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玉树

晓刚

每当晚饭的时候，南腔北调的叫喊声就在大院里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

“传睿——”，刘传睿母亲个子不高，但嗓门很大，拖着长长尾音的喊声很有些四川味道。

“尕军，尕斌”，张有军和弟弟张有斌岁数差距不大，总是一起在外面疯玩，他们的母亲蔺老师短促的喊声很符合青海人干脆利落的性格。

“卫呀，超啊”，张英卫、张英超的母亲语速缓慢，但简洁明了，充分显示了中原语言的特色。

“元旦，鲜花”，不知为什么，祖籍甘肃定西的杨青山叔叔给他的两个儿子起了这样奇怪的名字。

我的同学张妍也是甘肃人，她们一家人把她的弟弟叫“四军”，我们跟着喊了好几年才发现人家其实叫“树军”，是甘肃口音骗了我们。多年以后，学文艺的张妍到广州北京闯荡，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浅潜”，摄影圈的朋友拿着她的宣传册跟我吹嘘“认识一个从青海出去的北京名人”，我看了半天说：“这不是我的同学张妍吗？”

6岁那年，我和三哥从河北老家来到了青海一个偏远的小镇——玉树州结古镇。

去往玉树的过程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母亲说那是一次惊险的历程：从西宁走到半路上的玛多县时，我晕了过去，但是班车要在这个海拔4200米的县城过夜，很多人出主意让母亲回返西宁，但当时距离西宁将近500公里，实在两难。昏迷呕吐了一夜，第二天班车翻越了5000多米的巴颜喀拉山，走到称多县清水河的时候我醒了过来。“你指着外面的牦牛说了句‘那是啥？’，我的心一下落到了肚子里”母亲说：“你爹让我回去接你们，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我都要把你们交到他的手里。”

结古镇很小，人口也不多，但是对于我这个来自河北农村的孩子来说，还是见识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在老家，身边的人都说着一样的邯郸土话，甚至家家户户锅里的一日三餐都是一样的：一天到晚的小米稀饭。到了这里，伴着天南海北的语言，一片片不一样的天空开始在我的眼前展现开来。

山东人家里好像永远都是吃的馒头菜，陕西人家里面条占了主流，甘肃人似乎一天三顿都离不开洋芋蛋，四川人则“三天不吃大米饭，腰杆子疼”……

我在老家从来没有吃过大米饭，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因为老家顿顿喝稀饭，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白花花的干饭叫“稠饭”，而浓重的邯郸口音听起来更像是“臭饭”，我也因此被取笑了很长一段时间。

五湖四海的人聚到一起，各有特色，不知道是哪个才子佳人编出了各种段子，在孩子们中间流传着：“山东吃大葱，放屁咚咚咚”“陕西娃，你爬哈，俄给你沟子上画娃娃”“河南大裤裆，买菜不用筐，茄子辣子一裤裆”……现在喜欢较真的人一定会说这些段子可以归类为“地域歧视”，但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这个概念，孩子们追着打着闹着，“歧视”里没有愤怒，而是满满的快乐！

最能显示地域特色的地方是学校，个性的老师们给人留下了不一般的印象。

地理老师是陕西人，已经记不得他的姓名了，但是他把“人造地球卫星”说成“人草气球卫星”的陕西口音倒是一直记得很清楚。

同学们激怒了时建群老师，总会换来一句新颖的河南绝骂：“你们这些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回答错了问题，青海籍的段发辉老师批评的就很直接：“放你妈的圈圈屁”。

化学老师蒲新忠是四川人，把他惹毛了收获到的是一句川普话：“你还给我两个牛嘞，我给你3分”，结果在考试后发现，蒲老师说话算话，真的给了3分。他的夫人胡老师是生物老师，有段时间胡老师怀孕，本来身材就不高的她远远看去圆嘟嘟的，藏族同学文生很有表演天赋，学胡老师走路的样子，到了讲台前面做了一个“搬起肚子放到讲台上”的夸张动作，惹得全班同学大笑不止。

班主任蒋征老师是江苏苏州人，总是穿着很有品味的服装，尤其是她的小皮鞋，一双一双的都很精致。虽然蒋老师个子不高，但脾气可不小，发起火来一点不像南方女人，一群比她高出不少的小伙子大姑娘被收拾的服服帖帖。有一次，我们一帮人用红领巾当鞭子抽着玩，被蒋老师逮个正着，我被带到了办公室，蒋老师义愤填膺地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抄起教鞭就往脑袋上打，我原本以为打两下算了，没想到蒋老师连续抽了十几下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痛壮怂人胆”，我抢下教鞭撅折扔在地上，走出了办公室。

不要以为我们的老师“都很孬”，其实他们都是好老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了玉树，我们有幸遇到了他们！

英语老师杜丽华，面相有些像外国人，那是因为她的母亲是奥地利人。杜老师的父亲是国民党时期的警察，她的母亲来到中国跟他父亲结婚，后来受到冲击，从南京回了浙江老家，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一直住在浙江乡下。电视台曾经播过一个记录片《芬妮的爱》，讲的就是杜老师父母的爱情故事。

杜老师到玉树，也是因为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她后来离开玉树，回了浙江。

像杜老师一样，离开玉树的老师很多，高养健、罗中文等好几位老师后来都成了教授。

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的数学老师苏桂英竟然就住在我的楼上，苏老师的丈夫是青海省的首席板胡演奏家，她的女婿是我供职单位的一位前辈。

说完了老师，也该说说我的同学们了。

文生小时候就是个帅哥，比我大两岁，他自己说因为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所以家里人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当时他父亲布周在玉树州公安处工作，家里兄弟姐妹5个，他是最小的，所以家里人又叫他“小弟弟”，我学着他家里人叫他，他很严肃地告诫我不能这样叫，因为我比他小。

文生是个不断制造笑料的人。撒拉族的陈老师长相秀丽，但有一个缺点：下巴看起来要比一般人的弯一点，学生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月儿弯弯”。有一天，陈老师问同学们电影院演的什么电影，文生一着急把“月亮湾的笑声”说成了“月儿弯弯的笑声”，陈老师当然没有放过他，结结实实回敬了他一个耳光。还有一次文生把罗马尼亚电影“橡树十万火急”说成了“橡树一百万大急”，好在没有哪个老师的外号叫“大急”“大鸡”之类的，否则他一定还会挨揍。

索南永措和普布永措两个人好像永远在一起，如果有人得罪了她们，可不是一件小事，这两个大个子女生不止一次把小伙子们打的满院子乱跑。

还有一个大个子的江海梅，可能因为父亲是警察的缘故，她常年练习拳术，很有些侠女的味道，后来如愿考上了司法学校，但是多年以后却在宣传部门工作，侠女变成了淑女。

那时候，大院跟大院之间的“战争”是很让人回味的“大规模行动”。我们住的院子里孩子多，旁边的军分区大院孩子也多，这两个大院的战斗一般都很激烈。几十个孩子隔着墙头用土块、石头和弹弓开战，可能是受家庭的熏陶，有时候还会使用点埋伏、迂回、包抄的战术。我的同学晁掌旗和侯建涛都是军分区的，但在两个大院之间的战斗中，同学情谊退居其后，绝不会手下留情，等战斗结束，同学还是同学，丝毫不受“院际战争”的影响。

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的书包里都装着一根绳子，作用是逮住游走在街道、大院和山上的马驴牛，骑上疯狂一阵。有一次，我跟文生、张有军在体育场院子里逮了一头毛驴，文生骑上跑了一圈，等我骑上去的时候毛驴耍起了驴脾气，一步也不走。文生找来一根棍子，硬生生捅进了毛驴的屁股，被激怒的毛驴驮着我冲着旁边红旗小学隔墙上的一个小门狂奔而去，我埋头抱住驴脖子，嗷嗷乱叫，毛驴一个跳跃冲过小门以后重重地摔倒在地，我也被甩出了好远，疼得满地打滚，追上来的文生和张有军看到我的狼狈相，笑的弯下了腰。

玉树路途遥远，新鲜蔬菜和水果奇缺。一次父亲到西宁开会，回去的时候买了一个高压锅，锅里放着几斤桃子，父亲回来的时候是下午，到家放下东西就出去办事了，我跟三哥发现了高压锅里的宝贝，一气吃了个肚子圆，害的父亲给邻居分享的时候只拿了4个过去，很有些难堪。还有一次我跟三哥上山去玩，吃了不少野葱野韭菜之类的“山珍”，回到家发现母亲刚买回来的豆腐放在案板上，就偷着吃了几口，结果双双中毒被送进了医院。

那时候孩子多，几乎家家如此。我家兄弟4个，平常帮助父母干家务是分内的事，大哥会炒菜，是家里的“大师傅”，二哥的馒头蒸的好，是“面师傅”，三哥负责点火加火，是“火师傅”，我没什么用处，大哥给了我一个“扶锅师傅”的闲差，意思是做饭的时候我只要“扶着锅”就行了。

有一段时间，院子里一个比我大的家伙经常欺负我，他们兄弟两个一起，我又打不过，一连好几天。母亲生气了，给几个哥哥说：“去把他们打一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挨过欺负。那时候小孩子打架，大人一般都是教训自己的孩子，但也有例外。

13岁那一年，我跟我的很多同学一样，也离开了玉树。

这一走，好多年。

再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又经常回到玉树。

带着新的眼光和心情，我几乎走遍了玉树的山山水水。我知道，现在的玉树早已不是儿时的玉树，每当走在玉树的街头，我总在寻找曾经的点点影踪，那里全是美好，美好到甚至能从高原的寒冷、缺氧以及晕厥里感受出阵阵的暖意！

我感受到的，是玉树的亲切。在青海，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感受到的是海西、果洛、海南、海北乃至青海的亲切，他们来自中国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因为解放、因为建政、因为建设、因为生存……他们来到了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就像抛洒在草原或者戈壁上的草种，兀自生根发芽，兀自成长死亡。

“青海人不排外”，这是很多外地人对青海人的感受。“不排外”是因为很多青海人本来就来自四面八方。一个青海人，可能会说好多地方的方言，那是因为他的身边有太多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他们在一起生活、工作、交流，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物种”——新青海人。

这些来自远方的“新青海人”，内心很矛盾。我的朋友吴志刚说：我们这些人回老家，人家说我们是青海人，到青海又说我们是外地人。承载我们心灵的地方似乎无法承载我们的肉体，承载我们肉体的地方又好像无法承载我们的灵魂。

这些来自远方的“新青海人”，内心也很坦然。生活把他们推到了距离故乡千里之外的远方，他们就安静地生活着，忍耐着，奋斗着，他们包容，他们善良，热爱青海，也想往故乡。

玉树之于别人，是一个新鲜的地名，是遥远的远方。

玉树之于我，是深藏在心底的记忆，是一段浸透血脉的生命历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