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中国影像方志：终南山，寻找文明的基因

人文秦岭作原盩道

　诗韵终南山尚友行：《苏轼与章惇终南山风云际会行迹访古录》

作者简介：人文秦岭之山野村夫 /人文秦岭作原盩道 龙文化研究学者、大秦岭文化研究学者、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

【图例1】近景为圭峰山，远景为紫阁峰

　 题记与考证写作缘由：五十曰“艾”时，余偶见白发。人生至此，未能“三立”者，而“立德、立功、立言”于世，心中不免有些伤感，徒增忧伤之情。七年前，有幸走进大山，守望秦岭。亲近自然山水这一天地间灵秀之物，先贤东坡先生诗句“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所描写的诗情画意般的美好景致，怎能不让人心驰神往？置身其中，寻求内心的清静，探求地域文化之区奥人文故事，享受山水文化趣味中的笔耕生活，当为乐事。欣闻获悉鄠地多古之圣贤迹，遍访探寻，精进甚解，遵先贤东坡先生遗训“事如春梦了无痕”，苟若不记之，有愧于国家社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始终牢记“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满目青山绿色来祝福，守望秦岭深情藏沃土。保护好绿水青山，保护好大秦岭圣域文化精神家园而责无旁贷。

中国的文化与自然山水息息相关。《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有云“山之为者，不但饰地之观，竖地之骨，直于人物有多益焉，盖或以毓五金，或以捍四海，或以涌溪泽，或以茂林丛⋯或以广藏修之居，无算妙用，则造物之原旨，以全乎寰宇之美，而备生民之须耳。”

终南山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40公里处，又名太一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简称南山，是秦岭山脉的一段，西安市境内主要在周（至）鄠（邑）长（安）蓝（田）临（潼）五区县境。《山海经》《左传》《诗经》《史记》等均有记载。《诗经》“如终南之寿，不骞不崩”。成语“寿比南山”一词的出处，为圣域仙山洞天之冠，仙都佛国，天下第一福地。晋代潘岳，曾这样解读中南山之名曰：＂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中南山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山川祭祀的传统，既有很强的连续性，也与国家的人文地理格局相关联。在古代祭祀山水的活动中，以帝王封禅为最高规格，“封”者，指祭天；“禅”者，指祭地。周秦汉唐时，终南山为国家祭祀重要之地，所谓国家祭祀，实际就是国家层面上的“山水崇拜”。《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七条水量相对较小的河流，虽地位不如大山川，但因地近咸阳，祭祀规格得与名山大川比肩，仅无尝禾、醪祭之加礼。《汉书·郊祀志》“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劳谷，今涝河。汉代鄠县五牀（床）山，今鄠邑区涝峪河与太平河之间的山地，床者，龙床。因山顶平若床而得名。日月，古人谓之天齐公，天齐公祠，即今化羊庙。仙人祠当在黄柏峪口一带，圭峰山中一山崖酷似“仙人”，山下乌桑峪有一“天然石生桥”，俗称“仙人桥”。山下谷口有一浑圆若丘，疑古人望祭山川之地，进入谷口有一段S形弯道，酷＂太极图＂，以及“中社”地名，这些增强了其可靠性。五帝祠，笔者疑在今鄠邑区石井镇栗园坡村与曹家堡村之间这一带说等，栗园坡村曹家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生产队土壕处，曾出土有大砖砌成的地下排水道，疑其为古时为宫殿遗址之地，并出土有铜镜等物。1956年国家修建鄠县热电厂，在曹家堡工地，出土有汉代青龙、朱雀瓦当等文物。玉女祠当在今周至县黑水峪山口（古称谷口）仙游寺处。同时，终南山又是中国儒释道历史文化的漩涡，周秦汉唐文化兴起之地。可以说，没有终南山，就没有周秦汉唐历史文化。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敬畏自然，是人的天性；而道法自然是人的特性。周公、老子、以两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学思想皆发源于终南山，他们是中国文化思想之高端。

“孔子之道学于文武，而文武之德实惟周公成之。鄠为丰京旧都，周公退老告终之地。”（程灏《姬宗世谱·程序》“周公，第一大儒；孔子，第二大儒。”（《荀子·儒效篇》）“以学术创立改教制度者，周公为第一人，孔子继之。”（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先圣、文宪王周公，退老告终之地在鄠县，《志》书所载为明农之乡。“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中说：“没有周公，便没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便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便没有儒家，中国的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老子以著五千言《道德经》而闻名天下，唐玄奘法师（602－664）将其译为梵文，传入印度等国，从那时起，老子的著作、思想、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最多的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黑格尔说：“中国哲学中另有一个特异的宗派⋯⋯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这派哲学及与哲学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的发挥者是老子。”

天下名山僧占多，终南山因山水佳胜近天子都，名僧古刹如云。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一诗中曾感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殊不知他的家乡长安“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更有僧人感慨：“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佛寺兴盛可谓至极。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载：早期在终南山活动过的有西域的鸠摩罗什，昙摩流支等，中国本土僧人魏晋时有僧肇、道生、僧睿、昙无谶等，唐代以后有玄奘、道宣、法琳、智藏、智俨、善导、法藏、澄观、宗密、怀恽、飞锡、惟政等等。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三论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的祖庭都在终南山。

 “诗佛”王维《终南山》“太乙近天都 ，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祖咏《终南望余雪》：“终南阴岭秀 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 ，城中增暮寒。”林宽《终南山》：“标奇耸峻壮长安，影入千门万户寒。徒自倚天生气色，尘中谁为举头看？”与王维之作，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中唐诗人孟郊的《终南山》：“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清。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

古人云：文章饭也，诗者美酒也。中国是诗的国度，而终南山又是诗之源头。如果说《汉赋》是大汉威仪的颂歌，则唐诗是中国诗歌的巅峰。闻一多先生曾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欲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清朝康熙年间编成的《全唐诗》辑录唐诗48900多首，作者达2200多人。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过任何一个朝代。史家谓之“唐诗气象”。各路诗坛英雄豪杰、风云人物悉数闪靓登场，有元代方回所称的“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又以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的陈子昂；有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的“诗杰王勃”；有因其虔诚信佛，在部分诗歌中宣传佛教，赞美佛教的无声寂灭而得名的“诗佛王维”；有清代陆风藻《小知录》所称的“诗星，孟浩然也”；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美誉的王昌龄；有因其诗歌雄奇豪放而得名的“诗仙”李白；有诗沉郁顿挫，倾慕圣贤的“诗圣”杜甫；有“诗豪”刘禹锡，唐代诗人白居易称“彭城刘梦得，诗豪也”；有其作《与元九书》“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知其苦，非魔而何”的“诗魔”白居易；有元好问《放言》称“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的“诗囚”孟郊、贾岛；有其诗歌设想奇绝，瑰丽凄恻而得名的“诗鬼”李贺；有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的贾岛。他们以“诗史”共同见证着大唐成长与壮大的盛世荣光;同时也有以诗文记录着“安史之乱”之后大唐日薄西山、逐渐衰微的的历史场景，及他们忧国忧民．梦回大唐的哀怨衷肠，他们是一个伟大时代诗史般力量与气势文化的交响，经典咏流传的壮美华章。周（至）鄠（邑）长（安）蓝（田）四县又是古之群贤毕至咸归之地，中国儒释道文化的发源地，涉及中国正统文化核心，而文化乃是一个地方的生命与灵魂，重视并加以传承很有必要，宜当详写。然山水在中国人心中具有永恒的意义，浅写不尽意，深者“夹镢头”难薄发，故以苏东坡与章惇终南山风云际会时，《章惇题名碑》所开示的行迹文化点位为文之线索，适度添加一些文化视点透视。因古之士大夫山水意象和文化境界，是长久以来思想观念积淀的结果。“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如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并有一句结论性的话语：“老子，隐君子也。”孔子：“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又如李白游鄠县紫阁峰，“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王维：“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白居易游历长安终南山《登观音台望城》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又如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三境界》所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清代李渔《笠翁文集》有云：“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

登高临界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俗语所云：石看纹理山看脉，人看志气树看材”。苏轼《晁错论》“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是其真实写照。山高人为峰，登峰而造极。“一览众山小”的大美境界，岂是登上小山丘的人所能感悟企及的？没有志存高远、旷世之才，何有《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借景说理名篇。，何有《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何有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何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正如北宋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记述：“（苏）轼与弟（苏辙），师父（苏）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知，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此乃名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出处。若论先贤诗文豪情人格魅力，我云：高山景行，昂头於天外。

五岳归来不看山，终南归来不空回。悠然终南山，半部中国史。博大精深的文化需要品读感悟，挖掘、传承、弘扬，也是当务之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虐之时，防控为要，吾在基层防控一线；疫情放缓得初步遏制，有闲暇时夜里秉读，战疫中而静逸，若有所思为此人文读本，以此抛砖引玉来。在此也引用北宋苏轼《送安敦秀才失解西归》名句：“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作引言，意在诵读终南山这一让人读之不尽的“古老经典”旧教科书，若苏轼《稼说送张琥》之名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彰显文化自信，“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视察时曾指出：“要保护好文物，让人们通过文物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流痕，留得住文化根脉。”“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给予我们秦岭守望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更加增强了我们保护秦岭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光荣和使命责任感。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文物活起来”指导工作实践活动，是我们不懈努力和前进的方向。

著名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肖云儒先生曾言：“秦岭不仅是一座自然的山，而且是一座文化之山；秦岭不仅有自然美的魅力，而且有文化美的魅力，甚至于文化美的魅力更勾引我们的魂魄。”

终南是我师，我是南山友。以“尚友”心态，善待自然，若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诗云“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辛弃疾《诗》“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著名学者叶朗著《美在意象》（第202页）曾这样说过：“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

山岳无言，默立于大千世界中；而寻觅美，接受美的洗礼，在于发现，永远在路上。赏读中国山水文化，赏读终南山⋯敬畏自然初心不改，彰显文化自信，砥砺而前行。

　　歌曰：山苍苍兮，水茫茫兮，谁续当年之盛迹兮，任吾生之徜徉兮！“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多伦，神人以和”，“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尧典》）。《诗大序》有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外物的变化，必然引起心灵的感动，若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潮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仰视终南，回望关中。愿与君一路同行，沿着历史文化脚步，风云际会于终南山，沐浴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缕缕春风，感悟山川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人文精神之美！寻找文明的基因！

　 【山水寄雅韵·人文越亿年】【图例2】

在鄠邑山中，天然花岗岩崖壁之上，有一自然天成、天然妙造的原始“人文”二字，笔法苍劲秀逸，自然流畅，如神来之笔。这是笔者2012年秦岭终南山鄠邑段汉代鄠县五床山国家祭祀地，野外考察时发现的。其后，国家旅游局及陕西省旅游局领导及相关专家学者，闻此事，曾于此考察时，叹为观止，备受重视。

自然造化，鬼斧神功，拍案惊奇；而人文者，天地之“义”也。古人尚不知大自然曾恩赐予人类如此应景之杰作，今人当努力传承人文精神之要义。

一、鄠邑草堂寺所藏北宋《章惇题名碑》考录

　　《乾隆御览之宝·东坡先生像赞》【图例3】

 散文和词足以“雄视百代”，书画也有极高造诣的苏轼坎坷人生路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奇才和雄才，诗、文、书、画都成为开创一代风气的大家。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亲读书情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发奋读书的影响，使得他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前数千言。”

嘉祐元年（1056），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出川到达京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苏轼首次赴京，参加朝廷科举考试。第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孔所作要避嫌，只得了第二。不久即参加“直言极谏科”考试，他的政治见解得到宋仁宗赞赏，被认为是宰相之材。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的文章很快著称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着重要地位。另一则坊间流传苏轼二十岁时，到京师开封科考期间《吟诗赴宴》的故事，也摘录于此：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到邀请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连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地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地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地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釆烈地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地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到：“诸位兄台请啊！”六个举人呆若木鸡。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2），苏轼通过制科考试后，到陕西凤翔任签判。从此开始宧游生涯。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苏轼罢了凤翔任，于治平二年（1065）正月还京。

当他入朝为官之时，北宋繁荣的背后已出现了政治危机。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党争日趋激烈。

苏轼因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利益的损害，便不赞成王安石新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结果，他也不见容于朝廷。于是苏试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这样经过了大约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即“乌台诗案”。

三国魏人李康在他的《运命里》一文中写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而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苏轼正好应了这段话，这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和其个人性格使然。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品行高尚，性格直率，本来就已经遭到小人的嫉妒；又旷达豪放，无所顾忌，出口成章，下笔成诗，终于惹下大祸。这就是宋神宗元丰年间由他诗文引起的一场文字狱，一个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乌台诗案。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作为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

由于宋代法律不杀仕人，苏轼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他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自号“东坡居士”。同时，这一个闲差使，得以有闲经常与长子苏迈一起读书作文，说古论今。著名游记《石钟山记》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它是一篇以论说为主，兼有描述的游记，有清晰透辟的说理，也有探胜过程的叙述和对景物的生动描写。其背后还有耐人寻味的故事：

一天，父子俩谈到了鄱阳湖畔石钟山名称的由来。苏迈从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古书中找出许多说法，如“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唐代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fu）止响腾，余韵徐歇”。对这些说法，苏轼都觉得牵强附会，实不可信。“事不目见耳闻，臆断其有无”会产生错误的结论。苏迈想找其他书，苏轼阻止了他。看来，石钟山这个问题，还必须实地考察求实才能解决呢！”从“石钟名称由来”这一问题，在苏轼父子俩的心中一悬就是五年，一直到元丰七年（1084）才有了解决的机会。是年六月初九丁丑日，苏迈到饶州德兴县（今江西省鄱阳湖东）担任县尉，苏轼送他到湖口，顺便带着苏迈一起考察石钟山。白天，庙里的和尚叫一个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间挑了其中的一两块石头来敲打，硿硿硿地，父子俩当然不相信。月光明亮的的当晚，父子俩乘着小舟来到山的绝壁下，沿着山脚寻找。寻找到一个“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咗者相应，如乐作焉。”原来这里的山脚下遍布石窍，大小，形状、深浅各不相同。它们不停地受到波涛撞击，所以才发出各种不同的声响。父子俩此刻终于恍然大悟：这才是“石钟”名称的由来啊！为让儿子更深刻地理解“求实”重要姓，与此同时，苏轼撰文，对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式的调查研究，轻率下结论的主观臆断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叹其简，笑其陋。于是，后人就读到了苏轼的《石钟山记》。又《前赤壁赋》苏轼从“水与月”变化中悟出“物与我皆无尽,造物者的之无尽藏”。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又觉得不对，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见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了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调到阔别十六年之久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搞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工程，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元祐八年（1093）新党再度执政，他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再被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苏轼贬官儋州。曾经的好友，同朝为官的章惇陌同路人。是年，章惇遣董必查访广西，把苏轼逐出官屋。苏轼在城南买地筑屋，以避风雨。吴子野渡海访苏轼，为苏轼兄弟通消息。宋哲宗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等职。复任朝奉郎，度岭北归。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正月，扺达虔州。五月至真州，瘴毒大作，暴病，北归途中，止于常州。六月，苏轼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曰，卒于常州，终年66岁。谥号文忠。坎坷人生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苦难即财富，正如苏轼自己坦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寒食诗贴》《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都是他此时贬谪岁月心路历程中最耀眼思想光辉，千古绝唱的文化瑰宝。时至南宋时，高宗皇帝赵構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东坡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的谋国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他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符赐封高官。至此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到宋孝宗赵眘乾道六年，赐他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皇帝对他的天才写照，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林语堂《苏东坡传》第9页）在《圣旨》中对于苏轼德才极言赞誉曰：“敕。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祐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章，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南宋孝宗皇帝赵眘在《御制苏文忠公集序》中又赞曰：“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记载： “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才，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颇同。”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原序》中这样写道：“元气淋漓有生机的人总是不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作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中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其人格魅力，真是难以述尽。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散文、诗词、绘画都有极深的造诣。其书法更是位“宋四家”之首，历来备受称誉。他和黄庭坚、米芾等人开创了尚意书风。其书广泛汲取前人营养，得颜鲁公的丰雄，李邕的豪纵，杨凝式的任意，柳公权的清劲，又以二王风姿妩媚为基础，兼融汉碑之宽厚，魏碑之刚健。理论上强调“意”和“韵”，不拘古法，为主创新，作品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大文学家、大书法家的深厚素养。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他们都是苏轼的门生，受到过苏轼的指导，史称“苏门四学士”。《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在众多门生中，苏轼最欣赏并重视的就是这四个人。他自己也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多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晁补之的词作，以伤春惜别、相思忆旧之传统题材居多，并颇具清新蕴藉韵味与柔丽绵邈情调；张耒对诗文亦有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

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人，很多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宗、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都学习他的书法，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荐（苏）为第一。”传世书作有《治平帖》《归安丘园帖》《新岁展庆帖册页》《一夜帖》《前赤壁赋》《醉翁亭记》《黄州寒食诗帖》《答谢民师论文帖》《渡海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

　 【明】张居正 《帝鉴图说·烛送词臣》

【原文】宋史纪：苏轼为翰林学士，尝宿禁中，召见便殿，太皇太后问曰：“卿今何官？”对曰：“待罪翰林。”曰：“何以遽至此？”对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出声，太皇太后与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送归院。

【译文】宋代史书上记载：北宋神宗时，苏轼被小人排斥，被贬出京，在外做官。直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才被召回京城，任翰林院学士。当时的翰林院设在大内，每晚都要有一名学士值班，以备皇帝随时咨询。一天晚上，苏轼值夜，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与哲宗在便殿召见了他。太皇太后问苏轼：“你现在任什么官？”苏轼回答时想起过去受过的不公正待遇，不免有些生气，就故意回答：“待罪的翰林学士。”太皇太后知道苏轼还有些耿耿于怀，便又问：“你多年流落在外，历尽坎坷，怎么会一旦又被召回京做了翰林学士呢？”苏轼说：“还是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的知遇之恩！”太皇太后与哲宗说：“召你回京，并不是我们的恩典，而是先帝神宗的意思。先帝在位时，每次阅读你的文章奏牍，总是赞不绝口地称你是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召你回京，先帝便去世了。”苏轼盛念神宗的知遇之思，不由失声痛哭，太皇太后与哲宗、以及身边的随侍人员也都伤感落泪。过了一会儿，太皇太后与哲宗请苏轼落座，请他喝茶。离别时又叫人撤出御前的金莲蜡烛，在前引路，送苏轼回值所。

　 【北宋】章惇（dun）【图例4】

　　章惇，字子厚，原籍浦城，徙居苏州。性豪隽，博学善文，两次举进士，调为商洛令。王安石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累官尚书左仆射（宰相）兼门下侍郎。徽宗初贬睦州卒。

　　 鄠邑区草堂寺碑廊外景【图例5】

鄠邑草堂寺所藏北宋《章惇题名碑》（技术提取的高清影像）【图例6】

　　 鄠邑草堂寺所藏北宋《章惇题名碑》文字辨认与考证

作者：人文秦岭之山野村夫

西安市鄠邑区草堂寺碑廊内存有一宋代《章惇题名碑》石刻文物，北宋治平元年（1064）立石。石碑呈方形，边长62厘米，厚12厘米。碑文行草，竖行排列，11行，满行12字。因拓片尚属局部，左边与下边漏掉若干文字，未能完整反映碑文本来面目。而清代雍正时期《鄠县志》录文有瑕疵。出于研究需要，与原物核对确有必要。

2018年5月14日，午后3时许，笔者去草堂寺碑廊考证原碑，因碑外加装有玻璃保护装置，再加之夕阳强光照射，玻璃反光，无法录之。次日晨又从原碑辨认录之，并与清雍正鲁一佐《鄠县志》记载进行核对，《志》中言及：“蘇旦園，未详其处，但据章惇题雲：率蘇君旦安师孟至终南⋯過高觀潭、潭東石上⋯。”但《志》在：“過高觀東石上”句，多了一个“潭”字，“觀”字后，少了两个关键字“题於＂。文中“率＂字之前漏掉四个关键字：“惇自長安＂。邑人高雍君先生近著《鄠邑瑰宝遗珍》中有该碑刻拓片收录，但该拓片，内容不完整，拓片左边第一行“惇自長”下漏掉“安率蘇君旦安君师孟”九字。拓片下边，自左边第二行下边起，从左及右漏掉“楼孟渼草廢於五别二”九字。其因是传拓之時，原碑在碑廊墙壁凹式镶嵌较深，未能及边之故。此拓片当为原碑文局部拓片。

笔者经过反复比对、辨认模糊文字，最终将其文字准确复原，复原后的《章惇题名碑》碑文如下：（从碑文左至右，竖向识读碑文有128字）

十二臺潭寺堂陂二觀至惇

三君與东還明渔君五终自

日而太石復日於留郡南长

京惇一上宿宿蘇终延谒安

兆獨假且草紫君南生蘇率

章东道将堂阁旦回大君蘇

惇也華宿间惇之遂秦軾君

题甲嚴百過獨園與仙因旦

辰逰塔高在池二遊與安

正長登觀白晚君旦蘇君

月安南题阁宿過师游师

二别五於廢草渼孟楼孟

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山水息息相关。“西安地区，诚如东汉史地名家班固所言，实为＂九州之上腴＂，处＂天地之奥区＂（《两都赋·西都赋》），山水灵秀、风光绮丽；加之又是周秦汉唐等16个王朝与政权建都之地，长期是中华大地历史舞台的中心，人文荟萃之所，因而其山水胜迹富有历史文化内涵，而人文胜迹则附丽有著名的历史人物与重要的历史事件”（朱立挺《长安胜迹》）正如唐代长安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所云：“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都壮，安知天子尊”。又如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说：“千百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遥认微微上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宋代以降，虽然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但千年古都的特殊历史地位，却在中国封建文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难以割舍对古都长安终南山文化的关注和向往。章惇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文人，其诗《紫阁山》所云：“我生山水乡，习得山中乐。每观唐人诗，梦寐思紫阁”正是其心境的真实写照。

史实还原 ：苏轼与章惇终南山风云际会行迹访古录

 根据鄠县草堂寺所藏北宋章惇题名碑及《苏轼诗集》等史料考证得知：

宋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正月之时，南方才子章惇，借刚刚卸任商洛令之机，于是率在长安的好友苏旦、安师孟二人，一同前往终南县清平镇拜会苏东坡，此次章惇与苏东坡终南山风云际会，笔者考证：时在甲辰（1064年）正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

 正月十三日 ，章惇自长安率苏旦、安师孟一行至终南县（今周至县终南镇）拜见苏轼。

（1）《章惇题名碑》：“因與苏（轼）游楼观、五郡、延生、大秦、仙游，（苏）旦、（安）师孟二君留终南。”

（2）《苏轼诗集》卷五：“自清平镇（今周至县终南镇）遊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游，得十一诗。”

（3）苏轼《书游仙游潭》题词，苏轼、章惇二人同游盩至（今周至）黑水峪黑龙潭的。

上述记载顺序，在盩厔（今周至）境内为“由近及远”，而实际游历顺序似乎是“由远及近”而行。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在终南镇上清太平宫《太平宫碑阴》题名：

“章子厚（章惇）自长安来终南，会轼西还岐下，因同游终南山。轼三年连三至此，然与子厚游，其乐如始至也。”

从此《太平宫碑阴》苏轼题名可证：苏轼、章惇二人自长安来终南相逢后向西行经司竹、二曲至岐下，又向南至终南山黑水峪仙游寺。实际按“由远及近”之顺序游历盩厔（今周至县）景点胜迹的，两人历时四日。 正月十三日，苏轼，章惇两人同游仙游寺，苏轼《书游仙游潭》题词可证。苏旦、安师孟二人留终南至十七曰苏轼、章惇二人返回终南，回。

本文以《章惇题名碑》《苏轼诗集》所载顺序记述，在此故作说明。

这四日，赏终南名山名水，游历人文胜迹，皆为肃穆清净之地，或许尽情之时游兴未减，或许“每观唐人诗”，对唐诗地理中渼陂、紫阁圣哲之地，心驰神往的梦寐；或许“我生山水乡，习得山水乐”，那水天一色，碧波荡漾，鹭飞蓝天，，鱼翔浅底，舟舸竞游，丝竹清音，万千气象，勾起江南才子章惇乡愁的记忆。南人章惇喜水，于是想到素有“北国水乡泽国”美誉的渼波泛舟，还得尝食久负盛名的天下第一美味，挑战这舌尖上的味蕾。唐人《十道志》 “⋯五味陂，陂鱼甚美。”这唐人喜食的“五味陂鱼”当为首选之物。笔者为此作有考录，见《鄠邑“渼陂”之名考释》、《苏东坡与渼陂鱼考释》。时值数九寒冬，湖面是否完全封冻，能否泛舟，不得而知。但依苏轼《渼陂鱼》诗，在苏旦园池凿冰取鱼却是有的。

正月十八日，至渼陂、于苏旦园池，凿冰垂钓，得渼陂鱼。食渼陂鱼，苏轼有《渼陂鱼》诗，自此这首脍炙人口的《渼陂鱼》名诗，传入后世。宿草堂。

正月十九日，游紫阁峰、览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大诗人白居易⋯圣诗哲迹，恍然犹见圣哲于几宴间，圣君哲相洋洋如在，仰止夙愿已属克遂。宿紫阁，惇独在白阁废寺（今考：疑唐代高僧，华严三祖法藏禅师修行处）深切体会。惇作《紫阁山》诗一首，遂了夙愿。遍览唐宋时期30多处摩崖石刻。

司马光（1019一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紫阁峪摩崖石刻有“迂叟来”三字，字体古朴秀整，雅正苍劲。笔者考，为司马光题名“迂叟来”三字，此题刻可能在治平元年甲辰（1064年）苏轼、章惇游览紫阁峪之后之题刻，属晚出作品，苏、章二人同游紫阁时，司马光还没有来紫阁峪。此时，三字并不存在。其理由是熙字三年（1070）司马光才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疑其任知永兴军时，游览紫阁峪时之题刻。说明另见本文紫阁峪词条章节。

正月二十日，还，宿草堂间。

正月二十一日，过高观题于潭东石上。且将在宿百塔。

今人疑惑不解：既然“过高观题于潭东石上”，为何有《章惇题名碑》存于草堂寺之事？笔者回复：前者意思是说，章惇于高观潭东石上题有：“过高观”或“高观”字迹（今佚）。后者是此次章惇游历终南山行迹全过程记事碑文。

正月二十二日，登南五台，與太一（太一祠，其址在今长安区炭谷口），假道华严寺。

正月二十三日，游长安，别二君（苏旦、安师孟）而惇独东也。惇书《章惇题名碑》文以记其行。

“三十年河东河西”苏轼历史人生随想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此佳作作于丙辰年，即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太守。

古语有云：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历史不忍看，“朋友可以成为敌人，敌人可以变为朋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首诗是苏东坡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在赴任途中，按规定用“泥”和“西”两字做韵脚，写出的七绝诗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对后影响很大，有时人们也把留作纪念的题赠诗文，称为“雪泥鸿爪”。元朝戴良有首诗中就写到：“世事已成鸿印泥”。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壬寅（1062）九月二十日病中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二有“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诗句，病中仍不忘挂念朋友章惇。【公自注】章子惇也。【查注】《宋史》：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举进士甲科，初调商洛令。曾慥《高斋漫録》：子瞻（苏轼）任凤翔节度判官，章子厚（章惇）为商令，二人相得甚欢。

治平元年甲辰（1064）正月，苏轼、章惇二人本次游历中，苏轼在《上清太平宫碑阴》题名，仍不忘以碑石高规格铭记二人情感之乐，碑文云：章子厚自长安来终南，会轼西还岐下，因同游终南山，轼三年连三至此，然与子厚游，其乐如始至也。”

“章惇也算他的可以故交之一，在年轻时他和章惇往陕西山中游历（注：也就是本篇所述苏轼与章惇终南山风云际会），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人还始终算是朋友。”（林语堂《苏东坡传》）。

历史有着惊人相似的一幕，自此次甲辰治平元年（1064）苏轼与章惇终南山风云际会始，至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惇为相，时光恰好已过三十年，当年苏东坡预测会犯谋杀罪的人，现在当权了。正如同他当年在盩厔（今周至）仙游寺旁黑水峪，横过黑龙潭下临不测之深渊的一条独木桥，他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戏言终成真。朋友的他，首先拿苏东坡开刀，苏东坡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他被罢黜，剥夺官阶，调充英州太守。他自己的遭罢黜失官，他倒不以为奇。向朝廷弾劾他的数十条罪名，也是旧有的，而且已经弹劾多次。不外乎是“毁谤先王”，这个罪名是攻击元祐旧臣的陈词滥调。而罪证是在皇太后摄政期间，他代拟圣旨罢黜王安石一派小人。他代拟一般的圣旨倒无何重要，因为他是奉太后之命行事的。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罢黜苏东坡的圣旨就充满了火药味，似乎苏轼“劣迹斑斑、一无是处”，圣旨如下：

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怼？

又如章惇对待前文所提到的司马光，“此时司马光和吕公著这两位当年的宰相已死，但却不得在九泉之下安眠，躲在坟墓之中，仍两度遭受降级，并剥夺爵位和荣衔。但是这还不够，章惊曾正式提请皇帝下诏掘开司马光之墓，砸烂棺木，鞭笞尸体，以为不忠于君者诫。年轻皇帝并未下此诏书，章惇并未如愿以偿，但是他的其他迫害阴谋却成功了。司马光家的财产没收了，他的子孙的俸禄官衔取消了，朝廷给司马光坟墓上赐建的荣耀牌坊拆除了，皇太后为司马光赐建的碑文给磨平了。一个官员甚至奏请朝廷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予以毁灭。有人反对，说当今皇帝的父亲曾经为《资治通鉴》写过一篇序。这条驳不倒的道理似乎那个白痴皇帝还很重视，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保全。章惇要把司马光开棺鞭尸的梦想落了空，他坚持，凡是对司马光后代有害的措施则绝不可放宽。”（林语堂《苏轼传》第295-296页）

章惇“他 对苏东坡兄弟苛酷无情，在苏氏兄弟流放期间，他都不愿人家有一个舒服的住处。子由贬谪在雷州时，他把子由从官舍逐出，迫得人家向民家租房居住。章惇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控告苏氏兄弟借用官势，强占民房。这个案子又经官家调查，子由拿出租约为证，才算了事。后来章惇也流放到雷州同一地方，也轮到他租房居住。当地老百姓恨此奸贼，对他说：‘我们焉敢把房子租给你？以前我们把房子租给苏氏兄弟，几乎惹上了麻烦。’章惇并不是虐待狂，他只是一心想报仇，又怕不把敌方斩草除根，怕有一天会东山再起。”（林语堂著《苏轼传》第296-297页）

自“乌台诗案”后，命运的变化与人生的艰难，犹若“梦”，让苏轼深切感悟到“人生如梦”“笑劳生一梦”“万事到头都是梦”“世事一场大梦”。但超然乐观坚毅的人生态度，《定风波》是其真实写照：“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若戏，戏如人生。睹物思人，东坡先贤坎坷遭遇，令人虽固为哀叹，心情凝固而沉重；然每当吟诵东坡先贤闪烁生命火花，予以人以精神和智慧的生动隽永的激扬文字时，我们却多了一份人格魅力的敬重和荡气回肠的豪放之气，更多了一份奋发向上的热血奔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作者赤壁怀古思今，虽有满腹经纶，一腔热血，但却报国无门，仰慕古代人杰，君臣际遇，忧愤之情，发而为词。视野开阔，气势宏伟，格调雄浑，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

终南山风光 【图例7】

（今鄠邑区境内，在汉代为京师近县鄠五床山国家祭祀地）

　　【图例8】《禹贡山川图》终南山 ，今陕西西安南，是秦岭主峰之一。

毛苌曰：“终南，周之名山中南也。”

《诗经·秦风·终南》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望终南山》【唐】李世民

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出红扶岭日，入翠贮岩烟。

迭松朝若夜，复岫阙疑全。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

《终南山》【唐】王维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终南望余雪》【唐】祖咏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终南山》【唐】张乔

带雪复衔春，横天占半秦。势奇看不定，景变写难真。

洞远皆通岳，川多更有神。白云幽绝处，自古属憔人。

《终南山》【唐】王贞白

终南异五岳，列翠满长安。地去搜扬近，人谋隐遁难。

水穿诸苑过，雪照一城寒。为问红尘里，谁同驻马看。

　　《苏轼与章惇终南山风云际会行迹图》 【图例9】

注：此图按《章惇题名碑》顺序记述，故作说明。

　三、苏轼与章惇终南山风云际会行迹十五个文化点位儒释道历史人物遗迹纵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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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长安 【图例10】

西安与世界·外国人心目中的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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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城——长安》

【日】室永芳三 著 何世钝译

雄伟的都城

大唐帝国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都城。其雄伟壮观、井然有序、充满国际色彩的繁荣，使亚洲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无不为之倾倒。我国（指日本）遣唐使时代，即以长安为样板，在奈良的和京都分别营造了平城京、平安京，但其规模还不到长安城的四分之一。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这是唐代诗人骆宾王诗《帝京篇》的开头四句。其意是说，大唐长安地处沃野千里的关中，那雄伟的都城由数道重门相连，威严的都城是显示国威的地方，是对“天下王者之都”恰如其分的颂扬。骆宾王虽叫“宾王”，却与帝室毫无关系，他是唐初四杰之一的诗人。

长安城近于正方形。由护城河环绕的城墙将整个城市围在其中。高大的城墙东西9.7公里，南北8.6公里。

天子的圣域是宫城，在坚固的城墙之内;百宫聚集之处是皇城，在宫城之南。宫城与官厅街的皇城也有城墙环绕，形成了内城，东西2.8公里,南北3.3公里，近似方形。在宫城的东北还有突出城外的“大明宫”，这也是天子的居城，即宫城。若将城内的宫城叫西内，那么，“大明宫”即可叫做东内了。

长安的街衢

长安的市容，因街道的规整而独具特色。直角交叉的大道规则排列，整个城市被井然分划，非常整齐。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

这是白居易的诗《登观音台望着城》。诗中所说似“棋局”的街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千家万户如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排列，九衢十二街如田埂一样笔直延伸。从黎明的观音台上望去，晨曦中前往早朝的群臣手持烛火，如似星河一般延续到宫城的西五门。

贯穿都城中央的南北大街叫朱雀大街，从南面的正门，即明德门一直到皇城正门的朱雀门，再向北，即与宫城正门承天门相接。所以又叫做“天街”，又因其是槐树林荫道，因此还有“槐街”之称。朱雀大街长5公里，宽150米，两侧水沟宽约3米。把这条街和同时代其他国家首都相比，平城京、平安京的朱雀大路宽85米；而罗马帝国最宽的街道也只有12米。

唐代的诗人们把都城的大街称做“九衢十二街”，其意为纵有9条街，横有12街。但准确地说，如沿城外大街数起来，南北11条，东西14条。其宽度，南北街了147米，东西街69米。

“九衢十二街”纵横走向，这种如同织出来的方形区划，恰如棋盘上的方格子一样。每一正方形区域称做坊。坊是防的讹音，指的是以防墙围绕起来的一个小区域，这样的坊共有110个。在防墙中央开有出入口，即坊门。坊门按坊的大小有设两个的，也有设四个的。两门坊东西各开一门，四门坊四面各开一门。坊内由连接坊门的道路贯通，其间有无数小路相连。这就是唐初诗人卢照邻描绘的“长安大路连狭斜”的情景。这些坊中，有百姓院落，有佛家寺院，也有道教的道观。 

坊很大，一坊的大小可与当时地方州城的大小相当，如按入唐僧人丹仁（慈觉大师）在唐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录，依日野开三郎博士所算，一坊所容户数，标准坊为5000户，最大坊为8000户。当然，这只是可容数而不是实在数。坊内有空地、池塘和沟渠，也有寺院、道观和权贵们的深宅大院，还有办事机构、军营和演武场。

李白的长安

唐建都长安以后，经过一个世纪，都城便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丝绸之路”的繁忙达到了最高峰。从西域、南海各国源源而来的异国文化不断地涌进长安。

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铵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这是李白《少年行》中的诗句。“金市”是西市的雅称。商人们从遥远的西域运来的货物在西市销售。很多红头发、蓝眼睛的胡商聚集在这里，熙熙攘攘；胡姬与胡旋舞从早到晚暄闹不已。

盛唐诗人李白讴歌的长安，蕴含着多么巨大的魅力！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开头的《子夜吴歌》为人所喜爱。李白的诗句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长安盛况。

李白居长安只有三年。受诏于唐玄宗赴京时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被免翰林供奉之职，离开长安时是天宝三年。他的才华与是与充满虚伪奸诈的宫廷生活根本不相容的，因此也可以说长安的街巷与他的才华是不相宜的。杜甫赠李白的诗中有“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句子，将李白在长安三年的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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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终南 【图例11】

宋时为终南县，县治在清平镇，今西安市周至县终南镇。

《重游终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

去年新柳报春回，今日残华覆绿苔。溪上有堂还独宿，谁人无事肯重来。

古琴弹罢风吹座，山阁醒时月照怀。懒不作诗君错料，旧逋应许过时陪。

【诰案】此诗施编不载，查注从邵本补编卷五甲辰，误。甲辰春游终南，有诗十一首，惟癸卯无诗。今改编。【王注］溪堂在南溪上。子由所寄诗云：

定邀道士弹呜鹿，谁与溪堂共酒杯。应有新诗还寄我，与君和取当游陪。

《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

役名则已勤，徇身则已媮。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

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难收。

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潄。

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嘤呦。鞅掌久不決，尔来已徂秋。

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

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

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餘事更遑求。

近日秋雨足，公餘试新篘。劬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锼。

秋风欲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

《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

人生百年寄鬓鬚，富贵何啻葭中莩。

惟将翰墨留染濡，绝勝醉倒蛾眉扶。

我今废学如寒竽，久不吹之澁欲无。

歲云暮矣嗟几餘，欲往南溪侣禽鱼。

秋风吹雨涼生膚，夜长耿耿添漏壶。

窮年弄笔衫䄂烏，古人有之我愿如。

终朝危坐学僧趺，闭门不出闲履凫。

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

岁月豈肯与汝居，僕夫起餐秣吾驹。

《读道藏》

嗟余亦何幸，偶此琳宫居。宫中复何有，戢戢千函书。

盛以丹锦囊，冒以青霞裾。王乔掌关籥，蚩尤守其庐。

乘闲竊掀搅，涉獵豈暇余。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

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岁厭世去，此言乃籧篨。

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

南溪有会景亭，处众亭之间，无所见，甚不称其名。予欲遷之少西，临断岸，西向可以远望，而力未暇，特为制名曰招隐。仍为诗以告来者，庶几遷之。

飞簷临古道，高榜劝遊人。未即令公隐，聊须濯路尘。

茅茨分聚落，煙火傍城闉。林缺湖光漏，窗明野意新。

居民惟白帽，过客漫朱轮。山好留归屐，风迴落醉巾。

他年谁改筑，旧制不须因。再到吾虽老，猶堪作坐宾。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1两勺，至晚。

南溪得雪其无价，走马来看及未消。

獨自披榛寻履迹，最先犯曉过朱桥。

谁憐屋破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

惟有暮鸦知客意，驚飞千片落寒條。

九月中会题二小诗于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游，见而录之。

其一

湖上萧萧疎雨过，山头霭霭暮云横。

陂塘水落荷将盡，城市人归虎欲行。

其二

谁谓江湖居，而为虎豹宅？

焚山豈不能，爱此千竿碧。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构一茅堂，予以其所处最为深邃，故名之曰避世堂。

【查注】《名胜志》：避世堂在盩厔（今周至）县东南二十五里。

猶恨溪堂浅，更穿修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无心。

隐几颓如病，忘言兀似瘖。茅茨追上古，冠蓋谢当今。

曉夢猿呼覺，秋怀鳥伴吟。暂来聊解带，屡去欲攜衾。

湖上行人绝，堦前暮霭深。应逢绿毛叟，扣户夜抽簪。

溪堂留题

【诰案】溪堂在终南山之南溪，壬寅二月，公與张杲之泛舟南溪，留宿於溪堂。

三径縈回草樹蒙，忽驚初日上千峰。

平湖种稻如西蜀，高阁连云似渚宫。

残雪照山光耿耿，轻冰笼水暗溶溶。

溪邊野鹤衝人起，飞入南山第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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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耿峪得名考》

作者：人文秦岭之山野村夫

耿峪，亦名景峪，耿峪河水由虎头沟、耿峪、竹沟汇流而成，河源在周至县与鄠邑区交界的首阳山西北侧，主沟长约16公里。：为商周时期伯夷叔齐两位贤士“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于此。作《采薇歌》，《史记·伯夷列传》有载。峪口西北约5公里，周至集贤赵大村为财神赵公明出生和羽化之地。《中国大百科全书》：“俗祀财神为赵公明，秦时避乱，隐居终南山，静修道法，能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降瘟剪疟，保命解灾，买卖求财，使之宜利。神像头戴铁冠，手持宝鞭，黑面浓须，穿跨黑虎，全副戎装。民间奉祀，或去财神庙敬祀，或在家中迎财神。”耿峪河水出山口后北流约5公里与鄠邑区柳泉沟水交汇一带为汉代五柞宫所在地。耿峪得名笔者考，当由苏东坡《溪堂留题》诗句“残雪照山光耿耿”化用而来而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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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曰与张、李二君游南溪，醉后，相与解衣濯足，因咏韩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其韵：

终南太白横翠微，自我不见心南飞。

行穿古县並山麓，野水清滑溪鱼肥。

须臾渡溪踏乱石，山光渐近行人稀。

窮探愈好去愈锐，意不满足枵如饥。

忽闻奔泉響巨碓，隐隐百步摇窗扉。

跳波溅沫不可嚮，散为白雾纷霏霏。

醉中相与棄拘束，顧劝二子解带围，

褰裳试入插二足，飞浪激起衝人衣。

君看麋鹿隐丰草，豈羡玉勒黄金鞿。

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

司竹监烧苇園，因召都巡检柴貽朂左藏，以其徒会獵園下。

官園刈苇留枯槎，深冬放火如红霞。

枯槎烧尽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

黄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

年年此厄竟不悟，但爱蒙密争来家。

风迴焰卷毛尾热，欲出已被苍鹰遮。

野人来言此最乐，徒手晓出归满车。

巡邊将军在近邑，呼来飒飒從矛叉。

戍兵久闲可小试，战鼓虽冻猶堪挝。

雄心欲搏南涧虎，阵势颇学常山蛇。

霜乾火烈声爆野，飞走无路号且呀。

迎人截来砉逢箭，避犬逸去窮投罝。

擊鲜走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鸦。

弊旗仆鼓坐数获，鞍掛雉兔肩分麚。

主人置酒聚狂客，纷纷醉语晩更譁。

燎毛燔肉不暇割，饮啖直欲追羲娲。

青丘云梦古所咤，与此何啻百倍加。

苦遭谏疏说夷羿，又被词客嘲淫奢。

豈如闲官走山邑，放曠不舆趨朝衙。

农工已毕岁云暮，车骑虽少宾殊嘉。

酒酣上马去不告，獵獵霜风吹帽斜。

与李彭年同送崔岐归二曲，马上口占。

【查注】二曲：韦曲、杜曲也。【诰案】李庠，字彭年。时监太平宫。又，《乌台诗案》有李庠者，别一人，时彭年已故矣。

霜乾木落爱秦川，兴发身轻逐鳥翩。

贪看暮山忘远近，强陪归客更留连。

貂裘犯雪觀形勝。骏马随鹰搏野鲜。

为问南溪李夫子，壮心应未逐流年。

【笔者按】[查注］二曲：“韦曲，杜曲也”有误。二曲即今周至县县城所在地二曲镇。二曲之名源自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山曲曰盩，水曲曰厔”之载。其地不属今长安区之“韦曲、杜曲也”，古之亦同

　　【南溪地名考】盩厔（今周至）县故城，指西汉盩厔县城终南镇。宋时的清平镇（今终南镇），因此处宋朝设立有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而得名，为宋终南县所在地。南溪者，终南山之溪。因其居终南县之南，而谓之南溪。涝峪河（今鄠邑境内）以西，田峪河（今周至境内）以东之山溪水之统称，包括甘谷、耿谷、漏水（赤谷）。今终南镇之东南3公里竹园头村南这一带，秦汉时为上林苑长杨宫所在地，竹园头村东北约8里，即今周至县尚村镇临川寺一带，唐代所建临川寺其址或为五柞宫故址。长杨宫和五柞宫，分别因有长杨树和五柞树而得名。《三辅黄图》《水经注》均有记载。今人以方志记载划定“秦汉上林苑西界以田峪河为界”之说有误，未将汉之葡萄宫（今周至西骆峪内）包涵在内。2019年7月笔者应邀在周至西峪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西峪秦汉宫殿遗址考察，笔者根据出土文献，国家一级文物，故宫博物院所藏战国秦《作原石鼓》铭文“作原盩道”，及其他相关证据，确定西峪秦汉宫殿遗址当为秦汉上林苑西垂宫遗址。“垂通陲”，边陲之意，即此宫为战国秦上林苑西部边陲之宫，故秦汉上林苑西界，当在此，不在彼。

苏轼诗中苇園、湖（仙泽），在今赤峪河（漏水、赤水）故道，终南镇东5公里竹园头以南这一带。古之湖泽东西约5里，南北约8里。

　　终南镇上清太平宫 【图例12】

自清平镇（今周至县终南镇）遊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游，苏得十一诗。

《“翊圣降显”与宋室崇道》

本文釆自《长安道教与道观》作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樊光春

一、张守真托神发迹始末

北宋时，朝廷借鉴汉唐经验，以黄老思想为治国之策，并仿效李唐王朝，编织了“翊圣保德真君”降显的神话，又一次兴起崇道高潮，至真宗时达到最盛。＂翊圣”降显的神话，就发源于终南山中。

宋太宗赵光义继他哥哥太祖赵光胤当上大宋皇帝的经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悬案，史称“烛影斧声”。终南道士张守真则为这宗悬案制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神话。

据王钦若有编集的《翊圣保德真君传》（收录入《道藏》正一部中）记载，张守真（？－983）本是凤翔府盩厔县（今周至县）民，建隆元年（960），某日游终南山，忽闻空中有召唤之声，但却不见人影。及至返家，又闻此声自称是高天大圣玉帝的辅臣，奉玉帝命降显于世，以辅佐大宋王朝，并要张对他虔心崇奉。于是，张守真前往楼观，求观主梁筌度过为道士。梁筌生平史载较少，按《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后周显徳年间（954－959年）任宗圣观主，曾与陈抟“密迩往来，为林下友。”（元·朱象先《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见《道藏》洞神部纪传类。《道家金石略》题为《楼观先师传碑》）

张守真取得道士身份后，即在自家旁边修了一座庙为出家之所，又在附近的北帝宫修了一座大殿，专奉那位玉帝辅臣——但此时还没有正式的称号。由于张守真日夜香火礼拜，那位“天神”便授给了他上、中、下三剑之法，又教他结坛之法，以便他能为国祈福，为民祛邪。如此折腾了几年，张守真小有名气。时为晋王的赵光义听说了张守真遇神的传说，于乾德年间（963－968年）遣近侍往终南山北帝宫致祭，并许诺为“天神”修建殿宇，乞赐宫名。“天神”答：“吾将来运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宫，建十二座台殿，俨三界中星辰。自有时日，不可容易而言。但为吾启大王，言此宫观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犹未可。”据说使者回报赵光义，赵“惊异而止”。太祖闻听此一异事后，心存疑惑，遣使召张守真至汴京，询问其事。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八日，张守真又把上述神话复述了一遍。太祖还是不信，让小太监在殿外长啸，问张守真：“神人之言若此乎？”张守真从容答道：“陛下倘谓臣妖妄，乞赐按验，戮臣于市，勿以斯言亵渎上圣。”太祖令张守真居京城建隆观，第二天遣内臣王继恩前往设醮。后来王继恩报告，当他两次拜神之后，“天神”降言说：“吾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盖遵符命降卫宋朝社稷，来定遐长基业，固非山林魑魅之类也。今乃使小儿呼啸以比吾言，斯为不可。汝但说与官家。言上天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晋王有人心。”次日，宋太祖暴死，太宗继位。“天神”之语究竟是太祖死前产生，还是死后形成，只有天知道。不过，把太祖之死归咎于得罪天神，于时人来说，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赵光义取得帝位后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把“天神”故事接续下去。登基当天，就命令张守真在琼林苑作延祚保生坛，举行周天大醮。据说“天神”再次对内臣王继恩降言，重复他奉玉帝之命下凡辅佐宋朝的使命。王继恩将“他”的话记录下来，呈给太宗。太宗“惊异䅲首，命将此言藏于内殿”。

又于上清太平宫专门供奉此天神，并由张守真任宫主。国家凡有重大政治军事活动和水旱灾害，太宗都要派人前往终南上清宫致祭。祭神之日，太宗还率群臣在京师遥向太平宫参拜。张守真除主持上清宫外，还统管楼观事务。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由他上奏朝廷，改楼观宗圣观为兴国观，端拱元年（988年）又改顺天兴国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封“天神”为翊圣将军，张守真为崇元大师。太平兴国八年（983）张守真在完成了宋太宗“君权神授”的历史使命之后去世。真宗继位后，又晋封“天神”为翊圣保德真君，并令宰相王钦若将“天神”及张守真事迹编定为《翊圣保徳真君传》三卷，由真宗亲自作序，敕令人颁给行天下。

张守真死后，巜翊圣保德真君传》又替他编造了一段后续神话：

“雍熙中，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卒于张超谷石室中，世多传其羽化。守真朝礼之次，因焚香启告曰：“华山陈抟近卒，时人谓之尸解，未审其人功行证仙阶乎，敢希上真略赐指谕。”真君降言曰：“抟之炼气养神颇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尔。”

陈抟生前或许与张守真有交往，但他后于张守真六年而逝，张守真怎么可能向他致奠呢？王钦若编造这段神话，显然有抑陈扬张之意，其理由也很明白：陈“及物之功未至”，当然不及张守真在赵光义登基上的“功劳”大了。

二、上清太平宫的兴衰

上清太平宫始建于开宝九年（976年）。内供奉官王守节和起居舍人王龟从二人奉宋太宗之命，前往终南择地建宫。据《翊圣保德真君传》：

（太宗即位）寻遣内供奉官王守节、起居舍人王龟从就终南山下筑宫。方卜地於终南镇。真君忽降言於龟从等曰：“此地乃修建上帝宫阙之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三年宫成。⋯⋯建碑以纪其事。

所谓“真君降言”或为王钦若所杜撰，但三年之后，一座规制宏大的道观确实在终南镇建立起来了，其地南距楼观不足10公里。

初建的上清太平宫计有13座大殿：

中轴线自南至北依次为玉皇、通明、紫微、七元、真君所御等五座大殿，东区有天蓬、九曜、东斗、天地水三官等四座大殿，西区为真武、十二元神、西斗、天曹等四座大殿。零散建筑还有灵官堂、南斗阁、钟楼、藏经楼和斋道堂等。整个建筑群象征着天界的玉皇行宫，其实耗费财力已不可考。但元《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称其“出内币，殚西土财力为之”（见陈垣等编：《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719页），足见其规模之宏大。

宫成之后，由朝廷派参官一名常住上清宫为监宫，挑选若干道士经营香火。每年三元节和玉皇圣诞节，皇帝都要派中使前往上清宫致祭。（事见《翊圣保德真君传》）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为了感谢“翊圣”对自己的眷顾，命运正奉大夫徐铉撰写了巜重刊终南山上清太平宫碑铭并序》，重申“翊圣”灵迹和修建终南上清宫的缘由。据碑文载，当时上清宫气派非凡：

尔其星分王井，邑峙金城，终南峻极镇其前，渭水清深纪其后。鲜原靡迤，接汉皇访道之台；佳气郁葱，对关令修真之宅。物皆茂遂，风雨罔衍，人尽淳和，舟舆不用。瞻新宫之为状也，崇墉缭野，绛阏凌空。秘殿云高，俯轩棂而转眩；修廊绳直，步櫊宇而中疲。极丹青黼藻之工，穷洗鋈壁珰之饰。玉几正御，瑶坛在庭，帝座既严，众真毕飨。鹿巾霞陂之士，霓旌绛节之仪，空歌洞章扬其音，紫烟素云散其彩。（见陈垣等编《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218页。）

古楼观原有一口大钟。唐末，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一度占据关中，将此钟移至天柱山（陕西境内有两处天柱山，一在山阳（秦岭南麓）。一在岐山（与宋终南县同属凤翔府）在岐山者一名凤凰山，一名箭括㱓。此处当指岐山天柱。）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张守真奏请宋太宗批淮，将其自天柱山移至上清宫悬挂，并刻碑记其事。（张守真：《上清太平宫钟记》，见《道家金石略》第226-227页。）

又据《太平宫碑阴题记》（见陈垣等编：《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261页）天圣年间（1023-1032年）在上清太平宫中又增建了勾太宗神御殿和勾真宗神御殿，并配置专管道士经营大殿香火，其时有刘某和张某，先后任太平宫主兼管二殿，均被朝廷授大师称号，赐紫衣。

嘉祐七年（1062年）苏轼任大理评事兼凤翔府签判。当年二月，奉诏往属县减决囚禁，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朝谒太平宫；其后又两次到此。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在《太平宫碑阴》题名：“章子厚(章惇）自长安来终南，会轼西还岐下，因同游终南山。轼三年连三至此，然与子厚游，其乐如始至也。”

按此碑名，元祐年间（1086-1094年），上清太平宫知宫还有道士张景先，并曾于元祐五年（1090年）陪同陕西转运使杜纯、盩厔县令唐嘉问、前陕州从事梅惇等人，前往楼观五郡城瞻仰老子度关画像。

上清太平宫在宋金两代存在了250余年，金正大八年，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毁于蒙古军战火。

蒙古太宗七年（1235年），随全真道掌教尹志平入陕的前大名路教门提举刘志源［刘志源，生卒年月不详，相台（即相州，在今河南安阳市境）固县（今址不详）人，丘处机赐号清泠子。］向京兆府总管田德灿报告，要求兴复上清太平宫，“以辅翼祖庭”重阳宫。

经田批准，刘“率徒千余指，薙荆棘，拾瓦砾，筑垣墉，具材植，壤剔启辟，工役备举，盛行营造事”（元·李鼎：《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见《道家金石略》第518-521页）。经过1000余名道士19年（据元·姚嬘：《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见《道家金石略》第718-719页，此次修建历经45年）的经营，终于将这个宫观重建了起来。由于这次重建是在战乱之后进行的，又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所以耗费了很长的时间，其建筑规模也远逊宋时。据《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碑文，共建通明、紫微、七元、孚佑四座大殿和灵官、演法、湛然三堂，仅及宋代建筑的一半。陈志玄、朱志彦、赵志古、张志隐、崔志安、贺志冲、赵志真、李志明、杨志宗、李志真先后提点宫事，并在京兆府、郝县［1］高陵及盩厔县城南新建了长春、清和、太一、灵仙四观作为上清太平宫的下院。

元宪宗四年（1254年），继任全真道掌教李志常在燕京设普天大醮，拯救海内亡魂。李志明报告上清太平宫重修经过，李志常令李鼎撰文，刻石立于上清太平宫。

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太祖忽必烈下旨，对上清太平宫加以保护，免除该宫诸役，严禁俗人骚扰，并赐给金币，敦促住观道士精志焚修。

因宋刻《太平宫碑记》年久泐蚀严重，元大德六年（1302年）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副使马绍庭路经此地，嘱该宫提点李志真将其重刻，并在碑石上段再次记述了上清太平宫兴废的经过。大德十一年（1307年）所立《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并序》也再次提到了上清太平宫的复建。王宗师指王处一，系重建上清太平宫的刘志源之叔祖。

明清以后，上清太平宫又一次荒废，至清乾隆年修《西安府志》时，已不见上清太平宫之名。当代于其旧址建有终南镇中学一所，存有前述《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和《玉阳广度真人王宗师碑》等两通元（蒙古）碑。至此，此宫历史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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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郝县，樊光春注：元代未置郝县，疑为鄠县之误。

【笔者按】郝县由商代郝国演化而来。据传，公元前十一世纪，商帝乙之弟，期，封国于郝，谓之郝国，即此。《说文·邑部》曰：“郝，左扶风鄠、盩厔乡。”《水经·渭水注》：“（始平郡治）东有漏水，出南山赤谷。东北流迳长杨宫东。”《广韵》曰：“商帝乙之弟期封国于郝，今之郝村。”明《广两曲志》载：“夫盩厔，古郝国也”，“商兴郝存”。郝村《七星庙碑》、民国十四年《盩厔县志》均载有“今之郝村，即古号郝国是也。”今鄠邑区祖庵镇政府驻地东北3公里。

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碑林集刊（十一）》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秦封泥有“郝丞之印”。笔者依此而论，郝县是郝国之演化，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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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观 道都仙源，天下第一福地。【图例13】

　　中国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在此之先《庄子·逍遥游》之神仙观念与西汉初年流行的黄老之学携手，以“无为自化，清净自正”为要点，学派有“黄老道”及其后“方仙道”，董仲舒以谶纬神学强化儒学正统地位，借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宇宙图式，于是为道教提供了极其有利条件，佛教的传入对道教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例证。东汉末张鲁在陕西汉中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形成统一组织形式，五斗米教奉张陵为大张天师，奉张鲁为小张天师，所以亦称“天师道”，据传张鲁的儿子张盛后来在江西龙虎山建天师道的“正一派”，于是也有称天师道为“正一道”者。道教为改变理论贫乏和自身发展不足，于是以老庄道家著作为理论基础，道教徒最早奉行《老子想尔注》，便是张鲁在汉中所用巜老子注》本，目的显然是借抬高老子为道教创始人而提高自身地位。魏晋以后，道教理论家如葛洪、葛巢甫、陶弘景、寇谦之、陆静修等，无不加强老子对道教产生建立了基础的论点。于是老子活动遗址，便成了道教徒所神化与向往之所，周至终南山楼观台，便被奉为道教圣地。因为道教徒们传说：当年东周大夫函谷令尹喜曾在该地处结草为楼，以观天象，见有紫气东来疑有真人出现。果然，老子西行入关，被迎至草楼，在这里向令尹喜授《道德经》五千言，所以楼观台也有“说经台”的名称。有了道教始祖活动的传说，楼观一时身价百倍，“关中河山百二，以终南为最盛；终南千峰耸峙，以楼观最为有名。晋惠帝元康年间，为安抚危机四伏”的关中地区，统治者曾为楼观植树十万株，迁户三百，以示尊重。隋文帝杨坚在长安建立政权，也不忘对楼观台作些修葺，以示对道教徒的拉拢。到了隋唐之际，李渊夺取长安，准备剪灭群胡主夺天下，却嫌其实际是鲜卑血统的出身不能与山东士强匹敌。公元620年，道士吉善对李渊说他在羊角山遇到了老聃李耳，老子说李渊是他的子孙。李渊立即赴楼观台拜谒老子庙，追认老子为其远祖，改楼观台为“宗圣宫”，“说经台”为“老子祠”。公元625年，李渊在国子监宣布：天下三教，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李世民秦王集团与李建成太子东宫集团争夺皇位时，佛释法琳支持李建成，道士王远知支持李世民，随李世民夺取政权成功，道教再次占到上风。唐玄宗以梦得老子玉像为名，改宗圣宫为“宗圣观”，楼观台作为皇家道场，具有登峰造极的地位。北宋时宋徽宗要群臣推戴他为道君皇帝，道教宫观曾遍及全国。

　 秦始皇立老子庙于观南，晋惠帝始修此庙。《元和郡县图志》：“楼观，在盩厔（今周至县）东三十七里。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为召幽逸之人，置为道院，相承至秦、汉，皆有道士居之。晋惠帝时重置。其地旧有尹先生楼，因名楼观，武德初改名宗圣观。事具楼观本记及先师传焉”。  

《楼观》 【宋】苏轼

鸟噪猿呼书闭门，寂寥谁识古皇尊。

青牛久已辞辕轭，白鹤时来访子孙。

山近朔风吹积雪，天寒落日淡孤村。

道人应怪游人众，汲盡堦前井水浑。

《五郡》 【宋】苏轼

古观正依林麓断，居民来就水泉甘。

乱溪赴渭争趨北，飞鸟迎山不復南。

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蠶。

汝师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托老聃。

（ 五郡：［查注］《名胜志》盩厔县有五郡城，旧说有兄弟五人并居此，后为道观，唐明皇竖碑。）

《授经台》 【宋】苏轼

剑舞有神通草圣，海山无事化琴工。

此台一览秦川小，不待传经意已空。

　　楼观台——宗圣宫 【图例14】

楼观台——天下第一福地 【图例15】

　　《老子像》【元代】 赵孟頫 【图例16】

　　【附录】宋仁宗嘉祐七年壬寅年（1062）二月，

苏轼曾游历于此，有《楼观》诗存世。

《楼观》 【北宋】苏轼

门前古碣卧斜阳，阅世如流事可伤。长有幽人悲晋惠，强修遗庙学秦皇。

丹砂久窖井水赤，白朮谁烧廚竈香。闻道神仙亦相过，只疑田叟是庚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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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延生观 【图例17】

　　延生观位于今周至县楼观镇塔峪、延生观村镜内。金仙公主为唐睿宗第八女，初封西城县主，神龙二年（706年）18岁度为女道士。唐景云元年（710年），睿宗第九女昌隆公主（?－762）并出家为女冠，以道士史崇玄和叶法善为师。二年，西城公主改封金仙公主，法名无上道。昌隆改封玉真公主，不久进号为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虽长安辅興坊西南建有金仙、玉真女冠观，两人常住长安、洛阳，享受公主称号，租赋依旧。先天二年（713年），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个野心勃勃的女性。她企图控制政权，谋杀李旦之子、侄儿李隆基，事败后逃至终南山鄠县太平峪，后被赐死。其党羽史崇玄伏诛。玉真公主请求准予离京，玄宗不许。经再三请求，要求“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于是，玄宗许其隐于楼观。（笔者按：此乃宋时赐名延生观之发端，取其义也。）唐时遂知有此玉真修道之迹，后人为之立堂。宋端拱元年（988）十月十八日奉敕赐此名额为延生观。

苏轼任凤翔签判时壬寅年（1062）二月曾游历于此，有《留题延生观后山上小堂》诗作存世，诗曰：

溪山愈好意无厌，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鬓眉纖。

不惭弄玉骑丹凤，应逐嫦娥驾老蟾。涧草崖花自无主，晚来蝴蝶入疎簾。

蒙古太宗十三年（1241年）尹志平以女道士斡勒守坚为观主，兼提点陕西女官（冠）焚修。（李晋：《龙阳观玉真清妙真人本行记》，见《道家金石略》第541一542页）

———————————————————————————————————— 长安城南的终南山，是唐代隐士们非常向往的山水 佳境和精神家园；同时也是一些“隐士”，抬高名望“包装、炒作”自己，寻求做官机会，为步入仕途作铺垫。这就是唐玄宗时，被真隐者，时道教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司马承祯讽刺卢藏用时所说的“终南捷径”。李白也是如此。他曾经在家乡四川绵川昌隆县（今四川江油）的戴天山、太华山隐居学道。入长安后，也曾在盩厔（今周至）楼观台旁延生观附近隐居。不过他不是真真正正的隐居，而是做了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的近邻，想以此作为晋身的阶梯。李白在鄠县（今鄠邑区）东南紫阁山下所作《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诗结尾所说的“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巘”，仅为一种人格宣言，而非真正意义上去隐逸山林，去当隐士，而是借此寻求身份的一种转换。

李白于开元十六年戊辰（728年）成婚，定居安陆。开元十八年庚午（730年）游终南山，在楼观见到玉真公主，写下了《玉真仙人词》（《全唐诗》卷167）描述了她的修道生涯：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

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玉真公主欣赏李白的才华，将他举荐给玄宗。据巜唐诗鉴赏辞典》诗人年表载：“李白一度赴京求仕，失意而归。甲戌（734）李白与元丹丘同隐嵩山。”

 开元二十年（732年）金仙公主（689-732）卒于洛阳开元观，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陪葬其父李旦於桥陵，桥陵是唐睿宗李旦的陵墓（在今陕西蒲城县西北15公里的丰山上）。

天宝三年（744年），玉真公主向玄宗请求去公主号，交还在京宅第，不久即辞别玄宗，至华山中峰、谯郡（今安徽毫县）御真宫和王屋山灵都观等到处云游。据《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见陈垣等编：《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140页）碑文载，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原大旱，玉真公主在王屋山仙人台临坛作法，须臾间阴云密布，泽流盈尺，时人呼为“公主雨”。像玉真公主那样法术高强的女道士，历代并无几人，而在唐代公主中亦仅一枝独秀而已。玉真公主自景云元年（710年）入道，宝应元年（762）辞世，修道生涯长达52年，这在历代道士中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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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大秦寺 【图例18】

《大秦寺的塔与碑》

（之一）大秦寺与大秦寺塔的由来

大秦寺塔在周至县东南15公里处秦岭北麓，西为竹木翠绿的塔儿峪，东与终南胜地楼观遥遥相对。 此塔系唐德宗时所建，据史料记载，原名“镇仙宝塔”，为7层八棱楼阁式空心砖塔，顶端拱形砖封。通高41米，底层内砌圆直径为10．86米。四面错落有券门，二层以上，有木楼梯可通塔顶，可供游人登高眺望四周风景。造型古朴，美观大方。这里在唐代是基督教早期的一支聂斯脱利派的圣地。五世纪时，基督教分为互相对立的两派。安条克派的聂斯脱利取得东罗马皇帝的宠幸，于公元428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后来，亚历山大里亚派又取得东罗马皇帝和罗马教会的支持，以聂斯脱利不拜圣母玛利亚等主张为异端，于公元431年将其革职流放。他的信徒们逃往波斯（伊朗），五世纪末在波斯王支持下成立了独立的教会。唐太宗贞观九年（635），聂斯脱利派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等首次来到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到郊外观迎，并准其在义宁坊建寺度僧。当时聂斯脱利派被称为景教，寺称波斯寺，唐玄宗天宝四年（745）改称大秦寺（大秦是汉唐时人们对罗马的称谓），这是已知长安最早的基督教寺院。除了长安以外，唐高宗李治时又命景教可在诸州设立寺院，遂使其传播于全国各地，在洛阳、成都、灵武、广州市等地，都有规模不等的景教寺院。

位于周至县的这座大秦寺，创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主教景静是波斯人，到长安后曾经参加过翻译佛经工作，这里的大秦寺塔也是仿照佛塔的形制建造的。

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始建大秦寺，到苏轼游历于此赋《诗》，以及今周至县马召镇仙游寺现存的明代大钟铭文可知，大秦寺之名从唐时至今一直延用此名。此塔从外现看为佛塔建筑风格，有七级浮屠（佛塔）之意；但从石刻资料及塔内泥塑文化遗存风格可知此处唐时为景教圣地，学界研究表明：其传教士源自于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大宗主教聂斯脱利派之信徒。翁绍军先生著《汉语景教文曲诠释》中说：“中国景教属基督教异端聂斯脱利派，这一定性已成不移之定论。”塔内遗存有景教泥塑和古代叙利亚外文刻字多处，这是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1957年该塔被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久失修，塔身裂缝，塔体曾倾斜2.76米，岌岌可危。一度曾被戏称为“比萨斜塔”。1999年，国家拔专款百万元对宝塔成功地进行了抢险加固维修，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得到有效地保护。该塔作为古代中外“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有关国际组织的重视。2000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秦寺的保护纳入“中国丝绸之路保护项目”。2001年10月，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金将大秦寺塔及大秦寺列入《世界建筑遗产名录》，大秦寺也因此而闻名海内外。

宋代苏轼治平元年（甲辰年．1064）正月游历于此，有《大秦寺》诗存世。

《大秦寺》 【宋】苏轼

晃荡平川尽，坡陀翠麓横。忽逢孤塔迥，独向乱山明。

信足幽寻远，临风却立驚。原田浩如海，滚滚尽东倾。

（之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与保护

明憙宗天啓三年（1623）在这里出土一通由景静撰文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来移至西安西郊崇圣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移至西安碑林博物馆，现藏于第二室。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除了记述景教初传入时的情况，诸如受到唐太宗、高宗、玄宗、肃宗几朝统治者的优遇；景教的教义，仪式；大秦总教会多次遣使入贡等等之外，还记载了景教僧波斯人伊斯曾辅助唐朝大将郭子仪平定安禄山叛乱、在肃宗朝任紫金光禄大夫、试殿中监等官职以及景教徒们在唐代的150年中的政治活动等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还刻有一段古叙利亚文记事和一些僧徒姓名。记事写到：“时在希腊纪元1092年，吐火罗大夏城长老，米利欧之子，长安国都都主教兼长老耶质蒲吉建立此碑石”。这是西安地区仅见的有叙利亚文字和保存希腊纪元的珍贵文物。该碑是景教传入中国并得到流传的有力证据。

由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历史价值，当他被移入碑林博物馆的同年，丹麦人荷尔谟就赶来西安，企图以三千两白银盗买它。结果引起公愤，只好运走了一件复制品。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图例19】

　 （之三） 延伸阅读与中外文化交流现象透视

“文化交流绝非单方面的输入或输出，而是奉献者与接受者的共同创造。唐代长安的胡风并不意味着中国仅仅受惠于西域的文化资源，相反，正说明中国有能力消化各方面的营养，从而把有益于全人类的文明向世界传播。这样，在这扑朔迷离的胡风背后，便是那造福于于全人类的中外文化交流。”（黄新亚著《三秦文化》第114页）

波斯人曾被唐代中国人视为胡人的代表，这是对以今日伊朗为中心的中亚、西亚人的泛称。唐时称波斯商人为粟特人。他们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并以阿姆河至锡尔河之间为基地，将中国货物运往西方。玄奘西行时说他们“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大唐西域记》卷1《罕利地区总述》。《唐会要》卷99《康国》载他们“生子必以密食口中，以胶置手内，欲以成长口常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二十，即送之他国。来到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粟特商人在进行东西方贸易的同时，把大量波斯文化因素带入长安，长安的大秦寺、摩尼教、祅教、景教的出现，多与波斯商人的活动有关，唐玄宗在宫内建造引水上屋、悬波如瀑布的凉殿，也具备波斯风味。中国的丝绸、瓷器、金银、冶铁术、炼丹术、茶叶等均通过波斯人运往西方，波斯人也沿丝绸之路为中国送来玛瑙床，火毛绣舞筵、无孔真珠、各种药材。

公元647年，波斯王曾遣使到长安见到唐太宗，公元661年唐王朝派王名远到西域置波斯都督府，以波斯王卑路斯为都督，以扺抗大食入侵。卑路斯不敌大食，最后避居长安，由唐高宗封为左武卫将军，客死长安。

公元678年，唐高宗、武则天派兵送卑路斯之子泥涅斯回国为王，仍为大食所阻，在土火罗20余年无进展，只好再返中国，终老于长安。

中国与大食的关系也很密切，公元651年，大食使者初到长安，自称是其三世国主所遣，这位大食三世国主应是阿拉伯帝国历史上著名政治家欧麦尔。大食使者在开元初送来良马、宝钿带，唐玄宗封大食使臣为果毅都尉，赐绯袍银带，两国交往日益增多。

公元751年，唐与大食发生怛罗斯（今中亚江布尔）之役，唐军战败，一批工匠被俘。他们协助阿拉伯人在撒马尔罕开办了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术由此而西传。大食阿拔斯王朝都城库法中有许多技师，杜环亲眼见到“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懁（阝十睘）、吕礼。”（唐代杜环《经行记》）。这样，中国的丝绸、金银器、画法技术均得到西传。安史之乱时，大食兵曾帮助唐政府平叛，贞元年间唐德宗封大食使臣为中郎将。阿拉伯商人活动十分广泛，长安、广州、泉州、扬州、洛阳都有他们定居，伊斯兰教也由他们传入中国。公元848年，大食人李彦升参加唐科举中进士，说明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也开始中国化了。

唐王朝通过玄奘、义净西行，尤其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公元741年入狮子国（今斯里兰），并与斯里兰卡建立关系，前后遣使通好三次。此外，非洲的殊奈（今索马里南部）也有使者经广州到长安，在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留下记载。杜环在怛罗斯（今中亚江布尔）之役中被俘，曾到过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这是目前可以确信最早抵达地中海、非洲的中国人。

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班超在中亚击败了匈奴的侵扰，重开了通往亚洲西部的“丝绸之路”后，曾派甘英出使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试图取得我国与欧洲的直接联系，没有成功。东汉以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上虽有各国商人、僧侶、使节不断来往，但我国人到西方去的，却没有超过印度以西的地方。到了唐代，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有很大发展，中西交通大开，情况才开始扭转。这时在亚洲西部的阿拉伯半岛上又崛起了一个伊斯兰国家，我国史籍称之为大食。七世纪中叶后，大食已征服了地中海东岸的东罗马国家拂菻、波斯等地，并把势力扩展到北非、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与唐朝关系也日益密切，从公元651年到793年间（唐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大食使者来唐朝，见于史籍的就有三十六次之多。可是我国的向西派抵大食的使者，仍旧一个也没有。公元674－675年，唐上元中，有个叫奚通的曾远航到阿拉伯半岛南部，并著有《海南诸蕃行记》一书，但久已失传。说也奇怪，我国人首先到达大食的佛菻，并留下记载的，原是一位被大食虏去的战俘——杜环。

杜环是唐代京兆万年（今西安市长安区）人，生卒年代不详。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大食军与唐军在怛罗斯城（今中亚江布尔）发生冲突，杜环当时在唐军中，被大食所俘，带回阿拉伯，于是得以游历了中亚和西亚许多地方，直到十一年后（762，唐宝应初年）才从海道回国。回归后杜环把自已在西域各地的见闻，写成了《经行记》一书。杜环本人的事迹不见它书记载，《经行记》一书后来也亡佚了，幸而他的族叔杜佑写有《通典》一书，摘录了《经行记》的片段，我们今天才得知杜环被俘远游的情况。杜佑在《通典·边防典·西戎总序》中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回，著《经行记》。”这里所说的西海，指的就是地中海。古代“丝绸之路”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港口安都城（今土耳其南部安塔基亚）。所以我们说杜环经历了陆路上“丝绸之路”，从亚洲东方到西方的全程，这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杜环西行的旅程，据《经行记》所载，经由石国（今塔什干一带）渡真珠河（今锡尔河）到康国（今撒马尔罕一带）又渡今阿姆河到末禄（今马里），然后沿今伊朗北部到伊拉克，到达大食阿拔斯王朝首都亚俱罗（今库法）。《经行记》还提到苦国，就是今叙利亚一带，他和拂菻一样，也是地中海东岸的国家。

不仅陆路，杜环还经历了当时海上东西方交通的全程。杜环是从海道归国的，《经行记》中就保存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片断记载。《新唐书·地理志》载有贾耽《广州通海夷道》，即由广州南航经南中国海，西出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及阿曼湾、波斯湾扺大食国，这是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杜环归国，无疑就是乘商船沿着这条航路回到广州的。杜环走过当时东西方陆、海交通全程，行程合计约八万里，在外时间共十一年；其游踪之广，时间之长，在我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可以说是少有的。杜环的最大贡献，主要还在于向人们介绍了中亚和西亚、南亚地区当时的情况，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初期情况，不但增进了人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而且还促进了东西方人民的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更值得注意的是巜经行记》中还提到当时侨居大食的中国人，他们是我国最早寓居阿拉伯国家的的一批劳动者。他们把中国的文化和工艺带到亚洲西部的阿拉伯国家，这无疑是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友好关系的珍贵资料。《经行记》还给我们介绍了中亚和西亚地方的葡萄、馣罗果（芒果）、千年枣（椰枣）、西瓜、良马（阿拉伯马）等特产。可见，《经行记》一书也保存了唐代我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经济、文化不断交流的许多重要史料。杜环是我国最早到达西亚和地中海的人；曾经到过非洲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地，这也是目前可以确信最早抵达非洲的中国人；也是唐代我国向西方走得最远的中国人。他的路程比著名玄奘印度之行还要远一倍以上。《经行记》现在虽只剩下片段，但它提供的古代中外交通史料仍极有价值。杜环作为世界史上著名的旅行家，也应该是值得纪念的。（摘录谢方《我国第一个到达地中海的旅行家——杜环》一文，《西安今古》西安市地方志馆，1986）

著名语言学家黄新亚先生在《三秦文化》（第114－120页）中指出：“唐代长安的胡风显示着中国古代的成功经验，即那一时代中华民族的开放和创造精神。就人类文明进程而言，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都是发展的动力，人为的封闭，只阻止了自己的进步，善于学习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因素，这是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作出的选择。三秦大地曾经有这样一个充满开放与创造精神的时代，并留下了大量的遗产。例如在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用翼马、驼鸟领路，用狮子守陵，确实显示着当时那宏大的气魄。那华表上方是与波斯祆教有关的太阳，底座是与印度佛教有关的莲花形状与图案，躯干是两河流域风格的带梭圆柱，还有流行于东罗马的忍冬草花纹。但各种文化综合在一起，却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创造。我们珍视我们的传统，因此，更应珍视这本属于我们传统的开放与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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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仙游寺 【图例20】

　　 太白山麓旁仙游寺，位于周至县城南15公里黑水峪口（西汉时期称为谷口）。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与萧史的爱情故事发生在于此。弄玉自幼酷爱擅长吹箫，晓通音律。她与风流才俊萧史情投意合，结为夫妻，长相厮守于寺边玉女洞。悦耳悠扬、超凡脱俗的箫声引来祥龙瑞凤，于是双双结伴成仙乘龙而去。成语“乘龙快婿”的典故源于此。玉女洞深10.6米，宽3.2米，高4.6米。据《汉书·郊祀志》：汉宣帝时在鄠县五牀山进行国家祭祀，在此设有玉女祠。

【笔者按】此玉女祠祭祀对象与泰山玉女祠祭祀对象有所不同，泰山玉女祠祭祀对象为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娘娘。班固《汉书·郊祀志》载其事曰：“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牀（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玉女祠与鄠县连言，钱穆《史记地名考》也有盩厔（今周至）此处为“谷口”。鄠（县）与盩厔（周至）同为三辅右扶风之属县，然班固《汉书·地理志》，将此“谷口”（黑水峪口）误作“左冯翊谷口县”（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四十里北屯乡泾河出山口湾里高、湾里王村一带），《地理志》曰：“左冯翊谷口县有天齐公、五床山、仙人，五帝祠四所。”《汉书·地理志》此条属错简当改。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文学家马融，早年求婚不成，曾于此发愤苦读，终成大器，有赋作传世。

隋文帝杨坚因喜爱这里自然风光，于开皇十八年（598）始建其行宫，名曰“仙游宫”，作为隋文帝夏季避暑之地。隋文帝杨坚，针对北周末年“刑政苛酷，群心崩骇”的局面，以佛法的宽容精神为旗帜而收揽天下人心。杨坚一反北周灭佛政策，大兴佛教。结果不足十年，民众归心，天下大治户口滋盛，仓库盈集，结束了三百年来的割据战乱，全国复归一统，为盛唐的山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仁寿元年（601）隋文帝诏令分送佛舍利于31州，在优美清静之地建塔，安置佛舍利。京城大兴善寺高僧童真遵奉隋文帝诏令恭送佛舍利至仙游宫建塔安奉，建成后的法王塔高耸雄伟。今人吴言生先生主编的《佛都长安》中评价说：“这座法王塔就是隋文帝以佛法的精神治理国家的最好证据。”

自隋仁寿年间（601－604）法王塔建成后，仙游宫更名为仙游寺。唐大中年间（847-859）改为三座寺院。黑河南岸为一寺，仍称仙游寺，一般通称“南寺”；黑河北岸原存二寺，一称中兴寺。一寺后废驰无存，已不知其名。中兴寺，一般通称“北寺。现存气势雄伟的七层方形法王塔，砖砌方形，上小下大，形如锥子立塔高27米，为隋仁寿年间（601一604）年间所建，位于仙游寺西北侧。据明代文学家王九思（鄠县人）记载，仙游寺法王塔上刻有吴道子画的诸佛塔。唐代文人卢纶、王勃、岑参、韩愈、元稹、白居易，宋代苏轼、明代赵涵等人都曾游历仙游寺，吟诗作赋，留下了名诗佳咏和轶闻遗迹。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盩厔（今周至）县尉时，在此写下千古名篇《长恨歌》。《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诗句“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青苔”。也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长恨歌》创作经过：少时在长安应试，便已发现长安国都繁荣的背后，潜伏着危机，在《长安正月十五日》诗“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于是在鄠县渼陂西南（今玉婵镇割耳庄村）巢阁书院发愤读书。（【笔者注】巢阁书晥：遗迹无存，唯方志有载。巢阁书院是我国最早的民办书院，早于宋代的“四大书院”或“八大书院”。白居易是民办书院走出的高材生。）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800）考取进士，时年29岁，仍然得意地回意：“慈恩塔（大雁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公元805年，他与元稹完成校书郎任职，元稹官授左拾遗，留在长安城，白居易官授盩厔（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在距长安约60公里的农村具体地接触人民。也是出于对唐诗地理中鄠县紫阁山名山的向往，游历此山，在山中直接看到宦官及其掌握的神策军对人民的压迫，在《宿紫阁山北村》诗中写到：“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飱，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作为有强烈忧国忧民的封建社会文人，白居易自然要思考造成这一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于是对安史之乱的责任承担者唐玄宗不能不有较多的认识。恰好他与王质夫，陈鸿同游仙游寺，谈及天宝遗事，“相对感叹”。王质夫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也，试之歌之，如何？（陈鸿《长恨歌传》）”。在此文化大背景下，白居易因此而写了著名风情长诗《长恨歌》。这也是仙游寺之后，因此而名声大噪之因，不能不说是时代成就了白居易，同时也是白居易成就了仙游寺，此乃文化的魅力。

后来，白居易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一度贬官江州，《琵琶行》又是其名诗。在江州他总结自己的诗作时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全唐诗》卷439）《长根歌》写于周至，《秦中吟》如白居易自己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全唐诗》卷425）此外，白居易还以五十首《新乐府》为其代表作，他在“序言”中说：“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其实，使釆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全唐诗》卷426）这些诗恰好是在长安生活期间完成的。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白居易因为得罪了宦官集团而被迫离开长安，但他所坚持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道路，却成为唐代诗人前赴后继所追求的目标。

黑河水在谷积之为潭，白居易《黑潭龙—疾贪吏也》诗曰：“黑潭水绿黑似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故名黑龙潭，亦名“仙游潭”、“五龙潭”。宽约二丈余，水色黝黑，深不可涉。唐代诗人岑参有“石潭积黛色，每岁投金龙”之诗句。潭上石坚峭绝，形似龙潭虎穴，被誉为仙游寺十景之一。“斜阳晓照”、“狮山象岭”、“西山登雾”、“九峰叠翠”、“仙桥古渡”等。北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在凤翔府任签判官，仙游寺主持觉岸和尚邀请其为仙游寺山门题写楹时，时年二十七、八岁的苏轼连写两联，落笔之处自然山水与人文精神，跃然纸上，至理明晰，何等透彻。其云：

楹联1:“客远红尘丛中，到此俗缘尽了。”

楹联2:“堂开白云窝里，从兹觉岸齐登。”

【笔者按】佛有三觉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终南敦物，自然浑厚。周秦汉唐应运而生，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华严五祖圭峰宗密禅师所著《华严原人论》，以及有着“禅史性质历史文献”130卷《禅源诸诠集》，时人誉为“未曾有也”的《禅藏”。其华严宗思想对宋代形成的理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教义体现了汉地佛教高层次的文化心理特征。苏轼曾精研华严经典，深感兴趣于华严宗的事理无碍，万事万物都是一真法界体现的学说，对苏轼文化性格豪迈奔放富于浪漫的塑造有着重要关系。博学慎读，精研深思，成就了苏轼。其诗文便是例证：“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宋代大文豪苏轼治平元年甲辰（1064）正月十三日与章惇同游黑水峪黑龙潭，苏轼在此《书游仙游潭》题词存世。据说苏轼与章惇游黑龙潭时，苏轼未敢登临，而章惇履险，并以漆书“苏轼章惇来”五字，被“苏章石壁”。

《苏轼诗集》【公自注】潭上有寺二。一在潭北，循环黑水而上，为东路，至南寺。渡黑水西里余，从马北上，为西路，至北寺。东路险，不可骑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测，上以一木为桥，不敢过。故南寺有塔，望之可爱而终不能到。

《仙遊潭》 【宋】苏轼

翠壁下无路，何年雷雨穿。光摇崖上寺，深到影中天。

我欲然犀看，龙应抱宝眠。谁能孤石上，危坐试僧禅。

南寺

东去愁攀石，西来怯渡桥。碧潭如见试，白塔苦相招。

野馈惭微薄，村沽慰寂寥。路穷斤斧绝，松桂得干霄。

北寺

唐初传有此，乱后不留碑。畏虎关门早，无村得米遲。

山泉自入甕，野桂不胜炊。信美那能久，应先学忍饥。

马融石室

未应将军聘，初从季直游。绛纱生不识，苍石尚能留。

豈害依粱冀，何须困李侯。吾诗慎勿刻，猿鹤为君羞。

玉女洞

洞里吹箫子，终年守独幽。石泉为晓镜，山月当簾鉤。

岁晚杉枫盡，人归雾雨愁。送迎应鄙陋，谁继楚臣讴。

（爱玉女洞中水，旣致两瓶，恐后复取而为使者见绐，因破竹为契，

使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之调水符。）

欺谩久成俗，关市有契繻。谁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

古人辨淄澠，皎若鹤与凫。吾今既谢此，但视符有无。

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无及，棄置为长吁。

（自仙遊回至黑水，见居民姚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

山鸦晓辞谷，似报游人起。出门猶屡顧，惨若去吾里。

道途险且迂，继此復能幾。溪邊有危构，归驾聊復柅。

爱此山中人，缥缈如仙子。平生慕独往，官爵同一屣。

胡为此溪邊，眷眷若有俟。国恩久未报，念此惭且泚。

临风浩悲叱，万世同一轨。何年谢簪紱，丹砂留迅晷。

北寺现有殿宇20余间，正殿东南面有三间大房，传为宋朝苏东坡读书处，门前有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书写的“苏公藏书处”匾额。

20世纪90年代，西安市为解决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与工厂企业生产用水不足，在黑河金盆湾修库蓄水，引入市区，因仙游寺恰在库区内，为防淹没，遂釆用整体搬迁方式，将仙游寺移建于108国道西侧旁山坡上。法王塔也按原顺序将砖一块一块取下并编号，照原样复建。塔下发现了地宫，藏有石函，函内银棺中保存有舍利，为隋代原物。

《长恨歌》 【唐】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年),当时诗人正在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

《冬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 【唐】岑参

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几重。路盘石门窄，匹马行才通。

日西到山寺，林下逢支公。昨夜山北时，星星闻此钟。

秦女去已久，仙台在中峰。箫声不可闻，此地留遗踪。

石潭积黛色，每岁投金龙。乱流争迅湍，喷薄如雷风。

夜来闻清磬，月出苍山空。空山满清光，水树相玲珑。

回廊映密竹，秋殿隐深松。灯影落前谿，夜宿水声中。

爱兹林峦好，结宇向谿东。相识唯山僧，邻家一钓翁。

林晚栗初拆，枝寒梨已红。物幽兴易惬，事胜趣弥浓。

愿谢区中缘，永依金人宫。寄报乘辇客，簪裾尔何容。

【附录】壬寅二月，苏轼来此诗作：

清潭百尺皎无泥，山木陰陰谷鸟啼。蜀客曾遊明月峡，秦人今在武陵溪。

独警书室窥崖竇，还访仙姝款石闺。独有愛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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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渼陂 【图例21】

　　渼陂風光

　　《鄠邑“渼陂”之名考释》

作者：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

渼陂湖，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城西三里，宋代宋敏求《长安志》：“渼陂出终南山诸谷，合胡公泉为陂”之载。今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并实地考察得知，渼陂湖水主要来源于涝谷水（今涝河）和甘谷水。这两条河及诸泉水在平原低洼处形成甘泽，史上著名的甘泽（甘野）大战，即公元前2069年夏启伐有扈氏之大战，就发生在这里，成语“飞扬跋扈”源于此。《诗经·大雅·泂酌》是歌颂周公的诗。“泂酌彼行潦＂中“潦”即涝水。涝水出南山劳谷之后，在河滩石下，潜流十里，谓之“天桥”。又，古之其附近胡公、白沙诸泉水复涌而出，汇成陂湖。是关中平原“一颗千古闪耀的明珠”（萧云儒语）。湖光山色与人文精神交相辉映，为历代著名游览胜地。其得名，一说商周时期源于以地为氏的美姓，见《姓苑》一云：“鄠县有渼陂，居其旁者以为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研究员张亚初（1936－2002）先生遗稿《商周金文姓氏通考》（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9页：“（《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编号）3573美 美宁 较罕见姓，但分布较广。金文美氏始见于商代。（《中国姓氏大全》编号）：211”。陂，为池塘湖泊。陂池有自然形成的，也有人工开凿的。《诗·大雅·皇矣》：“我池我泉，度为鲜原。”有修池引泉之载。战国时期，秦文公在此营建有萯阳宫，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离宫别苑之一。萯阳宫得名，笔者曾考证，疑其与地理位置、地貌特征等相关。此陂居终南山之北为之“阴”，渭水之南为之“阴”，皆“负阴”；湖中有岛，周围水环境，一派自然景象，是古文字“日（阳）”之象形，即文字是语言之表象。而文字，是文明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故取其“负阴抱阳，以形取胜”之意。这也是渼陂湖之成因真实写照，是说明其在自然地形洼地基础上，人工改造而成的湖泊。从古人冶园成规看，秦承周制，汉承秦业。而这一时期，除宫阙高台水池外，其他所有景观，全部是纯天然的，是一个典型的、原始的朴素园林时期，也可验证此说。秦汉时期这里为上林苑故地，是皇家园林的一部分。传秦始皇“囚母”著名事件就发生在于此。西汉时期称西陂，司马相如《上林赋》：“日出东沼，入乎西陂”。《说文》曰“渼陂在京兆鄠县，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涝水。”既言及上林苑规模广袤，又言及西陂广阔。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曾出巡游猎于涝谷、西陂，旌旗招展，千骑相随，曾夜宿萯阳宫，歌舞升平，盛况空前。汉武帝在渼水附近又营建宜春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涝）水出南山涝谷，北径汉宜春观，又北径鄠县故城西。涝水际城北出，合美陂水。水出宜春观北，东北流注涝水。”此为美陂之名最早出处。

渼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美陂，在鄠县西五里。周围十四里。”唐代亦为五味陂，关于“渼”字，又有两说。

一说，因所产鱼味美得名，如唐代梁载言撰《十道志》曰：“本五味陂，陂鱼甚美，因误名之。”苏轼也曾为渼陂鱼所倾倒，其《渼陂鱼》诗云：“烹不待熟指先染，香粳饱送如填堑。”笔者根据坡仙诗中描述以及从生态环境因素和方志物产记述等综合考证渼陂鱼，初步确认其鳗鲡鱼，也叫花鳗鱼。

一说，因水味美而得名，如《杜诗详注》引朱鹤龄注为：“渼陂，因水味美，故配水（偏旁）以为名。”唐代是诗歌的巅峰。碧水连天，鱼翔浅底，画舫竞游，丝竹清音，必为历代达官显贵、文人雅士所仰慕，佳作甚多。如杜甫、岑参、白居易、韦庄、郑谷、韦应物等前来游览，或吟诗作赋，饮酒泛舟，或湖畔建亭阁书斋，修身养性。仅杜甫就有《渼陂行》、《城西陂泛舟》、《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渼陂西南台》等诗，也就是说，至此“渼陂”之名已定型，她与“西陂”之名互为通用，自唐代之后无论官方或是民间称谓，皆持续沿用“渼陂”这一称谓之名。诗圣杜甫《渼陂行》寥寥数语，所谓一幅渼陂速写大写意，生动再现了当时之胜景。渼水之滨巢阁书院（今天桥割耳庄村），方志有载，遗址无存。是我国最早的民办书院。白居易少时曾在此读书，他是民办院校走出的高材生。

北宋程灏，仰慕鄠县已久，初仕鄠县任主簿，正如他在为鄠县周公姬旦后裔《姬宗世谱序》作《程序》所云：“孔子之道，学于文武；而文武之德，实惟周公成之。⋯⋯嘉祐庚子之冬，调主鄠县簿，窃念鄠为丰京旧都，周公退老告终之地，意先圣遗蹟猶有存焉者乎？甫涖任急为採访於古陵，得拜王季陵（注：周文王之父季历陵，在今渼陂湖畔西侧）於西郊，于沣水之东又见丰宫、辟雍遗址，於东郊获遇灵台、灵沼、灵囿旧基，先圣遗蹟昭然在目，恍然如见圣人於几筵也。而毕郢（注：今咸阳市周陵）祀典，尤属鄠邑分辦，遂北至咸阳拜文武成康周公、鲁公陵寝，圣君哲相洋洋如在，仰止夙愿已属克遂。”在任期间诗作十二首，又如收录于《千家诗》开篇之作《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该诗就作于涝水之滨渼陂湖畔。

宋人张礼《游城南记》载：“紫阁之阴即渼陂。杜甫诗曰：‘紫阁峰阴入渼陂’是也。”文后注解为：“渼陂，在鄠县西南五里，俗称陂头，为名胜区。”南宋程大昌《雍录》：“渼陂，在今鄠县西五里，源于终南山，有五味陂，陂鱼甚美，因加水以为名，其周一十四里，北流涝水，即杜甫所赋渼陂也。”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图书《奉元州县之图》渼陂在 图上有详细标注。清代毕沅《关中胜迹图志》：“渼陂，在鄠县西五里，一作美陂。”

自唐以后，国家政治中心东移，长安失去首都之地位，据明崇祯十四年《增补鄠县志》载：“唐宝历二年（826）敕渼陂令、尚食使收管，不得杂人采捕。其水任百姓溉灌，勿令废碾碎硙之用。文宗初，诏并还府县。元季为游兵所坏而取鱼故水去而陂凅。今其地为百姓水田，前代胜游不复睹矣。”随着环境及气候变化和现代工业用水的过度开采，上游的胡公、白沙诸泉相继干涸，两岸稻田也已成旱地。渼波地位黯然失色，日渐衰微。近年来由于政府重视，渼陂水系开始修复，初具规模，已逐步开放接待游人。

无独有偶，江西庐陵县也有一渼陂村，即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渼陂村。其绝非巧合，而是由于宋辽金元时期，居住于鄠县渼陂湖畔梁姓后裔为避战乱，遂南迁至江西庐陵。据江西庐陵《梁氏族谱》渼陂沿革，其远祖来自北方，毋庸置疑。其村名有纪念远祖故地之含义。何时南迁，待考。 （2018/5/12）

　　诗圣杜甫《渼陂行》雕塑 【图例22】

《渼陂行》 【唐】杜甫

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天地黤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

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鼍作鯨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

主人锦帆相为开，舟子喜甚无氛埃。凫鹥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

沉竿续缦深莫测，菱叶荷花净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归无极终南黑。

半陂以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船舷瞑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出关。

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

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

《城西渼陂泛舟》 【唐】杜甫

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

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

《渼陂西南台》 【唐】杜甫

高台面苍陂，六月风日冷。蒹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

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仿像识鲛人，空蒙辨鱼艇。

错磨终南翠，颠倒白阁影。崷崒增光辉，乘陵惜俄顷。

劳生愧严郑，外物慕张邴。世复轻骅骝，吾甘杂蛙黾。

知归俗可忽，取适事莫并。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

况资菱芡足，庶结茅茨迥。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

《秋兴八首》（八）【唐】杜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答疑解惑】“紫阁峰阴入渼陂”

诗圣杜甫晚年著名诗作《秋兴》八首中的“紫阁峰阴入渼陂”句，今人疑惑不解，诗圣笔下的渼陂在户县（今鄠邑区）城西2．5公里涝河西岸；紫阁峰在户县城东南方向，与渼陂紫阁峰相距少说也有25公里多路吧。怎么可能“紫阁峰阴入渼波”呢？

笔者在此释疑如下：今人疑惑者所见景象，为2000年左右渼陂之状况，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城市建设、工业用水步伐加快，大量汲取地下水资源，造成上游白沙泉等干涸，大量稻田藕池变为旱地；同时“围湖造田”加速了“湖面萎缩＂过程，此时残留湖面约300余亩。近年来国家重视渼陂生态环境的修复，现在正在修复工程水域面积，有很大程度的扩大，但还不及唐代之前的1/10。更别说与西汉时司马相如《上林赋》所云西陂景象相提并论。图中是渼陂近来景象，但“终南一半浸波中”（宋代魏野诗句）已得到验证。可以肯定的说，诗圣“紫阁峰阴入渼陂”此言不虚，当是真实可靠的。这里涉及一个历史研究方法中“史源问题”，要否定《杜诗》说法，必须拿出《杜诗》之前的史料或其它证据等。如果缺乏史源，而代之以后人撰述、甚至今人论著，谬矣。再则，如果《杜诗》此句有瑕疵，也不会留传至今。杜甫在渼陂诗存五首之多，同游者多为云林高手。况且如杜甫《渼陂西南台》“蒹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错磨终南翠，颠倒白阁影。”等佳句描述多有出现。宋人张礼《游城南记》载：“紫阁之阴即渼陂。杜甫诗曰‘紫阁峰阴入渼陂’是也。”文后注解为：“渼陂，在今鄠县西南五里，俗称陂头，为名胜区。”足以证明其描述的景象是客观存在的，时间是最好的历史见证。唐代是诗歌的颠峰，其诗歌交流比今人多得多，推敲考究治学是非常严谨的。

《过渼陂怀旧》 【唐】韦 庄

辛勤曾寄玉峰前，一别云溪二十年。三径荒凉迷竹树，四邻凋谢变桑田。

渼陂可是当年是，紫阁空余旧日烟。多少乱离无处问，夕阳吟罢涕潸然。

《苏东坡与渼陂魚考释》

　　鄠邑区涝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等出土文物 【图例23】

《渼陂鱼》 ：【宋】苏轼

霜筠细破为双掩，中有长鱼如卧剑。

紫荇穿腮气惨凄，红鳞照坐光磨闪。

携来虽远鬣尚动，烹不待熟指先染。

坐客相看为解颜，香粳饱送如填堑。

早岁尝为荆渚客，黄鱼屡食沙头店。

滨江易采不复珍，盈尺辄弃无乃僭。

自从西征复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

游儵琐细空自腥，乱谷纵横动遭砭。

故人远馈何以报，客俎久空惊忽瞻。

东道无辞信使频，西邻幸有庖齑酽。

　 美丽中国行：渼陂鱼，东坡味道

《大文豪苏东坡笔下渼陂鱼考释》

作者：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曹云海

渼陂湖，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城西三里处，湖水源于终南山涝谷（今涝河）、甘谷（今甘峪）等诸谷以及胡公、白沙诸泉汇集而成，它的前身，疑其为《尚书·甘誓》篇所载著名“甘泽大战”发生之地。公元前2069年夏启伐有扈氏大战于甘之地，成语“飞扬跋扈”源于此。史书记载的甘野(泽）之战，也有说成是大禹与有扈氏之间发生的战争，此不必太过于拘泥。笔者根据今涝河西岸东伦村出土的西周青铜戈铭文“囗（盂）飞系（交）止（武）”等，初步判断此处可能是西周时期守护“丰京”都城西南门户“止戈为武”的军事驻扎地；又，此地涝峪口腊家滩，疑为东涝峪口一带，在清代末年曾出土有春秋早期《宗妇彝器》二十余件（套），清代著名学者吴大澂《愙斋集古图录》有著录，诸器皆同文，有二十五字。该诸器现分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地。笔者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研究，结合自己潜心研究，其物断代为春秋早期，可以确定。（“昔+阝”）（ji）国初始于鄠县，因涝河水灾之患而被迫迁徙其国于蜀邛崃一带（今四川广元市附近）。宗妇，是继商妇好之后，又一伟大女性。在此次抗洪救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一人而铸造如此众多的铜器，足见其历史地位显赫，功绩卓著。她是大禹之后，有出土历史文献记载的抗洪抢险救灾第一人。坊间民间传说“腊家要得龟，天塌涝河摧”，纯系民间根据铭文而误传、杜撰而虚构成“腊家大地主”之事的，并非历史史实。也就是说：史上“甘之泽”，疑其受涝谷水、甘谷水洪灾之祸患而堰塞或淤填被夷为平地的，战国秦以后的“西陂”或渼陂，仅为此次洪灾之后的残留部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天桥乡割耳庄村打井，在地下70多米，掘出“稻茬＂，足见其时洪水灾害性巨大。秦汉时称西陂，为皇家上林苑萯阳宫所在地，它与笔者根据战国《秦作原石鼓》铭文所考录确定的周至县西峪秦汉宫殿遗址（西垂宫遗址）为同一时期，即秦文公时期，是我国秦汉时期皇家园林最早的离宫别苑之一。今有人根据1982年在曹村发现的元代延祐六年（1319）《创建崇真观碑》“秦萯阳宫故址在焉，信夫天壤间自昔为佳处也”，断定秦萯阳宫在今曹村一带有误。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图书《奉元州县之图》标注，可证其秦萯阳宫地望不在今曹村一带。汉武帝时期又在此设属玉观和宜春观。司马相如《上林赋》有载：“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宋代程大昌《雍录》载其“其周一十四里”，说明湖面己较之前有所萎缩，其成因是在自然地形洼地基础上人工改造而成的湖泊，是关中平原“一颗千古闪耀的明珠（肖云儒语）”。这里是中国最早的“鱼米之乡”之一，中国醪糟酒的起源地之一。丈八寺村仰韶文化遗址、甘河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碳化稻谷，是农业文明的重要例证。渼陂湖畔出土有仰韶文化时期撒网捕鱼用的红陶制网坠子，是确定“鱼米之乡”的重要证据。众所周知，谷物酿酒出现的两个先决条件是原料和酿酒容器。陶器和农作物遗存的出现，使具备了谷物酿酒的物质条件。这里涝河与其支流甘河最早得名，皆与古代酿酒史有关。涝水古作醪水。醪（Lao），未经过滤，滓汁混合的浊酒，它是之后涝水之名的最初本义。商周时期《诗·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中“潦”，即今涝河。涝水之名从“醪——漻——潦——涝”，正是涝河的水文变迁史。致“涝”之因这与周秦汉唐，大兴土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与“涝”有关。甘水之名早在夏启伐有扈氏之先早已存在。甘既表示水质清澈甘冽；又表示酒之味入口甘甜爽口之意，故名。

渼陂得名有四说：

之一说：商周时期源于以地为氏的美姓，见《姓苑》一云“鄠是有渼陂，居其旁以为氏。”张亚初研究员《商周金文姓氏通考》有“美、美宁”之考证。

之二说：因水味美得名，如《杜诗详注》引朱鹤龄注为：“渼陂，因水味美，故配水（偏旁）以为名。”

之三说：此地盛产稻米，古有酿造醪糟酒之历史，因酒甘甜爽美而得名。

之四说：因所产鱼味美得名，如《十道志》记载：“本五味陂，陂鱼甚美，因名之。”苏轼渼陂羡鱼，为渼陂鱼所倾倒：“烹不待熟指先染，香粳饱送如填堑。”

以上四种说法各有其侧重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唐时，陂鱼盛产，莲菱、凫雁和各种鱼类。然依《十道志》所云：“五味波，陂鱼甚美，因名之。”进行考量，最有名莫过于湖中特产的鱼，笔者又依《山海经》、苏轼《渼陂鱼》诗之描述，明崇祯十四年《增补鄠县志·物产》、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等之记述了推测之，疑其陂鱼五味者为：鲫鱼、鲤鱼、黄鳝鱼、鼍（甲鱼）、鳗鲡鱼。李时珍《本草纲目》鳗鲡鱼属鳞部，无鳞鱼类。【释名】又名：白鳝，蛇鱼。干的名：风鳗。【集解】苏颂说：鳗鲡鱼到处都有。它像鳝鱼但腹部较大，青黄色。李时珍说：鳗鲡外形如蛇，背部生有肉刺，一直延续至尾部，没有鳞甲，有舌头，肚腹白。大的长数尺，油脂特别多。背部有黄脉的，名金丝鳗鲡。鳗鲡鱼善穿深洞，不像蛟蜃那样攻击江岸。

【清］王文诰辑注人《苏轼诗集》卷五《渼陂鱼》诗（第213-214页）原文如下：

【公自注】陂在鄠县。［王注次公曰］此杜子美诗有《渼陂行》者也。以其陂中鱼美，故得名。［查注］《元和郡县志》：渼陂，在鄠县西南五里，周围十四里。《长安志》:出终南诸谷，合胡公泉为陂。《十道志》：地有五味陂，产鱼，甚美，因名之。唐宝历间，勅渼陂令尚食使牧管，不得採捕。苏轼弟弟苏辙（子由），在看到兄长寄来的《渼陂鱼》这首诗后，也回信赋诗赞美渼陂鱼，同时也表现出他与苏轼不同的思想观念。诗的前四句想象捕捉渼陂鱼时的情景，四至八句描写渼陂鱼的处境，接下来是对兄长食用渼陂鱼时垂涎模样的感叹，诗的后几句体现了苏辙“饱足”的人生观与保守的在社会观。“伯夷食莱有不赡”句，是引自“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釆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之历史故事，首阳山即今周至县与户县交界处的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有载。并有《采薇歌》存世：“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记》曰：“由是观之，怨邪非邪？”古人曾评论鄠邑最古老的氏族有扈氏：“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更是“知义而不知宜”啊！人文（义）与历史（宜）的二律背反，何等深沉！

苏辙《乐城集·次韵子瞻渼陂鱼》诗云：

渼陂霜落鱼可掩，枯芡破盤蒲折剑。

巨斧敲冰已暗知，长叉刺浪那容闪。 

鲸孙蛟子谁復惜，朱鬣金鳞漫如染。

邂逅相遭已失津，偶然一掉猶思堑。

嗟君游宦久羊炙，有似远行安野店。

得鱼未熟口流涎，豈有哀矜自欺僭。

人生饱足百事已，美味那令一朝欠。

少年勿笑贪匕筯，老病行看费鍼砭。

羊生懸骨空自饥，伯夷食菜有不赡。

清名驚世不益身，何異饮醯徒酷釅。

《渼陂鱼》 【北宋】苏轼

霜筠细破为双掩，中有长鱼如卧剑。

紫荇穿腮气惨悽，红鳞照座光磨闪。

攜来虽远鬛尚动，烹不待熟指先染。

坐客相看为解颜，香粳饱送如填堑。

早岁尝为荆渚客，黄鱼屡食沙头店。

滨江易采不复珍，盈尺辄弃无乃僭。

自从西征复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

游儵琐细空自腥，乱骨纵横动遭砭。

故人远馈何以报，客俎久空惊忽赡。

东道无辞信使频，西邻幸有庖虀酽。

诗中第二句“中有长鱼如卧剑”，先描写渼陂鱼的形状，身长如卧剑。［王注］孟浩然诗：游鱼擁剑来。［合注］《西溪叢话》引何逊诗云：躍鱼如擁剑。

诗中第四句“红鳞照座光磨闪”［合注］白乐天诗：“脍缕落红鳞。”“红鳞”即由白居易《题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韵》诗句“脍缕落红鳞”化用而来。表现渼陂鱼色彩鲜美夺目。之后写鱼之美味，食客的急切心情和一渔难求，与江南“滨江易釆不复珍，盈尺辄弃无乃僭”相比较，愈见其珍贵难得，喜爱与赞美之情跃然于纸上。

【笔者观点】

苏轼《渼陂鱼》诗第二句和第四句，都是描述渼陂鱼外观特征，但鱼种各不相同。第二句疑其描述的是鳗鲡鱼，第四句疑其描述的是红鲤鱼。若将两句合二为一去看待，疑其类似今人所见之虹鳟鱼之类。《山海经》曰：“牛首之山⋯劳水出焉⋯是多飞鱼，其状如鲋（fu）鱼，食之已痔衕（dong）。”古语云：“易涨易覆山溪水”，《山海经》中“飞鱼”并非清人图谱所画长有翅膀的鱼，长有翅膀的飞鱼是深海大洋之物，并非陆生。其飞行的主要动力是尾部，胸鳍帮助滑行；而不象鸟那样靠扇动翅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曾游历于终南山涝谷深山中，夏季暴雨之时，河水暴涨水黄浊，上游之鱼，被水流冲往下游，多藏匿于河边石下。雨住，见水面不时有“飞”鱼，逆流而上，回游“飞”往原栖息地水域，这是水温冷暖变化导致的“飞鱼”回游之缘故。在涝峪八里坪一带河中有圆棍状，身上多金善圆斑点，恭无鳞之鱼，学名细鳞鲑鱼，属于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当地人俗称“黄花鱼”，在涝峪西河秋木庵一侧为周至县田峪河上源深山峡谷，河中深潭偶有淡紫红色无鳞之鱼，也是国家野生保护物种细鳞鲑鱼的一种，身长近1.5尺，圆棍状。此鱼虽接近短“剑”的长度，色泽比较近似，但“无红鳞”，又其习性为高寒冷水鱼，不适宜山外气温淡水养殖。非苏轼《渼陂鱼》诗所述之鱼，当从生长环境、生物链等因素给予排除。同时此也印证了苏轼、章惇、苏旦、安师孟四人在渼陂苏旦园聚会，鱼宴渼陂鱼品种的多样性，而非单指一物，疑其渼陂鱼为五味之鱼，即：鲫鱼、鲤鱼、黄鳝鱼、鼍（甲鱼）、鳗鲡鱼等的合称。今鄠邑区草堂寺碑廊所存《章惇题名碑》，记述了四人游历经过时间地点，可证《渼陂鱼》诗作於甲辰正月十三至二十三日，具体时间推定甲辰年（1064）正月十八日。

　　【附录链接延伸阅读】苏轼与渼陂、渼陂鱼

《次韵关令送鱼》 【宋】苏轼

举网惊呼得巨鱼，馋涎不易忍流酥。

更烦赤脚长须老，来趁西风十幅蒲。

《答仲屯田次韵》 【宋】苏轼

秋来不见渼陂岑，千里诗盟忽重寻。

大木百围生远籁，朱弦三叹有遗音。

清风卷地收残暑，素月流天扫积阴。

欲遗何人赓绝唱，满阶桐叶候虫吟。

　　⛰️扑朔迷离的中国神仙文化：终南山神仙的窟宅

⛰️ 中国神话史（之一）：刘海戏金蟾

　　王蟾台遗址 【图例24】

中国神话传说：刘海戏金蟾

鄠邑区城西南五里的曲抱村，得名于唐诗“清江一曲抱村流”之诗句。古时，曲水环抱，稻莲成片，为山水佳胜之地，历代文人在此多有诗文传世。唐代大历五年（770年）在此建渼陂西南台。唐代大诗人杜甫游此有《渼陂西南台》诗存世。

刘海，其名始见于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二：“海蟾子，姓刘，名昭远，华山陈抟馆之道院，与种放往来。”该书言其人是五代宋初的人。他是道家南宗之祖，也是全真教祖师之一。

柳永《巫山一段云》词中有“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句，到北宋时期或以后被民间演绎为“道士戏”。

在“道士戏”《刘海戏蟾》（又名《海青成神》）中，刘海蟾是个朴实勤劳的樵夫，以打柴为生，虽家境贫寒但却十分孝顺老母亲，他的行为感动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便有意点化海蟾成神仙，并送其宝斧一把。一日刘海上山砍柴，遇见迷路姑娘，姑娘说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甘愿随刘海蟾回家结为夫妻。海蟾应允。又一日，海蟾遇到一位老者，说其妻为狐狸精所化，它每晚将一颗珠子放入口中，吸其精血，妄图成仙。海蟾恐惧之，老者献计于他。当晚海蟾按照老者的指教，吞服了这颗珠子，其妻原形毕露，仓惶逃高。海蟾吞服了珠子之后，具有了狐狸精的法术，被金蟾精获知，金蟾精想将珠子占为己有。老者又教海蟾子，以口中之珠去引诱金蟾吐出口中金钱。海蟾子如计而行事，用神斧砍死金蟾精，又得到了金蟾精的金钱和法术，海蟾为老母亲送终后，便随老者入山修炼，老者正是王母娘娘。从此以后，刘海蟾成为王母娘娘的徒弟，跟随她到处斩妖除魔，最后功德圆满，得道成仙。戏文之剧情如此荒诞神秘离奇，可见一斑。

在鄠县当地戏曲《刘海打柴》（亦称《刘海砍樵》）一剧中，有“刘海生来有仙根，生于鄠县曲抱村。玉帝将我亲封过，封我四方活财神。”而且在鄠县当地《封神》剧中，自颂：“刘海本是小八仙，行走步步撒金钱。金钱撒在福地上，一变十来百变千。福泉之水撒人间，有福有财都是仙”的台词。自古及今人们都尊刘海为“活财神”、“大财神”，盖其来源于此传说。

民间另一版本“刘海戏金蟾”，刘海狐仙妻子叫胡秀英。她对刘海心生爱慕，绝无半点歹意。他们结为夫妻一事，被三角潭一只修行五百年的三条腿金蟾得知，金蟾心生嫉妒，便化身为道人暗示刘海盗取胡秀英金丹。刘海依计而行事，果得金丹。胡秀英用反间计，令刘海用金丹引诱金蟾吐出蟾丹。金蟾因羡慕金丹之美，欲占为己有，因神情过激，口齿失控，吐出了自己的蟾丹而昏倒。从此以后，刘海双丹俱得，修为人间神仙，刘海戏金蟾，金蟾吐金钱，刘海把金钱撒向劳苦大众，造福一方百姓。刘海蟾周济百姓，深受爱戴，被民间尊为“准财神”。后来刘海又经道教祖师钟离权，吕洞宾二仙点化，遁迹于终南山朝阳洞（）修成正果。玉帝颁旨，封刘海为“赤脚大仙”，主治穷、避祸、攘灾之事。一说，这三足金瞻大有来历，被认为是灵物，系上古厥阴之气所化生，其身青黑，遍布金点白睛金珠，集五行之气于一身，以天地精气为食，善嗜咬金而个诸，三足乃应三才之数，刘海庙被称为“玉蟾台”，也是因为能吐出金钱的蟾蜍肚白如玉。今曲抱村西边有三角池（即金蟾池）、点丹桥、吐丹桥等遗址。台有300多米处，有刘海戏金蟾之三角金水池和古石桥遗迹。涝峪兰家坪山之侧主梁顶上有一巨石三米多高，酷似蟾蜍，名曰“金蟾观天”，传为”刘海砍柴点化金蟾处”。旁有微型庙堂以奉祀。

宋代大儒程颢初仕鄠县任主簿之职，曾夜宿草堂寺，以诗作赞美曲抱玉蟾台之美，诗曰：参差台殿绿云中，四面筼筜一径通。曾读华阳真诰上，神仙居在碧琳宫。”

宋代苏轼曾游历于此，有诗句：“仙根曲抱生刘海，神水渼陂戏金蟾。”

又据传，玉蟾真人在此修道，故名玉蟾台。

元代，刘海蟾地位进一步提升，元太祖忽必烈封其为明悟弘道真君。

元世祖时敕封为玉蟾宫。至元武宗时，刘海蟾被加封为帝君。

又传老子曾在此用轩猿剑刮青牛，故事明末及清康熙《鄠县志》胜地遗迹中开列为“瓜牛台”。

明代鄠邑令马呈图《曲抱村瓜牛台》诗云：  

春日早上瓜牛台，五百年前似到来。种得老松枝干在，不知多少鹤徘徊。

明代王世贞、汪云鹏著《列仙大传》卷十也有：“刘玄英，号海蟾子，初名操，事刘守光为相。⋯⋯海蟾繇是大悟，遁迹于终南山。丹成，尸解，有白气自顶门出，化为鹤，飞冲天。”之载。

明末《鄠县志》载：“一径通幽，四面迴环，柳阴稻塍，映带南山。”故“玉蟾稻塍”被列入鄠县十二景之一，《玉蟾稻塍》诗云：

井庐沟阴陌阡连，月印塍痕绣错褊。葱葱返入麦浪滚，飘飘拂袂稻风喧。

斜穿石径依台榭，曲抱村墟列涧躔。野色苍茫烟雾起，还将归路下花田。

清人禇人穫《坚瓠五集》卷一也有“海蟾姓刘名嚞⋯⋯入终南山学道而仙”之载。清代翟灏《通俗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一云：“刘元英号海蟾子，海蟾子是字号，今俗呼刘海，更言刘海戏蟾，舛谬之甚。”卷十九又云：“今演剧多演神仙鬼怪，以眩人目，然其多荒诞，张果曰张果老，刘海蟾曰刘海戏蟾，此类甚多。”

由四川清音改编的川剧也有《刘海戏金蟾》，内容和湖南花鼓戏《刘海戏金蟾》大体相同。笔者游历苏州狮子林，见也有内容类似的清代浮雕。

　　宋渤，元代诗人、书法家。字彦齐。官至集贤殿学士等。此为元代宋渤游历鄠邑渼陂西南台刘海蟾庙诗碑拓片。【图例25】

⛰️中国神话史（之二）：钟馗捉鬼故事

据唐代卢肇（818-882）《唐逸史》、北宋·沈括（1031-1095）《补笔谈》记载：唐开元年间，唐玄宗在骊山阅兵，年末从翠华（疑有脱简，或指今终南山之翠华山或画家、建筑师阎立本（约601-673），负责监督建造的翠微、玉华两宫的合称。）还宫后就感觉不舒服，接着患上了疟疾，过了快一个月。巫医使尽了招数，也无法治好唐玄宗的病。忽然有一夜，玄宗梦到一大一小两个鬼，小鬼穿着红色短裤，一只脚穿着鞋，一只光着脚，腰间挂着一只鞋，插着一把大竹柄纸扇子，偷了杨贵妃的紫香囊和自己（玄宗）心爱的玉笛，围绕着大殿奔跑而去。忽见一大鬼，胡髯黑面，头系角带，破帽蓝袍襕衫，皮革裹足，袒露一臂，插笏执剑，捉住那只小鬼，剜其眼睛珠，然后把它肢体撕裂而一口吞吃了。玄宗皇帝惊恐万状，问大鬼道：“你是什么人？”大鬼回答到：“臣是终南山钟馗氏，就是武举考试没有中第的人。羞归故里，触动殿阶柱子而死。死后被皇帝赐为进士，蒙以绿袍安葬。于是我感恩发誓，愿为皇帝陛下除尽天下妖孽！”言毕即告退。玄宗忽然一觉梦醒后，觉得奇妙的是疟疾病顿时就好了，而且身体强壮、精神焕发。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真是祥瑞韵好兆头啊！于是唐玄宗便下令召见画家吴道子（约685-785），把前梦的事情告诉给他，说“你试着为我把梦中的所见钟馗的情景画出来。”有道是画鬼容易画人难，即便是“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之。吴道之奉旨，恍惚觉得似若看到了皇帝“梦中人物”一样，意在笔先，立刻画好《钟馗捉鬼图》后呈上。玄宗皇帝睁大眼睛盯了很久，抚着几案道：“莫不是你与我做了相同的梦，为什么会画得这么像？”吴道子回答道：“陛下勤于政务，因为公务繁忙而影响了膳食起居，结果得了疟疾。但终究有驱邪的东西，来保卫皇帝陛下的圣德。”于是以舞蹈为玄宗拜寿。玄宗非常高兴，赏给他百两黄金，并且御批示诏告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袪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仿知委。”从此奉旨镂板印刷，广布天下，让天下鬼魅闻风丧胆，让世人晓知钟馗的神威。

　 西安市鄠邑区祖庵重阳宫所藏唐吴道之《钟馗神威图》（石刻）

亦称,《钟馗捉鬼图》明弘治庚申年刻石,国家一级文物。【图例26】

  《也谈“钟馗”史源问题及历史沿革》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为今人研究此神话故事，提供了重要史料和线索；原来钟馗之名，并不始于唐开元年间吴道之画钟馗之时，而早在六朝时期已有了。文武官员或乡间女性，以钟馗之名，名其名者多矣。沈括言“钟馗”字亦作“钟葵”。《周礼·考工记⋯”，是古时齐国人对椎（木棒）的称谓，急言为之椎，缓言为之终葵。椎以击邪，古人名之钟馗，盖含其驱邪御凶之用义。

晋代·佚名《太上洞渊神咒经·斩鬼第七》曰：“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之辟邪。”(笔者注：孔子乃儒家圣人也，杀鬼何须刀？孔子晚武王600余年，如何搅在一起，存疑。）

据传，唐开元初年（713）八月初四，钟馗在长安应试，作《瀛州待宴》五首，被主考官誉为“奇才”，取为贡士之首。可在十月一日殿试时，宰相卢杞竟以貌取人迭进谗言，从而使其状元落选。钟馗抗辩无果，激愤难当，怒撞殿柱而亡，惊天动地，泣鬼怮神。帝用状元官职殡葬馗于终南山。为正妒贤之罪，发配卢杞外放于岭外。

唐代张说（667-730）有《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唐·刘禹锡（722-842）有《代杜相公谢钟馗历日表》：“臣某日，高品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钟馗一，新历日一轴。星纪方回，虽逢岁尽；恩辉忽降，已觉春来。伏以图写神威，驱除群厉，颁奖行律历，敬授四时。施张有严，既增门户之贵；动用协吉，常为掌握之珍。”

 唐代卢肇（818-882）有《唐逸史》。其后人们把钟馗这一人物形象化了，便有吴画《钟馗捉鬼图》。唐人题记，自然是后世所加，大约是民间传说演绎而来。唐·周繇（841-912）有《梦舞钟馗赋》。

至宋元明清时，钟旭嫁妹以图志、小说、剧目多为传扬，也成钟馗神活有机组成部分，被流传下来。今人考证钟馗故里，有鄠邑区石井镇阿姑泉村之说，又有周至县终南镇之说。何谓文化？《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种文化所看重的是文化的内在价值，以终南山钟馗文化为例，其重心是呈现钟 馗惩恶扬善的英雄气概，地域居其次。是故孰是孰非，不必过于拘泥。

北宋大文豪欧阳修（1007-1072）私家所撰正史《新五代史·吴越世家》、沈括《补笔谈》记载，每年除夕，，皆有画钟馗、贴钟馗、赐钟馗的惯例。

宋代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上（神宗）令画工摹搨镌板，印赐两府辅匥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见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之后宋·高承《事物纪原·岁时风俗部·钟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吴自牧《梦梁录》、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近事》、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宋·四水潜夫《武林（古杭州）旧事》、宋·文同《蒲生钟馗图》等有习俗挂钟馗像及大傩仪之载。宋·苏辙《题旧钟馗》诗存世，诗曰：

济南书记今白须，岁节钟馗旧绿襦。举手托天欣见雪，破鞋踏冻可怜渠。

滔滔时辈今黄壤，六六年华属老夫。儿女未容翁便去，银瓶隔夜浸屠酥。

【附录原文】【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04-705页）

禁中旧有吴道之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岁翠华还宫，上不怿（yi），因痁（shan）作，将逾月。巫医殚（dan）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du）鼻，屦一足，跣一足，悬一屦，搢（jin）一大筠（yun）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𥘵一臂，鞹（kuo）双足，乃捉其小者，刳（ku）其目，然后擘（bai）而且啖（dan）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痁若顿瘳(chou），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之，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图之。”道之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上瞠（cheng）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道之进曰“陛下忧劳宵旰（gan），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一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岁寿。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列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仿知委。”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上令画工摹搨（ta）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观此题相记，似始于开元时。皇祐（宋仁宗年号，公元1049-1054年）中，金陵上元县发一冢，有石志，乃宋征西将军宗悫（que）郑夫人墓。夫人，汉大司农郑众女也［1］，悫有妹名钟馗。后魏有李钟馗，隋有乔钟馗、杨钟馗，然则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于开元之时，始有此画耳。“钟馗”字亦作““钟葵”。【注释】［1］郑众（？-83）：字仲师，河南开封人。汉明帝时为给事中，章帝时任大司农，故又称“郑司农”，博通经学。郑夫人不可能是郑众之女，有人疑为郑众之后裔。

元代全真教对神仙文化的推广

汪曾祺先生著《八仙》曾说：“八仙的形象为什么流传得这么广？八仙的形成与戏曲是有关系的。元代盛行全真教，全真教几乎成了国教。元曲里有“神仙道化”一科，这自然是受了全真教的影响。八仙和全真教的关系是密切的（吕洞宾、汉钟离都是祖师），但又不是那么十分密切。传说中的八仙故事和全真教的教义——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内在的联系。对八仙有感情的人未必相信全真教。在全真教巳经不很盛行的时候，八仙的形象也并没有失去光彩。这恐另有原因在。原来这和祝寿是很有关系的。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很重要的一条是长寿——不死。中国人是现实的，他们原来不相信天国，也不信来生，他们只愿意在现世界里多活一些时候，最好永远的活下去。理想的人物便是八仙。八仙有一个特点，即他们都是“地仙”，即活在地面上的神仙，也就是死不了的活人。他们是不死的，因此请他们来为生人祝寿，实在是合适不过。八仙戏和庆寿关系很密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考八仙云：‘今所见庆寿词尚是元人旧本。’周宪王编过两本庆寿剧。其《瑶池会八仙庆寿》第四折吕洞宾唱：“（水仙子）汉钟离遥献紫琼钩。张果老高擎千岁韭。蓝采和漫舞长衫袖。捧寿面的是曹国舅。岳孔目这铁拐柱护得千秋。献牡丹的是韩湘子。进灵丹的徐信守。贫道呵，满捧着玉液金瓯。”这唱的是给王母娘娘祝寿，实际上是给这一家办生日的“寿星”祝寿。我的那家亲戚的寿堂供桌上摆设着八仙人，其意义正是如此。活得长久，当然很好。但如果活得很辛苦，那就没有多大意思，成了“活受”。必须活得很自在，那才好。谁最自在？神仙。“自在神仙”，“神仙”和“自在”几乎成了同义语。你瞧瞧八仙，那多自在啊！他们不用种地，不用推车挑担，也不用买卖经商，云里来，雾里去，扇扇芭蕉扇，唱唱曲子，吹吹笛子，耍耍花篮⋯⋯他们不忧米盐，只要吃点鲜果，而且可以“不饥无漏”，嘿，那叫一个美，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咱们凡人怎么能到得这一步呀！我简直地说：八仙是我们这个劳苦的民族对于逍遥的生活的一种缥缈的向往。我们的民族太苦了啊，你能不许他们有一点希望吗？我每当看到陕北剪纸里的吕洞宾或铁拐李，总是很感动。陕北呀，多苦呀，然而他们向往着神仙。因此，我不认为八仙在我们的民族心里上是一个消极的因素。”（汪曾祺著《八仙》第89-92页）。关于八仙、小八仙人物形象塑造，八仙究竟是先出现于戏曲，还是先出现于民间绘画呢？这不好说。明代史学家王世贞《题八仙像后》云：“意或庸妄画工，合委巷丛俚之谈⋯⋯为各据一端作滑稽观耶！”元代画作：龚开、王肖翁、李鸣凤、释宗衍等《中山出游图》宋无、韩性等《题龚翠岩中山出游图》萨都刺《终南进士行题马麟画钟馗图》郑元祐《馗妹图》《钟馗部鬼图》唐肃《钟馗像》⋯。（注：中山即终南山）

钟馗古书、画描述其形象，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相貌奇异，然而却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物。谈及八仙、小八仙等人物形象塑造，汪曾祺先生在《八仙》中给出他的观点：“我倾向于先出现于戏曲。不过他们后来成为工艺美术重要题材，戏曲里反而不多见了，则是事实。⋯⋯（铁拐李）他是那样丑，又是那样美；那样怪，又那样有人情。中国的神、仙、佛里有几个是很丑而怪的。铁拐李和罗汉里的宾“头卢尊者、钟馗以及后来的济公，属于一类。以丑为美，以怪为美，这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见《八仙》第92-94页）汪曾祺先生观点可从。

明代明宪宗朱见深，画《钟馗柏柿如意图》题铭云：“一脉春回暖气随，风云万里值明时。画图今日来佳兆，如意年年百事宜。”（注：“柏柿”谐音百事。）凌云翰《钟馗画》题颜辉《鬼猎图》程敏政《钟馗骑驴图》蒋主孝《题梁楷画钟馗》⋯。

明代戏曲家王九思戏剧艺术思想对神仙文化的推广作用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别署紫阁山人等，陕西鄠县（今西安鄠邑区）人，明代文学家。明弘治九年（1496）进土，授翰林院检讨。后调吏部，官至吏部文选郎中，刘谨事败，被无辜牵连，先被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同知。后被勒令致仕。回乡闲居四十余年，寄情山水歌乐，潜心制曲作文。与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人相聚讲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粉饰太平、华丽浮靡的“台阁体”，以诗文名列“前七子”，有《渼陂集》和《渼陂续集》。后又著散曲，时为著名散曲家，有《碧山乐府》《碧山续稿》《碧山新稿》传世，杂剧有《曲江春》《中山狼院本》等。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论王九思散曲：“秀丽雄爽，康大不如也。评者以敬夫声价，不在关汉卿、马东篱下。”创戏曲家班等，刘海、钟馗等喜闻乐见神仙人物传奇故事被他制曲作词搬上戏曲舞台，并亲自导演。创眉户曲“康王腔”（康海，状元。王九思，进士。），我国近代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诗词曲作家吴梅（1884-1939）在其所著《中国戏曲概论》中这样评价的：“明人散曲，既如是之富，而其间享盛名传丽制者，当以康海、王九思、陈铎、冯惟敏、梁辰鱼、施绍莘为最著。⋯⋯王九思《沽酒游春》、《中山狼》二剧，名溢四海。《中山狼》仅一折，远逊康德涵。《沽酒游春》则力诋李西涯。王元美谓声价不在汉卿、东篱下，固为溢美，实则词尚蕴蓄，非肆意诋諆，亦有足多者。”当代戏曲研究专家称他们是：“为明代散曲文学重新振起的首开风气者，是明代散曲继往开来的枢纽作家。”

如此时王九思作品就有《钟馗传》、以烟霞道人署名的《斩鬼传》、以云中道人署名《平鬼传》等皆是例证，对刘海、钟馗等神仙文化的进一步推广起着重要作用。王九思《钟馗传》曰：“ 莫笑拘迂莫恃才，两般都费圣人裁。迂儒未必扶名教，才子还能惹祸胎。好色墙边人不知，贪杯林下鬼偏来。请君但看钟南老，才入迷途事事乖”等。清初学者宋直方《琐闻录》有王九思等赴苏州虎丘曲会之载。

清代吴昌硕《南山进士图》郑板桥《题黄慎钟馗酌妹图》金农《醉钟馗》题铭，高其佩《自题钟馗变相之降魔图》⋯。清代慈禧太后，《镇煞》木版画题铭云：“镇宅神判下天宫，手拿宝剑代七星，拿住妖魔无其数，斩沙（杀）多少怪物精，有人请到他家去，万事平安福禄增。”

近现代齐白石《红袍钟馗图》《题画钟馗》《题钟馗搔背图》《题钟馗过桥图》《摇扇钟馗》张大千《画钟进士》⋯。

现代著名学者何新《诸神的起源·钟馗的起源》中说：“钟馗之名早见诸姓氏。殷贤相名‘仲虺’，亦为钟馗之别语。”“近年湖北出土梁代画砖中有雷鬼击连鼓图，马王堆出土帛画中有士神镇鬼图，土神之形有鳞、翼、尾、角、锐爪，此当即今日所见较早之钟馗图。”另外，敦煌遗书中发现有唐写本《除夕钟馗驱傩文》。2009年6月15日，在今鄠邑区石井镇阿姑泉村出土有《唐开元钟馗碑》：“终南山福泉钟馗字正南相异修文武不第触殿亡玄宗封赐福镇宅圣君 辞曰终南馗君鬼魅惧赐福镇宅佑天下也 五月五日”

画圣吴道之与终南山

吴道子（约685-758年），原名吴道玄，画史尊称吴生，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幼年家境贫寒，起初为民间画工，年轻时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后来漫游洛阳，开始从事壁画创作，名声更显。当时人将张旭草书、裴昉舞剑、吴道子作画称为“三绝”。开元年间，被唐玄宗召入宫中，以后为宫廷服务。

吴道之擅长画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尤其是佛道、人物。吴道之的一生，主要从事宗教壁画的创作。他曾于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中绘制了300多幅壁画，而且没有雷同，其中《地狱变相》最为著名。他的山水画也很著名。唐玄宗曾派他去画四川的山水，他没有打一张草稿，回来一气呵成。他的画具有独特的风格，所画人物衣褶飘飞，潇洒秀逸，被人们称为“吴带当风”。《天王送子图》是吴道之的代表作。这幅画描写的是佛祖释迦牟尼佛降生以后，他的父亲净饭王和母亲摩耶夫人抱着他去大自在天神庙朝拜，诸神向他行礼的故事。现存的是宋人李公麟的临摹本。终南山地区现存吴道之画作有

1．周至县仙游寺石塔上刻有吴道之画的诸佛塔。明代文学家，海内称“弘治七子”王九思（鄠县人）有记载。

2．《钟馗神威图》明代弘治庚申春三月，太原倥侗子重刊，唐吴道之囗筆。该碑石现为国家一级文物，鄠邑区祖庵重阳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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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旦园池：

苏旦园池：无考。依据《章惇题名碑》：“⋯（苏）旦、（安）师孟二君留终南。回，遂与二君过渼陂，渔于苏旦园池”，以及苏轼《渼陂鱼》诗，可知苏旦园地当在渼陂岸边，又有水流与渼陂水域相通的一处私家园池。

【问题讨论】苏轼、章惇游历过渼陂“空翠堂”吗？

  近来，有人撰文说：“苏轼多次⋯游历楼观，五郡城道院资圣宫、延生、大秦、仙游和草堂、渼陂空翠堂，与好友章惇同游草堂寺、食渼陂鱼，在古之户地留下了历史文人的足迹。” 

【笔者按】空翠堂创建于宋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其在苏轼、章惇等同游渼陂58年之后所建，显而易见，此说不能成立，甲辰年正月苏轼、章惇等同游渼陂是真，若说二人等游“空翠堂”之事是虚。

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为军需之计，于周至清平镇（今终南镇）设立清平军，旋改终南县，将涝水以西包括渼陂在内归终南县管辖。

据碑文其始建者为张伋，时为宋宣教郎知京兆府鄠县管勾劝农公事兼兵马监押。

原碑设立时的时代背景：

在金兵攻辽，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派人浮海去与金朝订立“海上之盟”与金夹击辽。宣和四年（1122年），自二月晦日（当月最后一天）至五月之朔，在废堂（其名，志书未载。）旧建此堂，张伋“乃以五日率诸联事，及邑居士大夫，置酒以乐之。是日也，小雨乍收，微风四起；岚光水气，相为氤氲。若烟之浮，若露之润。有见于簾楹轩槛间都，明灭变态，不一而止，是何清且丽耶。酒半，坐客共讽杜工部诗行，咸请以空翠名其堂。盖取杜工部诗中语“丝管啁啾空翠来”，且以志所见也。若以陂源之所出渼名之所，自与夫汗漫广大形势，瑰伟奇绝之游观，载在图经詠于诗史详矣，兹不复云。”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辽亡，同年十二月，金兵南下攻宋。由于以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者腐败无能，金军很快占领燕京，长驱南下，直逼汴京（今开封）。徽宗一面遣使求和，一面号召天下“勤王”，并下了一道罪己诏书，连忙传位给太子赵桓（钦宗），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带着蔡京、童贯等人，向南逃跑。金兵北撤，他又回到汴京。靖康二本（公元1127年)，与钦宗等被金兵所俘，后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宣和四年（1122）张伋所立《渼陂空翠堂》石碑，疑其毁于战火。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御史方公新以使事过鄠，知县王玮创修堂三楹，厨三楹，始具规模。次年为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吉日，知鄠县事冀协同石骅王玮，依照宋人张伋原文备录文重刻重立，即今现存《渼陂空翠堂记》明代碑石，圆首方座，高240厘米，宽85厘米，厚20厘米，碑文楷书，纵向排列19行，每行45字，碑文基本完整，两侧边缘略有残缺，鄠庠生囗囗书丹，兴平（囗囗）麟刻。该碑文张伋《渼陂空翠堂记》首句：“余昔时尝闻士大夫称关中多山水之胜，而渼陂在终南山下，气象清绝，又为最佳处。”被后世多有引用。

　　清雍正《鄠县志》书影 【图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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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都长安，中国佛教的肇源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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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名山僧占多，终南山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山中佛寺众多之景象，可谓：“山中佛国”。古诗有云：“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就是极其恰当的写照。终南山佛教的历史由来已久。秦岭北麓鄠县境内的白马招觉院（今西安市鄠邑区秦渡镇北庞村与南庞村之间，亦称：罗汉寺。今人俗称“庞寺”或“庞村寺”），是终南山历史最悠久的佛寺。佛有“三觉”，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此名取自白马驮经招引，恭迎佛觉之意而得名。佛教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传入长安之后不久，终南山就开始建立弘教据点，这就鄠县境内的罗汉寺，该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初年（58～61），初名白马招觉院，相传是摄摩腾、竺法兰到中国后，在这里传教的地方。它的建造时间比徐州浮屠祠（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以及我国公认的第一座佛教寺院河南洛阳白马寺还要早，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在这个意义上，白马招觉寺是终南山最早的佛寺，也是中国最早的佛寺。

　　中国最早的佛寺——白马招觉院 【图例28】

　　《敕建惠王行香院碑》 【图例29】

西晋大安元年（302）立石，在鄠邑区秦渡镇罗汉寺（行香院故址），该寺的最早前身，是始建于东汉永平初年的白马招觉院，它是中国最早的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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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草堂寺 【图例30】

　　草堂寺，位于鄠邑区东南15公里的草堂营村北。是佛教三论中的祖庭，中国最早的国立译经场。后秦弘始五年〈403）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在此讲译佛经，开创了我国大规模译经事业的新纪元。鸠摩罗什圆寂后，在宋代建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其寺中“草堂烟雾”被誉为长安八景之一。

　　新疆龟兹（疏勒）鸠摩罗什雕塑 【图例31】

鸠摩罗什传奇人生与草堂寺史略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场国家之间特殊战争。发起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能够请到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就是佛经翻译天才鸠摩罗什法师，他对中国佛教影响巨大，很多优美典雅的佛经，都是由他在陕西鄠县草堂寺翻译的。他被清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誉为“译第一流高匠”。他的再传弟子吉藏，创立了中国佛教八宗中的第一个宗派三论宗。

鸠摩罗什（344－413），公元344年，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父鸠摩炎出身于天竺(古印度）一个世袭宰相的贵族家庭，由于信奉佛教逃避做官来到龟兹，被聘为国师，并且跟龟兹国王的妹妹结婚。鸠摩罗什母亲信奉佛教。鸠摩罗什7岁时，母亲带他一起出家。他天资聪颖，在佛教上造诣极高。9岁时，母亲又带他去印度学习，师从佛学名僧盘头达多。3年以后，12岁的鸠摩罗什随母回国。在龟兹继续跟从名师学习佛经，渐渐地成为远近闻名的高僧。龟兹国王专门为他修建了寺院，鸠摩罗什每次讲经，西域诸国的王公们都长跪座侧，让他踩着肩背登上讲坛。随着他的名声越来越高，不仅西城各地广为人知，而且也传到了内地。

1．前秦帝国苻坚，作为一名忠实佛教徒，为了聆听出生在龟兹国的天竺高僧鸠摩罗什讲经，苻坚不惜向龟兹国发动一场战争。

公元376年苻坚灭前凉。苻坚要开拓西域。公元382年，前秦皇帝苻坚听到了鸠摩罗什的名声，相信高僧可以兴国，便派大将吕光征讨西域，将鸠摩罗什带回来。383年，大将氐族人吕光率步兵七万骑兵五千往攻西域诸国焉耆等。384年，吕光军攻克龟兹国兵和诸国救兵十万人，西域三十余国都来归附。吕光用骆驼二万余头带着西方珍宝、文物和天竺名僧鸠摩罗什东归，撤回到内地。386年占领凉州，都姑臧（甘肃武威县）时，吕光得知苻坚发兵九十万进攻东晋，在淝水之战被晋军击溃，前秦政权瓦解。前秦大将羌人姚苌杀死苻坚，建立后秦。吕光在半路上听到这个消息，于是便留在凉州(甘肃武威）一带割据起来，建国，自立为王，史称后凉。鸠摩罗什滞留后凉，一待就是十多年。吕光死后，诸子为王位互相杀夺。

2．后秦复兴关陇，打败后凉迎回高僧鸠摩罗什于鄠县圭峰下逍遥园

苻坚死后的关陇处于混乱之中。关中的鲜卑部发生火并，慕容冲及继立的段随相继被杀。慕容觊为主帅，率鲜卑40万人离开长安东归。走到山西闻喜时闻听慕容垂已建立后燕，就地驻扎不在向东，后被后燕攻灭。这一鲜卑离开长安后，长安空虚。屯聚北地的姚苌打败卢水胡郝奴，夺取了长安。于是姚苌在长安建国，国号大秦，建元建初，遵其父姚弋仲为景元皇帝。又立子姚兴为太子，同时改长安为常安，史称“后秦”。 在姚苌建立后秦的同年（386年）十一月苻登称帝，拥众10万，与姚苌在关中进行长达7年的战争。建初八年（393）姚苌死于征途，太子姚兴即位，改元皇初。几经征战，打败关陇劲敌，平定关陇。公元403年（通常多数认为401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64年修订本第二编第332页为403年，待考。）

后秦姚兴派叔父姚硕德攻破凉州吕隆，灭后凉，得鸠摩罗什。迎请鸠摩罗什到常安（长安），以国师礼遇；在长安近郊鄠县圭峰山下逍遥园（今鄠邑草堂寺）讲授佛经并主持翻译工作。史上最早在中国翻译佛经的是二世纪由西域来中国的安息（伊朗）人安世高和月氏（中亚）人支娄迦谶。四世纪时，道安法师从襄阳来到前秦都城长安，在他主持下译出了许多重要的经论。鸠摩罗什主持的翻译事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在后秦皇帝姚兴的支持下，在逍遥园建立编译场（国家编译机构）。姚兴皇帝还率群臣亲听鸠摩罗什讲经，“姚兴常于逍遥园引诸沙门听番僧鸠摩罗什演说佛经。起逍遥宫，殿庭左右有楼阁，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绳两头拴楼上，会日令二人各从楼内出，从绳上行过，以为神佛相遇。”【笔者按】此载中的“空中走绳”，似乎象今人之杂技表演中的高空“走钢丝＂，当为起会日开场助兴之举，足见逍遥园宫殿楼阁规模宏大和会日盛况空前。（宋敏求《长安志》），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与译经；罗什持胡本，姚兴执旧经，新旧对照，互相考校。由于鸠摩罗什尊崇佛法，拥有弟子5000多人，关中各州郡掀起传习佛法的高潮，十室九家信佛。自此开创了我国大规模译经的新纪元。鸠摩罗什于弘始三年至十五年（401－413）译经期间，四方义学沙门次第群集长安者三千人，其中有僧肇、僧睿、道融、昙影等号称“四时八俊”弟子，为其得力助手。据草堂寺碑载：“晉安帝元兴十二年为逍遥园 ”。【笔者按】“东晉安帝司马德宗在位时间为（397-418），其中：隆安（397-401）5年，元兴（402）、隆安（402）、大亨（402），元兴（2－3年）（403-404），義熙(405-418）14年。碑载有异，年号大兴存续累算不足4年，不存在十二年之说；若以在位第十二年论为义熙四年（408）。碑载时间差异不影响表达结果，时为逍遥园。鄠县境内另有两处地名与罗什有关，相传后秦姚兴皇帝曾率文武百官赴逍遥园（草堂寺）听罗什讲经，在沣河岸边遇浩荡河水阻隔，唯有渡船而过，自此之后此渡口称为“秦渡”，古长安城南历史文化名镇秦渡镇之名因此而来。余下镇罗什村，因罗什曾居地讲经，后建罗什寺，以寺名而得村名。民国二十三吴继祖《重修鄠县志》载：“寺内有净土树一本六株，俗传鸠摩罗什休憩于此，倒履中土于地，而生奇树，春华秋实，壳内结实似土，故名净土。”

僧肇，京兆长安人，东晋后期著名佛学理论家。他在此共译出佛经论74部384卷，代表作有《般苦无知论》、《物不迁论》等，鸠摩罗什赞扬“秦人解空第一者，僧肇其人也。”

为了使佛教在中国下层百姓中得到普及，鸠摩罗什译经不惜“口译秦语，曲从方言”，结果大获成功，据《晋书》卷117《姚兴载记》：“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罗什讲说佛经，沙门远近聆听者五千余人”，关中各州郡“事佛者十室而九”。鸠摩罗什在逍遥园译经97部425卷，创立佛教的“三论”、“成实”两宗。413年，鸠摩罗什感知自己大限将近，于是对众人起誓说：“假如我传的（佛教）经典没有错误，在我焚身之后，就让这个舌头不要烧毁。”鸠摩罗什不久，就在鄠县圆寂。他的形骸被火化后，只有舌头完好无损，成为舍利子，这也应验和证实了他的誓言。鸠摩罗什所译的中观宗学说，是中国佛教性宗的渊源，所译的《妙法莲华经》等和《成实论》又是后来的天台宗的和成实宗藉以建立的主要经典依据。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471－499）时曾在鸠摩罗什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屠（佛塔），访求罗什后裔。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世称大寺，非是本名，中构一堂，权以草苫，即于其内⋯⋯翻译佛典。故名草堂。固古来名胜之地，迹近终南，形号龟背，水有太平、高冠以毓其秀，山有紫阁、圭峰以显其灵，列乎八景之中居乎名区之首”。此记载对草堂寺得名及所处自然环境特色“山环水抱，龟背雄居＂作了画龙点睛之描述。草堂寺东临沣水、南依终南之圭峰、观音峰、紫阁峰。三座山犹如一把太师椅之靠山，草堂寺雄居中正之位而端坐其上。紫阁峰旁高冠峪和太平峪口流出两股清流若襟带蜿蜒北去交汇而汇入沣河，空间上围成寿龟之形，山形水势，自古为关中佳胜之地。清人朱集义有诗赞美：“烟雾空蒙叠嶂生，草堂龙象未分明。钟声缥缈云端去，跨鹤人来玉女迎。”

【笔者按】此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之载为草堂寺“草堂”之名之出处，也是草堂寺名列长安八景之首之较早的记载。初始“逍遥园”儒雅之名取自老庄《逍遥游》；而后世沿用草堂之名乃取鸠摩罗什法师于夏日居草堂下纳凉避暑以译佛经之意；唐改栖禅寺，是因圭峰定慧禅师栖居住锡于草堂寺著《禅史》这一伟大功绩而纪念之作。以至蒙元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大元至正十二年（1352）立《宗派图》碑，记其佛教弘法精进史时，“逍遥园、草堂寺、栖禅寺＂三名并列于碑文之首。纵观其沿革，实为一也，盖各有侧重矣。

唐太宗李世民幼年患病，曾请这里僧人诵经驱邪。据明人赵崡《石墨镌华》著录草堂寺石刻中记载：“唐高祖李渊为郑州刺史时，曾于隋大业二年（606）正月初八日为男世民（按，是时太宗才九岁）目患来草堂求佛，蒙佛恩力，其患乃捐，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弟子合家大小福德兴足，永无灾难，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唐太宗即位后，亲赴逍遥园（草堂寺）参拜报恩还愿，曾笠寺留有一首颂诗碑，表达对鸠摩罗什极为尊重和虔诚的心情。诗曰：

“秦朝朗现圣人晨，远表吾师德至灵。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译经。文含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堪叹逍遥园里事，空流明月草青青。”此诗石刻碑廊有存。

按草堂寺碑载：“唐宪宗元和中改为草堂寺。”元和（806-820年）为唐宪宗（李纯)年号。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禅宗著名高僧宗密曾在此修行主持修葺，大振雄风，故更名栖禅寺（棲禅寺）。按草堂寺碑载：“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加封寺僧宗密为定慧禅师。”唐宣宗李忱追谥其为定慧禅师。

按草堂寺碑载：“宋乾德四年（966）重修，改为清凉建福院。”（乾德为宋太祖赵匡胤年号）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俗称：八宝玉石舍利塔）。该塔高米，8面13层，用砖青、玉白、乳黄等各色，来自西域大理石镶嵌，以精美的浮雕纹饰和佛像而著称。

塔院西南角有一石碑，碑高192厘米，宽65厘米。碑额篆书《逍遥园大草堂栖禅寺宗派图》，大元至正十二年（1352）立，正文为楷书，记载自鸠摩罗什为首“八俊”始，唐代宗密为首的高僧人及知名信徒九人，其中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刘禹锡，宰相郑余庆、裴休等人名字，唐以降，五代至蒙元至正十二年止，悉数排列有21行484人。志其宗传甚详，弘法衍道，代有高人。宗派图是研究佛教史的珍贵史料。

明代赵崡（1569－1637），字子函，一字屏国，自号“中南敦物山人”。《游城南》载：“高观谷之西则草堂寺也，秦姚兴迎鸠摩罗什译经于此。原名逍遥园，唐僧宗密居之，为草堂寺，今名栖禅寺，殿后有圭峰定慧禅师碑，柳公权篆，裴休撰书。圭峰定慧禅师者，宗密也。⋯⋯寺前揖紫阁峰、东观音山，西圭峰，如屏环，而圭峰独壁立，亦曰笄头山，又曰鸡头。⋯⋯东南一小峰，峰顶有寺曰圭峰寺。”【案】赵涵说：“原名逍遥园。”曹尔琴注：“今草堂寺所在地虽是逍遥园故址，规模已狭小，不能与当时的逍遥园相比。

“清雍正十二年（1734），加封僧肇为大智圆正圣僧，改为圣恩寺。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僧寂法复重修。今寺侧有禅宗世系碑，志其宗传甚详，宏法衍道，代有高人。为海内名刹之一。”（《草堂寺碑》）清末，由于战乱不已，寺院被毁，胜迹所剩无几。

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著《长安史迹考》载：“今寺址仅余‘草堂营’田圃中之一小刹，虽不能见当时逍遥园之殿堂，惟其天然形势？犹无变更。虽带茺芜之凄景，然于观音山，圭峰、紫阁山等屹立之间，加以丰谷、子午、高观潭等之奇胜，洵增雄大之景色不少也。今草堂寺，极为陋隘，仅有本堂与二僧房，由一贫僧守护之。僧则一方耕地，一方托钵于村落，示闻读经梵钟之声。寺周，半为田圑，半为草丛里，堂前有清碑一，明碑二，元朝钟一，及山门等。堂后堆积破瓦断强，唐代之尊胜陀罗尼经幢与圭峰定慧禅师宗密碑，胥在其间，惟宗密碑己折为二。在本堂之内外辟间，宋元人题名其上者甚多。由此类遗物及周垣旧迹考察之，得见往昔草堂寺之盛况焉。”

《妙法莲华经》流传到日本后，成为日莲宗的主要经典。1982年5月，以日本佛教会会长、日莲宗管长金子日咸和日莲宗罗什显彰会会长松井大周为首的代表团来到草堂寺，隆重举行了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像开光法会和秦安揭幕仪式。

四句偈

【东晋】鸠摩罗什 译（344－413）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应作如是观。

　　鸠摩罗什楠木雕像 【图例32】

　　《妙法莲华经卷第五》（书影）【图例33】

菩萨四弘誓

［东晋】鸠摩罗什 译

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

——选自《妙法莲华经》

　 【图例34】唐太宗李世民（599一649）

据草堂寺唐高祖李渊《为子祈疾疏》碑载：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李世民6岁时，患眼疾，其父李渊时为郑州刺史，慕名前来草堂寺，为子李世民祈福。李世民即位后，前来草堂寺还愿而作此诗作，虽未收录于《全唐诗》唐太宗李世民名下，但后世在评价这首诗时，从该诗所体现出来的气魄与胸怀看，似有大唐天子的风范。本文终南山词条一节收录有唐太宗李世民《终南》诗作，可作延伸阅读，进行相应的比较。

《唐太宗赞罗什法师碑》

秦朝朗现圣人星，远表吾师德至灵。

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翻经。

文如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

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

附录：唐高祖《为子祈疾疏》碑文及简介

据【明】赵涵《石墨镌华》【清】杨震方《碑帖叙录》和民国二十二年《重修鄠县志》均载唐高祖《为子祈疾疏》一碑文或简介，其内容大体一致。该碑为隋大业二年（606）正月八日刻，高一尺六寸，宽一尺四寸，共9行，每行9字。今录县志所载疏文为“唐高祖李渊为郑州刺史时，曾于隋大业二年(606）正月八日为男世民（即唐太宗）的目疾来草堂求佛保佑，发愿供养”。

谢志安先生著《翰墨心声》第304页说：“该碑石早失，现在草堂寺圭峰碑之碑阴下方刻有此疏文，系元代重刻，字迹平庸。但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推知在隋代仍以草堂名寺和当时寺中佛教的活动情况，如寺名声不大，怎么能吸吸引郑州刺史远到为子祈福。”

印本所录碑文时间相互有差异，笔者近来查阅《毛凤枝金石学著作三种》第232页录文：鄠县“《李渊为子祈疾疏》隋，正书大业元年十一月，宋人重刻。存。全文见《金石萃编》。今在鄠县草堂寺，係宋人重刻字跡平庸，无足觀也。又有《大海寺造像记》正书，在河南滎阳县南寺，亦係渊制，为世民造像求福者，係原刻，字類欧阳率更，可寶也。” 在此以备参考。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 【图例35】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建筑年代考

作者：人文秦岭之山野村夫

概况：鸠摩罗什于东晋时后秦姚兴弘始十五年（413）四月十三日圆寂，终年70岁。今寺内西侧有建筑年代无考之“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石色灿烂，玉润夺目。据志书记载，塔石为西域所贡。塔高七尺八寸，八面十二层。用玉白、砖青、墨黑、乳黄、淡红、浅蓝、赭紫及灰色纯玉石雕刻镶拼而成，故称“八宝玉石塔”。整个塔身工艺技巧精妙绝伦，堪称稀世之珍。2001年6月25日，鸠摩罗什舍利塔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建筑年代考证

有关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建筑年代，迄今为止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鸠摩罗什圆寂后，随机在此建塔，时间为东晋姚秦时朝。

第二种说法：在唐代。

第三种说法：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曾于清末（1906一1910）年在西安讲学期间，游历考察西安周围历史遗迹著有《长安史迹考》，对该塔进行过详细考察比对，认为“此塔当系筑造罗什寂后三四百年之间者也。”

第四种说法：为宋代权邦彦侍，亲来礼而偈言“丁酉仲秋晦”日。

一、此塔目前基本状况、巜方志》记载及学者亲历采访疏理：

（ 一）此塔目前保存状况：原有塔顶尖，已遗失，实测高度2．46米。底座呈正方形，每边长约1．7米，周围刻出16组浅浮雕图案。一层呈圆状，沿盘面浮雕出须弥山及佛像、瑞兽等图案；二至四层亦均呈圆盘形，依次雕出水波、流云、蔓草花、四层圆盘上承托八角形塔身，塔身雕刻出倚柱、阑额、板门、直棂窗等；塔顶层雕出四局攒尖顶式样，屋面刻出晕脊、瓦陇、檐口做出仿木椽头；塔刹部分由须弥座、仰覆莲及扁圆宝珠等构成。整个塔体比例匀称，雕琢精致细腻，选型精妙绝伦，堪称稀世之珍。

（二）明代至清代访古亲历者的采访记述及《方志》记载疏理：

明赵崡《游城南》曰：“⋯⋯有鸠摩罗什葬舍利塔，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长安史迹考》曰：“其实亭已于数年前改筑，非宋代物矣。”

清《鄠县志·古迹》记载：“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在草堂寺内。按塔高七尺许，八面十二级。其石《旧志》称西域所贡，上覆以亭。发回之乱塔顶毁于贼。后寺僧以山石补之。今其下层亦多毁损。上刊鸠摩罗什之舍利塔。权邦彦侍亲来礼而作偈言‘丁酉仲秋晦字’。塔西南面题有‘孙阳来’三字，其铭词录入金石。”

日本学者足立喜六经实地考察在其专著《长安史迹考》载：“按题铭中之权邦彦，为北宋末南宋初之人物，彼尝以能书闻于世（《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四）。

苟为丁酉，则可视为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以舍利塔来礼者。其前已建塔，自不待论。若就塔之雕刻考察时，其艳丽精致之趣味，确系盛唐作品。试举例证观之，盖下阴刻，为六朝以来所行者，惟乏六朝之简朴与初唐之雄丽，而稍嫌烦琐。圆台上之山形，与在西安府碑林之玄宗石台孝经（天宝四载九月，745年）碑冠上之山形，完全相同。且云台蔓草模纹之浮雕亦与该碑冠所刻者属同一形式，惟孝经碑冠更为雄壮。又此与会昌元年（841年）十二月所建玄秘塔碑碑冠上之云形浮雕相较，发现甚多一致之处。综合前述之推察，则此塔当系筑造于罗什寂后三四百年之间者也。”

二、笔者根据史料及相关记载，采取逐项排除法，确定第四种说法是可信的，当为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建造，事实与理由如下：

第一种说法“鸠摩罗什圆寂之后，随机在此建塔，时间为东晋姚秦时期。”此说不能成立，应予以排除。

事实与理由如下：后秦姚兴和前秦苻坚宣帝一样，都是好宣帝，心怀统一梦想的人。姚兴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国力出现富强局面遂开始对外扩张，据杜文玉主编《陕西简史》第205-206页载:“首先轻取后凉，降服仇池杨氏，尽占河西陇右之地。在东方，后秦攻占河东、洛阳、继而迫使淮、汉以北诸城纷纷请降。东晋桓玄及刘裕专权时期，都遣使与后秦通和。随后又逼迫蜀王谯纵纳币称臣。关东拓跋鲜卑的北魏兴起时，姚兴积极准备伐魏。后秦弘始四年（402），姚兴遣兵将进攻北魏。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亲率大军扺御，后秦战败，但北魏军队亦不敢进攻。4年后，拓跋珪与姚兴和好。姚兴统治后期，受到来自北方的匈奴赫连勃勃的不断挑战。姚兴也多次调兵遣将征讨赫连勃勃，但皆未成功。晚年时，诸子争立，朝政不稳。本来姚兴已立姚泓为太子，但又宠爱姚弼。弘始十六年（414年）姚兴患病，姚弼招聚党徒藏于府邸，想阴谋政变，未果而被姚兴免职。次年（415），姚弼又想发动政变，被姚兴赐死。不久姚兴病死。太子姚泓即位。姚泓决意惩治姚弼党羽，杀姚愔，又令从弟姚恢杀姚弼党羽安定太守吕超。不过姚恢也非良善之辈，他也有争夺帝位之心，暗中准备力量。不久，北地太守毛雍反，姚兴之子姚宣借机发动叛乱，冲击长安，被平定。接着平阳胡数万反，赫连勃勃也乘机进攻陇西，安定等地。这些威胁虽被姚泓一一化解，但后秦政权的内斗和相继叛乱的混乱局面，使姚泓疲于征讨，国力日衰。后秦永和二年（417年），东晋刘裕北伐，蒲坂姚㦤、安定姚恢也相继起兵，威胁长安。姚泓内外交困，刘裕趁乱攻入关中，夺取长安。姚泓投降，后秦灭亡。”

结论：鸠摩罗什413年圆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造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显而易见是难以实现的。故第一种说法，不能成立。

第二种说法认为鸠摩罗什舍利塔为唐代所建，理由是从该塔建筑风格，为唐代建筑风格格而言的，此种说法仅从建筑风格上讲无疑是对的，但其缺乏相互印证史料支持，不应以偏概全，就确定其是唐代所建；若以此定论，显而易见，有失偏颇。

第三种说法，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理由是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虽对该塔实地考察且与唐代碑刻进行详细比对，对其雕塑风格予以确认，但划定的年代范围则认为：“此塔当系筑造罗什寂后三四百年之间者也。”时间跨度大，没有确定出准确时间，说明事实根据不足,尚不充分。 笔者认为第四种说法，为“宋权邦彦侍亲来礼而偈言⋯丁酉仲秋晦”日，可从。

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自隋唐时至北宋宋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年(1101），作为“镇寺之宝”地标性建筑，唐诗、宋诗词、方志、文献、碑石等均无此塔历史纪录，说明此物不在这一时间范围。

1．据草堂寺石刻所载，隋大业二年（606）李世民患有眼疾，李渊曾于草堂寺请僧人诵经驱邪。公元625年李渊在国子监宣布：天下三教，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李世民即位之先，李世民秦王集团与李建成集团争夺皇位时，以佛教释法琳为代表政治站位不准，支持李建成集团，道士王远知支持李世民，随李世民夺取政权成功，道教再次占到上风。李世民即位后，为还愿，坊间传说旌旗凛凛，秦琼、敬德两开国大将军护驾，驾临草堂寺参拜，今草堂寺周围许多村名，唐旗寨、万军寨草堂营、官亭营、上草（场）、下草（场）⋯皆与此事有关，以现存文化遗迹，足以印证当年壮观场面。 寺中有金代重刻《唐太宗赞罗什法师碑》存世，此诗虽未见收于《全唐诗》，但大唐天子风范气度胸怀犹在。对于草堂寺来说，当朝天子此次造访，花开得大而实事少矣，没有带来发展的历史机遇。则天皇后在位期间，大力支持佛教，并利用佛教扩充其政治势力。华严宗的圆融思想与时俱进颇能表现盛唐时博大雄浑和涵容万象的大唐气势，华严宗特别受到朝廷的欣赏支持。唐玄宗时以梦老子玉像为名改宗胜宫为宗胜观，楼观台作为皇家道场，具有登峰造极的地位。

2．唐宪宗元和年间，唐宪宗敕令重修草堂寺，宗密禅师在此弘扬佛法，被称为草堂寺中兴时期，草堂寺才有了大规模的修葺。

3．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武宗柴荣。

4．唐懿宗崇佞佛教，公元873年从法门寺迎佛骨，规模超过宪宗。七月十六日“疾大渐”，史家评价：“佛骨才入于应门，龙已泣于苍野。”意思是说懿宗迎佛骨刚刚进门，载着他灵柩的丧车就已伴着众人的哭泣到了墓地。

5．宋朝初，乾德四年（966）朝廷对草堂寺进行大规模重修，改称“清凉建福院”。现存《重修清凉建福禅院记碑》碑额，碑身无存。《金石萃编》有录文记：“南连远峤，尽为常住之域，北接长河，悉是伽蓝之地。”碑载：唐昭宗时至后周世宗朝，六十多年两次修葺史实。清凉建福禅院之名改于何时，尚无记载。

（二）从该塔设计意念、抗金名臣权邦彦题款年代丁酉仲秋晦等综合研判，确定其为宋徽宗时期的产物，该塔的最初设计者疑为当朝皇帝艺术大家赵佶。

事实与理由如下：

1．绘画设计的原则是意在笔先，该意念设计，大胆超前，直奔主题，牢牢抓住了艺术设计的灵魂，赋予了艺术生命力，暗合罗什思想精神不朽之意，规制设计巧妙，为十三级八面体“灯塔式”建筑，有指路明灯寓意，它是凝固的音乐，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最具艺术魅力的风雅颂。而宋辽金对峙之际，抗金名臣权邦彦所留偈言诗句“翻经明佛旨，圆通並祖灯”之意与之相呼应，说明作为徽宗皇帝近臣侍从权邦彦是此设计的参与者或知情者，因为文字是（设计）语言的表象。石为山之骨，水之床，这八种色泽的石材疑来自于罗什法师一生弘扬佛法所经历的八个主要地点，最后来到八水绕长安的终南山圭峰下，是其佛教东渐史上鸠摩罗什心路历程，由此开创我国大规模译经事业的新纪元，其如圭似玉的思想巅峰的真实写照，气韵上是一种升腾之势。屋脊四坡分流，下八角八面设计，寓意“什门八俊”将其佛学思想远播，若灯塔照耀四面八方。塔尖虽于后毁坏，是其镶嵌有珠宝，故遭贼之黑手。今虽不知其形和高度，但可推测，其塔尖之形当为方柱或圆柱之形，渐次是否收缩，不得而知。其塔高度约为全塔总高的1/7，约41厘米。预计原塔总高度为：246十41＝287（厘米）。这种中西合壁，设计元素悉数运用到极致，刚劲笔直的线条与柔美曲线完美结合，方圆自然过渡和谐得体，妙造自然，巧夺天工，端庄秀丽，八面玲珑，当为“天之傑构”，堪称宋代营造法式的典范。格物致知，如此高超的设计，一定是出自艺术大家手笔，这一手笔非徽宗皇帝莫属 ，或者以他为首的翰林画院设计团队。说到此，笔者感言，艺术大家天之骄子徽宗皇帝，若能将其用于治国理政，那怕一丁点，大宋王朝也不会如此积弱。故事有假设，历史没有假如。

今天南方苏州等地佛教建筑、日本佛寺建筑以及今人之汉唐风韵建筑门庭前石灯中，都能找到这种中国汉唐风韵外观设计的影子，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建筑史一大贡献。现代建筑大师张锦秋，将这一中华优秀文化思想，作了很好继承和发扬。

2．横向比较，它与扶风法门寺宋徽宗赵佶曾亲题“皇帝佛国”匾额时间上一样，当为宋徽宗在位时期。从权邦彦拜偈诗碑文竖行排列共63字，“侍”后有意识留空三个字，行文上开了一个“小天窗”，然后是“亲来礼”三字，有人将“侍亲来礼”结合一起解读为“陪着他父亲来事佛求福，因而作了这首诗。”这种理解不符合当时历史背景，北宋王朝在与西夏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之时，东北地区兴起了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为了灭辽，宋金联合起来，结成“海上之盟”。然而，正是这场对辽的共同战争，使得金人看清了北宋政权内部的腐败与虚弱，从而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宋战争，并一度进逼到京师汴梁。笔者认为：空三字，这三字当为尚不确定的人名。但他一定是“侍从”的对象，其级别一定相当高，为“国”字级别。是建塔之时，特意预留的空缺。这一工程当是当朝皇帝宋徽宗旨意下的朝廷重点工程，是宋徽宗安抚百姓，笼络人心转移视线，缓和阶段矛盾，出于政治考量下的政治产物。权邦彦是侍从，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权当举其个人之力，无法完成这一政治尖端工程的。“三藏“，佛典经、律、论。仲秋，秋季之第二个月，即阴历八月。晦：每月最后一天。塔之西南有后人“好事者”孙阳，来此一游，留迹“孙阳来”三字，与历史史实无关。碑文“小天窗”的出现，成为悬案，北宋王朝大幕虽早已从战火中落下，徽钦二帝被掳北去，客死他乡。但此窗口，却独留窗口守黄昏，诉说着曾经的过往，永远难以补白的历史悬念。

　　佛道之间的利益斗争由来已久，北宋徽宗朝，当时敕令天下僧人为道士。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之《泗州浮屠下僧伽像条》对此有生动的描述：“泗洲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时，改僧为德士，僧皆顶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于像上，忽天地晦冥，风雨骤至，冠裂为两．飞坠于门外。举城惊怖，莫知所为。守遽谒拜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强。’遂止。”见【宋】蔡绦、曾敏行撰《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李梦生、朱杰人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虽力从道教，敕令天下僧人为道士，但也有例外，对扶风法门寺题匾“皇帝佛国”便是例证。与此同时，敕建“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之舍利塔”当为徽宗时之产物，是其对艺术的又一大贡献。

苏轼、章惇等治平元年（1064）游历草堂寺，此塔尚未建造，故志书无载。

　　【北宋】宋徽宗赵佶（1082－1135） 【图例36】

“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宋徽宗

宋徽宗，名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弟。母为钦慈皇后陈氏。宋元丰五年生，南宋绍兴五年卒，终年54岁。即位前，神宗曾授予镇宁军节度使官方衔，受封宁国公。哲宗即位，又封遂宁郡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又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封为端王。五年，加司空，改昭德、彰信军节度使。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病卒后，章惇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皇太后认为他有福寿相，且仁孝，坚持立他为帝。赵佶是年即帝位。时年十九岁。公元1100年－1125年在位。国亡被僧受折磨而效，终年54岁，葬于永祐陵。

即位初，向太后（神宗后）摄政，重新起用旧党人物。即位次年，徽宗亲政，又起用蔡京等新党人物，并定司马光、文彦博等百人为“元祐奸党”，定章惇等为“元符党人”，立党人碑于端礼门。在位期间，宠信宰相蔡京、王黼和宧官童贯、杨戬等人。这些宠臣互相结托，狼狈为奸，贪污横暴，滥增捐税，取媚于徽宗，把朝政引上极端腐败的道路。徽宗一意纵情享乐，兴建华阳等宫殿。为集中奇花异石于首都开封供其观赏，崇宁四年（1105），在苏州设立“苏、杭应奉局”，向东南各地人民搜刮花石竹木和珍异物品，由朱勔主持其事。应奉局把搜刮所得用船运往开封，称为花石乡风。徽宗还迷信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并大修道教宫观、设置了道官二十六等。使其与政府官吏同样领取俸禄。由于官俸和兵饷增多以及奢侈浪费，国家财政亏空严重。为弥补财政赤字，于政和元年（1111）在北方设“西城括田所”，前后掠夺民田三万四千多顷，更激化了阶级矛盾，相继爆发了宋江、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金兵攻辽，徽宗于宣和二年(1120派浮海专与金朝订立“海上之盟”与金夹击辽。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辽亡。同年十二月，金兵南下侵宋。由于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者腐败无能，金军很快占领燕京，并长驱南下，直逼汴京。徽宗一面遣使求和，一面号召天下“勤王”，并下了一道罪己的诏书，连忙传位给太子赵恒（钦宗），自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带着蔡京、童贯等人，向南逃跑。金兵北撤，他又回到汴京。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与钦宗等被金兵所俘，后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徽宗在政治上极端昏庸，书法、绘画艺术上均有较深的造诣，却颇为不凡。他的正书称“瘦金书”也写狂草，传有正书及草书《千字文》等书迹。绘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尤长花鸟画，存在的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等图。他还广收古物和书画，又广集画家，扩充翰林图画院，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葬永祐陵（今浙江省绍兴东南35里处）。

庙号 谥号 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示孝皇帝

年号 元得 1100年正月—十二月。沿用哲宗年号。

建中靖国 1101年。元年辛巳。

崇宁 1102年一1106年，元年壬午，历五年。

大观 1107年一1110年，元年丁亥，历四年。

政和 1111年一1118年十月，元年辛卯，历八年。

重和 1118年十一月一1119年二月，元年戊戌。历二年。

宣和1119年二月一1125年元年己亥,历七年。七年十二月钦宗即位沿用。

《帝鉴图说·狂愚覆辙》【明】张居正

《上清道会》

宋史纪：徽宗幸上清宝箓宫，设千道会，且令士庶人听林灵素讲经。帝为设幄其侧。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媟语，上下为大哄笑，无复君臣之礼。又令吏民诣官，授神霄秘箓。道箓院上章，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应奉花石》

宋史纪：徽宗性好花石。朱冲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帝嘉之，岁岁增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又置应奉局于苏州，命冲子总其事，于是搜岩剔薮，幽隐不遗。凡士遮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入其家，用黄帊覆之，指为御物。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斫山辇石，程督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民预是役者，多破产或卖子女以供其需。

《任用六贼》

宋史纪：徽宗在位，承平日久，帑庾盈溢。蔡京为相，始倡为“丰、亨、豫、大”之说，劝上以太平为娱。上尝大宴。出五盏玉卮以示辅臣曰：“此器似太华。”京曰：“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上曰：“先帝作一小台，言者甚众。”京曰：“事苟当理，人言不足畏也。”由是上心日侈，谏者俱不听。京又求羡财以助供费，广宫室以备游幸。兴延福宫、景龙江、艮岳等工役，海内骚然思乱，而京宠愈固，权震海内。是时梁师成，李彦以聚敛幸，朱勔以花石幸，王黼童贯，以开边幸。而京为之首。天下号为“六贼”，终致靖康之祸。

　 【北宋】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例37】

在中国书法史上，宋徽宗独创“天骨遒美，逸趣霭然”、“如屈铁断金”的“瘦金体”。该画作上，有徽宗特有的“天下一人”签名花押，笔迹瘦挺爽利，侧峰如兰竹，传达着宣和时代特有的审美趣味。

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御苑中的奇石除宣和六十五石外，还存留一珍贵的御笔画迹《祥龙石图卷》，它是《宣和睿览册》中幸存之物，宋徽宗亲笔题“御制御画并书”。此石是置于御苑中环碧池之南芳州桥之西，与胜瀛相对的一块太湖石，“其势胜涌若虬龙出，为瑞应之状，”该石既突出了石体的纹理，又极似斑斑龙麟，太湖石之瘦、皱、漏、透特征与祥龙石之雄壮、吉祥、端应寓意巧妙结合，并兼而有之，十分典型地凸显出御苑奇石的姿态、韵味之美，故宋徽宗亲题诗文以纪。

　　【宋代】权邦彦（1080－1133）抗金名臣。被称为“文武权公”。

　　【图例38】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铭文）

【碑文考录】

正文楷书阴刻，竖行排列计7行64字。

经笔者考录得知，碑刻年代为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

原文如下：

如翻當大

何译年士

生明罗入而邦鸠

别佛八东作彦摩

派旨俊土偈侍罗

言 什

南圆尽姚丁 之

北通是秦酉 舍

强並诘喜仲亲利

分祖三服秋来塔

明灯乘膺晦礼权

　【图例39】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铭文）

　　【北宋】宋钦宗赵桓（1100－1161）北宋末代皇帝。

徽、钦二帝与“靖康之难”

　　宋钦宗，初名亶，后更名烜，又改桓。是徽宗长子，母为恭显皇后王氏。宋元符三年生，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卒。终年六十二岁。

即位前，受封韩国公，又进封京兆郡王。大观二年（1108）进封定王。政和五年（1115）立为皇太子。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在金兵大举进攻中接受其父徽宗的禅位，即皇帝位。时年26岁。公元（1126－1127年）在位。仅在位一年零四个月。

即位初，太学生陈东上书请诛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六贼，钦宗从之，自是渐贬诛六人。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渡河攻汴京，驻守陕西等地的政府军和各地民兵迅速前来救援，一些农民军也把斗争锋芒转向金兵。由于军民纷纷要求抵抗，钦宗被迫任用主战派李纲保卫汴京，但仍遣使与金议和。答应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绢帛一百万匹，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向金屈辱求和。命康王赵构、张邦昌往金营。二月罢李纲等主战派，并下令宋城士兵不得向金兵放一矢、投一石。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开封数万军民上书请复纲职，反对割让三镇。钦宗被迫复李纲等人原职。李纲重新布置城防，军民奋勇杀敌。金兵不敢久留，一得割三镇诏书，便遣赵构等回，另以肃王赵枢为质，逐匆忙退兵。

金兵北撤后，同年四月南逃的宋徽宗回汴京。钦宗等认为天下太平，下令遣还勤王军，还迫使李纲离开都城。此时金兵并未停止攻宋，九月攻陷太原等地，十月金兵再度分两路大举南下。十一月，钦宗集百官议和战。又命康王赵构如金营议和，但至磁州不得行，逐至相州。金两路兵很快包围汴京。钦宗诏康王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让他统领援兵。但由于宋廷早遣还勤王师，金兵在无抵抗情况下破汴京。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废钦宗及太上皇徽宗为庶人。徽、钦二帝及后妃诸王公主等皆被诣送金营。三月，金立张邦昌为帝，国号楚，让其替金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四月，金俘徽、钦二帝及六宫皇族贵族官僚及技艺工人等三千人北去。北宋亡。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靖康之难”。后北宋二帝死于金朝。

庙号 谥号 钦宗恭文顺德仁孝皇帝。

年号 宣和 1125年12月。沿用徽宗年号。

靖康 1126－1127年四月，元年丙午，历二年。

　　鸠摩罗什第子僧肇 【图例40】

　 【图例41】 清世宗与草堂寺史

清世宗雍正皇帝自号圆明居士，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唯一大褝师。他非常看重僧肇和三论宗的成就。清雍正十二年（1734），鸠摩罗什弟子僧肇被雍正敕封为“大智圆正圣僧”，雍正敕令地方官择吉日举行加封和拜祭仪式，并让陕西省督抚为敕封名号制匾悬额，依圣旨将草堂易名为“圣恩寿”，将大殿改为大智宝殿。古书记载，他敕令地方官召集当地僧人“演鹫山之妙音，放龙宫之清风，宣银鼓于宝坊，转金轮于香地”。由此可见，此次草堂寺易名盛典规模空前而隆重。之后不久，又恢复使用旧名。

清雍正皇帝《敕封大智圆正圣僧禅师僧肇碑记》【图例42】

　草堂烟雾，古长安八景之一。【图例43】

　　草堂寺内有一口奇特的烟雾井，据《鄠县县志》记载“井中腰有石一块，相传昔时每见一蛇卧石上，辄有白气一股由井上腾，缭绕于省城西南，所谓草堂烟雾者此也”。这股缭绕于省城西南的烟雾，借助于西风和下山风的力量，向帝都长安飘去，并与其相连，形成古长安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

真正的烟雾，是由地热引起的，这股升腾上来的热气，再与周围的水气以及草堂寺上空缭绕的香烟混为一体。井上近世今人修建有一座古朴的敞亭，上有原中国佛教会长、书法家赵朴初题的“烟雾井”三字。

《早秋草堂山居》 【唐】温庭筠

山近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凋窗有日，池满水无声。

果落见猿过，叶干闻鹿行。素琴机虑静，空伴夜泉清。

《草堂》 【北宋】程颢

参差台殿绿云中，四面筼筜一径通。

曾读华阳真诰上，神仙居在碧琳宫。

《游终南山杂咏一草堂》 【北宋】李騊

入门修竹耸琅玕，坐久香风拂画栏。春色正秾双榆静，朝光初上一峰寒。

翠萦虚宫尘襟阔，冷静疏窗夜梦残，物外闲心殊未惬，殷勒重上白云端。

《宿草堂寺》 【北宋】薛嗣昌

驰车晚叩古禅林,乔森参天一径深。门外乱山连翠色,竹间流水漱清音。

幽怀暂喜来栖处,高士遗踪悉访寻。谁会宗风当日意,庭前苍桧尚青阴。

《草堂》 【元代】耶律中书

圭峰从此振吾宗,一火成空电影同。便请檀那速垂手,却教拈出草堂风。

【明代】诗人方新也描绘怡人美景草堂寺怀古诗句有：

“百亩闲云一草堂，千年坛殿郁苍苍。”

《草堂烟雾》 【明】李因都

万古风人地，南通尺五天。霏霏细雨色，独旁凤城悬。

《草堂烟雾诗》 【清】朱集义

烟雾空蒙叠嶂生，草堂龙象未分明。钟声缥缈云端出，跨鹤人来玉女迎。

《草堂烟雨诗》 【清】吴廷芝

烟雨空蒙障草堂，毗卢古刹放毫光。一乘慧业超三界，万斛明月照十方。

炉篆氲浮岚雾合，林崖香散野风凉。回廊细读圭峰纪，遥忆当年输墨章。

　 　圭峰山风光 【图例44】

　　汉宣帝画像 【图例45】

　　 🐉中国文化现象透视：奇山瑞峰话圭峰

 （一）汉宣帝与鄠县五床山国家祭祀

（二）圭峰与定慧禅师，文化的性格与智慧的力量

　 圭峰山，是秦岭北麓的一座文化名山，位于鄠县东南约17公里，在太平峪口西侧，海拔1498．2米，因山峰突兀峭丽挺拔，形如“圭玉”而得名，俗称尖山。民间谚语有云：“鄠县景，长安看。”

史上有两位重量级人物非常钟爱此山，一个是汉宣帝刘询，字次卿，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出生不久，“巫蛊之祸”爆发，祖父母及父母全部遇害，幸亏廷尉监邴吉照顾，方使牢狱中的他存活下来。刘询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社会下层，聪明好学，崇拜游侠，深知民间疾苦。昭帝英年早逝，没有子嗣，大将军霍光先是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又因其淫乱将其废掉，刘询这才得以继承皇位。刘询执政期间裁减用度，整饬吏治，惩治贪腐，轻徭薄赋，降服匈奴，囊括西域，出现了天下殷富，百姓康乐的繁荣局面，史称“宣帝中兴”。宣帝死后葬于杜陵。因其少时，其特殊遭遇而嬉戏流浪于关中民间，尤喜爱鄠杜（今鄠邑区、长安区一带）。即位后进行国家祭祀改革，将此此五牀（床）山列为国家祭祀之地，《汉书·郊祀志》有载：“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地位至尊，人神共享。宋代宋敏求《长安志》：“五牀（床）山在鄠县境。”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载：“五牀（床）山。《郊祀志》谓＂鄠有五牀＂即此也。”圭峰，紫阁峰等是汉代五床山国家祭祀地的重要从属之山。

另一位超凡的佛教大师宗密，乃华严四祖澄观晚年74岁时所收得意门生。他把圭峰作为的名字，以表达对圭玉瑞峰的敬仰；他觉海慈行，谱写人生传奇，将这座山峰与弘法的辉煌连在一起，使这座灵秀的山峰倍增几分神奇。圭峰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座纪念碑，而赋予神奇魅力，他的名字就是一种力量，这就是后来成为华严宗五祖的宗密。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宗密生于四川，其家本是豪门望族，但是早年父母就他而去，宗密在青少年时期熟读儒书，但总觉得这类书籍不能解决人生根本问题，转而在佛法中寻求答案。后来，他碰到了道圆和尚，宗密“问法契心，如针芥相投＂，于是在道圆门下出家，从此安顿身心于佛门，领受禅门心法。有一次，宗密在读了《圆觉经》后，豁然大悟，身心喜悦，将读经心得禀告道圆。师父对他说：“这部佛经是诸佛授于你的，要你弘扬圆顿之教。你去云游吧，不要在这个小地方停留下来，埋没你的天才。”

宗密在游学时碰到了四祖澄观法师的弟子灵峰上人，灵峰上人此时已重病在身。相见三日，二人已成忘年之交。灵峰把《华严经》及澄观的《华严经疏》和《华严随疏演义钞》传给他，不久便圆寂了。这三部著作让宗密觉得华严宗学说尽善尽美，解决了他心中的一切疑难。 华严四祖澄观（738一839）的《华严经疏》包含了华严宗的基础理论，内容很丰富，但不易读懂，但是是宗密只看了一遍就开讲了，而且所讲效果很好。后来，他又拜会了他的师叔神照禅师。神照对宗密大加夸赞，说他是“菩萨人也，谁能识之”。宗密在洛阳应信众的请求又第二次讲解《华严经疏》。信众里有个叫泰恭的年轻法师，被宗密的讲法所盛动，竟然砍断自己的一臂，以庆幸听到这么高深的法。不料这件事竟引起官方的追查，宗密在情急之下巧妙地报告官府说自己是“二京法主，三帝国师”澄观法师的门下。又怕官方到澄观处查问，于是宗密又写了一封信迅速送到澄观那里，并请求收为弟子。澄观法师看了他才华横溢又言辞恳切的来信，答应了宗密。第二年（812年），宗密就去长安拜见了澄观，此时，澄观已是74岁，宗密（780年生人）只有32岁。澄观见到宗密非常高兴，赞叹他说：“能跟随我游心于华藏世界的，只有你了！”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已经把宗密当作了能继承华严宗事业的门生了。

据《宋高僧传》卷五及《佛祖传记》载：澄观（738-839）系唐代僧人，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据说诞生时光明满室，邻居见到异象后都前来询问是怎么回事。11岁时，澄观就出家为僧了，他昼夜苦学佛教经论，据说读书能一目七行，日记万言。他一方面广学律、禅、三论、天台、华严各宗的教义，一方面还研究佛教以外的各种学问。澄观法师身体魁梧高大，双手过膝，声如洪钟。他曾四处参访和弘法，在四川峨嵋山礼拜普贤菩萨的时候，见过很多奇异的景象。38岁的时侯，大华严寺的住持请他讲解《华严经》。准备讲解的时候，澄观感到旧的《华严经》注解内容繁琐，意思也不完备，于是就发愿写新的注解。传说发愿后，他在睡梦中见到了一位金色的巨人，面向太阳站在群山之间。梦中的澄观准备抱住金人，没想到竟然一口吞下了金人。醒来后，澄观大喜，认为吞下光明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从此他为《华严经》写注的时候，下笔如有神助。4年以后，他的注解方才完成，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新疏完成后，大华严寺住持请求开讲，当澄观讲经时，天空出现朵朵祥云，聚留不散，人们都感叹景象殊胜和不可思议。

唐德宗时曾诏内殿讲经，后又诏令造《新译华严经》，澄观奉旨后于终南草堂寺编成十卷进呈，皇帝诏受“镇国大师”号，进入天下大僧录。贞元十五年（799）四月，在唐德宗生日的时候，又诏澄观在麟德殿开示新译的《华严经》宗旨，群臣会集，澄观开座说法，阐扬大经，宣讲经中妙义。讲毕，唐德宗默然不语，如同进入了很深的禅定。许久之后，德宗才缓缓睁开眼睛，唐德宗非常喜悦地环视群臣说：听了朕的师父为我开示佛法，“⋯能以圣法清凉朕心”自此又以“清凉”二字赐为国师之尊号。并赏紫衲方袍，朝廷大臣也都纷纷皈依澄观法师。据传：澄观在终南山草堂寺为新译的《华严经》作注解，在殿堂前，池塘内竟然生出五枝罕见的合欢莲华来，每朵莲华的茎都是三节，

草堂寺在北宋初年一度更名为清凉建福院，据乾德四年（966）《重修建福禅院之记》：“蒙本府以飞笺，奉皇牒而准旧⋯⋯红楼再建宛如蜃吐之形，绀殿重修屹若凤囗之势⋯⋯香厨正肃僧堂永洁”，碑文未及更名“建福”之来历，今人谢志安先生考：“宋人便以‘建福’来喻澄观弘法之功，又加以‘清凉’二字用作寺名，可能是借以纪念这位澄观大师之故。”澄观法师与法藏一样，备受皇室尊重， 他身历九朝，先后当过七位皇帝的国师。唐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都先后请澄观国师到宫内讲法，多次加封“僧统清凉国师”“大照国师”“大统国师等尊号，一时朝野闻名，天下人皆仰慕他的高风。澄观法师毕生讲述《华严经》达50遍，一生著述甚多，著作等身，现仍流传者总计达四百余卷。澄观的弟子中，宗密独得他的真传，最为杰出。

经过澄观法师的培养，宗密相继有很多著作问世，名声也越来越大。唐文宗曾请他入宫讲授佛法，深得文宗赏识，御赐紫方袍，并赠以“大德”称号，自此以后，宗密更显广受朝臣百姓敬仰。

宗密到长安时，认识了一些喜欢佛法的名士和官吏，如裴休、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出自豪门，但是宗密却从不慕虚荣。居京三年之后，他决定到终南山中隐居，而隐居地就在鄠县圭峰山。送别时，刘禹锡和白居易都依依不舍地写了送别诗，刘禹锡在《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谒河南尹白侍郎》诗中有“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东泛沦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的诗句，对宗密法师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相传，宗密法师在圭峰山修行时，月朗风清之夜，月光从两山对峙的山间穿过，照射一山崖壁，壁光又反射明月于潭中，顿时大彻大悟，故有：《普贤行愿品》清凉月《诗》赞：“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净，菩提影现中。”

笔者2016年山中采访，外来人口普查时，在金峰寺遇见一辽宁籍僧尼，询问此事，僧尼告诉我，她听老师父讲过确有其事，她原先在此圭峰山顶寺中住过多年，夏天时多人曾遇见过此景，也甚为惊奇，她听老师父说：“唐朝时，圭峰禅师因此而大彻大悟的。”笔者听后，惊奇之外而多了一些敬畏之心，自然与人文如此美妙！

唐宪宗元和年间，唐宪宗敕令重修草堂寺，宗密禅师常在此弘扬佛法，被称为草堂寺的中兴之时。大诗人白居易常在此向宗密法师讨教佛法，有《赠草堂宗密上人》诗存世。诗云：

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

尽离文字非中道，长住虚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

这一时期，宰相裴休成为了宗密最忠实的归皈弟子和好友。宗密应裴休的请求，写了禅宗思想史的著作《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裴休对宗密的佛学思想、实践体验和著作文章都深为推崇。不仅如此，裴休还为宗密的主要著作撰写序文，以助流传。 他虽为华严五祖，但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对禅学和初期禅宗史进行，总结性研究的佛教学者。著《禅源诸诠集》103卷，时人誉为“未曾有也”的《禅藏》。可惜此书两宋时佚散。仅有一篇《都序》，仍可清楚地看到唐代禅宗的变化的情况。

宗密的著作很多，总共有二百多卷，他的著作《华严原人论》，以华严学说为基础，把儒、释、道三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对后世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儒学的哲理化产生重大影响。关学代表人物眉县横渠张载，二程＂洛学＂、朱熹理学，皆从圭峰禅师《华严原人论》这一著作受到启示的，之后鄠县宋元时期全真教代表人物王重阳也是受此启发而对道教改造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华严宗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公元841年，宗密62岁时，安然圆寂。唐武宗追谥宗密为“定慧禅师”，唐宣宗大中元年（847）追谥“定慧禅师”，世称圭峰禅师。宰相裴休撰写碑文，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写碑文，为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之珍品。贾岛《哭宗密禅师》诗云：

鸟道雪岑巅，师亡谁去禅。几尘增灭后，树色改生前。

层塔当松吹，残踪傍野泉。唯嗟听经虎，时到坏庵边。

华严宗的教义体现了汉地佛教高层次的文化心理特征，非常适合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信徒们的胃口。那些性格豪迈奔放而富有浪漫气息的文人或思想先驱者对华严宗饶有兴趣。

　　圭峰山胜景：天然石生“仙人桥” 【图例46】

　　圭峰山胜境：仙人崖 【图例47】

　　圭峰山下让人费解的“圜丘”之谜 【图例48】

　　【学术探讨】《圭峰山下黄柏峪出山口“圜丘”的文化启示》

作者：人文秦岭之山野村夫

【笔者观点】圭峰山下黄柏峪口自然山形浑圆若丘，如图所示，高约60多米，类似《周礼•春官•大司乐》所说的“圜丘”，2013年笔者进行汉代鄠县五牀（床）国家祭祀地野外考察，曾游历于此。见此浑圆若丘之山形，颇感奇异，询问当地村民谓之：“龙丹（珠）”。而圭峰山，旧方《志》又有“龙头山”之说。笔者疑其为《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圜丘之上奏乐，“天神皆降”，施圜丘之礼，所祭祀对象并不指昊天上帝，而是天上诸神，故有“皆出”之文。郑玄注《礼记•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曰“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又于《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文下注：“玄谓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周礼•大司乐》曰“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

关于周代的郊祀之礼，在历史上曾有“郊、丘之辨”，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郑玄与王肃，郑玄认为：“郊”与“圜丘”是有区别的；王肃则认为：郊祀与圜丘是一回事。两人孰是孰非，此处不论。同时也不作讨论它是否或为＂泰坛＂之属，按《礼记•祭法》所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此“泰”，通太、通大。因《汉书·•地理志》有一错简，以下简称《汉志》将劳谷（今涝峪）出山口之谷口，一字之差，误作成谷口县（今礼泉县东北四十里北屯乡泾河出山口湾里高、湾里王村一带），导致《汉书•地理志》与《汉书•郊祀志》不一致，致使《汉志》此条形成错简淹没重大历史史实近二千年，乃天大的遗憾，此条错简当改。《汉书·郊祀志》载其事曰：“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原文21个字符，让祖脉秦岭之祖山鄠县五床山人神共仰之地，等到了21世纪，我们不能等得太久太久⋯⋯

欣逢盛世，未来可期。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已郑重宣布明年（2022年）将设立秦岭国家公园，以此为契机，期望未来鄠县五床山能够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摘取“金字塔”尖上的桂冠。

笔者今考：

劳谷祠：劳谷，今涝河。秦时在涝谷已设有山川祠，《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七条水量相对较小的河流，虽地位不如大山川，但因地近咸阳“天子之都”，祭祀规格得与名山大川比肩，仅无尝禾、醪祭之加礼。

五床山祠：五床山，今涝峪河至太平河间之山脉，若花“蒂”之形，古“蒂”通帝；床者，龙床。山脉山梁走势相对而言，较为平坦，若为床。而“花蒂之形”正立面又被南北走向的栗峪、皂峪、檀峪、曲峪、黄柏峪分割成五个花瓣状，又若手掌向北五指分出之形，但其各自花瓣皆与其南部东西为走向山梁相接，共同构成花蒂之形，郭家山之南为南北走向乾固梁，若之“梗茎”，又若人之手臂，向南延伸至冰晶顶（海拔3015M），气势磅礴，山以形胜，地位至尊，人神共享，其故名五床山。

日月祠：日月者，古之谓天齐公，其祠当为今之化羊庙，而化羊庙亦称天齐庙，二者一也。

五帝祠：五帝者，即东西南北中五方之帝，亦称五色帝。东方（青帝太皞）、南方（赤帝炎帝）、西方（白帝少皞）、北方（黑帝颛顼）、中央（黄帝轩辕），五帝祠地望虽暂不明确，但笔者初步考证，其疑似地望或与下列情形有关，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线索一：疑其在今鄠邑区石井镇栗园坡与曹家堡之间这一带。栗园坡村曹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土壕处，曾出有大砖砌成的地下排水渠道，疑其为古时宫殿遗址或重要建筑物遗址；并出有铜镜等物。1956年国家修建鄠县热电厂，在曹家堡工地，出土有汉代青龙、朱雀瓦当。从文物证据看，或为汉代五床山五帝祠瓦当遗存。又因此地临近曹家堡村西北汉曲逆侯陈平墓，瓦当遗存归属不明。

线索二：五帝祠地望疑与县境内古地名有关，原旧志方位标识图录中，东有朱雀寺（祠）、南有朱雀寺（祠）、西有白虎寺（祠）、北有玄武寺（祠）中灵山寺，五方之位相对应，“寺”与“祠”谐音，或许与此有关。近年来，在县城东五里兆丰桥村基建工地出土有大型玄武（龟和蛇的结合物）石雕，此处当为玄武寺（或祠）旧迹，石雕作品年代待考。

　 仙人祠：其址不详，但从圭峰山下乌桑峪天然形成的“仙人桥”、黄柏峪“仙人崖”以及黄柏峪口疑似“圜丘”地望，这些自然景点来推断，其址必靠近这此自然景点之原则，可以确认其一定在圭峰山下这一地带。

玉女祠：在今周至仙游寺旁玉女洞附近。成语“乘龙快婿”源于此。它与泰山玉女祠供奉对象有所不同，泰山碧霞祠供奉的是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娘娘。

鄠邑区涝店镇礼贤庄出土有汉代玉壁，当为汉代国家祭祀礼天之物。

《三辅黄图》：“属玉观在扶风（今鄠邑区境内）属玉水鸟似䴔䴖以名观也，又曰似鸭而大，长颈、赤目紫绀色，宣帝甘露二年十二月行幸萯阳宫属玉观（即渼陂西南台，今玉蟾台）”这一记载所反映的史实是：甘露二年（前52年）十二月冬至日，宣帝于鄠县五床山，进行国家祭祀，夜宿萯阳宫属玉观。

相传冬至大如年。冬至，就是冬至节。冬至前一日称为小至。古人把冬至看成节气的起点，《史记·律书》“气始于冬至，周而复始，”从冬至起，日子一天天长起来，叫做“冬至一阳生”。《史记·律书》：“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古人又认为：冬天来了，春天就要跟着到来。杜甫《小至》诗：“冬至阳生春又来。”

宋代宋敏求《长安志》：“五床山在鄠县境。”

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之二十六：“五牀山。《郊祀志》谓＂鄠有五床＂，即此也。”

明崇祯十四年《增补鄠县志》等均有记载，都确认汉代五床山国家祭祀的真实可靠性，勿庸置疑。

汉宣帝即位执政时期，进行国家祭祀改革，为何设新祠于鄠县，除鄠县独特山水人文佳胜环境外，这与宣帝早年特殊遭遇有关，他曾长期浪迹生活于民间，广思博学，足迹遍布三秦大地，深知民间疾苦；尤其喜爱“鄠杜”之地，即今鄠邑区与长安区之间，《汉书·地理志》曰：“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绿海，为九州膏腴”。同时宣帝热衷于首都长安附近立祠，又与他对祭祀与祥瑞的理解也有着直接关系。

　　【图例49】澄观

　　【唐】宗密（780－841）唐代著名高僧。 【图例50】

《普贤行愿品》清凉月

【唐】 宗密

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净，菩提影现中。

《赠草堂宗密上人》 【唐】白居易

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

尽离文字非中道，长住虚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

《赠圭峰禅师》 【唐】无可

绝壑禅床底，泉分落石层。雾交高顶草，云隐下方灯。

朝满倾心客，溪连学道僧。半旬持一食，此事有谁能。

　　 裴休（791－864）唐代著名宰相。 【图例51】

　　【图例52】 《圭峰定慧禅师碑》

唐大中九年（855）立石。裴休撰文并书，柳公权篆额 ，邵建初刻字。碑存于户是草堂寺。1979年确定为国家级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

碑螭首赑屃（bixi）座。碑额阴刻篆书“唐故圭峰定慧禅师碑”。碑高216厘米，上广97厘米，下广104厘米，厚33厘米。碑文正书，36行，满行65字。碑阴与两侧有宋人题记二十余则。碑身有横向断痕三道。《集古录》《金石录》《宝刻丛编》《弇州山人稿》《金石史》《石墨鎸华》《金石文字记》《天下金石志》《金石图》《关中金石记》《授堂金石跋》《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汉唐存碑跋》《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侯氏书品》《校碑随笔》《增补校碑随笔》《碑帖叙录》《善本碑帖录》《陕西金石志》《叙陕西通志稿》《陕西历代碑石选辑》俱有著录。三秦出版社影印出版《圭峰定慧禅师碑》帖。

　　【图例53】《圭峰定慧禅师碑》（拓片局部）

《传心偈》【唐】裴休

心不可传，以契为传；心不可见，以无为见。

契亦无契，无亦无无；化城不住，迷额有殊。

珠是强名，城岂有形；即心即佛，佛即无生。

直下便是，勿求勿营；使佛觅佛，倍费功程。

随法生解，即落魔界；凡圣不分，乃离见闻。

无心似境，与物无竞；无念似空，无物不容。

三乘外法，历劫希逢；若能如是，是出世雄。

——选自《景德传灯录》

　 【图例54】 【唐】柳公权（778－865）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幼年嗜学，12岁能为辞赋，由于擅长书法，被穆宗李恒召为翰林院侍书学士。穆宗曾问其如何运笔最佳，他说：“运笔在心，心正則笔正。”这句名言被后世传为“笔谏”。柳公权书法以楷书最著，与颜真卿齐名，并称“颜柳”。他上追魏、晋，下及初唐诸家笔法，又受到颜真卿的影响，在晋人劲媚和颜书雍容雄浑之间，创造出自已的风格，人称“柳体”。其遒媚劲健的书体，可以与颜书的雄浑宽裕相媲美，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称誉。

《帝鉴图说·论字知谏》 【明】张居正

唐史纪：穆宗见翰林学士柳公权书独爱之。问曰：“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

《 重游圭峰宗密禅师精庐 》 【唐】温庭筠

百尺青崖三尺坟，微言已绝杳难闻。戴颙今日称居士，支遁他年识领军。

暂对杉松如结社，偶同麋鹿自成群。故山弟子空回首，葱岭唯应见宋云。

《题我们峰下长孙家林亭》 【唐】韩　琮

赵国林亭二百年，绿苔如毯葛如烟。闲期竹色摇霜看，醉惜松声枕月眠。

出树圭峰寒压坐，入篱沙濑碧流天。明知富贵非身物，莫为金章堕地仙。

　　【图例55】草堂寺·圭峰山

《帝鉴图说·引衣容直》 【明】张居正

宋史纪：寇准为枢密直学士，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太宗怒起。准辄引帝衣，请复坐，事决乃退。太宗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图例56】 《云际池上亭》 【北宋】寇准

云际池上亭，晴光照泉石。暖觉岸冰销，静闻檐溜滴。

务简身暂闲，景幽心自适。极目终南山，圭峰微露碧。

　　【图例57】【北宋】司马光（1019－1086）

《司马温公家训》

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

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读。

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间，

为子孙长久之计。

此先贤之格言，

乃人之龟鉴。

　　【北宋】范仲淹（989－1052） 【图例58】

《岳阳楼记》（节录）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选自《范文正集》

　　范中淹（989－1052），字希文，祖籍邠州（今陕西彬县），后徙家江南，遂成苏州吴县人（今分属苏州吴中、相城两区）人，世称“范文正公”，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知府孙学士见示和终南监宫太保道怀五首因以缀篇（其四）

【北宋】 范仲淹

门外烟岚紫阁横，九衢风土更何情。篱边醉傲渊明饮。陇上歌随桀溺耕。

三乐放怀千古重，万锺回首一毫轻。鹏鹪共适逍遥理，谁复人间问不平。

《赠送广宣大师》 【北宋】范仲淹

忆昔同游紫阁云，别来三十二回春。白头相见双林下，犹是清朝未退人。

　　 范仲淹与张载相逢知遇故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中淹名句，公元1040年，范仲淹出任陕西招讨使指挥西夏战事。早在范仲淹在陕为官之前，仰慕圭峰禅师著述，他就曾与广宣大师一起游历紫阁峰、圭峰山，有《赠广宣大师》等诗作为证。“圭峰夜月”之名始于此，为范仲淹所云。

也在范仲淹在陕为官，出任陕西招讨使（1040)当年，张载看到朝廷腐败，积贫积弱，血气方刚的张载见朝廷在边患前无能为力，因此“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宋史·张载传》）。二十一岁的张载上书呈《边议》九条给范仲淹，内容涉及“择帅、择守、讲实、足用、省戍、清野、固守、因民、警败”等计谋。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宋史·张载传》），但他对年轻人却并不那么信任，所以对张载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宋史·张载传》），这对青年时代的张载来说是一次挫折，他因此放弃“谈兵”梦想，按照范仲淹的指示，改读《中庸》。不过，在攻读儒学经典时，他发现“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之后讲《易》于京师从者甚众，与程颢、程颐兄弟，“共语道学之要”，逐渐成为当时知名学者。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张载考中进士，时年37岁。曾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他在政事上主张“教化”百姓，以尊礼复古为名，企图缓和社会矛盾。他“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宋史·张载传》）”《横渠先生行状》云：“在渭，渭帅蔡公子正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并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贷于足，帑不能足，又属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军储数十万以救之。又言戍兵徙往来，不可为用。不若损数以募土人为便。”

张载的主张渐为朝臣尤其是所知，御史中丞吕公著便将张载推荐给宋神宗。公元1069年，宋神宗召见张载问计，张载“皆以渐复三代为对”。宋神宗很满意，说：“卿宜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不料张载见了宰相王安石后，对新政的大刀阔斧之举，提出异议，他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事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横渠先生行状》）王安石听后不高兴，张载因此只得崇义院校书官职，公元1070年，张载的兄弟张戬多次上书反对新法，又与王安石面争，被贬为司竹监。张载为示抗议，辞职回归眉县横渠镇讲学著书立说。他是在政治上一筹莫展的情况下退居书斋韵，大唐帝国那令世界羡慕的辉煌业绩一去不返，北宋政权的病入膏肓使他忧心如焚。他作为一名士人，只能以“体道”的办法来解释这难以解释的现象，只能以自己的认识去影响更多的人。凭借某种理性精神来指导个人的社会实践，来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去追求合理的理想境界。于是他在“约而能足”的生活条件下，“处之益安”，“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一书，其志道精思，未尝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闻者莫不动心有进。又以为教之必能养之然后信，故虽贫不能自给，苟门人之无资者，虽粝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经过反复思辩，他终于写成《正蒙》十七篇。他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横渠先生行状》）。他在其中尤其表达了个人追求目标，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蒙·近思录二》）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黄新亚先生在《三秦文化》中评价说“原来，他闭门深思，为的是追求一种真理，为社会提供一种理性精神，一种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力量。”

范仲淹引导张载读《中庸》，是否是范公门人、可追溯的学术渊源问题：

刘学智著《关学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第44页）：需要辨明的是，范仲淹导张载弃兵从儒而读《中庸》，能否成为张载是范公门人的依据，而以此追溯其学术的渊源呢？史确有其说。《宋元学案》卷首全祖望案：“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又说“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范仲淹）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出于这一种认识，《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全祖望补本）将张载与富弼、张方平、石介等编入“高平门人”。《宋元学案》校刊者王梓才亦明确将张载学术之源追溯至范文正公，在案语中亦说“横渠之于高平，虽非从学，然论其学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也”，仍坚持张载为高平门人之说。其实，对此说，古人早有怀疑，如《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附录》谓：“汪玉山与朱子书曰：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谓从学，则不可。”全祖望后来似亦承认这是一疑案，说：“张子之于范文正公，是当时固成疑案矣。”(《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八）对此，陈俊民说：“张载之学出于高平之说，原是全祖望、王梓才‘追溯’出来的⋯⋯范仲淹之所以劝张载读《中庸》》，是因为‘知其远器’，发现他在学术上可能有发展前途。知人善任，鼓励提携，这对张载进入理学活动，创立关学，成为著名理学家，诚然关系重大，但他们之间并无师承关系。⋯⋯既然前提是‘疑案’，‘追溯’的结论，当然难以成立。”（陈俊民著《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此说乃为的论。从张载的为学经历看，既非从学范仲淹，也非源自二程，而是自己“苦心得之”。《宋元学案》卷一八《横渠学案》下《附录》引朱熹说：“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与伊川异。”当然，其所得之者，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下，受到许多先贤的影响而成，不可能是独自冥想的产物，正如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时所说“张载学有本原”，但“本原”非就师承谓，而是谓其与前所述学术历史的背景及个人精思力学的经历有关，认为其学非无源之水也。

　 【北宋】张载（1020-1077） 【图例59】

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选自《张子全书》

“一生多在陕西关中横渠讲学，学者称横渠先生，在他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独特思想旨趣和风格的地域性理学流派，史称关学。”（刘学智著《关学思想史》）南宋时张载和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一同入孔庙而“列诸崇祀”。

　　 张载“关中之学”

关中号称“理学之邦”，“哲士挺生，代不乏人。”（见冯从吾《关学编》序，《关中两朝文钞》卷20《关中人物传》）。所谓宋明理学：指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宋明理学虽然是儒学，但借鉴了道教和佛家思想。“关学”乃关中之学，产生于北宋中期，关中关学知名学者云集，以眉县横渠张载为代表，其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什么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作为指导思想，研究儒学经典，发现了“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从来学者之大敝也。”为了既知人又知天，他“访诸释老＂，从佛、道自然观念中汲取精华，以审视诠释儒学，提出了新见解，“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恰好逢程颢、程颐兄弟，“共语道学之要”，张载因此而对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充满信心，他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他“尽弃异学，淳如也。问起从仕，日益久，学益明”，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哲学体系，提出“《易》与天地准”的“气本体论”，这个“气一道一性一心（思想）”的认识过程，是古代唯物论的进步。正是张载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结构，反映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进步水准。(黄新亚著《三秦文化》）张载著有《正蒙》十七篇、《西铭》等。公元1077年，在横渠讲学的张载奉命任同知太常礼院，他对政事已经不在意了，所以不到一年即告退，在回家的途中病死于临潼，最后归蒋于眉县横渠镇大振村迷糊岭下。

关学崇儒明道，学贵求实，精思力践，不尚空谈，在天文、兵法、医学以及礼制方面探索，卓有贡献，尤其是发展了西汉以来的地动说。长安李复坚持以“易说”立论，以“言气”明道，以“元气”为太极本原，发展了“天动地静”的辨证关系，被誉为张载学说的“独承”之人。北宋时期思想学派主要有三派，一派以王安石《三经新义》为基础的“新学”，二是以程灏、程颐兄弟在洛阳讲学组成的“洛学”，三是因张载讲学关中，从而产生的“关学。”明万历年间，御史长安人冯从吾在北京被“削籍”，回到西安后编成《关学编》，收录了自张载开始到明中期33理学家，注明他们都是陕西关中人，以示“横渠遗风，将绝复续”。并创关中书院；明末清初思想家李颙，周至县人；“大清理学名儒”王丰川，鄠县人；⋯都对关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宋】程颢（1032－1085） 【图例60】

《程颢初仕鄠县时间考》

作者：人文秦岭之山野村夫

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中山（今河北保定市定州）人，后从开封徙河南（今河南洛阳市嵩县程村，其陵在河南省伊川县城关程颢程颐陵园）北宋哲学家、教育家、诗人，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南宋时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人一同入孔庙而“列诸崇祀”。

关于程灏初仕鄠县任主簿时间的考证：

（一）第一种说法：多数认为初仕鄠县任主簿时间为：宋仁宗嘉祐三年戊戌年（1058年）

1.程灏门人杨时著《明道先生年谱》载：“嘉祐三年戊戌年调京兆府鄠县主簿。”

2.河南省濮阳县城关镇郭砦村程氏后代存放的《程氏世代宗谱》中载：“嘉祐三年戊戌，调京兆府鄠县簿。”

3.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卢连章所著的《二程学谱》中亦载：“宋仁宗嘉祐三年，调任京兆府鄠县主簿”。

（二）第二种说法：程灏在任鄠县主簿时，为鄠县周公姬旦后裔所作的《姬宗世谱录·程序》中却写到：“嘉祐庚子冬（即宋仁宗赵祯嘉𧙗五年‘公元1060年’）这年程灏二十九岁）调主鄠县簿。”据此，有人认为：程灏任鄠县主簿。 时间，当以他本人写序的时间为准。以上杨、卢两人之说可以否定。

【笔者观点】 第一种说法可从，事实理由如下：

1.要确认程颢初仕鄠县时间，得从产生差异的依据说起：

从《姬宗世谱录》相关记载来看，该《谱》始修谱时间，当在隋代之先。秦之先袭公爵，在此不论。《谱》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诏封文武周公后得周公三十六代孙姬嘉，封周子南君，秩比列侯，以奉先祀，”《史记·周本纪》也有同样的记载：“太史公曰：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谱》载：“隋文帝开皇九年，诏拜五十二代孙姬勲为昭德侯，奉诏修志，书成进之，宠嘉备至”。一个帝王能诏令修身其《志》（谱），书成进之，宠嘉备至。史上确属稀见，足见朝廷对周公圣裔的重视。

该《谱》又载：“六十二代辅，修家《谱》，与主簿程先生友善，请序，以弁其《谱》”。“七十四代（姬）籙於康熙二十五年，鲁公（注：周公长子伯禽，始封东鲁，故称鲁公）裔、世袭翰博、东野讳沛然，奉勅来祭毕郢陵，出宗谱，印证序，为姪（姪：侄的异体字）行赴帝亲复命题：奏授奉祀生员⋯。”《谱》载：清道光十八年（1838）三月十二日，清廷特授西安府鄠县周公圣裔孙七十九代姬忠为王季陵（注：周王，季历的陵的陵墓。季历，周文王姬昌的父亲。墓在今渼陂湖西岸。）奉祀生，特颁发《执照》，此为修《谱》最后一次时间点。终修《谱》时间当在清道光年间。

但程灏为该《谱》所作《程序》（见图例62）却出现“嘉祐庚子调主户县簿”，序文落款时间：“嘉祐四年岁次辛丑二月之吉。”存在差异。

2.嘉祐四年是己亥年（1059年），而非“辛丑”年。辛丑年是嘉祐六年（1061年），故有必要加以核对，辨别清楚，疏理辨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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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丁酉年/1057/26/3月中进士与张载.朱光庭.苏轼.苏辙.曾孔同第。

嘉祐三年/戊戌年/1058/27/是年调京兆府鄠县主簿《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

嘉祐四年/己亥年/1059/28/鄠主簿《偶成》诗,与谢师直论《易》《春秋》

嘉祐五年/庚子年/1060/29/任鄠主簿,与晁公游鄠山《诗十二首》,并序。

嘉祐六年/辛丑年/1061/30/二月作《姬谱序》。避亲罢,赴上元县任主簿。

清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鄠县志》，乾隆十六年（1751年）增补本，对程灏《游鄠县山诗十二首并序》皆有收录，该序曰：“仆自幼时，已闻秦山多奇。古有扈（注：今鄠邑）者尤复秀出，常恨赏游无便。嘉祐二年（1057年）始应举得官，遂请于天官氏，愿主簿书于是邑。谓厌饫云山，以赏素志。今到官几二年矣。中间被符移奔走，外干者三居其二。其一则簿书期会仓庋廥出入，固无暇息。惟白云特在山面，最为近邑，常乘闲两至，其余佳处都未得往。变化初心，辜负泉石。五年二月初吉

，闻贰车晁公来游诸山，先是晁公见约同往，会探吏失期。三日早，晁公以书见命，始知车骑有已留书草堂，走白邑大夫张君。⋯⋯”

3. 结纶：

上文中“五年二月初吉”，即：“嘉祐五年（1060）庚子年二月初吉。”

说明程颢初仕鄠县任主簿一职已过二年，此时游鄠县山是在任的第三年度二月初。显而易见第二种说法“嘉祐庚子冬调主鄠县簿”之说不能成立。从《谱序》记载来看，庚子年冬当为程灏任上腊祭王季陵、咸阳毕郢周陵之时。而毕郢祀典尤属鄠县分办，而在咸阳毕郢周陵“致祭之时，见到有衣冠来谒，陪祀行礼者，则姬公讳辅也，询其历履，乃元圣周公六十二代，温文儒雅，洵有圣人风度，遂与订交，时相友善，予益自喜，幼读圣人书，今官至圣人地，获瞻圣人陵，复得圣人子孙而䎸对于一堂，真属快事。天若体予私淑之衷，而默为之作合者，订交圣门，信非偶然也。姬公出其家乘问序於予，予阅其世系，乃元圣仲子之裔，世德衍庆，虽微显各异，而其忠厚传家，世世象贤，不愧家声则一也。我朝崇文重道超越前代，酬功报徳之典，必有特加于圣门者矣，予拭目望之，因为序，以弁其谱。嘉祐四年岁次辛丑二月之吉。”

【笔者注】此处“嘉祐四年岁次辛丑二月”程灏作《谱序》时间，当更正为：嘉祐六年岁次辛丑二月，比较妥当。另外，苏轼（1061年11月至1064年十二月）任凤翔判官时，程灏已于嘉祐六年辛丑年（1061）初，离开鄠县，赴上元县主簿任上，二人在鄠未曾谋面。

　　 程颢初仕鄠县与“二程洛学”思想孕育

宋代大儒、北宋中期著名理学家程灏、程颐“洛学”思想孕育产生之地在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嘉佑二年（1057）程灏（字伯淳，号明道）举进士，向当朝吏部上疏，主动要求到鄠县，获准。调任京兆府鄠县主簿，其弟程颐也随其见来鄠县后，著有《雍行录》等。程灏在为周公（周公姬旦）后裔《宗谱》所作《姬宗世谱序》曰：“孔子之道学于文武，而文武之德实惟周公成之。余自束发受书，心向周孔，尝欲东至阙里（今山东曲阜），西至成周，拜谒圣人故里，亲见其车服礼器，以遂瞻价之诚，势聧地隔而其愿未偿也。嘉祐庚子之冬调主鄠县薄，窃念鄠为丰京旧都，周公退老告终之地。意先圣遗迹犹有存焉者乎？甫涖任，急为採访于古陵，得拜王季于西郊。于沣水之东见丰宫、辟雍遗趾，于东郊获遇灵台、灵沼、灵囿旧基，先圣遗迹昭然在目，⋯⋯仰止夙愿已属克遂。”在《游鄠县山诗十二首并序》云：仆自幼时，已闻秦山多奇。古有扈（今鄠邑）者尤复秀出，常恨赏游无便。嘉佑二年始应举得官，遂请于天官氏，愿主簿于是邑。谓厌饫云山，以赏素志。⋯⋯山水益奇绝，殆非人境。”如游草堂，诗句：“参差台殿绿云中，四面筼筜一径通。曾读华阳真诰上，神仙居在碧琳宫。”又如《春日偶成》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一个中国封建文人，热爱古扈山水人文之情溢于言表。他初入仕途，在鄠县任期三年，尽心公务，主要政绩有三：

一是诉讼决狱，机智果断，善于察辨。据载：“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发现地中藏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也。＂令曰：＂此无证佐，何以决之？”先生（程颢）曰：＂此易辨尔。＂问兄之子曰：＂尔父藏钱几何时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几何时矣？＂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钱十千视之，谓之借宅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钱皆尔未居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二程集》第630页）这一案例说明，要判明案情的虚实，必须以物证为据。地下钱币是谁所藏？必须辨明这钱币的铸造时间和借居时间。检验的结果：钱是借居之前铸造的，自然就不是借居者所藏的了。程颢这样判决，有理有据，被告、原告都无话可说，令人信服，从而顺利地解决了这一诉讼案。南宋人郑克撰著的《折狱龟鉴》，把此案作为民事财产争讼案例编入书中，使程灏在中国法律史上有一席之地。

二是正风俗，破迷信。鄠县南山寺中有一石佛，传说石佛的头部能放射光芒，招引了远近信男信女都去观看，日夜杂居一起，有伤风俗，历任县官都怕神灵，不敢禁止。程导员到任后，首先向寺僧了解情况，并告诫他们：如果再出现佛光，先告诉我，你们再把佛头取下来，让我看一看。至此之后，再也没有佛光之事。

三是爱护百姓。京兆府有水灾，各县调民工抢险抗洪。由于管理不善，其他县民工时有伤亡，而程颢带领的鄠县民工，因注意饮食和住宿卫生，则无伤亡。人们说程颢治役如治年，管理有方。丰京故址灵台

在学术方面，张载，与二程发生了诸多学术交往。张载本是二程的表叔，张载大程颢（1032－1085）十二岁，大程颐（1033－1107）十三岁，也就是说，张载在京师与二程论学时，二程才二十五六岁，尚在读书时期。张载较二程年长，但因张载曾有过“学凡数变”的历程，所以他们虽先后步入儒学，但时间差距不是很远，也就是说他们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打下儒学学术基础的。他们一同在京师“论文易”，张载觉得自己对易的理解不及二程，乃“撤坐辍讲”，后又一起的“共语道学之要”，这事发生在嘉祐二年。从他们的接触来看，二程对张载是非常尊重的，听到张载来讲学，遂亲自去造访。张载也贵以非常谦虚的态度对待二程，称赞二程“深明易道”，并说“吾所弗及”，鼓励“汝辈可师之”。

嘉祐二年（丁酉年、1057）欧阳修主持科考，张载与程颢同中进士后，张载仕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令，时年37岁。而程景天“逾冠，中进士第，调京兆府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主簿”(程颐《明道先生行状》）。程灏明时年26岁。据游酢《书（明道）行状后：“年逾官，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逮先生之官，犹以书抵扈。 以＂定性未能不动＂致问。”时在宋仁宗嘉𧙗三年（1058年）张载以书信致程颢，讨论“定性未能不动，犹累外物，何如？”的问题。后来程颢作《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清吕留良刻本题目作《答横渠先生定性书》）以致答。他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也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其内？是有意于绝外诱，则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二程集》第460页）指出了认识论和修养论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性理学上一些根本问题，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关、洛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以后理学家认为这是性理学的重要文献。如明代刘宗周说：程颢的《定性书》，发明了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此后不久，张载与程颐之间又就“太虚即气”以及修养工夫进行过讨论，这些都进步深化了他们的理学思想。宋仁宗嘉𧙗四年（己亥，1059），是年，程颢28岁，写《春日偶成》诗。（《二程集》第476页）同年二月，程颢为鄠县周公后裔《姬宗世谱录》作《序》。（又据《程氏遗书》卷十九《杨遵道录伊川先生语》中记载：“谢师直为长安漕，明道为鄠县簿，论《易》及《春秋》。明道云：＂运使，《春秋》犹有所长，《易》则全理会不得。＂师直一日说与先生（指程颐）。先生答曰：＂据某所见，二公皆深知《易》者＂。师直曰：＂何故？＂先生曰：＂以运使能屈节问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运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二程集》第249页）时程颐27岁，是年春，“举进士，嘉不在四年廷试报罢，逐不复试。”（朱熹撰：《伊川先生年谱》）

公元1060年，庚子，宋仁宗嘉祐五年。程颢29岁。是年，贰车晁公来鄠，程颢与之游历鄠山诸胜，作《游鄠县山诗十二首》并作序。（《二程集》第472－476页）在鄠县期间著有《雍行录》。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程颢以避亲罢，再调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省南京市）主簿。自初仕鄠县始，宧海沉浮三十年，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兼有学术研究和收徒讲学活动，逐步形成＂二程洛学。南宋时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一同入孔庙而“列诸崇祀”。

乾隆三十四年已丑（1769），鄠县知县舒其绅购民居，在县城西街、南向建明道书院（今为西街小学）原建筑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仍然具规模，1962年改建为教室，已面貌全非。

程朱学派：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理学派别的合称。又称“程朱理学”。首创者为北宋程颢、程颐，集大成者为南宋朱熹。他们提出性理，认为理为宇宙本原，人性为理的体现。主张为学之道“穷天理，去人欲”，其方法为“居敬穷理”，既作“敬”的修养功夫，又穷天下万物之理以致知。

朱熹，字元晦，南宋理学家，理学之集大成者，尊为朱子。朱熹是程灏、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朱熹的＂理＂或＂太极＂并不就是华严宗所谓的理或性，其＂生生不穷＂之说也不是＂一多重无尽＂之说的简单重复，但其思维途径上的类同，

却不能说是偶合的。”（吴言生主编《佛都长安》）。在中国，有专家学者认为他确定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朱熹成为程灏、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在洛学、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训诂考证、注释、整理上，都有较大的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二程”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唯心理论体系。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和根源。

【笔者补白】程颢为鄠县周公后裔《姬宗世谱录》所作《序》，是程颢在学术上的又一重要贡献。他对西周时期“丰京遗址、辟雍遗址，灵台、灵沼、灵囿旧基”的亲历採访，证实丰京遗址在鄠县，“鄠为丰京旧都，周公退老告终之地。”

【作者按】“丰京遗址，当在今西安市鄠邑区秦渡镇滹沱村至长安区周灵台遗址以西这一带，而非现在划定的西周丰镐遗址范围内，此所谓的丰镐遗址，当属镐京遗址；而并非丰京遗址。这是笔者根据史料、河流变迁史及相关物证，北宋程颢、元代骆天骧的亲历釆访及指认，综合研判后得出的结论。

事实与理由如下：我个人认为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古丰水，今沣河，由于受自然环境、地貌特征，以及西汉时为确保长安不受洪水危害，出于防洪目的改南北流向的潏水，为东西流向的河流，于秦渡镇南而并入丰水等诸多因素影响，历史上在今秦渡镇北界周灵台至渭河段，曾发生多次改道，河流躯干自西北方向至东北方向扇形东移致此，形成今天人们见到的沣河河流状态。《水经注》、方《志》等古文献记载的古丰水几次变迁入渭口，以及历史上著名学者程颢、骆天骧等对丰京遗址的亲历采访时记述和指证、1948年鄠县秦渡镇出土的丰字瓦当、战国时期秦封宗邑瓦书等相关物证，便是极其有力的证据。且证据间同一性和锁链关系也得到了证实。而今人以今之沣河河流状态，指认西周丰京地望，显而易见有失偏颇。笔者为此曾作有《崇墉、丰邑城域新考》阐述个人研判观点。201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考古研究院、西安市周秦都城遗址保护管理中心编制著《丰镐考古发现与研究》系列丛书之一：《丰镐考古八十年》一书第九章“性质认识及今后工作方向”中，曾言及今后的工作方向“丰镐水系环境与周秦汉唐都城的水系关系密切。应对丰镐遗址古环境、古地貌、古水关注研究。”我的考证研究和现点与此书所言今后工作方向不谋而合，且得到了验证。

1986年11月16日，原户县文化馆馆长谢志安先生，原户县档案馆馆长刘鹤翼先生作为征集人，向户县姬氏后裔，宗谱持有者姬家闻先生请求捐赠国家。姬先生欣然应诺。《姬宗世谱录》系清道光年间黄麻纸木板印刷的线装本计58页（折页双面为1页），其中32页残一角，约9400余字。内容分11部分，详载了西周时元圣周公至78代孙姬忠（清道光年间）近3000年宗族史。早于孔子家谱600年，号称“天下第一谱”。1999年4月11日《中国文物报》曾以“天下第一谱”为标题对此作过介绍。该《谱》是一部非常古老、研究价值极大的宗谱，现为国家二级文物。2016年12月8日笔者对该《谱》残缺模糊文字作了文字复原，补佚文字千余并作《序》，使这一稀世珍宝再现荣光。

二程理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氏蜀学

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是宋仁宗嘉祐年间和英宗治平年间的（1056－1067），先后在不同地区形成或兴起的学术派别。宋神宗熙宁的二年（1069年）始，王安石实行变法，政治上的分歧导致了上述不同学派在学术思想上的争论。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氏蜀学之争，是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党派、学派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二程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苏轼（1036-1101）字子瞻，苏辙（1039-1117）字子由，为同胞兄弟。四川眉州眉山人。二苏之学术思想，世称“蜀学”。

二程洛学与苏氏蜀学之争，起于宋哲宗元祐初年，其主要原因是苏轼和程颐在皇帝面前或朝臣之间争宠斗胜的名位之争。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崩，哲宗嗣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熙宁旧党司马光、吕公著复起执政，废除王安石新法，排挤新党人物，此即所谓“元祐更化”时期。六月，程顥病逝，其弟程颐由司马光、吕公著推荐，授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二月，诏以程颐为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为哲宗皇帝讲书。此时，苏轼也入京任翰林学士侍读，与程颐同侍哲宗皇帝。但是，程颐任讲官深受元老重臣的信赖，“吕申公（公著）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程颐）。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口诋之。”（《二程集》第343页）由此产生了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互相猜疑和诋毁。继而出现程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同时，程颐恪守古礼，强调尊师重道，要求说书坐讲，以师道自居。苏轼则认为这样是对皇帝不尊。程颐主持司马光丧事，依照孔子“哭则不歌”之言，主张庆吊不同日；苏轼进行嘲讽，引起朝臣大笑，于是洛、蜀之间“遂成嫌隙”（《续资治通鉴》 卷八十）。以后愈演愈烈，发展至洛、蜀门人之间的斗争。洛蜀之争的结局，先是程颐于元祐二年（1087年）罢崇政殿说书，差勾西京国子监，居洛讲学。苏轼于元𧙗四年（1089年）外放出知杭州，成为地方官吏。

“洛蜀之争”是旧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争，他们都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王安石新党的反对派。洛蜀党争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主要是性情之辨。苏轼以文学著名于世，坚持以文为道，善于形象思维，强调情感的抒发和性格的自由奔放，主张性情统一论，反对性善情恶论。据载：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45）；苏轼也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杭州召还乞郡状》。关于“人情”的论述，苏轼早在宋仁宗嘉𧙗六年（1061年）应中制科试论答中已明确指出：“君子之欲诚，莫若以明。”为什么？因为“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如果是这样，“虽欲诚之，其道无由”（《苏东坡全集·中庸论》）。就是说，“道”是顺应人们自然感情的原则，而不是强制性的“勉强力行”。由于后世儒者“逆观之于其末”，颠倒了人与道的关系，这样就不尽人情，人们“虽欲诚之，无道其由”。所以，苏轼主张“辨其所从生，而推之至于其所终极”，充分认识人情是“圣人之道”的出发点，把颠倒了的“道”再颠倒过来，而实现“人情之所乐”。为此，苏轼从维护人情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性情统一论。苏轼认为：“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有喜怒，而后有仁义；有哀乐，而后有礼乐，”。所以，有人“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苏轼全集·韩愈论》）。苏轼反对情性相分论，指出喜、怒、哀、乐是情也是性，仁、义、礼、乐是性，也是情，这才是圣人的教导。苏轼认为，人性是人人共有的，也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圣人与小人所共之而皆不逃焉，是其所谓性也”（《苏轼全集·杨雄论》）。同时，性之善恶也是人性的一种求生存繁衍的自然生理本能，既非德行，也非罪过，圣人之善，小人之恶，都是后天所为，不是先天就有的。因此，性情是人人都有，在人情人欲的权利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当苏轼看到二程门人“朱公掞为御史，端笏正立，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的气势时气愤地向人说：“何时打破这个敬字！”（《二程集》第414页）这是因为二程洛学把“敬”放在内心反省工夫的重要地位。而苏氏蜀学则以文人自立，寻求的是放意妄肆的个性自由。二程和二苏走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

程颐以理论道，长于理论的抽象思维，强调对情欲的限制，突出心性的修养，主张性善情恶论，反对性情统一论。此乃洛蜀之争的学术原因。

在二程的著作中，有关苏氏蜀学的评论不多，二程对苏氏蜀学多持批评态度，看不出洛学对蜀学的吸收借鉴之处。这也是洛蜀党争的必然结果。

北宋中期同时并存有新学、洛学、关学等几个学派。及至宋室南渡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较有影响的王安石新学受到排斥，日趋衰微；关中号称“理学之邦”（明冯从吾《关学编》序，《冯少墟集》卷21）“哲士挺生，代不乏人”（《关中两朝文钞》卷20《关中人文传》）。以深刻的思想见解，给中国历史进程以极大影响，被称为“关学”即“关中之学”，即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三秦文化在宋元以降的核心内容。

明万历年间，长安人冯从吾任御史时劝谏当朝皇帝而被“削籍”回长安，“杜门谢客，取先正之格言，体验身心”（见《明史》卷243《冯从吾传》）罢居25年，创关中书院，作《关学编》收生徒一度达千人之多，该编收录了自张载开始至明中期的知名理学家33名，并注明他们全都是关中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李颙，周至县人，号二曲先生，在由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掀起的思想启蒙新思想冲击下，开始了对理学的自我批判，采用关学式，即依存于传统又对其改造正本清源，承张载“学贵有用”之风，主张“文武兼资。”

理学名儒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丰川，鄠县人，明太史王九思六世孙，清初三大名儒李二曲先生之高足，是清雍正、乾隆年间享誉海内外的学问家。王心敬25岁负笈拜李颙为师，研读“正心诚意”之学，穷究《四书》《五经》并开始著书立说，之后便成为远近闻名的理学名儒。多次受到贵州、福建、江苏、湖南、湖北等地总督或巡抚邀请去巡回讲学，在湖北江汉书院讲学期间，与其师李二曲刊印出了《江汉书院讲义》。雍正元年，经都察左都御史朱栻举荐，皇帝下诏，令王心敬编修明史。王心敬上疏，言称自己“惶恐难胜”不期“科第可望，母子显荣”“以病固辞”。他与其师李顒一样，宁隐居求学，恪守民族节操，也不做清廷官吏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王心敬一生著述很多，大多被编入《国朝四库全书》，留存下来的有：《易说》10卷，巜江汉书院讲义》10卷，《尚书质疑》24卷，《诗经说30卷》《春秋原经》24卷，又《续集》50卷，《诗草》12卷，《礼记》24卷，《关学汇编》12卷，《文献要揽》12卷，《历年》4卷，《荒政考》2卷，《洗冤录》3卷，《南行述》4卷，《丰川续集》34卷，《四礼宁俭编》（又名《丰川家规》）4卷等，并有大量碑文存世，在鄠县孙家硙创办“二曲书院”教授理学。在他著作中，有《井田说》、《水利说》、《荒政考》、《军粮贮积论》、《安边强军论》，对屯垦、水利、军粮、社政等国事皆有论述，这些都彰显出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士人们求索精神与爱国情怀。

二程洛学传到朱熹、陆九渊继承发扬，逐渐形成了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尤其程朱理学日益取得了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控制中国思想界长达七百年之久。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连章先生在其所著《程颢程颐评传》中说：“ 二程理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二程理学比较符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关系的需要，而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二是二程理学曾出入佛、道，而又依据先秦儒家经典，回答了佛、道所提出的问题，并对佛、道学说进行了理论的批判、改造和吸收，从而达到了理论思维的高度，恢复了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权威。所以，二程理学是继承发展孔孟儒学又超越佛、道学说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三是二程理学上承孔孟儒学，下开宋明理学之基，是中国哲学发展史链条上承先启后之枢纽和主要学派，它包罗面广，影响巨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可以说，二程理学是应运而生，顺时而成。”（卢连章《程颢程颐评传》第72－75页.黄新亚著《三秦文化》第186-198页）

【笔者感言】如果说秦岭是中国自然生态动物和植物的天然基因库；那么终南山是中国儒释道历史文化的肇源之地和人文精神的基因库。二程学说的起源地在鄠县，他在为鄠县周公后裔所作《姬宗世谱序》中就明确指出：“鄠为丰京旧都，周公退老告终之地。”“孔子之道学于文武，而文武之德实惟周公成之。”苏氏蜀学肇源之地也来自鄠县，华严宗三祖法藏、四祖澄观、五祖宗密，皆法界缘起于终南山紫阁山、草堂寺、圭峰山，“圆满无缺，融通和谐”的“圆融”思想，对苏氏蜀学术思想的塑造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他的哲学思想是从此而引进的。苏轼于凤翔签判任上，遍访终南山名胜古迹，接受儒释道思想文化洗礼，读道藏，研华严。是苏轼人生最快乐幸福的时光。

　　【图例61】周公

唐高祖敕立周孔庙诏

唐武德二年（619年）六月戊戌（初一）

大（盛）德必祀，义存方册（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人，弘风阐教，崇贤彰善，莫尚（高）于兹。自八卦初陈，九畴攸叙，徽章至（互）垂，节文不备。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创说（设）礼经，大（尤）明典宪，启生民（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冠于终古。暨乎王道既衰，颂声不作，诸侯力争，礼乐陵迟。。粤若宣父（尼），天姿(资）睿哲，经、纶齐鲁之内，揖让洙、泗之间，综理遗文，弘宣旧制，四科之数（教），历代不刊，三千之徒（文），风流无斁（歇），惟兹二圣，道著群生，守祀不修，明褒尚阙，朕启临區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命（令）有司於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后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大。是以学者慕向，儒教聿兴。（选自《阙里志》《旧唐书》卷189）

周陵修葺记（摘录）

中国道统，列圣相承。迄至文武周公，传于今日，历数千载，皆于文化攸关。

《诫伯禽》

【周】 周公（？一1105B．C．）。

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

走如马，不与马争走；

智如士，不与士争智。

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

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

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

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

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

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

——选自《太平御览》

《周公戒伯禽赞》 【北周】庾信

伯禽居鲁，鸣玉来朝。周公政治，为国风谣。

北山有梓，南山有桥。礼容虽备，俯仰无骄。

《岐下》 【唐代】韩愈

谁谓我有耳，不闻凤凰鸣。朅来岐山下，日暮边鸿惊。

丹穴五色羽，其名为凤凰。昔周有盛德，此鸟鸣高岗。

和声随祥风，窅窕相飘扬。闻者亦何事，但知时俗康。

自从公旦死，千载閟其光。吾君亦勤理，迟尔一来翔。

　　【图例62】【清】《姬宗世谱录·程序》（书影）

《文宪王讚（并序）》

御制御书篆额

若夫夾辅文武，垂範成康，措刑辟而惠民，制礼乐而正俗，宜乎大，公刘之业，克致於隆，周啓伯禽之封，遂成於东鲁者也。朕以载新盛典，肇建明祠，旣峻极于徽章，復揄扬懿美，讃曰：

伟哉公旦，隆彼宗周。刑罚以息，王泽斯流。

致政洛宅，庆锡鲁侯，式增庙爵，用焕佳猷。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日 御书院奉敕摸勒刻石

【注】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

周公庙，庙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国史所谓“润德泉乱世则竭”者也。

吾今那复梦周公，尚喜秋来过故宫。

翠凤旧依山硉兀，清泉长兴世窮通。

至今游客伤離黍，故国诸生詠雨濛。

牛酒不来乌鸟散，白杨无数暮号风。

《文宪王周公讚》

庐陵陈凤梧撰巡抚部院

（一）

  天生元圣，道隆德备。制礼作乐，经天纬地。

上承文武，下启孔颜。功在万世，位参两间。

（二）

丕显文谟，丕承武烈。偃武修文，天下大悦。

丹书之受，洪范之咨。百王遗绪，一代丕基。

（三）

天德之纯，于穆不已。肃肃雍雍，㣬熙敬止。

后天八卦，照如星日。大哉彖系，式开万基。

【注】陈凤悟，明代山东巡抚、都御史。文中“两间”，指天、地间。

《文宪王周公讚》

海盐吕元善（明山东布政司理问）

德凝玄造，膺兹淑清。文王为父，武王为兄。

衍爻恢易，奏武宣声。指南千古，居东一行。

情㢠玉扆，卜籍金縢。孔思投分，有夣为惺。

附录：岐山周公庙内保存有一块清代康熙十九年《重修周公庙募缘疏》石碑，碑文乃“关学三李”之一的李柏撰写，碑文之首曰：

“道生天，天生尧舜，尧舜以所得于天之道传之禹、汤、文、武传之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则是，周公之道，上承尧舜而下启孔子者也。承尧舜，则尧舜之无子而周公其子，启孔子，则孔子无师而周公其师。”

　　【图例63】《渭水北移、沣水东移变化示意图》

　　【图例64】《丰镐考古八十年》（书影）

户县《姬宗世谱录》修缮复原序（丙申年）

《姬宗世谱录》乃“天下第一谱”也，是中国历史的“活化石”，是华夏文明之瑰宝。宋代大儒程灏曾为该《谱》作序曰：“孔子之道学於文武，而文武之徳实惟周公成之。”户县乃丰京旧都，周公退老告终之地，史书有载谱序有录。其《姬宗世谱录》文字残卷修复缮治之事，缘起於吾之所作《崇墉·酆邑城域新考》论文中，曾涉及一些历史地名等史实，因某些方志，文字印刷之误而出现差异。文字差异，当核对原物；追根溯源乃史学精神！世纪之交，余曾有幸目睹过这一稀世文物之真容，该物因年代久远，风化耗损严重，纸张泛黄脆微不堪，有三十余页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字残缺，又有多页部分文字模糊已不易辨认，若触摸易碎落而动辄不得，愈显其弥足珍贵矣。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咸阳《周陵志》得知，志既编讫，复检得鄠县《姬宗世谱》刊本，而此前文字已残缺毁损迄今百余年。余不忍心触摸而惧怕再次造成损坏，有罪於世人。心怀文字复原梦而情愿未了，恍惚间已过十余年，如若再不抢救性复原，将会湮没灭失矣！今不得已，於丙申年霜月之时怀惴疑问，遂探访户县甘亭镇西郊村姬宗族人，言明来意，得到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户县分会会长姬智茂先生及常务理事姫仁斌先生的厚爱支持，怀着无比崇敬之心情，很荣幸地目睹了这一圣物之复印件，之前许多历史疑云，瞬间拨云见日得以澄清。可惜此物再次面世晚矣，世人知之了解甚少。周人元祖周公旦，实际上是周礼的集大成者。孔孑创立儒学一再要求说要“从周”，正是向往周公旦之业绩、思想、品格。《左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王国维先生考证曰：“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周礼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的基础。世人只知孔子传承之功，而不知周公开启之功，愧矣！

宗谱者，记一宗族之事也。文字残缺，现今欲知其详诚为难事，考究欲加困难，虽然往者不可追，来者猶可补，不能因为已往之事失而不顾，以致来者之徒添悲伤之处，余等不忍坐视之，致祖宗之文化无传矣。若不考究修缮复原，安知后嗣不湮没？《诗》曰：“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祐。”朱子曰：“宗祖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今依《史记》《山东通志》《周陵志》《周庙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思勉《中国通史》等，本着尊重历史史实，脩旧如旧的原则和严谨态度，修补辨认文字达千余。据史实逐字逐句核对，反复去审视，无一例猜测臆断之行为。《谱》中至今仍有八首古诗文，字目残损缺失，留待考古君子完善之。《残缺模糊文字辨认复原目录》今附录之，以资参考。今之这一稀世珍宝，得以复原成功，再现容光，乃国家民族之幸事也。它不仅对於开展史学基础性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又对於周礼文化研究与传扬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将使户县与中华文明史得以改写；而且对於寻根问祖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欣逢盛世，民衣食无忧而富有，社会安定和谐。天之厚我你等诸辈，可谓至矣！文化是根，文化是我们民族血脉之所在。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若不记之，未免有辜彼苍祖宗之厚，今有机会圆其梦了心愿，参与此为德为善之事乃荣耀之事，我将谒成努力而为之，是为序。

文王子曹公振铎之后裔：曹云海撰文 丙申年十一月初八日谨奉上

西安市西周文化研究会：曹云海考证 姬仁斌审阅 2016年12月6日

附录：户县《姬宗世谱录》残缺模糊文字辨认复原目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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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例65】 当代著名画家范曾《苏子吟啸图》

　 【延伸阅读】苏轼的诗、词、散文、骈文、书法、绘画等艺术撷英

　　豪放派是中国宋词风格流派之一。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他对诗的语言奇妙，也有其自己的审美要求。“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文忠公文集·送参寥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要使诗的语言奇妙，创造韵味悠长的境界，不可忘记“空”和“静”两个字。“静”可以观照万类群生的运动，“空”可以涵纳天下万般景物。”“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苏轼语，《宝绘堂记》）是说：“一个有很高修养的人，可以托物言志，追求高远的境界，而不能为物的表象所迷惑，更不能将物当作恣肆欲望的对象。”“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苏轼语，元王构《修辞鉴衡》）是说：“为人为文都会追求绚烂的美的展现，但不应忘记归于平淡天然的道理，只有平淡天然的表达才有真正的美。”强调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文学与艺术境界上有不的要求：即“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

宋代文豪苏轼研习华严经典，华严宗“法界缘起”、“圆融自在”思想以及三祖法藏、五祖宗密思想对其影响巨大。他对华严宗的事理无碍，万事万物都是一真法界体现的学说深感兴趣，诗文写到： “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安之物与我皆无尽也。”

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日：‘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苏轼、辛弃疾可以说是豪放派的代表。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南渡之后，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张孝祥、陈亮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了词林后学。

苏轼曾为王维的画作《蓝关烟雨图》题词：“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语，《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苏文忠公文集》）味者，研味。摩诘：王维，字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指的就是画中有诗情而诗中有画意。诗画交融，一种艺术而兼有两种神韵，意味着一种更为高远的艺术境界。王维不仅是一名出色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而且他的诗与画不是相分离的，而是两者有机融合在一起，不仅画中富有浓郁的诗意，诗中亦给人一种清新的画面感，如“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飞鸟，时鸣春涧中”等诗句皆为此类。有“天下文宗”“诗佛”美誉，王维的诗画一体创作原则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所说的“诗是无形画，画是无声诗”，也是这个意思。

　　宋代“以苏轼为代表宋代诗人偏重理性思辨，导致对传统诗歌特别是唐诗和谐完整结构的偏离，是一种勇于开拓求新的趋向。”因此评论标准和方式，应有所改变。正如清人吴乔《静居绪言》所云：“须另具心眼，得有立解，乃知宋诗妙处。一以唐人格律绳之，都是不会读宋诗。”如《题西林壁》，追求理趣，诗歌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这首诗的主旨不在于客观景物的描绘，也不在于诗人主观情志的抒发和表现，而在于主体对客体的理性思辨，表现出引人深思的人生哲理，具有奇妙的理趣。因而，诗人已不把自己所表现的客体作为抒情或言志的媒介，而是把它们当作言理的语资，借之阐发自己所认识的人生哲理，其艺术思维方式以趋哲理思辨为主要特征。（于景祥著《苏轼》第069页。）

《春宵》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观潮》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原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夜来偈》

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题沉君琴》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

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选自《东坡词》

《念奴娇》赤壁怀古

【北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选自《东坡词》

《水调歌头》 【北宋】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 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焰口召请文》（节录）

累朝帝主，历代侯王，

九重殿阙高居，万里山河独据。

西来战舰，千年王气俄收；

北去銮舆，五国冤声未断。

呜呼！

杜鹃叫落桃花月，血染枝头恨正长。

筑坛拜将，建节封侯， 

力移金鼎千钧，身作长城万里。

霜寒豹帐，徒勤汗马之劳；

风息狼烟，空负攀龙之望。

呜呼！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五陵才俊，百郡贤良，

三年清节为官，一片丹心报主。

南州北县，久离桑梓之乡；

海角天涯，远丧蓬莱之岛。

呜呼！

官贶萧萧随逝水，离魂杳杳隔阳关。

黉门才子，白屋书生，

探花足步文林，射策身游棘院。

萤灯飞散，三年徒用工夫；

铁砚磨穿，十载慢施辛苦。

呜呼！

七尺红罗书姓字，一抔黄土盖文章。

江湖羇旅，南北经商，

图财万里游行，积货千金贸易。

风波不测，身膏鱼腹之中；

途路难防，命丧羊肠之险。

呜呼！

滞魄北随云黯黯，客魂东逐梦水悠悠。

怀耽十月，坐草三朝，

初欣鸾凤和鸣，次望熊罴叶梦。

奉恭欲唱，吉凶只在片时；

璋瓦未分，母子皆归长夜。

呜呼！

花正开时遭急雨，月当明处覆乌云。

戎衣战士，临阵健儿，

红旗影里争雄，白刃丛中敌命。

鼓金初振，霎时腹破肠穿；

胜败才分，遍地肢伤首碎。

呜呼！

漠漠黄沙闻鬼哭，茫茫白骨少人收。

——选自《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选自《东坡词》

《前赤壁赋》

【原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生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也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选自《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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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心中的山水》

（此文釆自郝润华．杨旭东著《山水趣谈》第108-111页）

山水游记在唐代达到了第一高峰，但其发展的步伐却并未停止，在宋代又达到了另一座高峰。宋代的山水游记与唐代相比，更平易自然，是宋人以理性的眼光观察世界，追求思致细密，情意深邃的理性美的外在表现，因此，宋代文人的山水游记与其理性精神相结合，形成了“哲人游记”。当然，宋代的山水游记作家并非都是哲学家但他们都习惯同理性的眼光关照山水，在山水中追求理趣。

苏轼山水游记中的精品，就是代表宋代“哲人游记”最高成就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时已四十七岁，正处于黄州贬所。适值七月十六日晚，夜色清朗，苏轼与朋友相约泛舟，同游赤壁，游览之后写下了这篇千古传诵的名篇。

初秋月夜，赤壁之下，景色如画，泛舟江中，飘飘欲仙，如幻如梦。于是把酒言欢，扣舷赋诗。全文由景入情，由情而理，以理化情，通过自然山水实现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入观照，最终出之以理性的阐释和超然的解脱。在情感上经历了一个乐极生悲，悲极返乐的过程，在思想上则是一个从怡然自适到悲伤沉郁再到超脱自得的发展。苏轼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心灵观察世界，以独立的意志处世为人，对世界和人生的真谛进行全新的审视，这种审视完全是自我自觉的。他把生命和自然合而观之，这种观照既包含着对自然山水由衷的喜爱之情，也有对生命深挚的不倦追寻，更有对宇宙万物冷静理智的思考，出之于至情至理，形之于至淡至静，这也是苏轼山水游记的精䯝，也是宋代山水游记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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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地，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贫困。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有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

——《上皇帝书》

苏轼在《论书》一文中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可，不为成书也。”（《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一版第2183页）点出构成书法之美的五个要素，并且强调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

苏轼曾说过：“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均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具得之矣。”

⋯⋯

　　【图例66】 苏轼行书的代表作：《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墨迹，纸本，无名款和书写年月。此帖乃苏轼书其自作五言诗二首，全帖共17行，每行字数不一，共207字，纵33.5厘米，横118厘米。元符三年（1100年），黄庭坚在寒食诗原迹上书一则题跋，与东坡原迹可谓互为辉映。

这是苏轼在被贬黄州第三年（1082）四月的寒食节所作的两首五言长律，苍凉、无奈是整篇诗作的基调。无论是盛慨“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或是在过着“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凄苦生活中抒发“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的心绪，都充分表达了苏轼当时郁闷、孤独、惆怅、矛盾的心情，属“遣兴诗”范畴。其书作，整幅作品以手卷形式呈现，这是宋人书法的惯用形制。字迹前小后大，行气错落，字形欹侧中见平正。用笔粗壮丰满，笔峰多变，但以侧锋为主，肉丰骨劲，藏锋不露，内美外拙，具有外柔内刚的特色。结字上似欹而正，似曲而直，其中韵“年”“中”“纸”三字用到了悬针竖，显得凝重而不呆滞，婀娜而不轻佻，挥洒自如，张弛有度。章法上，长短搭配合宜，气势苍劲。通篇气韵生动，流畅自然，烂漫不羁，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其用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笔意雄劲，运笔迅疾而稳健，点画丰腴而润泽，可谓：“端庄秀丽，刚健复婀娜”，故有“苏书第一”之称。《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正如黄庭坚在此后所跋：“东坡此诗似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山谷完全不吝的溢美之词，可以见此作的超逸之处。可以说，这个幅诗书俱佳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宋人书法中鹤立鸡群，既是因为苏轼的人生体验和文艺修养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更是“文穷而后工”的最佳例证。

《寒食帖》【宋】苏轼

自我去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图例67】 【北宋】苏轼《新岁展庆帖》（局部）

纸本，纵30.2厘米，横48.8厘米，与《人来得书帖》合装为一卷。前帖卷后有董其昌跋。鉴藏印有“御府书印”“御府宝绘”“项元汴诸印”“安岐诸印”等。《墨縁汇观》《大观录》等书均有著录，刊于日本《中国书道全集（第五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新岁展庆帖》书于元丰四年（1081），是苏轼写给陈季常的书札，内容是相约陈季常与李公择同于上元节时在黄州相会之事。《东坡集》卷五〇《岐亭五首序》中记载了苏轼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贬谪黄州时与陈季常相见之事。并有“明年复往见之⋯⋯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的记载。在《东坡集》中共记载有苏轼写给陈季常的十六封书札，“俱在黄州时作”。《新岁展庆帖》中所写时间（上元）与《岐亭五首序》中所记“明年复往见之”的时间段与事由一致，而宋傳藻《东坡记年表》中记载，东坡于“元丰四年辛酉在黄州正月二十日往岐亭”。由以上记载可推知，该《新岁展庆帖》应作于北宋元丰四年（1081）春季，苏轼时年四十四岁。该帖在徐邦达先生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有详细的考证。

苏轼在谪居黄州时与陈季常书信往来频繁，在与他人之信中亦常提及陈季常，可知二人友谊之深厚。《新岁展庆帖》的用笔自然流畅，劲媚秀逸，笔笔交代分明，用意精心，一致时人所谓苏书“墨猪”的印象。在此帖中，苏轼充分发挥表现了其用笔的多变性和深厚的笔墨功力。无论是入笔、运笔还是收笔，都笔笔到位，变化多端。笔触方圆兼备，顿挫分明，转折灵动，非常精致。虽为友人之间正常往来的普通书札。但在下笔之际却将字与字之间的牵连交代分明，力道十足，利用点和线的造型将字的结构很端稳的表现出来，可谓是苏轼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因此，明董其昌在帖卷后跋赞曰：“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钩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盖不免墨猪之论。惟此二帖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清吴升《大观录》也誉之为：“体肥骨劲，笔墨至精。”

帖文：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个不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作，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头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名，试令依样造成看兼适有闺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北宋］苏轼《洞庭春色赋》（局部）

【图例68】 洞庭春色赋

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举枣叶之有余，纳芥子其何艰。

——选自《东坡诗集》

星云大师【案】人生如浮萍，随水飘浮不知所终；人生也象白云，飘荡空中，不知何处安住？鸿鹄飞鸟在下雪的泥土上，偶尔留下了爪印，也只是短暂的一痕，一刹那又飞走了，他哪里会知道飞到何处去？

人与人间的关系就象相逢的旅人，偶然在途中相遇，短暂交会，马上又要各奔前程。缘聚则生，缘灭则散，因缘法让我们学习随缘自适，随分做事，随理说话，随遇而安，随人相处，随心自在。

　　《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

  此二赋均为苏轼撰并书，两赋接电话装为一幅。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总计684字，为所见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者。苏轼自题云：“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今河南睢县），书此。”时年已59岁，为苏轼晚年作品。此两帖真迹清初为安岐所藏，乾隆时入清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溥仪逊位，被辗转藏入长春伪帝宫，1945年散失民间。1982年12月上旬发现并藏入藏吉林省博物馆。

此合卷用笔轻松却极富张力，笔墨线条圆润厚实，墨色醇美，行笔秀劲，气度闲雅，朴拙而不失灵动，行转顿折如屋漏痕，有很强的立体感。尽管苏轼自云“我书意造本无法”，但细观此卷之后，可见法度森严，但却又不是墨守某一家，而是博釆众家之长后颇有自己的特色，从而将观者带入了一种从容幽雅的新境界。此时，苏轼笔墨技巧更为老辣健爽，结字中宫极紧，意态闲雅，欹正得宜，豪宕中寓妍秀。笔意雄劲，潇洒飘逸，浓纤合度，不激不厉，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因此，历代佳评颇多。明张孝思云：“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明王世贞亦云：“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乾隆也赞曰：“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见。”

　 【图例69】 【北宋】苏轼 《枯木竹石图》

　　《中国美术名作欣赏》

苏轼《枯木竹石图》

北宋文坛上，出现了一位诗画俱精、才华横溢的文人，他就是《枯木竹石图》的作者苏轼。

苏轼（公元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工诗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辛词派”的创始人。他的书法自成一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享“宋四家”之誉。绘画方面能人物，尤擅墨竹松石，论画有卓见。苏轼一生的艺术活动，虽精力文学，兼事绘画，但他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画相通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对文人画的发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绘画作品，传世不多，现存的《枯木竹石图》，虽无款印，但据刘良佐、米芾题诗，知为苏轼所作的。

《枯木竹石图》，纸本，作枯木一株，干偃枝曲，盘扭而长，不著树叶，但拙顽枯傲的树干，凌空舒展的枝梢，则生动地呈现出枯树那种老劲雄放的“傲风霆”姿势，树根处作一特大怪石，占据了画面的主要重心，旁生竹子几株，稀疏的枝叶，也显示出了委曲争生的活力，颇多野趣。全图笔墨无多，生趣自溢，有较强的表现力。苏轼平生嗜作枯木怪石，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苏轼早年的政治态度偏于保守，曾上奏神宗

，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新旧党争中，苏轼屡遭打击而被贬，先后至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又因诗文中“讪谤”之言，被捕下狱。哲宗复朝，他官至翰林学士，但新党重新秉政后，又被谪惠州，再贬琼州（今海南岛），在离京遥远的边缘海角，过着与幼子相依、以读书为乐的晚年生活。1100年，宋徽宗即位，遇赦北还，卒于常州途中。由于思想上受儒家和庄子的影响，以及宦途的得失遭遇，生活的颠沛流离，致使苏轼产生了许多矛盾的想法，形成了他一种忧民伤时、旷达頽放的复杂性格。苏轼诗画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沉自适思想，洒脱傲放的风格，与他一生升降荣辱的境遇，都有着密切关系。正如他自题《偃松图》所言：“怪怪奇奇，盖是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以玩世者也。”借枯木顽石寄情遣兴，写出胸中逸气，傲岸于人间，这便是苏轼绘画创作求“象外”之意的真谛。文人作画，习以借物抒情，借花木象征人生或比喻自己。《枯木竹石图》重笔墨情趣，与苏轼书法的运笔一致，这种绘画的表现形式，为元明清的文人画家所继承，如元代赵孟頫作枯木竹石，明代文征明以及清代恽寿平作树石花卉，都有这种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苏轼《枯木竹石图》可以说是当时文人画的典型作品。

苏轼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同时是一位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反对因袭模彷，力主变革创新，要求作品具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主张绘画要形神兼备，着意于物象的精神实质，认为“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不知”（《净因画院记》），以“形”和“理”得失的利弊关系，说明形神俱足，刻求气韵神釆的重要性，并对“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那种崇尚形似，不及神妙的画评，予以尖锐的批评；他提倡诗画相通，画中蕴含诗意，诗画两者的有机糅合，可拓广作品的意境。他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已成为评论诗画的常用术语。他注重对生活的缜密的观察和切身感受，认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答谢民师书》），创作才有理趣可言，否则易于平板干瘪，乃至于大损事理。他的绘画理论与北宋院画专以形似、拘挛规矩的保守倾向相对立，把画家从自然主义的创作思想桎梏中解脱了出来。对中国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欣赏巜枯木竹石图》这一作品的同时，对苏轼这一方面的功绩，不能不赘述几句，以作为鉴赏具体作品的参考。（鉴赏文稿：釆自《中国美术名作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93－95页王心棋文）

　　【图例70】【唐】王维《辋川图》

【唐】王维 《辋川图》（部分）绢本 设色 纵29．8厘米 横481．6厘米。（日）圣福寺藏 北宋苏轼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此图是画家王维晚年隐居终南山下蓝田辋川时所作。画面群山环抱，树林掩映，亭台楼榭，古朴端庄。别墅外，云水流肆，偶有舟楫过往，呈现出悠然超凡绝俗的意境。在王维的山水画中，尤其这幅《辋川图》所创造的淡泊超尘的意境，给人精神上的陶冶和身心上的审美愉悦，旷古驰誉。元代汤倕在其所著《画鉴》中说：“其画《辋川图》，世之最著也。”此卷为唐人摹本，构图着色尚存唐人气息。

王维（701－761），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河东人。唐玄宗开元五年（717）进士，与弟缙并以词学知名。后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晚年归隐蓝田辋川，购居宋之问“蓝田别墅”。尝于清源寺壁上画《辋川图》，笔力雄壮。北宋苏轼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明董其昌推崇为“南宗之祖”，认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传世画作有《雪溪图》、《孟浩然马上吟诗图》《雪山图》等。著有《王右丞集》。（图/文：釆自杨建峰编《中国山水画全集》上卷第007页，外文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延伸阅读】 《苏轼·苏轼的思想》

 （选自中外巨人传《苏轼》于景祥著，辽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062-063页）

苏轼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宋代文学的一代宗师。在思想上，他融儒、佛、道为一体：入世之志，超脱之性，任性逍遥之行集于一身。苏辙在论及乃兄的时候指出：“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味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卷二十二）这是对苏轼之知识结构、思想源流非常中肯、非常全面的评价。

苏轼自己更认为儒、释、道相通又相成。他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中称佛家“一念正真，万法皆具”，又说：“子思子曰：‘夫妇之不屑，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则以为圣人之道，始于不为穿窬，而穿窬之恶，成于言不言。⋯⋯是二法者，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南华长老明公，其始盖学于子思、孟子者，其后弃家为浮屠氏。不知者以为逃儒归佛，不知其犹儒也。⋯⋯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在《宸奎阁碑》中又说明佛只有与孔、老合，人们才乐意信从：“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怀琏，赐号大觉禅师）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遇休沐日，琏未盥漱，而户外之屨满矣。仁宗皇帝以天纵之能，不由师傅，自然得道，与琏问答，亲书颂诗以赐之，⋯⋯而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此所谓得佛心者，古今一人而已。”在《论修养贴寄子由》中既说明自已打通释、道，进入“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自在境界，又以此来诱导其弟：“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只是除翳药，何曾有求明方？明若可求，即还是翳。故不可于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无明。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描儿狗子，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故凡学者，当观心除爱，自粗及细，念念不忘，会作一日，得无所除。”

《释龙井辩才文》更表现出苏轼从总体上沟通儒、释、道三家思想，体现出兼收并蓄，自足圆通的博大胸怀：“鸣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实际上，正是根于儒术，又出入释道，既有儒者修、齐、治、平之术，又有道家养生之术，还有佛家的大自在之方；本于儒，则入世济民，追求功业；出入佛老，则宠辱皆忘，波澜不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纯任自然，超脱达观：无往不适，进入圆融通脱的化境，所以苏轼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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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例71】 圭峰山风光

王重阳与圭峰山

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城东南五十里有圭峰山，历为佛道共居之地。其峰形重叠似“玉圭”，雄伟挺拔，孤耸入云，因名圭峰。又称系头山、鸡头山、笄头山，俗称小武当山、尖山。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李顺兴师楼观道士陈宝炽受道，奉经入圭峰山十数里云际山修行。据称常诵《大洞经》，聚垒瓦塔，以记经数，勤久不怠，感遇仙人，降授《金真玉光经》《神州七转七变个儛天经》《四极明科》等上清经典。西魏文帝闻其名，召至京城，作斋屡有灵验。由是朝野钦信，号曰“李圣师”。圭峰山下有草堂寺，后秦弘始三年（401），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此主持了佛教中国后第一个国立经场。长庆元年（821）宗密住锡草堂，修禅于圭峰，自号“圭峰禅师”。寺院有鸠摩罗什舍利塔、圭峰禅师传法碑。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早年在终南山修炼时，重阳游此，赠圭峰僧子哲《无梦令》（藏头）词云：

口中校祖叶，德茶香点爇。灭与烟消，似圭峰秘诀。切言，忉利天中子哲。

有僧问禅道者何，重阳以诗答道：

禅中见道总无能，道里通禅绝爱憎。禅道两全为上士，道禅一得自真僧。

道情浓处澄还净，禅味何时净复澄。咄了禅禅并道道，自然到彼便超升。

有老僧问生死，重阳以诗答道：

平生已得正摩诃，玉韵金声总处和。正觉途中登迥岭，菩提路上出高坡。

慧灵愈达白莲果，真性还超祇树柯。从此不生应不灭，定归般若与波罗。

僧洪润初入禅门，乞无相，重阳以诗赠道：

修行须是辩西东，勘破凡躯物物同。白雪岭头搜正觉，红霞山上弄虚空。

此般消息春光里，这个因缘月影中。休泥庭前柏树子，自家真性是家风。

圭峰山东南沣峪内有净业寺，创建于隋开皇十年（590），唐武德七年（624），道宣（596-667）居此修行定慧，撰成五大部律义疏钞。麟德二年（665）于寺创立戒坛，依所撰仪规为诸沙门传授具戒，成为中国佛教律宗开祖，后世称为“南山律”，尊道宣为南山律师，奉净业寺为律宗祖庭。道宣四传第子鉴真，天宝元年至十二年（742-753）六渡沧海，历经艰辛，双目失明，到达日本弘宣律学，是为日本律宗开祖，日本律宗，由此肇始。

重阳曾前来观赏净业寺的月桂树，四季常青、树枝优美，雅丽清逸的桂花，并有一种清甜的香气，觉得这不染世俗的月桂树，真不应该生在凡尘之中，他希望有一天能把桂花带到仙境的愿望，以象征自己清新超尘的心境。

题《净业寺月桂》，赋诗云：

谁将月桂土中栽，争忍尘凡取次开。折得一枝携在手，却将仙种赴蓬莱。

《题净业寺云版》诗云（藏头）：

言击此众僧闻，内新声法雨分。利天中振教响，音谁悟铁生云。

游妙觉寺，寺僧索诗颂，重阳作《卜算子》词赠之：

妙觉证慈悲，便入菩提路。日日常开方便门，慧照生灵炷。

坐雪释迦尊，面壁达摩悟。观此因缘行果成，兜率天堂住。

游香严院，有《学公击钟》诗云（藏头）：

（一）

重言语好相容，口教公莫放慵。里猿儿先捉住，人欢喜击金钟。

（二）

风火水已相忘，内灵根降吉祥。尔一言真个妙，年有分白云堂。

又题诗云：

钟韵知金吼，鱼音听木声。火灵香炷引，水住宝瓶盛。

四事谁能悟，三乘教愈明。达斯玄妙理，便是证圆成。

《击云腰·自咏》【宋】重阳子

终南山顶重阳子，真自在。最逍遥。清风明工为伴，响灵呶，空外愈，韵偏饶。 蓬莱稳路频频往，只能访，古王乔。丹霞翠雾常簇，弄轻飚，击云腰，上青霄。

　 【图例72】【宋】王喆（1112－1170），全真道教创始人。

王喆，字重阳，金、元之际道士。祖籍陕西咸阳大魏村。生于鄠县刘蒋村，全真道教创始人。幼好读书，后入府学，中进士，后辞职入道，隐居鄠县终南山。金章宗赐庵名为灵虚观，元太宗加封为重阳万寿宫（即重阳宫），全真教尊为祖庵或祖庭。

　　全真教的产生，是在宋金对峙大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全真道教创始人王喆（1112一1170）字重阳，祖籍咸阳大魏村。依李道谦《七真年谱》所载：王喆系徽宗政和二年（1112）生于鄠县终南刘蒋村。“始名为中孚，字允卿。自稚不群，既长美须眉，躯干雄伟，志倜傥，不拘小节。弱冠修进士业，系京兆学籍，善于属文，才思敏捷，尝解试一路之士，然颇喜弓马，金天眷（1138年）初，乃慨然应武略，易名世雄，字德威；后入道，改称今名，仍以害风自呼之。”金大定三年〈1163）结茅刘蒋村，与玉蟾和公、灵阳李公三人共倡道教，决定革除弊端，重新确立道教的地位。

王喆理论是道教的范畴扩大，将儒学与佛教也纳入道教体系之中。用王喆的话说便是“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这在当时社会民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寻找一条增强士人团结，共同对抗社会压力的道路，并强调突出道教核心地位，说：“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银行树生三枝也”。在三教中独占鳌头的“真道”，靠的是适应中国人的注重现实又渴望解脱办法的心理，这便是对生死性命的解释，引导人修身养性，延年益寿，强壮身体，练习出一些专门功能，而注重“性命”之学，他说：“性命本宗，元无得失，巍不可测，妙不可言，乃为之道。”他吸收葛洪《抱朴子》“守一存真，乃能神通”，“精、气、神”统一的真谛，提出了一整套“忘情去欲”的方法，要求人们在关心自家性命的情况下，达到全真而得道的目的。如李道纯《全真活法》说：“全真道人，当行全真之道。所谓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气、全神，方谓之全真。”正因其有助于人人性命健康的说法，得到广大信徒的认可和支持，在中国北方各地广泛传播。元代蒙古统治者，还利用他来统治汉族人民。王喆的弟子丘处机被元世祖（怱必烈）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王喆传教之地鄠县祖庵被封为全国72路支派的共同尊奉处。有道士万人，元政府派3500名“道兵”维护其安全，范围西扺西甘河，东至甘河，南到南山，北达渭河，有房屋5048间。公元1265年，元世祖依丘处机之奏，封此地为“重阳宫”，至今留有31通碑石，其中李道谦《重阳祖庭碑》、姚燧《重阳祖师仙迹记碑》、孙德彧《马宗师道行碑》、赵孟頫《大元勅藏御服之碑》和《皇元孙真人道行碑》、线刻巜重阳祖师和玄门七真人像》碑，都是极有文化价值的遗产，被称为“祖庵碑林”。

　　【图例73】 《敕赐大重阳万寿宫》碑

“敕赐大重阳万寿宫”八字，刊刻于《大元敕藏御服之碑》碑阴，溥光书，字径约50厘米，无记书写年月。

录文

敕赐大重阳万寿宫（大字）

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OO溥光书

按：溥光，字玄晖，号雪庵，僧人，俗姓李。云中（山西大同人）。诗文书画均佳，善真草行书，尤工大书。赵孟頫荐之于朝，赐号“玄悟大师”，敕为昭文馆大学士。著有《雪庵字要》《雪庵咏字八法》。溥光在元至正十二年（1352）曾游秦，在重阳宫东南六十里草堂寺留有诗文。

　　【图例74】 《重阳万寿宫之图》立体线描图

　　图中此宫，南依秦岭终南山，北临渭水。左右甘水、涝水襟带环绕。三重围墙环护宫内建筑，110个殿、堂、楼、阁、塔、亭、门等建筑栉比而立。南北中轴线上排列着最重要的建筑。第三重围墙内当为“皇城”，城中轴线上，有四座建筑，最北面高层多檐建筑，史料记载，此阁为五层屋檐，高度有二百多尺，其高度超过今天12层高度，应是通明阁（玉皇阁），从位置上判断，笔者疑其为坊间至今流传所说的“北极宫”。其次应是三清正殿。再后的应是供奉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的祖师殿，第四殿应是供奉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孙不二的七真殿。其后的大殿当为安放王重阳灵柩的白云殿。

宋德方论述全真列祖道统正传的代表作是《全真列祖赋》。首先宣称三清是全真之主，四帝是全真之师，然后接照先后传承次序列出全真列祖二十位：

1.东华帝君－2.钟离权－3.吕洞宾－4.刘海蟾－5.王重阳－6.和玉蟾－7.李灵阳－8.马丹阳－9.谭处端－10.刘处玄－11.丘处机－12.王处一/－13.郝大通－14.孙不二/－15.默然子刘师叔（刘通微）－16.长清子严处常－17.史风子（史公密，史处厚）－18.回阳子于公－19.云中子苏铉－20.云阳子姚玹。

　　【图例75】

《蒙元时期鄠邑区境内全真道教宫观庵堂在自然村落分布示意图》（曹云海绘）

　 【图例76】

【清】张之洞（1837－1909），清代“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因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涨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等一系列著名学府；政治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等重要工业组织。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有《张文襄公全集》传世。

《人日游草堂寺》 【清】张之洞

人日残梅作雪飘，出城携洒碧溪遥。无端杜老同心事，四海风尘万里桥。

　 【图例77】

【清】谭嗣同（1865－1898），清末戊戌变法代表人物之一。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著《仁学》，是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人物。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谭嗣同参与领导戊戍变法失败后，英勇就义，时年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其名诗《狱中题壁》云其气慨：“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清末戊戌变法运动代表人物谭嗣同，在所撰名作《仁学》一书中，采取了华严宗“法界缘起”的理论，认为法界、众生界都是由“仁”、“性”、“灵魂”，亦即“性海”所立并由此论证了三世一时，一多相容，天地万物只是“同一大圆性海”的一部分，其中，人只是一个现象而已。由此观之，谭嗣同等“我自横刀向天笑”，为变法慷慨赴死的豪迈性格，其实是有深厚的华严宗佛学渊源的。

　　🐉中国文化现象透视：奇山瑞峰话圭峰

（三）圭峰与大慧禅师，文化的性格与智慧的力量 【图例78】

　　长安兴善寺因为“开元三大士”的活动成为密宗祖庭，之后主持善无畏传授密法，诸弟子中以大科学家张遂即僧一行最为有名。一行首撰《大日经疏》是密教义中国化的开始。唐开元年间（713－741）“唐僧一行尝住锡于斯”，在鄠县圭峰山下金峰寺作主持，编撰了一部优秀的历法《大衍历》五十二卷，唐开元十二年（724）僧一行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经线度1弧度长实测工作，比阿拉伯国家天文学家阿尔花刺子密的实测早90年）测量。唐开元十三年（725）10月他和梁令瓒制成“水运浑天仪”（全称“水运浑天仪俯视图）是后世天文钟的前身。可测量星宿运动，有一木人能报时，每时击鼓，每刻撞种，“晦明塑望，迟速有准。”铸成之日，置于长安城成武殿前，以示百僚，现模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行依天相历法为据，于金峰寺山顶建起据说是世界最早的天文观测台九鼎台。其圆寂后，唐玄宗追谥为“大慧禅师”，并亲书立碑建塔供养瞻礼。之后唐肃时容时金刚智弟子不空，“中国佛教四大译师”之一，帮助唐军叛有功，康肃宗以大善寺为全国首寺，文武百官均听从其不空教诲，从此密宗达到其历史上颠峰。

　　🐉中国文化现象透视：奇山瑞峰话圭峰

（四）圭峰与北宋第一状元杨砺，不以状元自傲的清官贤吏【图例79】

杨砺（930－999），京兆鄠县（圭峰山下杨家堡村）人，据《宋史》载：“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节度同平章事，本宦官复恭假子也。祖知礼，后唐均州刺史。父仁严，入蜀仕王氏为丹稜令。蜀平，补渭南主薄，累迁永和令。砺（宋太祖）建隆元（960）中进士甲科。父丧，绝水浆数日，服除，以禄不足养母，闲居无仕进意。乡旧移书敦谕，砺乃赴官，解褐凤州团练推官。岁余，又以母疾弃官。开宝九年（976）诣阙献书，召试学士院，授陇州防御推官，入迁光禄寺丞。丁内艰起就职，久之转秘书丞，改屯田员外郎，知鄂州，以善政闻。端拱初，真宗在襄邸，迁库部充记室参军，赐金紫，迁水部郎中。真宗尹开封，砺为推官。真宗尝问砺何年及第。砺唯唯不对。后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问，谓砺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储宫建，兼右谕德，转度支郎中。（真宗）即位，拜给事中判吏部铨，未几，召入翰林为学士。咸平初，知贡举，俄拜工部侍郞枢密副使，二年（999）卒，年六十九。真宗轸悼，谓宰相曰：砺介直清苦，方当任用，遽此沦谢。即冒雨临其丧。砺租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废朝。诏赠兵部尚书，中使护蔡。砺为文尚繁，无师法，毎诗一题或数十篇，在翰林制诰迂怪，见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峤，至祠部郎中；峄，至太常博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嵎。砺祀乡贤祠。”

笔者感言，圭峰之美，在於其文化价值的奇瑞，犹若中国历史文化心路历程中的丰碑，砥砺民族意志的磨刀石；这也是中国文化灵魂之所在，敬畏自然之心与山水崇拜的文化自然心态。或许是北宋状元杨砺父爱如山，给四个儿子取名峤、峄、峭、嵎的真正原因，顶于天而立于地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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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紫阁峰、白阁废寺 【图例80】

　　🐉中国文化现象透视：紫阁峰，唐诗地理巅峰的玉宇琼阁

　　紫阁峪，位于今鄠县东南20公里，东连高冠峪，西连太平峪，紫阁峪河水发源于峪内上源，紫阁沟、白阁沟，及黄土沟三条主沟水相汇，后又有剑岔峪水汇入，峪水出谷后汇入太平河。紫阁峪因紫阁峰而得名，位于峪口南10公里，海拔2150米，为紫阁峪之顶峰，又名佛掌峰。峰顶形若楼阁，峰西侧为绝壁而壁立千仞，宋人《雍胜录》“紫阁峰在鄠县东南，旭日射之灿然而紫；山形上耸，若楼阁，故名。”紫阁峰之北有黄阁峰，其南有白阁峰，西有万花山，均突兀峻拔，形势佳胜。唐代诗人邵蔼《紫阁峰》诗云：“壮国山河倚碧空，迥拔烟霞侵太白。绿崖下视千万寻，青天只距百余尺。”紫阁峰，始见于文献记载为唐高宗显庆二年（657）西明寺《续高僧传·终南山紫盖沙释法藏》，记载高僧法藏於紫盖山（即：紫阁峰）静修之事说：“独立禅房于高岩之上，衣以百衲餐以木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云而填志。”紫阁峪最为有名的当属保留完整的紫阁寺塔及紫阁寺遗址。紫阁寺初建于北周，又据《佛祖统纪·法师道宣》记载：唐武德七年，高僧道宣祖师在紫阁山建白泉寺，弘扬佛法。道宣法师是中国佛教律宗的实际创始人，因他专门弘扬律宗，也被称为道宣律师。此处“律”，指戒律，和现在的法律的含义不同。又因其常住终南山，所开创的律宗被人们称为“南山律宗”或“南山宗”。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从印度归来，宰相房玄龄奉敕为其译经挑选人才，道宣入选为缀文（编排和润色文字）的九位大德之一。后又奉诏成为西明寺上座，辅佐玄奘译经。他将玄奘唯识思想贯通到戒律学中，奠定了南山律宗的开宗基础。译经回来后住终南山的丰德寺（今沣峪口东侧山坡上，亦称封德寺）和净业寺（今沣峪口进山2．5公里东侧后案山半山腰处），弘扬律宗并著律宗最重要的“律学五大部”。相传中成药“天王补心丹＂与其有关，传其长期讲经弘法著述劳心耗神，以致神情恍惚，患病在床，梦中得授邓姓天王仙方以试，甚为有效，后将方剂传于世人，为滋阴清热、补心安神之良方。唐高宗乾封二年（667)，道宣圆寂。高宗诏令天下寺院都要画其像，又命名师韩伯通雕其像，以示追念。穆宗有诗《赞》曰：

代有完人，为如来使。龙鬼归降，天神奉侍。声飞五天，

辞惊万里。金乌西沉，佛日东举。稽首皈依，肇律宗主。

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敕建，尉迟恭监修，更名宝林寺，宋时又更名为紫阁寺，寺庙今已不复存在。寺上一秀峰，三面临峪，一端连其山岭，上有一座七层佛塔，为紫阁塔，俗名敬德塔。据考证，唐末农民起义，长安兴教寺被毁，寺僧携唐玄奘遗骸逃至宝林寺建五重塔供藏。宋时五重塔毁，宋端拱元年，金陵天禧寺演化大师朝临紫阁寺，发现玄奘遗骸并迎至金陵天禧寺供奉。天佑七年，重修紫阁寺塔，建七重塔，为葬骨塔不再破坏，塔不留名，保留至今。

紫阁山文化底蕴深厚，自六朝以来至唐宋以降，向为文人士大夫涉足寄情之处。唐代为诗歌之颠峰，紫阁山其在唐诗地理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唐宋以来多有诗人来此游历，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岑参、贾島、韦应物、杜牧、程灏、范仲淹、章惇等其诗作传世就有四十余首，唐代大诗人李白《君子有所行思》句“紫阁连终南，青冥天霓色”，李白《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二首之一》句“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巘”。杜甫《秋兴》八首中句＂紫阁峰阴入渼陂。＂白居易《宿紫阁山北村》句“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

紫阁峪内“子房山在紫阁山之北”。（清康熙《鄠县志》）“有黄石洞，相传，为张良（字子房）辟谷处”， “山外有一大园寺，即子房庄（即今杜家庄西南）。近年在紫阁峪出土有孙思邈採药处石刻等物，又发现三群二十几处摩崖石刻，据考证多为唐时名流及地方官员所书，其中寒泉摩崖石刻群中有“迂叟来”三字，应为北宋著名文学家司马光所书。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笔者考，治平元年甲辰（1064年）正月，苏轼与章惇游览紫阁峪时，可能还未有司马光摩崖石刻“迂叟来”三字。理由是王安石新政时，司马光竭立反对，被任命为枢密事使，他坚辞不就。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游紫阁山摩崖石刻题名“迂叟来＂三字，可能是这一年题写的。次年退居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从治平三年（1066年）开局，至此共用了19年时间。《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记载了自周威烈士二十三年（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徳六年（959年）共1362年历史，计跨16个朝代。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毛泽东主席读这部300多万字史书，读过17遍；清代学者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唐高宗李治向孙思邈请教佛经问题》

相传终南山紫阁峪为孙思邈的隐居和采药之处。在佛经里，《华严经》是大乘佛教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一，被称为“经中之王”。据《高僧传》中记载：孙思邈在终南山中隐居，美名远扬，唐高宗把他请到朝廷来，想请他做官，孙思邈坚决不答应，高宗无奈也没有办法，只好请教他一些问题。唐高宗问孙思邈说：“佛经中什么经最大?

”孙思邈毫不迟疑地回答：“没有比《华严经》更大的了！”高宗疑惑地问：“近来玄奘法师翻译了《大般若经》，内容有六百卷之多，为什么就不是最大的？”孙思邈回答说：“《华严经》中的法界包含一切法门，其中的一个法门，就可以演绎出大千世界那么多卷的佛经，《大般若经》不过是《华严经》中的一个法门而已！”唐高宗大悟，从此以后天天只诵读《华严经》、礼拜《华严经》。

明代有个莲花大师，他打比喻说，《华严经》如同高高在上的天王，其他的大乘佛经，如同分封的诸侯，而那些小乘经典，则只是诸侯的附庸而已了。

为何《华严经》有如此高的地位？那得先从释迦牟尼佛开始说起。佛经中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觉悟后，大地震动，光明照天彻地，无数世界的菩萨和天神因此都得知了佛陀己经成道，于是一起来到了佛陀旁，为佛陀献上最好的供养，请求佛陀开示佛法。于是佛陀在觉悟后的前十四天内，为他们宣讲《华严经》。《华严经》是佛陀得道后宣讲的第一经典。

　 【图例81】

【唐】孙思邈（581－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隋唐时期著名医药学家，被后人尊为“药王”。

　　　孙思邈自幼天资聪慧但体弱多病，7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年时已通晓诸子百家之学，尤善谈老子、庄子，并且还喜好钻研佛教典籍，被人称为“圣童”。他自幼目睹民众缺医少药，回顾自己幼遭风冷之疾，屡造医门，家人为给他治病几乎罄尽家产的痛苦经历。因此，从小就立志要放弃仕途，从事医学研究，学做一名“苍生大医”。他认真阅读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学著作，并钻研民间药方，向经验丰富医者学习，到二十岁时，已成为有名的医家。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都请他出来作官，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

孙思邈长期生活在民间，广泛搜集民间药方，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不仅精通内科，而且擅长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还掌握了针灸技术和渊博的药物学知识。他最早描述了下颌骨脱臼的手法复位，一直沿用至今，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深切感到过去的方药医书浩博庞杂，分类不科学。如遇急症求检困难的情况，遂博采群经，删裁繁复，务在简便易行，结合自己的行医经验，于永徽三年（652年）编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简称《千金方》）之所以用“千金”命名，是因为孙思邈认为人命比千金还要貴重。“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该书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自唐以前至唐初的医药学成就，故被后世医家和学者所尊从。

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召见孙思邈，欲授谏议大夫之职，他辞谢不受。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问世。这次应诏孙思邈在长安留居达16年之久，其间曾随唐高宗到避暑胜地麟游九成宫等地。

上元元年（674年），孙思邈以疾病为由请求回乡，朝廷赐以良马，又将京城光德坊一所住宅赐给他居住。于是孙思邈只得再次留居下来。当时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人，皆以孙思邈为师尊，请教学问。

孙思邈晚年，他回到故乡，继续从事医药研究，坚持著述，于逝世前撰成《千金翼方》30卷，书名取“輗軏相济”“羽翼交飞”之意，借以对30年前撰成的《备急千金要方》进行了补充，并对新的学术经验做一总结。永淳元年（682年），年逾百岁的孙思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嘱其家人薄葬，不藏明器。后人为了纪念孙思邈，尊其为“药王”，将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药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写到：

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

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箫鼓年年拜药王”已成当地的人民千百年的习俗。孙思邈终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1卷、《福禄论》3卷、《摄生真录》1卷、《龟经》1卷、《会三教论》1卷等，他大医精诚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图例82】【唐】道宣（597－667）

《 孙思邈与道宣法师终南山谈医论道》

孙思邈年青时，为避战乱，曾隐居终南山紫阁峰下，在唐武德年间（618－626）与道宣法师曾相识于此，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道宣法师的医学知识对孙思邈有极大的影响。相传“天王补心丹”就是道宣法师发明的。

【图例83】唐玄奘——中国的脊梁

　 【唐】玄奘（600－664），“中国佛教四大译师”之一，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公元627-645年，从长安出发，步履西天取经，是最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一次壮举。

玄奘，俗姓陈名祎，河南偃师缑氏镇陈河村人。是中国著名宗教哲学家，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著名翻译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又是世界著名的旅行家。他的父亲陈惠曾任隋王朝的江陵县令，隋末归隐耕读。玄奘十岁丧父，随早已出家的二哥来到洛阳净土寺，十三岁时被破格选度为僧。他专心听讲，执经问难，废寝忘食，有时甚至能升座复讲。大业十三年（617）隋末农民大起义进入高潮，洛阳遭到战争破坏，玄奘西走长安，又步穿秦岭、巴山来到成都空慧寺，二、三年中精通了重要经典。后来又遍历湖北、河南、河北各地，访名师益友，贯通了各家学说。最后又来到长安，被法常、僧辩两位著名大师誉为佛门的“千里驹”，成为长安知名人物。玄奘在求学的过程中，感到当时的大师们各有师承，对教义的理解也不一经，加之传入的经典不多，译本也难于传达原意。便萌发了西游天竺（印度）的念头。恰巧唐武德九年(626）冬天，中天竺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高徒波颇密多罗来到长安，玄奘从他那里了解到印度佛教的盛况，更坚定了出国深造的愿望，于是约好了几个同伴上表申请。当时唐王朝刚刚建立不久，边境线不靖，未被批准。直到贞观元年（627）年秋天，长安一带灾荒，才混在饥民群中出了长安城。从明德门直接奔赴终南山下高冠峪口，西天取经之路，而途经鄠县（今鄠邑区）段被誉为“神仙路”，据民国《重修鄠县志》古迹栏载：“神仙路在县终南山麓，并山东西一小径，名神仙路上。相传为唐玄奘取经的所由之道。”今人考证：“神仙路在县城南之终南山脚下。为沿山原东西走向一小径，宽约40-70厘米，东于高冠峪口入我县境，经大圆寺门前——原金峰寺门前——原弥陀寺门前——栗峪口堡南侧坡根——今东西八号路西端南侧，经土门子越涝河而西伸延，依山弯曲，故而不直，在我县境总长约25公里。相传为唐僧西天取经之道。”【笔者注】“玄奘选择秦岭北麓而西行，主要是增强方向感，沿途多寺院，有接济生活，食宿之便利。”几经波折，于贞观三年，并（629）违犯禁令潜出玉门关，开始了历时十七年的艰苦卓绝的五万里孤征。一路上靠了佛教信徒、好心群众、个别地方官吏和西域一些国王的掩护和帮肋，昼伏夜行，顺着累累白骨和驼马粪迹徒步穿越大戈壁沙漠，越过了帕米尔高原——开创了世界记录——进入阿富汗。再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到达北天竺境内。然后周游东、西、南、北、中五天竺，遍历一百一十国，最后带657部佛经和印度、中立、西域各国人民的在室，于贞观十九年（645）春天回到长安。

玄奘在印度遍访名师，刻苦学习，由一个留学僧人最后主持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讲席，受到印度和西域各国国王和僧俗人民的敬重。他不仅译出了佛教大乘的有宗、空宗和小乘的重要经典，而且独得天才大师护法菩萨的秘传著作。其中有的连印度也没有传本。在戒日王为他举行的，有十八个国王和各个教派五千年僧众参加的无遮挡大会上，玄奘高踞狮座，陈义立宗，侃侃而谈，十八天中竟无一人能起来跟他争锋。因此被尊为“大乘天”，赢得了天竺学术的最高荣誉——过了一百年以后，印度的僧侣们还玄奘穿过的麻鞋画成图像，用釆云烘托，当做是佛迹一样顶礼膜拜。“唐僧”一词也成了极其崇尚的敬称。可是，当戒日王劝他留在天竺定居，摩罗王甚至答应为此而给他建造一百座寺院作为报偿时，却没有能够动摇他回归祖国的信念。回国后唐太宗的当面劝他还俗做官，也被他婉言谢绝了。

玄奘回国后在长安弘福寿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后来又被安置到慈恩寺。十九年中，在他主持下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五十卷。唐太宗为它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也写了《述说三藏圣教度记》。此外，玄奘还把《老子》译成印度梵文。玄奘主持的翻译规模宏大，译风严谨，为我国的翻译史留下了光辉典范。明崇祯十四年《增补鄠县志》卷三古迹考载：“《唐太宗與三藏玄奘师对谭（谈）图》，吴思温画也，重云寺东壁。”

玄奘的门下弟子号称三千人，其中的佼佼者是窥基，著作等身，号称“百本疏主”

，确立了中国佛教的唯识宗。玄奘的日本第子道昭、朝鲜弟子圆测和顺璟，分别开创了日、朝两国的唯识宗。麟德元年（664）正月初一日，六十五岁的玄奘仍然一手接着阵阵绞痛的胸口，一手坚持翻译，只写了几行就一病不起了。二月初五半夜在玉华寺园寂寞，遗骨葬于白鹿原上。当时附近五百里内赶来送葬的有一百万人，在幕结庐守护的有三万人，极尽哀荣。玄奘留给世界人民的一部十二卷《大唐西域记》，已被译成法、英、日等国文本。这是研究古代印度、中正和西域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玄奘弟子圆测（613-696），也曾在紫阁山西侧云际山隐居过8年，对此紫阁、云际山情有独钟。圆测，名文雅，本是新罗国（朝鲜）的王孙。自幼聪慧，三岁出家，洋洋数万言的经论，只要听一遍，便能融会贯通，牢牢记在心里。玄奘从印度回来后，圆测投到门下，潜心研习佛学，很快就掌握了精华。他著作等身，再传弟子太贤被尊为朝鲜的法相宗祖师。圆测对唯识宗的理解与窥基不同，唯识宗因此而分为基、测两家。两家的观点不同，他们的门徒为了争得正统的的名分，互相攻汗。传说窥基帮助玄奘翻译《成唯识论》时，圆测用金线买通看门的侍者，躲在暗处偷听这部著作的精华要义。每次去听，他都将所听经论的要义回忆整理出来，等玄奘讲解将要结束时，圆测“咣咣”地敲响大钟，召集众僧，声称自己也要讲唯识论。就这样，以特别的方式，他从行于玄奘门下。窥基对自己落后一步深感遗憾，玄奘为了安慰窥基，就特地把《因明》学的秘密传授给了窥基。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可能是窥基的门徒为了贬低圆测而故意附会出来的。实际上两人都是玄奘的左膀右臂，他们共同继承了玄奘的学涚，并加以发扬广大，在唯识宗的创立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圆寂之后，弟子们把两人的塔墓立在长安兴教寺玄奘塔的左右两侧。

【附录】

《题云际寺》【唐】李洞

开门风雪顶，上彻困飞禽。猿戏青冥里，人行紫阁阴。

腊泉冰下出，夜磬月中寻。尽欲居岩室，如何不住心。

寇准（961-1023）：华州下邽（今渭南）人，宋神宗时为宰相，封莱国公。著有《莱国公集》。

《云霁（际）池上亭》【北宋】寇准

云际池上亭，晴光照泉石。暖觉岸冰销，静闻檐溜滴。

务简身暂闲，景幽心自适。极目终南山，圭峰微露碧。

  《云际山》【北宋】程颢（1032-1085）

南岳东边白阁西，登临身共白云齐。上方顶上朝来望，陡觉群峰四面低。

　　【图例84】紫阁峪风光

中国的脊梁 

玄奘大师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深深挚爱着的佛学事业，他的的坚忍不拔、艰苦卓绝的精神，成为“中国的脊梁”。 

现存于长安区兴教寺的《玄奘法师石刻像》，来源于宋人所绘的《玄奘西游像》。后人根据其图像，刻于石碑上，后来石碑遭破坏，又有人根据拓片重刻，又有人以石刻像而作画像，着色后供奉在兴教寺内。如此反复，无论历经多少曲折，其形象却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当中。该画已成为一种文化标识。

石刻像高约一米，玄奘身穿僧衣，足登布履，胸挂念珠，手挚雨伞，背着装满经书的背夹，背夹前挂一盏明灯，生动地表现出玄奘讲师不畏艰险、风雨兼程地在西行取经途中跋涉感人形象。玄奘的这一形象在印度也家喻晓，成为人们百折不挠，永往直前的楷模，成为“中国的脊梁”的生动写照。

唐玄奘遗骸千年揭秘

一个隐藏了千年的秘密

据史料记载，玄奘法师回国译经，苦心孤诣，夙夜相继，公元664年2月5日圆寂坊州宜君（今铜川，下同）玉华宫，时年65岁。大限之前，玄奘曾谓门人：“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渥亦尽，若无常后，汝遣吾宜从俭事，可裹送，仍择山涧僻处安置，不净之身宜须屏远。”（《慈恩三藏法师传》）。这是玄奘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以及对自己尸体的处置的嘱托。对他交咐的“裹送”，门人弟子只做了从宜君遣尸到京，而对其安葬之所只能按朝廷旨意行事，以金棺银椁等随葬，十分豪奢。《建康志》《金陵志》等史书记载玄奘法师于圆寂于坊州宜君（今铜川）后，葬于茁乖罚（笔者注：白鹿原云经寺暂厝）唐高宗总章二年（669）下诏，将玄装的遗骨迁葬长安以南的少陵原上，建五层砖塔藏之，同时修建寺院，以资纪念。玄奘塔因唐高宗追谥玄奘为“大遍觉”，故称“大遍觉塔”寺院则被 1命名为：“大唐护国兴教寺”，是唐代樊川八大寺之首，至于玄奘生前在玉华宫（寺）所译经卷，则运往长安大慈恩寺珍藏。广明元年（880）兴教寺塔毁于黄巢起义战火，寺僧护携玄奘遗髋至终南山紫阁寺，携走顶骨⋯⋯2003年11月来自全国的从事玄奘研究的专家学者，汇聚户县，经过实地踏堪调研，得出结论：户县紫阁峪的紫阁寺就是玄奘的遗骸迁葬地。

1.史书证实南京玄奘顶骨来源于终南山户县紫阁寺

据南宋景定（1260-1264）《建康志》卷四十六载：“端拱元年，僧可政往终南山，得唐三藏大遍觉玄奘法师顶骨，为建塔归于寺”。

元至正（公元1341-1368）《金陵志》记载：“塔在寺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奘法师顶骨所，金陵可政和尚于宋端拱元年得之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确切表明南京所藏玄奘顶骨来源于终南山紫阁峪紫阁寺。

2.出土文献铭文记载，与《建康志》《金陵志》记载相吻合

1942年侵华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挖掘出土的石函。石函两侧刻有文字，一面为：“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顶骨，早因黄巢发塔，今长干寺演化大师可政于长安传得于此葬之，天聖丁卯二月五日同缘第子唐文遇弟子德文庆弟子丁洪審弟子刘文進弟子张霭。”  

另一面为：“玄奘法师顶骨塔，初在天禧寺之东岡。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萨诫弟子黄福燈囗囗囗囗囗普寳迁于寺之南岡三塔之上，是岁丙寅冬十月，传教比丘守仁谨志。”这段文字内容与上述提到的《建康志》《金陵志》记载内容吻合。

玄奘法师遗骸分别被安置的13处供奉地

大师顶骨舍利中曾有一部分被当年侵华日军抢走。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将其供养的一部分玄奘顶骨舍利，奉送给中国台湾地区供养；1957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向中国政府提出能否将玄奘顶骨舍利带回一部分在印度供养的要求。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中国政府将供奉于天津大悲寺的玄奘顶骨舍利送给了印度。1966年，“文革”期间，供奉于北京广济寺和广东六榕寺的两份玄奘顶舍利被毁。1996年，日本奈良建三藏院时，为了加强中日文化的交流与交往，中国南京灵穀寺将一份玄奘顶骨舍利送日本 奈良。1998年，中国台湾地区了中法师创办玄奘大学，经有关部门同意，南京市灵穀寺将一份玄奘顶骨舍利送中国台湾地区供奉。世纪初，经中国佛教协会同意，又将玄奘顶骨舍利送至西安大慈恩寺玄奘三藏院供养。这样，供奉玄奘顶骨舍利的有印度的那烂陀寺玄奘纪念堂，日本琦玉是的慈恩院和奈良市的药师寺，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的灵穀寺和玄武湖山塔（或作九华山塔）、成都的净慈寺（或说文殊院）、西安大慈恩寺玄奘三藏院和中国台湾地区新竹的玄奘寺。玄奘大师的精神和他杰出的功德至今还加被世间众生无限福德，玄奘大师也将为人们永远怀念。

　 【图例85】华严三祖法藏（643-712）

法藏乃终南山僧人杜顺的三传弟子，以《华严经》为核心教本，在唐代创立华严宗，有力地推进佛教中国化进了程，并且得到统治者武则天等支持，盛行170多年。法藏弟子澄观被唐德宗奉为教授和尚、镇国大师，被唐宪宗尊为“僧统清凉国师”，主持全国佛事。公元803年修建的华严寺曾在长安诸寺中占有最大规模，后因地基下沉崩塌，仅存杜烦、澄观两舍利塔，证明著名大寺院的存在。

  据《大藏经》记载，北周灭佛时长安的最后一个和尚法藏在紫阁峪白阁寺避难

。也就是宋代苏轼与章惇同游紫阁峪，章惇独宿白阁废寺之地，有《紫阁山》诗存世，诗云：

《紫阁山》 【北宋】章 惇

我生山水乡，习得山水乐。每观唐人诗，梦寐思紫阁。

欲为秦山行，常苦道路邈。君言旧曾游，使我心踊跃。

我今既西来，二子滞天角。云山空在眼，诗酒乖侑酢。

谁题壁间诗，岁久墨色薄。人生定能几，当此感离索。

积霭浮青虚，落日满岩壑。骊龙俨将驾，顾我犹淹泊。

　 【图例86】【唐】李白（701-762）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大诗人。

《君子有所思行》 【唐】李白

紫阁连终南，青冥天倪色。凭岩望咸阳，宫阙罗北极。

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渭水银河清，横天流不息。

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赩。厩马散南山，军容威绝域。

伊皋运元化，卫霍输筋力。歌钟乐未休，荣去老还逼。

圆光过满缺，太阳移中昃。不散东海金，何争西辉匿。

无作牛山悲，恻怆泪沾臆。

（此诗为李白天宝三年（744）游紫阁峰所作。）

《望终南寄紫阁隐者》 【唐】李白

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 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

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 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

，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巘。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宿置酒》 【唐】李白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图例87】【唐】杜甫（712－770）

　　杜甫，字子美。本为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为杜拾遗、杜工部，或杜少陵、杜草堂。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以古体诗、律诗见长，作品的风格“沉郁顿挫”。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动荡社会、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一生写诗约1500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如“三吏＂即：《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即：《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大多集于《杜工部集》，他的诗被誉为“诗史”，后人尊称他为“诗圣”。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秋兴八首》（其八）【唐】杜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萃春相问，仙侣同舟晩更移。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图例88】【唐】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同州下邽人（今渭南市人），中唐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即：“一切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切合时代的脉搏，来源于时代，服务于时代。”其创作原则，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

《宿紫阁山北村》 【唐】白居易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釆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这首诗就是作者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大约写于元和四年（809）。时诗人正在长安做左拾遗。

《归紫阁下》 【唐】韩偓

一笈携归紫阁峰，马蹄闲慢水溶溶。黄昏后见山田火，胧聪时闻县郭钟。

瘦竹迸生僧坐石，野藤缠杀鹤翘松。钓矶自别经秋雨，长得莓苔更几重。

《怀紫阁山》 【唐】杜牧

学他趋世少深沉，紫阁青霄半掩扉。山路远怀王子晋，诗家长忆谢玄晖。

百年不肯疏荣辱，双鬓终应老是非。人道青山归去好，青山曾有几人归。

《秋夜怀紫阁峰僧》 【唐】鲍溶

满山雨色应难见，隔涧经声又不闻。紫阁夜深多入定，石台谁为扫秋云。

《宿云际寺》 【唐】温庭筠

白盖微云一径深，东峰弟子远相寻。苍苔路熟僧归寺，红叶声乾鹿在林。

高阁清香生静境，夜堂疏磬发禅心。自从紫桂岩前别，不见南能直至今。

《寄紫阁无名的新谡头陀僧》 【唐】顾非熊

棕床已自檠，野宿更何营。大海谁同过，空山虎共行。

身心相外尽，鬓发定中生。紫阁人来礼，无名便是名。

《紫阁隐者》 【唐】尚颜

天高紫阁侵，隐者信沈沈。道长年兼长，云深早复深。

如非禅客见，即是猎人寻。北笑长安道，埃尘古到今。

《题云际寺》 【唐】李洞

开门风雪顶，上彻困飞禽。猿戏青冥里，人行紫阁阴。

腊泉冰下出，夜磬月中寻。尽欲居岩室，如何不住心。

《雨后紫阁晚望》 【北宋】李騊

小雨初回作春寒，断崖壁立夕阳间。一襟清兴无人语，旋拂禅床卧看山。

《游终南山杂咏－宿紫阁》 【北宋】李騊

石磴溪桥傍翠峦，分明深入画图间。远饶禅刹疑无景，迥向群峰别有山。

微雨欲来云影乱，轻风不断鸟声闲。岚光可是清人骨，更待中霄一梦还。

《郊野》  【唐】郑谷

满野红尘谁得路，连天紫阁独关情。美陂水色澄子镜，何必沧浪始濯缨。

　 【北宋】寇准（96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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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高观

　　【图例89】高观瀑布

　　高观峪亦称高冠峪，宋人张礼《游城南记》：“紫阁之东，有高观峪。岑参作＂高冠＂，蒋之奇作＂高官＂。未知熟是。”高冠瀑布位于鄠东南高冠峪口。高冠河至此，飞流直下，喷珠溅玉，形成落差25米的瀑布，最大水量时，宽达6米，其气势汹涌澎湃，迅猛奔流，倾覆而下，势如穿箭，跌入深潭，深不可测，水花飞贱，翻滚激荡，声似雷鸣。早在唐代就为名胜之地，武则天曾在来旅游历。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隐居于此，在《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观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作贻友人》诗云： “岩口悬飞瀑，半空白皑皑。喷壁四时雨，傍村终日雷。”这是高冠瀑布的真实而形象的写照。

宋代大儒程灏，初仕鄠县任主簿，游《高冠潭诗》云：

“轰雷迭鼓响前峰，来自彤云翠雾中。洞间积阴成气象，鬼神恁暗弄威风。喷崖雨露千寻湿，落石珠矶万颗红。纵有虬龙难驻足，还应不是旱时功。”

　　【图例90】高观瀑布

　 【图例91】【唐】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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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百塔寺 【图例92】

　　百塔寺位于终南山北麓长安区王庄乡天子峪口，始建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原名淳化寺。隋开皇十四年（594）重建，称为至相道场。史上与百塔寺渊源深远的僧人要数三阶教创始人信行法师。隋开皇十四年，圆寂，弟子净名、慧了等三百人，按其遗嘱林葬，然后收其尸骨，建塔于梓谷鸱鸣阜（今终南山天子峪）。后来其弟子效法林葬法，“以身布施”，圆寂的都葬于信行墓塔后或两侧。其后天长日久自然形成了以信行墓塔为中心的数百塔院。因石塔累累，唐大历六年（772）改名为为百塔寺，成为三阶教的祖庭，又名信行禅师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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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南五台

　　【图例93】南五台风光

　　南五台：位于今长安区南部秦岭北坡，韦曲镇东南17公里。汉辛氏著《三秦记》云：“太乙在骊山西，山之秀者也。一名地肺山，今称南五台。”因山上有大台、文殊、清凉、灵应、舍身五座山峰，并与关中盆地北侧耀县药王山之北五台相对得名南五台。山形峻峭，层峦叠嶂，森林茂密，风景秀丽。唐宋时期已是著名佛教圣地，山上原有寺庙数百座，历经战乱，大都荒废，现存有观音寺、五佛殿、圆光寺、西林寺、圣寿寺及塔。《长安咸宁两县续志》载：“南五台辟于隋，盛于唐，毁于五代。宋、元复修，至于明、清，堑崖砌石，始得直登。”唐朝人司空图曾游历于此，作《次韵和秀上人游南五台》诗，描述南五台景色让其乐而忘返的感受。诗云：“中峰曾到处，题记没苍苔。振锡传深谷，翻经想旧台。危松临砌偃，惊鹿蓦溪来。内殿御诗切，身回心未回。”入五台沟，沿着蜿蜒崎岖山道上，溪流、小桥、竹林、雀鸣翠谷，清幽怡人。行五里余，有庙宇，门外有两古槐树，沧桑老态龙钟，胸围三人无以合抱，据传为唐时古槐，树龄千年有余，遇见古树，愈发幽古之情。沿石阶而上至圣寿寺，寺内有隋仁寿年间应身大士圆寂所建佛塔。塔高7层23米，方形，中空，构筑隽秀雄伟。据传，大雁塔曾仿此塔而建，为西安现存最早的佛塔。沿石径拾级而上至火龙洞。民国时，康有为《游南五台火龙洞》有诗云：“火龙洞石最雄奇，数丈高临万壑卑。无数楼台压峰顶，上环峭壁万松枝。”过火龙洞、五圣殿、石佛寺、琉璃殿，为台沟之尽头。又沿石径攀登而上，过紫竹林三天门、四天门即到南五台正顶观音台，俗和“大台”或“大顶”，为五峰之最高峰。俯视各峰，自西及东依次为观音、文殊、清凉、灵应、舍身五峰，形态各异的，迴环相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登观音台望城有诗的：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上朝火一条星宿玉五门西。”山后峭壁悬崖间，有唐代西林寺。登临正顶之上，东望翠华山，西揽岭谷大势，南望秦岭诸峰翠屏叠障，北望秦川风光，江山如画，关中形胜尽收眼底。心旷神怡，留连忘返。 1923年，康有为《登南五台宿圆光寺》有诗四首存世。诗曰：

（一）

万木苍崖落叶多，四天门上壁嵯峨。石盘磴道千余级，紫竹深深鸾凤和。

（二）

绝顶双峰峭壁悬，翠崖丹磴万松喧。下面茅庵真面壁。争光一觉法方圆。

（三）

终南绝顶圆光寺，五顶峰峦亦五台。俯瞰汉城八川走。背看秦岭万山堆。

（四）

月明太白连峰出，云接昆仓太塞回。最是雪峰峰顶白，万松天籁跨鸾回。

　 【图例94】南五台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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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太一宫

　 【图例95】姚妙姿造元始天尊像石 大周 长安三年（703年）

　 【图例96】 东皇太一 （元代赵孟頫《赵松雪九歌图》）

东皇太一，词根是“太一”，概念其实来自中原。“太一”具有多重复合语义：

第一，指太一神，在5+1模式中是高于五帝的最高神，在4+1模式中等于中央天帝黄帝；第二，指太一星（或作“太乙星”），为帝星（多数时候等于北极星）；第三，指宇宙的元初状态，约等于“混沌”，是在“无”之后的“一”；指道家的“道”，整个宇宙的“玄牝之门”。以上这些义项彼此相通，都来自“元初”“根本”“最高”之义。所以太一神＝北极星＝中央天帝＝太＝太帝＝泰帝。（严优《诸神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

　　太一，即：太乙山。位于今长安区韦曲镇东南15公里。汉代国家祭祀引入“太一＂上神之观念，始见《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元光二年釆纳亳人谬忌（注：《史记》卷12《孝武本记》作＂薄诱忌＂）建议，同年在长安南郊修建太一祠，春秋致祭。《史记·封禅书》：“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至此，太一神地位居五帝之上。自然就具备了至上神的资格。同时，它的理论来源，与《老子》亦有相当关系。在《老子》中，“一”与“道”大多为同一语，是一切生命物质的本源，按宗教意义理解，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后世道教的至上神“三清”，即是由太一转化而来，谓之老子“一气化三清。” 太一观，原名太一祠，其处所在今长安区炭谷口。

《汉书·地理志》载：“太一山又为终南山。”《五经要义》也说：“太一，亦名终南山。”这里太一山（太乙山）就是终南山，或终南山为南山之总称，太乙山则为它的别号。又据汉代辛氏《三秦记》记载：“太乙山在长安东南八十里太乙谷，中有太乙元君湫池。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祀太乙神于此，建太乙宫。”《类编长安志》、《雍大记》均引此记载。《西安府志》并有“元封二年祀太乙元君湫池，起澄源阁。”的记载，可知太乙宫系西汉武帝于湫池祭祀太乙神筑太乙宫而得名。

【笔者按】依《史记·封禅书》之载，太一立祠在汉武帝的元光二年（前133年），而非汉代辛氏《三秦记》所载：“西汉武帝时元封二年（前109年）祀太乙神于此，建太乙宫。”

在古代“一”与“乙”通用，谷随山名，亦称太一谷，后简称太峪。当时山中薪炭由此大量的运抵长安，唐《元和郡县图志》，宋《长安志》均将太谷谐音为炭谷。又据韩愈《龙移》诗序等著作，唐开元年间发生过一次地震，湫池发生巨大变化，形今日规模，并出现乱石穿空的石林奇观，最引人入胜。湫池位于峰顶，名称很多，见于记载的有太乙池、太乙湫、南山湫、澄源秋、龙移湫等，水域面积有百余宙，群山环抱，碧绿清澈，为翠华山名胜。又有神话传说：湫池原在神禾塬边，一日，忽然池中游龙移去。池水干涸，而翠华山顶却出现了湫池，故名龙移湫。今之看来，其成因乃唐开元年间因地震导致山峰崩塌，淤塞河道水流而形成的堰塞湖。湫池清波荡漾，名胜环列；池南曾建有太乙殿、吕公祠、黄龙洞；池北有冰洞、风洞、八仙洞等，冰洞口崖壁上存有楹联：“千载寒冷三九地，四季冰封六月天。”古之太乙峪和湫池周围的老君庵、金胜堂、圣母行宫”等庙宇己倾毁无存。唯有湫池瑰丽壮观的群山倒影，风采依旧。

唐代诗人王维《望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分野中峰变，阴睛众壑殊。欲投人宿处，隔水问樵夫。”

翠华山之名之由来：

古代并无翠华山之称，翠华山也获太乙峰的名称，其得名较晚，这与关中地区一个流传很广、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有关：相传陕西泾阳县金家庄有一位叫金（家庄）翠华的农村姑娘，年幼心灵手巧，姿容出众。不幸父母早亡，跟随兄嫂一起生活，年方二八时，更加俊俏，美似天仙，终日勤劳，尤娴纺棉。渐与同村勤劳朴实的潘郎情投意合，私订终身。可是其兄韩玉嫌贫爱富图财礼，硬逼翠华嫁给咸阳富豪王昌作妾。翠华闻讯心里焦急，低头不语暗悲伤。日夜纺线手不停，纺车嗡嗡诉哀肠，线随愁思抽万丈，万丈情思念潘郎。出嫁前夕，“翠华忍泪无一语，月明三更悄然去。”逃往南山之中，当他哥哥追至时，但见翠华危坐在石洞里。韩玉急忙前趋，“霹雳山岳崩，地动山摇烟雾腾”，山谷顿时改观，山下流泉涌成池，翠华化为神仙而去。为了纪念争取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翠华故娘，当地群众将这座山称为翠华山。此后才有了翠华山的名称。据说在民国以前，每年麦收时节，泾阳人善男信女即到翠华山迎翠华姑娘的神灵回娘家，仪式十分的隆重。

另一民间版本，大同小异，说的是陕西泾阳县韩家庄一位心灵手巧，姿容美丽的姑娘不愿嫁给一个富商为妾，深夜逃至太乙山，富商追至，翠华姑娘悲愤交集，跳下悬崖。山崩为她怒压恶人，泉鸣为她洒泪水。当地人同情这位姑娘遭遇，说是姑娘成了神仙。所以更名翠华山，并修建翠华庙，每年六月初一至初三为翠华庙会，沿用至今。此外《太平广记》卷六十九也记有相类似的神话故事。太乙峰东的玉案峰，顶端平齐、险峻难攀，山腰有金华（翠华）娘娘庙（即金华洞）建在悬崖峭壁上，形势十分险要，攀登者需攀铁索链、踩悬石，登陡壁方可到达，传这里是翠华姑娘化仙而去的地方，诗云：“云从玉案峰头起，雨自金华洞口来。”足见其气势。

神话伴随着人类生活，天天都在继续上演着，剧情跌宕起伏，荒诞离奇而神异，一档归一档，档档不一样。就本文《访古录》而言，出现的神话故事，就颇令人玩味，从皇家女弄女与萧史爱情故事，与“乘龙快婿”成仙而去，到农家女翠华姑娘，身坠悬崖而成仙；从《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所载，战国秦人劳谷（今鄠邑涝河）设山川祠，因“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国家祭祀规格得与名山大川比肩，仅无尝禾、醪祭之加礼；到汉武帝时引入至上太乙神概念，汉宣帝朝鄠县五床山国家祭祀，设天齐、五帝、仙人、玉女祠。“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而所谓国家祭祀，实际就是国家层面上的“山水崇拜”的国家宗教形态。再到鄠县曲抱村“刘海砍樵”、“刘海戏金蟾”⋯再到大唐王朝倡导支持下的诏告天下的悬挂钟馗降魔除妖捉鬼图故事，再到大宋“翊君保德真君”降显神话的“烛影斧声”，既充斥着王朝的政治生活，又充斥着民间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而过程莫非是其思想现念性的总结。变化的不持续，持续的不变化。古往今来，盖莫非如此。

正如杨利慧先生在为专栏作家严优著《诸神纪》所作《序言》中说：“神话是人类自古及今所创造的表达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它主要讲述的是有关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诞生以及文化的最初发端的古老故事。它既是语言艺术，也多方面地表达着人类的思维、情感和心路历程，是奠定群体宇宙观、身份认同和宗教信仰的基础，是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的武库和土壤，是规范日常生活秩序的宏大宪章。神话自人类的童年时期便开始产生，以后也不断伴随着人类成长。在当下的社会中，神话还是不同群体进行某些文化、政治和商业运作的资本。”

　 【图例97】【北宋】沈括（1031－1095）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一生致志于科学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成就，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沈括出使契丹不辱使命

谢雨辰先生在《梦溪笔谈》译注《前言》中曾这样说过：“知识分子肩上的责任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常见的一个问题，而在古代知识分子看来，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就是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后，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干与学识，为国家计，为天下苍生计，穷尚可独善其身，而若是出仕为官，则必以兼济天下为己任。”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五月，两位北宋使臣奉命出使契丹，解决宋、辽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面对契丹方面的无理要求，宋使详细地引述了两国往来文书与历史档案，并且准确地指明了两国领土的自然边界，不卑不亢而又有理有据地说服了契丹的丞相，最终成功捍卫了北宋的领土主权，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两位宋使中的正使就是沈括。

《翠华引》【北宋】沈括

鹳鹊楼头日暖，蓬莱殿里花香。草绿烟迷步辇，天高日近龙床。

楼上正临宫外，人间不见仙家。寒食轻烟薄雾，满城明月梨花。

按舞骊山影里，回銮渭水光中。玉笛一天明月，翠华满陌东风。

殿后春旗簇仗，楼前御对穿花。一片红云闹出，外人遥认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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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华严寺

　　华严寺，今位于长安区韦曲镇东南3公里少陵原坡上。建于唐贞元十九年（803），是佛教华严宗发源地，故名。初祖杜顺法师（557～640）法名法顺，有《华严五教止观》巜华严法界观门》等著作，为华严宗奠定了理论基础，故被后世认定为初祖。二祖智俨（620～668）曾作了《华严经搜玄记》十卷，提出“十玄”理论，被确立为华严宗的判别佛教思想差异的根据。三祖法藏（643～712），乃终南山僧人杜顺的三传第子，以《华严经》为核心教本，在唐代创立华严宗，有力地推进佛教中国化进程，并得到统治者武则天支持，盛行170余年。法藏第子澄观被唐德宗奉为教授和尚、镇国大师，被唐宪宗尊为“僧统清凉国师”，立持全国佛事。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修建的华严寺曾在长安诸寺中占有最大规模，原有东阁、法堂、会圣院、澄襟院、真如塔、国师塔等建筑，是著名樊川八大寺之一。至明时，该寺虽已“丹碧凋残”，但还存在，直至清乾隆时寺宇毁坏。毁坏之因是地基下沉滑坡，造成崩塌寺毁，仅存杜顺、澄观两舍利塔证明著名大寺院的存在。东为华严初祖杜顺法师灵骨之真如塔，高13米，7级，酷似大雁塔。西为华严宗第四代祖清凉国师，澄观法师灵骨塔。6角、5层，高7米。《全唐诗》中留下了不少以游历少陵原、樊川风光及华严寺为主题的诗歌。李名句“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诗人岑参的“寺南几十峰，峰翠青可掬”，极尽华严寺中抬头见南山的优美景象。

孟郊《登华严楼望终南山赠林校书兄弟》诗云：

地脊亚为崖，耸出冥冥中。楼根插迥云，殿翼翔危空。

前山胎元气，灵异生不穷。势吞万象高，秀夺五岳雄。

一望俗虑醒，再登仙愿崇。青莲三居士，昼景真赏同。

唐僧子兰《华严寺望樊川》诗云：

万木叶初红，人家树色中。疏钟摇雨脚，秋水浸云容。

雪碛回寒雁，村灯促夜舂。旧山归未得，生计欲何从。

唐宣宗李忱《幸华严寺》诗云：

云散晴山几万重，烟收春色更冲融。

帐殿出空登碧汉，遐川俯望色蓝笼。

林光入户低韶景，岭气通宵展霁风。

今日追游何所似，莫惭汉武赏汾中。

宋代名相寇准《游华严寺》有诗云：

寺对南山积翠浓，水村鸥鹭下遥空。

层楼望尽樊川景，恨不凭栏烟雨中。

《忆樊川》

闲想旧游都是梦，别来秦树又西东。

高秋最爱樊川景，稻穗初黄柿叶红。

宋代苏舜钦《宿华严寺与友人会话》诗云：

危构岩峣出太虚，坐看斜日堕平芜。

白烟覆地澄江阔，皎月当天尺璧孤。

疏磬悲音来竹阁，青烟寂寞照吟躯。

老僧怪我何为者，说尽兴亡涕泪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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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例98】

　　【图例99】杜顺

　 【附录】章惇《会稽帖》，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图例100】章惇《会稽帖》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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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菲.贾三强點校,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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