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在武汉封城后普通一天

九九重阳

　 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到现在，武汉市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战役已经接近胜利。从3月6日起，武汉市确诊的新冠肺炎人数降到了两位数，今天上午，随着青山方舱医院休舱，武汉市14家方舱医院中已有12家休舱。据说，仅剩的两家方舱医院估计在明天也有可能关闭，这样，所有的方舱医院都将结束历史使命，城市的解封也许指日可待了。

回顾武汉封城的日日夜夜，令人百感交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撷取我在封城期间的一天作个简单回顾。

2020年的2月6日，农历是正月13，如果按照正常情况，早应该是春节过后上班的时间了。由于疫情肆虐，省政府决定推迟上班。

虽然没有正式上班，但我们接到省委组织部和省直机关工委的通知，要求省直厅局的干部都要下沉到社区，帮助社区开展工作。我们单位对口东湖路的一个社区，约定在2月6日下午去对接工作。

上午在家，单位主要领导同志打来电话说，单位一名干部确诊为新冠肺炎，要我帮助协调一下住院事宜。前一天我已经为单位的另外两名病人住院事项找过一些人，今天再来找人协调，难度确实很大。果不其然，我找到相关的人员，打电话不接，然后又厚着脸皮发短信，不回，失望之余，从通讯录里换个人试着再来联系，结果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这才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武汉此时的情形不容乐观。不用说疑似病人无法得到救治，就是已经确诊的病人也“一床难求”啊。难怪初期武汉采取了一项政策叫“居家隔离”。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么多病人住院的问题。

居家隔离的病人中，有些人病情已经十分危重了，人不能在家等死啊，于是病人家属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结果这些与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成了病毒的传播者，有可能带来病毒的进一步传播。也有一些居家隔离者本人，出于求生的本能自己从家里跑到医院去了。《经济观察网》的一个报道说，2月1日，武昌区有一名居家隔离的病人，66岁的母亲因为新冠肺炎住进了中南医院，他本人后来也出现了患病的症状，在家实在呆不住了，从家里往医院走，他说：“大概 5 公里，我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到医院，我太难受了，全身肌肉疼，根本走不动……” 患者说，在独自步行就医前，曾多次向所在社区求助都遭到了拒绝。

虽然居家隔离是一个失败的政策，但在当时武汉市医院的病床无法满足病人需要的情况下，确实也是无奈之举。

下午，是我们约定到社区对接工作的时间。我带着两个处室的负责同志从单位出发到社区去，此时天上下着些微雨，寒风刺骨，一路上没有行人，没有车辆，阴沉的天空像一个巨大的魔掌笼罩了这个城市，让人感觉阵阵的寒意。

社区服务中心离我们单位的距离并不远，位于东湖路的路边上，走过一个大约3、40米长的过道，我们就到了中心的门口。只见“服务中心”的大门紧闭，门外有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和里面的工作人员交涉什么，言辞并不友好。看到我们到来，里面的人隔着玻璃门指一指门外的中年女人，示意她走了以后我们才能进来。

我们几个人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大致弄清楚了情况：这个妇女的家里有一个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经很严重了，多次找社区却住不上院，现在她仍然是为这事来找社区的，但社区还是让她在家等待。因为她本人是与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社区工作人员也怕跟她接触，所以把她挡在了门外。

旁边同来的同事有人不明就里，问为什么不开门，我小声说了一句：“有人找事”。不想我这句不合适宜的话被这位女士听到了，她当即对我说：“你凭什么说我是来找事的？”

此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中年女人，她看上去是一个知性女士，并不是那种泼妇的样子。我知道我说的这话对她有些冒犯，只好向她解释说：“我说你找事，是说你来找他们办事，不是说你是来闹事的”，换着其他泼妇，心里本来有气，或许会揪住我说的这句话跟我大吵一顿也未可知，然而她平静地接受了我稍微有些牵强的解释，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个妇女一直在门口很平和地站着，里面的人也没有要开门的意思，我们不好意思一直在这里等，于是我和几个同事先离开了“服务中心”，静待这个女士离开，我们再来。

我们“离开”不久，这位女士也安静地离开了这里，我们几个人进了社区服务中心。

中心的左侧是接待大厅，里面坐了大约八、九个年轻人，我们到了位于大门右侧的书记办公室，办公室大约十多个平方，本来就很狭窄，地上还堆了一些防护服，我们几个人进来后没有地方可坐，就只好站在里面。不一会儿，一个年轻、个头不高的女士进来了，因为大家此时都戴着口罩，并不知道她长的什么样子，他们介绍这就是社区的李书记。

我们首先了解了刚才那个中年女士的情况。书记说，她家里确实有确诊的病人，按武汉市的规定，像这种情况必须先报社区，由社区报街道，再安排病人到医院住院。但现在医院人满为患，社区虽然上报了，但排不上队，社区对此也无能为力。

年轻的女书记说，我们也知道居民有难处，遭了这么大的难 ，可我们也确实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现在的问题。说着说着，书记眼圈一红，掉下泪来。

我们只好安慰书记说，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基层，派我们来一块共同做好工作。待书记情绪安定后，我们便一块研究近期要做的事情。此时我们才知道，从2月6日起，武汉市对基层有新的要求，一是要求社区要一天24小时有人值班，二是要求社区对本社区居民发热情况不落一人、逐户排查。

在跟书记的交流中，她对逐户逐人排查工作表达了忧虑：目前疫情这么严重，居民会不会开门让陌生人上门排查？上门排查的工作人员如果穿一套防护服走多家，会不会带病毒引起交叉感染？走一家换一套显然又不合适，所以她认为这一要求在基层难以执行。不过我倒觉得，她更担心的问题可能不止于此：目前已有的确诊者都不能入院，如果不落一人地排查，查出更多的发热病人，查出更多的确诊者，基层能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许，这才是基层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

为了弥补基层人手不足，除了省里下沉的干部外，武汉市派了扶贫办的两位同志，武昌区派了税务局的同志一道到这个社区共同开展工作。书记说，近期当务之急是四件事：一是社区有个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昨天在家去世了，他们按要求上报到街道，都快一天时间了，区里没有安排防疫部门上门消杀，去世的人在家里就抬不走，要求我们能否尽快催促相关部门把相关手续办好，将人送殡仪馆火化。二是整个社区还有8个确诊的重症病人住不上院，能否帮忙他们做做工作尽快住上院。三是上级要求社区24小时值班，但社区的干部自阴历年前就一直在上班，大家已经感觉疲惫到了极限，再难以承受这种工作要求，可否请下沉的工作人员一道值班。书记说，整个社区干部中，除了一名男同志，其他都是年轻的女性，每天都工作到晚上上十点才能回家，封城后，有些没有交通工具的社区干部，只能步行回家，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值夜班不够安全。四是社区干部每天接待基层群众，接触各方面的人员，防护物资严重短缺，能否帮忙筹集一部分。

书记说，刚才来的那位女士，他们已经接待过多次了，因为没有防护服，所以社区的干部也不敢让她进来。社区干部也怕传染啊。

离开社区服务中心，我不禁内心一阵酸楚：既理解了那位来找社区的知性女士，也理解了社区的干部。对那位女士来讲，家有患病住不上院的病人，武汉市规定必须先报所在的社区，她不能看到亲人坐以待毙，所以她必须天天来找社区，以期得到社区的帮助；对社区干部来讲，在社区管理的区域内，有人死了快一天了都处理不好，其它的事情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好在社区面临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一一得到了化解。但在非常时期武汉市社区在服务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绝不能疫情过后，好了伤疤忘了疼，又重新回到莺歌燕舞的老路上去了，新名词一大堆，花里胡哨的所谓创新的办法层出不穷，一到吃劲的时候就全都露馅了。

晚上突然传来一个消息：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因为新冠肺炎医治无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有两个方面让人震惊：一是他作为最先预警新冠病毒流行的八个受训诫的医生之一，他的死，可能会引起一些政治风波。二是他作为一个年仅34岁的年轻人也没有能够抗过这个病毒，说明先前说的新冠病毒致死的以老年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人为主也不一定准确。对这个病毒的防护一定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