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壺濟世

玄光

中医废止案-于右任和我的祖父

庚子大疫，武漢遭殃，国人受難，如何抗疫，中醫之術，西醫之學，纷争杳起，各执一詞，孰是孰非，我以為各有利弊。早在民國時期，中西醫就有踫撞，還引發了一場著名的“废止中醫案”，而此案还与近代書法大家、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有关。

説到中醫和于右任，不得不讓我想起我的祖父尹之春（又名筱泉，字輝山）。我祖籍丹陽，金陵門戶，是个千年古鎮，傳説是七仙女下凡之地，至今還有槐蔭樹和董永故里董村，丹陽地處江蘇与安徽兩界，類似中英街，一街跨兩省。我祖上在鎮上有瓦房數間，家學悠長，也算是書香門第。祖父以行醫為業，創有“尹安仁堂”，十里八鄉，遠近聞名。民国34年即1945年抗戰結束后，祖父在南京行醫，并結交名醫陳存仁，后由陳存仁推荐成為于右任的御用醫師，直到于右任去臺後才回到丹陽。

陳存仁同于右任的見面即源起那場“廢止中醫案”。民國18年（公元1929年），当时的南京國民政府召开了一次衛生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一個《废止舊醫以掃除医事衛生之障碍案》。這里所谓“舊醫”，指的就是中醫。這次會議提案的核心就是要彻底癈止中醫。但是這個“廢止中醫案”出臺后，随后在全國引发激烈的反對風潮。陳存仁等中醫界代表上訪遞交反對義案請愿書，而接受請愿書的正是時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

那么為什么國民政府要搞出一个“癈止中醫案”，后又很快將這个“廢止案”廢止了呢？回頋曆史不難發現在上个世紀初由于西方列強的侵入，中國的各个領域包括文化都受到了西方所謂新思潮的冲擊。

外國醫學傳入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对中國醫學的影响并不大。直到19世紀，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西方醫學在我國才开始廣泛傳播。到了20世紀初，西方醫學对中醫界産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在醫学界出現了几种不同的态度和主張，業內業外爭論不休，在反對中醫的聲浪中，你現在知道的几位著名的民國大咖的言論或許會讓你匪夷所思，其中就包括严复、孫中山、魯迅、梁實秋、傅斯年、陳寅恪、陳獨秀、郭沫若等，我們听听他們的言論就不難理解“廢止中醫案”形成的原由了：

严复説“听中醫之言，十有九误”。

孙中山説自己“平生有癖，不服中药”。

鲁迅对中醫有“切肤之痛”。平生有多篇文章抨擊中醫，还写出“中醫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样的名句。

梁实秋说：“所謂中醫就是一种文化落后的民族的产物，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使人丧气”。

傅斯年在《大公报》上旗帜鲜明地反对中醫，在傅斯年眼里，中醫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他认为中醫是腐朽的、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

陈寅恪説：“宁愿让西醫治死，也不愿让中醫看病”。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中醫不解人身之构造，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术殆与矢人同科”。

郭沫若發誓“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

這些人都是聲名顯赫，出此言論，可見影響之大。加上當時汪精衛也反感中醫，授意衛生部通過了議案。

但是沒想到，議案一出，舉國嘩然，中醫界反對抗議激烈，并派出请愿團上書請愿。请愿團采取了一個策略，就是并没有去國民政府衛生部請愿，而是直奔當时國民政府五院和國民党中央党部的元老们那里去求支援。

當時民国上下反對中醫的大咖不少，但支持中醫的大咖也不少，诸如谭延闿、林森、劉文典、陳果夫、戴季陶等都是支持中医的，其中更包括于右任。

于右任对中醫界的抗争很佩服，说中醫不該由西醫组织的衛生部管理，“这等于由牧师来管理和尚”。

据我祖父手書筆記中所載，于右任自一次傷寒去找陳存仁會診后，基本調養和治療唯中醫不看，對西醫十分排斥，我祖父入于府后，則更不出門尋醫，并明确表示：“一生都只看中醫吃中药”。

有了這樣大咖的支持，一場中醫存废的抗争，也成了南京國民政府内部几大勢力之间角力的戰場，甚至还牵扯到了國内的政治局面，當时的地方军頭馮玉祥、阎锡山等纷纷来電支持中醫，而國民党元老林森则干脆對代表们説，四川经济以中醫药生产為大宗，而四川已经来电反对废止中醫，國民政府當时正在争取四川各军阀归附，必须要考虑这方面的影响。這也騐証了現在的一句話：所有政治問題的背后都是經濟問題，所有經濟問題的背后都是政治問題。政治、經濟、文化在社會的發展中都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场纷争中，中醫请愿團獲得了足够的政治优势，也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廢止中醫議案最終得以廢止。



當然，这一場纷争并非中西醫論戰的终結，直至今日仍存在争論。不過作為九十年前最令人瞩目的一場風波，“废止中醫案”留给后人們足够多的觀察角度，令人至今不能忘却。

庚子年二月廿二於深圳梅沙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