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人生六十年——陈安齐

李尔

　 前言　

一转眼就到了2020年。2020年是不平静的一年，从一月到三月突然冒出的新冠病毒把全国人都封在家里，把世界也搅动得一片忙乱。既然不得不呆在家，我忽然想起何不趁这个时间把家里的老照片都翻拍出来，做成电子文档来保存？我最先翻拍的是先生陈安齐的照片。当我和先生打开这些大大小小的纸质老照片，特别是那些尘封多年的黑白老照片时心情不由得激动起来；不谙世事的少年、命运多舛的青年、意气风发的中年、悠然平静的老年，他一生的经历都随着这一张张渐次打开的照片展现在眼前。先生今年72岁，他12岁开始学习围棋，15岁成为专业围棋运动员，至今已在围棋世界浸润了60年。他是成都棋校最早的学员之一，四川围棋队第一批队员、国家围棋队队员、四川围棋队主教练员。看着这许多带着历史痕迹的珍贵记录，我们决定以美篇的形式将先生的围棋生涯记录下来，同时也顺带将成都围棋的历史做一点最真实的记录，一来给自己留作纪念，二来与朋友们分享一下那些逝去的岁月和美好的回忆。由于先生不会做照片也没做过美篇，所以由我来执笔完成。由我执笔的另一层原因是，我与先生因棋相识至今已58年，作为成都棋校最早的女学员之一和四川围棋队家属，我既是四川围棋的旁观者也是亲历者。 2020.3.

（注：文中所有图片除了三张近期的数码照片、翻拍的资料以及老友陈克忠先生提供的老照片、资料外，其余均为我们自己保存的纸质老照片，照片由当年的体育记者和朋友们拍摄。我在翻拍时都保留了它们原来的风格和色彩，个别照片进行了裁剪或合成制作。）

　　（1974年 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一角）

　　刚满过12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懵懵懂懂地开始了围棋学习。

我家姐弟三人，父母希望我们好好读书，将来能考取大学。1957年我国首次举行了全国围棋锦标赛，成都市在1959年成立了“成都市棋艺俱乐部”，其后陆续将有围棋特长的人员调入俱乐部，并在少年、儿童中逐渐开始了对围棋人才的培养。那段时间国民经济正在遭遇暂时的困难，家长们除了想法让孩子们吃饱饭读好书外还顾不上其它的事情，教练们要进行教学还得自己去找一些有潜质的孩子从头教起。1960年11月的一天，孔凡章老师来到我上学的梵音寺小学办围棋班，班主任米老师很喜欢我，就推荐了我去学习。两、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日上午，我一人在街上玩耍时走到了提督街上的棋园里，孔老师正在那里教几个男孩下棋，他一抬头看到了我，觉得这个胖娃儿很乖（他还认不清我）就把我叫过去，让我和那几个男孩一起在棋园里学习围棋。就因为孔老师偶然看见我的那一眼，我的命运就此和围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孔凡章老师爱生如子，教学有方，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黑白世界的大门在我面前逐渐打开。（ 左起 我、棋校陈克忠老师、学员丁开明 1963年 ）

　　　 1961年“成都市青少年棋艺业余学校”成立，我自然成了棋校最早的学员之一，不过我们的训练地点仍然在提督街对外开放的棋园里。

1962年10月，全国青少年围棋比赛在北京举行，当时全国只有6个省和市有能力组队参加，所以比赛的名字叫“六省市青少年儿童围棋比赛”。成都由市体委主任马融带队，孔凡章老师当教练。由于对围棋的重视，成都队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参加的少年组，没有拿到名次。队友丁开明获得儿童组个人亚军，冯宗存获得儿童组个人第五名。（前排右一 冯宗存 右二 丁开明 后三左起 孔凡章 马融 陈克忠，左中二 我 1962年）

　　围棋是我国千年灿烂文化宝库里一颗闪亮的明珠，一块深奥而幽玄的瑰宝。热爱围棋的陈毅副总理担任了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那一次比赛他亲自接见了所有参加比赛的小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人员，并留下了这张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陈老总右三穿成都队服站立者为我 1962年）

　　当年国家对发展围棋非常重视，1960年10月全国棋类锦标赛在北京市举行时，陈毅副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会见了参加比赛的围棋，象棋、国际象棋运动员，并和大家亲切交谈。（左一贺龙副总理 左三讲话者为陈毅副总理）

　　国家对围棋的国际交流活动也很重视。1963年10月3日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了以杉内雅男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全体成员。

　　1961年棋校创办时共有三位围棋教练，他们是黄乘枕先生、孔凡章先生和杜君果先生。三位先生不但围棋技艺高超，而且文化功底深厚，人人都还写得一手好字。 黄乘枕先生在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获得围棋比赛个人第四名，还是成都市政协委员。（ 图左 黄乘枕先生 右 著名棋手刘棣怀先生 1959.9.于北京 ）

　　孔凡章先生（右）和广东的棋手下棋交流。图中是杜君果先生。（ 左后 棋校陈克忠老师 摄于1963年 成都 ）

　　棋艺俱乐部副主任徐生陵先生在国家围棋集训队培训过是个围棋高手，他一有时间就会加入训练。（左二 徐生陵 右二 棋艺俱乐部主任张聿光 右一 陈克忠 摄于1963年 成都 ）

　 1963年8月成都举行了市少年儿童棋艺锦标赛，我和丁开明取得了少年组的并列冠军，棋校同学冯宗存获得儿童组冠军，女子组的冠军是棋校学生黄培惠。当年《成都晚报》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比赛的情况。

1963年成都棋校开办了第一个“成都女童围棋训练班”，由孔凡章老师担任教练。训练班共有学员24人，是孔老师到成都十三所小学中挑选出来的。这时围棋的训练班都搬到了总府街49号春熙路口胡开文文具店隔壁的棋校里。（这是女童训练班的结业证书，这也许是当年唯一一张保留下来的历史见证了。）

　　孔老师开始教女童班后，我和师兄弟们改由黄乘枕先生训练。在他和其他老师们的帮助下，我进步很快。两年后1963年14岁的我参加了成都市运动会成人组围棋比赛，我获得了个人冠军。《四川日报》进行了报道，我的照片也挂在了提督街“成都市棋园”大门外的橱窗里。我学习围棋的干劲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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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参加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参加的活动和比赛也越来越多。1963年和64年陈毅副总理到了成都，这两次市上都安排了围棋队员参加活动，那两次活动我都参加了，都见到了敬爱的陈老总。1964年6月，我作为四川选手首次参加了“全国围棋锦标赛”，那次比赛我没什么成绩，但对锻炼我的棋力帮助很大。赛后我们从上海坐船回成都，经过长江三峡时，在船上巧遇了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韩和平先生。韩先生对我这个下围棋的少年十分喜爱，当即画了这张素描送给我。

　　从1961年开始，国家每年都要从各地调集人员到北京集中培训，时间一年。1964年我正读初三，市体委动员我去北京参加培训。我父母虽然对我在围棋上取得的成绩颇感骄傲，但要中断学业把围棋作为专业来搞，还是不同意的。市体委的人几次到我家登门劝说，母亲最终拗不过，心想既然“国家”都出面了，总不能驳了“国家”的面子吧。就这样，我到了北京，成了一名专业围棋运动员。（ 1964年8月 北京）

　　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先生是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他十分关心四川围棋的建设和发展。1964年廖书记带领中国围棋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回京后他带着四川选手的我和安徽的王汝南去八达岭长城游览。我猜廖书记选择去长城是希望我们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去为振兴中国围棋做贡献。游游玩时他还让工作人员给我们拍照留念。他挑选了其中的一张送给我，并在照片背面写到，“这张陈安齐像较清楚，送给小陈。廖井丹”。廖书记为了中国的围棋事业如此亲力亲为，让我深受感动，他为一个 16岁的运动员在照片上写字留念，这件小事在不经意间反映出了老一代革命家平易近人的可贵品质。长城游极大地增强了我要下好围棋报效祖国的决心。（ 摄于1964年8月23日）

1964年以后的中国还很贫穷，物资也不丰富。为了尽快地将中国体育搞上去，国家给在北京的各运动队提供了极好的物质生活和训练条件。那年我16岁，是围棋队里年龄最小的两个队员之一。我好胜的个性在这里找到了纵横驰骋的天地，聪颖的天资也得以充分的发挥，我卯足了劲刻苦训练，提高很快。训练之余我加强身体锻炼，跑步、打篮球、羽毛球，我还爱上了举重。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集训队将在十月迎战日本围棋访华团后解散，而后正式成立国家围棋队。正当我编织着一幅幅美好的愿景时，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当时日本的围棋水平是最高的，中国的围棋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家体委主任来棋队作赛前动员时提出了很高的成绩指标，我觉得这指标有点离谱，年少不懂事的我在会后操着刚学会的普通话说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国家队正式成立时没有我的名字，主要应该还是自己专业水平的原因吧，我回到了四川。（摄于1965年春节 颐和园 右边是国家举重队破世界纪录的四川选手邓国银，那时我很崇拜他。）

　　1965年成都围棋受到空前的重视，成都市第一个三级班性质的集训队成立，选址在春熙路“成都市基督教青年会”的所在地里。那时二楼仍然属于“青年会”，不过里面没有人，一楼和三楼由集训队使用。集训队挑选了成都最好水平的十几个男、女学员，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他们吃住都在队里，周一到周六晚上（那时周六要上学）和周日下午训练。棋校的黄乘枕先生、孔凡章先生、杜君果先生都来到这里担任教练，另外还借调了于炫先生。每个教练带三个或四个学员，分梯队以上小课的方式训练，集训队办得红红火火。（图为三级班部分女学员左起 张成华、李尔、何晓任、严玲、孔祥明、黄培惠 摄于1967年）

　　集训队是在廖井丹书记的亲自关怀下建立的。它在师资、训练条件、工作人员配备等方面当年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集训队的开办为四川围棋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日后四川围棋事业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廖书记是红军中少有的大学生，有着极好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素养。他酷爱围棋，在他的书房里总是放着一副围棋，集训队的学员们几乎都和他下过棋。图为1965年廖书记参观在成都草堂寺举行的全国十单位少年儿童围棋比赛，这次比赛由他发起并亲自主持。左侧戴眼镜的观棋者为当年也十分关心围棋的成都市委统战部长雷汉统先生。（摄于1965年 成都草堂寺）

　　1965年的冬天很冷，从北京回成都后我住到了棋校集训队住地里。受到打击的我情绪有些低落，很少与教练和学员们交流，总是一个人关在三楼的寝室里自己训练，或者到棋校去和周孝棠先生下训练棋。周孝棠老师是个大学生，在工作以后才转为围棋专业的。他1963年参加过国家集训队培训，他含蓄儒雅棋风稳健，实战能力强于我，和他的多次训练让我受益良多。那时农村正在搞 “四清”，很快我就被市体委以干部的身份派到四川青白江区去参加“四清”工作，呆了大概三个月。（ 照片是1967年去桂林大串联时所拍，右一起，广西棋手黄进先、周孝棠。左起，我、陈克忠、国际象棋教练曾子林。遗憾的是周孝棠先生在1970年的一次事故中离开了人世，让我们十分惋惜。 ）

　　1966年4月，两年一次的全国围棋个人赛在郑州举行，同时举行了全国少年围棋比赛。以棋校集训队队员组成的四川少年队成绩非常优异，包揽了冠、亚军在内的前六名中的四个名额。冠军由冯宗存获得，亚军由女子张成华夺得（当时是男女混合比赛，女子能拿到亚军实在是了不起），山西、河南各获得一个名次，侯世民获得第四，雷贞倜获得第六名。（图为四川围棋、象棋、国际象棋队在郑州比赛后到兰考参观焦裕禄墓。1966年4月）

　　在这次郑州举行的全国个人赛中，17岁的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拚敢打，夺得了成人组个人第八名。那次的全国冠军是陈祖德，亚军是吴淞笙。我在比赛中战胜了吴淞笙，《羊城晚报》以“新秀陈安齐战胜全国亚军吴淞笙”为标题进行了专题报道。那段时间里我总是在心中暗暗地期盼着，希望某一天国家队会重新调我回去。但比赛一结束，我立刻又被派往龙泉驿参加“四清”工作组。我到龙泉驿大约一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 （ 1966年4月 焦裕禄墓前）

　　文革突然而来，棋校兢兢业业工作的领导们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斗争被打倒，德高望重的教练员们成了“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任人羞辱。各项棋类训练班都停止了，围棋集训队自动解散了，提督街上供群众下棋娱乐的棋园大门紧闭。一天，不知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冲进了棋校，领头的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造反宣言”在院子里大声地宣读，教练员和工作人员们散落地站在院子里，他煞有介事地宣布道：“围棋、象棋、国际象棋都是封、资、修的东西，都是四旧 ，必须彻底砸烂！”然后红卫兵们把准备好的大字报覆盖在院子里一排排绳子上墨迹刚干不久的大字报上面。至此棋校彻底瘫痪，谁也不敢再公开摸一下棋。在龙泉驿一个多月后，1966年9月下旬我接到通知，日本围棋代表团将在 11月来北京访问，要我去北京代表中国队参赛。我结束了“四清”工作回到成都，棋校已不是我熟悉的模样。（照片摄于1968年，图中背景是棋校二楼的两间训练室，门上贴着当时的标语。）

　 　国庆节后我到了北京。中日围棋赛地点在北京饭店西七楼大厅。11月13日举行的第一场比赛。我是第五场上场的，对手是小我一岁的武宫正树二段。17岁的武宫已在全日本的“十杰战”中进入八强，是一位令人注目的后起之秀。那时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人人都要“天天读”。我为比赛准备的语录是，“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比赛时，中国棋手每人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们郑重地将它放在对局的棋盘旁。比赛一开始我就忘了红宝书的事，陈祖德在比赛中途拿起小红书来翻了一次，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对手石田芳夫居然也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红书翻阅起来。他可能看到中国队员每人手里都有一本，认为翻翻小红书可以带来好运，所以也学着做了。我执黑棋率先开局，但因为是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赛注意力始终难于集中，接连在左上方和右下角处理不当，局势顿感吃紧。危局之下我终于冷静下来，此后我佯攻对方入侵之子，局面逐渐缓解。这次比赛规定双方队员各用四个半小时。漫长的八个小时过去了，我已用完4小时25分钟，只剩最后5分钟的读秒时间，武宫还剩一个小时。在“嘀嗒”的秒表声中我已几乎没有时间思考，然而由于 “劫争”又出现了混战的局面，我一旦沉不住气掌握不好节奏而超时，会被超时判负。终于，在最后一分钟的读秒声中我落下了最后一子，黑棋中盘胜！武宫那次的总成绩很好，陈祖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评价说武宫在那次比赛中充分显示出了优秀棋手的卓越才华。（ 图为当年赛后我补记的对局记录 ）

　　 这次中日友谊赛日本队派来了以岛村俊宏专业九段至二段的六人小组，共赛了6场。为了锻炼队伍，中国队共有十几名棋手轮番上阵。陈祖德等主力队员每场都上，我只上了这一场。陈毅副总理在第一场比赛时就到过赛场，最后一场比赛时他又来观看比赛。教练们在赛场旁的休息室里将我的那盘棋复盘给他看，我在门外瞧见了心里十分高兴。记得65年元旦时我和陈祖德、王汝南去北京体育馆和陈老总下棋，我赢了他五颗子，他幽默地开玩笑说，“你没有王汝南控制得好，他只赢我一颗子！”接着他谈起了要我们学习乒乓球选手徐寅生的讲话，要我们有中国人的骨气。他特别提到我们和日本围棋交流是为了向日本围棋学习，是为了早日赶上和超过他们。 66年11月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敬爱的陈老总。

当年中日围棋差距还比较大，那次中国队的胜率为29.2%。从1960年开始中日围棋交流频繁，到1966年这一次中日一共互访了十次。那时我们谁也想不到，这次交流竟成了最后一次，再次恢复时已是7年以后。（图中记载选自《中国围棋》）

回北京的这段时间让我又有了机会和高水平的对手对局和研究，我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专业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无奈文革的疯狂冲击着每一寸中华大地，国家围棋队也开始被卷入到那股浊流中去。两个多月后我返回成都。 （ 左边是四川的黄德勋，他65年底到的国家集训队，在66年的这场中日赛中战胜了加藤正夫4四段，这在当年是非常好的成绩。）

　　 回成都后我仍然住在春熙路口的棋校里。可能是棋校所处的位置太好了，干起革命来很方便，它被“成都红卫兵半工半读总部”看上了。从此每天进进出出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而不是学员们，棋校的人只能默默地忍受谁也不敢吭一声。折腾了一段时间后，半工半读总部撤走了。看到棋不能下，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糟蹋，有一天一位中国象棋班学员忍不住写了一篇大字报并斗胆拿去贴在春熙路口的大字报堆里，呼吁恢复棋艺活动。这篇非造反内容的另类大字报很快被人围观，有一知识分子模样的人随即用笔在上面批注了几行字，然后义正词严地读了起来。他认为棋艺活动是健康的东西，不应废除，而应提倡（大意）。虽然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但是在当时“破四旧、立四新”“造反有理”的潮流中谁敢出来支持这个观点，谁又敢恢复训练？

随着运动的进行，红卫兵的文斗变成了武斗，局面更加混乱， 19岁的我整天无所事事。（照片是我拍着玩的，摄于1967年）

　　文革轰轰烈烈地继续着，棋校大院外的街上是走不完的游行队伍（所有的游行队伍都一定会经过总府街春熙路等路段），街上斜对面 “四川宾馆”房顶上的高音喇叭每天唱着八个样板戏，高喊着革命口号。被贴上“四旧”标签的棋是不能公开下的，但是人们对围棋的热爱是消除不了的，找人下下棋的渴望并不会因害怕而完全放弃，所以偶尔还是会有棋友到棋校来访，有爱好者前来讨教。每遇那时，我们就关上门悄悄地下上几盘，悄悄地讨论一回。但多数时间是在无聊中打发日子。我开始学拉二胡，无奈乐感不算好慢慢又失去了兴趣。倒是当时成都的板胡王和另一位二胡高手来为我们倾力演奏过，那些美妙的乐曲在木质的房间里萦绕回荡，为潦倒的棋校和我们添上了一抹亮色。（摄于1968年）

成都棋校是一座雅致、幽静的三进院落。中间的院子很大，边上的两层楼房带着宽宽的走廊，院里有一口精致漂亮的水井，还有一个很大的大厅。我身后的房间是二楼最大的训练室，它里面是带壁炉的木质结构房间。这样的房屋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洋气的，我们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 摄于1967年）

　　“红半总”撤走后不久，棋校又被著名的造反派八 . 二六兵团盯上了。于是乎，高音喇叭架在了大门口的风火墙上，每天晚上七点正，一位口才极佳的负责人坐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手舞足蹈地演讲，街对面黑压压的一片自发而来自带小板凳的听众，棋校意外地见证了成都文革史上的这个奇观。有一天喇叭没有响起来，听说因什么事公安局介入了，棋校再次安静下来。我们每月领着一点微薄的工资，过着自由散漫的日子。终于有一天我拿起了已感生疏的棋子，想把丢生的专业给捡回来。但是没有人来督促我，没有学习资料，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看不到文革的结束，前途一片迷茫。而我们要赶超的日本棋手们却在日日进步，旁边韩国的围棋水平也在迅速提高。照片是在我住的二楼房间外和里面拍摄的，它们是我那段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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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二六撤出不久，成都警备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又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他们利用体委被他们军管的机会，就那样地强行“进驻”了。教练们被赶走了，一楼的训练大厅成了他们的排练厅，一楼最好的两间训练室成了两家军官的住房，士兵们在第一进院子楼上打地铺。我和国际象棋教练曾子林住在二楼，我们两人都是当时成都水平最好的棋手还有点“名气”，仗着年轻不怕事，谅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拒不搬走。他们多次叫人来催促，对这种鸠占鹊巢的无理要求我们毫不理会。这是我们的棋校！这是我们训练的地方！这事以后回想起来觉得有点庆幸，如果我们当时走了，棋校后来还会还给我们吗？不会被挪做它用吗？那可是文革中谁霸道谁得逞的非常时期。（可惜的是，这所漂亮、雅致的四川省第一所棋艺学校校舍只存在了20多年，它在后来的经济大潮里轰然倒塌，想起就让人心疼。图片摄于1968年二楼我的房间内，墙上的两幅画片是当时最红的八个样板戏之一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到1969年时棋校老三届的学生们作为知识青年陆续被下放到了农村。66年以前的小学生开始“复课闹革命”。那时棋校的领导们还没有被“解放”，单位仍然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不过那时我和其他教练员们已经可以公开打打谱、下下棋了。有几个在上学的女生爱到棋校来玩，我想着自己总得干点事吧，就自行在1970年夏天开始对她们进行训练。那时警备区宣传队还赖在棋校，我们将训练场地搬到了提督街上一直闲置着的棋园里。几个女生都是当初棋校集训队学员，她们都是主动回来参加训练的。我们制定了计划，认真地训练了一段时间。 （摄于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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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时时留恋黑白世界里那探索攀登的乐趣，无奈现实又是如此地严酷，昨日的辉煌好像已经恍如隔世。旺盛的精力无处可使，我练上了举重，找来器械在家里的小院里练习，一段时间后我能挺举起几十公斤重的杠铃，身上的马甲线也开始显现。（摄于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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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的第二个季度来临了，这是四人帮当道的时期。就在这时，我和中国的棋艺工作者们突然之间被抛进了命运的深渊；国家不再搞围棋，国家队解散，棋校撤销，所有人员另行安排工作，象棋、国际象棋也一样。真是晴天霹雳啊！我们当初因为国家需要而走上了围棋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奋力拼搏，心中还揣着一定要赶超日本为国争光的梦想，如今这一切都被无情的现实敲得粉粹！我被安排在“成都猛追湾游泳池”当救生员，孔凡章先生当了看守游泳池大门的工作人员。我每天在游泳池边巡逻，孔老师每天和没钱买票又想进来玩的小孩们斗智斗勇。小孩们都不知道这个尽职的守门大爷就是成都有名的围棋教练，就是以后中国文史馆古诗词小组的组长！曾经生机勃勃的成都棋校人去楼空，奄奄一息。（和围棋教练曾玉修一起打谱 1970年摄于棋校寝室内）

一年多以后，1971年，一个通知骤然来到，围棋项目恢复大家重回工作岗位！又惊又喜的同时，一股悲凉涌上心头。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算起，五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966年时我 18岁，正接受着最好条件的训练与培养，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干一番事业。如今我已 23岁，已经过了长棋的最佳年龄，被蹉跎掉的这五年可是我围棋生命中最黄金、最宝贵的五年啊！

记得直到那时警备区宣传队才完全离开，将棋校归还给我们。所有教练都归队了，劫后余生的老教练员们对工作尤为兢兢业业。我的训练也终于正常了，但当时黄德勋在北京，周孝棠已离去，棋校里缺乏和我旗鼓相当的对手，我盼望着能给予我更加广阔的天地，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作为。 （摄于1971年）

　　提督街的棋园也在那年重新开放。开张那天来了许多棋迷，大门口有人站在人字梯上挂标语，旁边围了十来个人，挂标语的故意慢慢地操作，故意大声地嚷嚷，围观的人乐呵呵地陪着傻笑，只有与棋有关的人和认识的人才能被放进棋园大门里去。掩饰不住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脸上，棋迷们被压抑了五年的对棋的热爱犹如井喷一样爆发出来。 家长们开始主动送孩子到棋校学棋，一些业余爱好者也在培养对棋有兴趣的小孩。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李克光先生，他除了自己下棋，还带出了几个水平很高的学生。从此，遭受劫难的成都围棋重新踏上征程，专业、业余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越来越好。（图为参加成都市围棋业余比赛的大专院校队的选手们，他们都是成都颇有名气的业余高手。右一起 李克光 、丁祖宪 、张照禄、贺显铭、曾德昌）

　　1972年的时候，棋园里周末不时会有围棋、象棋、国际象棋表演赛和围棋、象棋挂盘讲解，大厅里总是坐得满满的。我有时也会挂盘讲解或者下表演棋。表演完后我们有时会领到一小包点心，后来有了一点点钱，每次5元，讲棋的和负责把棋子挂上大棋盘的人及倒茶的服务员等人一样的报酬。一次旁边有个人提出抗议，说讲棋的技术含量高事先还得准备，该领 10元，不过反映肯定无效，“大家都是上班，一样的干活，他凭什么该多拿？”

有一段记忆深刻的尴尬有趣的往事是这样的，当年观众最喜欢看我和另一个女棋手的表演赛。每次表演，能放几十盘棋的大厅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大家饶有兴味地观看着我们斗智斗勇，慢慢地欣赏着我们精彩的拼杀，不时还低声地议论着局势的进展。每当到了官子阶段，大厅里总是鸦雀无声，大家紧张地等待着最后结果的到来。如果我胜了，观众会很平静，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她胜了，观众们总是兴高采烈，议论纷纷，他们乐于看见一个女孩一步一步地将一位年龄比她大的男子斩落马下。当然，一多半时间里观众们都兴高采烈了。只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女孩以后会比肩全国男子顶尖高手，会成为中国围棋女子第一人。当初我也不知道，我输了棋心里难受脸上还得微笑！当然我也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她是我和我夫人的师妹，她是孔祥明。 （图为七、八十年代提督街上的棋园大厅）

　　忘不了1972年1月的那一天，我正在棋校二楼的训练室里打谱，广播里突然传来陈老总在1月6日逝世的消息。我顿时呆住了，他才70岁呀就这样走了！阵阵难受从心底袭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陈老总即使是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也尽心竭力地保护着围棋，我们回到棋盘才半年多，他就……棋校里所有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1 年后1973 年初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我接到通知到了北京，心情那个激动啊！从1966年国家围棋队受到冲击，1969年正式撤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漫长的7年！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一定要为祖国的围棋事业努力，再努力！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1974年）

　　我和队友们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大家刻苦训练、相互切磋，共同进步。为了更好地开展围棋活动，国家队决定兵分东、西两路到各地进行巡回表演。我是向西的队员，我们到了郑州、成都、重庆、武汉和广州。我们每到一地都要下表演棋并进行现场同步讲解，我们还要和业余爱好者们下指导棋。这次巡回表演很成功，各地参加的群众非常踊跃。我们的表演不仅对当地的围棋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围棋被视作“四旧”撤销了几年后名誉终于得到了恢复。（ 前排右起：黄德勋、黄进先、我；后排右起 赵之云 、吴淞笙、罗建文、领队孙连治、《中国围棋》主编刘善承 摄于成都青城山 1982年 ）

　　巡回表演结束后，国家队迎来了文革开始后首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这场中日赛离66年那次交往已经过去了7年。我是第二场出场的，对阵的是日本的全国业余冠军西村修。西村虽然不是专业棋手，但实力非常强大，第一场他就将聂卫平斩落马下。那次比赛规则是每人用时4个小时，比赛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我全神贯注奋力拼搏，最终获得了胜利！由于发挥不错，我又三次上场，和太田耕造（6段）、石井绑生（8段）、坂田荣男（9段）对局，遗憾的是那三场棋我都输了。那次日本代表团来了8位棋手，一共对局56盘。由于文革对围棋的严重干扰，中国队的胜率比7年前更低一点，为26.8%。（下图记载选自《中国围棋》词典）

　　 从那以后中日之间的交流多了起来。当年内（1974年）日本围棋代表团再次到中国访问比赛。（摄于杭州花港观鱼景区）

　　 四川围棋实力雄厚，共有五位队员在国家队里，人数仅次于上海。男队员是黄德勋和我，女队员是孔祥明、何晓任、张成华。黄德勋是四川队实力最强的男队员，他去年战胜了日本九段棋手本田邦九，今年获得了全国个人第六名，以后在77年获得个人第四、83年获得个人第五。何晓任、张成华在女子选手里实力强劲。何晓任以后在80年获得全国女子个人季军、81年获得个人亚军，并在80年与孔祥明一起获得全国团体冠军。而孔祥明已经展露锋芒，已经渐渐有了和男子顶尖高手对决的实力，以后她在1978年以十五战全胜的成绩获得首届女子全国个人冠军，79年又蝉联冠军，80年获团体冠军。1980年他和日本棋手南善已比赛，首开女子战胜日本九段男棋手的纪录，那段时期里她和所有日本女棋手对局均无败局。（ 日本围棋代表团与国家队队员 摄于1974年 桂林 ）

　　比赛中大会安排我们游玩，这是我们部分参赛队员和日本棋手的合影。日本队员穿着帅气的西服、风衣，我们的队员穿着中山服，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标准服装。（照片为日本队员的彩色相机所摄，前左1 张成华 右3站立者 黄德勋 我 1974年）

　　上图左边的那个日本队员是和我对局的对手，我胜了他后他特地拍了这张照片送给我。那天西湖的风很大，我披上了大衣，成了个“大衣哥”。当年的我们穿着是有些“土气”的，七、八十年代运动员的工资待遇和其它行业差不多，收入都很低。运动员要出国时国家会发一笔钱，相当于好几个月的工资，国家开有出国人员商店，有出国任务的运动员可以在里面买到西服、领带、手表等东西，武装好自己后再登上国际航班。（1974年 杭州西湖 左 2 黄德勋 ）

　　四川围棋专业队成立于1973年春天，首批队员主要来自当年棋校集训队队员。在国家队呆了两年多后，1975年我回到成都，成为运动员兼教练员。为了激励队员们奋发向上的精神，我们采取阶段选拔的方式进行各种训练，有时还到省外去和兄弟省队交流。我们还用综合成绩考核的办法对队员进行评价，我也参加各种训练。当年棋队的领队是徐生陵先生，他和其他领导们都会出于公心，一切皆从有利于队伍的建设出发，一心一意地要把四川队建设成为全国的一流队伍。（图为四川队部分队员和三级班部分学员在云南石林留影 前排左一起 三级班学员王元、翁子瑜、王剑坤、洪燕、郭娟 川队队员严玲；后排左一起 四川队领队刘祥瑞 川队队员丁开明 我 川队队员赵成虎 1975年秋）

　　 后来部分队员陆续离队。赵成虎、丁开明担负起了培养川队后备力量三级班的重任。他们不仅专业技术过硬，并且十分敬业。

老队员严玲后来担负起了四川围棋队领队的职责，继续为川队贡献力量。

（ 前排左起 三级班学员吴战影、宋雪林、翁子瑜、王元；后排左起 三级班教练员赵成虎 学员郭娟 川队队员张成华、严琳、我 ）

　　三级班的小队员们很快成长起来。在其后的几年中，赵成虎、丁开明和我一起多次带领他们赴上海、杭州与这些四川队的劲旅队伍一同训练。在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上王元、宋雪林首次入选川队团体阵容。以后他们中的翁子瑜、王剑坤，都成为日后川队上场比赛的主力队员。川队还有一员虎将雷侦倜，他当年也是棋校集训队队员之一，他在1976年入选国家队。他头脑聪明灵活、棋风犀利，在1975年、76年连续两年取得全国围棋锦标赛个人前12名决赛权， 1982年评为五段专业棋手，以后升为六段。 （ 左 宋雪林 右 王元 于张家界 ）

　　孔凡章先生不仅是我也是我夫人的恩师，他对我和夫人一直关爱有加。1973年我夫人从农村回到成都读书，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带着我们、他女儿和他喜爱的学生严玲去草堂寺游玩，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前左起：严玲 孔祥明 李尔 后排左 孔凡章 我 ）

　　1977年初我成了家。夫人1963年10岁那年到棋校学棋，后来当了中学教师。我们算是青梅竹马吧。（摄于1977年夏）

　　 70年代成都的业余棋艺活动已经开展得非常不错，在青少年中拥有了广泛的基础。（ 1976年在提督街棋园大厅内举行的“成都市少年棋类比赛” ）

　　（1979年在提督街棋园大厅内举行的“成都市少年棋类比赛”）

四川队除了训练任务外，有时还会举行活动对业余爱好者的棋艺进行辅导。成都一直拥有大批的围棋爱好者，每次活动都有许多人参加。

　　围棋自古就和琴、书、画一起被看成是几大雅事。下棋不仅怡情养性，它也是脑力和智慧的有益的竞技活动。但是，1980年，正当成都的各种围棋活动蓬勃开展，四川队正扬起风帆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国围棋却再次遭遇了生存危机。这已经是十年中的第三次了！1970年围棋队强行撤销，棋手改行，幸而71年后恢复。1975年四人帮决定取缔围棋，是邓小平同志及时作出了批示围棋事业才得以继续。80年这次又要取消国家围棋队，并且正式文件已经发出。在成都的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况非常后怕；1980年的四川队可是女子团体冠军，男子团体亚军的一支全国劲旅队伍，如果文件正式生效了，没有了领军的国家队，地方围棋队是跟着撤销还是自生自灭？我们，还有那些年轻的队员们将向何处去？这一次，是已患喷门癌的陈祖德先生拖着病体，带领北京的国家队员们将信交到了当时担任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方毅同志手里，方毅同志作出了批示围棋才赢得了这场生死劫。真可谓：国家兴，围棋兴；国家动荡，围棋受伤。

　　阳光总在风雨后。1982年4月首次全国围棋升段赛在北京举行。我被评为专业五段棋手（后来晋升为专业六段），那年我已33岁。《四川体育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并对我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做了简略的介绍。

　　1983年3月，一个高级别的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成都，活动之一是在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讲演厅举行快棋表演赛，由我和武宫正树对局。这次表演赛由日本棋圣腾泽秀行和中国棋圣聂卫平联袂同步讲解。他们精彩的解说在现场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成都不愧为棋城，提督街上文化宫内偌大的讲演厅座无虚席，走道上还站满了人。这是成都围棋界的一次盛会，这次赛事被记入《中国围棋》，左边那张图片也被收了进去。（棋盘左戴眼镜者为翻译刘乃汀，她也曾经是棋校集训队队员）

　　 这是我和武宫正树的第二次交锋。1966年我和他在北京比赛时我18岁，他17岁，我们都喜欢大模样作战。这次时隔17年后当我再次和他对局时，他已是蜚声日本棋坛的超一流九段棋手，我已从运动员成为了运动员兼教练员、再成为了专职教练员。开局后我用刚柔相济的灵活着法与构想取得了布局阶段的主动，但是技高一筹的武宫力挽狂澜，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棋虽然输了，但能和武宫再次对局依然让我很高兴。在棋局结束后的发言中我真诚地表示了对武宫的祝贺和对日本访华团的欢迎。后来我总在想，我的资质确实不如武宫，但是如果没有文革中被耽误掉的那五年，我的专业技术水平应该更高、能力应该更强吧？

　　1984年我考取了成都市体育学院运动管理系函授班，在84至87年的三年时间里学习钻研了哲学、训练心理学、竞赛心理学等学科。在这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才能获得自信与赢得队员的尊敬，同时也才能让自己活得充实、活得更有意义。（图为和业余棋手下车轮战）

　　 1987年上海《围棋月刊》杂志给每一位国家队队员写一篇专题介绍，我的介绍由廖四鸣先生执笔。廖四鸣是廖井丹书记的第四个儿子，他不但学有所长颇有才华，还是成都有名的围棋业余高手。文章的题目是《教练之路——陈安齐》。他写道，“陈安齐担任教练后，年轻的四川围棋队已三夺全国男子团体亚军，但他没有沉醉在喜庆的花丛中，他把眼光移向了未来：要深入研讨训练方案，迅速提高队员水平，培养拔尖人才，选拔后备力量.......”（摄于1977年夏 家中）

文章中还写道：“一个好的运动员未必能当好称职的教练，反过来，一个好教练也未必曾是优秀的运动员。当然，陈安齐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棋手，但作为教练，他深知自己承先启后的重任，欣然正视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从内心盼望更多的新苗茁壮成长，以致超过自己。”说欣然正视还是有些拔高我了，专业棋手都有争强好胜的特点，我也不例外。接受过许多鲜花和掌声的我，在经历了痛苦的逐渐适应的过程后，最终达到了欣然。毕竟，我们成长的那个环境是提倡奉献精神，要求大家公而忘私的年代，我们那代人总是把事业、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图为1987年全运会女子团体第三名受到省政府“记功”奖励 ）

　　全国围棋团体赛从1975年开始举行。75年我们没有取到团体名次。76年川队预赛进入了前8名，但那年国家发生了太多的大事情；总理、朱总司令、主席先后逝世，唐山大地震，决赛自然没能进行。1977年由黄德勋、孔祥明、我，带领（少年男子）翁子瑜、（少年女子）洪艳，首次为川队夺得全国团体第三名。1978年川队由黄德勋、孔祥明、雷侦倜和我上场，获得第六名，那是我最后一次代表四川队参加比赛。

1979年已经进队的当初三级班的学员们都成长了起来，那年由黄德勋、雷侦倜两位老将带领新秀王元、宋雪林组队参赛，获得了团体第四名。1980年、1982年、1983年宝刀不老的黄德勋连续领衔新秀王元、宋雪林、翁子瑜、王建坤让四川队三次获得团体亚军。其间四位后起之秀都先后去到北京进一步深造，对增强他们的实力起了很大作用。那时王元、宋雪林、王剑昆已是专业五段棋手，翁子瑜是专业四段。宋雪林以后升为专业九段，王元升为八段，王剑昆升为七段，翁子瑜升为六段。孔祥明和何晓任在那几年里一直都在北京国家队训练，由她们组成的四川女队的成绩更为出色，她们是1979年的团体亚军、80年的团体冠军；81、82、 83年的团体亚军。83年时孔祥明是专业七段，以后升为八段。何晓任是专业五段。

　　四川男队三夺亚军后，夺取全国冠军成了川队所有人的渴望。此时老队员们已经不再上场比赛，第二代队员们已经挑起了大梁，第三代队员逐渐成熟。6年后1989年在武汉举行的全国围棋团体赛上，宋雪林、王元两位“老将”带领新秀郑宏、李亮组队，终于获得了全国冠军！成为继上海、江苏、浙江队以后全国第四支男子团体冠军队。至此，四川男队、女队都登上了顶峰，这是四川围棋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接力奋斗的结果，怎能不让人心潮起伏激动不已！那年郑宏是专业五段，1996年升为专业九段。李亮后来升为专业五段。如今一些第二代、第三代的队员们已经成为了围棋事业的栋梁之才。（图为1980年由孔祥明、何晓任组成的四川女队获得全国团体冠军后川队的合影 左前起 王建坤、张成华、何晓任、李建兵、宋雪林、黄德勋 。后排左起 领队徐生陵、王元、雷侦倜、我。孔祥明因故未参加合影 于安徽屯溪 ）

　　 成都不仅拥有浓厚的围棋文化氛围，它还有一个专门出版棋类书籍的“蜀蓉棋艺出版社”。1985年7月它编撰出版了一本百科全书《中国围棋》，它的主编是出版社首任社长围棋史研究专家刘善承先生。这是中国第一本围棋百科全书，是棋城成都对围棋事业的重大贡献。蜀蓉棋艺出版社还出版了大量的围棋书籍，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棋艺书籍的数量在中国同行业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三分之一。社长刘善承先生原是廖井丹书记的秘书，后来廖书记派他到市体委主管围棋工作，去出版社前是成都棋院院长。

　　改革开放后成都的企业对围棋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是“五牛杯围棋邀请赛”时和聂卫平、好友余大智的合影。聂卫平先生在 1984 年开始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中以无人能及的杰出战绩一次又一次地攻擂、守擂成功，成为名扬中外的棋圣，他是我们的骄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围棋的水平实际已经赶上了日本，并在以后的日子里真正实现了整体水平的超越。我们 刚开始开展围棋活动时，就把赶超日本作为了奋斗目标，现在当目标真正地实现了的时侯，大家的心情好像反而平静了下来。国家对开展体育运动提出的宗旨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怡情益智。我们当初急切地向往胜利，可能是当初我们太弱了，我们需要胜利来鼓劲需要胜利来增强信心。（左 聂卫平 中 好友余大智）

　　陈祖德先生是我敬重的老大哥。他是中国围棋的领军人物，他3次获得全国冠军，首次实现战胜日本九段棋手零的突破。祖德先生的文学造诣也十分了得，他的名作《超越自我》获得了“人民文学奖”，这部感人至深的自传作品打动了无数棋迷和读者。（右起 我、陈祖德、黄德勋、陈克忠、肖冠军 1987年广东番俞）

　　成都的围棋交流活动频繁，举世闻名的吴清源先生也不止一次来到这里。

　　当年许多省、市的领导同志喜欢下围棋，成都军区也有不少爱好者。这是军区的老同志们自己组织的围棋集训，请我去给他们辅导了几天。老同志们谦虚好学，待人亲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围棋比起西方人喜欢的国际象棋来讲，它有更大的棋盘和更多的变化，也有它不一样的魅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中国、日本、韩国拥有众多专业高手和业余爱好者外，欧洲、北美洲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日本棋手比较早地在欧洲开始了推广围棋的工作，所以围棋的英语名称“GO”就是从日语的发音译来的，围棋英语术语的大部分也是从日语来的，这对于围棋发源地的中国来讲是一个遗憾。中国围棋队从80年代起开始在欧洲为推广围棋尽力，在每年一次的欧洲围棋大会举行时会派人去对爱好者们进行辅导。1990年我和吴肇毅去了那里，我们在巴黎、奥地利、匈牙利等地对爱好者们悉心辅导，希望让中国棋手的良好形象留在他们的印象里。图为我在欧洲围棋大会开幕式上发言。

　　在维也纳下车轮战指导棋。

　　在塞纳河上游览。

　　1991年8月，我和朋友陈新弟、唐万等9人到美国旅游和围棋交流，由华侨老朋友曾德昌先生陪同。除丰富多彩的旅行外，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华盛顿、纽约等地进行了多次交流活动。当年大家对大洋彼岸围棋活动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回国后我在《成都晚报》上发表了文章《围棋传友情》，对美国围棋活动开展的情况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图为旅居美国的中国九段棋手江铸久先生（蓝衣站立下棋者）和我在华盛顿马里兰大学做辅导。

　　在另一城市下车轮战指导棋。

　　在太平洋海滩上。

　　1993年11月，我（左一）和国家围棋队华以刚、邱鑫、姜国震四人组成“中国围棋代表团”到日本访问。虽然从1965年到现在我和日本棋手进行过多次交流和比赛，但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

　　日本的围棋爱好者按人口比例来讲，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他们当中各种职业的人都有。这次交流吸引了大批爱好者前来参观。

　　日本议会中也有许多爱好者。图为在议会和议员们下车轮战。

　　孔祥明那时正旅居日本，她已是整个围棋界最知名的女棋手。得知我们到来的消息，她特地赶来见上一面。

　　1993年成都棋院决定成立少年围棋队，我成了少年队主教练，专心培养下一代。成都各媒体对小棋手的进步也很关心，不时都有消息报道。这是1997年4月《四川日报》和《蜀报》的报道。（图左 杨一，图右 郑策）

　　90年代起我在工作之余开始教学生。1993年一个从法国来的机械工程师克里斯朵夫先生跟我学了2个月的棋。当成都电视台英语节目“Hello Chengdu”(成都 你好）栏目组知晓后，来到我家等地方跟踪拍摄了几天，播出时节目长达15分钟。图为拍摄完成后在我家客厅的合影。

　　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学生是杨一。他天资聪颖，棋感极好。在2000年举行的首届“中国围棋西南棋王赛”中，他获得了棋王称号。那个比赛是西南地区最强的专业棋手和邀请的中国最强棋手参加的比赛。杨一现在是专业六段棋手。（左起 杨一、聂卫平、宋雪林、我）

　　2000年左右的那段时间里，围棋在成都的电视里节目里占有一席之地。图为1999年“江铃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时和李莹在电视台录制节目。

　　当年的小队员李亮现在是四川队的主教练。川队从1973年成立至今已经47年了，真的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呵！（中 李亮 左 杨一的父亲杨勇 1995年 北京）

　　何郝矩省长（前中）几十年来对推动四川围棋的建设与发展贡献极大，他87岁生日时我们都去祝福他老人家。李克光先生（前右）几十年来看着我们成长，和我们一起参加各种围棋活动，是受我们尊敬的老前辈。祝他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摄于2009年5月）

　　我2008年退休，其后又在一个围棋训练班发挥余热教了几年学生。如今围棋活动早已普及，专业棋手们将它作为竞技活动，爱好者们将它作为有趣的益智活动。记得当初学习围棋时教练们对我们讲，下棋虽然要努力争胜，但更得有一颗平常心，“胜亦可喜，败亦欣然。”也许这才是围棋文化的真谛吧。（2008年在成都武侯祠大庙会上和业余爱好者下车轮战）

　　2011年2月，我有了孙子，从此我彻底放下教鞭在家弄孙，空闲时也会和老友们下下棋玩。家庭和睦、儿子媳妇孝顺、孙子可爱，我的晚年生活幸福而安详。（摄于2014年2月）

　　2017年8月夫人为我拍下这张照片，并赠诗一首。 赠先生 巧逢棋缘，入道谈兵。方局纵横，弈坛精英。国手出战，中日争拼。情系黑白，业业兢兢。转执教鞭，蜀队中军。伏枥老骥，桃李倍新。过隙白驹，六十风云。棋道人道，尽在纹枰。

　　 我12岁踏进围棋这个奇妙的世界时，围棋还是一个很小众的体育项目。此后我经历了国家大力发展围棋的年代、文革期间围棋文化饱受磨难的年代，中国成为围棋强国聂卫平棋圣成为全民英雄的年代，一直到今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阿尔法狗”的时代。弹指一挥六十年！特抄录下敬爱的陈老总的这首著名围棋诗，既是把它作为向陈老总及所有围棋工作者和爱好者的致敬，也是作为自己六十年围棋生涯的纪念吧。

题《围棋名谱精选》——陈毅 1962年冬 纹枰对坐 从容谈兵 研究棋艺 推陈出新 棋虽小道 品德最尊 中国绝艺 源远根深 继承发扬 专赖后昆 敬待能者 夺取冠军 

　　（ 陈毅副总理遗像前 1995年 北京中国棋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