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

若川

母亲去世后，我总是会想起几十年前那个落雨的夜晚，有时候是在梦里，有时候是孤独的黄昏。我不大喜欢做梦，但是喜欢孤独。孤独有一种沉静的力量，不管是用来思考还是用来回忆。

一九七五年八月，黄淮平原遭遇了一场百年未遇的洪水，造成二十五万人死亡。人们还没从灾难里站起来，七六年七月，北边的唐山又遇到了百年未遇的大地震，死亡人数也是二十五万。虽然我年龄尚小，但依然感觉到世界末日到来的那种惊悚和寒冷。

有一天夜里，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被母亲冰凉的手推醒。当时，秋雨正劈劈啪啪地打在塑料棚顶上。昏黄的油灯下，平时母亲姜黄的脸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显然是刚哭过。 母亲拿出一个小木匣子，在药瓶子、火柴盒和樟脑丸中间，找出一个油腻腻的说不清颜色的小本子，小声地告诉我说，那是一个五百元的存折。然后母亲望着我的眼睛说：“要是我死了，你可要带好弟弟。”

这时我才真正清醒过来。在灯光下，母亲那浮雕一般的脸庞和她与父亲用平均每年二十元的速度积攒下来的小本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与我欲哭无泪地距离着。那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但我在沉默中，突然间就抵达了那里。我觉得，我一下子成熟了。

实际上，我的少年时代就戛然而止在这样一个仓促的夜晚。床那头，我五岁的弟弟正满面红光地沉睡在自己的梦境里。我突然感到了“哥哥”这个称谓所具有的现实和历史的重量。因此，尽管我浑身一丝不挂，但我还是向母亲、向我那十三岁未曾开花的人生，庄严地点了点头。

唐山大地震余波未平，公社大喇叭就通知说，我们这里也要闹地震。村里的小广播也一天到晚在讲震中、余震、动物的感应、防震棚等等。敏感的母亲先是发现老鼠在晚间的活动明显地比过去多了起来，接着又发现我们家那只老狗莫名其妙地狂吠不止。这些迹象和公社发的那些防震小册子上的说法很吻合。于是，母亲说：

“搭防震棚吧！”

母亲这话实际是说给大我几岁的姐姐我们两个听的。当时父亲带着我另外两个姐姐在很远的一个公社上班。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我是家里唯一靠得住的男人，尽管我只有十三岁。其实那时我的政治头脑已相当发达，红皮《语录》我早已背得烂熟于心，我已经能从满大街白纸糊的高帽子和跪在土垒的台子上的五类分子身上轻易地理解关于“革命”“斗争”的精髓。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戴着红袖章写大字报，后来我的书法无师自通估计于此有关。 我还会写批判文章，把我们的校长和村子里的一个老地主骂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敏感的政治嗅觉引导我整天趴在父亲留下的收音机上收听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切，对黄、吴、叶、李、邱这几个坏蛋，比对我们邻居都熟悉。家中没人的时候我还收听地台，每当听到女播音员软绵绵地说到“台湾中央社……”，我的心便如偷尝禁果般地狂跳起来。

而且那时我狂妄的心事就像秋天疯长的野草，漫无边际而又野心勃勃。我渴望得到一双白塑料底布鞋；渴望有一次冒险壮举，比如在辣椒地里擒住反攻倒算的老地主，让我借此走出从来没有走出过的小镇；我还渴望见识一下火车和飞机，听公社副书记的小子讲，他只花了五块钱，就坐飞机在郑州上空兜了大半天。

　　生产队社员晴天下地干活，雨天就猫在牲口棚里开会，母亲挤不出一点时间。防震棚的建设任务自然就落在姐姐我俩肩上。我和姐姐简单做了一下分工，她只负责筹借工具。其它的活儿，由我召集那些“部下”来完成。那时我就具备了高超的领导才能，不管比我大还是比我小的孩子，对我绝对言听计从。学校里发生的所有坏事儿，最后总能找到我这里，尽管有时候那是我的那些“部下”干的。后来在高一快结束的时候，校长郑重其事地把我姐喊过去，让她帮助把我劝退。但我姐深谙家贼难防的道理，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她不屈不挠地求情，才让我把高中读完。

当时搭建的防震棚实际上是一种半地下式的建筑。在三米见方的地上，向下挖一米，然后再围起一米多高的墙来，上面用棍子支起一个人字形屋顶，像瓜棚一样。工程很简单，可在那时候，洪水刚刚洗劫过这个村庄，各家几乎都一贫如洗，所以干起来也很费周折。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突然想起防震棚的事来。她说：“天气预报有大雨，垛好的墙盖好没有?”

天已经很晚了，况且我累得骨头都散了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就随口应付了一句：“好了！好了！”

结果夜里一场大雨，把我们几天来的工作成果冲得一塌糊涂。我被母亲结结实实地胖揍了一顿。挨打的过程中，我还小睡了一会儿。打完之后，我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也许母亲没发现我满手的血泡，她是一个狠人，只求结果不讲过程。她喜欢享受打人的乐趣，打我们的时候，既不许哭也不许还嘴。那是一个人拥有绝对权力之后的愚蠢和自大。

雨一连又下了几天，整个村子都泡在一片汪洋之中。读过几年书的孩子，喜欢挤在一起神秘而又无知地扯一些时事，我们的话题从来就喜欢停留在北方那个我们从没去过的赭红色的都城，和那个都城里一会在天上、一会儿又被踩在脚下的大人物们。

母亲没再提防震棚的事，显然也把打我的事忘到了脑后。我倒宁愿她这样，每次她打了我我都希望她这样。我真害怕她有一天会认错，在我面前说出一句道歉的话来。如果那样的话，我才会心痛欲碎地哭。外面的世界真他妈的太残酷太需要坚强啊！母亲这暴烈的个性，恰似宽大的翅羽一样庇护着我们不受外界的侵害。

后来母亲把舅舅请来，趁个好天儿，全家齐心协力把墙又立了起来。不过在建屋顶的时候，又发生一点小意外。因为没有物料，我就锯倒田边的几棵小树。结果被民兵营长发现了，他吼叫着跑到我家来找事。被我母亲迎头痛击，母亲一边撵着用树枝抽打他，一边劈头盖脸地臭骂。他是晚辈，应该喊我母亲奶奶。他奶奶的叫骂声绕树三匝，响遏行云，让镇上的大喇叭瞬间失声。那些土气而又时髦的话语现在我都忘了，它们大多来自红皮语录，又经过目不识丁的农民们生吞活剥地熔炼。但是，那一点都不重要，只有母亲那如剑客般闪转腾挪的英姿，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平淡无奇的童年生活中最快活的记忆。

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对地震的恐惧不如说是渴望，就像七五年那场洪水一样，大人们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却正在欢呼雀跃地讨论着在水中变换的姿势。对灾难慷慨激昂的蔑视，充斥在少年的心头。

但地震终究没有来，雨还时有时无地下着。那个晦暗和暖昧的秋天，注定要发生一件大事。果然，九月九日，一个闷热的下午，镇中心的大喇叭里，缓慢地吐露出一个比地震更具杀伤力的消息——伟大领袖与世长辞了。一瞬间，老老少少都聚集在村头的大槐树下如丧考妣地哭了起来。年轻妇女那唱经一般的哭声响彻行云，年老的妇女则把头埋在胳膊里，细瘦的粘满草屑的辫子随着哭泣不停地在抖动。

那时候我也哭了，因为大家都在哭。但后来我就不得不把唾沫抹在脸上，以维持我悲痛欲绝的姿态。其实那时我满腹心事，但又不知道有哪一件要办。我索性顺着泥河的河堤走出了村庄。那是一条好河，波澜不兴，鱼翔浅底。每当我高兴或者悲伤的时候，喜欢坐在河边，看她在夕阳里缓缓扭动着透明的身躯。我知道，她也喜欢我，她喜欢所有像我这样的好人。

阴沉的天空好像马上要下雨，在涉过一座桥的时候，我碰到了刚从田里回来的洪军。他挽着一筐红薯，满脸悠闲的样子。我戏弄他道：“全村人都在找你哩！有人揭发你造谣毛主席死了！”他吓得扔掉筐子，站在桥上就哭了起来。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大笑，告诉他说，毛主席确实死了！他听了以后，又哭了几下，便笑了起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镇子仍旧生活在陈旧的节律之中。曾经痛哭流涕的妇女，又在意气风发地满院子喊猪。晚饭的时候，唤着儿子乳名的沙哑嗓门依然在暮色里沉浮。终于有一天，大槐树下又热闹起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使人们的脸上重新又泛起了喜不自禁的光芒。这事似乎与天气与地震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从此以后，忽然就天高云淡了。人们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从防震棚里搬回了家。

毕竟，进入了十月。每年的十月，日日是好日。

然而，九月九日，那个令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们惊悸的日子，却因为有了一九七六年而再也没有普通过。这个日子对我个人的意义则是，三年后的这一天，我收到了全国唯一的一所重点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临走的前一天，我在泥河堤上徘徊了很久很久。母亲的雨夜之托，恰似一方被泪水打湿过的陈年手帕，被我重重叠叠地打在了行囊里。

终究，我要离开泥河，去见识外面的世界了。

那真是一条好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