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六、潘汉年案件的平反</p><p> 1、潘汉年最后的岁月</p><p> 1963年2月到1967年3月，潘和夫人董慧在北京市团河农场平静的生活了4年，虽然处于服刑期间，但生活待遇不错，行动自由，经常有领导和朋友来看他，据一位他的朋友回忆，此期间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忏悔，说他不该因小资产阶级面子观、虚荣心而长期隐瞒私见汪精卫的事，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毛原谅他，重新安排他的工作。然而1967年3月康生、江青将他重新收监，彻底击啐了他的希望。那么康生、江青为什么要将他重新收监咧？</p><p> 一是江青和潘的夫人董慧历史上有矛盾和‘‘过结’’。在延安时，董慧和江青是抗大的同班同学，董是大家闺秀 ，外敛内秀，看不惯江青言语刻薄、搬弄是非、为人轻薄的行为，多次对她进行劝导，因而无意中得罪了她 ，而江又是一个记恨心很强的人，文革发迹，理当报仇。</p><p> 江青心机很深，善于表演，在延安抗大时，毛主席经常去讲课，当时毛的夫人赌气去了苏联，并表示与毛‘‘绝交’’，‘‘江青利用主席身边没有女人而钻了空子’’（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和陶铸的夫人曾志都说过这话），千方百计的接近毛，博得毛的好感和同情。据说，毛将与江结婚的事提交到政治局讨论时，很多人都反对，一部分是因为对贺子珍有好感，如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与贺的关系很好，不同意毛另选婚配。一部分是因为了解了江在上海的风流韵事，有损主席的名誉，如项英发电报就是这样说的，开始毛有点犹豫，面对婚姻危机，江给毛写了一封长信，以一个弱者的、婉转哀伤的语言，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不幸，表明了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美好婚姻的追求，她只要结婚，不求其它，一下子打动了毛，毛何等人也，顶天立地的男人，还保护不了一个弱女子，从此不管谁来说都改变不了他的决心。她当上‘‘第一夫人’’后，潜伏了几十年，文革给了她复仇的机会。</p><p> 作为上海情报工作站的负责人和资深的情报工作者，潘肯定了解江的历史‘‘不干净’’，加上他的夫人董慧与江青产生过冲突，所以潘董两人一直认为江是不会放过他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潘曾对农场负责人说：‘‘我早就知道她是坏人，就是不敢说’’。</p><p> 二是政治上的需要。康生、江青将潘收监，有二个政治目的，一要挖掘罗瑞卿包庇叛徒特务的罪证，因潘判刑后立马就假释，江青怀疑是罗安排的。二要整周恩来的材料。当年国民党特务炮制的‘‘伍豪启事’’事件，就是潘去调查和澄清的，想通过潘找到周叛变的‘‘证据’’，但这两个事都很清楚。潘的假释绝对不是罗瑞卿的安排，据说是罗根据毛的指示做的。周恩来的‘‘伍豪启事’’，当时中央有正式的报告，加上毛周的关系，江青很难有所作为。</p><p> 在潘的身上没有作为，只有将潘关着，直到1975年5月不经过任何程序，又重新判潘无期徒刑，开除党籍。5月29日安置在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夫妻两人又重新团聚，由于有上面的指示，待遇较好，独房独院，有较大的电视机，1976年9月9日毛逝世时，潘看到农场的电视机很小，就把自己的大电视机拿出来用。</p><p> 据农场的副场长及夫人回忆，潘夫妇在农场的最后几年，身体很差，说的最多的语言是‘‘延安’’，他们沉浸在对延安的回忆中，延安造就了他们的婚姻，也造就了他们的事业。潘的诗中有‘‘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农场召开的毛的追悼会上，他们穿着洁白的衣服，默默哀悼，脸上挂满了泪水，他们常常站在高地，面对井冈山的方向，嘴里不停的念叨，是回忆还是自责，抑或是埋怨？他的诗中有‘‘倘有罪千般，当先有见闻’’，表明他是清白的。‘‘天摇地动倒流水，但愿冬寒化早春’’，希望他的问题能够得到澄清。</p><p> 1977年4月4日潘在湖南省长沙市的医院，因肺气肿经抢救无效逝世，终年71岁。此时中国的政治气氛宽松 ，思想解放，历史事件开始重新审视，潘的夫人董慧开始呼吁中央重新审查潘的案件。董慧的弟弟董锡权居住香港，很同情姐姐的遭遇，想接姐姐到香港去居住治病，但董断然拒绝，她说我是共产党员（董没有受到处分，一直是共产党员），我要为老潘申冤。就在中央开始重新审查潘的案件时，董慧于1979年2月24日因脑溢血逝世。</p><p> 2、潘汉年案件的平反</p><p>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和10月粉碎‘‘四人帮’’，中国的政治形势翻开了新的一页。政治逐渐宽松，思想逐渐活跃，尤其是1977年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大 ，邓小平官复原职，提出完整、准确、全面的掌握和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反对‘‘两个凡是’’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p><p> 最早提出为潘案平反的是陈云，1978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恢复党中央副主席职务，并兼任中纪委书记，会后立即约见刘晓（抗战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说：潘汉年与陈果夫、陈立夫谈判，是他和康生、王明决定的，现在他们两人不在了，只有他出来说话作证。从此极力推动潘案平反。</p><p> 对潘案平反最积极的是廖承志，廖和潘在情报部门长期共事，关系很好。1980年11月3日，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时，廖说：‘’纠正党内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就必须彻底，我认为潘汉年就是一个冤案，应该平反。我问过康生，中央是否有情报工作要打入敌特内部的指示，康生是肯定的。如果有指示，那么潘执行这个指示就没有错，那有内奸不靠出卖组织染红帽顶子的，直到解放，潘知道和领导的组织、电台均无损失。据说他见过汪精卫，我不清楚，也没听他说，毛主席看见他的报告后大怒，将他逮捕了，当时康生为什么不讲话，大概康生内部墨黑，看到主席发怒，就顺带说坏话，汉年就倒霉了。见汪的事如果有，也只能算是一个错误，够不上内奸、叛徒的帽子。我郑重要求中央重新审查。‘’ </p><p> 与潘同在华中情报部门工作的胡立教（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也提出了‘‘反证’’，他在证明材料中说道：‘‘潘熟知我党的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直到全国解放，无论是国民党特务和日伪系统，都不知道这个机密‘’。</p><p> 对潘案平反最有力的证据，是当年李克农审查潘时提出的五条‘‘反证’’：（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提供了有价值的决策情报。（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否指潜伏在台湾的地下组织）。</p><p> 无论是潘的同事提出平反的理由还是李克农的反证，都是对人的结果看问题，即人的行为的真假无法判断，但结果看他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对公安部提出的疑点和‘‘合理’’推断也没有正面回答。</p><p> 潘案的平反，阻力还是挺大的，中央里面就有人说，就是都能平反，潘案也不能平反，他们抓住的就是潘私见汪精卫和日本人，以及有一些事无法解释。当时办案的公安部长罗瑞卿，78年任军委秘书长，他可能不同意，但他78年8月逝世，据说军中有一些重量级的人也不同意， 所以潘汉年直到1982年8月才平反，比刘少奇还晚。在党内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1982年3月征求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意见，周恩来一直是潘的领导，又是参入了潘案的讨论的，应该对潘案比较了解，但邓颖超说：潘汉年已死多年，妻子也死了，没有子女，没有拖累，来去空空，干净利落。对潘表示同情，没有表态。</p><p> 1980年1月1日，陈云指示公安部将潘案的全部材料提交给中纪委，1981年3月1日，陈云提出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审查。1982年8月23日，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一案终于平反。</p><p> 3、情报战线相关人员的结局</p><p> 1955年发生的潘案，对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刺激很大，但除潘案及连累的人员外，其他人员没有受到冲击（文革除外，因为文革中大多数老干部程度不同的受到冲击），潘案所涉及的人如下：</p><p> （1）关露（1907—1982），女，1932年加入中共，先后打入汪伪特务和日本大使馆，成为中共优秀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因病到大连疗养，解放后在中国电影局创作所工作，1955年受潘案牵连入狱达10年之久 ，1982年3月23日平反。</p><p> （2）袁殊（1911—1987），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文界、政界，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种身份，1945年秘密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1955年因潘案牵连判刑12年，1982年平反。</p><p> （3）胡均鹤（1907—1993），1982年潘案平反后，1983年胡保外就医，走出监狱，1984年公安部作出结论，对他交待的历史罪行既往不咎，肯定他与中共建立联系所做的工作，对其无罪释放。</p><p> （4）杨帆（1912—1998），1937年入党，解放初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1954年入狱，1978年获释平反。杨完全是潘安排胡均鹤所累，1943年康生发起‘‘抢救知足者运动’’，密令饶漱石逮捕杨帆，当时审理此案的是潘汉年，潘救了杨（是否此事得罪了康生），从此潘杨关系很好。</p><p> （5）王尧山（1910—2005），1931年入党，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1955年因潘案影响受审查，1955年被开除党籍，到中学任副校长。1979年恢复党籍，任上海市纪委书记。</p><p> 上面是直接受影响的人，下面是与潘有关系的隐蔽战线人员，没有受到潘的影响。</p><p> （1）冯雪峰（1903—1976），1927年入党，后任‘‘左翼’’党团书记，解放后任上海文联副主席，1954年受胡风事件影响受批判，1979年平反。</p><p> （2）刘鼎（1902—1986），1924年入党，1929年任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解放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兵工总局局长，航空工业部顾问。</p><p> （3）刘晓（1908—1988），1926年入党，长期配合潘从事情报工作，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p><p> （4）李一氓（1903—1990），1925年入党，解放后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书记，驻缅甸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p><p> （5）廖承志（1908—1983），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1927年入党，抗战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长期从事情报工作，1945年党的七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被递补为中央委员，党的十二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p><p> （未完待续）</p><p> </p><p> </p><p><br></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