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新中国流行病学的开创者朱聃教授

愚佬

父亲朱聃教授，母亲陈超灵女士（壮）

新中国流行病学的开创者和力行者，北京医学院朱聃教授

朱聃教授的生平：

朱聃教授，原名朱彭寿。1914年2月13日出生在北平的一个医生世家，其父朱敖(景炘)，号硕仁字皋如，熹后第二十五世，京师医科大学毕业（北医1921届），北平铁路医院医生。
1932年由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入北平大学医学院的第一届六年制医学专业；
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提前1年毕业，即赴广西百色龙州省立医院、湘桂铁路、天成铁路工程局任医师，还曾兼任防疫队医师。
1941年6月至1945年8月，曾任昆明军医学校第二分校细菌学教师，昆明卫生事务所保健防疫课长。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任职西南联大随清华大学返京筹建清华大学校医室。
1947年2月至1950年9月就职广西省立医学院，任细菌学、寄生虫学副教授兼附属医院检验室主任等职；广西贺县八步县医院院长。
1950年9月受聘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公共卫生系流行病科任教；1952年10月晋升为副教授(1956年定位高教4级)，任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
1955年参加中国九三学社。
1970年10月患膀胱癌病逝。享年56岁。

追忆我的父亲，新中国流行病学的开创者朱聃教授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冲锋在前、不计得失请缨赴一线，不负时代和人们的需要，投身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他们夜以继日不顾个人安危治病毒、战死神、拯救生命，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触景生情，在我赞誉这些白衣战士的同时，不由得想起了我的父亲——新中国流行病学的开创者朱聃教授，亦回想起那个岁月我亲历的那次抗疫经历。
1963年保定地区爆发了20世纪中国最大的暴雨和山洪，。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五天共降水570亿立方米，雨大而急，形成特大洪灾。期间洪水横冲直撞，5个中型水库、100座小型水库垮坝，1000处河道决口，洪水咆哮而下危及天津。我当时被迫休学在北医15组一层301的家中，屋外的暴雨有如水漫金山，面板加水泥做成的挡水墙根本无法阻挡暴雨的侵蚀，沙发都飘了起来。好不容易挨到雨水变小，积水退却，家里却由于暴雨的肆虐一片狼藉。

保定府河北岸

保定省府前街

我们还来不及将家里修整妥当，父亲就奉命带队赶赴灾区。在举国抗灾保卫天津的奋战之后，华北地区涉洪的人群中，先后出现大批不明原因的发高热患者，当地称之为“不明高热”病。此病症伴有头痛、腓肠肌痛、淋巴结肿大、眼病，严重者会因并发其他疾病而致死。由于疫情严重，患者量大，影响广且有蔓延之势，国家卫生部指名我的父亲即北京医学院朱聃教授率组到河北省疫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父亲接到命令后当即带领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教师一行4人迅速赶赴疫区，会同有关专家和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的同事们一起深入疫区进行实地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如同当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样，流行病学专家首当其冲地奋战在疫情第一线。而当时由于临危受命，父亲走得仓促，没来得及带足换洗衣物，到达后父亲便来信叫我给他送去。
在去保定的路上，洪灾的迹象比比皆是。泥沙覆盖着庄稼，树枝、电杆、铁桥上挂着水草，倒塌的房屋及禽畜漂尸随处可见。保定街头的淤泥和漂浮物还没清除，临街房屋的水线清晰可见。我见到父亲后，在街头草草吃了一点东西，他就把我送到火车站，告诉我灾后必有瘟疫，催促我赶紧离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根本不能和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相比。当时条件简陋，他们没有防护服，穿自带的白大褂，睡地铺，吃派饭还得交粮票。他们白天走村入户进行人群及当地生态环境的卫生状况调查，采样化验、分析研究。晚上还要查资料，深入思考写报告。经过调查组1个多月的辛勤工作，最终从疫区的鼠类及猪肾中分离出钩端螺旋体病原，属波摩那菌群。结合患者的检查结果，证实河北省在洪涝灾害后发生的“不明高热”病是钩端螺旋体病，这部分地区是该病的自然疫源地。由于病因明朗，整治及时得当，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1938年5月8日朱聃24岁在广西百色夹竹桃树前留影

夹竹桃树前留影照片后朱聃背书真迹

我的父亲作为一个学者，他认为会治病只是普通的大夫，治未病才是高明的医生。医生应前置一步，立足预防为主，将病治于未发和萌芽之中才是最关键的。因此，“从人的生理、细胞、致病细菌、病毒等方面入手研究疾病和治病”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南下广西百色，就职于广西百色龙州省立医院湘桂、天成铁路工程局分院。他不仅坐堂治病还兼任防疫队医师。他好学善学，苦读钻研还勇于实践，有一股不探明缘由不罢休的劲头。当时国弱民穷，长期战乱，在此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以敏锐的职业洞察力和救助病患的医者仁心，积极探索病源。经过深入壮乡苗寨进行流行病调查，父亲发现了流行于百色、田阳等地区的霍乱疫情，更得出结论当地流行的霍乱是外来性水源污染所致。他将疫情报告政府并撰写了《防治百色霍乱报告书》(载在广西省政府公报1938年4月12日128期至4月15日的131期)，在当时引起轰动，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父亲大学毕业刚一年就展露了流行病学方面的才干。这些本领不是留洋，不是受教而来，是自学和实践的成果。
这里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在壮乡苗寨进行流行病调查，语言不通怎么办？父亲先义务把脉看病取得对方信任，然后拉家常进行调查。他用英文字母对照老汉语拼音符号记录壮族、苗族语言内容，以此进行沟通。这些生活的积淀和创新的工作方法，促成了建国初期父亲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上的一项汉语拼音方案。父亲的研究和创新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在SARS疫情60年前，即1945年2月16日我父亲的一篇不起眼的文章《病毒性肺炎Virus Pneumonia》中，他认为此系独立的新疾病。1934年，Gallagler曾报道过一种不典型的肺炎，并认为是病毒感染。父亲对此种肺炎的病原，认为是和病毒中一种亲肺性虑过性病毒（Pneunro Tropic）有关。在病理方面的描述，此种病毒可存在于肺细胞表面及单核细胞内。关于流行情况及临床病状的描述：流行情况潜伏期短，呼吸道局部病变，传染性极强。潜伏期1-3周，发病徐缓，有干咳、低热（非恶寒之高热），肌肉疼痛，胸骨下闷痛，皮肤潮红，肺部早期物理症，呼吸音低，气末之干性捻发音等症状。由于支气管闭塞致肺膨胀不全，他还列举了一大批噬齿类动物接种此种病毒后可发生肺硬变。这些动物的血清补体结合试验可中和此病毒。关于治疗方面，他提出了恢复者血清治疗的可行性。父亲40年代的研究成果与SARS肺炎的防控何其相似。难怪陈育德教授在父亲的追忆会上说：朱聃教授是屠呦呦式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流行病学界难得的人才。
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父亲还通过对广西百色等地农村与湘桂铁路民工中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进行了调查，总结了3篇防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特点的论文。同期还对百色地区恶性疟疾进行调查，分析了昏睡型恶性疟疾小环体内色素颗粒与毒素的关系问题。这段时间的防控、诊治实践为父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他独特的能防控会治病的学术风格。（1967年文革期间，没有了朱聃教授及其同仁的加入，疫情防控体系遭受破坏，当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爆发、失控，300多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灾情严重，至今官方都没有披露真相。）
1941年6月到1945年8月，父亲在昆明军医学校第二分校任教，教授“细菌学”，在昆明卫生事务所任保健防疫课长。在广西省立医学院任“寄生虫学”、“细菌学”副教授。我父亲在学术上是一个有心人，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或发现一些新的方法，并敢于挑战权威。如在广西省立医院兼任实验室主任期间，经研究发现Faust创立的硫酸锌浮卵法并不理想。在实验中，他发现在10种比重较高的盐类中，碘化钾与碘化钠的浮卵效果最好，尤其是对一般方法不能浮起的中华分枝睾吸虫虫卵，采用此类盐溶液可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断准确率，并撰写了《检验室中之大便寄生虫卵检查法》刊登在《医药学》1948年第2卷第5期。另受文献报道碲化钾涂喉的启发，父亲通过实践总结写成了《白喉之迅速诊断法》(载在《医药学》1948年第2卷第1期)。在培养化验员过程中父亲又得到启示，提出临床化验方法的标准化问题，还归纳总结了《临床检验中之对照工作》一文(发表在《医药学》1948年第2卷第4期)。在1945年至1949年期间，父亲共撰写了20多篇关于当时国外在微生物学、寄生虫学、传染病学以及新技术、新药、新杀虫剂等新进展的文献报道与综述，如软体动物(钉螺)在医学上的重要性，病毒性肺炎、病毒性角膜结膜炎、森林脑炎、结核病化疗近况、抗网状细胞毒血清、Rh因子、青霉素等抗生素研究展望，新杀虫剂六氯苯、DDT、电子显微镜与荧光显微镜等内容，仅公开发表在《医药学》、《广西医药学杂志》等刊物就有25篇之多。此时，父亲的学术思想基本定型并日臻完善。
父亲不仅在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上有很深造诣，在临床医学方面也有所成就。他研究病之起源，深知病从何来。他有行医实践，开过诊所，尤善内科，因流行病调查需要，还自学了中医的“望、闻、问、切”。1949年在任广西贺县八步县医院院长期间，父亲为医院创立了外科并做了第一例肠道外科手术，在当时的偏远县城名声鹤起。新中国成立，广西解放之后，父亲携家六口返回老家北京。1950年9月父亲受聘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公共卫生系流行病科任教。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流行病教研室主任，从编辑教学讲义、教材，制定教程、教案到科研基础建设、研究课题设计人才培养规划等均一手操办，成了新中国流行病学的开创者和力行者。当时在流行病学界有：南有苏德隆，北有朱聃的说法。可以说从建国到七十年代北医出道的流行病学者大部分都是我父亲的学生。
父亲不仅在一张没有借鉴的白纸上，书写了流行病教学的开篇，他还开展了大量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有一些是开拓性的，其调查结果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影响。如1951年底至1952年初，我父亲以流行病学与细菌学专家身份(北京医学院的唯一代表)亲身参与的反对与揭露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罪行的流行病调查。

朱聃教授在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胸标和工作证

朱聃教授援朝合影，上左四下后右1

美国细菌战将军李奇微在其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斯•迈耶的唆使及建议下，为挽回朝鲜战场的败局，决定实施细菌战。他把几个主要的日本细菌战犯头目石井四郎等请到汉城参与指挥。 1950年12月，美军败阵南撤时，在朝鲜北部南海道播撒天花。51年正式制定大规模细菌战计划。10月，美军总部下令空军执行。52年1月28日，向朝鲜北部7个道44个郡投放细菌，除飞机外，还用火炮投放。52年1月29日至3月5日，分68批448架次用飞机对我东北边境抚顺、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播撒细菌及昆虫，开始了灭绝人寰的生物战。
1952年3月15日由周恩来总理挂帅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组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李德全（卫生部长）为团长，廖承志、陈其缓为副团长，及各个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了70余人的代表团。我父亲是主要成员之一（也是北医唯一代表）。
父亲是1951年10月赴朝参加志愿军的，在卫生工作队从事防治流行病工作。加入反对细菌战调查团后，父亲与调查团的专家学者一起，到沈阳、安东、宽甸和抚顺等地区的21个曾经发现美国飞机投下过带有病菌和病毒的昆虫的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和调查，并听取了当地百姓关于美国飞机投掷带有细菌、病毒的昆虫和其他物品等情况的陈述，查阅了当地卫生防疫检验单位的检验结果，搜集了大量人证、物证，充分证实美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发动细菌战的罪行。经研究还提出了一些卫生防疫措施，协助当地及志愿军部队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回北京后他组织编写了相关的防疫教材和卫生宣传材料，筹备了展览，为国家向世人揭露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的罪恶行径。同时宣传动员群众投身轰轰烈烈、移风易俗的全民爱国卫生运动。鉴于父亲在反细菌战及防疫宣传和建立全民爱国卫生体制的突出贡献，在第三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父亲受到表彰，获得了荣誉奖状。

朱聃教授在东北克山进行流行病调查

1955年东北黑龙江省克山县发现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育龄期妇女多罹患，患者主要表现是疾病后期出现心力衰竭，该病的病死率很高，后来被命名为克山病。卫生部要求北京医学院派专家组前往调查。我父亲又临危受命组织一个工作组，不顾可能染病的风险，逆行而上多次到病区，深入村屯农户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根据调查初步提出：感染说、自然疫源地疾病说、寄生虫病说等假设。在他的率领下，设立了常设机构，准备奔走于病区与北医之间，继续对该病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后因其他工作的需要，文革等原因，中止了此项研究。
我父亲作为一名学者，善学肯钻，他用德语、英语和俄语为工具，广览国内外最新科技信息，注重积累本专业及相关医学资料，关注最新医学科技动态，当时限于条件虽不能马上赶超，他也要及时捕捉介绍给同仁。如民国34年（1945），8月10日刊发在《微生物学档案》中，介绍“电子显微镜”一文“，父亲指出：“这是现代科技最惊人的事件。其进步与回转增速器（Cyclotron），（注：即回旋加速器）可谓并驾齐驱。是受电子光学的影响获得的成功”。他在此文中列举了电子显微镜之广泛用途，如化学分析，用于生物学研究，尤其是对众多的昆虫、原虫、细菌、立克次体、病毒、染色体等研究，大有益处。父亲对显微设备情有独钟。北医流行病教研室的第一台显微镜就是父亲自己带去的。
从1937年北大医学院毕业算起的30多年，从就职北京医学院19年，我父亲是一位十分勤奋好学的学者，他不断吸取国内外关于病原学、流行病学、传染病防控等方面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努力探索，经过认真钻研发展了某些理论，如传染病的进化论、肠道传染病水型流行的特征、自然疫源疾病的特点等。编写了《传染病管理》(1952年)；《传染病与流行病学》(195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流行病学部分；1953年全国教材的流行病学总论部分；流行病学讲义(1964年版)等。为发展我国的流行病学科和培养流行病学师资与现场流行病学专业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父亲十分注重实践，他是一位实干家，在做好教学、科研的同时经常下现场入疫区进行流行病调查。1955年到唐山调查原因不明疾病；1955年参加东北克山病调查研究工作；1958年调查肺出血性钩端螺旋体病；1962年到张家口调查伤寒病；1963年夏，赴河北保定地区调查钩端螺旋体病。此外还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骨节病、鼠疫、伤寒、霍乱、疟疾、流行性脑髓脊膜炎、肝炎等疾病的流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足迹遍及东北、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为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功不可没。在国内流行病学界享有颇高的威望。

朱聃教授注重卫生防控体系的建设，注重基层防疫骨干的教育与培训。

我父亲和善正直，做人谦逊低调，但骨子里有一股韧劲和倔强。他可以彻夜工作几个通宵，我印象中的父亲是灯下谢了顶的背影。父亲的一生在坎坷、奔波、奋斗中度过。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文革终断了一切。无知的学生以父亲昆明军校的历史无端地给他扣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进行批斗。假投身三大革命之名到通县、延庆等远郊农村搞教改，父亲被当成“活靶子”、“反面教材”随行。由于公卫系的老师大部分不会看病而所去之处又是父亲流行病调查常光临的地方，很多人认识和喜欢他，所到之处农民奔走相告，十里八乡的贫下中农都来找朱大夫看病，其他师生的诊疗摊位门可罗雀、无人问津，搞得军代表、工宣队的领队十分恼火。晚上同铺的学生问父亲：“朱大夫你这么受欢迎，怎做到的”？父亲告诉他：“我一是老北京，会拉家常，二是了解他们的环境、习性和心理，三是要用中医的问诊方法诊治”。结果这一席话，成了腐蚀青年的罪证，拉家常竟然可以治病，书读得越多越“愚蠢”、越反动，宣扬中医就是宣传“封建”，就是要复辟等等，这些便成了阶级斗争教育课的批斗内容。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白天干农活晚上挨批斗，父亲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出现血尿。凭借自己的显微技术，父亲从自己的尿液中分离出癌细胞。但是，这些他自己强忍着，没有告诉家人，也没有停止“工作”。往返城郊几十里，他仍然与下乡调查一样，总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
我妹妹朱葆英是清华附中67届预科的高材生，她的写第一张大字报的“红卫兵”同学，用血统论把人分成了两类，非红五类出身的不能加入红卫兵，被排斥在阶级斗争之外，大学停招，升学无望，搞科学试验也不行，投身三大革命就只剩下生产斗争了。为挑战那些毛主席钦点的所谓革命红卫兵，妹妹说打砸抢不是革命，光会喊口号也不算革命，革命要看行动，有种的到广阔天地去，改天換地地。于是，她举大旗主动带队去了东北兵团。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因妇女是东北克山病、大骨节病的易感人群，死亡率极高，母亲极力反对妹妹去东北。虽然妹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也深知东北地方病的厉害，自己病魔缠身又离不开子女照顾，但他还是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地支持女儿的义举。此后又把三弟朱振海（朱晓方）、四弟朱晓明前后三人送到了东北建设兵团。大哥朱晓东北京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偏远的甘肃平凉，我支援三线到湖北十堰建设二汽。五个子女没有一个留在父亲身边。
五十年代，分配给教授的三居室没有厅，每间不足15平米，这在当时已经足够奢华。卧室带书房父母住，一间当客厅，五个孩子加保姆有男有女挤在一间里，三张床要横着睡，已经十分拥挤了。文革抄家后，军代表竟强令腾出一间，一门两户公用厨房、厕所。我们兄妹五人在北京已经就没有了落足之处。面对这种情况，父亲虽重病缠身，仍对我们说：“你们不要管我，安心工作，要报效国家”。父亲手术之后，已经不能独自上卫生间了，我利用探亲假给父亲打造了一个矮式坐便器放在床头。当大哥电告我父亲病危，我赶回北京时，家里正在开批判会。面对骨瘦如柴，浑身蜡黄，无法站立的垂危病人，病榻边，“老实交代”的无情呐喊，竟然出自那些“未来医者”之口，这一幕我终身不忘。我为父亲制作的坐便器，他一次没用就离开了我们。享年五十六岁。我们失去了最可敬爱的父亲，国家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流行病学者。父亲永远是我的骄傲、永远是我的榜样，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相信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注：四人帮倒台后，北医在八宝山为朱聃教授隆重召开追悼会，卫生部及许多省市卫生部门发来唁电。他是北医第一个被平反的教授。朱聃教授诞辰95周年，陈育德教授为他撰写了纪念文章。2015年11月13日北大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系专门为朱聃教授举办了《铭记历史薪火相传》追忆会。

朱晓昆2020年3月13日

2015年11月13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系为朱聃教授召开《铭记历史薪火相传》追忆会。

主持人介绍朱聃教授生平。

主持人介绍朱聃教授生平

朱聃教授《铭记历史薪火相传》追忆会现场

朱聃教授亲属：长子朱晓东（右二），次子朱晓昆（右一）表侄女北医生化系博导周柔丽教授（左二），表侄女婿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北京邮电医院院长，博导芮静安教授（左一）在朱聃教授追忆会上。

朱聃教授的亲属在“追忆会”上合影。

为追忆先祖，传承朱氏家风，朱晓昆携长女朱冬梅，次女朱春雁及长外孙刘昊森参会并接受教育。

陈育德教授在会上发言。

陈育德教授在会上发言。

朱聃教授长子，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朱晓东在会上发言。

朱聃教授长子，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朱晓东在会上发言。

朱聃教授次子朱晓昆在会上发言。

朱聃教授次子朱晓昆在会上发言。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系系主任在会上发言。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系系主任在会上发言。

北医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系向朱聃教授亲属捐赠朱聃教授遗像。

北医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系会议主办人员与朱聃教授亲属合影留念。

朱聃教授、陈超灵女士（壮）与五个子女，朱晓东、朱晓昆、朱晓方（朱振海）、朱葆英、朱晓明。（1953年）

朱聃教授、陈超灵女士，长子朱晓东、次子朱晓昆1944年在昆明晓东街诊所。

朱聃教授、陈超灵与亲家母李秀兰、儿媳王俊英。

后记

我整理这个美篇，目的是为了慰藉九泉之下的父亲，您毕生的夙愿：弘扬全民卫生，预防为主、造福人类健康的事业，正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成果辉煌。您和同仁们构建的防控体系，经受住了各种疫情的考验，国家一定能打赢这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阻击战。
我要让朱氏的子孙后辈，牢记先祖的为人和功绩，老老实实做人，献身社会，使朱氏家风得以传承。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说过：“新中国七十年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深厚土壤，传承着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强大基因。”“隔断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同样，中华流行病抗疫史中，不只有武连德和钟南山两人，大量无名英雄，撑起了中华的脊梁。我父亲朱聃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
从日寇的“731部队”到朝鲜战场美帝细菌战的罪行，我父亲都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揭露。此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使美国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普拉姆生化实验室，美国在格鲁吉亚的生化研究所得以曝光，美国的战争狂人鼓吹生化战的威力远远大于氢弹，其毁灭人类的狼子野心得以昭然若揭。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通过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惨痛教训，国家决策层应将公共卫生事业真正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对待。预防为主不只是应对疾病，还要应对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也要用举国之力从人力、财力、科技予以支持和推动。预防为主、造福全民健康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要落到实处，医院不应只是治病的场所，防病、康复、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机构、科室也应走进医院，让“养生”从电视台，街边“忽悠摊”中也走进医院，使保健品骗局无处遁形。这也是父亲未了的心愿。
最后向父亲致敬并致歉。由于我不是医学专业，学识浅薄，未能充分、全面将父亲的生平和遗愿表述清楚。同时感谢陈育德教授，和大哥朱晓东，很多内容是他们提供的。

朱晓昆20200313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罪恶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