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战士的记忆 中缅边境剿匪记

冰山雪莲

【我的思念 * 我的痛】

这是一位1939年参加革命

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

笔端下

1950年初至1951年底滇西南边境剿匪纪实片段

作者时任镇康县第四区区委书记、区长兼武工队队长

（此图为心泉摄影作品 致谢）

作者将自己这段战斗经历，付诸笔下如同涓涓溪水，流淌化作珍贵的地方剿匪史料“片场”。

文字没有太多的修饰，一个个小小的中缅边境剿匪战斗记录，读来既有紧张激烈的场景，又不失诙谐有趣的语言描述。

阅罢，云南刚刚解放时的中缅边境形势可从中窥见一斑。

作者是我老爸，“弃”我而去已六年了。

爸爸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集团军渡江南下，转战云南。在滇西南中缅边境的镇康、永德、耿马县负责剿匪征粮工作，1951年底转业后进入公安队伍。

1952年底，云南省镇康县第一届县委常委在县委办公地点合影。前排左一为我父亲，时任县委常委、政法党组书记兼公安局长。

如今，照片上的一代人物都在另一个世界里聚齐了，可以再续当年的“常委会议”。致敬我的“常委老爸们”！

编辑时，难以割舍，从《回忆录》二十一个战斗小故事中遴选出七个片断录入成篇

我的战争年代（部分）回顾

（节选）

（一）

随军南下，聆听邓小平政委报告，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4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我由山东军区警卫七团调到第二野战军，编入南京警备师。5月底，在南京的一个广场上，邓小平政委向我们二野在南京驻军排以上干部作了进军大西南的动员报告。当时，天正下着大雨，司令部的一个干部忙用雨伞给邓小平政委遮雨，结果被他拿过伞来扔到地上，因为台下的干部战士全部都在淋着雨听报告，邓小平政委不愿意搞个人特殊。此情此景，一直铭记在我的脑海中，难以忘怀。

随后，我们团（原警卫七团）又被改编为二野四兵团十四军警卫团。在四兵团陈庚司令员的指挥下，我们的部队南征西战，一鼓作气打下上饶、章树、赣州战役。我们在遂川驻军没几天就接到上级要部队紧急西进的命令，围歼国民党从广州逃跑的余汉谋集团和企图逃往国外的胡宗南、白崇禧集团军。于是，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十四军便紧急追歼国民党余汉谋集团。

1949年10月1日，我们十四军警卫团正急行军在广东的大余、南雄一带的梅岭关大山上，当时刮着大风，下着大雨，山高天冷，走在红黄色土路上，泥泞湿滑，干部战士们竞赛似地一个个相继摔倒，炊事班的行军锅也被摔翻滚到路坎下100多米深的山沟里。本来干部们还配备有油纸伞，经这么一摔，雨伞也全部摔烂了，有些战士衣服被淋湿，冷得瑟瑟发抖。

这时，韩家学团长（红军强渡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从部队后尾走上来，他的衣服同样是湿透的，他骑的马一直是让给了伤病员。韩团长边走边激动地向着队伍大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的新中国成立了，这是我们革命同志几十年来流血牺牲和拼命换来的胜利，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现在已经登上北京天安门了。”

刹时，部队活跃起来了，官兵们的欢呼声和哗啦啦的大风大雨声混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这真是任何大音乐家都无法谱写出的激动人心之弦乐。“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山谷，新中国成立的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士气，行军加速了，我们的队伍勇往直前。

随后，从团部传递过来鲜红的五星红旗，每个连队一面。战士们个个争抢着仔细端详，有的战士舍不得撒手连连感叹：这就是我们的国旗啊！

团首长向队伍大声呐喊：百尺高杆再进一步，我们要把国旗插到祖国的边疆，让五星红旗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高高飘扬！

（边防部队剿匪庆功大会）

（二）

乘胜追击 直奔昆明

南下征途中，干部战士们连续急行军打仗，在江西的夏天，干部战士们穿的胶鞋不透气，又没袜子穿，不少人因天气太热，脚板连闷热带磨起了一串串的血泡。有些战士便从敌人的尸体上脱下衣服，撕成布条一层层地包起脚来行军打仗，经常是血染布带。这样的情形下，干部战士们仍然相互逗笑:“同志呀，你也裹成小脚老太婆了，找上小脚媳妇了吧！”

一路上，我们的部队和第四野战军配合连续作战，连续打下了西江、三本、钦州、阳春和阳江战役，把蒋介石的王牌军胡宗南、白崇禧和余汉谋部队打得溃不成军。

这些战役打完后，我们十四军驻扎在南宁市北边的武鸣县整休了几天就接到命令，要求部队立马急行军赶赴云南。原来，云南的国民党省主席卢汉将军起义，国民党的第十八军和二十六军包围攻打昆明，还喊着活捉卢汉。情况危急，部队紧急分南北两路行军，昼夜兼程赴云南解昆明之围。

部队从南宁出发，一路遭到国民党残余部队何应钦侄子之部的多次埋伏阻击。为掩护大部队西进，我们一个排在册享北山上的一个岗楼里被敌人包围了两天两夜，大家一直坚持到后续部队赶到，才下山饱餐一顿后追赶部队。

1950年1月初，我们从南宁出发，十六天行军中，多次突破敌人伏击，行程近1000公里。当我们到达滇黔交界云南一方的罗平县境内时，就听说敌人慑于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已经弃昆明城向滇南的蒙自、个旧方向逃跑。

用兵如神的陈庚将军早已意料到敌人的逃跑线路，自广西南宁出兵后即命令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滇南的蒙自、个旧一带断敌退路，一路直奔昆明。正如所料，一切结果与我兵团司令部设想的丝毫不差。经我十三军、十四军配合作战，最后把敌人第8军和26军歼灭在蒙自、个旧一带，共歼敌三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8兵团司令汤尧和第8军军长曹天戈。

（三）

组建剿匪征粮工作队，奔赴滇西南执行特殊任务

1950年2月下旬，我们十四军进驻昆明北教场。部队整休没几天，排以上干部就在昆明胜利堂听取了陈庚将军关于当前形势和进军边疆的动员报告。

第三天，我们十四军就起程直奔滇西的大理。在大理三塔寺驻扎几天后，我们十四军军直警卫团就在直属机关和下属连队中一共抽调出77人，组成一个剿匪征粮工作队赴滇西南的中缅边境执行任务，我也在被抽调之列。临行前，军团首长给我们作了动员报告，内容大致分三部分:

一是当前形势。虽然云南全省形势上已经全境解放，但这里的国民党地方势力还根本未动着，他们手中仍然掌握有大量武器（包括重武器），还有大批武器流落民间。现在敌人正在加紧把这批武器弄到他们手中，并召集地方恶霸和惯匪武装组织起来进行暴乱，杀人抢劫，横征暴敛，无恶不作，闹得百姓鸡犬不宁。我们的边纵部队下去欲组建人民政府的同志已被敌人杀害了不少，刚组建起来的县、区、乡人民政府的干部也被敌人杀害。如果不把这些土匪剿灭，我们新中国刚建立起来的边疆各级人民政府将一事无成。

二是主要任务。我们剿匪征粮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剿匪，为了安定边疆社会环境，所以对外称征粮工作队，但不能因此产生任何麻痹思想，剿匪是首要任务，消灭了土匪才好开展其他工作。

三是注意事项。工作队在剿匪的同时，也必须积极发动、组织起来，特别是基本群众。另外，要帮助地方政府把基层组织机构建立起来，并保护好积极分子。这部分人若是被土匪杀害了，要根据当地风俗和我们党的一惯作法，隆重召开追悼会，对家属进行抚恤、保护。经组织批准为烈士的，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从军直抽调的七十多个人大部分都是政治思想素质高，并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班、排、连和营级的老战斗员。我们警卫团二营的教导员吕清扬（红军老战士）也被抽调到剿匪征粮工作队。七十多人中，共产党员就有三十一人，以吕清扬、段善吉、王汉杰、李春官和我为支委，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吕清扬为支部书记兼工作队队长。支部接着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每个党员都写了决心书。

随后，工作队受十四军司令部和滇西工委命令，由吕清扬队长率队，我们于1950年4月9日从大理出发，奔赴滇西南。12日部队抵达保山，在保山休息一日后即受保山地委行署命令: 工作队立即赶赴地处云南国防边境一带的镇康、耿马两县，执行剿匪征粮任务。

工作队动身时，保山地区行署副专员王以中同志亲自前来送行，并交给我们一个由三十多匹骡马组成的驮运队，让工作队一并护送到镇康县。在行军路途中，为了驮运队的安全，我们在驮运队的两头和中间各安排一个小队的武装力量进行保护。

在施甸县境内，我们曾遭遇敌人的袭击，本着急赴镇康执行重要任务和保护骡马队物资安全，我们不敢贪战，安排战斗小队掩护还击，大部队照常行军赶路。

（四）

轻敌出意外，落得一个“胜利冲昏头脑”的通报处分

部队到了勐捧街上，我们在王文海家靠街的二层空闲的楼上休息做饭吃。开饭前，安排余排长在楼上套间门口把守俩个俘虏，其余人员都到楼下吃饭。到楼下吃饭时，大家把枪全放在了楼上，由余排长手持一支汤姆式冲锋枪看守着房门，俩个俘虏被拴在套间的窗子上。

过了一会，余排长背着枪坐在楼梯门口打起了瞌睡，两个俘虏见到后，就互相用牙给对方把拴着他俩的绳子咬断了。他们一步跨到余排长跟前，一脚便把他蹬下楼梯，土匪副大队长曾文清抡起机枪就向楼下射击。虽然，我们一个人也没有被他打着，但两匪徒已经把楼梯口封锁了。

因我们的枪支、子弹全被匪徒控制了，只剩下警卫员的一支卡宾枪和二十响匣子枪。吕清扬同志急得直搓手，又跛着脚在原地打转转（注: 他是老红军，腿受过伤），他脸涨得通红，命令侯安义带二十响匣子枪冲上楼去击毙匪徒。

大家先集中了一下各自身上带的手榴弹，然后梱成三个一把向上扔，趁爆炸时侯安义冲上去了。

结果扔上去的手榴弹一个没炸响，随后还被匪徒又丢下来了。两个匪徒一个持机枪，一个持冲锋枪一阵混乱扫射后，带着手持武器跳窗逃跑了。可恶的是，我们楼上枪支的所有枪栓全部被两个匪徒摘下，从窗口向外丢得远远的。等我们找回所有枪栓时，又一时难以对上口。

奇怪的是我们扔上去的手榴弹为什么没有爆炸呢？原来，是由于大家带在身上，曾遭遇过雨淋和趟水过河时湿水了。后来经过检查和试验，大家所带的手榴弹全都不能爆炸了。

因为我在返回的半路上突然发高烧，患了恶性疟疾，昏迷不醒，由杨福梅一直看护着。所以，俘虏夺枪逃脱时我没能在现场，当时那么激烈的枪声，我竟一点也没听到。

回到区政府所在地勐板后，我方查清是余排长站岗打瞌睡，被俘虏的土匪一脚踢下楼而发生的严重失误。经党支部决定后将余排长交军直处理。针对这次战斗的成果和教训，我们进行了认真地总结检查，认识到我们是存在严重的轻敌麻痹思想，具体表现是在勐捧吃中饭时把枪支全部摆在楼上，全部人员又到楼下吃饭，明明知道俘虏是个匪首，却没有对他采取更强硬的防范措施。

军直很快就给我们严厉的通报处分，通报的标题是:“胜利冲昏了头脑”。

（五）

这一仗打得还漂亮，老百姓称赞: “解放军是神军”

1950年6月，在云南省境内潜伏下来的敌特，还有逃到境外的土匪异口同声地大肆鼓吹要配合韩战的支持，共同组织发起“火把节”大暴动。此期间，台湾国民党的飞机经常飞到耿马、双江和镇康等县上空播撒传单，煽动我境内敌对分子起来造反暴乱。

镇康县境外国民党的残余部队第八军和二十六军有4000多人在我方边境线上经常出没，深入我国境内抢劫、烧杀后即再跑出国外，或者潜伏下来，伺机准备突袭我们的各级政府。

1950年6月9日，我们原发展培养的田坝寨侦查员，突然秘密来给工作队送信: 马鞍山李文焕部下一个姓陈的大队长带着40多个土匪潜伏在马鞍山。侦查员还叮嘱姓陈的很厉害，他有刀枪不入的神奇功能，很多有名的土匪头子都怕他。我说: 放心，我们不怕他那些功能。

我们分析，若当晚不去袭击这伙土匪，他们极有可能第二天即会在我境内杀人放火，抢劫一番后逃窜。此时，我们工作队的大部分人已调到勐捧去配合我军112团3营的部队阻击境外李密残匪的偷袭。看来，姓陈的这帮土匪也是乘机潜伏越境过来，准备偷偷袭击我新建立的区、乡政府，并蓄谋杀害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所以，尽管我身患疾病，在家的战士也只有九个，但我仍然不愿放弃这个歼敌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带九名战士出发打击敌人，送信人答应为我们带路。

当我们摸黑赶到忙肺村时，我突然上吐下泻，口渴得厉害，就到村子里找水喝。进到一户人家，候安义对主人说:我们区委书记病了（此时我任军直剿匪征粮工作队队长兼区委书记），来你家里找点水喝。

主人听是区委书记病了，除赶紧倒水外，还立马出去找乡村草药医生来为我看病。乡医看我上吐下泻，马上返家取了一包粉状药泡后让我喝下去，记得味很苦，但很管用，很快止住了我上吐下泻的症状。

当我们谢过欲离开时，房主和乡医劝我:不能走，你身子无力，一旦病情再发作荒山野岭上不好办。房主人还主动说:我给区委书记泡一碗红糖水，喝了身子就有劲了。

我一口气喝下一大碗红糖水，很快感觉有股热劲涌动，我们随即告别老乡上路。临走时我告诉他:今后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并支付药费。（后来我们真的回来付药费，但这位乡医只收下我们带去的两只大公鸡，药费却死活不肯收。）

经乡医诊治后，我又带领队伍小跑着赶路，大概半夜过后就抵达马鞍山村外。因我们无法一下子摸清楚匪徒们的具体住处，只得由我带着两个战士和带路的报信人在夜色中慢慢摸索着行进到村头。

报信人告诉我这些匪徒来时，很多时间喜欢住在岩峰那边，他们知道大军（注:当地人对解放军的称呼）一来常常直奔大寨那边。

我们顺着村边向马鞍山的左边一个叫岩峰山的小地方摸索过去。当摸到一座很长的两层楼的旁边时，我们放慢了脚步，到跟前就发现楼前院子里有一个持枪的人走来走去，我们一惊: 敌人岗哨！我立即缩回身，马上意识到，不把敌人的情况摸清楚我们是无法袭击的。于是，我们又悄悄过去观察敌人情况。

我和候安义慢慢地围着这幢楼房观察，只见楼房右边有条长满树木的山沟，有利于敌人撤退，楼房背后又紧靠着山坡，从楼顶上一大步就能跳到山坡上，楼前有一个长30米左右的不规整院落，再往前是一个慢下坡地带。

我们观察到，站岗的匪徒不时会带着枪开门进屋，尔后一会又再出来。根据敌情，有同志说到拂晓时先打几枪，引蛇出洞后再袭击土匪。

我的意见是据这里的地形情况，若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对我们极为不利。敌人在二楼向下袭击，我们无处藏身。再说院子里的门很窄小，土匪不可能一齐走出来，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人少，又处于不利的地形时，我们会吃大亏。

（后排左四为我的父亲）

经过短暂思考，我下达了袭击命令:

一是突袭。先开枪把哨兵解决了，紧跟着向门里面突击，如果一楼没人就紧跟着冲上二楼打击敌人。

二是断其后路。预防土匪掀开后楼屋顶向后山逃跑，在楼后面布置两个人把守，敌人一露头就扫射。余下的七人中，由持短枪的4人、冲锋枪的1人一齐向楼内冲击；余下的2人用步枪在院内观察情况。分好工后，我们9人慢慢向前行进到有利地形停下，就等待着拂晓行动。

但此时令我们无法应对的是各种蚊虫铺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山野蚊虫，个头大，攻击力强，成群结队，一拨又一拨连番不停地叮咬我们，贪婪吸吮我们的血液。开始，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满头大汗，结果摸一把，手黏糊糊的一股子腥味，才知个个都是被蚊虫叮咬得满脸是血。

这时，越盼着拂晓快快来临，它越是姗姗来迟。临近拂晓时，情况突然有了变化，站岗的敌人哨兵不见了，房门是关着的。

我们又只能重新改变行动计划。由候安义、刘家治跑到门前，然后俩人合力将门踹开，据情况按原分工紧急行动。

这时，段善言急得凑在我耳朵上低声说:天快亮了，行动吧！就在这时，楼门突然打开了，出来一个女人在院子里小便。

机不可失，借着门敞开的机会，我一挥手:冲！大家一下就冲进了楼里，枪声随即响起。

在一进门的堂屋里，我的手电简光照下，发现一个睡觉的土匪翻身就向抌头底下摸去，刘家治立即掐着他的脖子把他按住，我用短枪狠狠地砸他，他一动不动了。

我从他的抌头下摸出一支二十响匣子枪。但这个匪徒马上又挣扎着想站起身逃跑，从他所用的枪支看，这家伙不是一般人物，我们立刻将他绑起来。

我紧紧抓住这个匪首，即令刘家治他们五人突击二楼，顿时楼上枪声响起。

惊慌中，土匪果然掀开屋顶逃跑。此时，楼后面我们早已埋伏着的战士，用冲锋枪立即就把敌人摞到四个。最多只有二十分钟，我们就结束了这一仗。我方无一伤亡，缴获长、短枪五支，击毙土匪六人，活捉两人。原来，被我们绑起来的那个土匪就是号称具有刀枪不入神功的匪首陈队长，没想到被我们活捉，另一个活捉的土匪为蒋小旺。

不愧为大名鼎鼎的匪首，陈不甘为解放军俘虏，一直在拼命反抗，不管我们如何拽，他就是坐在地上不走。硬拖着他出门，他就挣脱后往悬崖边跑，企图跳崖逃跑。被我们制服后，眼见这一招不行，他又躺在地上打滚，滚滚又站起来想逃跑，还试图抬腿抢夺我们的枪。

大伙被他折腾得气喘吁吁，眼看一时半会又无法制服他，刘家治气极了，追上去用司登手枪对着这个顽匪连开三枪，枪枪击中他那刀枪不入的脑袋。

此后，当地老百姓纷纷传说: 解放军真厉害，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刀枪不入的匪首陈老大收拾了，把他的头打碎，真是为民除了一大祸害。

从被活捉的俘虏口供中，我们方知马鞍山这一仗，我们打击的是境外所谓“反共救国军”澜怒纵队司令李文焕遣调准备偷袭我乡村政府、暗杀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而潜伏的队伍。

这一仗，我们打得还算漂亮，当地百姓欢呼: 真是大快人心，解放军是神军！

（六）

遭遇埋伏，被“火龙”追赶，打了个“半截子”胜仗

我们的小分队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出没在边境山林中或者是村寨里，但是小分队在国境线上的活动还是很快被敌人潜伏下来的奸细所掌握。

1951年1月2日，我和小李也从勐捧队部来到小分队住地，当我俩和分队一起沿着一条岔沟的小路向忙丙走时，突然见到对面半山腰上有个男子频频向我们战斗分队人员招手，甚至是跳起脚的摆动双手示意我们赶快过去，并大声喊叫:“前面树林里有一两百人架着机枪，是从麻栗坝（注:缅甸）那边进来的，可能是袁乡长（国民党乡长）带来的队伍，你们快上山吧。”老乡说完就急忙转身钻进了山林。

小分队立即向勐捧那边转移，想尽快通知我边防部队123团。可就在我们转移的同时，敌人也开始形成包围圈将我们包围，并不断向我们射击，喊叫声一片:“国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我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基本上全长满荒草的孤山包上，土匪从山包脚的三面点起了山火。火借风势，异常凶猛，匪徒们在山火烧过的后边得意洋洋地连喊带叫地向山上爬。看到敌人如此嚣张，我很气愤，下决心要狠狠教训这群土匪。

观察到山上有条不很深的山沟，趁火还没有烧上来时，我们把沟两边的枯草点燃，这条沟自然成了我们的埋伏点。前面是山火烧出的扇形开阔山坡射击视线，后面有安全的向东北方向转移通道，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

敌人果然按我们的设想从烧出的开阔地上疯狂冲上来了，就在敌人离我们只有30米远时，我一声:“打”。刹时，我们的机枪、冲锋枪、步枪和手枪一齐向敌人射击。突如其来的扫射，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一阵惊慌失措怪叫着转身逃命，至少死伤20多人。

我们知道敌人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再次反扑，考虑到敌众我寡，不能恋战。我们便由北山坡向东转移，没走多远，前面是一望无底的悬崖峭壁，没路可走了。此时，后面的大火越烧越近，敌人正穷凶极恶地从三面又包抄过来，我们已别无选择，只有冒险下悬崖冲出去。

我命令大家脱下上衣，将其撕成粗布条结成绳子栓在崖边灌木上，大家依次拽着滑着下悬崖，我们16个人无一伤亡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定下神来后，大伙互相看着不禁哈哈大笑，原来因为滑冲陡峭的草皮山崖时，我们每个人的裤子都划破了，露出肉肉的腚锤子，皮肤还流着血。虽然大家受了点皮肉擦伤，但我们无一重伤亡，保存了力量，这就算是打了个不错的胜仗吧。

郭全学笑着打趣道:咱们只能算打了个半截子胜仗吧，光打死打伤敌人没缴获武器，还把自己搞得露着屁股难以回驻地，这还算胜仗吗？大伙被他逗乐了。

（1951年初，县委书记给时任区委书记父亲的公务信件）

（七）

南汀河边，搬着石头过河，路遇土匪“同路人”

1951年6月初，接到县委董书记的信，让我到耿马县大勐撒去参加剿匪委员会议，会议是由我一边防团团长组织召集。从我所在的大落水到大勐撒参会，要趟过南汀河，再走经过深山密林小路，这一带是土匪何朝相、字光斗和沈小清匪部的活动地区。考虑安全问题，武工队准备用一个班护送我。我不同意，认为人多目标大，反而容易被敌人发现中埋伏。于是，我决定只带通讯员翟国茂一人去。

武工队的同志送我到南汀河边时反复念叨: 这样的急流无法过河啊，这是抽裆水。在水中人会被冲倒，且要再站起来几乎不可能，如果再撞击到石头上则性命难保的。

大家在担心我的安全，瞅着河水我突然间反应过来，这抽挡水是人体下部重量不足才被冲倒，若身体重了双脚在河底不就能站稳了吗！

我把想法告诉同志们，他们感觉有道理，于是便到周围找到两块足有60斤重的大石头，同志们和通讯员小翟都抢着去搬石头欲下河试探，被我制止。我从小会水，自然我先下水为首选。

通讯员小翟坚决不让我试，我说:“你们都是旱鸭子，还是我来试好了。”我另选了一个更大的石头，大概有120斤左右，扛着大石我下了水。嗨，试探着移动，不错，双腿能站稳，搬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好极啦！我试着往河对岸移动，快到岸后又原路折返回来，穿上棕皮蓑衣和小翟一起扛着石头过了河。

上岸后，我俩爬山走了二百多米远，脚上的草鞋因被河水浸泡已全都不能穿了。天下着小雨，我俩只得打着赤脚板赶路，还得警惕可能与土匪遭遇，随时都要做好主动袭击敌人的准备。还好，一路上未遇见一人，下午两点左右我们俩人才到达勐撒。我找到孔团长，自我介绍后，他直盯着我:“你当过侦察兵吧。”

因为山高路远，我们来晚了。剿匪会议中午前已结束，孔团长在团部讲了会议内容，交待布置情况，我们又互相交换了各家掌握的敌情，并要求我们区里给团里的剿匪部队提供几个向导兼翻译。

我表示一定完成任务。在团里随便吃了一点饭后，我和通讯员向孔团长道别将返回区里，孔团长才发现我俩是“赤脚大仙”，问明情况后他派人送来两双胶鞋，并要派人送我们过河，我坚决不用麻烦部队。

我和小翟不敢再停留，急急忙忙赶路，天黑前过不了河是很危险的，一是土匪袭击，二是野兽出没。

我和通讯员小翟交待，路上遇见陌生人搭话时不能暴露身份。小翟是当地人，由他答话。

（父亲左上与通讯员翟国茂）

我俩走到户肯附近时，一个大男人急急忙忙追上来，问我们: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要上哪去？翟国茂反问他:你又是从哪里来的？他一声不吭。又问他:是沈老板的人吧！若是就一起走，我们是到河对面找杨老板的。

这个同路人又神神秘秘地说: 这几天事情很紧，老解（指解放军）已经住满了勐撒，那几个老板都躲到河对岸的大山里了。这时，我实在憋不住了，急于想探听敌情，不由张口了:“我是从缅甸那边过来的，是授李文焕司令命令过来的，正要找沈老扳、杨老扳、何老扳和字老板传达任务呢。太巧了，我们正好是同路人了。”

可能我一口山东话引起他的注意，突然他用狡猾的眼神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俩，最后眼睛盯着我俩脚上穿的胶鞋，突然提出要去箐门口。我立马掏出枪来指着他:“把他绑起来，看他是老解的密探。”翟国茂也掏出卡宾枪喊: 你若敢动一动，我马上就让你死在这里。

他一楞，急得大叫大喊: “我不是老解的密探。”

（1951年初，县委书记给时任区委书记父亲的公务信件）

我把他的上衣脱下来，正在撕开准备绑他时，他突然蹦起一下从左边的山坡跳下去，嘴里大声喊着:“这里有土老解，这里有土老解。”小翟立即瞄准他开了两枪，这个土匪倒在草地上向山下翻滚着，不知其死活。

因是土匪活动区域，加之天色已晚，我和翟国茂只能抓紧时间赶路。到南汀河边时天就黑了，我俩还得找石头扛着过河。在这深山峡谷里，天漆黑一团，原来我们过河时扛过来的石头也找不到了，既担心土匪追来打黑枪，又得不停地查找我们来时的过河处，还要防备有野兽出没。一阵紧张的摸索，我俩找到了石头，又扛着趟过了河。

上岸后从河谷到大落水区政府所在地，我俩又爬了三个多小时的大山。快到区政府时，翟国茂远远的就:“呕喉、呕喉”的喊着号子，站岗的警卫人员回应了几声后，我俩才放心向区政府走去。如果不这样，会被自己岗哨误伤的。

在此之前，与我们区相邻的班卡区和忙东乡政府都曾遭到大雪山的土匪袭击，我们共牺牲了25名干部、武装队员和民兵。开始组建区政府时，县委董书记即决定让我先不去大雪山一带组建区政府，选择在靠近班卡区政府所在地建立大落水区政府，待大雪山一带的匪情有所缓解后再让我们把区政府搬迁过去。我们感觉既然剿匪就得把区政府建到匪占区才过瘾，大家憋着一股子气，都想尽快消灭屯兵在大雪山的土匪，把我们的区政府搬过去。

为了我们大落水新建区的安全，我召开了区政府和武工队干部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提出: 我们区政府所在地周边都是深山密林，首先要摸清掌握辖区地形和道路状况，如果地理情况不清楚，土匪很容易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和辖区内的任何地方设下埋伏，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于我们相当不利。

为此，我和李毓彬、宗秋成和张国富又开了一个区委会，一致认为: 鉴于安全起见，我们心须要先净化区政府所在地周边的环境，并决定组成两个分队马上行动。

我和李毓彬副区长各带一个小分队，分头开始爬山越岭，走村串户，发动群众摸清敌情，为剿匪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节选完）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边防部队击落境外飘过来的热气球现场，父亲（前蹲者）率领公安干警在执行勘查任务。当时流窜于境外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就是用此方法向中国境内散发传单和进行侦查活动。

爸爸的记忆留给了女儿

我的记忆却成了一个“受伤”的心灵

日常中

生命里

我的记忆处处留痕

这是一种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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