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石文史】第109辑 深山明珠雷家庄

灵石文史

编者案：在灵石县文史研究会建会二十年的辉煌历程中。先后蕴育岀兄弟会员，姐妹会员，父子会员，师生会员……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夫妻会员，他们是英武中学退休教师闫润钰，英武乡政府退休干部任凤英。夫妻俩立足本土，挖掘人文。夫唱妇和，深耕乡野。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本期隆重推出夫妻作品《深山明珠一一雷家庄》。

阎润钰 任凤英

雷家庄村于2014年被评为山西省第三批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古村落,这颗深藏于深山的明珠，终于显露出光辉。

村庄科学的选址——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

　　雷家庄村位于县城西北方，坐标为东经111°11″、北纬36°54″，海拔999米，占地3.8平方千米，全村有131户，578口人，耕地2100亩。该村流域为交口河水系，其村东山岭为益庄河水系的分水岭，距汾河及108国道、同蒲铁路4公里，距京昆高速公路及大西高速铁路30公里，村庄建在两沟之间的山坡上，呈“八”字形状。左边坐北向南，凤山阳坡环绕，负阴抱阳；右边坐西向东，龙山灵岗护卫，藏风聚气；村底一径小水绕流，财源茂盛；村前与侯木山并立对峙，汇文集瑞；后倚巍巍介神原，背厚靠坚，这正是中国人居风水追求的终极目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

雷家庄村明朝属文殊里，清朝康熙11年始（1672年）为北易里，到清朝嘉庆22年（1817年）又改属文殊里。民国时期属第五区（驻两渡）为主编村，辖7村，12闾，61邻，265户。1947年属赵家庄乡（时称延陵乡）；1949年属第六区（驻两渡）；1953年属第六区（驻两渡）属下的雷家庄乡（辖周边8个村）；1956年属英武乡；1958年属前进人民公社（驻两渡）英武管理区；1961年属英武人民公社，村建制为生产大队；1983年改属英武乡，村改置为村民委员会。

悠久的历史传承——石斧的发现和古老的传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距离雷家庄偏南两公里的文殊原，北庄村民耕地时发掘出石斧等生产工具，据考证为新石器时期先民所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穿越”：在东为侯木山，南为文殊原，北为介神原之间有一片低于高原300—500米的半盆地式的窊地，这里背风向阳临水，窊地没有被洪水切割成现在这样的沟壑纵横，周边岩石也不像现在这样犬牙交错，沙坡不是这样裸露，小水河常年流水，可临河而饮，地势平坦，可耕可采，草深林茂，可牧可养，在现雷家庄建村的地方正是高崖向阳，可寻穴而居。

五道庙表明商旅的振兴和繁荣。在雷家庄村对面有一个地方叫庙墕里，也是进出雷家庄村的一条通道，这里有座五道庙供奉着五道神柳下跖。他是春秋末期带领奴隶起义的造反英雄，人们把他尊奉为劫富济贫、保护商旅行人安全之神。五道庙修在强盗常出没的危险路段上，表明了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祈求神灵保佑商旅行人平安顺利。五道神像为砂石雕像，造型朴陋，年代久远。坐像高1.5米，宽0.8米，1995年景英公路铺油拓宽路基时随一颗柳树推到山坡下埋掉。修建这座庙表明村庄年代悠久和商旅的盛行和振兴，何时修建已不可考。

介神、介庙，是悠久历史和忠孝文化的传承。在英武地区有一段介神原名称变化的传说，过去介神原名叫凤凰原,大禹治水时，禹王由现在王禹原到现在孝义市望川原察视水情，往返间在此停船暂息，因名称好、风水好，多有富人在此请坟地。介之推的父亲为晋国大夫，因和晋献公政见不合，被罢官贬野，避难于汾河之西。介子推母亲的娘家为现两渡镇曹村，他们就到了距曹村30里之外的凤凰原（现英武介神原）。给人看坟地兼种田，并生了介之推兄妹。介子推一家在此生活了十多年后，晋国政局乱象丛生，晋献公听从骊姬之言，将太子及几个儿子逐出宫廷，重耳去守蒲城，现交口县境内的上、下蒿城一带，距英武乡介神原百多里路，这给两个有政治抱负的人物相互联络并结成忘年交创造了条件。骊姬之乱发生时，二十一二岁的介之推仅是一个“微臣”（据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1957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随重耳外逃，鞍前马后之劳，采食探路之苦，割股奉君之功，介之推与重耳一行受尽艰难19年，政治地位逐步提升，协助重耳复国。复国后的晋文公，励精图治，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代霸主，之推却未受封赏，无言无怨，归乡随母隐居。文公感其节，寻访不遇，以火相胁，介之推与母以死殉志。文公深悔自己举措失当。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见《左传•介子推不言禄》），并命三日禁火以寒食，点火之地命名为后悔沟，将介之推的村改为旌介村、将附近的村子改为“记过村”（集广）、“旌善村”（静升）。介之推作为忠君孝母的人臣，其出生地被改为“介生原”就很自然了。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封介子推为“洁惠候”。（《宋会要•礼》），《宋大诏令集》（卷一五六）载：“宜为明灵，血食于其上”。老百姓对他的尊敬愈加，将其墓尊为神林，其出生地介生原自然要被改为介神原了。“文革”初期，这里是英武农业中学所在地，名称又改为“建新原”。作为介神原周边最富最大的雷家庄村的仁人志士，为纪念既忠且义，既孝且善的介之推而带头集资修建介神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据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成书的《灵石县志》载：灵石县境内有九座介之推庙，而未记载英武有介神庙。英武介神庙修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清朝光绪丙申年（公元1896年）维修介神庙竣工后，树立了两通石碑，其中一通碑上记载，当时以雷家庄村为主，以英武村、张家山村、旺岭村为辅集资维修，此碑现存于雷家庄文德堂院内。1974年张家山村在村顶原上修建蓄水池，将此碑铺于池底，2014年由村支书陈仲科和村民雷守誉等人从废水池中挖出。正面碑头有“万事永赖”，反面碑头有“功德无疆”。石碑背面全部为捐钱者的花名，正面为各村捐钱总数，大户捐款及开支情况。据碑石记载，雷家庄村集资最多，并提供了土地资源。具体情况是“雷氏家庙公项捐银44.4两，让忠捐银44两，雷啟申捐银18两，陈家康捐银30两，陈惠章捐银10两，共捐银142.4两，捐钱131币500文。在土地方面雷启明施舍修庙坐落地，雷秉时施舍二饷地。”而同时树立的另一通碑文云：“灵石城西北乡有雷家庄村，平原高岭旧有庙在焉，原四村之香火，实万家之尊荣，因名介神原，即是地也，历年既久，不知创自何代。自雍正中年补葺，以至同治年百有余年。”表明建庙时间久远，与传说相吻。雷家庄村有这样的传说，文德堂和忠恕堂主人拆掉后花园几孔砖窑用于修庙，凡经过雷家庄去介神原的村人路人就捎几块砖，乐而忘疲，还有一说就是此地原有雷氏看坟窑洞三孔，雷家捐出作为介神庙的建筑。该庙占地420平米，座北向南，北为五孔砖窑洞，南为戏台，两边有侧窑三孔，正、侧窑上都建有扫地穿廊，战争年代，破坏殆尽。1958年英武乡乡长王光生（沁源人）对戏台加宽一米多并维修。80—90年代，乡里建企业，乡企业经理温茂堂、阎润来、温子谦将庙院又维护增修了部分建筑。

　　介神庙还有一块更为古老的石碑，知情人雷守誉介绍，此碑被张家山村修村里的蓄水池铺于池底，碑文介绍了介子推父母及其介子推兄妹情况，介母背有点驼，娘家在何处等内容，特别是张家山村在该碑上名为裴牛薛家窊，为该村明朝时的名称，由此也推测英武介神庙修于明朝时期。而英武的卧牛神庙已在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有文字记载：“灵瑞一境，文殊西乡，地杰人灵，降谪生惟，在世偏能护祐此方世孳。愚民赛贺阗，酬惠虔诚。敞饰台隍扩，汾晋之间，殿宇感□，□灾清明，以贵志杂阴不督献，扮舞亭时当庆贺，银马自公贡向。贤□□谨命□铭记耳 维大金国可惠北路汾阳军离石县温午于任万自战施香炉一座妻杨氏男百寿次男寄寿 未岁大定十五年（公元一一七五年）二月甲午日功量”，卧牛神庙四院相连，且很有规模。关公楼外还有一座小戏台，该庙坐落于交口河支流峪口河上游，距赵家庄村一里许，此文字石刻为卧牛神庙关公楼院内的一座燋表炉的青石基座。燋表炉倾毁后，基座被埋在原供销社大门口，以防止大车进出刮坏墙体。1987年在赵家庄初中任语文老师的阎润钰发现，和英武供销社会计薛守祥先生挖出，抄录文字后基座藏于薛会计办公室，后不知去向。这是当时河东路汾阳军一个信徒施舍修建。万历版县志也未记卧牛神庙，从大定15年到明万历29年已历426年。所以，我们估计当时英武地区交通闭塞，未将实情报给官府所致。

我们把雷家庄历史发展的镜头再“穿越”到确有记载的年代。据雷氏家谱记载，该村始建于元朝，原名叫马家庄，明朝初期，陕西雷氏迁入，经数代经营发迹，而原马姓居民则在明末迁走不少，雷姓居民经官府同意，将马家庄改为雷家庄，明末期陈家岭陈姓因姻亲关系迁入本村，两姓居民精诚团结，和睦互助，共同描绘发展蓝图。

深厚的文化底蕴——软实力支撑文明发展

　　商贸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发达。首先是晋剧的繁荣。在雷家庄村由于商家铺号多，在天津、石家庄等地做买卖的多，各地戏班来演出的也多。人们看的多了，自然也受到了熏陶，能够甄别水平的高下，也学着晋剧里的唱念做打、吹拉弹奏。正由于此，产生了一支传承近百年民间音乐艺术团体自乐班。这支队伍由业余爱好者组成，利用农闲时活动，不论本村或外村有红白喜事邀请，都能及时到场，由于村里这样的人多，从未出现过人员短缺而误事的情况。其次是灵介秧歌。初期，每到收完秋，介休的教场子师傅就来收徒授艺，爱好者只需给师傅几升米或十几斤玉米面、高粱面就拜师学艺。因为唱秧歌已成为村民的一种生活内容，出门的时刻、劳动往返的道上、田间地头、劳作之余、挑担赶车、放牧的空闲，只要和秧歌的内容相符，就会引吭高歌，并引出对山隔河的唱和。随着现代媒体的普及，秧歌剧这一戏剧的活化石也走向消失。

将文艺及传统文明渗透到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在近几年县、乡举行的各类歌咏、街舞、柔力球等比赛活动中，只要雷家庄村参加，总能拿到好名次。良好的文化传承，促进了村风清明，政风和谐，婆媳互敬。

繁荣的商贸业绩——晋商发展大潮中一股激流

当年雷家庄商人们足迹四海的情景已无法再现，但他们留在故乡的深宅大院足以显现当年的辉煌。晋商的发展给雷家庄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当地经营，发展速度很快，在清朝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制酱、酿醋、食品加工、编制、粉坊、榨香油坊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铺、钱庄、服装、铁铺、木业、日用、鞋帽等，应有尽有。而且还将店铺遍及灵石、介休、平遥、晋南等县城，随着贸易的扩大，发展到山东、河北、内蒙、东北、京津地区，仅在天津经商的就有20多家，经商的范围有粮行煤场、钱庄银号、当铺客店、布料绸缎、服装鞋帽，和村里的业务形成了优势互补。人们的住宿条件、穿衣、食品、日用，甚至观念都天津化了。现在还流传着“天津有甚咱有甚，咱和天津不差甚”，方圆百里都称雷家庄为“小天津”。
　　诚信的经营，周到的服务，换来滚滚的财源。他们将这成袋成箱的黄金白银变成青砖、白灰、梁柱，修建成58处风格迥异的深宅大院。这些院落因山就势，靠崖而建，省料保暖；有的院落平地直起高墙，宜建窑则建窑，宜建楼则建楼，冬暖夏凉，春秋宜居。这些院落大都两层起屋，成崖窑地窑式，两侧建两孔、三孔的侧窑。第二层或窑或厢房，多为女儿的绣楼。这样修建首先是安全，坚固，也能防匪、防盗、防乱兵。院中有水井、磨房、碾坊、粮仓、护院人员、直通山外的暗道。最大院落为雷氏文德堂和忠恕堂，这两幢院子平行同向修建，两院崖地正窑共20孔，两院三进共有侧窑51孔。为了修建这两幢院子，还从井坪地起始，修了五层衬窑共25间。还修了衬院、东西疙瘩院、账房院等三院共计房屋45间。相传雷家两院外还建了一处一次能招待数百人的大厅，每次糊窗户的浆糊就需要几十斤面粉。又有传说由于雷家庄家大业大，所养的剧团、轿夫、马匹、车辆、长工在雷家庄村里住不下，全部住在雷家庄村对面侯木村背后的土窑里，雷家有事就在村边放铁炮通知，要车或要马的数量都有暗号联络。如此规模，尽显当时主人的豪华和富有。另外，还有精美修饰物品，砖、木、石三雕就不一一赘述了。
院落的命名也尽显特色。有的以地理方位命名，如：井楼院、坡坡院、沟底院。有的以经营功能命名，如：当铺院、账房院。有的以建设时间命名，如上下新院等。

这些建筑排列在前后村主道左右，形成商业一条街，使这里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有些院落的门匾也尽显主人的经营思想和处世之道。如“守真堂”“积善”“积德”等；有的表明主人的理想追求，如“耕读传家”“戬榖”“诗礼传家”等，有的表现主人超逸的情怀，如“澹泊明志”等；有的表现主人高雅，如“敦素”“绳武”“迎薰”等。轻利重义的儒商文化得以显现。

物华天宝——毁失的伤痛与现存的思考

一棵长寿的酸枣树。在雷家庄村有雷姓村民的一处院落，院名为酸枣树院，说明先有树后有院，这是院主人的骄傲。院内曾长着一棵大酸枣树，高5米左右，粗需两人合抱，此树已中空严重，难以支立。据村中雷姓老人讲，先有酸枣树，后有雷家庄，此树可能有千年历史。该院主兄弟和睦，树主兄长便将此树给了那个生活较困难的弟弟，其弟将树锯倒后做成8副木炕沿，处理后支持子女上学，这是1973年的事情。那时农村业主怎样处理自己院内物产，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就是国家层面上，对文物的宣传基本是空白，人们对文物的认识甚少，更无“古树”这一概念。进入2000年后，县、市专家对各村古树进行鉴定挂牌，雷家庄的老人们说起这件事， 专家称这么粗的酸枣树确实很少见，全国罕有。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借一角纸张，使其重现，不至泯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也唤醒今后人们对自然珍宝的认识、珍惜、保护的意识。 古道碑的消失。在雷家庄村西秦晋小道边的沙梁上，有一座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道碑楼。材料纯为砂石和青石构成，高2.5米余，底座为1.5米见方。更为精妙的是材料砌放和镶嵌不见使用石灰，但结合非常严密，刀刃也难以插入。道碑楼玲珑典雅，格局新颖，坐西北面东南，背倚巍巍介神原，面临脉脉小水河。碑前匾额为“流水”，对联为“桑梓百年承厚荫，兰芝累叶诵清芬”。碑后匾题“高山”，联云：“古道犹存松柏节，名流共式鼎彝尊”。碑体后面以篆体字竖写“皇清”二字。略间隔两字后，以正楷书写以下文字：“例授奉直大夫布政司理问二级乡饮大宾汉章雷公神道。”碑文标题为《马安山将军勒马地记》，全文如下：“《望龙经》云：‘凡龙穴，无论枝干，俱不肯收客水’。盖一龙必有一水相配，惟此水未潮，而此龙亦止能食此水，方为阴阳相媾，一家骨肉。故大龙必有大沙，大沙必转而向里，或横或回，与己水相交，栏隔外来客水，不使入局，用客作缠可也。惟奴砂之结，不龙放出大砂，因无自己随身之水，只得收客水耳。”《条辨》云：“奴砂多胖大，其结穴有堂局不正，收束不紧，关镇不密之病。”据此，则一龙之结，主辅显然惟是此等。形穴异于寻常，巧奇怪一类。《三十六骑龙》内，第十八条云：“十八骑龙勒马形，马头回转是真情，颈窝一穴人何晓，坠在山凹理易明，”正谓此也。穴立亥山已向，棺兼乾巽，取水来生木，以为催官。《铁弹子》云：“立穴无尺寸之移，受气有耳腰之异，分金有转移之巧，气线无豪发之差”是也。课曰：“砂水重重秀且昂，龙雄局紧坐天皇。四中三合符年命，显烁勋名冠一方。” 己卯科举人中卫县儒学正堂关中地学李若馥谨识，
道碑地基系陈表弟荣章情让因并书之以誌其美云。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元月十九日 谷旦
　　相传马安山为现交口乡马家庄人，在陕西做官，一次路经此地勒马回望，自认为祖上积有阴德，该享此风水宝地，托其在灵石县做县官的亲属，在此立碑以志。细读碑文，置疑与共识并存，一、传说之“跌落地”和碑文题目之“勒”及文中“马头回转”之句不符，这是口传之误。二、全文内容象坟墓之神道碑，为何立在路旁成为道碑，令人费解。三、为何碑文题为“马安山将军”，但碑主人为雷汉章？四、交口的马家庄是否为雷家庄前村名“马家庄”西迁之村名？现雷家庄周边侯木、岑泊、旺岭等村马姓居民是否为当时未迁或回迁居民？五、马安山将军在此“勒马”回望，是否对祖上故地深情留恋？六、马安山在陕西为官，与关中阴阳家李若馥相识，在情理之中，但为何给雷汉章写神道碑？七、雷汉章与碑文落款中的陈荣童为表亲，表明两姓世代姻亲连联，村乡史事，顺理成章和难圆其说并存。正所谓：一篇碑文千古事，留给后人费猜量。后事相传更久远，再给后人留文章。此碑楼于1996年筑河坝修泄水洞时，在沙梁下爆破被掀翻，部件散落遗失，正碑沉入坝内泥中，与世永没。此谨记，或能以文字传达，以慰遗憾。
对雷汉章的考证。2013年，英武乡建新原因工程出土了几块雷姓墓碑，收在景茂礼先生《灵石碑刻全集》中，其中一块雷声和墓表云：“先生讳声和，字既济，以长孙汉章公贵，浩赠奉直大夫。”“生和生三子，长泽普，次泽周，三子泽遥”，有孙八个。奋为长孙，即汉章。“泽普生二子，长奋，次发”。此碑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立。第二块为泽周墓碑：“公（泽周）有四子，长倬云、次益、次舒、次丰”。“嘉庆乙丑、丙寅（1805年——1806年）连年荒歉，汉章公弟兄仍出粟赈乡里，至再至三，又捐银索洲弯造舟以渡行人”。还有泽遥长子“滋”的墓碑，“其弟讳豫，先公卒”。又提到“祖讳声和，因公（滋）堂兄汉章公贵，浩赠奉直大夫”。至此声和的八个孙子得以落实。泽普及其长子汉章的生平虽不明，但身份确认。这个家庭因汉章而男浩赠（死后追封）奉直大夫，女追封“宜人”，汉章的名位“奉直大夫”为“例授（在职由朝廷授予）”，是对国家有功的实职官员。再者写墓志和题字的，有进士如何辉绶、王凤翰、梁中靖，举人有王振培，梁象晋，表明碑主家地位非同。 烧毁的古戏楼。现雷家庄村委所占的院落旧时为雷姓家庙，民国时捐出让村里办公，有戏楼、窑洞、厢房等建筑，在庙的左上方有几孔窑洞为照庙院。
　　该庙的戏楼修得尤为精彩，方圆几十里没有，不乏为古代戏楼建筑中的精品。戏楼前上方的横梁全部为精细的木雕，横梁斗拱的彩绘间书写着《千字文》全文。该庙修于何时已不可考，50年代在戏楼上做教室时，因戏楼上用芦苇杆做骨架，用麻纸糊的隔层完全破损，可以看到梁上的字样，雷守誉当时才十几岁，听到大人们读着文字，依稀记得是“永乐”还是“雍正”，不敢确定。该院中有一块墙碑的文字，记载着民国十六年（公元1928年）维修戏楼及办学校的情况。现录如下：“余乡旧有办公院一处，名之曰戏楼院。明期不列神像，正窑三孔，系办公室，现改作校址。对面有大舞台，历年既久，经风雨之摧残，为鸟鼠所剥落，几于栋折椽崩。鸠工有志而鸿欸莫筹，幸有村中数伟人，出疏募化银圆。因陋就简，整补完全。工既竣，志公芳微，不可掩没，爰勒石以志不朽。经理人：陈维、陈凤翱、雷万程、雷雨清。”以上文字表明，重视教育，较早进行学堂教学，注重教化，动乱时还维修戏台，村民团结，合力村务为该村特征。碑文中“明期不列神像”表明该家庙及戏楼在明朝就存在的说法可作参考。1983年，兰家堂村的迁入户兰某，将数亩小麦收回放在戏楼内，不慎引燃。一时浓烟蔽日烈焰腾，百年文物化灰烬，物华天宝难再复，众口如潮咒原罪。兰某愧痛，不日迁离。
文德堂的碾盘。在雷氏大院忠恕堂西耳门外是磨房、碾房，特宽大，有5米余。其中碾盘特别使人称奇，直径3米余，厚25公分，青石质地，据测算，重约两吨余。在当年交通和运输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么重的整块碾盘是从什么地方，怎样运来的，还是一个谜。
　　横空出世的元宝石。这块石头在从文殊原进雷家庄村的交通要道口。道旁有一座建在瓮门上的庙宇，文殊、城隍、土地、二郎诸神合塑，今无存。此石长136厘米，高120厘米，宽80厘米，重有2吨。形似元宝，无器凿痕迹，似天外飞来，周边数百米内无片石存在。当年凡经商之人每年都要去祭拜，祈求买卖兴旺。

探索思考——成功要素

　　重视教育，礼仪兴村。据村里的老人讲，古代雷家庄在碑文及老家谱上有记载的名人达三十多人，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国家录取任用的各类人才达百名以上。能写会算，各行各业中的行家里手更是无法统计。雷家庄村还是一个有名的礼仪之村，家庭内部相互尊重，户与户之间团结互助，老幼亲睦，就是外村的小商贩到雷家庄卖商品，必须在进村前将鞋上裤脚上的尘土刷打干净，衣帽要整，说话要和气，否则连村也进不了，更不要说做买卖了。是知识礼仪使财富裂变，还是财富使知识礼仪升华，这个哲学思考当由哲学家再思考。

重视交通。交通是文明发展的触角，两渡秋晴桥未通之前，灵石县汾河东部有秦晋古道可走马车，是通过灵石的第一条官道，还有灵沁古道，可直达秦豫，对河西人来说，有汾河天堑，可望不可及。

雷家庄自古山高坡陡，沟堑横村，出行难于上青天。乾隆年间，两渡何家一女嫁到雷家庄雷家，因出行艰难，回娘家不便，何家开始修路。据何家《泽远公经修雷家庄道路碑记》云：“邑雷家庄石叠湾坡，河西要衢也，行人往来自近而远胥由此焉，期间有十余里极危险，过其地者辄惮之”（据《灵石碑刻全集》P1871）。为修侯木至景家沟的石台道路，雇用了百名石匠锤击开凿，用了数月时间才通，这道坡也被改为石匠娃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侯木村前的一座红泥岗上，正是石匠娃坡的下出口处，建有一座高大的碑楼，石碑上记载着何家修路的事。楼和碑早已无存，不知是否此《碑记》。

　　清乾隆36年（1771年），何泽远兄弟继承父志，建成了汾河上第一座桥梁——秋晴桥（据《灵石县志•1992年版》），灵石县河东地区与河西的交通便捷了。侯木至雷家庄一层3米厚的石崖被打通了，开凿成宽2米、长6米的石槽坡路，小水河上建成3孔桥眼的通济桥。京、晋、陕商贸近道开通了，有碑文记载：“村西通济桥者，乃川陕之便道，京省之要津也。”给雷家庄带来了近百年的交通便利。121年后，进入光绪十八年（1892年）雷家庄村又一次重修通济桥。这一条因“年深日久，桥倾路陷，每遇春霖秋雨，行人踯躅，山水横流，过客徘徊”的阻塞之途又一次变成通途。“桥道焕然一新，往来者无不颂祷而愉悦焉。”（据《雷家庄村补修玄天阁重建通济桥追远前后募化人碑记》•民国七年1918年立石）。

关于秋晴桥的修建还有另一说法。冷泉镇学者张廷扬(1750一一1805)，生活在乾隆15年一一嘉庆10年，曾著《冷泉镇志》一册，《冷泉张氏家志》二册，在康熙版《灵石县志(四卷本)》的基础上，将“亲自履历之事”增补为八卷本，称为“冷泉三宝”。此三宝曾流出省外，近年被一位热心故乡文化的人士购回。由于该志的出现，使许多失佚的历史事件活了起来。据该志《桥梁(卷七)》记载，“两渡桥，在曹村里，今桥非是。今桥乃国朝乾隆末年间，两渡人何思忠建”。而何思忠是何龙腾之子，何世基(字思远)之侄。何溥之孙。据何家家谱记载，乾隆36年，龙腾、泽远兄弟去世“数十年了”，不可能建桥。因资料所限，结论待考。

1958年，为了打坝造地，当事者不切实际地将通济桥的三孔桥眼堵死为坝。结果一场暴洪就将这一座百年古桥冲毁大半，出行又一次陷入困境。
　　抢占新的发展先机。进入20世纪70年代，雷家庄进入综合发展的快车道。他们继承先辈不屈不挠的精神，村支书李光亮敏锐地感觉到能源将成为新的商机，于1974年开发了雷岑煤矿。到20世纪90年代雷守云村长进一步扩大了煤矿规模，利用煤炭收入科学设计、合理规划河坝、道路，建设竖、平组合式涵洞，科学防洪，合理导流，使设计的十一条大坝起到了既拦洪，又便于出行的作用，天堑再次变通途。进入21世纪，村支部书记陈仲科、村长雷明振，不畏艰难险阻，坚持科学发展，坚定能源、绿色两手抓的思路，实现了环村公路硬化。走一村一品的核桃发展之路，逐步实现核桃滴灌工程。坚持古村保护发展战略，雷家庄村踏上新一轮快速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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