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的美篇

老高

我曾经走过的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幸福的童年。我也一样。从小在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庇护下生活的好幸福好幸福呀。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我16岁的时候，我们家的顶梁柱父亲不幸病逝我家的天塌了。当时大哥正在上大学，我是初一年龄还小，只有16岁，我俩继续求学，然而中间的二哥二姐，就被单位安排辍学去谋生了。二姐被人介绍到南疆军区十二医院当助理护理员。二哥被安排到外贸车队当工人。不幸的事接连到来了，紧接着就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也断断续续的停课了。学生们被分成了四大派，也就是保皇派和造反派，那我肯定是保皇派呀，因为我父亲是当时绒毛厂肠衣厂的厂长。我的家多次被抄家。被造反派抄走了父亲留下的唯一一件可以卖钱的大衣和爷爷的翡翠烟袋嘴，还有父亲和王恩茂书记的合影。当时家里连一天几毛钱买菜的钱都没有，厂里所谓的革委会（以大老李为首的他的真名我至今都不知道）给已去世的父亲定了几大罪名大特务、大地主、大资本家、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扬言要去挖坟拉出来斗。害的我二哥带足干粮（馕）在坟地里整整守护了一个多月，所有的亲戚们躲得远远的了。这就是我的童年，哈哈，惨哪。随后学校又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也跟着大家一块儿走进了教室，背诵老三篇，但是放学的路上就要受到不同派的同学的辱骂和骚扰。这件事是我永远记在心里，永远不会忘记的，有天放学，我们院的小朋友孙娟是初六八级的，他带着他的同学在路口堵住了我，用最难听最恶毒的话辱骂我，挡住了我回家的路。我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就低着头听他无休止的谩骂羞辱我，我永世不能忘。但是她到底姓什名谁我一概不知。因为派性是很多人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做人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人类的悲哀。就是我的童年在恐慌中度过。

1969年迎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被分配在疏附县色满公社食品加工厂。那一天喀什的天空阴沉沉的，刮着狂风，飞沙走石，厂里派来了一个马车，来接我们几个人，当时我们就带了自己的行李和一口锅跟着，因为是一匹老马，他拉不动我们，我们只有低着头顶着砂石跟在车的后面，一步一步的到了所谓的知青点。拉车的人把我们送到住的地方，我也真是惊呆了，我们的房子是之前他们盖的猪圈，只是向下挖了半米房子就显得高了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猪圈里待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里冬天没有取暖的炉子，放一盆洗脸水，第2天早晨就已经结了厚厚的冰，做饭用的柴火是我们到很远的一个河滩上，拔来的红柳枝红柳根儿。一个月下来口粮早早吃完，没办法，夏天还好可以到果园吃桃子，到菜地里吃萝卜西红柿。冬天的日子很不好过，看到当地农民用麸皮打馕，我们也让他们给我们打成馕想解决一下温饱可是麸皮馕只在嗓子眼儿打转根本咽不下去，吃饭前就狠喝水，再吃饭，没想到几泡尿后就又前心贴后心了。我们跟当地的农民干的一样的农活争一样的工分，那肯定是每到年底分文没有。

但是再教育期间色满公社王书记是一个红军老干部他退休后又有地委组织部长陈德明挂职任色滿公社书记，他们都很了解我家父亲的情况。父亲是1951年随王震部队入疆，百手起家建起了绒毛腸衣厂培训了一批批工人和技术人员。父亲的档案是在地委档案室存档的。公社书记几次约我到公社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他们是我的贵人，是我的恩人，我永世不会忘记。

在教育期间队上把唯一一个赤脚医生的名额给了我，并派我去公社学习。后来又被队上评选了毛选积极分子，到公社参加了演讲，公社又送我去县城广播站录音，听说整整播放了一个月，我开始有了自信，看到每天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彩一切烦恼全无，心情大好。

1970年底陆续的传来了消息，招工招干开始了，可以回城了！！！可以争工资给爷爷买好吃的了，家里可以有买菜的钱了。公社一拨一拨的同学们走了，然而虽然公社推荐了我，但是到父亲的单位政审都没能通过，因为领导班子还是那几张嘴脸。我再次失去自信，失去了自我。大哥大嫂回来了，他们拒绝了留在大都市要求回来照顾年迈的爷爷和身心疲惫的母亲，还有需要他呵护的弟妹。消息象风一样吹到了每个车间，人们争先恐后的到家里来祝贺，母亲笑着给他们端水倒茶，我是见证者，不想理他们，这时一位维族大叔领来几位工人，我急忙上去接待他们，向他们问侯，因为曾经被一帮人赶出家门的时候，是这位大叔接纳了我们，安排我们祖孙三代住在他家，一住就是二个月。

1971年的8月份喀什地区棉麻公司的军代表和革委会一行人到色满公社招工，公社再次推荐了我，他们没去单位直接到我家来了，因为我在队上，没有看到本人，只要求看了家里我的照片就通知我母亲让我回来后立即去单位报到，当我得知后真是不敢相信，命运又把我从漆黑的低谷拉了上来。我的贵人再次出现了。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好好做人。从那一刻起我要带着滿满的自信，走向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