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从军记 （上）1939～1946

康巧茹

　　我的老爸康佰钧是河南省伊川县马回村人，1923年3月25日生人，2002年12月19日去世。

1939年4月，老爸奔向延安参加革命，就学于我党办的抗大、延安军事学院。毕业后先后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机要科、甘肃庆阳三八五旅司令部机要科、延安挺进第一纵队司令部机要科、重庆和谈代表团机要科、南京和谈代表团机要科担任译电员。解放前夕，老爸由组织上派遗去上海吴克坚领导的中央情报系统担任译电员，解放后回到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任职。后在中央党校进修3年，本科毕业。党校毕业后至退休前就职于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

我于1968年底参加工作离开父母，当年17岁。我辈姐弟3人，我与妹妹大些，年龄年前年后首尾相接，而弟弟则小我们一轮。在我们家里老爸除每日奔波上班，还要打理全家大小事务，做饭、洗衣、缝补衣服、收拾卫生等皆由老爸亲力亲为。记得小时候，我们穿的衣服破了，皆由老爸蹬上缝纫机，先拆后轧再缝，形成同色或不同色的向心圈补丁的衣裤拿给我们穿。

那时，我放学后总爱爬在三楼窗台上，看着楼后那条白杨树成行的马路，盼望看见老爸骑着二八女式绿单车微胖的身影。我家位于海淀区花园村，那时北京不大，出了西城三里河就是菜地。我家虽说住的是楼房，但也只是插在大片菜地中孤零零的几栋楼而已，四周挺荒凉的。

楼后稍右方就是一座有着半园形砖石砌成的围墙，一人高的围墙包围着的一个大冢，冢前无碑，名曰景王坟（景王是明朝嘉靖皇帝四子，因有皇子诬陷其谋反，被太监下毒而亡---网络上的资料）。其坟原位于海淀区从百万庄西站路口向西四道口站与老虎庙站之间的景王坟站路边，据说原坟是一个大土包，周围红墙琉璃瓦，坟前有参天古树两棵，有巨大石碑，四周则是荒地和菜地。文革前也许因为盖楼房，坟地被破坏，我家住进新楼后只见残缺不全的红墙与大冢，无门无碑，古树参天依旧。

那时，楼后是景王坟，坟后是马路，路上的公共汽车很少，只有公交26路一趟车，间隔20多分钟。天黑后，马路上昏暗的路灯将路边树影映在屋里的墙上，斑驳陆离，摇摇晃晃。老爸上班地点在西城三里河，距我家8站路远，他每天上下班总爱骑自行车，每当昏暗路灯下老爸骑车的身影由远而近的时候，我都兴奋不已，老爸回来了就要开火做晚饭了。后来妹妹长大了些，也承担了一些家务，这个家就由老少二位打理着。那时，老爸让我专心学习，所以我几乎不插手家务。

在家的时候我与老爸交流不多，也许是年少时不理事，除学习以外多以玩耍为主，上了初中课多作业重，学校与家距离较远，每日早出晚归，更没有说话的时间。也许是老爸老妈都是做机要工作出身，养成严格的保密观念，他们对自己以往的经历对我们从不言传。

记得每日早起，总是老爸做好了早饭，看着我吃完，才放我跑着去汽车站挤车上学。周日有了空，便把我叫进父母卧室，给我一张报纸，指定一段让我逐字逐段念给他们听。

文革开始不久，社会上很快流行起唯成分论。一天，我照例上学，走到校门口但见大门紧闭，只留一小门半掩着，一戴红袖章同学从门中探头出来向我厉声问道：你家里什么成份？

我糊涂着回答：不知道。于是，被关在了门外。

回了家，着急问老爸：咱家什么成份？

老爸一怔：干什么？

我答：我不知道，进不了学校。

老爸说：职员。

第二天，照旧去学校，在门口按老爸告诉的回答。

对方问：什么级别？

我又是一头雾水，还是没进得学校门。

回了家再问老爸，老爸答：革命职员，讲什么级别？！

再回学校，总算进得了门。

从那以后，我总算知道，老爸老妈是革命的人，至于干什么的，有哪些经历一概不知。

很快，我家5口人就分散5处，老爸去了河南五七干校，老妈被派到延安管理下乡的北京知青，我去了宁夏工厂，妹妹去了内蒙兵团，4岁的小弟弟长托在部大楼托儿所，全家一年聚会一次，十几天而已，说不上几句话。七、八年后，虽然爸妈、妹妹、小弟都回到北京，而我却在宁夏呆到退休才返回北京。这一时段，我与老爸聚少离多，更少于交流。直至2002年底，老爸在北京宣武医院住院感染SARS去世，也没机会听老爸讲讲过去的往事。

前两年家里装修，倒腾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了老爸写的一本自传和多封书信，才知道是1992年老爸因偏瘫在疗养院住院，断断续续写成的。于是拿回家，细细读来，才知道老爸这一辈子的过往。

早有心把他的自传整理出来，但总因家事多杂，一直没能腾出手。这会儿赶上疫情，窝在家中月余，有了时间终于开始整理工作，以了心事。

我在整理这本自传时，基本按老爸原有文字直接录用，只有部分内容重复时，才作了少许删减，个别不通语句做了极少的调整。

下面是老爸的自传正文。

下图：延安宝塔山。

2.1.1决心去延安

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决定于时代条件、社会环境，也决定于这个人的生活之地方（村、乡、县、专区）、学校的情况。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也是受着时代的影响，当地当时情况的影响，加上我自己的主观决定和家人的支持，总合起来促使我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9年秋，我还是个十六岁的娃娃学生仔，不远千里背井离乡长途跋涉上延安去，靠拢革命。这与解放区的青年当地参加八路军、解放军还不一样，它需要更高一点革命的觉悟才行。不是革命送上门来，一抬脚即跨入革命门里。

1937年上半年，我在本村高小毕业后，家中爷爷的积极支持，叫我去洛阳市考省立第八初级中学去。这个学校是当时河南省很出名的一个学校，家乡一些学生都以为能上省立洛阳第八中学为光荣，简名为八中生。很多高小毕业生考不上这个学校，我也是当时几千名考生中的一个考生。

记得是本街马*舅（本村乡亲们论亲戚辈份排辈称舅舅的）当时在洛阳上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四师”。正是暑假，马*舅带我到他们学校宿舍住，准备报考第八中学。当时我初次出远门又是到了大城市（洛阳市虽然不算大城市，但是由于是几朝代的京都之地，名胜古迹很多，所以也颇出名，市面也热闹）。我住在“四师”校内宿舍，和几个同学一起到街上吃饭，临考期一同考试。发榜时看到有自己的名字在上，还是最前边的名字，当然颇高兴的。上午看了榜，下午便 急忙返家乡。路经龙门街，住到应表叔家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上路回家。恰逢龙门发大水，伊河水涨到沿河路上，一片洪水激流叫人看着害怕，我人小不敢过去。给当地老乡2角钱，由一老乡手拉着我沿山脚慢慢过到前边无洪水上岸处。我便一人顺路回家了。还有60里的路途哩。

当时还可以翻山过龙门山，但我人小又是一个人，不知山路怎么走法，又怕途中遇到坏人，只有花上2角线由人引着过一尺深洪水路。由人牵着总算是过了龙门口洪水淹没道路的一段险情，过去后便顺着大路走大半天回到了家中。向爷爷爸爸们说了已发榜考上了洛中，他们都很高兴，爷爷力主无论如何也要送我到洛阳上学去，其实家中哪有供一个城市初中生上学的经济能力呢？全家人们在爷爷的动员下全力以赴，集中所有能弄到的活钱送我到洛阳报名上初中去。大概弄了21到30元，后来又继续弄了十几天，快坚持到年底放学时实在没有办法弄到钱供我继续上学了，爷爷想出了省钱的办法，与马回营刘旺同学家人商议出办法，由他家姐姐去洛阳，两家凑钱合租学校门口一老乡民房，两家人从家中各拿一些现成的米面地瓜等，在洛阳学校门口组成一个小伙房，只作我和刘旺同学的饭吃。就这样我们总算是凑合着上完了第一学期，放学时各人填写预期表，我考虑下学期只有停学为好，停学一年，实际上永远上不起中学了。刚好当时日寇侵华已到了黄河北岸，而且经常飞机轰炸河南城市，洛阳已被轰炸多次，洛中已宣称下学期要搬到豫西麓区县去，山区路远花钱不会少，我已有点自知之明，穷人家比不上富人子弟能到城市内上中学。我之所以能上小学从一年级到高小毕业，若不是学校就在村边，在家中吃自己家中的饭，走读上学省去许多钱，能够坚持到小学毕业，但一到洛阳城市去上学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下图：投军前的老爸。

　　已是上不了初中又不愿在家中务农出力，就和爷爷爸爸商量好，还是跟着莘校第二期初级简易师范班作旁听生吧！就这样又渡过了1938年从春到冬两个学期。但学习上并学不到什么，中途插班学习跟不上，主观上也不抓紧学习，明知就是学期完了自己也毕不了业，也不会弄到文凭什么的，也没有教小学生的本钱，实际上旁听师范班等于混日子，当时没有一个合适的路子可走呀。

1938年春秋之际，大概是这个时候，记得河南省政府一个十区指导专员刘锡欧大官来到豫西各县检查各县工作。实际上是看到豫西各县抗日浪潮高涨，特别是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共产党的宣传很得民心，青年学生思想进步，不但抗日，而且都有一颗向往共产主义的光明理想，想往延安光明，所以大批青年学生涌向延安抗大。国民党虽也在学校内宣传国民党光明有前途，但同学们看的明白，愿去延安吃点儿苦前程光明，去国民党那边虽马上能有工作，但不光荣不痛快，都不愿去。同学中倒有几位是“近视眼”同学，偏偏逆潮流而动，积极参加国民党，图眼前现利—毕业后能弄个小学教育工作，也可以有个别的什么活干，有了国民党的牌子顶着干什么也方便，这就是那些“近视眼”同学所以近视的原因。全国解放以后，几次返乡见到一些老同学们，说起那些“近视眼”老同学后来的道路足以说明他们“近视眼”的报应。

那个十区指导员刘锡欧到伊川县各学校大骂共产党，胡说中国不能实现共产党那一套，还是国民党合乎中国国情，这些胡说八道我们小学生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他是胡说八道鬼话，由他瞎说，人们不信他的。但他倒有一手，把全校师生一律强迫都宣誓参加国民党。从教员到高年级的同学到五年级的同学，一律参加国民党。还在大会上，每一人一张手掌大的白纸，写上几个字的誓词，校长领着同学们宣誓参加国民党。其实会后什么也没有，也编小组过党的生活也不填什么表格，屁也没有什么。倒是那几个“近视眼”同学他们半公开的参加国民党，还填表贴照片一趟一趟往校长屋内跑。

当年冬天，县里下令全县小学教师到县府集训。也附带让马回莘村简易师范班全班学员到县上一块儿受训。我虽是师范班的旁听生，也同样被令去受训。

受训内容主要是思想上灌输三民主义思想抵消学生中的赤化思潮。每日早上出操，早饭后升旗，石县长和教育局长训话，训话内容是宣扬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学生要专心读书等等。

有次，我的祖父从老家走二十里到县上来看我，第二天我在日记中述说祖父年老，望孙好好读书，我当好好读书以报祖父的期望。这正适合集训班上边的思想要求。在第二天的县长训话中，当场表扬了我的日记内容。当时有位同学在日记中写了受训没意思，不想受训的话，便在训话中当场指名宣布开除他的学籍，勒令退学。

由此可见国民党当时对故乡豫西的赤化很是头疼，千方百计要压制学生的进步思想。当时学生中向往光明--延安，要求进步抗日救亡思想是很高涨的。已有三三两两的同学暗地出走去了延安，1938年是个高潮。1939年上半年还可以能够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介绍到解放区去。即是个人什么关系也没有，只要找到解放区也可以参加革命的。敌后方解放区的青年受到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步思想影响也有大批参加革命的。

1938年春，同学屈廷林比我大几岁，有次他问我愿不愿意读些进步书籍？我说当然愿意，以后读过几本书。他问我愿否参加一个组织叫抗日民主先锋队（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说愿意，便参加了，记得只开过一次小组会，还未开成，因人员未到齐，未能开成会。

以后我曾想往延安去的想法，因思想上也受到抗日宣传和共产党的进步宣传：延安是中国青年学生向往的光明之地。谁如果去过延安，这在当地同学中是个很光荣体面的事情。

我当时也考虑到自己家境贫困，好不容易上洛阳初中也只上一个学期，还勉强坚持下来，第二年就上不起了。在莘村上简易师范也只是个旁听生，也拿不到师范生的正式文凭，谋个小学教员的差事也无希望，将来的出路何在，真是前途茫茫。好在时代处在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中，革命延安的光芒四射，照耀着中国青年学生之心。我这个既上不起中学也不是个正式的师范生，也成了思想上有向往光明的进步青年学生。摆在我的面前的道路，当然是以奔赴延安为唯一希望之路。

所以当时我便和屈廷林上学的路上闲谈中说：我想去延安上学。他后来对我说：近几日后即有几个同学去延安，问我愿去的话可一块儿去，我便说要去。和家中亲人也说了我的愿望，家祖父、父亲们也看清楚我的前途别无他途，到延安去上学是很好的出路，便同意我去延安。四伯父从很困难的家庭经济中弄出两块银元作为我的路费，父亲也从办公地方弄到两元钱做我的路费。在我上路之时，记得也就是凑到4元多钱的路费。以银元算来4元多是很不小的一个数字了，即可以交我两个学期的学费了。

2.1.2 奔向延安

1939年，当时到延安去的有莘校校友邢才，即在学校半工半读，一面学习一面给学校做工，给老师们打扫卫生、送洗面水、端饭、收拾桌子、打铃上课、下课送信等杂事。还有同班的王玉林，六年级的苗彪、赵永成。苗彪是西坡坡头村人，他头一天带行李住到我家。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同上路，过伊河到河东（村名忘记了）。约好四合头王玉林同学要来相会一同走的，但他未来。只有古城村的邢才和赵永成同学来了。四合头村来了一位老师，王宏亚老师。他说王玉林不来了，我们几个便一块儿往北走。走到中午到河东申圪塔村，即申尚志老师家，他老婆招待我们吃了中午饭。下午我们即上路到洛阳西北李村。在李村中学找到学校老师，住到学校中。

这地方可能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点，住了两天。听说去人到洛阳办了手续的人回来办好了，我们便一起去了洛阳，找到原学校校长老师金愚如工作地方（一个洛阳一国民党军人作家庭教师家中）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我们四个同学：有我、邢才、赵永成、苗彪便上了火车，开始出发向西安去，是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的。当时我也不知道西安有个八路军办事处。只知道是去延安，必须经过西安。

我在家上村校上学时，只是参加了中国少年民族先锋队，并未参加党。在洛阳李村学校等人从洛阳办介绍信，也是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给青年学生党员办的介绍信，信上也未说还介绍同去的非党员人名。我当时也不知道谁是党员，反正当时我还不是党员。当时从洛阳取回介绍信后，记不清楚是王宏亚老师或河东＊＊村孟建章老师还向我们交代说，这介绍信由一个人带着，邢才同学年长些，交他带着，你们一起同行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行。介绍信也没给我们看就叠起来一很小的纸卷交给了邢才。后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也是邢才交上去的。我始终未曾见过一眼。

后来到了抗大一分校青年队。我和苗彪同学分到抗大一分校青年队。邢才年纪大些（二十多岁）分到成年队。赵永成与邢才同村人，临出家时赵母叮嘱邢才照顾好赵永成，所以赵永成不想离开邢才，就和邢才一块儿分到成年队去了。按年龄赵永成也是十六岁左右和我们一样，也应去青年队。邢才和赵永成同学去了抗大一分校成年队。以后一直我们未见面过。若干年后听说他们抗大毕业后分到山东与河南、河北交界的八路军战斗部队。邢才当战士，赵永成高小毕业有点儿文化当上连队文化教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这情况一直到解放后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邢才进京出差从国务院接待室或二机部王志甲同志处了解到我的住所，找到了我的家，交谈中我才问清了当初他们去抗大成年队以后的情况，和传说的差不多。邢才到了部队年纪大些已有二十三、四岁，在家里学校入党的，又去国民党军校中学过。领导上让他做班长。赵永成是连队文化教员。确是在部队活动中受了伤牺牲了。解放后邢才回家探亲帮助赵永成家里办了个烈士家属光荣证明，地方政府每每有照顾。

谁也不会预料到参加革命抗战会一定有自己牺牲的前途。但参加革命可能有牺牲为国为民族捐躯，这是人人都会预料到的。为了抗日，为民族解放，为了光明，我们当年参加革命不远千里奔赴延安和敌后解放区，明明知道会有牺牲的可能，也是在所不惜的。

四合头村王洪基同学，也是1939年和1940年到解放区参加八路军的。他告诉我过，他是在洛阳八中入的地下共产党，还做过党支部书记，本来可以早点儿到延安去。因在学校里要坚持党的工作。直到最后地下党活动很困难的1940年才奉组织上的指示回到了解放区。他到解放区后，我在晋东南根据地炮兵团见过他，当时他在炮兵团特务连当文化教员。在延安南泥湾驻地见到了他，后来他也调入我们观测队过。在1943年至1944年整风审干中，可能因为他在洛中学校入党的关系，加上当时延安审干中康生这个老王八蛋搞逼供信，是河南地下党到延安去的一个同志假供编出天大的谎言，说河南地下党组织都是国民党搞的红旗政策的产物。这样河南来延安以至解放区的人都免不了被带上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人，必然要逼供信，叫你承认是他们认为的那种人才算完结。

王红基同学当时在炮兵团教导营观测队，也免不了受审查。当时听说他病了，他原来有癫痫病，还有别的内科病，心情不好发了病。送到延安东郊和平医院，几个月就逝世了。等我听说时已几个月过去了！王秉学同志提议我们去医院看看王宏基的坟墓，认一认也好过后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和平医院后找到护士长，人家说确有此病人，死了几个月了，葬在后沟许多坟堆处，也弄不清哪个坟堆是他的，因时间长了，乡村拾柴孩子把坟上做的标记(姓名，年月日、死亡日期)的木牌拿去当柴烧了。埋葬人的护士们因坟堆多也说不清哪个是王宏基同志的坟，很是遗憾之极。

解放后王洪基同志（小名王金午）的父亲几次问我：他儿子王洪基的坟地之下落，我据实告知。后来他家的几个弟弟曾专门到延安原和平医院驻地，东郊飞机场延河对面某个山沟口上，当然他们白跑一趟。当时1943年王洪基同志死后几个月，我和王秉学同志专门去找王洪基的坟墓都没找到，认不出哪个坟堆是他的，护士们也说不清楚，而在解放后一九五几年，近二十年后再去人找，和平医院的人早走光了，山沟口的半坡上有几个坟堆，有的模糊不清，当然更找不出王洪基同志的坟堆。除非王洪基同志地下有知，在地下声明此处是他长眠之地。这是笑话而已。

还有洛阳南郊关林镇附近有个杨鑫增同志也是抗大一分校青年队的学员，从集中到西安再转到晋东南抗大分校的同志，和我们一起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编队开赴敌后晋东南根据地的，后来又一起调到炮兵团观测队学习。在1940或1941年期间，日寇扫荡解放区，他当时生了病难于随队行动，当作病号隐蔽在黄崖洞中，日寇扫荡进攻黄崖洞，被日寇杀害了。

在我记忆中都是一起参加革命的青年同志有以上几位同志：王洪基同志、杨鑫增同志、赵永成同志，后来解放后文化大革命中死的苗彪同志。这些同志是无数曾为民族捐躯的人们中的几位同志。在当前解放后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环境中，我们活着的人们应当时时刻刻地想着他们，以他们的英雄事迹鼓励我们的工作和斗志。

1939年春4月末（古历4月21日），我出家参加革命，从洛阳上火车走不多时间，火车就不走了，说已到了会兴镇，距三门峡不远（当时没有此市），离黄河对岸很近。火车常受到北岸日寇炮火轰击，火车不敢再走了，人们都下了火车，沿铁路步行向西安去。旅客很多，我们4个青年学生，穿着便衣乡下人打扮，各人背一小包袱，和别人一同沿铁路徒路行走。记得一直走了两天左右，每天在乡下老乡收麦子的场地铺上带的单子和衣而卧过夜的。当是正是初夏季节，麦子才割完未打完，天气也不冷，野地过夜不冷，昼行夜宿，在村简陋饭铺吃点东西，一心一意赶路去西安。人们问我们干什么，我们说乡下孩子到西安找熟人作生意谋生的，和逃难的差不多，也未引起别人的疑惑，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乡下孩子大人男女很多，路上络绎不绝。

记得到了灵宝县境，要过一段沙丘地，真是从未经过的难走之路，本来已很疲乏了，走上沙地很是困难，真是进两步退一步。后来到了华阴境内，已有个别卡车向西行，还见到个别的穿军衣带八路军符号的军人向东行走，单个的同志，不是成队的。到了华阴县火车站，买了到西安的火车票，便上了火车一直坐到西安火车站。

下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2.1.3 开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抗大一分校

下了火车我们四人一同问路，七贤庄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驻地，到了办事处工作同志接待了我们，邢才交了介绍信，他们工作人员安排我们住招待所。招待所离七贤庄几条街处不远。当时办事处的生活比老百姓高些，主食即是洋面白馍，雪白雪白的，从来未见过的东西，和着青菜、稀粥吃。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招待所距办事处隔几条街，是一个大场院，住的人也不多，十几个人光景，住的那几天我曾到西安街上去玩过几次，看了西安的街景，几天后办事处同志通知我们说要集合开会编队整编，可以出发上延安了。

那天，我们4个人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不久从各处来了许多青年学生，都是准备到延安去的。大家都站好了队，办事处工作人员点了名，有位负责同志可能是办事处主任，向我们讲话说：目前国民党把守边区封锁很紧，往延安去的汽车受到盘察麻烦的很，上边让我们不必去延安了，可直接开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工作。

我们便编班组，十几人一班，共十个左右班，指定有两位队长，队长是东北学生，在延安学习过。我们都分到八路军灰色军衣、皮带、绑腿、帽子等军人所用之物，还发了八路军的臂章，上边是第十八集团军几个字。我们队叫一二零师护士队，并给我们简单讲了护士常识和长途路上行军要注意的事项，还有通行证件、介绍文件、钱物等，统交队长们带着，在一天上午我们就整队出发了。

整队将走到西安北城门时，有3个国民党的士兵拦着了我们，说要看证件，看了证件还不行，说人数与护照上的不符。我们后来来了3个人是有事暂缓同行的，已经赶来归队了还不行。说我们军纪不整齐，反正不让我们走，要我们到他们军营去见他们的长官，我们队长要与办事处通电话，他们也不允许。

我们队长告诉大家（小声口头传话）先跟他们走，赶走到办事处驻地房后街道时候，我们队小声传下话，各人都原地坐下或卧倒，说是走不动了，于是他们几个士兵端着枪也没办法，也不好开枪驱赶，我们队长队员们坐在地上，说是要休息走不动了，并和他们讲许多道理，他们反正只一句话，要扣留我们，有什么话可到他们营地与他们长官讲去。

街边百多人坐在路边上，有国民党士兵持枪看管着，这样的情形引来不少市民观看，围成不少的人墙。据说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上街途中也看见了我们还坐在这里，仔细察看发现是上午出发的队伍，于是马上返办事处报告领导。可能是办事处主任亲自出来与他们交涉，他们还是那几句话，他们是执行上级命令的，有什么话可与他们长官讲去。办事处领导同志权横这样的局面，当场无法了结，使告诉我们队长，说：你们先跟他们去，我们办事处负责与他们交涉。

于是，我们队长便告诉大家可以起来跟他们走了，一路慢慢腾腾的一直走了几个小时，可能已到下半夜光景，才到了他们营地，是在西安城西北方向城墙边建的一个军营，也没什么正式的墙壁，只有几道铁丝网纵横着几排木头板小房子。我们几十个人近百人被他们放在一个小院中，有几幢木板房子供我们住。房内无有桌椅，地上铺一层麦秸就是被褥，大家和衣卧地而睡。

第二天，他们开始叫我们队长、班长还有个别学员问话。我们在办事处出发前已经告诉了我们一路上应当应付的一些话内容：在延安驻军拟开赴前方的一二零师护士队伍，护士知识行军路线等。问过两天也不问了，就叫我们干住着，他们也不再和我们见面，有次听到警报声，都由他们押着到附近城墙下躲飞机。以后也没别的事情，可能过了六、七天光景，他们来人说是八路军办事处来人接我们出去，让我们走了。说是周副主任知道了此事，与国民党方面交涉了。上边叫他们放我们走。于是在那天的早上，我们被叫起来站队，他们来了一个当官的，讲了几句，说今天放我们走。我们办事处的负责人也来了，也说了几句接我们出去的话。我们列队出了小院子，整队向八路军办事处走去。在办事处没待多长时间，可能是下午便整队上火车向东方目的地绳池县行军。

下图：穿上了八路军军装。

　　火车只能走到华阴县就不能走了，前边距黄河北岸太近常有对岸日军的炮火袭击。下了火车大家整队行军，日行百里，记得过华阴县、灵宝县、陕县等，可能一直走三或五天才到了绳池县。这地方是河南西部的一个小县，近黄河边，好过黄河到山西去。那天从绳池县往黄河边上走，还走了一天的土路，将黑天到了黄河边，当时就有准备好的小木船，分坐几个船过了黄河。

过了黄河即是垣曲县，是当时八路军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往后方来的交通线上最后的一个交通站。有住房、吃饭、洗衣等设备招待来往客人食宿。

我们过了黄河不远就到了兵站，在兵站吃了饭，大家休息。第二天一早，我们即整队上路向着晋东南长治县，即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和抗大一分校所在地前进。

我们整队沿途过了几个兵站，大概一个县是一个兵站，相距百多里左右，行军一天走完到一个兵站，有晋城、阳城县、高平县。

大概已走到高平县境内，迎面来了一位八路军战士，骑着马急行进。他看我们队伍着军装都是青年，便向我们队长问明后，说他是总部通信兵送信到各站，告诉不要再有人往长治县去了，日寇九路围攻长治，前总和抗大一分校都已往壶关县转移了。我们向前走的话可以向壶关县一带找到抗大一分校校部的。

队领导便当机立断改变行军方向，直扑山区的路上行进。约莫又走了两天多的光景，到了一山区河谷中，有几处山村人家，说是到了抗大一分校驻地村子。便找到一分校校部交上介绍信件。分校校部工作人员根据校领导的指示，把我们队伍中除个别年龄稍大的同志外，基本上都分到了青年队，有男生队，也有女生队。我们队中的几位女生便到了女生队。邢才年龄稍大分到一分校成年队去，赵永成也跟邢才一同去了，我和苗彪一同到了青年队，约有十来个班左右。每班十人左右。驻在一个小村子中，晚上我们还负责夜哨，保卫夜间安全。

约在此村一直住了几个月，即过了一个秋天的光景，天气渐冷转入冬天，我们学业也算结束，该毕业了，是抗大一分校第六期学员毕业的。毕业后又把我们转分到凌川县驻地的抗大一分校一个成年队，和成年队一起生活，还是学习政治课出操军训等。约到了年底年初，校部又把我们集体转到临近炮兵团观测队去，我们便集体整队出发，约走一天道路便到了炮兵团观测队驻地。

下图：延安时期。

下图：晋西南八路军司令部旧址。

2.1.4 在炮兵团观测队

队长李百群同志、付队长涂里游同志、支书秦＊＊，付指导员＊＊＊和大家见过面，这算是又换了一个学习工作环境，八路军前方总部炮兵团观测队。

炮兵团观测队是专门学习观测火炮射击之角度距离的观测员队伍，需要有一定的数理化基础，遂开始了代数、物理、几何的学习，有专门的教员来教学。是3位教员：一位是闫锡山部队炮兵旅长被俘后当文化教员，一位是抗战初期从北京清华大学出来的大学生王教员，他教我们数学、物理课。另一位是那位被俘旅长的夫人，大同人高中毕业，她教代数。学习不系统，只是较长久的驻扎期间才能开始学习。一般行军或行军途中每到一地只能住十天八天的，也不能开始学习。

在此地约住几个月，到第二年春天，1940年前后，由于战争环境艰苦，中央考虑不适合炮兵部队，故决定和朱总司令还有别的人一同撤回黄河以西陕甘宁边区。上级指示叫我们炮兵团留下一个营，其他所有部队都撤回延安休训。这时我们编制为教导营，营长是一位长征过来的年青同志，教导员是张英同志，后来又新来了从新疆回来的，学习过装甲炮兵的长征过来的同志，当我们的付营长或付教导员。

回撤路上，长途行军便是必须的生活。过了同蒲铁路，进入晋西北便行军快些。过了黄河进入边区境界，社会环境一看便与敌后农村气氛不一样。

一路上昼行夜宿，路过太原日满铁路封锁线，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可能是走到了黄河边上的兰县，然后过黄河走一天的旱路便到了陕北绥德县镇。过了绥德便是清涧县。清涧石板多，近公路边和小公路都是青石板铺的。路边厕所也是用青石板档的墙，可见青石板之丰富，各式各样。

从绥德南下经过延川过一个山角便到了延安东郊。进入延安以前在盘龙镇队伍休息两天，然后出发向延安行进，我因为有点小病身体不支，便临时留下以后再走。

听说当时队伍到延安又分到南泥湾去，担负驻军开荒整训任务。过半个月左右，到秋天时光，我和暂留下几个同志一块上路，经延安去南泥湾部队驻地。我从盘龙和一位老战士走了一天一同到延安，住延安南边炮兵团开的店住下，吃了饭上街看看，这就是全国的光明之焦点—延安。关外是新建的南市场，商业点很多，从东口一直延伸到沟底，都是新建的商店。沟西旁有窑洞，为住户和商店的库房。这是新兴的商业街，大概是红军到达延安后，抗大一批学生毕业，全国各地学生、进步青年云集延安之故的需要。第二天便出发向南泥湾找部队去。

下图：南泥湾开荒时八路军住过的窑洞。

2.1.5 南泥湾开荒

在南泥湾，部队无房居住，都是就土崖子下挖个猫洞子，能容一个或两个人睡觉即行。白天大家开始上山砍伐木材准备盖简易房子居住，即用木料搭房架子再用小木料排严房顶，用野草盖上，再用土泥巴遍抹房顶肩面，即可防雨。每人行军夜宿都是用木棍架成一个小行军床，用小树枝编排一下再用干草铺上一层，便是个很好的睡觉床铺，睡起来还真舒服。吃饭即当地老乡给的口粮，以小米为主，大豆土豆也有一些，有时还有玉米碴子，也很好吃。

（南泥湾大生产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1941年3月，为克服解放区面临的日军“扫荡”、国民党封锁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响应中共中央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执行保卫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光荣使命。当年在南泥湾进行生产和举办农场的还有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中共西北局、中央党校等单位。1942年，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1943年，生产自给率达到100％，到1944年，三五九旅共开荒种地26.1万亩，收获粮食3.7万石，生猪5624头，上缴公粮1万石，达到了“耕一余一”广大官兵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到处是庄稼”的陕北好江南---摘自网络上的材料）。

我到单位后，分配入割草班，整天到各沟里割半腰深的

下图：八路军领导参加大生产运动。

下图：延安八路军军事学院旧址。

2.1.6上延安军事学院

约有月余光景，房子都盖起来了，上边下来命令说延安拟成立军事学院，其中设有一炮兵队，叫我们教导营一、二、三队全部去充作炮兵队学员，其它部队仍留在南泥湾。我们便整队回到延安，即在延安东关原抗大学校旧地作军事学院驻地，我们炮兵营3个队即住在校园前场和空平房内，统称炮兵队。

这年（1942年）在学院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是春上4月2日开的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入党，填表3个月候补期，到期满好转正。

军事学院的学习训练有年把左右，到了1942年冬，延安晋绥陕甘宁边区司令部来人选调机要工作人员，在我们队上选了几个年青的同志，有我一个。个别的同志有不愿去的意思，前后有我和刘振荣同志2人调到陕甘宁联防司令部机要科作机要工作了。

司令部在大便沟底住窑洞，几十个人的机关叫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穆子滹，股长2人，下面是小组，王秉学即在寇谆波股长下的某小组。

开始只学些简易工作，练习抄明码，即造乱码事情作。后来担负了明码译电任务，内容是边区外的国民党人士过往延安到榆林，需要来往的明码电报。这样一个时期后，我能背出明码本几乎半本以上的明码数字。

2.1.7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

1942年夏秋季，中央号召学习整风文件，学习三风即：学习党风以反对党派主义；学习学风以反对主观主义；学习文风以反对党八股。我在延安军事学院学习时正是学习刚开始，号召大家学习文件。

我在年底12月前后调到联防司令部工作，学习运动逐渐变作审查干部，对所有职工干部普遍审查历史，当时解放日报上曾登过延安机关同志写的文章叫“野百合花”，文意反动，据说是被贺龙同志从前方回来后看出来了，便提出来研究，组织上审查了王实味其人的政治情况，发现是国民党派出来的特务。此时便展开了审查所有干部的历史问题，1943年春开始到夏秋季便全面展开，七月间展开一个所谓抢救运动。各机关团体涌现出许多自己坦白有历史问题的。有说是国民党特务，有说是红军长征中发生的问题，有说是山西闫锡山发展的特务组织，种类繁多，不一而足。传说光是个延安京剧院百多人的单位就自报出近百人说自己什么组织派进延安来的，弄得人心慌慌不安，各个机关都差不多，审查历史的气氛十分浓厚。

我在延安联防司令部机要科工作，实际上只工作几个月，便交待了工作，专门参加审干工作。是以我为审查对象，整日开我的小会，交待参加革命前的学习情况，尤其是革命后的经历。后来集中到我将要离家参加革命之前的几个月的情形，当时我只参加了中国民族先锋队，那是中共的外围组织，而且只开过一次小组会还未开成，便动身往西安去了，参加八路军了。

事后看文件和听上边传达报告中，讲到当时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的情况。才明白当时为什么搞的那么样子，名声气势很大而实际效果不大。直到1944年冬1945年春，经过一年时间的普遍调查了解，已初步地弄清有关和敌特组织派遗情况以及审干中某些偏差不实之处，主要是负责中央整风审干的康生这个坏家伙在中捣蛋，故意把整风运动搞的不像毛主席当初设想的那个样子。加上当时只存在各解放区的现实，至于大片国统区无从认真调查了解。在进行审干中搞的“逼供信”不正风气甚浓，使一些受审人员讲了些不实之词，说出了些不实的组织联系。当时较明显的有说国民党曾搞过什么“红旗政策”，就是把一些要求进步革命抗日的青年学生收罗进他们组织的，名为抗日进步的什么组织，有的干脆叫做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搞的一套鬼把戏。这种搞法后来证明确实有过，但不像当时普遍弄出来的，几乎各省到解放区或延安来的什么人都是被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搞过的人，简直成了一场灾难似的。康生负责的社会部表现坏的很。

我在家乡上学时，最后将参加革命之前半年的时间中，有同学屈延林介绍我参加中国少年民族先锋队过，编了小组，但未与小组各人员见面，因说过某日要在野地开小组会，但到时人不齐未开成，我也未去他们就散会了。别的我什么也未参加。后来和邢才、赵永成、苗彪三同学结伴到西安途中，曾在洛阳李村学校等两天，有人给我们办介绍信。介绍信弄回来，也未给我看，就包好交给邢才保管了。后来我们一齐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也是邢才把介绍信交给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自始至终我未看过一眼，也不知介绍信是党员介绍信，或是一般的同志介绍信，反正那时党员不公开，只从言谈中了解邢才、赵永成是党员，苗彪是不是不清楚。后来到了抗大一分校青年队，苗彪说他是从学校入的党，我才清楚他也是党员。

全国解放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邢才到北京出差曾到我家来过，说到苗彪当时不是党员，好像说过他带的介绍信中没有苗彪之名，究竟如何我不清楚。延安审干运动中的不正之风所谓“逼供信”盛行，人人搞的自危。

联司机要科也是差不多一半的人员说自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长征过来的同志也说有历史问题。各省市来的青年说在原省曾有什么问题，刚从前方回延安的抗大一分校的一位机要员同志，是山西省人，青年学生后参加革命的，当时机要科审干领导逼他交待问题，起码是山西省闫锡山搞的什么“同志会”或其他闫锡山搞的组织，这位同志没有问题被逼说有问题，一气之下，在某夜交待问题的时间内，看守的人离开了房子后他便上吊自尽了。当时延安审干中被逼打骂自尽短见的事件也听到的不少，但占参加运动的人数比例还是极个别的事例。由于事例性质严重影响运动正常进行，毛主席当时曾指示对审干运动有过指示，到1943年底运动结束。

2.1.8南泥湾的收获

1943年春，延安开展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各机关留少数人工作，多数人上南泥湾开荒生产，我也去了，从春上开生荒挖山坡地，到打圪垃种谷子。

大家一齐到了南泥湾，就在一个山沟口扎下营地。事先已挖好了大窑洞，没有木板床，只是事先留好的土坑已相当干净了，便铺点干草在上边睡觉，白天便到周围各山头上开荒。

每日每人只能挖一点点生荒地，由于各人初次挖地又碰上是山阳而光地皮，地表只生一层小草，土质坚硬，一锄头下去只能夯出一小块黄土，所以一个人早上从山根往上挖不宽的一条荒地，约2-3尺宽，直到晚上天黑已经一天过去了，还挖不到山头上，多数人只能挖到山半腰便天黑了。后来转移到别的山上，有在山阴坡挖地，事先曾把山坡上的小树挖掉，加上山阴坡地质稀松些，一锄头下去能挖一大片生荒地，那时我也和别人一样，定下相当宽的一条地开荒，早上从山底开始，近晚即挖到山头，自己丈量出来，一天已能挖二亩七分荒地了。

春天开荒开完就是种上谷子或糜子，七、八天出苗就可休息半月左右。赶苗长到半尺高左右，草也长不小了，就开始锄草间苗，一次成功。然后还可以全体回延安休息月余天，苗已长到2尺高，差不多已到了初秋天气，还可以上山粗粗地用锄走一遍地，见大棵的草用锄锄掉，小草寸把长的就不管它了，任其长着，反正它再长也超不过谷子，对谷子无大妨害。到谷子吐穗成熟后，小草也还是小草，在谷子下边见不了多少太阳也长不多高。

到了秋天，约是阳历10、11月间，就该准备收获了。先普遍把各山头的谷子都割倒，只有用人背着背到山头上。就在山头上平坦地开辟一小场地，即先把土地铲平，最好从沟底弄点水普遍洒一下，等半干之际，有石碾的话用石碾普遍压一遍二遍，土地干硬后用扫把扫干净。把谷子放场上，先把谷穗用刀割下集中起来摊开晒一、二天，然后用石碾或人力碾把谷子压碾或连打几次，谷子便会掉下来，反正打压几次谷穗上已没谷子了，就可扬场了。把谷子用风扬净，一年的收获算是到了手了。大家看到一大堆黄黄的谷子粒粒，装起来有几十口袋之多，都感到心花怒放，无限的高兴。初次开荒种地，从开荒到锄草到收割，一年的辛勤劳动得到满意的效果，真是得到了足食的效果。附近老乡有碾子，我们把新收获的谷子用碾子碾成小米，便用新小米做成小米干饭和稀粥，吃起来真香真香。特别是自己种的小米和糜子，不管是做干饭或稀饭，吃起来粘性颇大，也很香。味道真是好极了。

延安地区南泥湾开荒，生产自救丰衣足食这一伟大的运动，从每人的思想上得到较深刻的认识。当年秋后，联司大厨房便吃上我们自己开荒生产的小米干饭和稀饭，人人心满意足，又穿上机关做生意弄来的洋细布，每人一套新细军棉冬衣，样式也合身，依每人身体尺寸量着做的。这年的元旦和春节，每位同志真是心花怒放，尝到靠自己劳动而来的食物和东西，对敌人封锁政策也是一个有力的反击。

下图：大生产运动中的八路军官兵。

下图：纺织会战。

2.1.9 审干结论

也是这年秋天，大概是大家全体返延安休息之机，机要科组织上召开全体会议，宣布了去年审干中许多同志坦白的问题，可以平反。对我的怀疑是河南地下党组织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的产物问题，也宣布平反，说明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作出审干结论，历史清楚云云。

这个历史结论由组织上保存，后来我调到中央机要处，也不知此结论随本人档案转移没有。转移的话也可能存在中央机要处或中央办公厅某部门保存。但1947年延安撤退之际，各机关都轻装行军，听说都烧了不少东西，各人档案是否也烧了不知道。如果档案随本人到了重庆，又到了南京代表团，后来代表团撤退，还是回到延安，参加延安撤退以后即与胡宗南部队在陕北周旋行军，也需要轻装，也可能在撤退之前会烧掉的。这问题我也未提出要求组织查找过，只是在1949年春，北平解放我回到北平住在中央社会部机要科海淀吴家花园内，人事部门要我登记表格和写份自传，我既照实讲了上述的情况，说明延安审干中有历史清楚的结论，后来放到哪里是各级组织上的事了。我本人不知道，只是我又重新写了本人自传而已。

2.1.10在三八五旅司令部机要科

1944年春，我已进入二十整岁了，这年机要科的组织上分配我到甘肃东部庆阳市工作，那里是边区部队三八五旅司令部驻地。延安联司机要科股长寇琼波同志拟调去作三八五旅司令部机要科长，要带去3个机要员，有我一个。还有另3个刚从机训班毕业的青年学员，一个年纪稍大的，叫什么忘记了，河北人，另一个是青年叫王玉，一个叫纪福林。

我们一行四人离开了延安，走上陇东的道路，大约是出延安向南走过三十里铺到某村，马上转向右边山路，有一匹马驼着我们简单的行李。大家只带上小用具：饭盒、茶杯、牙刷、牙膏、毛巾之类东西，跨在身上，走起路来还算轻快。比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行军时自己背包即有十来斤，还有几件衣服和小东西打成的小包袱裹在其中，每人有时也可能背上支步枪，还有班上的洗脸盒、器材等由各人拿着，约计每人要有三十到四十多斤的行李，有时加上自带粮食，或是小米袋或是炒面袋什么的，也有八九斤以上，平均每人自带行李足有四、五十斤以上，长时间走到那儿背到那儿，相当负重。但是都是必带的东西少哪一样都不行。

到了三八五旅司令部，原在司令部机要科工作的有3位同志，他们叫什么忘记了。他们都是红军长征路上入伍的小同志，但已都近30岁的人了，可能组织上要换下他们回延安去，另行安排另外的工作吧。

到庆阳后才真正到了战斗部队，我管旅部与延安司令部通报台，另两个负责与下面几个战斗团的通报工作。工作任务也不太多，只有在边境上与国民党部队闹磨擦时有了战事，通报任务才多些。

平时也有空，个人也可以发展些个人爱好娱乐什么的。我在延安曾开始学了京剧胡琴，这时即有空暇时间练练。曾和司令部会唱京剧的同志合唱过几段。我的操琴虽不熟练，但尚能配合他唱下来，听起来还像那么回事。

1944年春天，照例边区各单位都要在驻地近处种些庄稼什么的，除粮食外还种点土豆之类，以解决机关食堂吃菜问题。旅部机关从各科抽调一批数十人派赴庆阳东北塬上某村过去，在已联系好的土地上进行春耕工作，已事先用牛耕过土地了，只要进行播种。记得种土豆还须人们一锹一锹的下挖点土豆块，还种了别的什么忘记了。可能是玉米荞麦之类吧。

休息时间记得我借他们步枪到村外打猎，看见满土沟底边上落着几只野鸽子，便瞄准好一枪打着了2只鸽子，一只落地未动，一只飞起又落下来，被我抓着，拿回来在厨房用小锅作了一次咸水煮鸽吃，清水煮鸽子如清炖鸡子一样，味道比平常吃的炒土豆、豆角之类的菜要香多了，而且又是自己打下的猎物，吃着相当有一些滋味了。

司令部曾有一位小青年作什么工作的忘记了，很活泼的一位青年孩子，夏天时间他一个人到庆阳东边的河中游泳。河水也不大，只有几个存水多的水坑可以在其中游水，但水潭中深浅难知，尤其白天河中游水人少，他一个男孩子，可能一下到水中，反正可能发生了问题，或者是水过于凉，使身体部位急剧抽筋或者使人闭气，反正后来人们在水坑边水面上找到他已早死了。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一个人冒险去洗澡下水，遇到危险情况，只有自己一个人无有别人可以抢救，自己一个人有能力处理就是万幸，否则只有自己遭秧了。

孩子们：你们可要千万记着任何情况下，都要考虑问题全面，预防可能遇到的险情，能有解脱的能力，千万不能什么都不顾及，脑子一热便我行我素蛮干一通，出了险情自己处理不了，又无别人帮忙，枉送了自己的姓名实在划不来。这是何时何地必须牢记的。

很快到了秋天，是七月间，庆阳地委机关为配合形势发展，每日收延安电台发的明码战讯，一日出一张小报印发各机关部队。庆阳地委机关向旅部机要科提出要求，出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请我们去帮助他们翻译明码电讯。因为我有明码记忆底子，机要科便派我去当译电员。电讯内容主要是当前延安新华社每日发的国际国内时局电讯，有军事电讯，经济和文化的和其它内容的电讯。每天收来明码电讯，由译电员翻出来，交地委宣传科，他们每天一期国内外快讯报，字数差不多够一位收抄电讯的抄报员从半夜抄到天亮七、八点左右。我即从早上起来便开始翻译昨晚抄报员抄收的明码电文，边收边译，一大叠子在我手中如随意翻阅书画一样，反正都是明码字，脑子中已熟悉常用词字，一般只是一枝笔不停的翻译，有长的电讯也有短的电讯，赶到早上十点，已能基本上把所有电讯译完了，送到宣传部编辑部。

宣传科同志便能根据译文编辑出当天的电讯快报，中午之前送出给地委和旅部首长阅看，因内容都是人们急需知道的时局情况。当时只是东欧战况激烈，希特勒已将完蛋，局势进展很快，待到了八月间，日寇将宣布投降之前的十几天，延安新华社每天发布的电讯都是各解放区八路军向敌伪反攻的胜利战况，各地的收复中小城镇等，在电讯上都有报导很是吸引人。这段时间我到庆阳地委机关负责每天翻译收来的电讯，因为过去我用明码翻译过许多电报，对明码有不少记忆，加上电讯文意很联贯，使译电工作相当顺利，一天的电讯量差不多半张北京日报上的内容字数，我都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翻译，心情相当舒

2.1.11 抗战胜利

一个多少年盼望的一天终于突然来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了。真是各处锣鼓宣天，炮仗时鸣，人们兴高采烈欢呼八年抗战胜利的到来。

1945年秋，突然世界战事突变，西欧苏联红军节节胜利，攻克柏林，后苏联红军又出兵远东，进入内蒙和东三省，打垮日帝关东军，解放全东北三省和外内蒙各地，日伪军迅速瓦解撤退，国民党军无力遍地接管，八路军八年敌后浴血抗战，正好就地接受敌伪投降。但国民党军队不甘败北，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千方百计争取时间，利用机会运兵到各敌伪撤退城市，与共产党军队争取抗战胜利果实。

共产党八路军也不能坐失良机，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有力有利机会，解放大中小城镇，接收武装器械。延安八路军、新四军总司令部朱德将军发布命令：各解放军要各自出兵抓紧机会收缴敌伪武器，壮大解放区军队，壮大解放武装势力。

1945年初，部队成立延安独立挺进第一纵队，以谭政司令员兼政委带队开赴延安，准备出发以扩大东北解放武装力量，部队在延安北城门外左侧山脚下平房内暂住。11月间，领导上同意我调回延安，准备上前线工作。回到延安后，我进入中央延安挺进第一纵队，准备开赴东北开展工作。司令部机要科益平同志当科长，当即同意我加入他们的机要科工作。司令部的部分人员、我们机要科的几十位人住在延安城北关大便沟，等待开拔命令的下来。当时科长叫郎平（即郎长安），也是三八五旅司令部机要科的负责人，他1945年春回延安，秋即赶上在独立第一纵队机要科工作。原先在联防司令部工作过的有叶胜、张旗、刘振权、王玉、白福林等都在这里。

当时正是日寇宣布投降后，全国人民高兴万状，盼望的和平日子即将到来。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心急如火，着急大批国民党军队龟缩大后方无法运赴各沦陷之地，虽然有美帝国主义帮助，用飞机军舰抢运武器和军队，但还是着急，便使出计谋假意约请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是借谈判之机拖着共产党军队不要扩充地盘和势力。力求在纸面上让共产党承诺中国国民党的是唯一领导力量，缩小共产党八路军的势力。毛主席党中央认请当前国内外时局，人民长期经受战争炮火摧残万众一心，渴求和平，避免战争。毛主席英明地决定冒危险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以谈判之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之阴谋，是积极利用时机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各沦陷城市搞接受日寇投降之实际目的。后来虽然谈判一个多月，开过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也签定了所谓双十协议，主张和平建国，但是一纸空文，其实际上是给蒋介石布置兵力与共产党军队争夺控制国土的势力范围争取时间。虽然在谈判之时期内没有大的战事，但小的冲突战火时起时伏漫延不断。

赶至1947年春，国民党伪国民代表大会开过，他便彻底揭掉和谈外衣，命令全国国民党军队大举向各解放区进攻，以陕甘宁边区胡宗南进攻延安为先锋，1947年3月底使共产党从延安撤退，胡宗南占领延安圣地。从形式上看国民党政府占了上风，夺取了共产党的圣地延安，但实际上是揭开了中国神圣的人民解放战争，彻底打垮国民党政府，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已开始了。

正等待中，有一天中央机要处的车平路同志从重庆回来，说要从联司调3名青年机要员到重庆和谈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工作。当时已是中共和国民党和谈的时候，机要科工作多人少了，于是调我和张琪、刘振权3人调到中央机要处，先办手续到中央机要处住几天，等待飞机去重庆。

下面是我写的一点回忆。

下图：老爸。

　　知道老爸会种地还是1962年，国家3年自然灾害供应困难，大家都吃不饱的时节。那年，老爸利用休息时间在楼下、马路边种了些花生、胡罗卜，以补家用。

那时，我家还住在西城三里河二机部部属宿舍里，那是十几栋灰色3层小楼，每层一个长走廊联结着6-7家的样子，一层一间公厕，但只有2家有合用小阳台，其它各家没有阳台。

我家住2层，南窗户外可见一台搁在高架上的绿色大变压器。变压器周围有树，只有变压器下不大的范围内没有树，老爸就是利用这点空地种上了花生。胡罗卜则是种在了长安街向西延长到三里河马路隔离带的水沟边。那时，西长安街延长到三里河时不是一条东西合并为8车道马路，而是由一条水沟、两条绿树带相隔的西来东往的两条马路。老爸则在水沟沿上种上了胡罗卜。

从开荒、种植到收获，我一直跟在老爸后面，看到了胡罗卜嫩绿小苗钻出地面，花生开花后须根扎入地下的全过程。

很快收获的时候到了，老爸说：花生已经灌浆了，过几天就可以收了。

那以后两天，北京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长雨，路边的雨水哗哗的淌个不停，种胡罗卜的干沟里集满了水，淹了不少的胡罗卜缨。花生地里也成了稀泥汤。

我问老爸：“花生能不能淹死了？”

老爸说：“这是沙地，没事的。”

晚上雨停了，天一亮我爬在窗户上看花生地，呀! 满地扔的都是花生杆，杆上一粒花生也不见了，到处乱七八糟的，大雨靴印清晰可见。

老爸遗憾地说：“可惜了，还得再等两天，花生才能灌满浆呢。”

胡罗卜却得了大丰收，粗壮的绿缨下桔红色的胡罗卜水汪汪，脆生生的，一口咬下去甜丝丝的。

下图：老爸文革时下放五七干校，任养猪班班长，此照留影于猪圈前。

　　老爸这个兵当的没操过枪，没打过炮，也没真正上过战场直面过日本鬼子与国民党兵。

我曾问他：“爸，你杀过日本鬼子吗？”

他摇头。

问：“杀过国民党兵吗？”

他摇头。

我着急：“那你也算当兵的呀？”

老爸想了一下：“我是炮兵，不上前线的”。

“噢”，我信了。直到那时，我也不知道他一直在作机要工作，甚至曾在解放前夕在上海白色恐怖的情景做地下工作。

老爸自传1946～1950年，请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