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二哥说那过去的故事

烟雨蒙蒙

抗战时期，我爸所在部队隶属勃海军区，司令员肖华。该部主要在山东与苏北地区游击，与新四军的活动地域交错。日本投降时，我爸正在抗大分校学习，出于和国民党抢占地盘，建立东北根据地之需，中断学习，其所在部队部分干部派往东北，多数人员与新四军合并，组建了后来的三野。临行前命令派往东北部队将重武器一律留下移交，说是东北富的流油，大量日军遗留的武器装备、大米白面堆积如山，谁去谁发财。所以我爸他们只携带短槍及随身物品，每个干部额外分带三百银元（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人民政府经费），抵达后统一上交。部队由烟台登船在营口登陆后，一路向哈尔滨行军。此时方知原先的说法纯属误导，原关东军遗留军火物资确实很多，但已被苏军接收，当时的苏军只认国民政府为正统，根本不理睬这伙土八路，所以一路上没有装备和给养补充，又不断遭受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日伪人员袭击，且战且走苦不堪言，如同乞丐。还有一个笑话，一次战斗中有一干部不慎将三百大洋丢失，那时候共军穷的尿血，丢了这么多经费是为重大损失，因此受到处分。不料文革时期，我爸他们一伙黑帮在监督劳动中休息晒太阳时，和东北农垦总局工会主席郭茂莲（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闲聊说起这段往事，方知丢失银元的就是这位仁兄，原来当年还是一起进军东北的战友，只是来自不同部队，相互不熟悉。

部队抵达目的地后，多数干部分配到一线野战部队，我爸去了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四野）指挥部警卫团，很少参加一线战斗，否则也很难活到解放后。这时期我爸差一点受个处分，事情起因于共军逐渐和苏军缓和了关系，苏联老毛子开始向共军移交日本关东军的装备物资。一次我爸奉命带两个连去佳木斯接收日军军用仓库，负责与苏军交涉的是四野副司令员、建国后首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我爸部队的任务是接收清点物资，登记造册，装车发运及警戒。与苏军交接完毕进入这四个仓库后，所有战士都目瞪口呆口水直流，只见库内物资除枪支弹药外，米面油罐头应有尽有，服装从衬衣衬裤军大衣大头皮鞋一样不缺！一群破衣烂衫的穷兄弟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我老爹。我爸说当时他也惊呆了，激动的心脏直跳，这回可发了大财，苦日子到头了！

贪心人人都有，我爸也不能免俗。随即下令先派出警戒，其余人员先烧开水，全体更衣剃头洗澡，把滿是虱子的破衣服扔到火里焚烧，由内到外全部换装，然后埋锅造饭饱餐一顿。包括肖司令随从人员每人两套被服分发下去。那时候也有腐败苗头，各级干部得的要多一些，以致于我上小学时还穿过一件日军衬衫，亚麻质地，做工精细，很是得意了一阵。

其次是更换装备，把原来的破枪处理掉，全换新家伙，轻机枪一个排三挺，武器装备达当时四野最高水平，指战员皆大欢喜。

麻烦出在返回哈尔滨四野指挥部后。仇富心理不仅现在有，那个年代也有。一伙土豪现身在众多穷哥们儿中间，立刻引起兄弟部队一片大哗和极度愤怒，你们吃肉我们连汤都喝不上，于是“自由主义、小山头、不顾全大局”等大帽子一起扣下来，一直闹到时任四野参谋长刘亚楼（建国后首任空军司令员）那里。刘参谋长大怒，派来调查组，扬言要严肃军纪，追究责任。我爸立马心虚了，眼看这事儿要闹大，无论处分大小，肯定是要倒霉。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厚着脸皮找到肖劲光，求助司令帮忙。就我爸回忆录中说：首长真够意思，直接面见林总说明原委主动承担责任，说是这件事是他批准的，做为野司警卫部队，担负着保卫首长安全重任，装备精良一些也无可非议。林彪听后一笑，未置可否。之后，调出了部分重武器到其他部队，此事不了了之。多年以后，一说起此事，我爸就感念肖司令的仗义相助。

我爸在解放战争后期转入军队医院系统，还要从他负伤，住院手术那次说起。当时我妈所在的那所野战医院是四野医疗水平最強的医疗机构，一直紧跟四野指挥部，除战伤救治外，主要负责四野及东北人民政府首长的医疗健康保障任务。该院之所以強，系因为医疗骨干的主体是俘虏的日关东军医护人员，加之缴获的各类医疗设备，当时还装备有小型X线机，可以拍片透视，在那个年代就很了不起了。这些日本军医护士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才陆续回国，我小时候在重庆第七军医大学时还经常见到他（她）们，每次踫到，我爸就让我喊阿姨，我就不干，称她们鬼子兵。

我爸当时负重伤，子弹自右臂外侧射入由内侧穿出打了个贯通伤，又由右侧季肋区进入，穿过肝脏后弹头落在腹腔内，引起大出血。幸亏我妈所在医院离得近，送医及时，否则今后有没有我的闪亮登场就很难说了[偷笑]。

电视剧“亮剑”里有一个桥段说的是李云龙被国军炮弹炸伤生命垂危，送野战医院后接诊医生是个日本人，护送首长的一位连长一看大怒，立刻把槍顶在了日本军医的脑们上。我妈生前看到这个片段时赞不绝口，对我说这个电视剧拍的太真实了，跟真的一样，你爸当年送到医院时就是这样的！

其时，我妈是野战医院二所（外科）的护士长，属小小的排级干部，还佩发手枪。我爸到医院时她正在现场，不过当时她和我爸还素不相识。护送我爸的这个连长与我爸同为山东老乡，还是和我老爹一起进东北的，感情深厚。此人没文化，脾气又暴，加之八年抗战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一看出来的医生是个小日本，立刻掏枪破口大骂，意思是救不活人就要你的命，如同现代社会的医闹。我妈一看要出大事也急了眼，冲上去就缴了连长的枪。

我爸的手术就是这位日本军医做的，并和他成为莫逆之交，经常在一起喝酒，我爸有战场缴获的酒，日本人会做菜，其乐融融，一醉方休。我当外科医生后，我爸就常说还是日本医生水平高，我就不服气，说看你肚子上这个大刀口，长的七扭八歪的肯定是感染了！实际上真是这样，术后刀口化脓，当时药品奇缺，团以上干部才给用磺胺和青霉素，所以我爸活下来不容易。于是我爸也唸叼盘尼西林救了我的命！

我爸伤愈后没回到原部队，按组织安排留在医院当政委，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做日本医护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我爸跟这些日籍人士混得极其融冶，也因此把日语口语练的熟练，交流起来毫无障碍，发展了不少日籍党员。

我父母所在医院一路随四野指挥部南下到武汉，此后林彪一直在武汉指挥进军广西广东直至解放海南岛，就再也没动过直到战争结束，各野战军番号取消改为大军区。

我父母结婚也是在解放战争末期。那时候部队干部结婚有硬性规定，俗称“二五八团”，即25岁以上，八年以上军龄，团职以上级别。解放后野战军撤销，父母单位合并为武汉军区总医院，后又调江西南昌接收了原国民党中正医学院，番号几经变化，改为解放军第六军医大学。1954年9月，在我出生后五个月，和虹光一起随军到了重庆与第七军医大学合併。以后我爸常开我玩笑，说我是江西老俵，其实我对南昌没有一点儿印象，反到是在重庆渡过的童年让我刻骨铭心。

　　

日本投降时，我爸正在抗大分校学习，出于和国民党抢占地盘，建立东北根据地之需，学校中断学习，学员各自归建待命。很快就有命令下达，我爸所在部队部分干部派往东北，其余人员与新四军合并，组建了后来的三野。

临行前上级命令派往东北部队将重武器一律留下移交，说是据先期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反馈，东北富的流油，大量日军遗留的武器装备、大米白面堆积如山，因此后来者只管空手套白狼便是，谁去谁发财。所以我爸他们只携带短槍及随身物品，每个干部又额外分摊、人均携带三百银元（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人民政府经费），抵达东北后再统一上交。

部队由烟台登船，在营口登陆后，一路向哈尔滨行军。此时方知原先的说法纯属误导，原关东军遗留军火物资确实很多，但已被苏军接收。当时的苏军只认国民政府为正统，只和国军打交道，根本不理睬这伙土八路。所以在没有装备和给养补充，沿途又不断遭受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日伪残余份子袭扰的状态下，一路上饥寒交迫、且战且走、苦不堪言，如同乞丐。

还有一个笑话，一次战斗中有一干部不慎将三百大洋遗失，那时候共军穷的尿血，丢了这么多经费是为重大损失，因此责任人受到处分。不料文革时期，我爸他们一伙黑帮在监督劳动中休息晒太阳时，和原东北农垦总局工会主席郭茂莲（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闲聊说起这段往事，方知当年丢失银元的就是这位仁兄，原来当初还是一起进军东北的战友，只是来自不同部队，相互间不熟悉。没想到造化弄人，昔日的战友如今成为同被关押的走资派难友，缘份哪，默默无语两眼泪，不胜唏嘘！

　　我们一家迁至重庆后，父母所在单位为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七医大主要由二野与四野部队组合而成，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距哥乐山（国民党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不远，当时还属于重庆市郊。

学校除校本部（教学区域）外，下辖三个附属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对外称西南医院，是我妈工作单位。该院在大西南地区赫赫有名，首屈一指，原为国民党中央医院，从这个医院走出去很多建国后在国内外名声显赫的医学大家。第二附院对外称新桥医院，第三附院对外称大坪医院（解放军野战外科研究所），也是我上过的部队幼儿园所在地。

我爸先后在学校学员大队（政委）、校政治部青年处和组织处工作，转业前为校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处处长。我妈在西南医院野战外科任护士长。五十年代，野战外科包含烧伤和骨科两个专业，后来分为单独的两个专业科室，我妈就任骨科护士长至转业。那时候部队开始对战争年代过来的干部加强文化和专业方面的培训，我爸去了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国防大学前身）。部队征求我妈意见，是想上军医系（五年制本科）还是护理系（中专三年制）？我妈很纠结，如果上军医大学本科当然好，但两个孩子还小，家里脱离不开，牵扯精力，无奈只好选择七医大附属护校。毕业后除继续担任临床护士长，还兼任护校教员，定时给学员上基础及临床护理课，两头忙碌。

五十至六十年代，七医大附属医院承担了抗美援朝、对印反击作战，西南剿匪等历次战伤救治，小时候我在病房还见过不少伤员。79至80年，我正在西南医院普外科进修学习，为时一年半，亲自参与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伤员治疗工作，历时半年余。当时医院周边的山头上支起了高炮，事先清走了病区内的地方住院病人，全力接收前线后送的云南战区重症伤员，很是忙了一阵子。

第七军医大学（后改名第三军医大学、现称陆军军医大学）是驻渝最大的军事单位，部队子弟众多，这就令八一小学不堪重负。从六O年起，七军大首长决定干脆自办一家子弟学校，以解决本校校部及三个附属医院子女教育问题，命名为“红星小学”。学校最初建在家属大院内，后又迁往李子坝（距红岩村不远，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驻国民政府办事处所在地），最终落户在重庆市市中区一个叫青年里的地方。

青年里位于重庆闹市区域，周边热闹非凡，鉴于重庆的山城特色，需要攀登一道长长的叫做“十八梯”的石梯才能进入市中心。学校周边高墙林立，上有铁丝网，大门口有一位老革命大爷把门，认真负责，异常凶恶，谁也甭想溜出去，一旦进入校门就如同进了监狱。

红星小学所在地在抗战时期为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馆，解放后转为军产，原驻有一个学员大队，后改为小学校区。校园内幢幢小楼依山而建，还有操场和大礼堂，环境优雅宁静，还真是办学校的好去处。当时校办公楼一楼前厅的墙上还遗留有抗战时期的宣传画及斯大林画像，后来被某位同学把斯大林的胡须改成了山羊胡，险些酿成政治事件，破坏了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

学校校长朱紫贵，大尉军衔，身材挺拔消瘦，长了一个酒糟鼻，不苟言笑，他儿子朱远新与我同班。朱校长看着严肃，实际上对学生非常关爱，我们都对他十分敬重。

当时实行的是住读制，自一年级开始必须住校。每周五晚上不再安排自习课，仼由学生自由活动，于是操场便成了欢乐的海洋。一想到明天就可以回家了，同学们都欢呼雀跃，尽情撒野。每逢此时，是各班班主任和生活老师最忙碌的时刻，她们人手一把指甲剪，专抓本班的学生，犹如猫抓老鼠一般，逮住一个便往腿上一夹，咔咔的开始剪指甲，剪完一个放走再抓下一个，给我的记忆深刻。周六一早，生活老师便将每人一套干净衣服发放到床头，盯着你換装，然后收走脏衣服送洗衣房，这就是要送你回家见爹娘的节奏了。

周六上半天课，此时我多半听不进去，早就神游太虚归心似箭了。好不容易盼来了部队大客车，分别将学生及不值班的教工送回校部及各附属医院，此时一路欢歌，各找各妈。最难受的时刻是周日下午，家长把孩子送到家属区大操场登车返校，只见一片鬼哭狼嚎（我妹妹就是其中一员），我们大年级的还好，但也极不情愿离家返校去过那囚徒生活。

学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除上下课是用铃声提示外，其余作息均为军号。每天起床号响起，有十分钟整理床铺穿衣洗漱时间，疲于奔命很是狼狈。然后出操跑步，听校长或教导主任训话，进教室上早自习。最奇葩的是每次吃饭前须各班整队集合，先高歌一曲革命歌曲，如唱得有气无力则要当着大伙重来一遍以示惩戒，合格后依次进入食堂，每十人一桌，每人一份饭菜以备好，不许说话，不许趁人不备去别人碗里捞食，各自按分田到户原则完成仼务。

每次饭后我们这些弟娃儿最愿意干的事就是帮厨。说是“帮厨”实际上就是干些收拾碗筷、摆放桌椅和洗碗之类的杂活。这并非我们有多么高尚的觉悟和自觉养成从小爱劳动的情操，而是奔着奖励去的，每次干完活，伙房的大师傅都会每人赏一大块焦黄酥脆的锅巴，这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在重庆的岁月。我家住在七军大校部家属院，这个大院原为国民党军产，院内绿树成荫，景色宜人，家中的家俱等均为部队配给，书桌上刻有“中正医学院”字样，大院周围立有高墙，封闭式管理，警通连战士荷枪实弹昼夜巡逻，自成一个小天地。院内除学校各级干部，教授讲师及家属外，大礼堂、游泳池及附属护校均在院区内。学校的教职人员均为原国民党留用的知识分子，全部穿上军装，军銜普便比战争年代过来的八路要高一些，许多正规八路就愤愤不平，牢骚满腹，对其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很是不滿。

童年的时光是无忧无虑的。部队子弟在这封闭式环境中嬉戏打闹，与地方完全隔绝，不懂得人情世故，满眼都是军人叔叔阿姨走来走去。我们经常在地里挖出刺刀和枪械部件和锈蚀的子弹等玩艺儿。

那时候部队规定，团职以上干部每个孩子可配备一个保姆，费用由部队报销（月工资8元/月），所以家中有两个保姆看着我和妹妹，这种情况直到我奶奶来以后发生改变。我奶奶看不惯这事，于是赶走一个保姆，我便悲催的进了部队幼儿园，开始了每周回家一次的囚笼生涯。我自然不甘心过这种日子，在“黑院子幼儿园”（我们给起的名称）期间，我有两次逃跑行动，一次取得成功，我自己走山路跑到老爹的办公室。一次未遂，是在午饭后未回去睡觉，在幼儿园里巧遇虹光，双方一拍即合，一起逃跑。结果跑到七军大后门时被站岗哨兵拦住问话，此时幼儿园老师已经追了上来，我们一看不妙就想分头突围，结果被哨兵一手一个，老鹰捉小鸡！无论怎么哭闹都没有用了。

虹光在重庆时在地方学校就读（高滩岩小学），学习成绩中上。一鸣惊人的是中考时竟考入重庆一中，让学校老师及父母邻居跌破眼镜！该校是四川省重点校，也是重庆最大最好的涵盖初、高中的学校。送虹光入学时我跟着去看热闹，校园面积比一般的大学还大，里面还有两个人工湖，风景优美，实行住读制。

五十年代，由于驻渝军事单位干部子弟日增，上学就成了问题。于是驻渝各部队商定共同出资，创建了一所在重庆赫赫有名的“八一小学”，专门为部队子弟服务。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住校管理，每周末回家一次。从教学质量到食宿环境均为一流，地方老百姓称之为贵族学校，校名由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提写。当时入学学生包括13军、重庆警备区、七军大、红军疗养所、解放军后勤学院和雷达兵学院等军队院校子弟。到后来，重庆市委市政府也插了一脚，把他们的孩子也送了进来，学校的负荷就加重了，接收不了如此之多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艳军后来上的部队子弟学校“红星小学”就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