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旧事

слуга

本美篇取材于南昌一中书信集《一种春声浑难忘》(郭用庄编著)。配乐：守望相肋。演唱：云飞。2020年10月15日。

(校园)

我的中学时代很有特色，充满了浓郁的政治气氛。读初一时，班主任邹老师教政治；读高三时，班主任桂老师也是教政治。整个中学时代受的都是严格的政治教育。按理说有政治老师的谆谆教导，我的政治觉悟应该有很大的进步，可惜我这个学生冥顽不化不争气，以至于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落后分子，可谓不求上进了。

比较这俩个老师，相同的是他们的政治觉悟都很高，很严肃，不苟言笑。区别的是邹老师年轻气盛朝气勃勃；桂老师则显得老练城府很深。他们都带眼镜，只是桂老师的眼镜很厚跟锅底似的，更具学者风范。

我是六零年进南昌九中读初中的，那年正闹“自然灾害”，记得那时粮食紧张，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每天早上都是打着赤脚空着肚子去上学，中午放学回家也是一碗包菜稀饭（米不够吃加点包菜一起煮，好填滿空空的肚子，为当年南昌人的主食），只有到晚上才像点样子，有一小碗白米饭。

肚子空空，偏偏劳动特别多。我们学校在赣江边搞了个农场，我进学校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劳动，教室的门还不知朝哪，就在农场劳动了一个多礼拜。以后每个礼拜一都是铁定的劳动时间，挑水浇菜锄地，都是些体力活。饥饿和劳累就这样慢慢地消磨着我们这群少年弱小的身体。    

我原分在二班，上课后不久，班主任吴老师调动工作（68年，我们在乡下支农，在蒋巷中学看见过他，才知学校将老师下放了），原二班就撤消了，来到了三班，班主任就是邹老师。

记得刚到三班第一天上完课，老师突然推门进来，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我正奇怪，老师发问：“今天上课，谁讲了话？”有同学检举了我，老师将目光慢慢地移向我，紧紧地盯着，凶狠的眼光从镜片后面直射过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好在老师未作声，大概是念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才没有被“拿下”。

从此，我吓得上课再也不敢讲话了。 这是老师给我的第一印像：好凶。在以后相处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认识了老师，他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疾恶如仇原则性很强。他不喜欢笑，可能与他教政治有关，也可能是他的性格。我也同时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布尔塞维克。

刚来时的不愉快，很快就消失了。我对三班并不感到十分陌生，团支书记沈冬华（后来同我一起考入一中高中，他曾担任过一中学生会主席）还有几个人，都是我小学同学。其中有一个叫熊仲明的，给我印象最深。他是个孤儿，跟着祖母生活，由于家远便在学校用膳，一个月的饭票二十几天就吃完了，而后上课时，他就低着头坐在那里，不吭声，也不听课。每月剩下的日子怎过的，我不记得了，只是老忘不了他戴着一顶旧黑棉帽，双手筒在袖子里，低着头倦曲在书桌边的样子。

那时粮食问题，成了大家的话题。老师知道后，很恼火。有一次开班会，他说：“有人老说吃不饱，你们要吃那么多干吗？吃多了还不是拉屎拉掉了？”我们静静地听着，都不敢吭声。其实，就那么点定量，谁能多吃，又哪有那么多的屎拉呀？老师也可能是气急了，一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又不好乱扣政治帽子，于是只好用“吃多了还不是拉屎拉掉了”来做思想工作，劝慰我们。  

老师不愧为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任劳任怨，吃不饱也能找到不能吃饱的道理和根据。老师还是一个政治立场坚定，阶级斗争观念非常强的人。

这里有一例。我们的音乐老师是个香港人，我们背后叫她“香港婆子”（叫顺了嘴，把老师的姓都给忘了）。每次上完课，老师都要找人问：“她在课堂上讲没讲过，香港怎么怎么好啵？”每次我们都是如实回答。老师好像负有特别政治任务似的，神经特别敏感，有点像特务。说老实话，经历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谁还会乱说？谁又敢乱说？老师的警觉性太强了，也太过了。再说了，香港乃弹丸小地，又是资本主义社会，哪有我们社会主义好。

还有一例，很能说明老师对社会主义有多么热爱，对资本主义有多么仇恨！有一次劳动日的下午，老师同沈冬华还有我，一起到二粮库运米糠（那时学校食堂作饭烧糠）。

二粮库离学校有十五六里路远（快到我现在的住址-洪都集团），走路得化近二个小时。 我们推着小板车走了很久，就要到粮库了，忽然前面出现了一群人围着买红薯。老师眼尖看见了，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大喝一声：“你们在干什么？”这伙人看见老师戴付眼镜气势凶凶的样子，不知是什么来头，很快作鸟兽散。

那个卖薯的也想走，被老师一把拽住，那人忙说：“不卖了，不卖了，我要回家。”老师说：“回家？往哪走！你知道不，你这是搞资本主义！跟我走！”那人苦求无效，只得老老实实跟着老师往窑湾派出所（原属郊区进顺村）方向走去，我们俩也只好调转车头跟着往回走。

这样一折腾，待我们把一车糠运回学校时，天已经黑了。那年我不过十几来岁，一起推着板车走了近四个小时的路，确不是件易事。回到学校，老师是到家了，可我还有半个多小时的回家路呢！不过，我一想到倚门而望的母亲和锅里那碗用来充饥的米饭在等着我，那脚步也就变得轻松了。

幸运的是，邹老师带了我们一年，便分开了。要不然，初中剩下的俩年真不知该怎么过。五十多年过后的今天，我在百度里看见一条报道，二OO五年，某某中学为退休老师老劳模邹某某七十寿辰，举行座谈会庆祝。我才知道我们的班主任当上劳模啦！七十寿辰还举行座谈会，可见老师有多么了不起。

桂老师没有茯得过这么高的名誉和待遇，但他做的官比邹老师大，66年就是学校的党支部委员，文化革命离校后曾任南昌市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老师的特殊身份和沉稳默不作声的性格，没有留下什么有趣的故事。我和老师也很陌生，即便那时我们在路上相遇，他也不一定认得出我。然而文化革命发生的“写大字报”事件，老师可能再也不会忘记我了。

桂老师是65年下半年接任班主任的，学校在高三关健时刻派个政治老师，既是对高考的重视，也是响应上面“青年学生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的号召。

实际上从11月份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文化革命。学校的决定也是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到了66年，解放军报元旦发表社论“永远突出政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二论”、“三论”突出政诒文章就接连出来。我们只得边复习功课边学习社论，要“又红又专”嘛。

5月份开始批判“三家村”，我们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写大字报，配合报纸，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份子。6月2日聂元梓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我们又写大字报声援，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就这样边复习功课边搞运动，搞得是有点身心疲惫了。这就是我们当年的高考复习，算得上“史无前例”吧？

6月18日（离高考还有12天）中央广播电台突然宣布高考延期（实际上是取消高考）。我先是一楞，接着是迷惑，随后是轻松，千斤重担终于卸下了。

我们很快从短暂的失落感中缓过神来，我们想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文革时的流行语)，想到了这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任重而道远，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全身全力地投入到文化革命中去呢！

6月19日晚上，我们班的12个同学聚集在一起，准备给班主任桂老师写大字报。文化革命进行了这么久，老师好像无动于衷，对过去执行的错误教育路线一点认识也没有，运动中又没什么表现。

我们挑灯夜战，大字报终于于第二天早上贴出来了。我们滿以为会得到学校同学的支持，不说当聂元梓吧，起码可以当个运动积极分子。没想到正好相反，我们的大字报刚贴出来，反击的大字报马上贴滿了四周，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内容都是一个调子，说我们破坏运动，想混水摸鱼，还说要揪出反革命份子。

看来学校领导也一夜未睡觉了。各种流言也不绝于耳，“利用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57年右派份子就是这样向党进攻的”......更有甚者，大字报标语校园贴滿了，又到教室里贴，教室里外贴滿了，又在走廊上拉根绳子，在上面掛大字報，那场景的确蔚为壮观，走路都得绕着走，不小心把大字报碰落了，那可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我从未见过这阵势，吓懵了，怎么会这样？！我们可是夜以继日的忙了一天一夜啊。

上课铃响了，我默默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不一会桂老师慢慢地走进教室大门，头昂得比平时还高，那好像是说我是政治老师，跟我玩政治，你们还嫩着点！我更害怕了。这回上大学的梦不敢做了，最大的愿望是，千万不能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祈祷：愿菩萨保佑！

后来证实了，反击的大字报是学校党支部组织的，书记就是总导演。那段时间好难受啊，头上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走路头不敢抬得太高，说话声音不敢太大。这种状态维持了一个礼拜。

6月27日南昌晚报社员工给学校书记送来了一份“大礼”_大字报，揭发他在报社(书记原工作单位)执行了错误路线，贴在学校东墙壁上。我看后高兴的跳起来，这下好了，解放了。我沒想到的是，《南昌晚报》居然成了我们的救命恩人。

果然学校书记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精力管我们，让我们得以逃过一劫。我们也不敢再去想“解放全人类”那些事了，我们自已才刚刚解放哩！以后的日子就是每天到学校去看看，没事就回家，过上了消遥派的生活。

68年下半年，学校搞了个下放运动，把学生全部下放到工厂矿山农场农村(即”四个面向“，文革产物)，说是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也因此远离了学校，远离了老师，告别了梦中的那个梦，留下的是难以忘怀的记忆。如果说邹老师身传言教給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那么桂老师无声的教诲则給我上了一堂沉重的政治课，让我受益匪浅，永铭心中。

（2018，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