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座耀眼的灯塔

龙腾安康

作者:冉从高

前 言

清晰地记得学生时代学过的一篇散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多年后读这篇美文，仍然有无限地感触。当年的我只觉得文章朴实无华地道出了作者的父亲对他不露痕迹地关怀，但却无法体会先生对其父亲的深深怀念之情。

多年以后，仍是这篇散文，仍是同样的我，再次读着它，却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关于父亲，关于怀念，关于一切的一切。读着它，脑海中浮现出父亲清晰的脸庞。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通，但又不平凡的人。

对于其他人而言，他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普通的一名穷苦人家孩子，普通的一名退役老兵，普通的一名共产党员，普通的一名老支书。

但就我而言，正是因为父亲一生自强不屈刚正不阿的性格，忠厚诚实低调处世的做人原则，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宽广胸怀，勇于拼搏敢为人先的实干精神，才造就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这一切的一切，使得父亲的光辉形象犹如一座耀眼的灯塔，始终照亮着我前行的路，也使得逐步迈向老年的我对自己伟大的父亲有了几近完美的回忆。

于是，伏案追记，也算是尽子之孝，顺以此文昭示本族父亲后嗣子孙以效之。

冉从高

2020年3月10日上海

一、家世沧桑写童年

我的父亲冉瑞庭，陪伴我度过了35个春秋岁月。听父亲说，爷爷是个上门女婿，奶奶姓吕，本县东木镇柏杨村楠沟人氏，吕家有稀薄田产，除能勉强维持生存外，尚有盈余，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自是受人羡慕不已，吕家共有五姊妹，无男丁，老大嫁本镇木王村牟家(牟印元之母)，二女嫁关庙村西沟王家(王龙顺之母)，三女嫁汪家沟村干沟湾王(王龙发之母)家，四女嫁月桂村杨家堡杨成元为妻，由于我的三爷冉正兴科举不第，遂玩世不恭，沉迷赌博，输掉了冉家油坊、白果坝、李家湾全部田地和祖业，且不够还债。于是，四弟兄只好自寻门路，我的爷爷为老四，迫不得已才落到租地帮人的下场，爷爷就是在吕家帮人被他的岳父母所相中，但爷爷对这桩婚事是极不情愿的，奶奶过惯了自家的好日子，不愿意跟着爷爷受苦，最关键的还是爷爷既然入赘为婿，就要让后代顶替吕家香火，而爷爷不依不饶，子女仍随冉姓，弄到吕家人十分不悦，为缓解矛盾，爷爷只好带着我的父亲，在幺姑奶奶所居之处(东木镇木王村丁家梁上)租房租地为生，奶奶带着小姑冉瑞凤时而娘家时而婆家两地生活。虽然是租地耕种，爷爷也暗自下了狠心，决不向困难低头，不给岳父家说好话。据大伯冉瑞财讲，爷爷去世的前一年和三爷一起租种了十几亩地，又向丁家讨要了一块荒扒，开垦出来，那年他们弟兄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打下了不少粮食，尝到甜头的兄弟俩把大部分丰收成果用来还赌债，又抽出一部分在段家铺子(今木王村村委会)为我父亲缴学费。那个时候的学校都是“私塾”，私塾的老师称先生，工资是由学生供给的，有点类似于解放后的民办教师，每生每学期一斗米三斤肉就够了，多缴不限，爷爷和三爷一次性为5岁的父亲缴了一年的学费，可想而知，爷爷弟兄俩是多么看重我的父亲，给予了多么大的厚望。父亲当时思念奶奶，上学自然是有所分心,学堂里父亲是最小的，也是最调皮的，其他学生都比他大得多，«弟子规»之类要背要写，对于一个5岁的蒙童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父亲经常逃学，早上和其他学生一起去，路上玩到其他学生放学的时间再回来。有一天，学校中途石拱坝王家办丧事，做道场，父亲觉得好玩，看到端工送花盘就能驱鬼神，父亲入迷了，不觉已是半晚，爷爷和三爷好不容易找到了他，那一次，我的爷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狠狠地打了我的父亲。从此后，父亲再也没有逃过学，正当父亲上学步入正道的时候，一场厄运又随之而来，由于爷爷早出晚归，省吃俭用，劳累过度，大病终于降临，当时又正值痢疾，霍乱流行，爷爷最终没有躲过这场劫难，撒手西去。

爷爷走的那年，父亲6岁，我的母亲姓胡，外公是个杀猪匠，和爷爷关系特好，两家从小定下的“娃娃亲”，因此，我的母亲当年8岁，在爷爷的灵堂上和父亲拜堂结为夫妻。爷爷走了，但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明白，爷爷是累死的，我的奶奶在那兵荒马乱，食不果腹的年代，自己又身怀六甲，确实无力照看两个幼小的孩子，勉强靠娘家救济维持了三个月，因灾荒所迫，改嫁毕家沟刘家为妻，条件是对方无条件接收我的父母，就这样我的父母和小姑又一次过上寄人篱下的生活。6岁的孩子要承担8岁的妻子还有不到3岁的妹妹，现在这个年代正是玩手机，买玩具，享快乐的时光，而我的父亲却要担负起儿子，哥哥，丈夫三重责任，我不禁想起了那个在寒风中«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人说：童年是一段欢快地歌、是一场五彩斑斓地梦、是一篇美妙动听的诗、是一条清澈流淌地河。而父亲的童年则是一杯浑浊苦涩的酒，是一把悲壮沧桑的泪，是一副撕心裂肺的药。

二、背井离乡话凄凉

奶奶改嫁后，日子也并不好过，刘家虽有几亩薄地，上有父母，突然又添四口，奶奶进门不到三个月，又添了我的叔叔刘义忠，从血缘关系来讲，叔叔应该姓冉，而刘家就是膝下无子，才休妻再续的，奶奶为父母生存计，只好答应小叔叔姓刘，父亲替别人放牛羊，混口食，母亲成天在坡上打猪草，捡柴禾，父亲的继父对我父母很是不满，认为父母来抢了他家的饭碗，奶奶为保全这个家，也许是出于无奈，或者是对我的母亲百般折磨来换取刘家的同情，吃的是猪和狗剩下的残渣，睡的是猪圈狗窝，冬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偷偷甩个稻草让母亲取暖，这已是最好的待遇。有一次刘家的白木耳丢了，正好母亲回娘家，刘家人认定是我母亲偷回娘家了，等我母亲回到婆家，奶奶一把按住她的头，要她招认，母亲不知啥事，奶奶便把母亲双手捆住，然后用竹签往缝隙里面插，母亲向奶奶求饶，奶奶不依，把我母亲吊起来，脱光身子，用火痳(是一种带刺有毒的植物)使劲在我母亲身上来回蹂躏，母亲晕死几回，都被奶奶用水泼了回来，正在家暴之时，奶奶的刘家婆子妈发现猪从厨房后面跑出来，连忙进去看，簸箕晒的木耳又少了，白木耳结果是被猪偷吃了，才洗清了母亲的不白之冤，他们解开母亲身上的绳索，扔进猪圈，母亲几天生活都不能自理。母亲经常跟我们讲这段悲惨地历史。即使这样，母亲打猪草，捡柴禾时发现山上的野板栗，树上掉下来的野核桃都不忘拿回去孝敬我的奶奶。母亲的目的很明确，用自己的孝心来换取安身立命的居所，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我的姑姑和叔叔尚小，一家人拖累实在太大，奶奶对我的父母百般刁难，脏活重活姑且不说，在生活上给他们经常的是猪吃后剩下的，稍有懈怠，奶奶便棍棒交加，有时候连她刘家婆子妈都都站出来为父母帮腔，她也感到奶奶太过份了，这些事对我的父亲触动最大，待我母亲伤势恢复以后，夫妻俩商议，自食其力，不再吃嗟来之食，于是我的父亲倔强地向奶奶作出了出去帮人的决定，夫妻俩双双出去帮人贴补家庭开支，母亲主要是给别人家带孩子，用今天的流行语叫月嫂，父亲把自己按年打包给地主，按年计酬，父母亲虽然自己拿不到分文，好歹也算自食其力，没吃刘家人的闲饭，他们说那是少年时代过的最开心，最幸福的日子。

转眼到了1947年春，我的奶奶死于难产，父亲跑到红椿坝纪家找到我的母亲，当我母亲得知这个消息时，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这回终于见青天了”，话虽这样说，但母亲还是立即随父亲返回刘家料理后事，刘家此时也正需要人手，两个身强力壮又能干活的买卖，谁不羡慕，便暂时容留我的父母在家居住，双方约定以后不能继承刘家财产，夫妻团聚，早出晚归。第二年二月初四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生命，我的大哥，乳名喜娃，正当夫妻俩还沉浸在喜得贵子，筹划美好未来的时候，又一场阴谋正在向他们袭来。原来父亲帮人的王××家中有一智残女子，王家看中了父亲勤劳朴实，小伙子长得帅气，想招我父亲入赘，奶奶在世时，王家怕吃奶奶的闭门羹，不敢开口，正好奶奶去世，王家向父亲正式提出这桩婚事，遭到父亲断然拒绝，王家仍不死心，当我大哥出世后，王家才彻底绝望，当时王家与乡保队副毛××是亲戚关系，为达到惩罚我父亲的目的，在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我父亲正在坡上锄二草时被国民党宪兵拉了“壮丁”。

　　说到壮丁，不得不多费一点口舌，丁男子也，壮谓之曰强壮。强壮的男人为啥前面要冠名为“拉壮丁”呢？这就不得不说紫阳县解放前的兵役，民国二十二年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确定实行兵役制，二十七年首次在本县征集壮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不征。分配指标下达后，由县政府按乡保人数分配名额，下面各乡保公所兵役干事，乡队副，保队副专司其事，征集办法采取抽签形式，中签者入伍，此办法实际上很少执行，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战事吃紧，需要大量补充兵源，一年有时候要征集几次，仅民国三十七年到三十八年，不足20万人的紫阳县兵员配额超过800人，如此大规模的征兵运动，闹得民间是鸡犬不宁，一些人为躲避兵役不惜装聋卖傻，剁中手指者有之，残瞎眼睛者亦有之，一些有钱人和乡队副，保队副相互勾结串通，卖壮丁，他们的名额就找人顶替，即使被抓，体检时花几十两银子也能搞个不合格放了，那么为了完成兵役任务，穷人就遭殃了，不管你是独子不独子，抓住交差就是，当时躲壮丁胜过于躲土匪，由此可见兵患之苦。

　　父亲被五花大绑连夜从红椿坝乘船到紫阳，又与随行被抓的壮丁一行上百人在安康集中以后，开往四川，沿途不断补充又不断地减员，据父亲回忆，壮丁未到达目的地，大部分死于路途，能真正到达部队的估计有十之二三。所谓送壮丁的队伍，实际上如今天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起来，而送壮丁的士兵都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的注视着手下的羔羊。动一动就要挨枪托毒打，沿途伙食极差，好的留给押送士兵，壮丁成天都是喝照得见人影子的稀粥，基本上维持活命而已，在这种残酷地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到前线就死了，父亲亲眼目睹路上野狗争食人肉，因疾病死亡的壮丁尸体不计其数，有的似乎还在动，并没有完全死去，士兵怕拖累就把他们扔下来了，每每听到父亲这段叙述，让人毛骨悚然，不过我有些将信将疑，都是中国人不至于此吧。然查阅«四川省志.军事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9页和«何成凌将军战时日记»上册第100页，高宗钊«国民党接兵部队的丑闻和对壮丁的屠杀»等大量史料可以佐证，父亲的所言非虚。这让我想起了柳宗元笔下的«捕蛇者说»，捕蛇者为生存计铤而走险，尚能存活四五，而壮丁路途所受之苦有过之而无不及焉，曾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蒋梦麟战时向国民政府所提调查报告称“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壮丁死亡人数达1400万人以上”。他在贵州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听来自广东的壮丁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700人，可是现在只剩下17个人了!”，当蒋梦麟把这个数据告诉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数字“只会多不会少”，“为便于看管，壮丁密密麻麻夜间共宿一房，无床无被，少数人能坐，多数人站立，体力不支，身患疾病，依墙而死者司空见惯。即使勉强到达训练营，就被军官和疾病致死者也不在少数，据高宗钊所著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88页记载“我们的不是胖子，便是瘦子，瘦子固是营养不良，而胖子…不是真胖，是浮肿，在营中，壮丁一经患病，非特殊医药治疗外，长官一般漠不关心，而犹责以照常上操课，偶因病而无力操作者，动辄以木棒和扁担，加以痛击，每一责罚，必致壮丁血肉横飞，非死即残，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遭枪杀者，亦有以行进间因病不能速行而遭毒打成废而抛入江河岩谷者不计其数”，极尽人间惨毒。由此可见一斑，我很庆幸父亲的福大命大。

　　转眼来到1952年春季，适逢国内军校招生，实际上也就是把在部队表现好的年轻战士一部分战地提拔，另外一部分送回国内培养，我父亲所在部队共有3个回国军校指标，他因年纪轻、立过功、又识字被选中，所有军事科目考核和政审全部合格，就在最后体检那天，父亲的支气管炎发作了，这一病，不仅丧失了军校资格，而且又错失了战地提拔的时机。由于前线没有好的医疗条件，父亲被送回哈尔滨军医院治疗，在经过半年的治疗后，中央出台政策，轻伤员可以退伍也可以本人申请，组织考察到哈尔滨兵工厂安排保卫工作，父亲再次获得了到哈尔滨兵工厂就业的机会，他们医院一共批复了21个人到兵工厂。父亲拿着调令，心里高兴的合不拢嘴，一想到多年的3号老首长刚到医院还没走，听说3号最近又要到前线，想去给他道别，顺便拿自己放在办公室的杯子，一进门，首长问他，啥事高兴，父亲如实作答，首长让父亲把那张调令给他看，父亲递上去，首长接过去就把父亲的名字划掉了，并且告诉他，我就是来找你的，年纪轻轻就想去享福啊，那可不得行，快去准备一下，跟我回朝鲜，就这样，父亲跟着首长又回到了朝鲜战场。多年后，我问过父亲，你恨过3号首长吗?父亲说，在师部机关里面就三个陕西人，3号首长，他和老王，正规场合是上下级关系，但平时三个人非常随便，加之首长平易近人，关心部下，哪儿有恨哦。

三、戎马七载归故里

　　据父亲讲他在国民党里面只当了几个月的兵，由于父亲当时人又年轻，身强力壮，还识几个字，在新兵训练营里面还没结束就被师部长官要去当警卫员，在解放军攻打泸州战役中，他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成了起义士兵，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47师140团三营，1949年12月部队回撤大西南，参加贵州云南剿匪战斗，在云贵剿匪的岁月里，是父亲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时刻。据父亲讲，云南剿匪战斗中，山大沟深，条件十分恶劣，更关键的是，解放军在明处，土匪在暗处，双方就像猫和老鼠一样相互缠斗，为了诱惑敌人，部队有时候钻进山洞十天半月地潜伏，吃喝拉撒全部在里面，云贵当地雨水充沛，洞里阴暗潮湿，为防止突发性地战斗，经常穿着衣服睡觉，这样衣服湿了穿干，干衣服又穿湿，连洗脸有时候都是奢望，更谈不上洗衣服，好多战士不是牺牲在剿匪战斗中，而是牺牲在山洞里，有几个月时间，战士们吃的是煮黄豆，时间久了，豆子发霉变质了，吃下去拉肚子，好多士兵倒在行军途中，我父亲尽管身强力壮，但也因严重感冒导致慢性支气管炎，正是这个病影响了他后来的军旅生涯，也折磨了他痛苦地一生，在贵州他大大小小经历了几十次战斗，剿匪取得了阶段性地胜利后，父亲也因为所在连队被上级嘉奖，自己有幸首次获得三等功一次。

　　1951年2月，部队离黔北上，准备入朝参战，7月7日抽调90个建制排3646人，接收苏式武器装备，由苏联教官进行枪械训练，我父亲是其中一员，任140团三营通信班班长，后调任47师师部任警卫排代理副排长兼任二班警卫班长，9月16日正式入朝参战。据父亲生前回忆，他们部队进入朝鲜沿途随处可见志愿军烈士坟墓，甚至有的还没有来得及淹埋，那种亲眼目睹战场之惨状，是常人所无法可以想象的，部队一般都是晚上行军，为了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司机开一次灯要跑好远才再开一次灯，战场上考量的不仅是司机的驾驶技术，更考量的是司机的临场智慧，灯一亮美军飞机就呼啸而下，军车上都做好了伪装，经常性地是前面用人探路，后面推着汽车行走。白天隐蔽休息，有一次，他们负责师部以及师部直属队的警卫工作，敌人不知是事先获得了情报或是部队暴露了目标，大批敌机编队对志愿军宿营地呼啸而来，直属队部分刚参军的女兵，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哭天喊地，结果遭来了敌军飞机猛烈地轰炸，我父亲和陕西汉中一个姓王的战士负责3号首长的安全，眼见敌机的炸弹从空中明晃晃的掉下来，他们来不及多想，顺势扑上去，把首长压在自己身下，好在友邻部队的高炮团及时增援，大部队才免遭更大的伤亡，他们3人被炸弹炸出来的泥土所掩埋，3号首长安然无恙，姓王的战士被弹皮消走了三个脚指头。这是父亲与死神相距最近的一次，事后父亲被师部通报嘉奖记功一次。16军入朝后没有参加重大的战役，但零星地战斗还是经常发生的，他们主要是接管“三八线”以西防线，当时经历五次大的战役之后，双方都是打打谈谈，边打边谈。晚上，趁着夜色，你把界牌往前推过去一段，第二天晚上对方又把界牌推回来，推的过程中既要避开敌人的探照灯，又要防止敌方的潜伏哨，一旦暴露，就会招来一排机枪子弹扫射过来，轻则重伤，重则没命。

　　再次回到前线，生活较之以前得到了很大改善，基本上肉罐头，压缩饼干供应充足，就是新鲜蔬菜无法保障，战士们也有了自己的营房，不用露宿野外，据父亲回忆，在朝鲜，部队有规定，不许借住朝鲜人民的房子，就是空房子也不能进去住，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里，想休息一下，就在战壕里钻进战友们的遗体里打个盹，啥叫害怕，那个时代没有感到怕，战场上杀红了眼，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长大后问过他，课本上的黄继光，邱少云都是真的吗?父亲告诉我是真的，其实战场上有千千万万个黄继光，邱少云，英雄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也不是你不愿当就可以不当的，我这么给你说吧，假设我们三个人去炸碉堡，第一个上去了，后两个人负责掩护，第一个刚走到一半，被敌人发现了，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第二个立马冲上去，在快接近敌人碉堡时身负重伤，这个时候你作为那个断后的是迅速冲上去，完成前面战友们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是掉头逃跑呢，战场上不可能给你过多的思考空间，宁死阵前，不当逃兵是每个军人的尊严，所以说时势造英雄。

1955年冬天，父亲气管炎再次发作，也再次被送回国内哈尔滨军医院治疗，直到1956年冬，中央发布政策，慢性病可以申请退伍回家，于是父亲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一把军用水壶，一个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磁缸，三本荣誉证书和几枚军功章是他的全部军旅家当。

四、十年浩劫巧周旋

父亲退伍的那个年代，正赶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时期，各级机关急需人才，尤其是从部队退下来的，更是香饽饽，只要初识字，基本上都是抢手货，而父亲沿途向各级组织隐瞒了初识字的情况，毅然回到了故乡，当时正值大锅饭吃食堂的苏式共产主义运动，人们食不果腹，加之三年自然灾害，为了整合资源，充实基层组织，父亲原所在地三个生产高级社(安家社、平安社、西安社)合并为安家大队后(又改为红星大队，三安村)。有过部队阅历，见过世面的他即刻就当选为大队长，62年春他带领乡亲三自一包，当年全村上下粮食首次在上缴国家公粮后，余下尚能自给自足，我就出生那个喜获丰收的年代。尝到甜头的村民连续作战，全村上下几乎家家修新房，户户有余粮。

　　这种日子好景不长，转眼就被四清运动所取代，一开始只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四清，演变成后期“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运动所取代，接着在全国开始“反贪污行贿、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再后来斗争的重心转向“地富反坏右”，整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斗争、乱打人、乱搜查、乱集训、乱扣帽子，乱立法规的局面，再到后来演变成派系之争，父亲当时所在的东木公社独自为阵成立司令部，书记杨明奎、社长刘义刚自任政委、司令，父亲被委任为东木武装战斗司令部参谋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参与武斗(被判刑)的多达15人，成为紫阳县“武斗”的重灾区之一，父亲预感不详，但作为党员，他又必须服从党的决议，但他心里明白，这些所作所为，严重违背了党的宗旨，有的人为泄私愤借机报复杀人，父亲出手相救，反而遭到围攻，面对困惑，父亲选择与造反派巧妙周旋，一是因立过战功的军人身份成功掩护时任紫阳县委副书记高合生，县委秘书长钱定一化险为夷(他俩分别在我家躲避红卫兵造反派的追捕近两个多月)；二是以病为借口，推辞了武斗司令部的一系列会议和重要决策；三是利用参谋长的特殊身份，成功解救了本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实现武斗期间“零伤亡”。有几件小事，足可以佐证父亲是如何与造反派巧妙周旋的，记得刚成立武斗战斗司令部不久，司令部急需兵员，当时，我大队的姚绪友、徐先华、姚绪虎、张照发等年轻人跑去报名参加了武斗队，父亲得知消息后，个人虽没有能力马上制止，而是利用出操的时机，邀请司令、政委前来观摩，司令、政委都没当个兵，军事操练基本就是门外汉，这些年轻人又没有通过系统地军事训练，连最起码的基本步伐都不会，看到司令政委连连皱眉，父亲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立即建议解散现有武斗队，理由有三，一是现有队员训练难度大，所需时间长，不利于军事斗争的需要；二是招收这么多的人员，增大军费开支，远的不说，单凭生活支出都是不小的数目；三是这些人当中还没有经过政审选拔，有的是独子，一旦上了战场，牺牲了会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政委、司令觉得父亲说得有道理，但战斗队不能是空架子吧，父亲不慌不忙说出他的想法，真的有战争，其他大队，我管不着，但我们大队给你出四个兵，这四个包括我在内都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不仅对党忠诚，而且军事过硬，平常也不需要集中起来训练，战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这些同志一个要顶这些年轻娃娃好多个，父亲说完，引来政委、司令连连点头，立马解散了武斗队，将退伍军人登记造册，平时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等待战时召唤。1968年5月，东木武装战斗司令部奉命开往紫镇交界关哑子，准备与镇巴造反司令部开战，听说要发真枪，穿军装，我们大队跑去了十几个年轻人，父亲当时正患病，政委、司令留下他一方面好好养病，另一方面负责大本营的防务，防止敌人偷袭，可是父亲想到我们队上去的那些年轻人的安危，坚持带病随军，部队行至段家铺子，大雨倾盆，部队只好安营扎寨，就地休整，父亲当晚一夜未免，早晨起床，大雨仍然没有消停的意思，父亲向政委建议，这么大的雨，非三五日能停下来，队员们所带的干粮也就勉强能维持一天而已，当务之急是要筹备粮草，兵书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走的仓促啊，政委说，眼下河水暴涨，这里前不挨村后不着店，那你看哪里能弄得来粮食，父亲说他愿意带一帮人去完成筹备粮草的任务，从这里翻山走小路可以回到我们大队，队里保管室有储备粮，把粮食加工好再运过来，政委和司令一商议，立马同意父亲的建议，于是父亲把我们村上去的战斗队员系数带回。武斗刚开始不久，各大队上行下效，相续成立战斗队，有的战斗队跑到临近大队随意抓人，上边的先锋战斗队，下边的友谊战斗队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1967年3月中旬的一天，本村地主出身江祖德慌慌张张跑到父亲面前，吓得面无血色，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父亲，他刚刚在先锋大队听说战斗队杀了三个地主，他们扬言杀完先锋大队的地主，就来杀我们红星大队的，父亲听后非常震惊，但他立刻冷静下来，告诉他，你们不用怕，只要你们好好参加劳动，不乱跑，不乱说，我用生命担保包你们没事，话虽这样说，父亲还是不放心，他当即找到民兵连长姚世维商议，二人兵分两路，由姚世维迅速去通知各生产队长在狠抓生产的同时，注意防止外来战斗队的袭扰，发现后要及时报告，特别是要做好有“帽子”的人员的安全保护，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在我们大队随意抓人，他自己亲自去给先锋战斗队交涉，说来也巧，当姚世维来到第三生产队时，正好碰上先锋战斗队十几人在马道子张世堂家周围，准备抓捕我大队三队队长石应虎，石应虎人高马大，有点力气，此时已无路可退，只好手持板斧，坐在张家大门里面，准备拼个鱼死网破，正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姚连长如同神兵天降出现在先锋战斗队面前，大喝一声，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民兵连长姚世维，奉冉支书命令前来巡查，大队人马随后就到，你们如果是路过，就赶快走，如果是另有想法，那就放马过来，到时候别怪我们手下无情，这个姚连长个子大，嗓门高，况且他原先是傅作义手下的老兵，机枪排的排长，跟随傅作义起义后编入解放军，后又入朝作战，此人胆大，天不怕地不怕，这伙人一想大部队在后面，情况不妙，还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好草草收兵。

　　与此同时，父亲正在先锋大队战斗部斡旋，并最终达成以邻为友，互不干涉的默契。下午听到姚连长的汇报后，父亲晚上立即召集大队干部会，把全大队的安全实行责任包干，他自己负总责分抓一队和四队，姚连长包五队，张兆福（抗美援朝老兵）包三队，俞曰建（抗美援朝老兵）包二队自此我们大队在文革武斗中风平浪静。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例如解救地主王迩远三父子，拼死放走黑帮份子胡志林一家，用脑袋在乡司令部担保，赎回军统特务石维成等等不计其数。父亲在大是大非面前所展现出来的智慧，以及他在真假难分、情况难明的情况下，力所能及的尽一个党员、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在自己力所能及地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和安全，被县革委会专案组调查核实后，一时间在全县都传为佳话

　　自1965年起，父亲都一直在琢磨 ，老百姓吃不饱，关键是地少人口多，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率，扩大土地规模是摆在他面前一道龙门阵，经过多方勘探，父亲决定挖山改河造良田，从66年起到73年止挖山三座，造田150余亩，一下子解决了百姓温饱问题。

　　保管室的储备粮经常周济比邻乡村，在此基础上办起了第一座村办水力发电站，告别了几千年煤油灯的历史，兴办集体企业，利用油脂加工厂的资金购置了柴油机、打米机、磨面机、压面机等农业机械，白天机器轰鸣，夜晚家家亮灯，吸引了方圆几十里群众的羡慕，红星大队也因此受到省、地、县地重视，所在生产队民兵连获得兰州军区专题报道，所在大队“铁姑娘班”受到安康地区军分区嘉奖，3人次获得省级表彰，父亲把这些荣誉都给予了班子成员，1973年底，红星大队第一生产队年终决算，每个标准工作日(男劳力10分，女9分也有10分的)报酬为一元零八分，也就是说一个男劳力一个月满勤可以获得三十二圆四角的报酬，这在当时超过一个国家干部的工资好几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正当全队上下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又一场“批邓运动”接憧而至，1974年春，安康地区派出农村社教工作队，从地区各部局抽调领导任队长，县级抽调人员深入各大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进驻红星大队的是地区邮电局和紫阳县蔬菜公司，工作队有个翁干事，是个二杆子，自认为是县上下来的，耀武扬威，全不把区、社干部放在眼里。刚进村不久，他就成立文工队，抽调年轻姑娘小伙学习样板戏，有一次，正值插秧的农忙时节，他组织年轻人排节目，父亲与他发生了争执，他狡辩是在上党课，企图用政治堵住父亲的嘴，哪知父亲知道他不是党员，质问他，你连党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上党课。由于父亲揭了翁的老底，于是他四处煽风点火，封官许愿，采取威逼利诱，恐吓等手段，从农历三月初，生产队基本上停下生产闹革命，白天样板戏，晚上批斗会，将我父亲定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逃兵等等，还将在近年正常死亡的三个孤老定为受父亲迫害致死，父亲被一个不是党员的人宣布撤销支部书记职务，接受一个非党人士长达三个月的轮番批斗和围攻，他们为防止事情泄露，白天把我父母弄到其他农户家里做口供，晚上批斗结束后，在我家周围安插流动哨盯梢。堵死我家和外界的一切联系。而父亲没有被他的淫威所吓倒，每晚我都陪着父亲去挨批斗，亲眼目睹父亲从走进会场的那一刻，就被要求站在板凳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场面，开始还有些新东西，大家发言也有条有理，后来每晚都是那几句陈词滥调，批斗的人也觉得没啥意思了，于是翁干事就发动社员编故事，年轻人容易迷失方向，感到新鲜，思想一时转不过来弯，跟着翁秃子起哄，有时候编的故事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父亲不理他们，他尽量去做哪些中老年人的工作，让他们安心抓生产，转眼到了五月底，整个上半年红星大队的经济工作基本上处于荒废状态，半年报生产队日标准报酬下滑到1毛5，红星大队的事件引起了紫阳县委的高度重视，县委在对工作组反映地材料进行全面研判和调查后，派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高合生亲自来到基层，通过三天的全面走访调查，召开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大会，指出冉瑞庭同志是有错，一错不该带领大家挖山造田，让大家吃饱饭，二错不该修电站、吃机米、磨细面，三不该壮大集体经济、赚现钱，现场停止了翁的工作，责成工作队立马为冉瑞庭同志平反，责成工作队向我父亲道歉，并立即恢复了父亲的职务，在平反大会上，有的年轻人现场打自己的嘴巴，有的直接指着工作队翁的鼻子骂，就是上了他的当，吃了他的亏。自此后，红星大队再没有受到任何极左思想干扰，发展势头强劲，至1979年，全队在紫阳县率先实现薄膜育秧，机械插秧技术，引进杂交水稻栽培技术。成为全县农业生产上的一面旗帜。

五、尊师重教讲实效

父亲在职时一直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敬知识分子，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亲自去接陈文通老师到他们队上写标语，虽然陈老师当时是右派身份，但在他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有文化的老师，是一个值得尊敬和保护的人，在他们大队，从生活和起居都安排的井井有条，让他感到家的温暖。在建电站的过程中，遭遇了几次失败，先是请的水电局的来，马两个技术员，二人没有实际操作经验，边建设边摸索，后来试机的那一天，水轮泵没有力气，父亲没有埋怨他们，把责任自己扛下来，第二次请的是在牛筋航修电站的陈荣斗技术员，结果他只会修落差式电站，这种小的水轮发电站他也没谱，父亲鼓励他，改动了几个月，仍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父亲还是礼节性地买了好多东西送他高高兴兴回单位，最后通过走访，找到了曾参与过修水轮发电的红椿公社纪洪友，父亲亲自上门，纪洪友说他只是在别的地方修电站时，他作为工人参与其中，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参考，父亲打消他的顾虑，按天开工资，失败了工资照付，在父亲几次三番的劝说下，终于搬来了土工程师，纪洪友仔细丈量后，认为水轮泵的下水口垂直度不够，高度也差一截，建议推到重建，原本以为他的这个要求会遭到父亲拒绝，毕竟那不是一个小工程，哪知父亲当即表态，你说坼就坼，纪洪友也被父亲这种军人的豪爽气质所感动，后来的日子里，他吃住工地，亲自督战，硬是成功地建起了第一座6,5千瓦的水电站。

　　电站建起后，他又先后选派本队江远达、姚绪友、王武礼到安康巴山机械场学习柴油机修理技术，同时又请江河公社李庭发，县汽运司雷立刚上门传授技术，父亲也许是从朝鲜战场上使用苏联武器中领悟到技术只能自己掌握了，才能驾驭全局，否则，事事都得求济人，这几位同志的柴油机修理技术最后在东木都是呱呱叫的师傅，经常被别地地方请去服务。

　　父亲重视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或是家庭教育，都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在家庭父亲从来不吵我们，更不打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错了，他也不责备，家中总是母亲爱唠叨，但父亲一旦抓住机会，就会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做错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如数家珍地指出来，连时间地点都丝毫不差，在暗自佩服父亲好记性的同时，我们更害怕地是他那温和慈祥的语气中透射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这种机会有时候好几年都碰不上一次，而且前面他已经指出过的绝不重提。我一直努力效仿父亲的家庭教育方式，但至今未得要领。

　　本村有一所初小，原先建在集体保管室，一师一校，后来父亲带领乡亲四易其址，建起了一所标准化的小学，实现了一无两有的目标，顺利达到了当时普及教育的验收标准，与此同时，他还和中心学校和区级高中学校搞好关系，免费为中心学校送电，为个别家庭困难的老师接济集体储备粮食等等，当然，这些也得到了很多回报，在那个学朝农的年代，每年学校都有支农的任务，学校在给父亲配备学生时总是优先考虑，既能解决生产所需，又尽量不给大队找负担，而父亲所在的生产队对于这些来支农的学生也是以礼相待，一般不安排重体力活动，同时在生活上千方百计给予保障，让他们吃得好，睡得稥。

六、正直公道受尊重，修建鱼塘立新功

1983年后，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彻底开花结果，但饭有吃的，钱从哪来?在思考中父亲想到了利用水毁农田养鱼，正好他的想法与水电局负责水产养殖的钟声宣合拍，二人一拍即合，找到县科委主任田云龙申请立项，在县科委的大力推动下，由紫阳县科委牵头，东木乡人民政府，东木乡三安村28户农民三家联合兴办了“紫阳县东木三安流水养殖场”，这是紫阳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一次性投资最多的流水养殖项目，项目总投资20多万元，养殖面积52亩，父亲担任养殖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科委田主任兼任，从渔场兴建到渔场投入运营的岁月里，父亲把整个心思都扑在了养殖上，为此，他还主动辞去了支部书记职务，专心从事养殖生产，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1985年腊月渔场正式对外销售，县城各机关，居民纷至沓来，争相购买，当年实现销售利润6万多元，三安渔场项目可行性研究课题获得陕西省科研成果三等奖。

　　后来由于经营成本扩大，交通不便，管理体制上出现很多衔接不上的弊端，尤其是资金紧缺，养殖场经营状况逐渐滑坡，父亲看到自己的一生心血付之东流，终抱憾归西。父亲正直公道，一生铁面无私，记得70年代米，县武装部专程派人来找他，说是北京有个大首长要寻找当年的一个老兵，根据描述，这个老兵与父亲十分吻合，而父亲一口否定，这件事最后县委马鹤年书记还专程到我家住过一晚，他与父亲彻夜长谈，具体说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只晓得父亲说他不是首长要找的那个人，在计划经济那个年代，人们能吃饱已经是很不错了，家庭养猪要够60公斤以上才能宰杀，宰杀后，一半交给国家，一半留下自己食用，我家人口多，由于红星大队报纸上有名，广播上有声，是各级树立的典型，长期有人蹲点，他们的食宿基本都在我家，这还不算大队经常开会，一到饭点，我和哥嫂都只好忍饥挨饿，好吃的好喝的基本上都是招待客人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哄我，好吃的给我留到的，你先出去玩，等一会儿客人走了你就回来吃，当客人走了，回去只有母亲连连几句对不起，下次一定给你补上，后来我都习以为常了，母亲不说，我也会主动离开，也养成了我从来不争食更不抢食的好习惯，住队干部每餐一毛五分钱，半斤粮票，这是工作纪律，但父亲知道这些干部也不容易，总是象征性地收取，久而久之，他们也会从各种渠道弄来一些糖票、布票、煤油票，父亲把这些票都是送给了最困难，最需要的村民，我记得最清楚地是那次父亲慢性病又犯了，区委书记特批了几张肉票，母亲高兴得叫上我，一块儿在供销社去领肉，我们是天快黑的时候去的，怕别人发现影响不好，说是肉其实是几个没肉的光骨头，上面偶尔有点白色的肉筋，但对于几个月都没吃过肉的我们，能够喝上肉汤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我和母亲乐呵乐呵地回到家里，正准备开工一饱口福地时候，父亲却对母亲说，把这几个猪腿给坎下王家送去吧，王家那个女的生孩子生了七天七夜，结果娃儿没保住，大人也奄奄一息了，母亲喜欢积德行善，也没拒绝，就这样到手的鸭子又飞了。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里分粮食，村民江祖茂家因前面借了刘家的粮食，刘家有酒席，就把江祖茂提到手上的粮食没收了，计划经济时代，所分粮食是提前计划好的，一家人要生活，这可愁坏了江祖茂这个五尺男儿，父亲见状，急忙把我家那份全让给了他，结果是我们吃了几天的汤苕。

　　那个年代，农业学大寨，修梯田抓得紧，队上有一江姓家里晚上死了母亲，第二天清早区上武装部长上来正好碰到，死者正抬在半路上还没入土，这个部长不问青红皂白，立马呵斥抬棺材的人去上工，父亲跟他解释，部长认为伤了他的面子，僵持中父亲说，你回去对区委书记汇报就说我说的，这里没得你啥事，我们队上也不欢迎你，要是任务完不成，你找我冉瑞庭，少拿社员耍威风。我和哥哥参加工作，在外人看来都是沾父亲的光，说实在话，这是天大的冤枉，我的几次机遇他只要一句话就能成的事，结果都被他扼杀了，记得84年暑假，鱼塘刚好开始养殖，时任县委书记束广兰在科委主任田云龙的陪同下前来视察，养殖场办公室也就设置在我们家里，在现场办公会上，田云龙提出选派一名年轻人到南昌水产学校学习养殖技术，请求县委划拨指标一事，束书记考虑片刻后问田主任，指标问题不大，但你能保证去学习的人结束以后，他能到这里住下来吗？田主任说他考虑好了，准备派当时正从事民办教师的我，征询父亲的意见，可谁知他建议还是先从外面请技术，先解燃眉之急，至于让我去，他有想法，一是目前办公场所本就在自己家里，如果自己的儿子再成为技术员，会让人说闲话，二是作为技术不仅要懂技术更要善于管理，这里的村民情况很复杂，拉拉扯扯都是亲戚关系，全部都用当地人，不利于开展工作；94年初夏，即将教育学院毕业的我，因社教关系认识地区人劳局就业科的胡荣志科长，他推荐我到安康地区人劳局住深圳办事处，主要负责安康地区到深圳的劳务输出，劳务监督和劳务纠纷化解，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结果没几天，时任区委书记张成才，文教组长徐初刚开着吉普车到教院挽留我，我被他们说服，最终回到了家乡；96年我的恩师文通老师建议我改行，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父亲是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入党介绍人，而且和这位副书记的岳父有患难之交，只要他一句话就能办成，但自始至终他没添半言，结果我自己绕了好多弯子，虽然最后倒在教育局熊局长笔下。然而父亲对他人却是火一样的热情，村里红白喜事，他总是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离开，大到村民家庭建设，小到村民家庭矛盾调解，他都事事过问，事必躬亲，出钱出物自不必说，解决家庭纠纷时谁对谁错从不包包藏藏，发展到后来，父亲已经不再是大队书记了，村民发生纠纷依然找他评理，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正卧病在床，西安砭石家俩弟兄因自留地地界发生纠纷，村干部上门调解几次无果，弟兄二人找到我父亲，双方都说，只要你老人家说句话，我们依你的，说来也怪，父亲问清了纠纷的起因和地界的位置，当然，他也详细询问了这几年双方在这个有争议的地方都有些什么作物，看似拉家常，不知不觉中父亲把地界说出来了，征求他俩的意见，哥俩十分佩服，高兴地离开。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识字不多，不阿姨奉承，不投机钻营的农民、军人、党员！父亲弥留之际，乡亲数十人连续几个昼夜守在他的身旁，白天他们干活，晚上丢下饭碗就来到我家，他们为父亲洗澡剃头，穿衣戴帽，为其送终，出殡之日，千人送行，在灵柩入土的那一刻，现场所有人都自发地失声疼哭，场面感天动地，我知道那种感情是真实而实在的，他没有半点虚情假意的成分。这也许是对一个老党员，老军人最好的告慰。

　　审核:冉从友

作者:冉从高

编辑:冉龙安 冉隆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