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医的初识

猪头老七

　　作者：许建武

我对中医的初期认识在50年前，即1970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工作到陕西省宝鸡地区岐山县曹家公社卫生院的那个时期。

那是我第一次从陕西回上海探亲的火车上，邻座的俩位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老师，他们是从上海交通大学支援大西北而搬迁到西安，也是回上海探亲的，闲聊中他们知道我是从上海的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曹家公社卫生院的医生，那个公社刚好也是他们去年备战下乡的地方。聊起卫生院有个李大夫，仅用两帖中药治好了他动了两次手术都没有彻底治愈的痔疮，感叹良多。第一次开刀，切除了痔疮，可没多久又是大便带血，淋漓不尽。复查后大夫认为痔核没有开净，又动了一刀。这下不出血了，可是解大便时肛门疼痛，医生嘱咐多吃些稀软食物，保持大便通畅。一两年了，还经常疼痛不止。没想到学校下乡到农村，刚好是我所在的曹家公社卫生所，遇上李老中医，就是用些当归、川芎、黄柏、木香、升麻等四五味中药，服了两帖，就再没有复发过。言者无意，闻者有心。

当时我和另一位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毕业生刚分配到这个原来只有四个人的基层卫生所。这里没有化验室，没有手术室，不要说业务长进，继续学习，连开展工作都只能凭最简单的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没有更高级的仪器设备了。乡民和卫生所的同事都以为我们两个上海来的医生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也自以为有雄心壮志来改变当地落后的卫生状况，可是面对一无钱，二无物（不但没有医疗器械，连个房子场地都没有），万事开头难呢！

探亲回到陕西的小乡村不久，又发生了令我难忘的一事。卫生所所在的公社门口二三十来米的街道上，只有十来户人家，平时乡里乡亲的，非常宁静。忽然有一天有个女人因为琐事与人发生了口角，疯了。这个平时见到我们这些生人，腼腆得脸红不敢直视别人的女人，突然变得疯疯癫癫，她裸露着上身，在公社门口的大街上手舞足蹈，口中高唱着时尚的西藏民歌“伊拉强吧洛洛……”。我曾经在上海精神病院见习过，那些病人的治疗之难之苦给人印象深刻。在我们当时的乡村卫生所里哪有电休克，冬眠疗法等设备药物呢？可是又是咱们小小卫生所的药房里的老张中医师令我大开眼界。他用了浮小麦，生铁落，炙甘草，外加三五枚大枣，两剂药服后，那个女人又回复到见人就脸红害羞的“封建”村姑了。这又令我诧异不已了！中医如此神奇！打那以后，我千方百计找中医书籍，老老实实拜师学艺了。当时公社的一条山沟里有个陕西汽车厂的医院，有个上海中医学院分配来的顾医生，老乡嘛，借给我一本“现代化”的《辩证施治》，当时的形势，破四旧，老中医不知道是把老四旧的书给破掉了还是不敢拿出来，没有传统的中医书可看，但是师傅带徒弟，言传身教，望闻问切，学搭脉，嚐百药，讲药性，教汤头歌诀，切研泡炙中药，足蹬研药槽，真像个学徒工，一切从头学起。

不久，我就能中西医两种方法给病人看病了，左右开弓，哪个方法好，就用哪种方法，有时甚至中西医同时上。记得最清楚的是八十年代的那次，我已调到无锡的华东疗养院工作了。一次有位日本客人因为慢性病（坐骨神经痛）来华疗养并旅游的。将要结束疗程回日本前几天，突发感冒，流涕，头疼，咽喉痛，高烧39度。因签证及机票即将到期，所以治疗比较积极，输液，口服退热药，虽然有些效果，症状有所缓解，但是热度还是在38度多点，即使注射柴胡等退烧针，热度少许降些，但是一两小时后又升到38度以上，反复多次。因病人担心签证机票过期，心情很急。此时我想何不用中药试试呢？即刻用大青龙汤（麻黄、桂枝、杏仁、石膏、甘草等等六七味药）当晚第一剂服后，体温立马下降至37度上下，第二天也没有上到37.5以上，服了第二剂后，不但体温正常了，头疼，咽喉痛也大为减轻，鼻涕也没了。病人连连翘起大拇指，高高兴兴地回日本了。

以后的行医生涯包括自我保健，我喜欢钻研用中医中药包括针灸，往往有不错的效果，还十分经济省钱呢。也真正体会到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盼望有志者好好挖掘开发这个宝库，一定能有更多的诺贝尔奖在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