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老照片 上集：生母和养母的故事

蓝依

家里原有很多老照片，一来母亲不善保管，那些我小时候见过的压在玻璃板下面的照片时间长了取下来都废了；二来老家江南地区空气潮湿，尤其黄梅天，空气中可以滴出水来，对于老照片的保存极为不利；三来几十年的岁月中无数次的搬迁，使得原本拥有的很多老照片都消失了。抢救下来的这些，有亲戚提供的、有母亲旧相册里的、有我十几岁开始自己保管的。但这些老照片随着岁月的慢慢侵蚀，完好的已极少，在这防疫宅家的一个来月里，每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尽自己的所能慢慢修复到现在的这种状态。谨以此篇纪念母亲的青春年华，回望母亲坎坷的人生历程，并祝愿母亲安康，活过百岁！

母亲出生在1934年，属狗。祖籍浙江宁波。

抱在手里的那个幼儿，即我母亲。烫发穿旗袍的即为我的外婆，我们唤作“慈溪好婆”。慈溪好婆，我们此生只见过一面，是在1973年的暑假。

 后排穿西装坐着的，是我从未谋面的外公。

穿长衫站着的至今已无人确认是谁，但我母亲说，很有可能是她的大伯。她小时候只见过大伯一面，大伯的长相迥异于弟弟，她的父亲。

我的外公英年早逝，在我母亲十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听我妈说，出殡的队伍排了大半条街，那时他们的家还在宁波，正是外公的早逝，才让慈溪好婆又回到了慈城娘家。据说这个“慈溪好公”是国民党第三课的课长，关于他的死有几个版本，其中的一个是：日本人要他为他们做事，他不从，被日本人枪杀了。这个版本值得大书特书，这显得我这个亲外公是多么地有民族节气啊；而另一个版本则逊色多了：是为情而死。说是我的外公看上了一个漂亮女人，有一天上这个女人家，被她的男友杀害了。虽然在解放前男人是可以纳妾的，但较之前一个版本，我外公就死得太不足惜了。

慈溪好婆和慈溪好公（中间坐着戴眼镜者）。其余三人均无从知道为何人。

 外公和外婆共生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母亲排行老三，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两弟一妹。老五是个儿子，出生不久就夭亡了。老六是个女儿，很小就送给了别人家。

照片中穿花布旗袍的是母亲的姐姐，横条长衫的是母亲的哥哥，右下角傻笑的假小子即是我母亲。他们在浙江宁波老家。如今母亲的哥哥姐姐都已作古。

我的大姨妈，在我三年级暑假的时候见过一面，她嫁到了一个叫做“河头市”的地方，离慈城大概有十来公里路吧，那年我九岁的时候是从慈城老城走过去的，走了很久很久，感觉很远很远。

大舅舅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先是到上海，后到北京，从五十年代初开始，之后几十年一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至死都没有回到浙江老家去看一眼慈溪好婆他的妈妈。

我的小舅母亲的弟弟，也在五十年代追随哥哥到了北京，如今还健在，但和哥哥一样，从此未踏上回浙江老家的土地，也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慈溪好婆。

不知慈溪好婆，在那些年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活着的......

外公离世以后，家里条件逐渐衰败。慈溪好婆改嫁了。这也是让我大舅愤而出走的原因之一。

母亲十二岁那年，慈溪好婆把她过继给了自己的嫂子，我们唤作城里好婆。

据说，身为母亲的慈溪好婆在四个孩子中挑来挑去，最后挑了最忠厚老实的我母亲，怕脾气不好或顽皮的孩子过继去会跌面子或没法交代。我小时候也有人看上我要领养我，可我拼死不从，终是没成。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母亲一点抗争都没有，就从浙江乖乖地到了以当时的交通来看还很遥远的江苏常熟。

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不知道懦弱的母亲是怎样适应下来的。在常熟生活一年后，母亲回慈城看望亲生母亲，时年十三岁，照了这张照片以作纪念。此照不知摄于家里还是照相馆。

直到1973年，在城里好婆亡故后的第二年暑假，母亲率我们三姐妹回几十年未回的故里慈城，去看望几十年未相见的生母。这是领养后母亲第二次和生母见面，但没想到就此别过，此生没能再相见。

其时的慈溪好婆，不过六十多岁，和第三个丈夫一起生活。母亲见到了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妹妹，是慈溪好婆已亡故的第二任丈夫所生子女。那个我应该称呼小姨妈的女人，生了三个儿子，称呼小舅的那个男人，当年还没有结婚。我们在慈城待了十几天，去照相馆照了两张合影，可惜那张十几个人的合影质量实在太差了，回常熟没几年就损毁了。

城里好婆是常熟人，名王仁英，是常熟城里大户人家王家的后代。但她是个新女性，知识女性，曾在常熟中山中学教务处工作，年轻时还做过体育老师。听说，她是独身主义者，一直不肯结婚，这在那个年代绝对与传统价值观相悖。一直到了三十八岁，不知为何，与照片中这个小她十五岁的青年才俊、已经有病在身的慈溪好婆的哥哥结了婚，旁人猜测很有可能是无性婚姻，也不太可能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个中原委现在已经没有人能说清了。

至于这个外公是怎样从浙江跑到了江苏去，我妈也不知道。因为，在我妈领养到常熟去的时候，照片中的这个外公早就已经去世不存在了。

有一张八个人的合影照片，显然是新婚时的城里好婆和丈夫，以及她的公公婆婆、彼时还没结婚的小姑子慈溪好婆，可惜照片已经模糊不堪，没法上传了。

不知这个让我这辈子随了他的姓的外公，这个英俊而又时尚的年轻人，倒底得了什么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张在常熟的王家后代全家福，大约是在五十年代初。

王家祖上苏州，家族里出了无数名人。以前听我父亲说过，王家祖上做到吏部尚书。

这张照片中的人物故事如果要讲的话，估计得写几个长篇小说。我只挑和我母亲有关联的大致讲一下。

后排右一站着的是我母亲，第二排右一坐着的是我外婆城里好婆。二排中间坐着的是城里好婆的大姐我们唤“大婆婆”的王仁采。

城里好婆孤身，几十年中就一直和后来同为孤身的大婆婆住在一起。

后排左起第三个，是我母亲后来的第二任丈夫王季霖，我美国妹妹的亲生父亲。在下集会讲母亲和他的故事。

先说说我的大婆婆王仁采吧。大婆婆嫁给了江苏太仓的名门望族蒋家，就在儿子尚在腹中的时候，丈夫就死了。或许是大家庭的关系比较复杂，或许是不适应太仓的环境，大婆婆带着幼小的儿子回到了常熟。

回到常熟后的大婆婆，亲自觅地造房，在言子桥旁造了三栋相连又独立的小洋楼，这在当时的常熟城里煞是风光，绝对是大手笔。三十年后，这三栋小洋楼，在抗战爆发之初被日本军队的炮弹炸毁，包括大婆婆儿媳的丰厚嫁妆也一并化为灰烬。大婆婆儿媳的嫁妆有多丰厚？当年排满了常熟城里的一条街，引来无数市民的围观。

小洋楼炸毁后，炸剩一半的花厅改造成了小房子，我在这个小房子里出生长大。房子有多“小”呢？我小时候记得的有前院、后院、侧院。文革时期，这个“小房子”被住进了很多无产阶级，大概一共有四五家。很多年后，我去看望大婆婆的孙女蒋曼美，也是这所房子的主人，虽然落实政策，房子物归原主，但后院已经小了一大半，侧院也不复存在。

大婆婆的儿子蒋恩铠，民国外交家，国民党政府驻法国总领事。曾留学法国多年，后全家去法国，仅留一个三女儿蒋曼美陪伴祖母。后来蒋恩铠随国民党去台湾，是台湾驻摩纳哥的大使。听我父亲说，五十年代困难时期，还时不常会收到蒋恩铠寄自摩纳哥的猪油罐头。我小时候家里还有蒋恩铠儿子女儿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蜜琪、安立于法国里昂。里昂也是幼小的我第一个认识的法国城市名。

大婆婆活了九十多岁，她离世的那一日，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年我大约四五岁，早上去百货公司买了一件红衬衫，妈妈说喜欢就穿上吧。我就欢天喜地穿在了身上。没多时，大婆婆离世了，我妈又让我换掉红衬衫。我不解，反问：不是你让我穿上的吗？我妈说，大婆婆死了，要服丧，服丧是不能穿红衣服的。自此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规矩。

我偶尔会在电视电影或某些影像媒介拍摄的葬礼现场看到，其中有穿红衣服或者戴红围巾之类的，也有穿得很花哨的，心里都会想，到底是常识缺失还是当地文化使然......

蒋曼美，蒋恩铠的三女儿，因为她年龄比我母亲还大，我们姐妹几个都唤她为“曼美伯伯”。据说，曼美伯伯因为脾气极为乖张，全家移民去法国的时候五个子女独独留下她一个在常熟没被带走。

直到1992年，曼美伯伯去台湾探亲，再次见到双亲，女儿已从少女变成了六旬老妪，父母则是耄耋老人了。

曼美伯伯性格强势孤傲，普通芸芸众生她都不放在眼里，着实是个不折不扣的三小姐。但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人欣赏（我本人就是很欣赏这种聪明强势傲视天下的人）。她曾有过一段极为短暂的婚姻，不知是她的性格所致还是男方有隐疾，总之很快就结束了。之后不再与任何男人缠缠绵绵，一辈子特立独行，一辈子住在老宅里，过着属于一个人狂欢的孤独人生。

曼美伯伯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孩，领养过程也很有意思。她先是跟闺蜜约定，再生一个女孩就过继给她。于是那个闺蜜在生下二女儿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归了曼美伯伯了。但她又不会或者不愿带小孩子，这个孩子就在自己父母家长到上小学之前。这之前家人一直在跟她说：你的妈妈叫蒋曼美，住常熟言子桥X号......终于让她毫无悬念在上学之初来找这个“亲生”妈妈蒋曼美。

曼美伯伯年轻时曾跳窗出去革命，大婆婆把她关在屋子里没能关住。所以，无论那时形势多么严峻，她的海外关系多么复杂，以她的智慧和强势，始终未被批斗。反倒一直是以老干部的身份终老一生的。

曼美伯伯于2019年7月辞世，享年89岁。要不是中风后长达二十多个小时才被人发现，她会活得更久一些。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她在ICU重症监护室度过了整整两年半，生命力之顽强恐怕与她的性格不无关系。

这是我家唯一一张曼美伯伯和城里好婆的合影，不巧还闭着眼睛。

照片中这个留着童花头的可爱女童叫做“安琪”。安琪是城里好婆领养的第一个孩子，可惜，不知是城里好婆不会带孩子还是这个孩子命该早夭，安琪两三岁的时候就去了天国。有人说安琪是饿死的，因为出身大户人家的城里好婆有严格的吃饭的规矩，每顿饭都只有一定的量。

城里好婆是怎样领养安琪的呢？我小时候听母亲说，城里好婆先是假装自己怀孕（按此推算，那位小丈夫应该还在），然后每天放一张草纸（常熟话，意为手纸），那时候的草纸黄黄的有一定厚度，大小和A4纸差不多，比A4纸略方。每天放一张，肚子就逐渐隆起，就不会突兀。后来是否被识破，不再装下去就不知道了。大概她本意是肚子大到一定程度就去到一个地方“生”下来，再等几个月，把几个月大的领养的孩子带回来，这样让外人觉得是亲生的。

安琪走后，城里好婆不敢领养低龄孩子了，便领养了已经十二岁的我母亲，她将我母亲的名字叫做：又琪。又来了一个琪。

母亲上了常熟师范学校，数学物理等理科学科都不灵光，惟体育和文艺是强项。虽然个子矮小，但跑步能得全校第三名，确是可贺。

 这张照片修得十分艰难，有些地方是画出来的了。现在发现，我们流行的所谓七分裤五分裤原来那时候都流行过。

常熟师范的校址，是在如今常熟的曾赵园，是曾家和赵家的两个私家园林。100多年前，曾朴就是在这里写成了长篇小说《孽海花》，被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母亲和她的同学们那时候能在环境如此优雅的古典园林中求学，真是莫大的幸福啊。

毕业照在假山上拍，估计全国也不多见。此毕业照摄于1952年12月31日，摄影技术相当不错，一张小小的照片中每个人的脸都很清晰。

母亲从师范学校一毕业，即被分配到了常熟的乡下当了小学教师。那个年代的中国，每个乡村小学都要有一至两个城里来的老师，叫做公办教师，其余本地的老师则是民办老师。

母亲到乡下教书，不是像我们一样的厌恶和沮丧，而是挣脱了大户人家众多的规矩而开心。本来不让随便吃的零食可以随便买，本来限量的饭菜也可以可劲吃。总之，自由散漫，欢天喜地。

城里好婆长得非常清癯，轻言，慢语，缓行，从不发怒，也从不骂我们，但却自带威严。那时候尽管大户人家已经衰败，破四旧立四新也如风而来，但城里好婆的家规还未完全消失殆尽。我们小时候早晚都要问候她，大婆婆在的时候早晚也要问候。如果她们起得比我们早，我们见到后的第一面要问候早安，晚上我们临睡之前也要去各房问候完晚安才能去睡。

而我妈妈则把这些规矩散到了九霄云外去~

记得城里好婆以前的早餐佐菜，没有一般人家的大碗大盘，而用酱油碟子盛放，一个小碟子里放十几粒花生，一个小碟子里放十几粒黄豆，一个小碟子里放切成丁的小酱瓜，一个小碟子里放一小块腐乳……精致到家。而我妈在乡下，腐乳从来都在大瓶子里，随便夹~

我们小时候坐在凳子上，脚是不能踩在下面那根横档上的，因为油漆会踩没了。垃圾更是从不乱扔，而在乡下，垃圾是用来扫的，一扫一簸箕，城里好婆惊得下巴要掉......

那个年代，所有的这些精致生活和美好教养全被当成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而被批得体无完肤~

城里好婆晚年时，正值什么要打仗疏散，没有地方疏散去，就疏散到了我们那个小学校里。那个原先她和大婆婆住的房子里，文革中住进的好几户人家后来都成为了“香火赶出和尚”的典范，城里好婆好心让他们住进来，最后演变成农夫和蛇。

母亲是不具备和他们抗争之能力的，最后因为户口不在那里了，城里好婆也去世了，就到了妹妹爷爷公私合营时留下的一小间保留房子里。这处宅院和左边的常熟少年之家、右边的河东街派出所曾经都隶属于妹妹爷爷的祖产。所谓保留房子就是这个宅院里的最差的一小间而已，而大院里还住着至少五六户人家，那些住户心安理得地住着政府分配给他们的住房，而真正的户主被赶出，被公私合营。

一来是疏散的大形势，二来城里好婆年事已高，再加上摔断了腿，她只能到乡下小学校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她刚来时，还是能拄着拐杖走路的，见到我们住的屋子的泥地，有一粒一粒半圆形的像半个乒乓球大小一样隆起着的东西，说：“这是煤球吗？”其实那就是雨天的稀泥粘上后形成的高低不平的地面。难以想象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后来是怎样在小学校的极简陋的教师宿舍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城里好婆患有帕金森，再加上摔断了腿，来乡村小学不久就瘫痪了。我母亲一人一边上课，一边承担起我们的一日三餐和生活起居，还要伺候瘫痪在床的养母，整整八个月，其工作强度现在享受高科技现代生活的人难以想象是怎么做到的。城里好婆虽然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晚景凄凉，但至少善良忠厚的养女待她还不错。

她咽气的时候，曼美伯伯和瑞哥（城里好婆的外甥女）从城里赶来，还带来一个西瓜，喂她喝下最后一口清凉的西瓜水......

随后，我妈妈请学校附近的社员摇了一条船，和曼美伯伯瑞哥三人将城里好婆送进了殡仪馆。

谁也没有哭，我留下的所有印象就是恐惧，恐惧那个黑魆魆的小屋，那张城里好婆白天黑夜一直睡的小床。

当晚，我姐姐也在，我们姐妹三个睡在了教室里。

未完待续——下集，母亲和她的三个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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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老照片 下集：坎坷的婚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