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定桥遐思——川藏旅行散记

鲁子

　　西出成都，车行百十里，便有一种苍凉气息扑面袭来。首先遇见的是矗立在雅安县公路边的那组“茶马古道”群雕，黑铜色人马，一瞧便有种“壮行”的味道，接着翻越二郎山。“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这是解放初修建川藏公路时的歌谣。二郎山是进藏途中的第一险地，它高3000多米，峻峭险奇。以前公路去藏区，在这必须翻越二郎山顶部，十分费时间。2000年国内公路隧道最长和海拔最高的二郎山隧道贯通，大大缩短了路程。车子穿过二郎山隧道，便进入了甘孜藏区。

二郎山脚下，便是大渡河。溯河而上，闪过座座险峰，便到了泸定桥。

二郎山隧道

　　泸定桥真是座险桥，至今那粗粗的几根铁索上，虽已横竖铺就齐整的木块，但走在上面仍颤颤巍巍。在桥上看下去，大渡河水打着旋涡，闪着浪沫，滚滚奔流。倘从桥上掉下去，绝对是瞬间冲走踪迹难觅。我小心翼翼地过了桥，然后返回，登上西边的观音阁，居高凝望东边的桥头堡，我读了几十年的红军长征故事，便有了真切的感性认识，隐在心底的火苗旺盛地跳动起来。我不由想起浓雾茫茫的1935年5月29日，一支穿草鞋的征战队伍欲从这里飞渡。

　　当年，一方面军几万红军急需渡过大渡河，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桥板，并以机枪、炮兵各一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29日下午4点，已占领西桥头的红军先遣队22名突击队员身挂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三连的战士们紧跟在后，他们身背武器，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

当勇士们爬到桥中间时 ，敌人在东桥头放起了火，忘图以烈火阻击红军夺桥。勇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向东桥头，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了泸定城，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战斗用了两个多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泸定桥。

　　时间追溯到1863年5月，也是在大渡河，却演绎了一场与红军结果完全相反的历史事件。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被曾国藩率领的湘军逼到了大渡河边，被困一个多月，却无法渡河，遭到灭顶之灾，全军覆没，留下的是悲哀的史料。

　　转头看大渡河，它见证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沧桑历程，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大转折。它无疑是一条激涌革命洪流的河，比史籍更凝重地记载了长征的辉煌历史。红军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借助泸定桥天险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从此，飞夺泸定桥战斗，成为红军“万里长征”史上的一次经典战例。

　　雾气笼罩，河水呜咽。遥想当年，许多支援红军渡河的老百姓，为了民族的翻身解放，和红军战士一道，坠入了惊涛狂浪的大渡河里，屹立成一排排无名的墓碑。而那盛满一河的军民鱼水情，仍随着岁月的潮流悠悠流淌。

大渡河里，水声哗哗，响在耳边。寻声望去，碧绿的大渡河水蜿蜒绕流，像藏族姑娘长长的头发向后飘扬，更像红军的军旗，在阳光中和着小小的水珠飞扬飘逸。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渡河奔流着的不仅是一河流水，而是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的一腔斗志。

转顺间，80多年过去了，当年红军经过的地方，已是“天翻地覆慨而康”，当年红军的奋斗目标 ，化为了一个个渐渐趋向完美的小康日子。

离开泸定桥时，已是下午4点多。车行很远了，大渡河的咆哮声还在耳际回响。这是一条何等壮阔的河流！它发源于雪域高原，越青藏，穿西川，蜿蜒千余公里，劈开万重高山。较高的落差，使河水喘急，哗然有声；折阻的山涧，又使它如雄狮发愤，咆哮怒吼，引得惊涛拍岸，卷雪千堆。它从亘古洪荒走来，消融冰雪，流入长江，惠泽祖国万里山川，养育华夏数亿儿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