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更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

浮云

       ——收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胡锦光教授《用法治思维方式开展疫情防控》讲座有感

      随着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的大蔓延，很多国家都为疫情防控频频告急之际，中国却成功控制住了疫情。从一个月前世界各国对中国疫情的恐慌纷纷撤侨,到如今，中国成为各国疫情防控的作业模板，中国的举国体制、科学防控手段获得了全世界的肯定和称赞。

      在各种有效的防控措施中，严厉的执法手段功不可没。无论是武汉的封城，全国各个城市、乡村严防死守的封路、封门，对聚集行为的处罚、对不服从管理者的拘留、对谣言传播的处理、对借疫情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的打击等，严厉的法治手段在保障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一次社会事件都有着普法的意义，每一次重大危机都是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进步的契机。疫情过后我们再回顾我们在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又有哪些启示和值得反思之处呢？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博士生导师胡锦光教授说：“ 非常时期更需要法治思维和方法，因为非常状态下政府权力较平时更大一些，公民的个人权力会受到更多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也较大。政府不依法办事会使政府公信力受到损害。”胡教授的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非常时期法治的意义和重要性。

      法治思维，即良法善治，科学立法是前提，良好实施是关键。法治思维、良法善治就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法治结构上说，我国是有比较科学完善的法律制度的。针对这次疫情防控，法学界认为基本适用的法律制度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但执法主体是否严格按照法律制度办事，严格执行法定程序，这是我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就要法律至上，依法办事。

      反思这次疫情，为了达到控制病毒传播的目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一些简单粗暴甚至是违法的行为。如：家里有武汉归来人员，在没有确认是否有人被感染的情况下，一把大锁或铁杠封死门户，禁止出入；航班禁⽌持42开头身份证的旅客在本航线上值机；外地人员被劝返或禁止进入租住小区；持湖北身份证人员被强制实施隔离；强制登记个⼈信息后泄露、 传播个人姓名、住址、身份证号；对不带口罩的未感染病毒者实施拘留处罚等。以上行为或手段不合法，或手段强度不合法，都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不仅基层在适用法律和执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省市一级党政部门也因执法程序不当造成了很多被动局面。如：武汉17号通告由一名副市长直接签发，程序违法，发出3个小时即被18号令宣布无效；山东一监狱服刑人员被感染，山东省委越过省人大直接撤销省司法厅厅长职务等。各级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说明中国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还任重道远。

      法治思维、良法善治还要坚决摒弃对人治的美好幻想，坚决树立法律尊崇和法治信仰。与法治对立的一个概念就是人治。在治理方式中，法治、人治都不完善，都有其优越性和一定的成本，在治理成本的选择中就需要比较成本大小。这次疫情得以有效遏制，不否认一些人治的因素提高了执行力度和办事效率，在非常时期更适用人治方式的声音又有所抬头。短期来看，也许人治效率高，成本低，但须知在一个高度流动的超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只有用先在的规则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发展。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社会基本信任机制、政府的公信力必须且只有依靠法律来保障才得以建立，而这种信任机制正是实现现代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所以长期来看，唯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才能实现最低成本的有效社会治理。

      疫情终将过去，而依法治国的主题则是永恒，这个非常时期带给我们的法律思考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