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从军记 （下）1946～1949

康巧茹

2.2.1 飞往重庆参加国共和谈代表团

1946年4月8日，一天说明日有飞机可乘机到重庆。到了明日，我们坐上延安中央机关的大卡车，开到了东部飞机场。

到了飞机场，人们下了汽车，站在地上仰望天空。不大一会儿便听到一层白云后面传来飞机马达声，从飞机场西端响到飞机场东边，便再也未听见飞机声了。心想飞机会到了东边还会转回头降落机场的，可是只听一次飞机声，以后便再也听不到了。约一个钟头后，估计飞机不会回来了，便上卡车返回杨家岭住地。

一连十几天或许是7、8天之久，听到传来说：在山西省黄河边黑茶山有一飞机失事残骸，有十几具尸体。最后组织上宣布此次飞机失事，上边有乘机返延安的叶挺将军、黄**、王若飞、博古等近十人，都与飞机驾驶员们一起坠机送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是飞机机械事故或是操作事故，或是有意破坏，几十年了未见有过明确的结论，无论是哪种原因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到底什么原因至今不得而知，还是个谜。

（失事经过：飞机是从重庆准点出发，经停西安，在西安短暂停留，稍事加油，同时中间也有人检查，然后就是直接往北飞向延安，直到离延安大概只有30公里的地方，一切都很正常，甚至延安机场都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此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飞机没有径直飞向延安，而是向延安的东北方面飞去，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撞山后，机毁人亡。多年以后，一位国民党军统特务自称对这件事情负责，说当时飞机在西安经停时，他们混进检查的人员中，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一块磁铁放在了磁罗盘和压力高度线表里面，从而干扰了经验丰富的飞虎队队员的判断，导致最终飞机偏离航线撞山----摘自网络。）

几日之后，美国人从重庆来了几次飞机，寻找失事飞机，有运尸体返重庆的，有放空返重庆的飞机。我们就坐了放空返重庆的美国军用运输机，是中型螺旋浆飞机，3、4名飞机驾驶员，只有我们3个乘客。乘客坐在长椅凳上，每人只带简单的行李，没有被褥之类，只各穿随身衣服，到了重庆会发新的被褥的。

飞机在延安东郊飞机场起飞，一直向东方飞去，约到了桥儿沟上空，便转弯向左沿王家坪上空返回，顺延河向南飞过延安城和城南新市场，一直顺大路向南。可能在三十里铺就慢慢偏向右，向茫茫一片丘陵起伏的山群飞去，约模这就是当年我们由延安到庆阳去的翻山路线，当然飞机只是飞了一段便一直往南飞了。也未看见地上的封锁线，便飞出了边区。也可能已到了西安附近，但未见西安城池，也只见飞越渭河，便觉飞机逐渐向上爬高。飞机飞过高山和人走路一样也得爬高，不然爬不过去的。曾听说周付主席有次从延安坐国民党飞机往重庆飞，过西安翻越秦岭高山，但飞机通知乘客说：能否丢弃一些行李好飞过秦岭。周付主席便和一路同志们决定把不很重要的行李都扔下来，飞机才飞过了秦岭到了重庆。听说后来还是找回来了全部投送下来的行李。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的军用飞机，当然机件上比国民党的若干年前的老式飞机会更好些。飞机过西安后，只觉机身前边抬高了些，驾驶员通知我们：飞机正要爬高过秦岭，各位不要走动。约过了半个小时，感觉飞机向下倾斜就是已到了重庆附近准备降落。从早上七点左右上飞机到中午前后便到到了重庆。若拿过去行军速度计算恐怕数年才能到达目的地。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往延安边区撤回，记得从1940年秋直走到1941年秋才到了延安。中间走过不少晋东南到太原的山丘平原，过汾河和同蒲线到晋西北西渡黄河，到晋西北对面的绥德转赴延川，到延安足足一年的时间，而飞机不过几个小时便到了目的地---重庆。

从飞机往下看，正如鸟瞰作战沙盘似的，但不是沙盘上的作战防线之类。西北高原一带正如毛主席诗中描绘的那样，像一群腊象奔波山丘河流树林，依稀分辨，犹如谁的衣带忘了，或被风吹跑了随便飘落在大地之上似的。树木房屋影影绰绰看不完全清楚。秦岭一片深山夹谷，树林郁郁葱葱，万物竞生之地甚是好看。过了秦岭便到了四川境地，一片山丘起伏的平原山丘之地，树林草绿无处不有小湖、水流随处可见，山丘之上只见水流转而下一层一层的梯田，浇灌山上稻田，春末气节稻田已是芳禾绿绿了。看见嘉陵江，随后又见到长江的一段，就到了重庆郊区机场上空，飞机也未转变方向就下降机场了。

下图：当年使用的电台。

2.2.2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

我们走出飞机，就近八路军办事处同志来了个大卡车来接我们，我们坐上大卡车便往市区开去。一路上走了相当长的距离，经过不少田野村庄，走到嘉陵江边公路上，时间不久便转到一山涧车路上，几转后到了一栋比较简易的三层（或二层，记不清了）楼房门前，司机说已到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住地了。

在红岩村即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组织上安排我们3人住三楼，三楼是机要人员居住和办公的一层。记得当时延安去的女机要员有一位叫李玉的，当时周总理的机要秘书李全德与夫人也住在三楼，庆阳机要员老李同志与夫人马玉珍同志也去了重庆，就住在三楼上边。

还听说，毛主席前一个月左右来重庆，和蒋介石和平谈判就住在此三楼上。曾因办事处自己工作人员不小心弄起火灾，引起一次惊慌来。原以为是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后查出是自己工作人员不小心弄的，也放心了。但这次火灾虽不大，又是自己人引起的，却因上边正住着毛主席，所以周付主席非常担心，怕发生意外重大事故来。

到了初夏时候，国民党开始往南京迁都，我们八路军办事处当然也要跟随迁南京，乘坐他们统一组织的飞机和轮船顺江下南京。

那天，我们新到重庆的3位机要同志由机要科领导通知我们，可以上船出发南京，我们便乘汽车到了长江边，坐统一组织的民生轮船。

民生轮船是2000左右吨位的钢铁汽轮，两层或三层甲板，我们住在统舱位内，还有伊民、王西同志和我们3位一同乘船的。下午开船走一夜间，第二天近上午到了四川东部的万县。船只只停码头个把小时，该上岸的人上岸去，上岸到市区看的人不多，都怕晚了会误了开船。我们几位机要人员谁都未上岸，人生地不熟的，一旦误了开船可怎么找船只呢，又怕被国民党军警纠缠，下午即继续开船。可能又走了一夜，到第三天上午说是已到了沙市，上岸的上岸了，人也不多，轮船停不久便开船了。记不清是在万县之前或之后，经过了有名的三峡，即小学课本上讲过的翟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峡地势真为险要，风景奇妙，山势陡峻，夹江而立，长江水流就穿山谷而一泻而下，江边上看不见有什么道路和行人，只见不多行人艰难而进。一报务员***女21岁，过三峡在木船上看风景，被撞下长江，下去便未见身影淹死了，到南京后开了追悼会。

顺长江下行第4日或5日到了中原武汉重镇。轮船宣布要休息几日，记得是好几日的样子，叫人们可以上岸找旅馆休息，我们便有组织地上岸就近找了中等旅馆住下。正是初夏之际，天气已较热了，人们不轻易出去怕热天，倒是清晨还是可以到街上走走的。我们几位机要人员相伴到街上观看街景。我还买了武汉生产的一双牛皮鞋呢，一直穿了多年，很结实的。

后来又走了几日，记得船过九江还停了一下，以后便一直到了南京。

下图：南京梅园新村。

下图：老爸在南京时的留影。

2.2.3 在南京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

到南京便由代表团的汽车接我们到了代表团住地—梅园新村30号，即周付主席住的地方，一座小花园洋房。二楼都是我们机要工作者居住和办公地方（在周付主席办公室和卧室的上面是代表团机要科的办公室，这是为了保密和安全。机要科的办公室是三间低矮的小阁楼，正值盛夏，热得像蒸笼，仅有的几个小窗户，还不得不蒙上双层窗帘，以挡住国民党特务狼犬般的眼睛，同志们就在这艰苦的环境里，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摘自《周总理在梅园新村》）。

周付主席就住在一楼朝南边的房间里，是宿舍也是办公室，北边是客厅，中间是过道。我们从中间上二楼去。北邻第35号院是董必武同志住地，与30号院有小道相通。30、35号院之周围的楼房都由国民党特务住着，可能他们一知道30、35号住我们代表团，他们就赶走了周围的老百姓住户，全住上了特务。有许多公开的现象，如进进出出的人们都不像老百姓，一色的特务服装。经常开着朝我们院的窗户对我们直瞪瞪地观看，有时还用望远镜观看，录音机等都用上了。所以我们也告诉大家，无什么事不必老在院中闲散，以免被观察钉死难于行动。

代表团大门口外，经常有钉皮鞋、擦皮鞋、卖面条的小吃小贩在坐着。有时一连几天不换地方，但却不时换新人。我们晚饭后要出去几个人上街散散步，他们便跟上了，当我们的尾巴，有时走到街转角，尾巴就改换了别人。这些人虽也不见得马上给我们带来不便，却使我们不能不时时提高警惕，防止随时上当受害。但他们也不敢马上下手干什么，我们都是公开身份的代表团工作人员，都有他们市政发的身份证，不到一定的气候，一定的条件，他们也不至于对我们这些公开身份的人下毒手。事实上几个月的代表团工作生活中，还没听说发生过工作人员在街上让他们突击绑架过的事来。

记得1946年秋，上海和平代表团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最为头痛，一是这些请愿人们来到南京，他们简直穷于应付的，所以便千方百计从上海便阻挠他们上火车，到南京下火车又派打手大打出手，打伤几位知名人士，闹的一时空气相当紧张。

有一天，组织上接到通知，说国民党特务人员第二天可能要袭击驻地，要我们预防一下。我们全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预先分三批到南京各地方出游避难。我们机要人员一批加上几位警卫人员，那天早上便外出去玄武湖游玩，一天待在玄武湖，晚上回到代表团，知道一天内代表团安然无事，算是渡过了这一关。可能是特务们看到我们都外出去了，代表团没有了人，他们便不能捣乱了。到底他们怎么搞的，没有去捣乱不知道何故。想来南京梅园新村30号参观组织者可能会搞个清楚的。《代表团史》应有这么一页的。

（1946年8月的一天，国民党反动警察突然闯进梅园新村30号院内。当反动警察就要走进周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时，总理的秘书拦上去，严正斥责反动警察说：“我们代表团是来同你们进行谈判的，不许你们随便闯进周团长的办公室里来。”经过斗争，反动警察不得不龟缩回去。-----摘自《周总理在梅园新村》。

1946年深秋，和平谈判虽然搞出了个双十协定，只是一纸空文，国民党蒋介石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相反还可作为大打内战的遮羞布挡箭牌。

这年八、九月间，组织上着手布置一些地下工作者潜入上海或南京地下隐蔽起来，作我们党在敌人统治下的情报工作。直接以收发报机与延安联系，报告敌人内部的军事机密、政治内幕、经济情况、文化动态、社会情况等，以作我们党组织研究敌人的依据，好决定我们的作战计划。所以从代表团内部已派赴下去的地下工作人员那儿听说，要派我们机要科张琪同志下去，他不愿去。我便提议我可以去，于是几天之内作了思想上、物资上的准备，便准备出发了。

下图：老爸在上海的留影。

2.2.4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有一天的早上，天刚微明，我便起床穿好衣服拿好简单的东西，到车库见到周付主席专车司机老段同志（山西人）。他为我把车开起来，一下冲出车库上了街。在南京市内各街道上左转右转，约转了20多分钟，看看后边确实没有跟上尾巴，便转向火车站的马路。其实汽车冲出车库上了街上，转到大街之前后我都仔细观察，梅园新村大门口左右地方，未看见白天坐在那里的小摊小贩闲杂人员，可能是他们还未早起上班吧。上了大街我从车窗往回看，也未见什么人跟上，也没看见有汽车跟上。

汽车到了下关火车站我下了火车，跟我同去的工作人员带我找到了当时南京地下工作者负责人何以端同志，还有上海来的交通员专门来接我去上海的金永光同志。他们告诉我马上上火车，火车要开了。我便和金永光同志一同上了火车，何以端同志未上车。

中午前后火车到上海后，下车坐人力车到外滩江西路饭店，金永光给我订了个房间叫我先住着。他简单给我交待了应付外人的盘查，说是我由老家到上海考大学上学的，是我哥与金是老朋友，才送我到上海由老金同志照顾我生活的。过了夜晚，可能一天左右，金又来了，吴克坚同志也来了。

（吴克坚：1900-1986。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加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1929年负责保护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秘密电台；1932年前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出任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武汉沦陷后，被派往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新华日报》总编辑等；1946年后，被派往上海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侦获敌方大量重要情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等职；1986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金永光介绍说吴是上海地下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上海地下中共情报工作，是直属中央社会部领导的，有自己的电台密码联络工作，我担负其密码联络的翻译工作。

马上，他们带我坐上人力车到沪东闸北地区。记得叫狄斯威路***号的一家，这家主人和老人接待我住下，不一会儿老吴便走了，说是过些天可来看我，接我到另一地方去。这一家男主人叫莫志恒先生，是上海联合日报的编辑，女主人叫刘港负责行政管理，都是二十到三十岁的光景。解放后他们转到地上，他们也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抗战开始即与共产党和重庆办事处机关取得联系，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地下工作人员，叫特工队队员。这是1989年、1990年他们为了自己过去的工龄曾找几位地下负责领导同志作证明，也有我的证明。他们一齐到我家拿给我看，我才知道他们早在抗战初即参加了中共重庆地下工作队的工作人员了。

原本在莫志恒、刘港家居住，只是临时性的住几天，谁知一直住了近一个月左右，未见老吴同志再来一次。我也不能开始工作，因为工作条件十分不利，根本没有条件工作，只是生活几天还可以。莫家只是上海自由职业者即报馆高级职员和文化教员的家庭，家中只有莫刘的卧室和他们母亲老太太卧室、小孩子的卧室，我只能睡在他们的会客室地板上过夜，地板是木板，还用油染过的，很干净的。晚上十点左右，他们一家人睡好后，我才能在会客室地板上展开被子开始睡觉，早上一早即起来恢复会客室原貌。所以白天我只是在他们家能吃三顿饭，夜晚睡上一夜，其他时间作不了什么事，也不好看什么书，也未带什么书好看的。等的时间太久了我心烦的很，我就上街坐上电车寻到了沪西区马斯南路周付主席公馆处，门口也无什么人，我即叩门进去，说明我的原委意即在那里已等月余，希望早来人安排永久住处。公馆工作人员说可以转达我意给吴克坚同志，并希我马上返回，不要再来这里，以免被特务钉梢出麻烦事。我领会其意，便匆匆返回了。这次行动事实上是一次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很大的盲目性，一旦出了事很麻烦的。这件事是我一生中所犯的一个较大的错误。好在未能引出麻烦和损失来，平平安安的过去了。但我应一生引为教训，不能麻痹大意，险作出轻率的事来。

大概月余左右，吴克坚同志来到莫志恒家，把我接出来又转安置到上海法租界复兴路附近，即大律师林享元先生家里。其实这个地方也不是可以长久居住的地方，因为林先生自己无房屋，租住人家的三层楼中的两间正房和一间卫生间。林先生自住一大间，另一大间会客之用，卫生间作厕所和烧饭两用，由他妹妹从乡下来为他做饭，当时还有他的一妹妹住在这里，和他另一妹妹同住在卫生间。会客室还有一位老家来的一位20岁左右男青年，说是乡下同族弟弟来上海办事暂住此地的。他和我同住会客室，就睡在客房的地毯上，这样的条件更不能开始工作了。平日吃饭就和林先生他们一起吃饭，是老吴和他们讲好的。

林先生即是抗战初期上海发生的知名案件“七君子”案件律师团的之一。他在重庆也是开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早就与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来往，有工作关系。另一女大学生叫***女士，在重庆即与林先生同居过，胜利后一同到上海仍同居过活，人们称她为林太太，她也答应。当然他们的思想都很进步，可能组织上已告诉他们说我是组织上的人，延安来的人，是与不是，我只能按理揣猜而已。

看他们对我的态度相当开诚布公随便，和自己人一样。全国解放后林先生作为法律工作者，律师工作者，详情我也不清楚，也从未找他过。去年国家安全部为已故吴克坚同志的情报工作历史写书，由部长罗青长同志召集的有关同志开会。会上曾有林享元先生到会，已八十多年了，老态龙钟的高寿老人了，一同照了像。林先生解放前据说早已是共产党员，但在社会上在律师工作活动上只是民主知名人士。

在林先生家住20或30天左右，由吴克坚同志已将我安排到同一地区襄阳公园附近一名石库门人家，姓单的先生家。单先生是安徽省人，据老吴同志说过他是中央情报部长李克农同志的老乡。他们家人不多，只见他们夫妻二人，也未有小孩子们，有一佣人做饭。我睡在他们石库门内桌子上。白天折掉可以会客、吃饭，仍是和他们一同吃，老吴可能也是早就说好的。这里也没有工作条件，连生活条件也不方便，只住了十几天便又转移到另一地方，即闸北地区提篮桥附近一座国民党旧军官少将接收敌伪逆产的楼房里。是金永光同志的叔父家里，我住在底楼房，二楼金永光叔父们居住，三楼有一位国民党军官（是位作军需的中层军官与妻子居住），三楼有金永光他们一家子住，另有一中学生女孩是金永光老婆的姐姐的女儿，寄住上学的女孩。还有一个从四川一起迁来上海的女佣人，是一位乡下劳动妇女，做事勤快的人。还有一位小女孩叫毛毛3、4岁，也是金永光夫人姐姐的孩子同居此家的。

我住老金同志家，由于一人住底楼单独房间，名义上是老金同事的弟弟来上海求学的，就和金家一起吃饭生活。白日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表面上我温习功课，上英语课准备考大学。后来还上会计学校，准备找工作。实际上这地方倒可以展开我的秘密工作了。白天有空我就能作译电工作，造乱码和译发电文，译收电文工作都可以。如没有译发译收工作，就可以作些造乱码的准备工作，以便电文码纸一到，即可开始译电工作的。至于另一些不马上用的密码本，相当一叠字纸，我用纸包起来交金永光妻子朱惠同志（也是党员），给我埋在大门内的小花园内地下，以免军警搜查。常用的秘码本也不多，经常藏在暖水壶夹层之中，或钢管床之床腿管子之中。藏取也较方便，反正也未来过军警搜查过，也不知这方法的保险性如何。

平日工作时，我也有一张写字桌，桌上放着我学英文的书或学会计的书，同时也放有密码工作的书册，一旦听到有生人来到门前，便马上用别的书遮盖着秘码书册。有次住在金永光叔叔家的同乡客人，看着像他们当干事的同事军人，也像个老油子，他到我房中来问我什么问题，也可能他是专门到我住房中以了解我干什么的，也可能是一般的交谈扯闲的。我发觉他刚进屋门，便很快收拾桌子上的文电，用别的书压上遮盖着了，但可能精神上和动作上有些不太自然和漏洞，被他看在眼中，2天后可能他与金的叔叔商谈过，我到底是什么人闲住在金家，起了疑心。金的叔叔便叫金永光当面告诉他，问我到底是什么人，住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在金叔叔逼问之下，金永光最后说了我是从延安来的人，即和他们是一样的八路军同志。这就够清楚了，他们当然感到害怕，一个国民党少将军官家中住有共产党侄子侄媳，还有共产党的客人，一旦被他们上边发现，他这个少将军官也保不住安全。他叔叔便提出一定要赶我搬出他们家，另找地方住。

老吴他们研究，须马上将我搬出来另安置安全地方，以免夜长梦多，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就太麻烦了。一天之后，便由金永光同志或是老吴同志（忘记了）把我用人力车转移到法租界膳肿子的一弄堂中楼房，是莫止、李冠华同志家中，也是暂住的，住在他们的三楼伙房中。实际上，组织上也是没什么很合适的地方可以让我长久居住。现在分析出来，如果我不是单身汉，有妻子小孩们一个像样的小家庭，在哪里都可以自己租个房屋住，但也得有个像样职业才能应付过去。但当时我的条件还难于自有小家庭，养活妻子小孩的。单身汉来去简单，但长久安家就有困难了。

莫止、李冠华他们家住也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工作条件还可以，白天老莫上班、李冠华买菜做饭带小孩。他们也是党员，是电台报务员，莫止是我们情报系统内勤工作的负责人，都很方便，但工作中往往有些不便，对机密工作条例也有不符之处，所以这里非长久居住之地。约过月余，组织上便又将我转移另一地方，即外滩北边苏州河以北的梧州路上一个上海车商老板家里。老板叫叶人龙先生，老板娘叫陈秀娟女士家里。

这位叶人龙同志，浙江余杭人，青年时在上海上学参加学生运动思想进步，曾参加过CY，是中共地下进步组织，进行过进步宣传工作，后来在大革命后期白色恐怖时期什么原因脱离了组织，以后一直未与组织联系上关系。胜利后与组织取得联系，据我所知（观察）与吴克坚同志联系，吴也未讲过怎么联系上的，也未讲过叶的过去组织情况，只是在解放后实行全国干部离休退休制度中涉及到人们的参加革命历史，他才从上海找到北京，请吴克坚同志作了证明。我大概知道可能只证明了解放前参加吴领导的中共上海地下情报工作，即是一名情报工作人员，至于中共党员之身份是否恢复或重新入党我不清楚，我也不便当面问他这方面的情况。中央不少部门有他不少当年一起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同志。

在叶人龙先生家居住期间，进行秘码译电工作还可以。先是在梧州路居住时，我一个人住一间小亭子间，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不但晚上可以工作，白天也可以工作。有时为避嫌疑，我会布置要洗澡场面进行工作，有人来敲门，我可以推说洗澡中，不能马上开门，这样还可以作不少译电工作。反正我名义上充任他的汽车运输公司的会计，实际上根本不作他公司的会计工作。他公司有时只有一辆破卡车，应付门面，有时还卖出去，有买进几辆车，有小卧车，旧的，有旧卡车，只是从买卖旧汽车中赚点钱。至于汽车运输很少见过。所以，他的公司业务只有他自己随时管理金钱来往。我从未见过他有什么公司业务账本，他也没和我谈过会计业务事情。我估计可能是在我未到他公司居住之前，吴克坚同志即与叶先生谈好的，由吴代表一方即从中共地下组织拿出一些钱，叶拿出一些钱，共同开办一个汽车运输行，叫做大可汽车运输行。以后又在溏沽路62号买下了一座二层楼商店铺面房。铺面是两间房宽的门面，进深不浅，后面连着楼梯上二楼宿舍，楼梯后边即是通后门的过道，过道南侧是小厨房和厕所，背面朝南连着一小亭子间，只能放一张小床的空间，我就睡在里面。小间之上有一加层一米多高的阁层，可睡六、七个人即公司的店员们居住的地方。当时有位叫阿根的学徒工，姓方叫方阿根，经常在公司作一些零碎事情。我名为会计员，实际上不作会计工作，只作我自己的工作，即秘密译电工作。在叶家一起吃饭，生活上的问题由叶先生照顾，他也知道我是做组织上的秘密工作的，文字工作的，但知道不知道是译电工作，他不一定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他，他也不便问我。是吴克坚同志、莫止同志告诉过他没有我不知道，也未问过这些事情，我只全力完成工作任务就好了。

这一段译电工作还很不少，莫止同志经常约我在大街上或咖啡店相碰头，交给我要发的电文或收来的电码纸。我带回来译出后，下一次碰头时交给他。有时，莫止同志直接到我住房来送或取电文，少有的是吴克坚同志自己到我这儿来的。因为吴克坚是情报工作之总的领导，工作多也不便自己奔波，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莫止年轻体壮，又是内勤负责人，可以自己送来取去的。

这一段工作时期，正是淮海战役之前以至到渡江战役之前，国内战事急转直下，从1947年开始，我们向中央发报的内容就很充实，除主要的军事情报、政治情报外，还有经济情报、文化动态或某些突出事件等。特别是对解放军战场上的军情报告的很多，其中有国民党的军队整编布置变动、兵器装备武器数量、军队人员编制等等，这些都是从国民党机密机关中弄来的材料。解放后我才了解有不少转上来的同志，原来都是早打入国民党军队或领导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有的还相当重要工作人员。他们能弄到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由我译成阿拉伯电码字，莫止同志转到秘密电台肖瑞云同志处，老肖即发出去。

这个时期，由于我们情报工作任务完成的好，对解放军战场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在中央的领导同志曾通电我们情报系统。虽电文不多，但意思肯定，热情表扬我们情报系统任务完成的好，予以通电嘉奖。我当时译出了此电文，即交莫止同志，他带给老吴看后，决定口头通知本系统各位工作人员，老莫还有次专门口头通知我说了此事。虽然意思我早知道了，但作为组织上的通知全体人员，还慎重其事的又通知了我知道，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吧！

这里住到1948年春，在不远处溏沽路62号下那栋铺面，其中占居着几户国民党散兵退下的下级军官。楼下他们自己用木板隔开成几间小屋，楼上有两家军需官带家属小孩分占两大间，其中靠北面的一间已经谈好搬走了。办法是由叶先生出面，以买房人身份情愿出钱在市郊空地给他们建一较简易空房，他们就答应搬了过去，这边空出来给买房人使用。这个办法看来费钱不少，但除了这个办法别无什么灵验妙法。总计用去多少钱我也未问过，不得而知。但我听他们讲过，我们组织上拿出几根金条，叶先生拿出几条金条，要有六、七根金条才办成此事。当时在上海用钱买房，或以金条论价的价钱都差不多。这算我们组织上用金条伙同叶先生买好的铺面，开起铺子后答应我在店内工作以作掩蔽。实际上我只作我秘密担负的工作任务，他们的生意我不闻不问不管的。

下图：老爸退休后返回河南老家的留影。

2.2.5 经由香港、朝鲜返回解放区

到1948年底，我思想上十分思念已经大大展开的解放区，心想该回解放区了。北平已近解放之际了，组织上同意我的意见，安排我可以先去香港，由组织上的交通线送我回解放区。当时上海还未解放，但人们心中已估计到用不了几十天即可解放的。此时市面未见波动，照常营业。我由叶先生买了去香港的轮船票一张，由组织上出钱吧，我也未问，反正组织上事后会自行解决我这轮船票费的。

在1948年冬，可能12月20号左右，叶先生用他的小卧车上午早饭后不久，动身送我到黄埔江的一个轮船码头上。当时已开始客人上船了，我下了汽车拿了我的简单行李告别了叶先生，可能还有阿根，我便登上了轮船。登上后由工作人员引我到底舱位，指着木板地面说是：就是这里了。这儿是很干净的木板地，已有三两个人们展开自己的行李坐在上边休息，我便放好了自己的行李，一会儿也展开来躺下休息。轮船已鸣笛开出了上海，进入东海了。

这是只较大的轮船，是个邮船，一万多吨位的船只，有两层客舱。有不少客人在甲板上闲观海景，我也无心看什么海景，就在底层舱位上睡觉休息。这是我第一次坐轮船走海海上，又是个大轮船，外国人开的船。但船到了台湾海峡已是半夜时间了，我们都正睡着，突然听到一声震耳沉重的并不清脆的响声，轮船也跟着震动了一下，船上工作人员马上来告诉大家：马上都穿上救生衣。就在舰舱各人头项上放着不少救生衣，即用白帆布作的背心，中间夹着几块轻木块，可能就是轻类的木头块吧。这个突然而来的情况给人们惊吓不少。但事到临头谁也无别更好的办法，只有服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导，快穿上船上的救生衣，准备万一到来的情况。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传来话说是半夜雾大视野不清，船触了暗礁，碰破船身一个洞，油装在船下边舱中，把油碰破，油流出一些飘在海水面上。我们有的几个人上去还亲自看了看，回来说了，我也到甲板上看了看，见船停在一个小岛边，岛边很多石礁露出海水面上，船可能是碰在暗礁之上，还未抽回船身哩。海面上已能看到一层油污随海水哗哗的波动着。这时已是黎明时分，已能分清面前景物看清小山并不高大，光秃秃的也无人烟，只是一石礁，便刺破了我们乘坐的万吨轮船。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海船，第一次遇到这个危险的情况。如果真是船破或下沉，那大家只有穿上救生衣下海自救了，在水中等待别人营救了。我倒稍有些游水本领，但在海上水较冷的局面能否运用自己的游泳本领，也说不上来，反正人到了万不得已景地，当然要拼命的自救吧！到太阳要出来还未出的时候，可能早上6点多钟，轮船开始慢慢的解脱了礁石向大海驶去。速度不快，这也不错，就这个速度慢慢的在两天后的上午十点钟到了香港。

在上海时莫止告诉我，到香港后去什么街多少号找谁，我记了下来。在上了岸后出了码头，自己提着行李走到码头上边，雇了人力车说了的地方，到了地方，一看原来是个店面门。进门在后院找到要找的人—肖贤法同志。他是当时中共驻香港新华分社主任。可能事先上海组织上已电告了他，我即到香港转赴解放区的。他接见了我，我简单说明了情况，便安置下来。

香港新华分社也是住的很挤，社长住一间房，各位工作人员挤住一间房子，约十三、四平米的面积，放着四个双层床，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放着收发报机，一张桌子放着大家临时用的茶杯、纸张等物。我被安排在进门口的一张双人床下铺上，展开带来的行李就可以睡觉了。屋内机器白天黑夜不停的工作，人们也川流不息的轮流工作着，有不工作的就看书或上床睡自己的觉。我睡的下铺之上是一位女同志睡着，反正全屋共住一半男同志一半女同志，大家也不以为然，该工作就工作，该睡觉就睡觉，好似并无什么妨碍似的。但对我来说这个睡觉环境却是第一次碰到过。战争环境中条件再不好，我睡过老乡的牲口槽下边，也有时十几个人挤睡在老乡不大的土炕上，但从未有男男女女混起来挤在一间房间睡觉，还是天天如此过下去。实际上这是客观环境使然，香港人多地面少，地皮贵的惊人高，一个穷人军队能在香港建个通讯社，租得两间房子也真不容易的，何况我又是路过客，不日即离港他往而已。

在香港他们引着我出去看了看香港的世面，坐上山游览电车直上山顶，下车后绕山顶道迂回整个山头，清楚的看遍了香港街道的全貌，前后下了山，坐公共汽车返回住地。

记得当时我曾向肖贤法同志提过：能不能发给我一点零用费用。我在上海时每月发点费用也不多，只能有时买点小东西吃点零食用。到香港来也未再多给点费用。正是解放战争期间，组织上相当困难，我也不好多要什么费用。到了香港我想道城市工作这两年期间，工作上有时也需要个表什么的，我没有钱买，工作中需看时间，便看看街上商店内的表就行了。这次要回解放区了，连个计时的手表也没有，就提出想买个最便宜的手表，请组织上能给点零用钱。当即肖贤法同志即给了我一些零用钱，记不清有多少，反正只是购买一只最便宜的小手表而已。我和分社的某同志上街，在表店中买了一只较便宜的记得叫什么“三社士”牌瑞士小手表，可能在几十元港币吧！这只表一直带到1964、65年。当时老妈妈的病重，我返乡下为妈妈治病花了几百元之多，借了人家的钱，回来后那一段家中经济相当困难，便将其由拍卖行卖掉了。想起来甚是可惜的，也是值得的。

在香港过了六、七天光景，说是明日可以动身走海路到解放区去了。是一条外籍商轮到朝鲜去，在平壤上岸，送我们上平壤市去。我们那日上午，新华分社送我和另几位我不认识的人一同到了海边的某旅馆，进一个房间，坐了一会儿喝了点开水，一会儿说是可以上船了，我们便下楼上自己已准备的小卧车拉到岸边，下了卧车，远处来了一小艇到岸边来，我们上了小艇，一直开到一千米外的一条外洋商轮，大家上了船，分社来的工作人员返回去了。

我们几个人上了商船，到船上大家说起话来。有个说他姓赵，是个药剂师要回北平去。还有一个姓吴的老头叫吴耀宗，是名宗教界人士，也是到北京去的。还有一位台湾女人，四、五十岁人了，叫谢雪红，是台湾的妇女界人士，也是要到北京去的。吴、谢还有一位叫李纯青男士，五十岁左右，是大公报的一位编辑员，也是要到北平去的。他们可能都是北平我们组织上特约请的外界知名人士，请他们到北平开政协会议的。可是在后来北平的几次政协活动中，也未见过他们参加会议的影子。

我们从平壤西边某海岸上陆，坐上汽车到了平壤市。先住到中共在平壤市的办事处，工作人员都是从东北境内来的同志们。我们一行6或7人都照了一寸相，办了北朝鲜的证件。在平壤住2或3天，看了他们招待的朝鲜剧目，3日之后送我们上火车。火车北行到鸭绿江，过河到东北吉林省丹东市内，在丹东市住一、二日，又坐火车到沈阳市，被招待住市内最大的旅社，可能是沈阳大旅社，又过一、二日，便动身往北平走了。

2.2.6 回到解放了的北平

初次来到北平，看到的市区面貌还像个大都市的样子，但房子比较低矮些，很少见高大的楼房。北京饭店只有旧的那点点的房子，还有六国饭店的楼房高大些。我们几个人都住在翠明庄（名字可能记错）。地点就在八面槽往西一段向南延伸的大街北头上，只有三、四层的楼房，有个整修好的大门朝东。过几天后，我即被中央社会部来车来人接去了，送到西郊的吴家花园空房内住着，是招待所样子的住处。过了几天，听说毛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从河北省东黄泥来北京了，要在西郊机场迎接他们。许多部队和人们都去迎接，我未能去，因人也不熟，人家也没有约我去。到下午人们都回来了，听说中央社会部（现为国家安全部）机要处的同志都来了，住在吴家花园对过的东北义园内。我谁也不认识，只认识原延安中央机要处机要科科长岳良同志。因原来我们去重庆之前在杨家岭机要处住三几天曾见过他。过了几日，中社部的人事科来人叫我写个自传材料，我说原来在延安的人事档案不知转到那里了。听说延安撤退中烧了不少东西，会不会烧掉不一定。如果我到重庆去，当时将我的人事档案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也不知后来我在南京转入上海地下工作，我的人事档案是否随代表团撤回延安，到了延安如何处理也不知道。人事处的同志说：从现在重新填写自传好了，过去那些材料组织上可以找去。于是我即去要了空白纸张和笔，从头开始写我的自传了，也重新开始填有关的表格。

表格和自传写好后交上去了，过了几天，人事处来人说叫我搬到东北义园去，到已搬来的中社机要科去工作。于是我搬到了东北义园机要科，见了科长岳良同志还有些认识的同志：刘致中同志、杨**、王治等同志，原来在延安中央机要处见过几次面，还能认识。科中添了不少新的年青同志，还有不少女同志，老伴姜瑞英，还有王建中、王许、冯治霞、刘静、耿书芳、沈安娜（隐藏在蒋介石身边数年，做速记员的中共特工，解放后回到中央社会部）等女同与都是那次进入机要科认识的女同志。

我当时分配到机要科第二股，任命付股长，股长刘治中同志是老熟人了。赵贵山、刘静、耿书芳等同志就在这一个股内工作。

下图：刚让解放军占领的南京伪总统府。

下图：奶奶与他人的合影。

2.2.7 参加接管上海工作

在机要科工作了半个多月，那一天传来消息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坤批准调我到城内中南海，随刘少文同志当机要秘书进上海接管去。我即收拾行李，次日坐车进了城。在中南海院内，找到刘少文住的地方，见到一位管事人也是随刘少文南下的同志，他安排我住下后，没几日便出发坐火车南下了。

火车一直开到了浦口，下火车过了江，即乘汽车进入南京市。汽车是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安排的车子，是缴获的美军吉普车。汽车进入南京市区，看到街上老百姓很多，可能前一天刚刚欢迎了解放军入城，街上老百姓还是住脚观看解放军的汽车。我们都穿着刚发的新绿色粗布军衣军帽，这在老百姓眼里倒是稀奇的形象。我们汽车到一座很漂亮的洋房前停下，进去即住下了。这是国民党高级官们住的房舍，我们只是临时住下，过几天还要到上海去的。

在南京之时，曾由他们带我们坐汽车开到伪总统府去一观。解放军把守着他们新缴获的总统府。我们由三野司令部的人领着进大门，一直走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去，看了看这个大刽子手临逃走之狼狈相，文件、笔还老样子的摆放着，未及时收拾带走。

在南京住了几天，便出发东进走到丹阳县城，司令部住到城外大庙内，在此一直住了十几天、二十几天才又乘车向上海进发，可能这几天正是解放军大举进攻上海的日子。上海解放了，我们便沿京沪公路先到常州、苏州后直进入上海市内。

到上海市内，首先去上海成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是临时专门成立的市政府权力机关，也是华东地区的领导机关，由陈毅司令员任上海市长，统管市政和上海治安等问题。

这是何等的威风呀！人民真正的扬眉吐气了。我随刘少文同志在上海市军事管制会中的轻工业处纺织管理局工作，刘是管理局长，我作他的机要秘书，就住在外白渡桥东边苏联领事馆东邻的大楼内，即成立百多人的机关开始办公。

半年左右以前，从这里离开上海，中间从时间上说，有4个月左右，从地域上说把中国东南沿海线绕了一大圈。即上海而香港，又香港而朝鲜，而东北，而北平，又回到上海。

从参加革命到现在1949年春天，刚刚10年之久，我想：现在当可以返回老家看看父母了。于是清示了刘少文同志，提出想回老家探亲。他当即答应了，并批给我必须的路费，约几十元钱。我即准备行程，一天多以后还未动身，接到联络局来的电话：说我回故乡探亲不合乎机要人员的规定，应予批评，劝阻回老家探亲。刘少文同志告诉了我这电话。我说我不知道机要人员的这个规定，我可以不回去，但我不是明知故犯。刘少文同志当即决定让我把路费寄回去，让父母亲来上海一次吧，让他们也看看上海都市。

在我将钱寄回去之后十几天内，我父亲母亲带金枝（老爸最小的妹妹）一起风尘扑扑来到上海。接到临时安排的住处后，可要谈十年来老家的变化情况了。

从父母亲口中知道了，我离开家乡后，我家的首创人祖父康定邦爷爷已经去世，享年75岁，人老体弱病去世的。临死时因见不到我这个大孙子一面，口中叫着我名字，流着眼泪慢慢合上眼去世了。几个月后，三叔患喉癌也去世了。可爱的龙钧小弟弟被急病要去了生命，可能是日寇弄的脑膜炎病吧。大妹妹在44年日寇到来之前已20岁左右，小时订的婚，怕日寇来后慌乱中不好管带不安全，趁早让她去婆家生活，也不举行什么婚礼，就算是结婚成家立业了。老家中的变化很大，我一直在外参加革命奔跑，当然不会知道一切的。即使我在家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演变而过，还会有什么另外变化变化呢？

可能我在家的话，必定原幼年时订下的媳妇也会送来家中的。她比我大2岁，小脚，我离家外出时，祖父已有言要给我成亲，要亲眼看看大孙子媳妇过门。这是旧社会老人之常情。我若一直在家的话，可能早就成亲了，用不着等到44年，而在43年前后会成婚的。43年日寇侵略到家乡，那时即使还未成婚，也会送女人来家共过患难的。1945年和1946年之中，我都有信寄回老家，关照家中不要耽误人家青春，让人家早日另嫁他人吧。可能也是日寇来家乡之前，人家便在得了我的信之后另嫁他人了。

1949年秋，送我父母和小妹返老家以后，华东联络局提出还要我回去作机关机要工作。我服从组织决定便返回去工作了。

在上海地下中共情报组工作，未解放前我只知道我们自己这支地下情报组是直属中央社会部领导的，有自己的电台、密码联络工作，我担负其密码联络的翻译工作。别人还有谁我不清楚，也不允许我随便问这问那，乱打听消息，所以真到上海解放后，我未回到华东联络局之前，我还是以前知道的那些情况。

那是原上海吴克坚领导的中央情报组上海工作队伍，转到地上后，见到许多过去只见物不见面的地下战友们。最亲密的当属于电台工作人员萧瑞云同志了。后来言谈中知道他也是代表团下来的电台报务员同志，还是个电台组长台长哩。他有妻子母亲孩子成一个家庭，在上海有地方安家，工作上的电台就安放在自己家中，需要时拿出来工作，然后放起来。他的工作很出色，数年经他收来的电报码子都很整洁清楚，字码美观好看，很少差异。我不甚费力便能顺利译出电文交上去的。他解放后在上海联络局当电台台长，即电务科长一段，以后即北京中央社会部工作了，听说在社会部三局（电务局），后来当上付局长几年，因病于七几年逝世了。

还有林影同志，当年在上海，他和丈夫邓国君同志刚下去，组织上分配她除配合她男人完成电台收发报任务外，她还临时学点简单的译电技术，用小说本在规定范围内自造底码以明码相加减译电文。可能是她不熟练，在进入上海后，他们的电台开始接通第一份电码收来，她一直译了多日就是译不出来，无奈吴克坚同志叫她在一咖啡馆与我相见，吴克坚同志在场，林影同志讲了她所掌握的情况，然后把已收的第一份电码和小说本交给了我。我带回家中，只用她说密码规定方法，用小说和明码把电文很顺利地给译出来了。内文只是第一次通报上的问候意思，我将电文交了回去。由此可见还是各行有各行的经验，要想跳行行事必须有一段实际工作锻炼才行，光是口头上说说很容易，行动上不通出麻烦的。那时在上海咖啡馆见面的林影正是妙龄少女，二十岁的女青年，上海解放后也不过只过了2年多，林影同志已变成相当老相的老太婆模样似的，真难相信呀！

李冠华是地下工作内勤负责人莫止同志爱人，可能在重庆已结婚，大孩子已3、4岁了，二孩子2岁多了。解放后转地上，来到机关工作她已有3个孩子了。相貌比林影同志年轻些，没有林影同志老相的那么快。

下图：送苏联专家坐火车撤回国时，老爸与同事在火车站的留影。

下图：老爸的老战友。

　　以上部分是老爸解放前的经历，照实录出。由此想起与此相关的一、二件往事写于下面。

1. 我近距离看到周总理，是1959年老爸在当二机部苏联专家办公室主任的的新年晚会上。那时我9岁，妹妹8岁，夏天刚被父母从烟台姥姥家接回北京上学。记得那天北京很冷，我穿的是带帽的棉大衣，脸冻得红红的，两手揣在大衣兜里，跟着老爸走进了一座很大的建筑里（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里面房间很大，摆着很多大桌子，很多的叔叔、阿姨坐在桌前说话。老爸把我们安顿到最后一个桌子上，自己径直走了。我和妹妹除了东张西望，更关注的是桌上放的那一碟糖（我从小就爱吃糖，直到如今也是如此）。于是，你一颗我一块，一会儿便把那一碟糖扫干净了。

不一会儿，老爸走了过来，领着我俩上了二楼。楼上有一个小会议室，里面坐着不少人，周总理坐在沙发上。老爸直接把我与妹妹带到周总理跟前，周总理拉过我俩，问了年龄，说了一些话，并让工作人员拿来一盘炸虾片给我俩吃。虾片白白的、油油的，吃到嘴里就化了，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东西（以后多少年，一吃到虾片，我就想起那个场景）。有东西占着嘴，周总理与老爸说了什么，我一概没听进耳朵里。

直到周总理问我：小朋友，还想吃什么？

我大大咧咧地说：好多好多的糖（不知这个回答是不是让老爸没面子）。

周总理笑了。

要开会了，老爸依旧把我们带到最后一个桌子边，他只管自己去招呼那些苏联专家了。这时，我往大厅前面看去，周总理正站在扩音器面前，拿着稿子在讲话。

在这时，一个工作人员拿着两大盘糖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那天晚上，我与妹妹一直老老实实的在桌子面前呆着，对付着这一大堆糖。临走时，俩人每人都把自己大衣兜里塞满了糖。

1968年夏天，我们这些学生复课闹革命也有1年多了，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运动。那会儿，我身边常与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今天不见一个，明天走了一个的，都由父母安排当了兵。我也想去当兵，就与妹妹天天缠着老爸让他安排我们去当兵。

老爸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当兵？

我回答：农民是半无产阶级，工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这个理论是平时里老爸让我朗读毛主席的文章，书上说的，让我搬过来了）。

妹妹说：我要穿军装，我就要去。

我知道老爸有办法让我去军队，因为老爸在军队的战友不是当司令，就是当什么长，他们平时里也常常到我家坐坐。

几天后，老爸通知我们：不怕吃苦的话，就准备去新疆当兵吧。

哈，高兴！嘴都合不上了。

我们还没高兴几天，一天老爸却告诉我们：听分配吧，学校把你们分到哪里，你们就去那里吧。

我不高兴了：为什么？

老爸说：我是周总理带出来的人，周总理身边的人没有人为自己的亲人开后门的，我也不能。

哇，伤心……。

那会儿，我所在的学校正动员学生去延安插队。别看平时里，我们这些红卫兵闹起革命来，一个比一个调子高，真的要下乡了，没人报名。一天，军代表带我们全部学生去礼堂听报告，说是让老八路给我们讲一讲延安。进了礼堂，坐好，才发觉作报告的是老爸！

老爸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替我女儿第一个报名去延安插队。

我悄悄地走出礼堂，没有听老爸往下都说了什么，但我知道插队是必须的了。

回到家，老爸问：你想要带什么走？

“两斤糖。”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东西。

当我们全班同学在家打行李，准备下乡的时候，西北轴承厂招工把我招到了厂里，做了一名工人，其他同学都去了延安。这个安排使我很高兴，至少我也可以当个“无产阶级”了。

几年以后，我从宁夏坐班车去延安看老妈时，原打算同时去看看我们班的那些老同学，我很想她们，不知她们过的怎样。但在延安的街上，我看到了一个同班的同学戴着旧草帽，穿着一身破衣服，在地上卖东西，而我穿着工厂发的工作服，手里有工资，两相对比大不相同，这让我不敢前去相认，怕伤了她的心。虽然老妈住的村与她们住的村只有6、7里地，我从宁夏倒了5次班车，走了几百里路，到了老妈知青点，知青点的学生也愿意陪我去同班同学插队的那个村，我却再没勇气去看她们了。

打行李时，老爸拿了两件旧军衣放在我的行李中，一件是男式的（老爸的），一件是女式的（老妈的）说：没当上兵，这两件衣服做纪念吧，好好干（嗳，依旧没有糖！）。

他想了一下，拿来一个小皮箱给我：这是我从南京梅园新村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周付主席给我的，你好好保管着（这个小皮箱现在放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然后，他给我送上了去外地的火车。

下图：1952年我们一家人。

　　2 记得年青的时候，有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很火，讲的是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白在给中央发报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而牺牲的事情。

我问老爸：你认识李白吗？

他摇头：我们与他们情报组不是一条线上的。他们是属于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情报组，我们是中央周付主席直接领导的情报组。别说两条线互不接触，就是一条线里的同志也是只认识与你接头的人，其他的人一概不知（一直在蒋介石身边做速记员的沈安娜也是中央情报组的特工）。

我问：你们做地下工作时，也去舞会？

老爸无奈：我天天藏着、躲着，不是非必要从不出门。如果不是解放后重回上海，上海南京路在哪儿都不知道。

从那以后，我开始对电视剧中描写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斗争于舞厅、花园的情节再也不感兴趣，不看了。

前一阵，外孙子豆豆迷上的特工职业，常常自创密码，拿把手枪，戴个墨镜，把自己打扮成007的样子，声称自己是特工。

他告诉我：长大以后要做一个特工。

我答：不行，特工很危险。

他说：特工很酷。

我对他说了好一阵，根本没用。他认定了特工很酷。

我无奈，想了很久。一天我对他说：我带你去看真正的特工。

他很期待。

那些日子，我老妈已经病在床上3年了，人已恍糊，骨瘦如柴，完全靠我们扶持。

我把豆豆带到太姥姥身边，一边给她换尿布，喂饭，一边对豆豆说：她就是特工，你太姥爷也是特工。

小东西傻了。

我说：特工不能酷！要藏着，躲着，比普通人还普通，但实际上更危险。

豆豆回家，马上去问他妈：太姥爷、太姥姥是特工吗？

他妈点头。

此后，再没见过豆豆嚷着喊着要当特工了。

影视作品害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