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天山--我穿军装的照片（制作 赵良勇）

古城都

入伍（一）

1976年12月，当得知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入伍的消息后，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我决定入伍参军，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当过兵，扛过枪，打过鬼子、阎匪军和美国佬。退役后在公社武装部长岗位工作十几年。另外，我外公家的成份不好，想趁父亲在位时参军更容易些。

我报名参军，母亲知道，在县武装部征兵办公室助勤的父亲不知道。参加完公社的体检在县委党校体检时遇到了父亲。

一直鼓励我参军的父亲发现我参加体检时感到有些意外。他愿意让我参军但不愿意我这一年走，因为他早早就知道这一年是在新疆的铁道兵招兵，因此，他没有提前告知我报名。我清楚的记得父亲当时讲的话：你看那些带兵的，大头鞋、皮帽子、皮大衣，就连随身带的箱子都是铁的，明年再走吧。我只好说让我体检完再说吧。父亲知道我的眼睛不过关，也没有再说什么。

我心里明白，我的的身体除了眼睛不好使，其他都没问题。因为上高一时参加过一次招收滑翔机驾驶员的体检。那次体检时，我把E字型视力表的最后两行全背熟了，所以在县里体检时蒙混过关。到晋中地区体检时才因为视力表是圆形且朝八个方向开口的没法记才把我刷了下来。这次参加铁道兵招兵体检，我用同样的方法过了视力这一关。

体检合格后，预料之中的事发生了。公社在政审时因我外公家的成份是富农，多次开会都没过政审这一关，更别说入伍了。我急忙进城将情况告诉父亲，本来不愿意让我这一年参军的父亲听后火冒三丈，他说：我革命了一辈子还没有人敢提你外公家的事。随后父亲领我去见了县武装部长，见了接兵的首长。当天晚上公社的最后一次会议还是没有我。第二天由县武装部、接兵首长与公社三方共同开会才决定同意我入伍。

说实话，那个年代，外公家那种情况，政审不过关是正确的，无可非意的。但不知道公社哪位同志还是在我入伍的政审表上贴上了一张附页，把我外公及外公家人有抗战时死因不明、有海外关系等情况写了上去。我参军后在卫生队当文书时，从我的档案中发现了这张附页。

公社同意我入伍没几天就接到了入伍通知书，通知书写到，“赵良勇同志：你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积极响应祖国征召，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现批准入伍。务于一月三日到县党校集中。山西省平遥县征兵办公室。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母亲忙着准备东西，我忙着与亲友、同学告别。

（上图是1977年1月4日我与父亲、母亲、姐姐、姐夫、弟弟在平遥县委党校合影）

入伍（二）

1977年1月3日，公社为我们当年应征入伍的11名青年佩戴红花、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举行了隆重的欢送议式。

到县委党校后，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武装部与接兵的进行了交接，接兵的将我们临时编排、编班，我与送别的亲友们开始合影照像。

照像那天，母亲、弟弟、姐夫、良贵哥、春妙、俊云、杨根儿等亲友进城送我，但没想到刚生女儿不到百天的姐姐随后也冒着寒风、骑着单车从30里外的农村跑到党校给我送行，令我和在场的亲友为她的身体担心，更令我心痛和不安。

1977年1月5日，平遥县240名应征入伍青年从县委党校背着行李、拎着提包，在亲友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向平遥火车站走去。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母亲、姐姐、姐夫、弟弟等亲友远远地跟着新兵队伍前行。忙于征兵没时间与我谈话的父亲这时贴身跟着我断断地讲道：新疆比较远，铁道兵比较苦；你想开车不行，因为你的视力不好；在闷罐车上如何解手、注意什么安全；在兵站吃饭注意些什么。除了这些话外，父亲一直默默地跟着我进了火车站，在站台上看着我上了闷罐车。

从县委党校到火车站约40分钟的路上，我傻乎乎地没有给父亲说过什么话，表过什么态，连一句再见的话都没有。

儿行千里母担忧。父母亲送我参军的路上，他们心里倒底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我一直体会不到。直到2001年我女儿去兰州交通大学上学、我夫妻俩送她去上学离开兰州时才真正有了这种感受和体验，当时心里那个滋味真是无法形容。

就这样，我从一个高中应届毕业生，肩负着父母、亲友、同学的嘱托和希望，信心满满地上了一所向望已久的大学校，掀开了我人生命运中新的一页。

（上图是1977年1月4日我与亲友在平遥县委党校合影。左起，前：我、弟弟、同村同年入伍的赵春勇；后：赵春妙、赵俊云、赵良贵、杨根儿）

进疆（一）

离开平遥前往新疆的路上，除了在兵站吃饭和几次在站台上短暂的放风外，都是在闷罐车上度过的。

刚开始车箱内有说有笑，但随着西行的列车越来越快、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这些自愿参军甚至走后门、碰破脑袋也要走的小青年慢慢地开始从兴奋、激动逐渐变得安静、沉闷，甚至忧伤。第二天、第三天有的开始出现烦躁不安，有的发出歇斯狄里的叫声。

离开家乡、离开亲友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坐在咣当咣当的闷罐车上，心情就更越来越沉重。几天来，思念，想象，回忆，懊悔，相互交错，杂乱无章。时而想念家乡的亲友；时而想象新疆、铁道兵倒底是个什么样；时而又后悔当兵、后悔到新疆当兵，真是有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觉。

1977年1月11日夜晚，我们在闷罐车上晃荡了七天六夜到了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实际是大河沿）。

车站上稀疏的灯光、指挥员手电筒的灯光、排列等待着军车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黑压压的新兵在指挥员的命令声中，很快有序地登上了各自的军车，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军人的利害和什么叫军事化，初步体验了军人为什么能打仗、能打胜仗的道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兴奋、振作起来。

从大河沿坐着军车行驶约两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天山深处阿拉沟内的铁道兵第五师22团新兵连驻地。

在新兵连驻地下车时，我看到两边不远的高处有黑压压的乌云，没想到第二天起床后看到的不是乌云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一座座高山。

到达驻地的第二天， 平遥县200名新兵编为22团新兵10连，另外40名平遥县新兵与太谷县60名新兵、四川省100名新兵编为22团新兵9连。

新兵10连连长高贵芳，指导员李友，军医赵正华，卫生员曾志红。编为4个排、16个班，每个班12个新兵，另设一个炊事班。我和我们公社的11名新兵及襄垣公社的王平编为新兵4排16班，排长谭振全，班长是在我们公社接兵的汪德寿，我为副班长。

（上图是我在新兵连戴上红领章、红帽徽的第一张照片）

进疆（二）

新兵10连的驻地，在同一地点有三个地址，每个地址都不矛盾，都是指的同一个地方。

1、新疆巴音郭愣蒙古自治洲和静县八一公社所在地。

2、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曙光厂。我们的通讯地址就是：新疆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XX信箱（即曙光厂）89322部队新兵10连。（实际上此地离乌鲁木齐市还有 300公里）。

南山矿区，是1971年6月在阿拉沟设立的一个直属乌鲁木齐市管辖的县级政权---南山矿区革命委员会及人民政府。这是因为上世纪60年代末阿拉沟陆续筹建了东风、胜利、星火、燎原、曙光等军工企业以及煤矿、电厂、钢铁厂、公路段、原子铀矿、新疆国防工办第一职工医院等非军工企业。而这些企业又不能归当地地方领导和管理，故设立了一个由乌鲁木齐市直接管辖的南山矿区，下设东风、星火、艾维尔沟3个街道办事处。

上世纪70年代又先后有野战部队、新疆通信总站、铁道兵、新疆军区独立汽车营、新疆铁工局、兵团铁纵指挥部、兵团工一师、铁路部门等入驻南山矿区，人口超过10万。

3、新疆阿拉沟48公里处。这个位置最准确。

阿拉沟，地处天山深处的峡谷地带，位于和静县城东北，301省道贯穿阿拉沟全境。是一条弯曲的山沟，地势险恶，最窄处仅能通车，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

阿拉沟，从沟口一直向西到奎先达坂由低到高，最高海拨3000多米，全长100多公里，平均宽度500米，两边为天山山脉，中间是一条长年流水的阿拉沟河，是古丝绸之路的“天山道”。

阿拉沟又称‘四季沟’，即从阿拉沟沟口到奎先达坂的一路上，能领略到春、夏、秋、冬的四季风光。

阿拉沟，过去只是游牧所经之地，沿途没有地名。铁道兵进沟以后就以公里命名，即：以阿拉沟沟口为起点，顺着沟口往西进入阿拉沟是多少公里就以多少公里命名。

比如：铁五师师部，阿拉沟10公里；铁五师医院，阿拉沟17公里；铁五师22团，阿拉沟48公里等等。

（上图是我在新兵连穿上皮大衣的第一张照片）

军训

新兵10连的营房是军工企业曙光厂废弃的几个车间，车间内搭着帐篷，整个新兵连的官兵都住在这里。

新兵连的军训是紧张的，紧张的让你没时间想家，没时间忧伤，就连睡觉都得防着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其间的紧张、艰苦、委曲、抱怨、汗水、泪水只有当过兵的人才知道。

熟读默记的内务、纪律、队列条例；百练不休的军姿、步伐，转法、队列、操枪、拚刺；睡梦中唤醒的紧急结合、急行军；不厌其烦的整理内务、开班会；争先恐后的早起床，抢工具，做好事；惹班长不高兴时的额外“加餐”；洗衣服，写心得，写家信等等，样样要合格，争优秀，件件不能拉，要完成。

三个月的军训是必须的、必要的、值得的。它培养了我的军人意识，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锻炼了我的意志能力。它让我从一个农村长大、没见过世面的高中生成为一个正式的兵、合格的兵，真正的兵。当新训结束前几天戴上鲜红的领章、帽徵时，我对着镜子反复欣赏，心里美滋滋的，说不出有多高兴。

感谢连长高贵芳、指导员李友、军医赵正华，感谢排长谭振全、班长汪得寿以及四排其他班长李开成、白彦锁。谢谢你们把我从农村带到军营，谢谢你们在新兵连对我的关心、帮助和照顾！

（上图是我在新兵连与发小赵春勇的合影）

分兵

新训快结束时，大家都在关心分兵的事。虽然父亲给接兵的交代过，但心里还是没有底。

分兵的消息终于传出来了，我们班谁分到哪个连说的有鼻子有眼，而且都各自心中有数，就我一个人还蒙在鼓里。连长、排长、班长也没与我谈过话、透露过什么消息。

一天，新兵连文书通知我到连部谈话。

在新兵连训练三个月，我第一次踏入连部的门，喊报告进去后，连长高贵芳、指导员李友、军医赵正华三人既严肃又认真还带有关心的口吻与我淡了话。连长讲：把你分到卫生队当文书，你也胜任和适合做这项工作。指导员讲：你在新兵连表现不错，与班长配合的很好，到卫生队后要好好干。赵正华介绍了卫生队的情况和文书的职责，还特意强调卫生队的历任文书都提了干。我高兴的表态致谢后离开了连部。

真正分兵、各奔东西的那一天，是在22团团部前面的广场上。说是广场，实际上是在卵石滩上整理出来的一块大场地。场地的北面是团部，场地的西面是22团集会、演出的俱乐部，场地的南面是阿拉沟河，场地的东面是由一座小桥连接通往修理连、汽车连、曙光厂的公路，团部往西有一条沿着山脚开出的小路直通卫生队。

记得那天，风和日丽。背着背包、拎着提包的400名新兵步行陆续赶到广场集队，各连队来接新兵的车辆、人员也在旁边等候。同班的战友指着停在远处的绿色救护车给我讲，那就是接我的车。

当新兵团首长宣读完分兵名单开始向连队交接时，新兵们在队列中突然出现了一阵阵骚动。在一起训练、学习、生活、磨爬滚打了三个月的战友们擒着泪花相互握手、拥抱，依依不舍地嘱托、告别。平时很严肃的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们，今天的表情也都是那么和蔼可亲，站在那里一直向他们训练了三个月的新兵挥手告别。让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和感受到了什么叫兄弟情、战友情！

新训结束了，但这段短暂、艰苦而又很值得回味的军旅生活一直印记在我的心中。

新兵连解散了，但同乡、战友们的心没有散，那份短短三个月结下的战友情一直都很浓、很浓。

（上图是我在新兵连与襄垣公社许新海的合影）

打草

在22团团部前面广场上分兵结束后，分到分生队的12个新兵在卫生队邱金征班长的带领下，将背包、提包等物品放在救护车上，我们跟着邱班长沿着小路步行到了卫生队。

到卫生队后，邱班长直接把我们领到了提前准备好的新兵班宿舍。在收拾床铺时，因为语言相同，认识了温吕芳、杨生厚、裴治安、权志军四个平遥老乡。再后来认识了尉建国、陆卫兵、吴禄华、李守明、陈和平、刘善禄、杨礼全七个四川兵。

卫生队的通讯地址是：新疆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XX信箱（即曙光厂）89322部队55分队。

在卫生队新兵班，邱班长一直带领我们做打扫卫生、修缮房屋、打猪草等杂活，没有让我们直接到各自的岗位上任。本来准备新训结束分配到位后轻松一下，没想到在新兵连训练三个月后还得在卫生队新兵班再进行一次磨练。

干杂活最多也是最累的就是打猪草。打草做什么，喂猪。所以也叫打猪草。我军从南泥湾留下的光荣传统之一，就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荒种地、喂猪搞副业，并且把这项任务做为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

每天救护车把我们12个新兵拉到离卫生队很远的公路边、山沟里就回去了。我们把猪能吃的杂草割好后一捆一梱背到公路边，救护车再来时连草代人拉回卫生队吃午饭，吃晚饭。打回的猪草凉干后用粉碎机粉成碎未做为一年四季特别是冬季的猪饲料。日复一日的打草、粉碎近一个月的时间。

在新兵班这段时间，加深了同年入伍战友之间的了解和感情，熟悉了卫生队的环境、布局和人员，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上图是到卫生队后的第一张照片）

文书

在新兵班打杂一个月后，我从1975年陕西兵李志宏手中接过了文书工作。

我的职责是：制作干部、战士花名册；统计上报军事实力；保管战士档案；收发、起草文件；安排夜间站岗；出墙报、板报；接听电话并在职权范围内处理相关事宜；按照作息时间播放军号；保管、保养枪支弹药；组织打靶、投禅；统计上报全团卫生、防疫情况；领导交办的其他事宜。

由于文书工作的特殊性，我一个人一间宿舍。房间里除了文件、档案等重要物件外，柜子里存放着十几支54式手枪、七八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及相应的子弹，还有上一年投弹剩下的67式木柄手榴弹。房间的窗户装有钢筋防盗网。

卫生队仅有的一部对外电话就安装在我的房间。我的隔壁是救护车司机，司机的房间直通车库，接到出车的通知时救护车很快就能到出动到位。

每月对上主要是给团军务股报军事实力，给团军械股报武器弹药实力，给师卫生科报卫生统计报表。

当时卫生队的领导有徐富海队长、苏代应教导员、李元昌、梁严冬副队长共四名，徐队长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在四川冕宁没有进疆，由1947年入伍的副队长李元昌主持工作。

卫生队的文书两年一换，当两年文书后一般都提干。李学宁当两年文书后推荐上了军医大；杜玉杰当两年文书后提为团组织股干事；我的前任李志宏，当两年文书后提为司务长；我和我的后两任文书张发松、吕永平都由于政策变化等原因没有提干，直到卫生队随22团撤销。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的第一张档案照）

赵华

1977年X日深夜，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把我惊醒，我急忙拿起电话听到对方讲到：我是x营卫生所的ⅹxx，八一遂道发生塌方，请救护车和医护人员赶快到位。

我是第一次接到这种急救电话，急忙通知司机、通知病房值班人员后就又睡觉了。

第二天早饭时有人在议论，昨晚隧道塌方，牺牲了一个76年甘肃兵和一个77年山西兵。听说是山西兵我心里一楞，会不会是平遥的，急忙又追问，他们说出了“赵华”的名字。

赵华，他父亲与我发小的父亲是亲兄弟，他父亲过继给了北汪湛村的亲戚。虽然我们不在同一村，但赵华从小就经常到我发小家玩，因此早早就认识了他。他比发小高又壮实，总是在圆圆的脸上挂着一副憨厚的表情。他与我同年入伍，在同一个新兵连训练，新训结束后他分到施工连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我急忙吃完早饭跑到停放遗体的病房，看到两张病床上分别躺着两个从头到脚穿着崭新军装的遗体，我一眼就认出其中一个就是赵华。他全身没有一处外伤，从发紫的脸上不难看出他是被土石方压住闷过去的。

一个十九岁、分到连队还不到一个月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没有了。

上午时间不长，两个烈士的遗体就被拉走安葬在阿拉沟48公里处22团的烈士陵园。

22团撤销前，我与几个同乡战友去这个烈士陵园向这位为修建南疆铁路而牺牲年轻生命的同乡战友致了最后一次军礼。

后来，赵华的父亲想把儿子的遗骨迁回老家，但没有随愿。

再后来，有战友重走南疆线时，阿拉沟的军队移防了，阿拉沟的铁道兵撤走了，阿拉沟的军工企业搬走了，看到的到处是寂静和荒凉，只有铁道兵留下的一座座烈士纪念碑还耸立在阿拉沟的山坡上。

再后来，赵华的遗骨随同其他

铁道兵烈士遗骨一起安放在中共和静县委员会、和静县人民政府专门修建的南疆铁路烈士陵园。

和平年代的铁道兵就象战争年代的军人一样，牺牲者光荣，活着者既幸运又光荣。

勿忘铁道兵，勿忘铁道兵烈士！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的第二张档案照）

打靶（一）

说起打靶，记起了参军前摸枪打枪的事。

“文革”中，父亲配有一支驳壳枪（盒子炮）和一支临时借用的汉阳造小马枪。小学的时候父亲只准我看和摸他的枪，不让打他的枪。上初中后才开始让我用他的枪打几枪。后来一些公社的武装部长们到我家时，我也用他们的手枪朝门前的大槐树放几枪。记得当时武装部长们最好的枪是朱坑公社侯补云佩戴的德国橹子，又叫八音子。它枪身短，声音小，是高级军官的配用枪。由于这种枪的子弹在“文革”时已经很少，我只打过他的几发子弹。

第一次用卧姿对着靶子打枪是在公社侯家庄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在全民皆兵的年代，全县各公社都在组织民兵练兵、习武、打靶、拍纪录片。那次父亲和其他几个公社的武装部长到我们公社看打靶时把正在上初中的我带去了。待民兵们打靶结束后我用79烂扳枪（79步枪或中正步枪）对着靶子打了五枪，成绩不理想。真是烂扳枪，总觉得有一种瞄东打西、瞄上打下的感觉。

第二次打靶是新兵连，当时虽然眼睛不好使，但是由于经过了正规的训练和56式半自动步枪的准确性，再加上当兵前有打枪的经历，新兵连打靶的成绩为良好。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第一次持半自动步枪的照片）

打靶（二）

分到卫生队当文书后，参加了团里军械股组织的培训，学习了枪支、弹药的基本知识、保养方法和组织打靶、投弹的步骤及注意事项，进行了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班用机枪、高射机枪的实弹射击，第一次痛快的玩了一次枪。特别是班用机枪和高射机枪的连发射击既稳又准，特别过瘾。

卫生队每年打靶请领的弹药是根据统计的军事实力由团军械股核发的，干部8发手枪弹，战士10发步枪弹，干部、战士每人一枚手榴弹。子弹除根据军事实力发放外，另加一些试枪数量。试枪数量和一些出差、探亲人员末参加打靶的剩余子弹，成了文书掌控子弹的机动性。

1977年，我是在前任文书李志宏的指导下完成当年打靶、投弹任务的。1978和1979年的两次打靶是我组织的。1980年以后，由于铁道兵整编，部队的武器、弹药全部收交，取消了每年一次的打靶任务。

卫生队每年每人一枚手榴弹领回后，考虑到安全问题没有组织干部、战士投弹。待打靶射击结束后我找几个胆大有经验的人用救护车拉到山沟里，一次一枚、两枚或三枚地投到山沟下听响声，一个也不留。

我在组织打靶中，除了按规定动作验枪外，无论是步枪还是手枪，装几发子弹就要听到几声枪响，否则，枪膛里剩余的子弹是很容易出事的，特别是短枪。

在1978年组织的打靶中，梁严冬副队长同意几个四川兵打手枪。有的老练地打完了，有的胆怯地打完了，有一个看起来很老练，但子弹还没打完就调转枪口冲着人过来了，我急忙上前连压带抢地收了他的枪，退出了剩余的一发子弹。

1979年带着我的下任文书组织打靶射击结束后，与文书同年入伍的几个战友要打冲锋枪。其他人用冲锋枪单发、连发都顺利地打完了，到另一个兵的时候，又差点出问题。我给他装满了30发子弹的弹匣上膛后，他先立着打单发，后又立着打连发。没想到这个兵突突了几下，越打越近，最后“妈呀、妈呀”地叫着调转枪头往回跑，我急忙压下枪口，臭骂他一顿，赶快收兵回营。

打那以后，在部队再没摸过枪，更没有打过靶。

幸运的是脱军装后的1996年，在洛阳某部的老乡让我们在他那里过了一把打枪瘾。我和几位战友带着儿女在某部打靶场上，长枪、短枪，单发、连发，卧、跪、立，一直打到大人、小孩都不想打为止。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第一次佩戴手枪的照片）

培训

1979年3月我不当文书后，参加了卫生队为期半年的卫生员培训。

教员是从一军大毕业的孙玉普和李学宁，我是卫训班斑长。学员有卫生队的权志军、温吕方、杨礼全、李建忠、马振民，还有王明宏、王小建、范长安等各连队新任的卫生员。

我在任文书工作期间，看了不少《军医杂志》、《新中医》杂志，复习了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到卫训班后，除全程学习了《卫生员教材》外，自学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中医学》等教材。

军医孙玉普和李学宁由于是刚从军医大毕业，他们的课讲的特别精彩。他俩一个主讲内科，一个主讲外科，有深度又能听得懂、记得住。

由于这段时间学的比较扎实，在22团撤销我分到铁五师医院内科后，我可以给从供管股分到内科但没有经过培训的卫生员讲课，得到了科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

从那次以后，我就再没有参加过医疗卫生方面的学习和培训。

　　（上图是1979年10月卫生队卫训班合影。左起，前排：杨友权、xⅹ、李建忠（江苏）、ⅹx、杨礼全（77年四川）、xx、王伟林（77年重庆）；中排：孙子德（74年陕西）、茅复兴、李国华、李元昌、姚大显、李学宁（转业后任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已故）、救护车司机ⅹx、李品荣（75年四川）；温吕方、马振民（79年陕西）、王民宏（79年辽宁，汽车连）、范长安（79年陕西西安）、权志军、赵良勇、ⅹx（79年陕西）、王小建（79年陕西）等。

打狗

参加卫生员培训后，我分到卫生二班当卫生员。

一个冬天的晚上，从团部看电影结束后回卫生队。在经过卫生队的猪圈时，有两条似狼又象狗的家伙从猪圈后窜出来跑了。当时有人议论说，这几天晚上总看到这俩个家伙在猪圈周围转，并说是狼。我听后对他们讲：我今晚要打狼，听到枪响你们不用出来。

回到宿舍洗漱后，我与站岗的换了班，待到夜深人静后，手持子弹上膛的半自动步枪隐藏起来。不一会从猪圈那边过来了两条黑影，沿着冰冻的河川慢悠悠地往西走。我急忙蹲下瞄准其中的一条开了枪。一条跑了，另一条躺在冰上嗷嗷直叫。我跑过去一看不是狼是条狗，子弹打穿了它的脊椎爬不起来，但还是呲牙列嘴地冲着我嗷嗷直叫。我慌忙打开刺刀将它扎死后叫来上夜班的老兵抬回去一看，确实是条狗，而且是一条认识的八一公社蒙古人的狗。意识到情况不妙后，连夜处理冰川现场，连夜剝皮开膛，并将不要的狗肠、狗血等塞进冰窟窿冲走，把狗肉和狗皮藏了起来。

第二天，果然有蒙古人在卫生队周围转游，第三天到八一公社看时，平时常见的两条狗剩下了一条，又过了两天，炊事班把狗肉炖的吃了，狗皮让某领导拿去加工成狗皮褥子了。

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严重违纪。违纪换岗，违纪开枪，更为严重的是差点惹出民族关系问题。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当卫生员时第一次随同军医在驻地八一公社巡回医疗的照片）

老兵

卫生队是个技术单位，老军医多，知识分子多，老兵多。

我到卫生队后的领导先后有：建国前参军的山西籍队长徐富海、山东籍副队长李元昌、河北籍军医后任队长的张瑞英；60年代参军的辽宁籍副队长梁严冬、四川籍教导员苏代应、四川籍指导员李国华。

我到卫生队时的军医有：建国前参军的周经武、殷红仁；60年代参军的杨光灿、黄家禄、姚显达、张绍成、茅复兴、舒永华、赵正华、郭修云、李会田、孙玉甫；70年代初参军的向厚来、李学宁、张继康、赵祥瑞。后又有25团调入的王福田。

我到卫生队时的医技、药剂干部有：60年代参军的徐广宽、李先富；1971年参军的王建荣、宋作德、王传奇。

我到卫生队时的司务长夏长军，给养员李刚，后又有给养员权志军、司务长李志宏、司务长田汝彪、给养员苏汉伟、给养员管新仁。

卫生队的战士，设公务班、炊事班、卫生一班、卫生二班、女兵班（后撤销）。

公务班、炊事班一般都是新兵。只有司机王崇仁（1974）、吴永泉、（1975）、李依章（1973）和炊事员何代华（1975）、伍生才（1975）、冯喜录（1976）、张德才（1976）、杜国宪（1976）等是老兵。

卫生一班，从事手术、化验、药房、口腔消毒等工作。有1973年参军的何执松，1974年参军的高金芳，1975年参军的雍清友、车锡友、王明寿、李刚，1976年参军的辛世杰。

卫生二班是护理班。有1969年参军的徐小妹，1971年参军的何仕光、陈庚元、肖立安，1973年参军的邱金真、张德贵、褚建章，1974年参军的孙子德、乔治省、韦加良，1975年参军的李品荣、陶红光、曾志红，1976年参军的王勤虎、杨宗英、伏元胜。

女兵班在我到卫生队后只有张巧莎、王桂媛。她们与护士王瑞贞、从21团调入的军医李平生时间不长就先后离开了新疆。

与我同年入伍的有：温吕芳、杨生厚、裴治安、权志军、尉建国、陆卫兵、吴禄华、李守明、陈和平、刘善禄、杨礼全、王伟林。

在我以后到卫生队的有：1978年的陈永春、刘泽章、徐克义、李建忠、苏汉伟、杨友权、曹茂建等。1979年的张发松、潘现明、梁义民、马振民、苏跃东、管新仁、周秉玉等等想不起来的战友。

战士中留下这么多老兵，是部队的需要。部队允许保留部分超期服役又是技术骨干的老兵，特别是铁道兵，留下的比较多。但这么多老兵拥堵在一起造成了这些老兵入党难、提干更难的局面。当这些老兵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与战友分别流泪时，除了浓浓的战友情外，部分还包涵着伤心的泪水。

怀念卫生队，想念老兵们！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当卫生员时第一次随同军医在驻地八一公社巡回医疗结束后的照片。左起：何执松、张瑞英、赵良勇）

聚会

最激动、最高兴、最难忘的日子终于盼来了。2013年5月15日，来自11个省市的43名卫生队官兵兴高采烈地相聚在古都洛阳，在东华大酒楼举行了阔别三十多年的第一次聚会。

参加聚会的有：在洛阳军分区第三干休所的李元昌副队长、张瑞英队长；在北京309医院当常务副院长的梁严冬副队长；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三附院当副院长的孙玉普军医；在河北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杜玉杰文书；军医黄家禄、张绍成、赵正华、宋作德等；司药徐广宽、王建荣等；技师王传奇等；蒋白燕班长率领的梁小桥、支亚玲、陈瑞芬、王莉等女兵；兵改工后留在中铁十五局的郭修云、李先富、毛晓莉、王勤虎、杨生厚、赵良勇等。

铁道兵第二指挥部副司令员、铁五师师长、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获得者顾秀，22团副参谋长唐世荣发来贺信并由蒋白燕代为宣读，杜玉杰特为联谊会赋诗一首并现场激情朗诵。

86岁高龄的副队长李元昌第一个打开话匣子。他那熟悉、亲切的声音把大家带到了安宁河畔、泸沽桥下、阿拉沟里。

激动之余，参加聚会者一一发言，共忆军营事、共叙战友情。

在聚会主持人突然安排我发言时，我做为卫生队的新兵和小字辈做了简短的发言：一是非常高兴；二是特别感谢；三是诚心邀请；四是衷心祝愿。高兴见到了这么多老领导、老战友；感谢这次聚会的发起者、组织者；邀请老领导、老战友到南京玩（当年我在中铁十五局南京公司）；祝愿老领导、老战友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副队长梁严冬为这次聚会做了总结发言。他诙谐、幽默、激昂的语言，道出了战友们的共同心声：各自珍重，安度晚年。

当老兵们齐声高唱《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的时候，把联谊会推向了高潮，不仅唤起了这些老兵们的记忆，点燃了这些老兵们的激情，同时也震撼了洒店的年轻员工，他们用热情周到的服务向这些老兵奉献出了火热的关爱之心。

聚会由张绍成、徐广宽、赵正华发起，李先富筹备，赵正华主持。

联谊会的第二天，战友们游览了少林寺、白马寺、龙门石窟等名胜古迹。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时在南疆铁路线上的照片）

我的大学梦（一）

从小就有上大学的梦，但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梦想成真。

在我的印象中，上大学没有高考这一说，只有推荐。直至当兵后才对我国的高考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

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于1952年建立并实行，1966年废除并中断招生。1970年，中断四年的大学开始招生但实行的是推荐上学。各院校是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招生的，模式是“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的工农兵大学。

受这种招生方式的影响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诱导，中学教育的方向和学生学习的目标也发生了怪异的变化。

（上图是我1980年探亲利用在西安转车的时间在钟楼的照片）

我的大学梦（二）

我初中的各门课程学的还算比较扎实，但慢慢地也受到这种教育方式的影响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上高中后，注重学校、生产队、甚至公社的社会活动多了，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文体活动等学工、学农、学军多了，忽视了文化课的学习。虽然客观上有政策的、社会的、学校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自己存在着尽快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给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留个好印象，在推荐上大学时有个好结果的私念。

我还没有等到推荐上学，文革”结束了，我也参军了。

（上图是我1980年探亲利用在西安转车的时间在大雁塔的照片）

我的大学梦（三）

1977年冬季恢复的地方高考，1978年7月恢复的军校高考，点燃了我上军校的梦。我把高中两年的数理化课本让父亲邮到部队开始复习，并与一江苏兵一起找部队驻地军工企业曙光厂子弟学校、北大毕业的知青老师给我俩辅导课程。复习不久，在1978年下半年22团组织的文化课摸底考试中我和与我一起复习的江苏兵进了前十名。

（上图是我1980年探亲利用在西安转车的时间在兴庆公园的照片）

我的大学梦（四）

1979年军校高考前，卫生队某领导的一句话打碎了我的大学梦。

某日，我的后任文书悄悄的告诉我22团干部股彭股长与卫生队某领导的通话内容。大概意思是：你们的赵良勇在模底考试中成绩不错，现在有一个第一军医大学的上学指标，让他去考试怎么样。某领导回答不同意，让在其他单位找。通话完毕后，某领导还特意交待我的后任文书千万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我的后任文书在心里藏了几天后终于控制不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给彭股长打电话了解情况，彭股长的答复是：迟了，团里另派的一人已经到乌鲁木齐参加考试了。后来才得知22团这次选送考试一军大的是12连的卫生员1977年四川兵。说是选送考试，一个团一个指标，一个人参加考试，其结果是在预料之中的。

这件事情过后，我把家里邮来的课本和购买的复习资料都封了起来，情绪也变的越来越不好，工作消极，不求上进。这种情绪和状况一直带到卫生队撤销后把我分到铁五师医院。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时在驻地附近油菜花地里的照片）

我的大学梦（五）

不管还好，兵改工后的1985年，在马姐的建议和鼓励下，我参加了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系统地学习了哲学、党史、写作、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形式逻辑等课程，于1987年6月顺利地取得了河南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弥补了我没有上大学的一些遗憾。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第一次骑蒙古马的照片）

没有婚礼的新房

1982年1月20日与妻子在公社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没有举办宴席和婚礼，甚至连张合影像都没照就匆忙回到了部队。

当年7月，妻子准备去新疆在部队举行个简单的婚礼仪式。

得知这个消息后，内科的领导和战友很快给我准备了房间，布置了新房。

时任内科主任的王景标亲手给我剪出了带有两个喜鹊的大红喜字。内科副主任杨朝发给我编写了一副有新意、有韵味的叠字喜联，上联是：婚事喜事终身事事事如意；下联是：诚心称心纯洁心心心相印。横批是：终身称心。这副对联后来被许多婚礼者采用。李文、陈雄、闫红、韩秋兰等战友跑前跑后为我收拾房间、准备物品。

新房布置好了，妻子到部队了，没想到因为前几天医院一个兵举行婚礼时有人喝多闹事，我的婚礼仪式被取消了。

虽然婚礼仪式没有举行，但在内科领导和战友们的关心、照顾下，我在部队的蜜月过的很愉快、很幸福。

谢谢内科的领导和战友们！

（上图是1982年我与妻子在新疆的第一张合影，也是我与妻子结婚后的第一次合影）

内科改变了我（一）

1980年，根据铁道兵[1980]铁务字第190号命令和铁道兵第二指挥部精简整编方案，铁五师22团撤销。

22团撤销后，卫生队的部分人员分到了铁五师医院，但没有马上到位，仍然居住在卫生队，直到1981年元月才搬到了师医院。

从卫生队到师医院时，把我退伍需要的包装箱、包装绳等东西都准备好了，觉得一个撤销单位的人到师医院后不会有什么前途，打算到师医院后尽快退伍回家。

到师医院那天下车后，卫生队的其他人都被各科室接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守着包装箱在院务处门口发呆，急得我直发牢骚。不一会，内科护士长领着几个兵来接我，他们没有把我领到内科护理排的男兵宿舍，而是直接把我安排到了内科病房的一套房间，与一名同年入伍的四川兵住在一起，他住里间，我住外间。过后我才知道到，当时下车后没人接我的原因，是因为开始把我分到外科，后来又调整到内科，内科又没有接到调整通知所致。

（上图是1982年妻子到新疆后我与妻子在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留影）

内科改变了我（二）

我在内科工作了两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是一个由消沉变乐观、由消极变积极、由被动变主动、由不求上进变为争先争优的转变过程。

我在内科的岗位轨迹是：卫生员---被服保管员---炊事员---给养员。

（上图是1982年妻子到新疆后我俩在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与我的高中同学侯云羽留影。侯云羽1979年入伍后在通信总站服役，与他同年入伍在新疆的还有我的同学赵俊云、侯延龙、李刚、宋勇，还有同公社的雷起明及同学雷青兰的弟弟等）

内科改变了我（三）

记得在内科上第一个白班是同年入伍的广西女兵带我的。还记得上第一个白班没工作衣时，是下夜班的女职工梁秋琳把她的工作衣让给我的。还记得同年入伍的高启龙勤快，没事就在治疗室帮助我们抬煤、烧火、做杂务。

以后的时间又慢慢认识并熟悉了刘玉成、李维祥、李守功、鞠民众、胡泽生、张德忠、齐德俊、候文峰、王明超、王和平、刘玉霞、梁春兰、李文、韩秋兰、杨光跃、田菊香、李慧、车翠花、吕艳萍、闫红等。再后来又认识了董会义、阎汉章、康维益、刘西社、郑兴民、贺振科、顾云芳、吴燕、田卫英、李桂萍等。

内科改变了我（四）

一天，内科副主任杨朝发找我谈话，大概意思是：据了解，你的家庭条件还不错，也有点才气，你想尽快退伍可以，但你退伍回去连组织问题都没解决，怎么向你的家人交待。副主任的话虽然不多，但触动或者是刺痛了我的心。

我慢慢地思考、反思、痛悔。是啊，当兵五、六年，空着手回去，怎么面对当年轰轰烈烈送你参军的亲友。

打那以后，我慢慢变乖了，听话了，变好了，确实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好啥。

（上图是1979年我们五个卫生队的平遥战友在卫生队合影。左起，前：权志军、裴治安；后：温吕方、杨生厚、赵良勇）

内科改变了我（五）

在内科当卫生员时间不长，我接过了又脏又累、没有人愿意管的内科和传染科的两个被服库房，当起了被服保管员。我不但天天用洗衣机清洗并凉晒被套、床单、枕套，还把内科、传染科两个库房翻了个底朝天，用熏蒸的方法彻底消毒后，将几年不见天日的库存被褥和军用毛毯晒了个遍。

1981年，在全院半年总结评比中，在内科工作不到半年的我被评为优秀军人。1981年年底在全院总结评比中，我荣立三等功一次。

上图为22团卫生队战友合影。左起，前：邬禄华、尉建国（77年四川涪陵）、赵良勇、张发松（79年陕西西安）、陆卫兵（77年四川丰都，后随父回江苏）；后：车锡友（75年四川泸州）、雍清友（75年四川纳溪）、裴治安。

内科改变了我（六）

1982年，我的工作又在炊事员、炊事班长、卫生员、给养员的岗位上轮了一遍。

在接任内科给养员工作后，伙食费节余几千元，粮票节余上万斤。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个可观的数字。其他食堂苦于缺钱改善不了伙食，内科有钱又有粮，伙食搞不好是不应该的。因此，我下决心要把内科的伙食搞上去。

当年，内科炊事班长是从铁六师医院合并过来、取得厨师证的四川籍志愿兵。

在我的调动下，炊事班长与其他五名男兵，每周安排食谱，每天午餐不重样，每周小会餐，每月大会餐，弄得我经常到院务处的食堂借盘子。

在内科当给养员那段时间，师后勤部拉来的猪肉、排骨、带鱼、罐头等副食品，其他食堂不敢要或要的少，内科敢要，千方百计满足炊事班的需要，使当时的伙食不但内科人说好，就连其他食堂的人也很羡慕，总想到内科食堂打些菜、蹭口饭吃。

在1982年全院的总结评比中，内科炊事班被师后勤部评为先进单位，我也于1982年12月28日在参军整整六年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图是1982年内科炊事班被师后勤部评为先进单位后合影。左起，前：吴学毕、刘西社、周代理；后：段庚富、赵良勇、杨本国、贺振科）

内科改变了我（七）

回忆在内科的时光，在护理排开心，在被服库操心，在炊事班安心，在司务处劳心，但比在卫生队顺心和称心。

是内科的领导和战友帮了我一把，改造了我一把。直到现在，一提起内科，一提起内科的人，我总觉得比别的科感情要更亲、更深。

内科改变了我。没有内科的经历，就没有我以后在医院政治处、在医院办公室直至走上医院领导岗位的故事。

上图为1978年11月22团卫生队卫训班合影。有指导员李国华（中排左5，1977年22团新兵9连指导员）、副队长李元昌（中排左4）、军医郭修云（中排左3）、赵良勇（前排左2）、刘善禄（前排左4，77年四川）、李守明（前排右1，77年四川）、陈和平（中排左1，77年四川）、杨友权（中排左2，78年江苏）、曹茂建（前右2，78年江苏）等。

（从这张图以下附我的军旅生涯的其他照片）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穿空军飞行员的皮衣在救护车前的照片。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救护车上的照片。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旁阿拉沟河上的照片。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当炊事员时在炊事班南面葵花地里的照片。

　　上图是我在卫生队当炊事员时在炊事班南面葵花地里的照片。

　　上图是在卫生队与战友裴治安合影。

　　上图是在卫生队与战友闫维义（前右）、权志军合影

　　上图是在卫生队与战友杨生厚（前左）、权志军合影。

　　上图是在卫生队与战友权志军合影。

　　上图是在卫生队与战友吴禄华合影。

　　上图是在卫生队与战友温吕方（前左）、吴禄华（前右）、权志军（后左）合影。

　　上图是在卫生队与战友合影。左起，前：杨生厚、温吕方、孙子德；后：乔治省、权志军、赵良勇、裴治安。

　　上图是在卫生队与战友合影。左起：潘现明、宋作德、张发松、王建荣、梁义民。

　　上图是在卫生队与战友合影。有向厚来、周建新等。

　　上图是我到铁五师医院的第一张档案照。

　　上图是1982年妻子到新疆后战友闫续明在阿拉沟给我、妻子、温吕方照的合影。

上图左起是1982年我与朱连印、宋学铭在阿拉沟留影。

　　上图是1982年宋学铭家属到新疆时我抱着宋学铭儿子在阿拉沟留影。

　　上图是师医院1983年从新疆移防到洛阳后我在白马寺与战友合影。左起：何永成、赵良勇、宫跃华、王延年、王迎湘、吴荣华。

　　上图是师医院1983年从新疆移防到洛阳后我在白马寺与战友合影。左起：何永成、赵良勇、宫跃华、吴荣华、王延年。

　　上图是师医院1983年从新疆移防到洛阳后我在白马寺与战友王延年合影。

　　上图是师医院1983年从新疆移防到洛阳后我在白马寺留影。

　　上图是师医院1983年从新疆移防到洛阳后我在白马寺留影。

　　上图是师医院1983年从新疆移防到洛阳后我在少林寺留影。

　　上图是师医院1983年从新疆移防到洛阳后我在中岳庙留影。

　　上图是我的立功受奖证书和勋章。

　　上图是我的退伍军人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