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叶的美篇

荷叶（请勿送花）

过去的，

未必没有永恒人；

存在的，

未必永远留世。

回忆，

可能留下点点余晖，

但

黑土地上的热血、青春，

将是一

超世纪的话题

一个披白皮布的＂大俠＂

马 瑄

今天，咱们居家抗击新冠肺炎，让我想起当年在连里经历的一次疫情吧（大约是1975年）。记得那年麦收时天气很好，晌午天特别热。我瘫坐在场院的麦堆前，正午的太阳烈火般照在身上，身体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背上却像有块冰，阴阴地冷入骨髓。我也不知道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连里已经照顾我在场院干轻活了，麦收这龙口夺粮的关口，忍忍也就过去了。

没承想第二天又水米不沾的吐了一天。连里的所有人都在抢收麦子，也没有去营卫生所的车。又等了两天，连里有牛车去营里给小买部拉货，我爬了上去。到营卫生所看了一下，开了点胃药止吐（阿托品针剂），抽血做了个化验，没等看结果我就顺着国道走回连队了。七八月艳阳高照，一眼望不到头的土路，庄稼地一块连着一块。我如同蚂蚁一般，一路上走走停停，边走边吐。一直到晚饭时才回连队里，一头栽倒在炕上就全然不知了。当太阳再次照在炕头上时，我听同班的人说：“你生病了，是肝炎。营卫生所已经打电话来了，叫你去团卫生队住院。”我无奈的点点头。唉！黄鼠狼专咬病鸭子，无疑我被传染了。

两三天后有天上午，班里同事说你到场院去一趟，跟拉粮车一去团卫生队吧。大家帮我收拾好了洗漱用品拿到了场院。我躺了几天，筛糠式的双腿无论如何也走不到大路口，赶不上风驰电掣的运粮车。正当我望着运粮卡车绝望时，一个披着白色披布的人三步两步就跑了过来，一把把我拽上她的后背，就像扛着一个麻袋似的奔跑着向卡车追去。她健步如飞，边跑边喊，停下……停下……我的眼泪滴在了她的肩膀上。一直跑到防风林边才追上了卡车。我躺在装滿麦子的麻袋堆上，运粮的卡车像风一样向前冲去。刺眼的阳光，水洗的蓝天，飘动的白云，我有救了。

我在团卫生队住了一个月，打了一个月吊针。当双臂扎满了针眼后，我出院了。2017夏天（四十多年后）我们五地（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温州）战友齐聚风景如画的雁荡山。久别重逢，自然少不了说起当年旧事。我也见到了当年背我追车的付指导员叶筱丽（温州知青）。几十年不见，岁月并没有在她身上刻上沧桑，身体依旧那么健壮，性格依然那么豪爽。一番畅谈，提及心头感激之事。多谢病中相助之恩。她回答的还是那么侠气豪爽，一点小事，我早就忘了，别放心上啊。

青春早已逝去。只有战友情永存心底，就如同北大荒那厚重的土地。战友情，写在蓝天，写上白云，写进麦田，写在你我心的心里。

　　

抵御流行病

吴伟民

当年，咱们二连也有流行病。

说起流行病，就是西医讲的“传染病”，中医称为“瘟病”，其发病时间快、涉及人群广、危害程度大。当时，记得在女生宿舍发生了首例低热、食欲不振、恶心呕吐、浑身无力的病人。经卫生所化验，疑似肝炎，转团部医院收治，确诊为“急性传染性甲型肝炎”。接着第二例、第三例同症状的病人被发现；没过几天，在知青、在老职工、在家属人群中相继有人发病，有少数未成年人也被感染。这是流行病，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及时隔离和治疗病人，但是，当时卫生室的人力、物力严重匮乏，已经无力应对。
好在前几例病人已经收治入院，营团二级卫生机构也已了解了当前的疫情。因此，一边由营部卫生所派出医生前来协助治疗，一边由团部医院指派防疫人员会同卫生所、二连领导班子成员，一起进行“流行病调查”和着手解决全连疫情防控、病人治疗或住院等工作。当时二连的感染例数有几十人，发病率超过10%，如何防、治，要有一个周密可行的计划。
对于病人，如果都送团部住院治疗和隔离是最理想的，但是没有这么多床位；放在营部收治，没有病房，根本不具备条件。最后采取的方案是：较重的患者住院，轻病人全部留在二连隔离治疗。
隔离治疗的措施是，建立二连“日间方舱”，位置在食堂舞台后面的房间。我为什么把它叫着“日间方舱”呢？因为只有一间屋子，没有病床，只有若干椅子，没有固定位子，病人轮流输液。病人白天（日间）来输液治疗，输完回家隔离。
对于正常人，知青宿舍做好消毒防护和饮食卫生，集体食堂消毒餐具，我记得当时每人自带碗筷，实行分餐，每次开饭前先喝一碗中药“茵陈汤”，进行预防。家属房的防控比较复杂，因为病人和非病人是同居一室的，餐具、饮用水、衣物甚至排泄物等的处理非常严格，一定要按照我们说的要求，做到位。
“方舱”建成后，我每天先把日常事务处理好，再去那里给病人“打吊针”，配药冲药、静脉注射、巡回观察，输液完毕后，同营、团派来抗病的老师一起，向病人及家属宣传、指导回家隔离预防的道理、措施与方法。日复一日，也不知道要多少天。慢慢的，流行病的势头有所减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当初觉得“关山难越”的疫情，在上级防疫人员、二连全体职工以及家属的共同抗击下，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这场疫情，在与大家戮力同心的日子里，我深有感触。上级派来的医务人员，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还让我学到了许多防病治病的专业知识，看到了他们救困扶危的优秀品质。二连领导和全体同胞，上下联动、砥砺前行，克服多重困难，抗疫终于成功。

一次难忘的经历

关宏杰

那一年，我在杨俊昌、董凤财师付的18号车组，住在机务排宿舍最西边大屋西炕北头和崔以松邻舖。一天晚上忽感胃部不适，越来越痛并伴恶心呕吐。开始没当回事，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能吃能睡，活蹦乱跳，以为挺挺就过去了，没想到闹腾了一夜仍不見好。第二天一早，卫生员来看也以为是胃炎或胃痉挛给开了些药。白天宿舍里的人都干活去了，我一个人躺也不是坐也不行，喝口水都吐，后来除了胆汁就是干哕，到下午已是精皮力尽了。王卫生员也很着急，忙和团部卫生院联系，恰巧有救护车到四连送人，为防止晚上病情加重，王卫生员坚持要求他们返回时把我拉到，团部医院观察治疗，以防意外。

怎么上的车，什么时候到的团部，做了哪些检查，迷迷糊糊的我都已记不清了。躺在手术台上，隐约听到大夫和护士说话，感觉右小腹发凉，有东西在上滑动。一会又听大夫好象对我说，要找盲肠了，可能有点疼，紧接着一阵钻心巨痛袭来，我不由得啊了一声。大夫忙安慰说：“没事，没事了，马上就好”。此时我清醒了许多，不一会大夫拿了一个托盘，上面有一段二寸来长铅笔粗细的肠子叫我看，并说：“多亏你们连的卫生员坚持送来，都已经化脓了，如再耽误一晚，一穿孔麻烦就大了”。

回到病房我才知道已是第二天凌晨，昨夜十一点给我紧急做手术是医院顶顶有名的路华副院长。

第二天刚打完点滴，陆院长来说：“不发烧就下床走走”。当时一动伤口就痛，我有些犹豫，怕刚缝合的伤口裂开。陆院长笑着说：“不怕，小伙子，慢慢来，痛也得动，不动容易粘连，一旦腸粘连就麻烦了，你想再挨一刀吗”，一听这话我立马在护士的帮助下咬牙坐了起来。

术后那几天陆续有连队领导和战友前来探望，我的精神也越来越好。

第六天头上，大夫说伤口愈合的不错，上午拆线，下午就可以出院了。从团部到连队三十多里，正发愁怎么走，热心的护士帮我同团部车队联系，刚好有一辆卡车到营部拉货，他们同意捎上我。好心的司机把车开到医院门口，我一看驾驶室已有人挤不下了，只能爬到后面车斗里。初冬的天气，敞篷车开得飞快，车斗里的我又冷又颠，刚拆线的伤口颠的难受，只能用手使劲捂着咬牙坚持，熬到营部，天已近傍晚。

营部到连队还有十多里路，没有车，归队心切，横下一条心，找了一根木棍拄着，走！

为抄近路，要穿过营部附近一块菜地，高一脚低一脚好容易走到地头，又有一条一米多深的水渠挡住去路。如在平时，一跳就过去了，但顾及伤口不敢发力蹦。地上有积雪，穿着一双塑料底棉鞋，好不容易滑到渠底，上坡一蹬一滑使不上劲，折腾了半天又急又气还是上不去。一米多的斜坡如同一座雪山横在面前，真盼望此时有人路过拉兄弟一把呀。天无绝人之路，冷静下来突然发现不远处坡面上有一半尺多高的枯树，旁边好象还有蹬踩过的痕迹。喜出望外，急忙抓住这“救命稻草”半跪半爬的上了大路。現在想起那狼狈相都想笑，幸亏没人看到，丢死人了。

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回到连队已是亮灯时分。走进温暖的宿舍，看到问寒问暖的室友，终于松了口气，我到家了！

后来才知道盲肠和阑尾不是一回事，阑尾是盲肠的一段蚓突。阑尾手术现在大城市不算回事，但四十多年前，数千里外的北大荒，对孤身一人的我却是另当别论。好在有惊无险，我是幸运的。

至今回想此事，我都因未能向坚持送我去团部医院的王翠华卫生员和深夜为我做手术的路院长、护士当面躹躬至谢而自责，并对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永存战友之情，感激之心。

那段惹事的肠子虽然没了，但那段欲哭还笑经历却终生不忘。

阉割仔猪

安 杰
六九年春天接到连队通知，明天营部兽医来敲猪。崔班长安排我参加。
王兽医说，“安杰来操刀，你二位抓猪”。王兽医给我讲了要领技巧，并操作示范给我看。公猪较直观易学，母猪难度较大，得先定位，后腿有三角窝与最后奶头直线的交点处是下刀点，还有手指对花肠的感觉来判断。
拉公猪来，随即用脚踩住脖子，右脚踩后腿，左手抓住睾丸消毒。我是初次操刀，听猪惨叫声有些紧张，手也有些发软，直冒汗。我咬了咬牙，果断割了皮肉囗，伸进手指捅破隔膜，手用力一捏睾丸出来，贴根割断，上了药，完成一个手术。
我松了一口气，擦擦汗，直直腰，喊一声拉母猪来。抓着猪踩在脚下，在三角窝处与末尾奶头平线交点下刀，把二母指伸进去捅破隔膜，往里摸花肠。触到花肠时能感觉到在移位，沒错，就是它，拉出来，这时王兽医打手势，ok！我果断贴根割断，右侧的也完成了手术。不知不觉的手术加速了，不到中午就完成了阉仔猪的任务。
通过这次实战的锻练，使我有了信心，较熟练地掌握了阉割的技术。往后连里解决缺兽医的问题，我从心里有些自豪感。

我和七只羊的遭遇

孙 跃 英

我是1969年9月初到的二连，一直到1978年底回京。回忆起在二连点点滴滴的往事，虽隔50年，但好像是昨日发生的事。

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72年4月，我从三排的11班调到了蓄牧排。刚到那里，排长看我个子小，年龄也小，就安排我去放七只种羊。有一天上午我出去放羊，忽然刮起了大风。那风现在想起来起码也有七级以上，也就是东北人说的开江风。天气很冷，狂风呼啸，风裹着雪渣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的痛，也像鞭子抽一样，一阵紧似一阵。我一个人守着七只羊，大风一刮，没想到羊逆着风就往北边跑。那时婉延河的冰还没有化，我只能踩着河里的草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追了过去。再往北走，不知是几号地了，直到羊跑累了停了下来，围成一圈不动了。我守住它们，心里那个急，耳边风声如同野兽般的嚎叫，撕心掠肺，常听人说，东北恶狼不少……我不敢往下想，心里又急又怕。就在我很着急，很无助的时候，忽然由远而近听到了叮叮当当的马铃响，抬头望去，只见是一辆马车，上面坐着两个人，朝我走来。当他们走近我，一看不是咱连的，是屯子里边的老乡。他们亲切地和我打招呼：喂，你是前边连队里放羊的吧。你千万不要动，前边好多人在找你，他们马上就过来了。听到这话，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果然前面出现了一排人朝这边走来，具体都是谁？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是付连长甄忠带队过来了，我心里那个高兴，终于见到连里的人了。当时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那时人的表达都很含蓄），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大家围上来，几个人一直在安慰我，就这样随着大队人马就回到了连队。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儿，历历在目，估计就是那天找我的人可能都不记得了，但一直心存感激……

放猪时的趣事

孙跃英

那时每天和放猪的战友们在一起，把猪羊往地里一轰，撒欢去吧！几个人拿玉米杆搭个小棚子在里边打扑克玩牌，到了中午食堂送饭的同志来了，只见猪羊不见人，他们就拿着勺子敲桶邦，邦！邦！听见敲桶的声音，一会儿几个人就钻了出来吃饭，甭管吃什么都香着呢，吃完饭接着钻进去玩，直到该收牧了，几个人散开从各个方向聚拢把这些猪羊圈到一起，（它们都是各找各的群，绝不会找错的）。每个人拿着鞭子，或者是一根树条各赶着自己的猪羊回到家。把猪都轰到了圈里，又开始了一场“战斗”。每个人挑着两个大筐直奔饲料室，甭看那时个子都不高，装起饲料来是越多越不嫌多，装到筐里还是拍了又拍，生怕别人抢了去（因那时每群猪都是有定量的一担，两担）。有时互相之间还争得脸红脖子粗，生怕自己养的那群猪吃不饱。想起这些，那时我们这些人单纯、善良，肯吃苦。唉！太有意思了……今天回忆到这儿，想到哪写到哪儿，非常时期就当给大家解闷了。

查 虫 情

沈玉航
我在科研班时，我们的老班长陈明芳对大家特别关心。甭看他平常说话慢慢悠悠，工作起来认真负责。科研班的工作就要求细，比如给试验田挑种子，要一粒一粒的挑，不能有一点马虎。有一次，陈班长给我一项任务。庄稼地里有虫子，早上要早起，到地里去查虫情，我满心欢喜的答应了。

早上早早就起来了，先去1号地看看。 1号地的灭虫架子太远了，走了好远才到。看完虫情，还要回去汇报呢，我抓紧时间赶在大家起床时回去。早上，庄稼地里露水很大，我裤脚下也是湿漉漉的。听到了起床号，我也快到连队门口了。就看到有几个男同志扛着大棒子，往我相反的方向跑，我不知咋回事儿。后来听他们说，你胆子挺大的，后面跟着一只狼，你都不知道。我好后怕呀，回去跟陈班长汇报了一下，又说遇到狼了，班长再也不让我去查虫情了，我谢谢班长的关心，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救了我，甭管是谁，先在这里再次谢谢啦。

江 边 卸 煤

沈玉航

记得到兵团不久，我们要去江边卸煤。到兵团后第一次，也不知什么情况，就都跟着去了，到江边后，连长让我们把煤从船上运送到岸上，还要走一个窄窄的踏板，我看了看，真有点怕。但是已经去了，只好硬着头皮上吧，我从岸上小心翼翼地走到船上，踏板有点颤还算可以。但是肩上扛着煤以后就不一样了，本来就怕，腿也抖，一步一步的，好不容易把煤扛到了岸上，也许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好多了，虽然腿一直在抖，但是坚持下来了。看到大家干劲十足，促使我也提高了勇气，终于把煤卸完了。回家，看到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上了车，脸上都是花猫一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会心一笑。这次卸煤，受了锻炼，值得。

黑 影

陈兴林

一九七四年仲夏时节。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月亮微露寒光，团俱乐部电影刚刚散场。各路人群各自回家。一位中年妇女独自跨过马路匆匆朝对面小路往东而去。低头走着依稀能辨别坎坷不平的路面，此时她发现周围己没有同道之人了。她没有丁点的悚意，和往常一样回家去。却不知身后墙角处闪出一个黑影，紧随其身后，她毫无知觉。突然那黑影从后面紧紧地抱着了她，她只感到有硬邦邦的东西顶在自己的屁股上，她立即双手反之抓住身后那人的裤子，并且张口大叫：抓流氓！身后黑影听见叫人，无奈地松开双手转身朝黑暗中逃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她去团保卫股报了案，讲述了事件的详细经过，我记得她是团部医院食堂的一个职工，可惜因为天太黑她什么也没有看清。此案暫时搁置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一天傍晚大地抹去了太阳最后的余辉，渐渐沉入昏暗，团干訓所四周一派寂静。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溜进了教室过道里，他走到教师办公室门口喊了一声“老师有你电话！…

此时办公室只有一位女老师还在批改作业，（哈尔滨女知青）听到喊声后即起身走出，当她拐过弯道时，一双强有力的手从身后紧紧地拥抱着她，顿刻她脑子一片空白，只感觉有硬物在后面顶她，此刻她清醒了，立即用手中钢笔扎向胸前那双脏手。那黑影忍不住疼痛，撒开双手惊恐而逃，那女老师还勇敢地追了几步。

次日，她也到团保卫股反映了自己昨晚的不幸遭遇。我们详细地追问了好多细节，她此时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极其有价值的线索。她说那黑影逃跑时，她隐约看见那人穿着一双白色的鞋子。

当天下午保卫股立即召开团部地区各连队保卫干部会议，通报了案件情况，着重布置追查穿白色球鞋的人员。

团干訓所北面就是四十八连，它是一个综合性生产连队，平时为团部地区提供蔬菜、水果、鸡蛋、猪肉等等生活物资，连队有一个畜牧组饲养大批猪、羊、牛。这个畜牧组中就有一个上海人有一双白色回力鞋。当时我们就锁定了这个人，经过正面接触，那人坚决拒认，后经查证那人确无做案时间，案件又陷入迷茫之中。那么是否有人偷偷换了他的鞋子做的案？或者借过其他人做的案呢？这俩个问题困忧着我们，继续追问终于有了收获，他回忆起同组的一位本地青年B借穿过他的回力鞋。当即我们传讯了B青年，他只是个十七、八岁小青年，中等身材，长的较壮实，一脸憨态。我们直接问他前天晚上借穿人家回力鞋到什么地方去了？干了什么？他一下子就矇了，毕竟做贼会心虚，他再狡辩在事实面前只能低头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两起流氓肇事经过。

团部认为此人年龄很轻又无严重后果，属于青春期性肓动所为，通过各种教育是可以挽救的。如按流氓罪处理，必定毁此一生。因此决定不扩大事态，教育放人。

　　

幼儿园的一件往事

杨金兰

我是69年去的二连，分到三排十二班场院班。那时的我是个比较瘦小的女孩子，在十二班没多久就让我上幼儿园看小孩。连里在东边家属房两间，房顶是草顶，办起了幼儿园。我们排刘保管爱人大张在东边一间看年岁小的小孩，我在西边一间看大一些的小孩。幼儿园是早上孩子们自己来，中午回家吃饭，孩子们回家吃饭我们就下班了。中午吃过午饭孩子们回来睡午觉，睡觉前要用柴烧炕，我会在吃饭前把柴禾准备好。
有一天，不知道哪个孩子把柴禾放炕洞口了。中午孩子们回家吃饭，我去食堂吃饭。刚吃完饭就听有人喊，家属房着火了。正是夏锄时侯，连里都下地锄地去了，连里好像就是宣传队的在家排练。
我敢紧往东边跑，一看正是我看孩子的房子。房顶上浓烟滚滚，头一下子就晕了。那时我胆子特别小，不爱讲话（因为特殊年代不敢讲话），好多人不知道我的名字，都叫我小绵羊。只见有人爬上房顶，有人在地上往上泼水。最后火终于被扑灭了。团部也来人了，是管消防的什么股长，这可给我吓坏了，担心会不会给我个处分。当时的我只知道哭，不知该怎么办了。连长李祖祥看到我哭的没魂了，连忙说，别着急只是草房顶，孩子和大人没事就好，草房顶没了我们用瓦砖做房顶。团部的军人要我把经过讲讲，我说完后，那个军人笑笑说没事了。听了这句话我的心里才踏实了。
从这件事后回到宿舍，脑子很乱，一晚上也没有睡觉。第二天我就发烧病倒了，后来就不去幼儿园上班了。

　　

春 播

吴国成

每年春播，是我做统计员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春播前必须准备好三件事，第一是用柳木杆做三个小红旗杆，在杆上安上二齿叉头；第二是自制土地丈量尺；第三是做个工作日记本。

连队春播动员大会第二天，我起的很早。统计员就像侦察兵一样，第一个冲上前线。仗量土地，插好打墒红旗，让播种机有目标，开好墒线沟。
连长说播1号地，一定保足埫播量，确保小麦大丰收。我接令后，说请领导放心，只要场院种子肥配比好，田里播种的事您放心吧。我神气十足手提仗量枪，肩扛三杆红旗，包里放着笔记本，出发了。出连队向北走几公里才能到1号地北头，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抬头是蓝天白云，有几只布谷鸟在远处歌唱。我边走边唱“我是一个兵”，不知不觉来到1号地的北头。眼下婉延河冰雪还没融化，河岸边小风刮在脸上有点凉。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那年夏天连队休息日，我和几个哈尔滨战友去钓鱼，路上正看见连队职工孩子在河床一个洞里掏出几只小狼崽，当时由于人多没觉得害怕。事后听说连队食堂猪圈遭狼报复了。想到这里心情有些紧张，四处没有一人，一片荒凉。手中的仗量枪紧紧的握住，定神想了想，小伙子怕什么，狼来了就打它。为了壮胆，边唱边工作，在1号地北地头测量插完第一面红旗。接着到1号地中段测量好插第二面红旗，再到1号地南头，插好第三面红旗（三点成一线，拖拉机拉播种机开墒钩用的，三点一线是司机操作的标线，播出的种子在一条直线上）。
回到连队吃完早饭又急返一号地，看见18号机组全体人员都在忙着，拖拉机上的机标杠对准第一面小红旗准备开墒播种了。崔玉松和王贵兰开着满车种子到来了，陈集中师傅一声令下，几个年青小伙背的背扛的扛，一会把播种机的播种箱装满，机车起动播种开始了。我马上到开播种沟检查，计算每平方米的小麦种粒，计算埫播量，计算达到标准值。机车拉着播种机扬起尘土，好象在云雾中飞翔，腾云架雾的播种机两侧开沟器划出一条比直的开埫标线，几个往复下来，站在播种台上的关宏杰、李国臣、苏严竣，还有几个同志们满身满脸都是灰尘，只露出两只大眼晴和洁白的牙齿。在30号播种机上同志们也是忙的热火朝天。一天下来，同志们要搬运几十吨种肥，完成几十墒春播量。收工后我赶紧按时向营部统计部门电话汇报春播进度，做好当日记录报表。
做为统计员，也是18号和30号播种机两车往复播种的配种员，机车往复所配卸载种子袋的间距必需测量好。不能让机车回来阻路压在种袋上，如错放一个，满地的往复种袋都得依次挪动，影响机车播种效率。春播玉米，大豆都是如此。每年春播地里还得按排好换茬。这样年复一年的工作，等到庄稼长出绿油油的小苗随风摇摆，心情无比的高兴。
记得有一年春播，连长对我的工作提出表扬，后来在春播会战的黑板报上送我了一个连长的“好参谋长”的称号。在二连做统计工作我，一步步仗量了1000多墒五个地号。为了春季插墒方便，绘制五张地号图，图上都标有长宽尺寸，并注明每块地有多少水泡，大小，准确的丈量尺寸为连队领导提供了可靠的完整春播资料。

我的好友一马瑄

汪祥菊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五十年弹指一挥间。那些年，那些事，人们总爱叹息往事不堪回首。可即便是苦难的岁月，艰苦的年代也总有一些值得怀念的事情，怀念的人。打开记忆的闸门，鲜活的人物一个个浮现我的眼前。那天，这个比我高，自来卷的黄发，白净的脸，一双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她抱着行李来到了我们宿舍。她叫马瑄。

刚来时，马瑄每晚都喜爱看书，一看就到深夜，是个爱学习的人。马瑄性格直率，也乐观。我虽比她长几岁，可遇到事她比我成熟的多了，慢慢我喜欢上她了，最后终于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
马瑄是69届北京知青，也是兵团人中年龄最小的一届。来时16岁，还是个孩子。刚来时她体弱多病，适应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领导派她给战友们烧炕烧水。
北大荒的冬天，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寒冷而漫长。尤其夜间大风呼啸着，寒风刺骨。赶上下雪天，刮起大烟泡，门都被雪封上了。晚上，四周黑漆漆的，路也看不清。她一手提马灯，一手拿勾子，深一脚淺一脚的，从一个宿舍走向另一个宿舍。逐个宿舍查看灶炕情况。烧火也是个技术活，炉火即不能烧得太过，也不能半死不拉活，奄奄一息。她在工作中不断总结，默默的，不辞辛苦的工作着。为战友们能睡个好觉，她轻手轻脚，尽量不去惊动劳累一天的战友。有时宿舍桶里沒有水，沒有煤了，马瑄想办法解决。我们看不惯，替她报打不平。可她却平静的说，这是她的职责。很朴实的一句话，虽平凡却让人感动。
每天清晨，连队起床号响起，舒舒服服睡了一宿的战友们，恢复了体力，又投入繁重的劳动中。她就是用这颗火热的心，默默地温暖着每一个人。

畜牧班两三事

胡 蔚
回想起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些年工作生活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分。我是68年9月份到黑龙江的，初到连队时分配在农工班。但时间不长，也就是半年左右吧，之后就去了畜牧班。
那时还是畜牧班，就两三个老同志，照料着连队的猪牛羊。他们年老要退下来了，连领导找了几位女同志去接替。但那时有个旧观念，女同志不能搞饲养，所以大家有顾虑不想去。这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心想哪有什么女同志不能做的事，我去。我向连领导表明了态度，指导员很开心，让我带了6个战友去接替老同志。
老崔是畜牧班唯一留下的老同志。他千辛万苦，教我们怎么喂猪，打扫猪圈，打扫牛羊棚，怎么煮饲料，怎么放牧，怎么管理种牛种猪，怎么养奶牛，挤牛奶……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们这些城里人来说真是一无所知，样样都得从头学起。畜牧工作很辛苦，但有时也很有趣味。战友们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互相帮助，同甘共苦，其乐无穷。我的故事很多，今天说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养猪工作，不是大家想像中仅仅喂点饲料那样简单。它们一日三餐，排便，圈舍的打扫，那是要定时定点的，稍有不周，它们就对你毫不客气。饭点，晚了不行，早了也不行。晚了，你就听着圈里吱哇乱叫；早了，它们闻到了香味儿，也要呼噜呼噜撞门乱叫，直叫得你心慌意乱。所以，我们必须要早早的搞好清洁，做好准备，到点开餐。当它们吃得香时，我们却正忙着，要抢时间，清理不干净的圈舍，换好草垫，等它们饱餐后的回家休息，真的好累哦。
可当你看到小猪宝宝们吃食，吃奶的情景，就感觉是在看电影中的某个片段，太有趣了。每个猪妈妈，带着自己的猪宝宝，都有自己的单间，每到饭点，我们先把母猪从单间里赶出来，让它们去院子里吃食。然后，再赶快打开每个单间门，小猪宝宝们突突突的跑到小院子，去补充玉米粒和加了矿物质的水，这时候也是它们最开心，可以出来玩玩了。有的小猪，边吃还边嬉闹，搞得水槽里的水洒了一地。
猪妈妈们吃饱回家了，它们的任务，就是准备喂小猪宝宝了，我们打开小院门时，猪宝宝们就会快速的跑出院子，鱼贯而入的走进自己的居室，去找妈妈的奶吃，它们很聪明，一般都不会走错。小猪进入时，你就会听到，我的战友们搭、搭、搭快速的关门声，不然，哪个猪宝宝吃完了奶，就会跑出来溜达溜达，万一跑到别的猪妈妈那里，吃了它的奶，这个小猪宝宝就会拉稀死亡，别的猪妈妈，闻到不是自己的宝宝的也会咬死它的。所以，我们的操作，必须是快速，准确。也就是，快速的关上门，准确的点好数，每个单间的小猪宝宝，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一个，好在，大家平时都很用心，精心的呵护着它们，所以，个个都是能手，这些场景，在我脑海中永远都抹不掉。每每想起此情此景，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想想这些小猪宝宝的样子，真有趣。

放 牧

胡蔚

放牧工作的确很辛苦，但也很有乐趣。黑龙江的天亮的早，清晨3:00多我们就起床了。洗漱完后，就去放牧。从畜牧班到牧场，有一段距离，一路走过去，露水把裤腿全打湿了。穿着的雨鞋里也全是水，湿漉漉的裤腿和鞋得焐上五、六个小时啊。我们赶着一群群的猪、牛、羊，浩浩荡荡，那场景太壮观了，我只要想起这些情景，心里美滋滋的，我们一路赶着这些生畜，一路看着蓝天白云，炊烟缭绕，一路听着，犹如“口技”般的乐声。有锅铲铛、铛、铛，擦、擦、擦的敲击声，有打井水咕噜咕噜摇橹声，有战友们赶着牛羊猪群的，响鞭声和吆喝声。一会儿独奏，一会儿齐奏，声声入耳，美不胜收啊。

来到草地牧场，翠绿的草地上，还稍有点雾气，空气特别的新鲜。在金灿灿的阳光照耀下，碧绿的草地上，有彩色的牛群，有白色的羊群，有花色的猪群。战友们，跑着，围着它们左赶右拦，生怕它们走散了。放牧时，群和群之间，既要在一起，又要各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不能混群的。当我站在小丘坡上放牧时，看着在金色阳光下，不远处的一个个“小牧童”在放牧，有的“牧童”招呼着他的伙伴， 有的则优闲的唱着歌，心想这不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吗。这美景让人心情愉悦，有时我也会情不自禁的放声歌唱。

收获后的麦地、大豆地，是我们最喜欢去放牧的地方。我们把猪啊、牛啊、羊儿，都往里赶。它们会乖乖的去找东西吃，我们就可以静静的守着它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到旁边的苞米地，掰几穗苞米，扔到麦秸堆点着火，烤着吃，香喷喷的可好吃呢。有时候，还可以在地里捡一袋豆子带回家。猪吃饱了，一个个肚子圆滚滚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也不乱跑了，我们心里可美啦。

畜牧班的故事很多。比如，大家为母猪接生，给小猪打号。比如忻国本兽医，教大家给猪仔打针。汪汪养的奶牛，挤的奶，小牛吃不完，我们就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暖炕，又可以养人的。又比如，晚上我们要加班送玉米杆子去酒窖，烧好酒的酒糟给后厨的战友们发酵做糖化饲料可以喂猪。战友们管理的鸡、鸭、种牛、种猪……往事历历在目，举不胜举，今天就写上这么几段。我离开连队早，以后畜牧排的发展很好，好多好多的故事，要请更多的战友们多多回忆交流了。！

救命恩人

胡 蔚

一生当中，我还有一件最难忘的事。护犊，这是一切生灵的本性。老牛护犊，也是理所当然，它可不管你是好意，还是恶意，你是绝对不能碰它孩子的。一次，班里的战友来叫我，说是有头小牛生病了。我走进牛棚，刚蹲下摸了一下小牛的耳朵，老牛看见了，立马冲了过来，我下意识的站起来掉头就逃。没想到，被种牛棚的栏杆挡住了，老牛冲过来撞到了我的腰部。虽然我穿着棉衣，但还是很痛，我给撞蒙了，呆在那里，一动不动，老牛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要准备再来撞我。这时我的战友张其超，拿了棍子从牛棚里边走了出来，赶走了老牛，救了我一命。这可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大事，我这辈子都要感激张其超这位救命恩人啊。

我的回城之路

吴伟民

在1977年开始的二年时间里，形势出现了变化，“高考”、“返城”两大浪潮席卷大地。对于“高考”，由于自己才疏学浅，置身事外。对于“返城”的愿望，倒有一二，和大家一样，带着期盼的心情，把注意力基本放在与自己命运相关的“回家”路上。
记得那个时候热闹极了，除了上班（有些人已经开始脱产，成为专业户），聚在一起讨论政策，遇到熟人打听消息，有跑营部的，有走团部的，甚至有回城里开疾病证明的，虽然各个城市的政策松紧有差异，也挡不往各路人马的勇往直前和神通广大。最终的“出关”通道被归纳为：“返城”的标准是“病退”，提交的材料是“病史”，你的病史疾病证明越“重”，那么材料就越“硬”，就越能够成功。如果当时你有一张“重疾”证明，好似你快要坐上“返城”的直通车。
为此，有人问我，用什么办法能够制造“毛病”，而且是够“硬”的。（他说的制造是“自残”，譬如吃点喝点打点且对生命无损的灵丹妙药，产生临时病理性改变。我在同行中还真听说有人喝少量化学液体，去检测血液指标的）。我的天！这个问题比高考还难，我只学过“治”毛病，老师没有教我“制”毛病。要是你自己“制造毛病”，那可真要出大毛病喽。真是疯了一样，人被逼到这份上，要出格了！我还是中肯的回答他，你以前曾经患过病吗？譬如精神病。或者传染性肝炎、慢性胃炎，急性肾炎，有化验项目不正常的单子吗？如果有，这些都可以作为办理“病退”的依据。
通过“自己制造”风险太大，是极少数不明事理、不知利害的人的可笑、消极的想法，实不可取。而大多数知青朋友在拿不出像样病史的情况下，采取积极办法，开辟了一条确实有效的途径。我记得，那时不论是营部还是团部医院，门诊诊室挤满了人，他们为积累病史而来，达到目的而归。
随着“病退”浪潮的起伏，涌现出“造假”的浪花（不乏真正有病的）。一批病人从大夫手中拿到病史走了，第二天又来了一批……，不管大夫在病史中的描述程度如何，到后来，这份病史送到城市“知青（病退）办”的桌面上，不管真的假的，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回城了。
我，和千万个“病退”知青一样，用同一方式，于1979年2月19日，回到阔别十年之久的家乡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