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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阶级性</h3><h3><br></h3><h3>
在阶级社会里，文学的倾向性突出表现为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阶级化是阶级社会文学的重要社会属性之一。文学作品的阶级性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科学地分析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对于进一步研究文学的本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文学的阶级性，是指阶级社会里文学总是要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意志，从而满足一定阶级政治上、精神上的需要，而为一定阶级所利用的这样一种社会属性。
为什么在阶级社会里，文学会具有这样一种社会属性呢？文学就其本质来说，它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下面我们就从文学反映的对象、反映者两个方面作些简略分析。先从文学反映的对象来看，文学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反映对象抵我们都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也都在一定伪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生活”。因此这种社会生活不可能不包含具体的阶级内容。鲁迅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
再从反映者——作家方面看，在阶级社会里，作家是作为—定阶级的成员生活和从事创作活动的。列宁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尔基才把作家称为“阶级的耳目与喉舌”；“阶级的器官”；“阶级的感官”。鲁迅批判那些自我标榜超阶级的人说："生在对阶级的社会且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④这是不可能的。作家的创作过程中，无论是对题材的选择。人物的描写，以及对所描写的人和事的评价，都反映着作家阶级的倾向性。例如《创业史》中，作者对于积极组织起来，坚决定集体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带头人梁生宝、高增福等人是热情赞美与高度评价的；对于破坏合作化的坏人又是予以无情揭露和鞭挞的。从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作家的无产阶级倾向性也是极为鲜明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阶级有一个阶级的利益，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属于那个阶级特有的文化，艺术，当然，还有 文学<br></h3> <h3>文学与哲学</h3><h3><br></h3><h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内地的蓬勃发展，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开始受到了重视。虽然从哲学与比较哲学的角度反思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文学研究学科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还比较少见，但是，对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思想的比较研究却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
事实上，在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那里，就已经开始对中西哲学进行了自觉的比较研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法意》等西方名著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按语，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将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与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如果说严复偏重英国经验派哲学，那么王国维则将目光转向了康德（I.Kant）与叔本华（A.Schopenhauer）。王国维不仅对中西哲学与文学的差异有所论述——中国的实际的通俗的，西洋的思辩的科学的，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而且还运用叔本华等西哲的理论，来解读《红楼梦》。鲁迅有“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的文学与哲学比较观，而且他在1907年几乎同时撰写了偏于哲学的《文化偏至论》与偏于文学的《摩罗诗力说》；换句话说，鲁迅从一开始，就是将文学与哲学一并考虑的。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等学者在研究印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时，都是将文学的影响与宗教、哲学的影响一并加以考察的。譬如陈寅恪在探讨《西游记》的印度来源时，首先就认为《西游记》的想像力非中国本土所有。吴宓倡导中西融汇，文、史、哲贯通，如他在《希腊文学史》中解释希腊教训诗时，就认为“《易经》为吾国之智慧文学，故易系辞，说卦，序卦，皆可为训诗，特无韵律耳。”这就将文学与哲学贯通了起来。朱光潜曾将文学与哲学进行过比较，他说：“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
可以说，哲学与宗教一样，是最能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产品。因此，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中，要想绕过不同文化中的哲学与宗教，对文学的解释也就只能停留在浅层次上。所以，范存忠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影响西方的研究，就屡屡论及哲学；而朱谦之所致力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也屡屡论及文学。特别是朱光潜，在论及中西诗歌的差异时，就反思了中西哲学的差异。当然，在近现代中国的学者那里，虽然有对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影响中国的探讨，或者中国哲学对东亚乃至西方文学影响的研究，但一般来说，还停留在哲学与哲学、文学与文学的比较上。像朱光潜这样在论诗的时候系统的反思哲学对文学的影响，还是不多的。然而，即使是朱光潜对哲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基本上也是点到为止。因此，1943年唐君毅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一文，就是一篇探讨文学与哲学关系的难得的力作。唐君毅对西方文学的悲剧精神与中国文学的人生无常感等差异及其哲学渊源，进行了学术上的反思。尽管唐君毅未将这种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之中，而且作为哲学家，也有夸大哲学对文学单向影响之作用等缺憾；但是，唐君毅以哲人的慧眼，使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对近代文学与哲学研究的继承，对西方“思想史的方法”或“文学与思想”研究的输入，使文学与哲学的研究课题，在当代中国已纳入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的研究范围之内。从中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导论》在跨学科研究之下纳入了文学与哲学之后，后来出版的每一部比较文学教材几乎都沿用了这种体例<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