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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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永青　　我的初中和高中的班主任都是刘铁成老师，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老师，他不光传授给了我知识，还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每当我的人生感到困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时候，总是能从他那里找到前行的方向。可以说，作为一名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他都做到了。四十年多来，每当我回想起中学时代的一些往事来，刘老师呕心沥血地培养教育我们的场景，就会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你的字写得好，你给班里出黑板报吧。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在班里虽说不是特别调皮的学生，但也算不上是好学上进的好学生。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和同住一条街每天都结伴上学的闫泽洪同学都不想到校上课，便让其他同学给老师带请假条请假。假条是这样写的：“刘老师：今天下午，施、闫二人买木料，请假半日。”本来是想谎称买劈柴，但因劈柴的“劈”字不会写，就只好写成买木料了。谁知第二天早晨我俩刚进教室，就听见有人大声喊道：“施、闫二人买木料！”接下来便是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后来一问才知：昨天下午上课时，老师把我俩的请假条念给全班同学听了。虽然老师没有当面批评我俩，但比当面批评还历害。因为老师的这个举动，使我俩从内心里感到了羞耻。这件事过后，老师还因势利导让我俩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鼓励我俩互相帮助，一道进步。后来，老师发现我的字写得很工整，便对我说：“你的字写得好，你给班里写黑板报吧。”就这样，我成了班里板报组的一员。记得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正在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写黑板报，这时老师进来了，手里还端着饭盒，对我们说，这是我刚从食堂买的莜面，你们趁热吃吧。看着老师手里热气腾腾的饭菜，顿时一股暖流从我的心里涌起。虽说小小的板报组成员算不上什么，可正是老师的这个决定，成了我躁动青春中渴望得到的第一次被人认可。从此我变了，我的青春不再迷茫了，我的人生也开始有了方向感一一我要成为一个被人瞧得起的好学生!由于老师的教育方法得当，我俩果然进步快，一块入了团，还都当了班干部。老师看到我的变化非常高兴，还特意送给我一个笔记本，鼓励我用坚持写日记的方式，把自己成长进步的经历记录下来。打开笔记本一看，只见老师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隽永的文字：“像一只滚动的车轮，每转一圈都在前进，但又是从头做起。”老师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语，令我终生难忘，因为它激励和鞭策了我的一生。 你家里生活困难，学费老师替你交了。 我念书的时候，家里非常困难。母亲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就靠父亲每月48元的工资勉强维持，还得赡养爷爷奶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正因为家境贫寒，我从小就特別懂事，从不乱花家里一分钱，就连父母和爷爷奶奶偶尔给点儿零用钱也从不舍得花，而是一分一分地积攒起来留作交学费。那时的学费虽说只有两、三块钱，但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贫困线边缘的家庭来说，还是挺难凑齐的。有一年交学费的时候，老师见我的学费用手绢兜着，里面全是一分、二分的硬币，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只好把家庭困难的情况如实和老师说了。等到第二年学校张榜公布交费名单时，我的学费还没攒够故而未交，可榜上却有我的名字，我便到办公室问老师，老师笑着对我说：“你家里生活困难，学费老师替你交了。”听完老师的话，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老师，您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将来，我也要像您一样，做一个懂得关心温暖别人的好人。 学习不好，就不配当班长！ 我念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各种政治运动和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占用了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更主要的还是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我的学习成绩一度出现了很大滑坡。老师发现后，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我给你提个醒，你要是再不把学习成绩赶上去，我就把你的班长撤了。作为班长，首先要在学习上给全班同学做表率，学习不好，就不配当班长！”老师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决心奋起直追，把落下的功课尽快赶上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终于又进入了全班同学的前列。为了激励我更好地学习，记得有一次在老师家里，老师特意拿出他上中学时的作业本让我看。令我惊讶和感慨的是，老师高中毕业都十多年了，那些作业本竟然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我随手拿起其中的一本翻开一看，只见里面的每一道题都是用钢笔抄写用铅笔演算的，字迹非常工整，上面不是红色的“对勾”，就是醒目的“优”字。看着老师念书时的作业本，再想想自己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我真感到羞愧难当！于是我心中暗想：我只有刻苦学习，才能不辜负老师对我的培养教育。 回想往事，感慨颇多。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并且把交白卷当“英雄”的年代里，若不是老师紧盯着我们学习，我的青春年华很可能就荒废了。 让孩子上高中吧，多念点儿书总没坏处。 我念书的时候，通讯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老师与家长的联系方式，除了一年一次的家长会，更多的就是到学生家中进行家访。家访的次数多了，哪个学生家住在哪条街、哪个院、哪个门，家里有几口人，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家境如何，老师都一清二楚。久而久之，老师和家长都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在读初、高中的五年半里，老师究竟到我家做过多少次家访，我早已记不清了。只有1972年夏天初三快毕业时的那次家访，令我终身难忘。 “文革”期间，高考被迫中断了。据说，国家准备从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生中通过入学考试选拔学习优秀的学生读高中，为三年后恢复高考准备生源。可是，由于我的家境非常困难，父母早就有读完初中让我早点儿找工作的想法，我也有尽快上班挣钱养家的念头，所以就不打算读高中了。老师得知我父母和我的想法后，先是做通了我的思想工作，后又来到我的家里劝说我父母让我考高中。老师一进门就对我父母说：“永青这孩子很聪明，学习也很用功，国家又准备从他们这一届学生开始恢复高考，如果不上高中，实在太可惜了。你们还是让孩子上高中吧，即使不恢复高考，多念点儿书总没坏处。”在老师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我的父母终于同意让我念高中了。尽管后来又赶上了批判资产阶教育路线回潮，国家并没有在我们这一届如期恢复高考，但我还是非常感谢老师又让我多读了两年半高中，它毕竟为我在参加工作后又有机会走进大学校门接受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 他是班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到了部队也是个好苗子。 从1968年开始“上山下乡”，到1979年知青陆续返城，这个时期毕业的初、高中生，除个別学生符合留城条件，或是个别年份工厂招工外，大都赶上了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候，老师知道我的家庭困难，也了解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强，如果进了工厂，一来可以早点儿帮助父母挣钱养家，二来也可以使我的这一特长派上用场，就对我说：“只要有一个进工厂的也让你去。“可是到了毕业前夕，老师还是遗憾地告诉我说，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生依然是百分之百下乡，并希望我作为团支部书记，能给全班同学起一个好的带头作用。就在我做好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准备的时候，1974年底，张家口军分区到九中定向征兵。因为当时九中的男子篮球队在市里很有名气，军分区便想把那几个打球好的男生招到部队去。负责征兵的部队首长在校园里看到学校的黑板报和墙报办的很有水平，便向同学们打听是谁写的？当部队首长得知是我写的时，便萌生了把我也招走的想法。老师得知此事后，便连夜带着我来到军分区向部队首长介绍我的情况。当时军分区正在施工，地面坑坑洼挂，院子一片黢黑，老师和我冒着数九寒冬里那凌冽刺骨的寒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工地的废墟上走着，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部队首长的住处。他一进门就言辞恳切地对部队首长说：“我是他的初中和高中的班主任，教了他五年半，最了解这个孩子，你们让他参军吧，他是班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又很有才气，到了都队也是个好苗子。”听了老师的介绍，部队首长更加坚定了招我入伍的想法。就这样，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解故军这所大学校里，我的人生得到了很好地锤炼。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意志品质都有了质的飞跃。正如那首军旅歌曲唱的那样：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后悔！ 学习这么好的学生都不能入团，那什么样的学生能入团? 我念书时的那个年代，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证，就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以阶级斗争为纲”，“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成了见怪不怪的事情。国外有亲友，就给你安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家人在台湾，就给你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搞得人人自危。就连上大学都得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更甭说入党人团了。我就是因为爷爷为了养家糊口，倒腾点儿小买卖，人团前学校到街道搞外调，居委会主任说了句“其祖父投机倒把“的话，便失去了第一批入团的机会。 我们班有个名叫苏曙的同学学习特别优秀，每次考试都名列全年级前茅。有一次期末考试，六门功课，他竟然得了600分。当时，学校正组织学生观看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面胖乎乎的女主角是个农业生产能手，一个月就挣了600工分。因为苏曙也长得胖乎乎的，考试又得了600分，于是，同学们都开玩笑地管他叫“600工分”。就是这样一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他几次申请入团，都因其家庭出身不好而被拒之门外。后来，老师硬是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力排众议，多次到校领导那里去做说服工作，苏曙同学才被吸收加人团组织。在发展新团员的支部大会上，老师有些激动地对我们说：“学生的主业是什么?是学习。像苏曙这样学习这么好的学生都不能人团，那什么样的学生能入团? ” 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很平常，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就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乱揪辫子的年代，敢于站出来替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讲话，是的确需要胆识和勇气的。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苏曙同学就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还当了大学教授。 　　身教胜于言教，细致入微，孝敬母亲 我上中学的时候，班里同学的家境都差不多，即使是干部子弟的家庭比起普通人家来也好不到哪儿去。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同学们当中很少有谁穿不带补丁的衣服。除了缺吃少穿外，从小就得帮助父母干家务活。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更是小小年纪就开始替父母分担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这种环境虽说艰辛，反倒使很多孩子练就了一身的“本事”：打家具、盖小房、糊顶棚、刷房子、拖煤坯、修车子……样样精通。正因为如此，老师家里有点儿什么活，也愿意请同学们过去帮忙。同学们跟老师关系处得好，自然也愿意帮老师去做。 那时，老师家在南菜园的一个平房院里住。三间北房，住着一家四代六、七口人，其母亲因患眼疾双目失明了，老师怕体弱多病的老母亲长期睡土炕身子骨着凉，就请我们几个同学帮忙把土炕拆了，然后再用木板搭一张木板床。老师的母亲睡惯土炕了，生怕我们搭的木板床高低、位置不合适，以后上下床不方便，就在一旁唠叨：我说别弄，你非要弄，要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上下床，或是找点什么东西，可就不方便多了。这时，老师走了过来，用非常和蔼的语气对母亲说：“妈，我扶您过去坐坐试试，哪儿不合适再给您重搭。”试完了，老师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老师的母亲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老师能这样和颜悦色地对待自己的继母，的确让我很感动，也很受教育。孔子的学生子夏问老师什么是孝？孔子说：“子女侍奉父母能经常和颜悦色，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遇到有事，子女去代劳；有好吃好喝的，先让父母享用，仅仅这样做就可以认为是孝吗？”是啊！不管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更不管是自己的心情如何，多会儿都能够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这的确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可是，我的老师做到了。打那以后，我不仅懂得了作为儿女该怎样对待父母，而且更加佩我的老师了 你们记住了，三连一排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是最棒的！ 我是1969年9月上初中的。就在这一年的3月，中国军队和前苏联的军队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之后，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全国上下都在“备战、备荒，准备打仗”。正因为如此，我入学时学校也实行了部队建制：学校叫“民兵营”，年级叫“连”，班级叫“排”，小组叫“班”，我被分到了三连一排。到了1972年上高中的时候，形势就没那么紧张了，学校又恢复了年级制，我被分到了高一6班。从初中到高中，刘老师整整教了我们五年半。在这五年半的日日月月里，全班同学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刘老师的人格魅力和教书育人的能力和水平。他对全班同学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记住了，三连一排无论干什么，都必须是最棒的！”——学习最棒。学习风气全年级最浓，学习好的学生全年级最多。大家比、学、赶、帮、超，你追我赶，谁都不甘心落后。有一次期末考试，苏曙同学六门功课竟然得了六个满分，成了全校的学习标杆。一一班风最棒。在老师的带领和调教下，尊敬老师，帮助同学，关心集体，热爱劳动，蔚然成风。全班同学对三连一排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直到现在，每当同学聚会，大家说起三连一排来，脸上都洋溢着骄做和自豪的表情。一一班容最棒。每学期开学时，老师都要带领我们把班里的教室重新布置、美化一番，奖状、标语和字画以及课程表都要陈列得井然有序。就连日常内务卫生，他也要求我们每天都要做到：桌凳整齐，摆放有序，地面洁净，玻璃明亮。班里的黑板报更是周周更换，期期精彩。一一唱歌最棒。全校歌咏比赛，三连一排的大合唱：配乐朗诵激动人心，男女领唱优美动听，四步轮唱层次分明，曲到终了一气呵成。这一切，都源于赛前老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反复排练。记得有一次排练，已经练得很晚了，但老师对男高音领唱试了几个同学后感觉都不满意，只好宣布暂停回家。谁知在学校院里的厕所里不知是谁亮了一噪子，老师觉得很好听，刚好那天厕所的灯坏了，看不清那个同学的面庞，就大声问道：“刚才是谁唱的？”那个同学以为做错了什么，也不敢吭声。最后在老师的再三追问下，他才低声说道：“是我唱的。”走出厕所，老师一看是林世安唱的，就拍着他的肩膀高兴地说道：“你可是真人不露相啊!行了，大合唱的男高音领唱就是你了。”到了比赛的那天，老师偶然发现的这个“男高音”果然为班里的大合唱增色不少。——才艺最棒。那时，我们班里的“文艺青年”还真不少，一到学校文艺汇演时，不用费劲就能整出几个像样的节目来。特别是那些自编自演的原创节目，写词的、作曲的、表演的、伴奏的，什么样的人才都有。直到现在，我都能哼唱几句老师和同学们自创的一些词曲。当时全国盛行学演样板戏，不用请外援，单就班里的学生就能排演一场样板戏中的折子戏。如:京剧《沙家浜》中的“智斗”，《智取威虎山》中的“定计”等。真可谓：锣鼓梆子有板有眼，唱念做打像模像样。按捺不住时，老师还要抄起“三弦”登台亮相。——士气最棒。按照毛主席“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仅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最新指示，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学工、学农、学军、挖防空洞、挑电缆沟、修水源地、野营拉练、战备疏散、支援建厂、植树造林，等等。老师不仅要求全班同学在每一次活动中都要展示出三连一排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风貌来，而且那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老师的身影。我们这一届学生和老师的感情之所以这么深，除了我们是老师教过的学生中唯一的一届和老师朝夕相处了五年半的学生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和老师的感情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同甘共苦、流血流汗中一起摔打出来的。记得有一次市里让我们给横贯大清河的地下人防工程拉黄土，为了多拉快跑，老师不知从哪儿借来了一辆大卡车用的拖斗车，由于没有刹车，而拉黄土的地点又有一个很陡的大下坡，老师就让我们给拖斗车上绑了一根大木桩，他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学在前面把着方向，其余的同学用绳子拉住木桩当刹车，硬是靠木粧和车轮的摩擦产生的阻力把拖斗车拽下了山坡。现在，每当老师和同学们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来，大家都感到十分后怕，假如后面的同学拽不住拖斗车，装载着十几吨重的黄土的拖斗车从山坡上溜下来，其后果可想而知。 三连一排之所以能做到处处最棒，事事最棒，是因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无论是带班，还是教课，他都是最棒的！这些年，每当同学聚会，只要说起三连一排和班主任刘铁成老师来，同学们的脸上无不流露出赞叹和自豪的表情。大家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三连一排之所以最棒，是因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最棒!”——教课最棒。别看刘老师教我们那会儿只有高中学历，是高中毕业教高中，但他比起那些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来，一点儿也不逊色，甚至比他们还出彩！刘老师教我们化学课，他上课时总是那么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表达准确，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容易听懂，便于记忆，听他讲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总有一种不过瘾的感觉。老师讲课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些在学生们看来“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经他一番梳理后，很快就能理出头绪来。每天下午上自习课的时候，老师都要到班里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当化学课的问题解答完毕后，他总要问上一句：还有哪门课没听明白？或是哪科作业不会做？同学们有的说数学不会，有的说物理不会，还有的说语文不会，他都要一一耐心解答，直到同学们提不出问题为止。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像我们到社区医院看病遇到全科医生一样，内、外、妇、儿、皮，什么病都能看，真是了不起！连别的班的同学都羡慕的不得了！一一带班最棒。老师的人格魅力，就是三连一排的魂。这个魂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一样，把全班同学，不管是好学上进的好同学，还是调皮捣蛋的“坏”同学，都紧紧地聚拢在自己的周围。他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在不断地向学生传递正能量的同时，又不断地把每个学生身上的正能量给激发释放出来。 我们这一届学生离开中学校门四十多年了，老师的人格魅力，老师的人生境界，一直都在影响、激励着我们。直到现在，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在许多同学的身上还能看到老师当年的影子。 老师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管做什么，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到极致、做到最棒的品质，与其说是一种敬业精神，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境界。正是这种不断追求卓越的人生境界，使得他在几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不论是教课，还是带班，都做到了同样“出彩”！他教过的众多弟子无不为他“点赞”! 1996年，我也从市政府调到一中工作，又亲眼见证了刘老师当校长的风采：说起教师队伍建设来，他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为一中培养了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抓起教育教学管理来，他理念先进，力克时弊，把高考升学与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有机地统一起来。直到现在，只要提起当年那精彩纷呈的艺术节和凝心聚力的运动会来，师生们依然津津乐道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过去，人们为什么要把尊敬老师与孝敬父母等同起来呢？就是为了感恳。人生在世，有两种恩情必须永远铭记在心。一是父母的养育之思，二是老师的培育之恩。前者给了我们生命，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后者给了我们知识，呕心沥血地把我们培养成人。我们对恩师的最好报答，如同“孝当养志”一样，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有益的人。 我不会写诗，无法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赞美老师。我就借用《长大了我就成了你》这首歌的歌词，来表达一下自己对刘老师，以及所有教过我的老师的感激和敬仰之情吧。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气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秘让所有的难题成了乐趣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你总喜欢把我们高高举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是泪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美文反馈王家贵：永清写的《铭记师恩》情真意切，我也有同感。 我在读高一的时候遭遇的一件事儿，让我至今难忘。记得在读高一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没有回家去了蓝球场看当时的校蓝球队员训练。我正在看的时候，蓝球被训练的队员争抢出了场外，正落在了我的身边，我拣起蓝球给扔回了场内，没有扔给正在训练的队员手里。我的这个举动一下惹怒了正在指导训练的体育老师“唐老师”只见他向训练队员一使眼色，七八个队员一拥而上，对我拳打脚踢，当时就把我打的鼻子出血了，眼镜也给打烂了。在场边也看训练的秦老师、也是教体育的老师，见状大声喝斥住打我的几个队员，他们才住了手。我爬起来一看这个唐老师站在那一副兴灾乐祸的样子，在那冷笑。当时的情景刻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我起来去水房洗了脸就回家了。第二天，刘老师听其他同学说了这件事儿，就把我叫到教室外问我咋回事儿，我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委屈的哭了，刘老师随后去了体育办公室，叫出“唐老师”询问情况，这位“唐老师”说什么也不知道，推的干干净净，刘老师非常生气。这件事儿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就感觉刘老师像家长一样护着我，护着他的学生，这段情我一生都不会忘。同样都是老师，刘老师让我一生尊敬，而另一位让我一生看不起他，他不配“老师”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