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时的思考

吴楚公民

       这次湖北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中央采取坚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对大多数省份实行“一级响应”管控。一个多月来，党员干部沉着应战，科技工作者担当大任，白衣天使舍己救人，解放军官兵日夜守护；全国人民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众志成城，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新增病例大幅度减少，治愈率增加，死亡率下降，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

       我国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赞扬，也让全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使坏事正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化。

       一是增强了爱国热情。大家懂得了个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只有国家的强大、领导有效的管理、国民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命运就会福寿绵长，否则不可想象。中国作为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能够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让全国上下一盘棋，全体国民齐步走，迅速控制住来势凶猛的、不曾遇见过的疫情，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在这次疫情中全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强大凝集力和向心力，让大家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也让世界上那些对我国图谋不轨的敌对势力胆寒。

       二是提高了文明程度。特别昰大家懂了人与自然、与秩序之间的关系，现实让大家知道了为什么人类要互相爱护，如何去关心他人、敬畏生灵，爱护环境，遵纪守法的道理；许多资深人士曾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高速发展，而社会文明、道德水准大幅下滑，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形象日渐变形。但纵观应对这次疫情中的国人表现，仍然蕴藏着浓厚的中华文化情结，产生了大量的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气息的文化精品，增强了联系纽带，并已经得到了所有炎黄子孙的推崇。

       三是提高了执政水平。懂得了人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人身的康泰始终是第一位的，金钱只能是为生命服务的工具，而权力如果用错了地方，变换了目的，就会变成祸国殃民的魔术。为了应对这次灾难，党和国家领导人具有博大情怀，态度坚决地作出“一级响应”的重大决策，视人民群众的生命高于一切，不管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而在所不惜。它让我们知道治国之道，执政之本的真谛，从而鞭挞了那些为了一己之私，欺下瞒上的沽名钓誉之徒，规范了执政行为。

       四是提高了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人类每一次出现大的变革事件都会让众多的社会精英走上前台，并发挥着各自的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为全社会提供所需的营养，人民群众便从这些经历中丰富完善自己，遴选到自己所需的营养，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这次疫情就是一面照妖镜，是大英雄、是人、是鬼一目了然。它还告诉人们，谁站在世界科技最前沿谁就有制胜的法宝，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科技人才，加大科研力度。

       在取得成果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反思我们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让我们的执政能力，治国方略更加科学、更加行之有效，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首先要时刻防止官僚主义作风的滋生。在这次疫情之初，当有人提出患者为特殊症状时，由于有二00三年“非典”的教训，直接领导者就应该引起高度警觉，一方面要妥善研判病症的缘由，并按照防控预案进行专业的跟踪管理，防患于未然。方法是既不夸大，也不隐瞒实情，更不能放手不管，无所作为。这次本来已经在医务人员中引起警觉的小范围可控疫情，最后蔓延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重大事件，完全是个别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渎职、不作为的恶果。

       其次要注意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担任领导岗位。大家都知道标准的领导人选，必须具备高精尖的素质。由于领导岗位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又是一个清廉、劳累的工种，它与那些企业主几年就能成为富豪相比，付出和回报是不能成正比的。但在我国愿意从政的人选历来不缺，这里面除了少数动机不纯者外，大多数都是具有健康意愿的。因为中国人历来都有“学而优则仕”、“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等传统美德的熏陶，还有数千年来“大丈夫、建功立业、扬名立万”等遗传基因的作用，在所有择业种类之中，行政行业绝对是是最热门的。那么，组织人事部门如何制定选拔标准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方面的机制已经比较科学完善，其中我认为目前的大学生村官的聘用方式很适用，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子报考村官，一方面使他们有机会全面了解最基层群众的实情，学会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法，具备从政的基本能力，两年后合格者再录用为正式的国家公务人员，之后逐年考验、考核，分级提拔。这样的人一般都是靠得住的优秀人选。当然，有些高智商学子直接录取为各级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对其中有培养价值的德才兼备者，下派到基层煅炼一段时间，再进行考核提拔，也是非常科学的选拔方法。关键是要管控住品德低劣、缺少才学，只靠背景关系和不正当手段的人进入重要岗位的通道。这次疫情，可以说是一次天灾人祸结合的产物，首先是天灾，之后是主管的轻视放纵，而让国家承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事实证明一个关键岗位人员的失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毁灭性。

       所以，“能者上，庸者下”永远是干部队伍优胜劣汰的秘籍，而如何准确区分“能”与“庸”的界限又是领导者的顶尖学问。

       再其次是要科学管控突发事件，防止出现两个极端。“左”、“右”两个极端历来是中华文化所不容的，儒家学说把“中庸”看作是最佳状态，易经中把“左”定义为太过，把“右”定义为不及，指凡事要讲究平衡，不仅阴阳要平衡，处事也要适当才合乎自然规律，合乎于王道。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在与左倾和右倾斗争成长的历史，其实它适合所有个体为人处世的法则，完全值得所有人注意，不能漠视。

       这次疫情还是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做法，在整个疫情的发生、蔓延、管控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其蛛丝马迹。有的本人不作评论，我需要说的是，这次冠状病毒的疫区是武汉市，可是各地都把所有湖北人当作排斥的对象，凡是身份证上标注为湖北省的字样，均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要知道湖北人中许多年轻人都长年在外省打工，只是年关自己开车回到家乡，可是并没有到过武汉市，实际他们跟外省人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些湖北人一直在外省市务工，年关也没有返回老家，可是租房主却把他们赶了出来，之后旅馆也不让进，不管你出示什么样的证据，当有“湖北”二字便被一概予以拒绝，只有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制造出了新的灾情。

       我地还有一位农村青年，本来在外省打工，年关到江西南昌会见女朋友，由于是湖北人被隔离十四天期满后，当地医院和防控指挥部均开具了健康证明，可是在他准备回家时，却受到了许多歧视，他碾转到合肥绕道而行，历经相当长的时日后才回到家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心明专门为他写了一篇《罗田小伙子经历现实版的人生囧途》的文章，让大家心酸，上演了一次新的“三毛流浪记”。

       这里，有一个乡镇一直是零病例单位，可是从元月二十三日起隔离到现在，村民的生活用品均由村组干部代购，工作量大到不能让人接受，有报道说一名干部累死在路边了，出现了人为的悲剧。

       还有许多山区农民在微信群中交流说，他们今年备料准备种植的天麻时间接近尾声，如果不及时播种，之前的投资损失了事小，但全年绝收无望，一家人的生活便无着落了。

       本人认为这些做法已接近极端的边缘，罗田县是黄冈市最轻的疫区单位，在按照武汉市的标准隔离三十多天后，已经半个多月未出现新增病例，本人建议应该偿试进行细化管理了。对于那些乡村都是零病例的，就应该采取灵活一点的防控措施，如进行一定区域的边界控制，重点农户和人员的管控，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有适当生产作业的机动性。这样做，管理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关键是干部需要科学应对，但与包干代购全村人生活物资的劳动量却要轻便得多。

       当然，本人所述观点并非正确，但作为公民，在这特殊时期，能静下心来为国家，为大众思考一些问题，应该也是履行了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