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风过无痕

“要研究中国历史，那么请到日本去。”

内业说这个话也是好无奈的。

因为，日本1000多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文物珍品9万余件。

中国书圣王羲之的珍品真品的摹拓本，诸如《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全都在日本。

看到这里，国人心里一定不好受，不过庆幸的是我们手里还是留下几件书画的国宝。

我们应该感谢一个人，他叫张伯驹，中国第一收藏家。

        “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经济学家千家驹

          张伯驹是谁？

      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近一半乃张伯驹所捐。但他的一生，却比所捐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张伯驹这名字，要么不知道，只要知道了，就永难忘记。

          要说张伯驹，就不得不说张镇芳。

        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之内弟。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让其主管盐政。

       1915年，他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这么一位官财两运亨通的盐运使，家庭却很不幸——两子女先后夭折。

         1904年，张镇芳找有4个孩子的弟弟张锦芳商量，张锦芳便把长子和幼女过继给了张镇芳。

      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就是张伯驹。

           张伯驹确实是个好苗子，7岁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老先生书架上的书，只要他看过，放在第几行第几本，他都能记住。

         先生们都称他为“神童”。随后，他进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毕业后，被父亲送进军阀曹锟、吴佩孚等部，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

        但张伯驹十分厌烦从政为官，终不顾双亲反对，退出了军界。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看戏唱曲的“纨绔”生活。

          15岁那年，家里替他定了婚。对方是安徽督军家的千金，张伯驹清高，这位李氏自然无法吸引他。

       第二任妻子邓韵绮是位京韵大鼓艺人，因酷爱戏曲，张伯驹便娶她做了二房。张伯驹虽然纨绔不羁，但和其他富家子弟的奢靡完全不一样。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

      结了婚，才知道邓韵绮爱抽大烟，张伯驹不喜，便逐渐疏远了她。

张伯驹在丛碧山房花园内

       1927年，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突然，他在一家古玩字画铺前驻了足。“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伙计取下写着“丛碧山房”的横幅。“这四个字写得真是苍劲飘逸。”张伯驹一边赞叹，一边看落款。

        这一看，他着实吃了一惊。“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反复推敲无误后，他立马收了。从此，张伯驹就爱上了收藏。

       自号“丛碧”，并将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母亲为此整天唉声叹气：“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

    张镇芳临终时，握着张伯驹的手道：“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母亲啊!”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

        北伐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金融中心，1935年，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因为应酬，张伯驹自然免不了要去风月场所。

       一次在天香阁吃花酒时，他认识了名妓潘素。潘素生于1915年，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其母系出名门，从小就教潘素女红与音律。

         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父亲是个败家子，很快就将家产挥霍一空。继母王氏便将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潘素清秀妩媚，又弹得一手好琵琶。很快成为当红倌人，在沪上有“潘妃”之誉。

潘素

       一见潘素，张伯驹顿时惊为天人，才情大发，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将潘妃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

      才子佳人，顿时一见钟情。遗憾的是，潘妃已名花有主。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已相中潘妃，臧卓得知潘素结了新欢，便把她软禁起来。张伯驹只好托人买通了臧卓的卫兵，趁臧卓离沪办事时，趁机“偷”走了潘素。

         张伯驹见到潘素时，“她两眼已哭成桃子”。两人立刻逃到北京，迅速成婚。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潘素《岸容山意》

        后来，张伯驹将两笔巨款分给两房太太，办了离婚手续，结束了复杂的家庭关系。

       从此，他就专宠潘素一人。“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父亲为母亲请来画家朱德甫，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绘画。不久又请来夏仁虎老先生，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古文。”

        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潘素天资聪慧，果然成了另一个“董小宛”。

潘素《青山红松图》

       山水、人物、花竹、鸟兽……潘素无不擅长，特别是山水，多用青绿，笔法直逼南宋。

        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张大千赞叹潘素作品：“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从此，张伯驹与潘素便夫唱妇随，尽享诗画唱和之乐。

潘素《漓江春晴》

1955年，周恩来曾夸赞这幅图“颇有新气象”

潘素《临吴历雪山图》

1958年，被作为礼品送给英国首相

     夫妻“诗画唱和”作品3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有《平复帖》后，便再也睡不好觉了。

      溥儒是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之孙。此前，溥儒将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于他人，致使这件国宝从此流失海外。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

      《平复帖》乃西晋大文人陆机真迹，距今已1700年，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书道瑰宝，又是汉隶过渡到章草的最初形态。上面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由此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如果流失海外，将是千古之恨。”

《平复帖》

       张伯驹委托中间人向溥儒求购，溥儒回答：可以，20万大洋。张伯驹很沮丧：“没这么多钱。”

       随后，张伯驹又请张大千说合：愿出6万大洋。但溥儒回答：20万不少。1937年底，溥儒母亲项夫人过世。张伯驹得知溥儒急需用钱，想借机求购《平复帖》。但他又觉得这是乘人之危，开不了口。便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我先借他一万元。”

       谁知几日之后，傅增湘把《平复帖》抱来了。“溥儒要价四万，不用抵押。”张伯驹抱着《平复帖》，两眼放光。

张伯驹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

         194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俘，混乱中，不少珍贵文物散落民间，《游春图》被北京古玩商马霁川觅得。

         1946年，张伯驹得到消息，马霁川欲将《游春图》卖往海外。这一下，张伯驹又失眠了。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被书画界奉为“国宝中的国宝”。

故宫镇馆之宝《游春图》

      一天夜里，张伯驹出现在马霁川家。进门便大吼：“《游春图》可在你手中？”眼看事情败露，马霁川便狮子大开口：“只要拿出800两黄金，画就是您的了。”十几年来，因为收藏，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

       此前，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道服赞》。现在莫说800两，50两他也拿不出。张伯驹只好找到故宫博物院：“你们去买下来吧……”

        但几日过去，故宫方面毫无回应。迫不得已，张伯驹便来到琉璃厂，看见一家店铺，便走进去打招呼：“有幅《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历史。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

《游春图》局部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闹得满城风雨，自己已无法出手，只好降价让与张伯驹，“你出220两黄金，就给你。”

      即便大降价，张伯驹还是拿不出钱。一咬牙，他把自己住的宅子给卖了。这座宅子占地15亩，富丽无比，它的前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据马未都估算，这个宅院若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张伯驹拿着宅子换来的220两黄金直奔马家。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要再加20两。

张伯驹收藏的杜牧《张好好诗》

       张伯驹无奈，只好回家和潘素商量，“你卖件首饰给我凑足这20两吧！”潘素不肯，张伯驹就躺在地上耍赖，潘素哭笑不得，只好答应。

       张伯驹翻身爬起，拍拍土开心睡觉去了。此后，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在动荡年代，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

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

张伯驹收藏的范仲淹《道服赞》

        1941年，张伯驹去上海处理银行事务，途经培福里时，突然冲出三个大汉，持枪将张伯驹挟持，然后驾车而去。

        第二天，潘素接到绑匪电话，“交上两百根金条，否则就撕票。”潘素急得直抓头发：“哪里去找这么多金条啊？”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卖画”。

      于是潘素要求：想见伯驹一面。潘素见到伯驹时，他已多日不食、憔悴不堪。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对潘素说：“我收藏的那些书画，必须给我保护好。别为了赎我而卖掉，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

宋徽宗题李白《上阳台帖》

         不准卖画，哪里去筹钱啊？最后实在没辙，潘素只得厚脸，去找张伯驹以前之旧交孙曜东，孙曜东乃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

         一见面就跪下了：“求您救救伯驹。”孙曜东一打听，原来是“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绑匪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自己占不到便宜，便把人质送给了伪军浦东头目林之江。

        孙曜东随即与林之江联系：愿出20根金条。林之江同意了，潘素赶紧凑齐金条送了过去。张伯驹这才得以恢复自由身。“在伯驹眼里，这些字画的价值，远超过自己的生命。”潘素说。

张伯驹收藏的宋代杨婕妤《百花图》，为现存最早女画家作品

       但是，谁也没想到，1956年，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竟将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无偿捐献后，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但张伯驹婉言相拒，分文未取。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耗尽家业收藏，为何又无偿捐之？”

     后来，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再后来，张伯驹将余下所藏书画，分批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在《春游琐谈》里记录了这种心情：“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文化部所颁奖状

        后来，章诒和拜师潘素学画时，在张家宅子四处寻找这张奖状，最后发现，它藏在靠近房梁处，“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

      于是，章诒和想起在柳亚子家中见到的，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都在《平复帖》上钤下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都以《平复帖》获利，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无偿献给国家。

       1957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传到老帅陈毅那里，他很不高兴：“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砍我脑壳也不信！”解放后，李济深发起成立了棋艺研究所，陈毅和张伯驹这两个“棋坛圣手”，便在这里相识，成为君子之交。

        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陈毅找到于毅夫：“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好，能否给安排一下？”

        不久，张伯驹就收到来自吉林的邀请：“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于是，张伯驹便去了吉林，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张伯驹作品

       临行时，张伯驹去跟陈毅道别致谢，陈毅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该向你道歉。”

       张伯驹笑一笑，潇洒不羁地说：“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这话，并不是面子话。

       张传彩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张伯驹收藏的唐寅《王蜀宫妓图轴》

       张伯驹被“发配”到吉林舒兰进行劳动改造。但被舒兰县革委会拒收，嫌年龄过大不能劳动。

      不得已，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但原来的宅子早已被别人占据，老两口只好蜗居于一间10平米的小屋内。

       一无粮票二无户口，只能靠亲朋的接济度日。可这样的磨难并没让他怨天尤人，相反他却是轻描淡写，一笑置之。

      1969年到1972年三年间，故交王世襄曾多次去看望张伯驹。“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散淡超逸的个性，正是张伯驹硬度之所在。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他都是这样，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过着他的那份生活。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1972年，君子之交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

        于是，他挥泪写了一副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契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追悼大会上，毛泽东扫视一周后，在这副挽联前停下：“词写得好，书法也好。”陈毅夫人张茜插话说：“主席啊，这是当年捐画的张伯驹写的。”随即，张茜介绍了张伯驹一家现状。

        毛听后，立即嘱托周恩来安排一下。不久，张伯驹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潘素也成了中国画院的画师。

张伯驹自创的“鸟羽体”书法

         张伯驹万万没想到，救自己脱离苦海的，就是诗词和书法。张伯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词人身份：“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张伯驹写的诗词虽未公开发表，但其诗词之好在圈内无人不晓。

        周汝昌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以词人之词论，应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张伯驹家境好的时候，家中中西餐大厨就有4位，而后来，画家黄永玉一次偶遇他的时候，却只在餐厅点了一碗菜汤和四块面包。

然而张伯驹不紧不慢将菜汤喝完，又将面包用手帕包好，带回家给潘素吃。

晚年时候，遭遇浩劫的两人，只能蜗居在10平米的小房子里，没有户口也分不到粮票，靠潘素给北京国画工厂画五分钱一张的书签维持生计。

张伯驹骨子里的清高不减，倒是潘素，能屈能伸，有时候家中是在没钱，潘素厚着脸皮去借，遭受别人嘲讽也只是一笑而过，在张伯驹面前永远温温和和。

1982年2月，张伯驹突患感冒住进北大医院，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病房人多嘈杂，既不利休息，又易交叉感染。潘素向医院申请，想转到单人间。但被医院拒绝。过了两天，张伯驹感冒转成肺炎。2月26日，张伯驹撒手西去。

他去世后，有人忍不住，

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大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

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

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

足够买下你们几十座这样的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

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电视纪录片《故宫》的策划，

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曾感慨说：

张伯驹先生所捐献过的任何一件东西，

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

这些来自于他的古代书画极品，

都已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当时政府为此奖励他20万元，

早已穷困潦倒的他却分文不要，

他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

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窦文涛在一档节目中，提到他时罕见哽咽：“张伯驹他没有死，你灭不了他！当年他说过‘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咱们都死光了，千秋后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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