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下）

咸阳老翁

关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下）

其主要论点是：第一，否认“天"有意志，把天还原为自然之天，“夫天，体也，也地无异”（《论衡.变虚》）

第二，认为万物的产生及其变化，都是元气运动的自然过程，并非天意的安排。他用“物自生”的观点，批判董仲舒的“天地故生人，故生万物”的目的论，他说：“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论衡.物势》），“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认为人和万物是自生自成，并不是天的有意安排。

第三，用天道无为思想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祥瑞符命之类的迷信说教。他否定王权天予和王朝当兴是受命之符的说法，用许多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天能尝善罚恶、致福降灾的妄说，否定灾异谴告说。

王充在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批判中，发展了唯物主义自然观。

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还相用"是对天人关系问题所作的唯物主义回答，也是对先秦以来“天人之辩”的光辉总结。

柳宗元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既无神意支配，也与人事不存在目的地感应关系。他说：“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答刘禹锡天论书》）。这是说，生殖与灾荒，都是自然现象；而法制与悖乱则是社会现象，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变化的法则，两者是不能互相干预的。正是由于“天人不相预"，所以“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于不祥，于其仁"（《贞符》），“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非国语》）。这是说，帝王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民；国家的兴盛不是决定于祥瑞，而是决定于帝王的仁德。历代统治者凡是能励精图治治理国家的，都在于相信人自身的力量，反之则只能借助于鬼神的力量了。这样，柳宗元既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区分开来，又借助“人力“排斥了“神灵"，否定了超自然力、超社会人事的天命、神的存在。

刘禹锡以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思想为基础，进一步唯物而又辨证地论证了天人关系。他说：“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论》上）。意思是说，凡是有形的器物，都有自己特定的功能。自然界的功能在于生殖万物，而人事社会的功能在于治理万物。自然界的功能，人是不能胜任的。人的功能，自然界也是不能胜任的。那么，天人之间的关系呢？刘禹锡说：“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论》中），即天人之间是互相争胜、互相利用、彼此制约、互相作用的关系。同时刘禹锡还认为，虽然“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但天不能“务胜人"，而人则可以“务胜天"。这是因为自然界的万物发展变化都有“数"（即规律性），存乎其间，有数就必有“势"，即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天论》中）。“数”和“势"是客观的，是可以被人认识和利用的。因此他指出：“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天论》中）。这是说，天沒有意识，它不能有意识地要胜过人，天之能是自然的特性。当人不能认识和支配自然时，数、势这种自然力量就自发地起作用而支配人；而人能有意识地胜天，因为天没有意识，它不能随意改变其数和势，因此人可以认识、利用自然规律战胜自然，从而达到“人定胜天"的目的。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不相预"、“交相胜“、“还相用"的思想，是对荀子“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天道观的继承、复归和发展。他们针对汉代董仲舒以来流行的天命论、天人感应论，力图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功能区分开来，明确表述了天人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的朴素辩证关系，并说明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客观基础。达到了前期封建社会“天人关系"问题上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

而对“天人关系"进一步从矛盾、对立、统一的哲学角度予以解析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一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清之际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开拓性地建立了一个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相统一的哲学体系，逻辑地标志中国古代哲学的终结。

“合二以一者，即一分为二之所固有"，是王夫之基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对宋明以来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争论进行总结，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相峙而并立“、“判然各为一物，其性情、才质、功效，皆不可强之而同"（《周易外传》卷五），这是“一分为二"的关系。另一方面，两者又“相倚而不相离"、“阴阳”、“同异”、“成毁”，对立双方聚合为一，就是“合而为一"的关系。这重关系，又不可割裂，“其理并行而不相拂"，“合一而以者，既一分为二之所固有者"（《周易外传》卷五），“非有一，则无两”（《张之正蒙经.太和篇》），既是说，自然界事物都分成阴阳两个对立面，即一分为二，对立双方即对立又统一，就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是包含在“一分为二"之中的。可以看出，王夫之意在克服矛盾的片面性，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他还认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相互关系是“合…分…合"的过程，“合者，阴阳之始本一也，而因动静分而为两，迨其成又合阴阳之一也"（《正蒙注.太和篇》）。由此，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反者有不反者存"，“君子乐观其反"，“不畏其争"的论题。认为应从差别、矛盾、对立中认识和把握统一，这样就能正视矛盾，发挥正确处理和调节矛盾的主观作用。如果“惊于相反"，一见到“反者"就疑乎“其相济"，就会违反规律。所以他既反对不承认矛盾的“庸人"，又反对只承认矛盾不承认合一的“妄人"。对立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否定有所谓“截然分祈必相待之物"，人们不应当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对立面。

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一直都是在传统文化与逻辑推理中根据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和哲学争论的主要问题来反映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揭示中华民族认识发展的进程和规律，缺乏自然科学理性思维的科学验证，所以就形成了文化与宗教共存发展的人文进化几千年没有实质性进化的朴素唯物论的局面，至今人们思想上还是没有文化与宗教的明确界限。更重要的是没有经过象西方自然科学那种发展是从对宗教的否定、打破宗教迷信的桎梏中发展起来的理性体系，所以成就不了形成科学世界观的理论基础。而哲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晶，是以理论形式表现的世界观，是以世界的总体作为对象，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全部领域最一般规律的认识。

恩格斯总结西欧唯物论的发展史，概括出古希腊的朴素唯物论、十七至十八世纪英、法的机械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三种发展形态。机械唯物论认为物理学上的最小物质微粒原子，就是哲学上的物质。由于当时还是刚体力学为主，人们都用机械运动来解释一切运动形式，从而导致了机械唯物论。十九世纪未廿世纪初，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物理学中的“以太"假说曾流行于世。康德一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也曾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又有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学说、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这些科学成就也吸引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很快接受了这三大发现的科学理论，不仅用来说明我国历史的进化发展，而且还用来探讨宇宙的起源和自然界的演化。虽然这种进化唯物论还远未达到辩证唯物论的水平，但这种进论唯物论作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到现代辩证唯物论之间的过渡形式，为中国人比较顺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好了思想准备。

天人关系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是在当代工业化发展的浪潮中。近几十年来，我国大工业发展、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明显的短板。特别是国税、地税的分家，虽然有其历史的必然需要，但给地方经济发展一时带来了难以逾越的瓶颈。地方公职人员甚至党政府机关大院人员工薪拖欠一段时间成为了常态。当时各地都在急切地探索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出路，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开发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方面。利益的趋动，带来的是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的破坏，杀鸡取卵、竭泽而漁的发展方式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致使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天人关系的正确处理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中华文明也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用，用之有度。正象习近平同志所总结指出的：“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他还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问题。这是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2020年2月28日.於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