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探源:摆谱

野鹤

　　文史学者易中天，在一档节目中模仿那些要面子、撑门面的人时，说“‘摆谱’就是摆脸谱。”

　 大概这是教授认为摆谱中有脸面的成分，故而如此说吧。岂不知也暴露了文史大师在语言知识上民俗文化部分的缺失。

其实这个词语与脸谱没有半点关系，其所表现的要“面子”、长“脸面”寓意，来自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摆谱”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中，根生于古代统治体系宗法制度的崇祖敬宗习俗由来已久，影响着几千年中国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宗谱，作为这一文化习俗的核心，体现宗族脉系，血缘亲疏，更被贴上了尊贵卑微的标签，历来备受世人敬重！

　　来自游牧民族的满洲旗人，原本没有修谱的习俗。后来修谱的原因是入关后，朝廷要求旗人人家修谱。

乾隆时期，旗人人家人口膨胀，因为历史的原因，各地衙门旗人登记册上记录的各家各户的资料不够准确，以此为依据发放旗人钱粮，常有冒名顶替。旗人的继承权也发生了数不清的纷争。旗人的旗谱旗册问题就成了旗人衙门最多的官司纷争。于是朝廷开始要求旗人人家修谱。旗人人家修谱，目的就是要确定自己是老祖先世职继承人身份，属于生活必需的凭证。

乾隆四十五年，普遍发放旗人钱粮变成了世职承袭。旗人习俗，长子等成家析产者，不再有权继承，只有末支一脉继承。后来有很多旗人人家继承世职的并不是末支，也有的是大份。矛盾也就多了。究竟哪一支哪一脉继承世职继承钱粮，朝廷和官府只遵循旗人人家自己订定的家谱。所谓执谱人，就成了继承人。从此，满洲旗人人家也开始了持旗册族谱为贵、为重的习俗。

       清代有过几次将北京及周边的闲散旗人(即京旗)派往东北,实行由国家组织的屯垦,这是清朝统治者为解决八旗兵丁的生计问题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嘉庆十九年——道光十年(1814—1830)左右，在吉林的双城子进行第二次移垦。它的规模虽不如乾隆初年那一次大,但由于从中表现出的矛盾和问题更为深刻,也更具普遍性,又由于它处在汉族农民大量涌入东北的前夜,作为这一大规模垦荒运动的前奏,它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那对于旗人至关重要的族谱，也随着迁徙带到了新的聚居地。每逢祭祖、请谱的节日、仪式都把族谱请出来摆放。因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移民不像故园旧居的街坊邻居那样对于彼此的家世相互了解，所以，平时凑在一起拉家常，那些族众谱大的人就会请出族谱，摆给外人看，让人们了解自己，或家族大，或祖上军功显赫，由此来长脸面，撑门面。这种带有显摆意味的举动被人们拿来做了语典，“摆谱”泛指那些故意摆出某种姿态显示给人看的要面子、撑门面的行为。

      这句源自移民东北的北京旗人的俗语典故，为什么不是来自数量更多的山东等地汉族移民呢？这还得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清初，为了填补因战争而减少的东北人口，以耕种荒芜的土地，朝廷虽然曾效仿汉族移民，在东北对关内汉人实行招垦。但蜂拥而至的汉人，让旗人惊慌起来，因怕大量汉人的开垦会破坏清廷龙脉，于是马上封关禁止。但正如我小时候听父亲说的关东过去是“棒打兔子瓢舀鱼”【注】，关外丰富的自然资源，极大地吸引着关内，尤其是山东的饥民。因此，还是有人偷越关卡，往关外跑，所以才有了“闯”关东！听老人们说，在闯关东的人中，还有很多是杀了人，闯了祸，欠了钱的逃亡者。汉族中的这些灾民饥民和逃亡者，是不可能带着族谱的。因为汉人族群，大都世代聚居，由于印刷条件，尤其是族权的限制，过去的族谱家谱都是手书誊写，数量大多只有一份，都是掌握在族长手里。除非是整族迁移，否则家谱是不会脱离族群，让这些自发式的零散迁移的饥民带走，更不用说那些逃亡者了。虽然到了咸丰年间，朝廷开禁放关，但出关的汉人，依然是以散民为主。所以，移民东北的汉人，没有带去宗族家谱的。

    而移民东北的北京旗人就不同了，他们既不是逃亡者，也不是没有饭吃的饥民，而是朝廷有组织的重回故土，称“回屯”。举家，甚至是族群移民居多。何况与汉人族谱只用于祭祀、备查的作用不同，旗人的族谱，就是执谱人作为世职和钱粮继承者的身份证，必须带在身边！因此，只有这些人才“摆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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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句话，大概是父亲听庄上那些去东北谋生的人讲的。后来知道有说“棒打狍子”的，也许是乡人对狍子不熟的缘故，而说成了熟悉的兔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