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杜鹃山青竹吐翠

五哥放羊

杜鹃山青竹吐翠

文/ 刘 嘉 陵

暮秋的一天，西北风呼啸着，农家草屋、秫秸障子、树木庄稼都呜呜作响。西北风是老天爷在玩吹奏乐时吹出的气流么？一个再好的管乐器演奏家也无法不在吹奏的时候带出口水来，老天爷也不例外呢。西北风刮着刮着，天上又下起雨来，还不大，就那么淅淅沥沥离离拉拉，让人心里头闹得慌。

田地一片泥泞，玉米高粱大豆差不多都割完了，庄稼的尸体东倒西歪，就像古战场上横尸遍野。收获的季节应当喜悦是么？可农人的脸上看不出这个，大家都显得凄凄惶惶。又一茬生命完结了。

我正在屋里发呆。我家的房子半土半砖，房箔是秫秸铺就的，西北风用它们作乐器继续吹奏着。屋子里阴阴沉沉，连猫都打不起精神。我已经是“十八岁的哥哥”了，但身边并无一个让人高兴的“小英莲"。我百无聊赖，把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打开了。又是一通劈头盖脸的京剧锣鼓，仓才来才，仓才来才，还有音乐和恶人的叫骂追赶声。这与往日并无多大的区别。可一旦响器止了，人物开口说话，却令人大为惊奇。一个声音浑厚的汉子说道：“久旱的禾苗逢甘霖，点点记在心。”一个声音清脆的老妇接着说道：“千枝万叶一条根，都是受苦人。”过会儿，汉子又说：“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老人家，留个姓名吧。”

我的天！这是什么戏呀？每句对话差不多都押韵，古里古气，像在念诗。这是哪个台呀？是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么？

这场戏结束前，那个汉子唱了段西皮快板：

草木经霜盼春暖，

却未料春风已临杜鹃山。

待明晨劫法场天回地转，

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

这样的唱词惊世骇俗啊，共产党也敢抢？这且不说，唱完了，那汉子居然还高喊：“苍天保佑！”这不是公然在搞封建迷信么？我一下子从炕上坐起来，连我的做针线做久了正在炕上打盹的母亲，也睁大了眼睛。

下一场开始，长笛主奏的幕间曲响起来，南国小调既土又洋，还有升5，听起来怪里怪气新新鲜鲜。然后便是小镇的集市——圩的气氛，一个男孩子朗声叫卖着：

大雁山鸡，

狐狸野羊！

一个汉子接着喊道：

金针木耳，

蘑菇生姜！

那时候，我家正在辽宁农村插队，“五七战士”已开始返城重新做官，剩下的就做起了乡间隐士。中国人在响彻云霄的乌托邦赞歌声中有些疲倦了，他们悄悄渴望起蘑菇木耳之类小康式的世俗生活。那是1973年。

正是这段时间里，继“八个样板戏”之后的又一批新“样板戏”相继问世，我上面描述的这一出即是其中的京剧《杜鹃山》。这已是“文革”中后期了，全国上下对于“样板戏”一花独放的局面越来越不满意，虽然这样的不满之声总是被作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反动”来痛剿的，但是上层也的确开始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了。毛泽东主席逐渐流露出对于“样板戏”只有八个的不快，文艺革命的第一次蜜月旅行结束了。于是，京剧《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磐石湾》，舞剧《沂蒙颂》，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弦乐钢琴五重奏伴唱《海港》和电影《闪闪的红星》《青松岭》《火红的年代》《艳阳天》《战洪图》《第二个春天》《春苗》等相继出现。 两年后，江青女士在一次会议上说，主席只是说“样板戏”太少，并没有说不要“样板戏”。有人说“样板戏”只有八个，不对！现在已经有十八个了！

《杜鹃山》本是“文革”前的优秀剧目，1964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时，演员阵容相当了得。那时的男主人公叫乌豆(后改作雷刚)，由裘盛戎扮演，女主人公叫贺湘(后改作柯湘)，由赵燕侠扮演。此外，郑老万由马连良扮演，温七九子(后改作温其久)由马长礼扮演，石匠李(后改作李石坚)由谭元寿扮演。《杜》剧作为新“样板戏”出现时，江青女士又犯了老毛病，把剧名改成了《杜泉山》。1973年我在乡间第一次听该剧录音时，就叫的是《杜泉山》。后来由于这出戏的成功和大多数人的要求，江才不得不同意把名字再改了回来。

1973年，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已经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还搞了次全球瞩目的乒乓外交。随后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事访问中国，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也来到中国，商谈两国相互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等事宜。随着林彪的倒台，一批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东山再起，“中国第二大走资派”邓小平复出，中国的政治局面正在某种程度地“松动”。这种“松动”也体现在了新“样板戏”的设计上。《杜鹃山》的对白采用韵白体，唱腔和音乐也精致奇巧，别出心裁，拿一百多年前京剧老前辈的话讲，比较的“花”。如果用京剧史上“京派”和“海派”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容易把它认作“海派”风格，但它却是北京京剧团的作品。有趣的是，与《杜鹃山》有重大关系的三个人物也确实都来自上海——编剧之一王树元(此外还有汪曾祺、杨毓珉、黎中诚几位编剧，署名时变作“王树元等”的“等”了)，音乐设计于会泳，主演杨春霞。

《杜鹃山》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大地就像剧中唱的那样：“青竹吐翠蓬勃向上”。它很鲜艳，也很泼辣。井冈山派来女共产党员柯湘，却被捕入狱，并且马上就要“开刀问斩”了。正苦于无出路的雷刚及自卫军诸位遂劫法场，大闹三关镇，“抢”来了柯湘，作为党代表。经过重重困难后，自卫军惩治了内奸，教育了队长雷刚，锻炼了广大战士，终于击败了毒蛇胆为首的靖卫团，最后上了井冈山。这个革命的传奇故事当然还是要作为教化人们的“工具”的，但由于它的良好基础和较为放手的再创造，整出戏有了许多新鲜的东西。尤其是它的文采，它不再直筒筒地说“斗志昂” “意志坚” “胸怀革命正气” “永远革命奔向前方”这类话了，操持的是另一种语言：“青藤靠着山崖长，羊群走路看头羊” “山乡春来早，荒地吐新苗” “你看那满坡的山茶树，三九严寒都没落叶，何况眼下已是早春时光啦”……《沙家浜》里郭建光唱“紧握手中枪”，《杜鹃山》里小石匠却唱“勤擦手中枪”；《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唱“胸有朝阳”，《杜鹃山》里柯湘却唱“胸臆间浩气昂扬”(我就是从那时认识了“臆”这个字)。就连它的场次名都与众不同，《智取威虎山》第一场叫《乘胜进军》，沙家浜第一场叫《接线》，《红灯记》第一场叫《接应交通员》，《海港》第一场叫《突击抢运》，《龙江颂》第一场叫《承担重任》，而《杜鹃山》第一场却叫了个《长夜待晓》。1973年我首次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听到女播音员说“第一场：长夜待晓”时，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正在掉入一汪很深的海洋中。大部分“样板戏”的场次名都是平平白白的故事纲目，《杜鹃山》却不这样，它尽是诗味的虚名——《春催杜鹃》《青竹吐翠》《雾岭初晴》，而没叫《搭救亲人》《扩建武装》《胜利在望》。

　　《杜鹃山》的音乐像所有加上交响乐队后的“样板戏”一样，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添加到各个细部，酒是中国的陈年老酒，瓶子却是西化的精致的洋酒瓶。但它更加强调了主要人物的主题音乐(此即是西方音乐的概念)，柯湘、雷刚、杜妈妈、温其久、毒蛇胆，五个人物都有各自鲜明的主题音乐，并且不断穿插、变奏于唱腔之中，再没有一出“样板戏”会有这么多的主题音乐了。第七场《飞渡云堑》中的舞蹈音乐，甚至洋腔洋调地化用了旧京剧曲牌《夜深沉》，让人吓了一大跳，心说这不是已经批倒批臭了的“四旧”么？霸王又开始别姬了么？祢衡又要击鼓骂曹了么？《夜深沉》的重新亮相犹如一个“走资派”有一天忽然把高帽和胸前的大牌子摘掉，换了身新衣，被“结合”进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领导班子”。

“样板戏”的音乐十分有趣，材料经常是“封建主义”的，形式又经常是“资本主义”的，但把这两大“腐朽主义”放在一个容器里不停地搅拌再倒出来，就成了“革命的” “现代的”了。

在民间，《杜鹃山》的上演也引起了新的观赏热潮。该剧由谢铁骊导演、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放映后，女英雄柯湘迅即风靡天下。“样板戏”的女英雄一向让国人敬而畏之，方海珍长着男相，说着男性化的豪言壮语，穿的也是男性化的素色工装，就像我们的政治教员；江水英长相和穿着是女性化了，好看了几分，甚至还有了刘海儿，但她和方海珍相比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阿庆嫂更接近民间趣味，但这个女英雄的保护色是媒婆和能说会道的江湖公关者，巧舌如簧却缺少女人的魅力。同这些女一号相比，柯湘是十足的美人了，尽管她依然是个领导者，教育者。第二场《春催杜鹃》，毒蛇胆下令“带共党”，靖卫团一声接一声地应下去后，辉煌的主题音乐响起，石破天惊，女英雄在幕后高声唱出西皮娃娃调导板：“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操着大刀的黑衣团丁缕缕行行往外跑，急急风，响器噪耳。随即，美丽的女革命者“闪亮登场”。她穿着旧中国淑女式大襟上装，纽襻精致，白衣胜雪。梳的也是短发，却不再是方海珍江水英那类劳动者的五号头了，看上去柔媚俏丽，革命的同时又有了几分“超阶级的美”。全国人民刹那间目瞪口呆。

1974年，沈阳城满街的女孩子都梳起了“柯湘头”，形形色色的准柯湘们操着浓重的沈阳口音在大街小巷出没，排大队买青菜，挤公共汽车，到百货商场抢购的确良布料。那年夏季，我在沈阳一家电影院看《杜鹃山》。我身后坐了两个姑娘，一个个子高一些，长得也白净漂亮一些，另一个个子矮一些，长得也黑一些丑一些。她们就像外国小说里的一对陪衬人。漂亮女孩梳着柯湘头，另一位很实事求是，只扎着普通的小辫。两个人从头到尾都嗑着葵花籽。电影开演了，她们在我身后不停地嗑着，不停地说着。她们压根就没在意自卫军弟兄们的生死存亡、瞎碰乱闯，她们说着一双皮鞋的好话和一个朋友的坏话。也许她们不止一次地看过这部片子了。然而到了我上面说到的第二场，女英雄柯湘“闪亮登场”时，葵花籽皮不再迸裂，嘈杂声也戛然而止。柯湘举起戴镣铐的双手做着各种身段，唱着“洒热血，求解放，生命不息斗志旺，胸臆间浩气昂扬——”，这时我身后的女孩子惊叹起来：“哎呀她太好看了！头发太漂亮了！眼睛太大了！”

柯湘在刑场上英勇不屈，光彩照人，准备劫法场的雷刚诸位在围观者中间也热血沸腾。电影中有一个雷刚的镜头，他用棕色棉布包着头，穿着鹿皮坎肩，扛着猎叉，张着憨厚的大嘴凝眸注目，一副一往情深的模样。这个镜头很短，是作为“三突出”和“三陪衬”设计的，但给人的印象极深，它甚至让人觉得，那是一位男性革命者对一位女性革命者爱慕之情的流露。

我身后的女孩子继续惊叹：“哎呀她太好看了！眼睛太大了！衣服恁么白！”

柯湘站在高处，对围观百姓挥拳高呼：“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工农的救命星！”雷刚在一旁大声赞道：“说得好！”毒蛇胆忙问：“什么人？”雷刚应道：“雷——刚！”毒蛇胆大叫一声：“啊！”于是开打。

《杜鹃山》的剧情和气氛虽然较之其他样板戏新鲜亮眼，湘赣小镇，男式包头，青竹山茶，铁窗训子，飞渡云堑，将计就计，流星锤，三节鞭，《水浒》式的劫法场，中国百姓津津乐道的草莽英雄，男子汉大丈夫，义薄云天，知错必改，认干娘，拜把兄弟……但故事大体上依然是女领导教育挽救男领导，最终揪出了暗藏的阶级敌人这样一个红色文艺的通用格局。女领导依然十分警觉，善于用阶级观点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女领导照例站在高地，让一群二号三号四号五号英雄人物“突出” “陪衬”着她，享用的光线依然是最明亮的，动作幅度也是最大的。但柯湘由于人物的美丽和殊死血战中的重要作用，使观众觉得，她比方海珍和江水英毕竟可爱了一些。不错，她是不停地批评雷队长，大权在握，一贯正确，但雷队长锒铛入狱后搭救他时，这个女领导还是处处走在最前面，可不像好多女领导那样光会玩嘴皮子啊。雷队长开始时劫狱救了她，人家后来用同样方式，脑袋别在腰带上，还了这个情。第四场《情深如海》，她边为田大江松绑边教育雷刚：“可曾见他衣衫破处留血印，怎忍心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这时刻，不但柯湘流泪了，田大江流泪了，观众也流泪了。

在乡间，农民们对这出新“样板戏”也显出了热情。尤其对于身世不凡的女英雄，他们更是怜香惜玉。柯湘的男人本来和她一道从井冈山被派往杜鹃山，但不幸中途遭遇敌人，英勇作战，后来就牺牲了。她男人是什么样的人？农民们在田间地头总要议论一番。应当是个斯斯文文的读书人吧，有可能还戴着镜片平平的近视镜，说出话来一二三四出口成章，要不柯湘也不会看上他。但有人又说，柯湘也不是知识分子啊，挎着盒子枪，风风火火打天下，还能挑粮担子，不是一家人能进一家门么？有人也附和道：可不，柯湘是矿工出身，她自己说的“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嘛。吾乡农民有一风习，看任何电影都十分较真，一位农民不同意上述说法了，他说：柯湘咋会是矿工出身呢？白白净净细皮嫩肉的，那手可一点都不粗壮啊。

那正是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的时代，锄二遍地的仲夏时节，吾乡又有一风习，即是后晌歇气儿时间极长，就等着日落西山，组长一声吆喝：“干喽！”大家一阵风似的锄完一条垄，踏着夕阳归去。歇气儿这两个多小时，老少爷们就坐在防风林带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后来又有人说，柯湘的男人八成是个官儿，柯湘这样的女人眼光高咧。有人说，官儿也不会太大，大官儿要派别人下去，小官儿才被别人派来派去。你比方说，咱们组长能派动队长，队长能派动大队书记么？道理都是一样的。有人说，柯湘男人八成是个文官儿，打仗不会太厉害，要不早上了杜鹃山了。有人说，他可别上杜鹃山，他上山了，这戏还咋演？谁领导谁呀？再说啦，有他在旁边看着，柯湘的工作还有法儿干么？那么老多男人围着她。

众乡亲便觉得，柯湘的男人是个无福之人，这么漂亮的老婆，他早早就死了。

　　这就说到了女英雄下一步的个人生活问题。吾乡农民就是这样，他们总要为“样板戏”中独身女人的婚嫁问题操心，好像方海珍、江水英、阿庆嫂乃至小铁梅、小常宝都是自家未出阁的闺女。那么，柯湘到底应当续嫁给谁呢？年轻人一致认为，嫁就嫁给自卫队长雷刚，人家是一把手嘛。再者说，一个书记，一个队长，晚上在炕头上都可以研究工作。你看后来，雷队长受伤了，明白自己不对了，对党代表就越来越有那意思，哭着喊着，非要去找。上了年纪的老农持不同的意见说，雷刚是一把手不假，但他没文化，是个粗人，人家柯湘怕看不上他。再说他那脾气太驴，过门后，他还不说打就闹？老农觉得，柯湘要嫁就嫁给小石匠李石坚，那小伙子有文化，会来事儿，长得还帅，这一男一女挺般配。又一老农赞同说，小石匠好像也有那意思，人前人后维护着柯湘。柯湘一说谁给土豪干过活？小伙子第一个举手。他雷刚是官儿，人家小石匠也是官儿啊，只不过比他小了点，可在党内大小也是个委员儿。这种事很难说呀，指不定啥时候，小石匠就领导了雷队长，年龄好啊。匣子里不是总说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各种设想中还有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案：如果队副温其久一直没叛变，思想也提高了，柯湘嫁给他也中。有文化，还是二把手，长得也不难看。就是说话阴点损点，那柯湘没事就帮助帮助他，让他好好说话。

吾乡农民都是看着《天仙配》《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长大的。即使是天翻地覆的“文革”时代，他们的老黄色墙壁上早年间的古典爱情戏曲片四条屏剧照，也还是不曾揭掉，左一幅右一幅，跟画棚子似的，只不过褪了色罢了。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跑到山坡上，痴心痴意地等待过七仙女下凡。“革命样板戏”虽然神圣不可侵犯，不可说三道四，但吾乡天高皇帝远，农民们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为“革命样板戏”补上爱情段落，你能把他们怎么样啊？难道还能把他们的户口迁到城里去，以示惩罚么?

革命的单身的女英雄们终于从农民兄弟那里获得了爱情。

1981年秋，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我们系和一家工科大学的自控系不知谁牵的线，成了“姊妹系”。两个系礼尚往来了几遭后，双方决定搞一次联欢演出。我们准备了几个水平还不错的独唱、二重唱、小合唱，觉得节目的成色单一了一些，就挖空心思再想新辙。想来想去，我想了个点子。我们班有个大连女孩，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文艺骨干，唱歌的。曾经有一次我们聊起“样板戏”时代，我说你可能没听过“样板戏”吧，你才多大呀？不料她笑道：你别那么小看人啊，我上小学时也唱过“样板戏”。哟嗬，你也唱过？李铁梅？小常宝？她说，当然都唱过，除了这个，她还唱过《家住安源》呢。想起这件事，我有了主意。排练的时候，就让这个女生唱柯湘，我来拉京胡，并组织了个小乐队。

1981年，《第二十二条军规》、西方现代派、朦胧诗、迪斯科和台湾校园歌曲正在大学“热卖中”。随着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文革”文艺已经成为“反面教材”。在文艺理论课上，教师们一说起“文革”文艺就拿“样板戏”做例子。我记得全国的舞台和电视台重新唱起“样板戏”唱段，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了。

“姊妹系”联欢演出在工科大学礼堂拉开了帷幕。你来一段“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我来一段“踏着夕阳归去”，你来一段“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来一段“黄昏的时候，我散步在小溪旁”。此外还有音准极差的管乐合奏，书生气十足的配乐诗朗诵，莫名其妙的关于阳光的女子舞蹈，还有一段我们系自编自演的相声。只有这段相声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特别是逗哏者说到大学生下课后，不好意思奔跑，却用疾速的竞走赶到食堂去抢包子。

我们的《杜鹃山》选段出台了。大连女孩走到台前，我和乐队同学也带着椅子坐在了台右。我们的阵容是：京胡一把，二胡两把，月琴、中阮各一把，还有一架单皮鼓和一架手风琴。报幕员说下一个节目：京剧清唱，《家住安源》。台下大哗，一大片近视镜都闪烁起来。手风琴奏柯湘主题音乐后，大连女孩唱道：“家住安源……” “源”字唱罢，我像个老先生一样，歪着脑袋拽出了第一弓，台下又是一片笑声和喧哗。

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大连女孩和我们的乐队一块儿上板后，场内静下来，近视镜不再闪烁。她唱的真是没说的，还加上了动作，要是她再梳上柯湘头，扎上武装带就更好了。乐队中只有手风琴手是特邀的业大同学，其余全是中文系的学生。有一个暗藏在我身边几年的哥儿们居然把单皮鼓打得像蹦豆似的，而他们也刚知道我还能拉京胡。手风琴好极了，成了我们的粘合剂，大家合作得如胶似漆。不过最后那段速度飞快的“工友和农友，一条革命路上走，不灭豺狼誓不休”，就只有我一个人动真格了，大家无法一道快跑。我和哥儿几个商量说，你们别跟着一锅搅马勺了，全都奏5吧，不停地奏下去，稳住劲别乱了套就行。直到又一句“豺狼”的“豺”字再回来。

女英雄柯湘在辉煌的舞台灯光中唱起结束语时，我拉起了密不透风的快弓，弟兄们雄壮地奏起了55555555，手风琴和鼓板的强劲节奏将我们周身的血弄得滚烫。裹着棕布包头的雷刚问还有一位？穿着雪白上衣的柯湘说赵辛同志，雷刚说烈士虽未见，英名永记牢！戴着红袖标的柯湘说难道我们都是土豪，都要挨革命的扁担？缠着绷带的雷刚说田大江我的好兄弟，原谅我眼不亮心不明，是个糊涂人哪。众自卫军兄弟高唱砸开铁锁链，翻身做主人，砸开铁锁链，翻身做主人！长夜待晓，春催杜鹃，雾岭初晴，漫卷红旗……

工科大学礼堂里掌声响起来，近视镜再度闪烁。

（选自刘嘉陵散文集《记忆鲜红》，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