，极具文革特征的奖状。至于什么是“四好总评”，什么是“五好学生”，可能谁都说不准了。（奖状由二连一同学提供）

我们在市一中的1969年，就这样在充满激情中度过了。在“突出政治、要斗批改”为主的一年时间里，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数理化等文化课程的时间不过半年多。伟大的七十年代到来了，学校通知我们“毕业”离校。“祖国在召唤”的作文成了我们语文期末考试的题目。

这是本届学生离校前学校所发的“毕业证”。按规定学满一学年者，学校只发给“肄业”证书。我们在校仅读一学年，但在毕业证上还是认定为“初中学习期满”，“准予（69届）毕业”。（注意不是准予初中毕业）感谢学校对本届同学的理解，给同学们发了张体面的毕业证书，让我们走向社会接受挑战。

不同于老三届全部安排上山下乡，我们这届学生实行的是“四个面向”。除少数同学升高中继续读书、不满16岁的暂缓分配外，有20来个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安排招工进厂当工人。这张由周新提供的彭建红同学个人照，展现的就是那个时期冶建工人的风采。

凡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家长是未解放的“走资派”、“臭老九”的子女，一律分配上山下乡。我与班上约二十个同学被安排到茶陵县高垅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山区农村将会面临什么艰苦，我们也是一头雾水。1970年2月25日是我们离校下乡的日子。距今年2月25日整整五十周年。（图片源于网络）

安置我们一连同学的高垅公社星高大队，是一个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的山冲。我投靠一熟人单独去了湘纺子弟下放的古城大队，故与下乡同学少有往来。刚看到与我们同校同届的二连知青同学，发来一张在高垅仁源晒谷的照片，真实纪录了我们小小年纪在农村劳动的场景，供同学们分享。我们知青岁月的前后，得到了两个有意思的视为：一是文革在家空坐两年时间视为读书，仅上一年初中算三年“毕业”；二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几年农民，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就业形式”，计算为工龄。

特殊的历史，让我们这一届、实际是这一代青少年失去了宝贵的读书时机。下乡的同学在农村锻炼几年后，陆续回城参加工作；招工至湘乡的同学据说也陆续调回湘潭或长沙。我们都是在逆境中磨练和成长，也在实践中边干边学，努力去补回缺少的基础知识。（找张本人在工作之余学习的照片充数。）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论断。十年文革致使我们成了建国后知识最匮乏的一届初中生。“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好在后来我们努力拼博，在不同的岗位上，同样为国家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夕阳无限好，晚霞别样红。乐观健康地过好退休生活，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和期望。

现在的湘潭市第一中学，声名卓著，享誉三湘。作为一届“名不副实”的初中生，我们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辉煌！顺祝我们的老师身体健康！祝全体同学幸福快乐！（谢谢提供照片的同学，恳请老师及同学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