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丹 情 思

丰庆老树

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有一块神秘土地，名曰山丹，人称丝路明珠。这里东邻武威，西连张掖，南接青海，北靠内蒙古，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十分独特，以拥有历史最为悠久、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马场而闻名遐迩。

山丹历史上曾上演过许多传奇的人物和典故，八十年代初，谢晋导演的电影《牧马人》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但这里做为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发展壮大的摇篮却鲜为人知。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捍卫祖国领空的一百多个地空导弹营都是从这里诞生的。

1977年秋，我从空军导弹学院毕业，没能回到青海的老部队，走进了驻扎在山丹的空军某训练基地。在这里度过七个难忘的春秋。如果说青海海晏是我人生启航的地方，甘肃山丹无疑就是我经受磨砺，走向成熟的地方，再回首皆是情。

(一）

那年初秋，我从古城西安登上了西行的列车，经过30多小时的旅行到达山丹。走出车站，夕阳西斜，望着广袤无垠的戈壁，远方的山峦在夕阳的余晖下婀娜多姿，就像一幅美丽的壁画。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不知道迎接自己的是一个怎样的未来！

通过部队设在候车室的一部专线电话，我同基地干部科取得了联系，过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基地干部科的同志带着一辆北京吉普车前来接我，开车司机竟然和我同乡。短暂闲聊中得知基地七六年初在我们家乡接了一批兵，有这么多老乡在这里，我心里十分高兴。

到基地当晚，我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被分配到制导雷达教研室。很多乡党得知我和他们是很近的同乡，就陆续到教研室来找我，有些竟然还和我是中学的校友，这让我还真没了初来乍到的陌生感！

当时，基地的主要任务是地空导弹部队的改装训练和实弹打靶，按照地空导弹营的战斗序列相应编制有四个专业教研室。制导雷达教研室为一室，设有七个教学组，分别担负地空导弹营制导站各专业的兵器理论教学和战斗操作训练。我在学校学习的是指令计算专业，自然就分到了指令计算教学组。

这里是个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老教员们大都是六十年代初哈军工、西军电、空军技术学院的老大学生。政治协理员牛瑞山等好几位老同志是来自曾三次击落美蒋U-2高空侦察机的英雄二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过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让我十分钦佩和敬仰！

我们几个新教员，虽然到了教研室，但根本无法独立担负教学任务。教研室领导特别重视对我们的培养提高，专门组织了一个高等数学培训班，帮助我们巩固提高数学基础，每次上靶场执行任务，都安排老教员对我们进行一对一的传帮带。

靶场位于山丹与内蒙阿拉善右旗的交界，距基地三十多公里，每年有十几个导弹营分批次到这里进行实弹打靶。那年，最后一批导弹营到基地靶场实弹打靶时，领导特意安排我们到靶场参观。我虽在地空导弹部队服役多年，也就那天才第一次亲眼目睹了“红二”导弹实弹发射的壮观景象！

这一年，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已经发展到了九十多个营，临近年底，老部队导弹八团新组建的某营进驻基地接受训练，这让我有幸和警卫排的老战友翟安明同志再次重逢，心里十分高兴。春节期间，适逢同宿舍的老教员回家探亲，我从服务社买了两瓶白酒，请安明和另一个战友过来小聚，他们从灶上拿来了一只白条鸡和其他菜品，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喝了个酩酊大醉。他们走后，我头晕脑胀，吐得一塌糊涂！

阳春三月，内地已是草长莺飞，春意盎然了，可位于河西走廊的山丹却常常狂风呼啸，沙尘弥漫。好在有过青海高原经历的我，对这种天气倒也习以为常。有一天，教研室主任突然通知让我到政治部干部科帮助工作。当时是文革以来军队干部第二次调整行政级别，干部部门的工作量很大，调我去帮助工作主要是填写《干部调整级别审批报告表》，这次借调虽然只半个月时间，但却为我后来的转折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基地以后，我一直深感自己专业理论基础差，总想能有一个再进院校深造的机会。在干部科帮助工作期间，我意外的看到了上级分配给基地的“干部调学计划”。于是，便千方百计找领导争取入学深造的机会。然而，事与愿违。六月份，突然一道《任职命令》打破了我的入学美梦，被调到了基地政治部干部科工作。

当时我喜忧参半，喜的是干部部门是大家仰望的要害部门，能被选拔到这个重要部门工作应该是一种幸运。忧的是事与愿违，在国家恢复高考、全社会开始尊重知识与技术的大背景下，我却脱离了技术工作岗位成了政工干部。入学的愿望化为泡影，内心深处还真不是十分情愿。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能服从组织的决定。这次调动无疑是我人生命运的一次重要转折，从此，我在军旅从事了大半辈子政治工作！

（二）

走进政治部，我是当时年龄最小的干事。干部科编制3人，科长是1953 年入伍的老兵，还有个女干事叫祝素英，是1961年入伍的哈军工毕业生，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个小学生。老科长很有经验，前一个月给我的任务就是学习，系统阅读各种文件资料，熟记干部编制表，同时整理干部档案。通过这种方法让我熟悉情况，工作上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干部工作每项业务都关系到人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很强，必须严谨细致，来不得半点马虎。老科长和祝干事十分敬业，手把手地对我进行传帮带。他们严谨、细致、敬业的作风对我影响很大，让我终生受益！

那时，我已经和爱人建立了恋爱关系，书信来往密切，但在政治部却不为人知。有一天晚饭后，我和秘书科老陶陪政治部朱副主任在营区散步，朱副主任问我：小张，有对象没？我挺不好意思地信口说：没有！朱副主任便提出要在基地家属院的子女中给我介绍一个！我以为只是开个玩笑，就笑嘻嘻地说：可以啊！过后也没当回事。谁知，过了几天，祝干事和我闲聊间突然问：小张！朱副主任给你说的事你考虑的咋样啊！我听了有点懵，以为我把领导交办的什么事给误了，急忙问：什么事？祝干事见我一脸茫然，笑着说：哎呀！你看你！人家朱副主任说的事你怎么都一点没往心里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受了朱副主任之托来给我介绍对象啊！于是，我赶紧给祝干事道出了实情。那时我爱人在西安某军工企业上班，通信地址是保密的，叫“西安市五号信箱”。从那天以后，每当通信员送来报纸信件时，祝干事看见有她的来信，都会幽默地逗我：小张，五信箱来信了！

爱情的引力是很强大的！那时由于我处了对象，在西安有了牵挂，工作虽然很努力，但却很不安心，总想找机会调回西安。当时，位于西安的空军通信学校复校后到处选调干部，我原来的教研室有个同志就顺利地调去了，让我好生羡慕。于是，我也千方百计的想调到通校。经过一番努力，通校那边基本同意并报到了军区空军干部部调配科。

有一天上午祝干事接了个电话，好像是调配科来的。只听祝干事在电话里说“这不是挖我们墙角吗！”我预感到电话里可能说的是通校调我的事，心里十分激动但又故作镇定。中午，科长和祝干事下班回家了，我赶紧打开电话记录本查看。因为，上级机关来电我们一般都要做记录。谁知，这个电话没有记录。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科长或祝干事能主动给我透露那个电话的内容。但直到第二天，一点动静都没有，这让我十分郁闷和着急。于是，我忍不住偷偷向祝干事求证，祝干事笑了，没有否认那个电话是关于我的事，说她已报告了科长，科长可能不会同意。

晚上，我硬着头皮跑到科长家，先装着串门聊天，然后把话题引到祝干事接的那个电话上，想恳请老科长能够成全我。

那时，由于基地地处偏避，条件艰苦，年轻干部大多不太安心，闹转业的很多。所以，基地在干部进出问题上，把出的门把的很紧。因此，科长根本不可能成全我，他明确告诉我：你到基地才一年多，又是干部科的人，你想调走这个事我只能压下，根本就不可能上报基地常委，并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很多道理，鼓励我安心基地，努力工作。

倏忽间又到了新的一年，这年三月我奉命到军区空军干部部整理档案，前后半个月左右。期间，适逢我的老政委从军区空军组织部长调任干部部长，我高兴地不得了，调回西安的欲往更加强烈。回到基地不久，组织决定让我到位于上海的空军政治学院学习，这明摆着是领导在有意培养自己，可我却不识抬举，总是一根筋地想着调回西安，对学习深造却不感兴趣。多亏老科长语重心长，耐心教导，要我“放眼长远”，我才如梦初醒，非常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走进了位于上海五角场空军政治学院。

从西北偏僻的小县城走进繁华的大上海，梦幻般的外滩、熙熙攘攘的南京路、淮海路，霓虹闪烁，让我眼花缭乱，但却也开了眼界。上海这一年的学习生活，还真长了不少的见识。

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自感思想理论水平和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学习期间，学校开展“社会主义优越性大讨论”，我撰写的《论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发展的曲折性》一文被校刊录用，并被校内广播午间播出，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毕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上海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军旅政治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

上海政院学习归来的第二年春，组织派我到司令部警通连代职，此后，又被正式任命为该连指导员。

警通连在我过去的印象中一直是个先进连队，可当我踌躇满志地走进连队后，却发现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首先是干部思想不稳定，5名干部都是连队土生土长起来的，在基层时间长了，心态上都有些疲惫，工作上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其次是兵员素质低，那几年，征兵改为由地方武装部直接定兵送到部队，导致一些有劣迹的社会青年被送到部队，士兵中让人啼笑皆非的怪事时有发生，基层管理教育难度很大。

基层连队就像一个大家庭，连长和指导员就是这个家庭的大管家，几十号人的吃喝拉撒睡，事无巨细都得管，每天都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但却很能历练人。

我上任不久，基地任务和编制调整，司令部改为训练部，老科长由政治部副主任调任训练部政委。在老领导的支持下，组织上采纳我的建议，对连队干部班子进行了调整。我和新任连长相互配合同舟共济，从健全思想骨干队伍入手，强化日常管理，深入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连队各项工作渐渐有了新的起色。

当时，除了人员思想和管理薄弱外，连队伙食费严重超支。唯一让我还有一丝心理安慰的是连队在基地东营区养了十几头猪，每头大约几十斤上百斤不等。但是，要维持这十几头猪生长，饲料却是个大问题。负责养猪的是个河南兵，这家伙是个懒蛋，只应付差事，不主动作为。每听他说：指导员，猪没啥吃了！我头都大了。于是，我和连长商量决定从全连调最优秀士兵去养猪。

被派去养猪的是个天津籍战士，叫刘树海，他本来是通信排电台报务员，入伍后表现一直很优秀，勤奋好学，踏实肯干。接受养猪任务后，他积极克服困难，主动到基地各学员队食堂找泔水及剩饭剩菜，粗细料搭配，精心饲养，几个月出来就把十几头猪喂养的膘肥体壮。于是，我把刘树海同志的事迹写成书面材料报到了基地政治部，并建议上级给其记了三等功。第二年春，他还光荣地出席了军区空军“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大会”。

这年盛夏八月，连长带着警卫排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上级组织的警卫分队比武考核。为了解决猪饲料问题，我便带着5名战士们到山丹以东二十多公里外的青阳口去打猪草。那里的农场周围很多未被开垦的戈壁滩上灰灰菜非常茂盛，这种灰灰菜晒干粉碎后是很好的猪饲料。

当时，我和战士住在老百姓的一个羊圈里，突击干了一个星期，每天自做自吃，十分辛苦。这期间，训练部姜政委和王副部长还专程到那个羊圈来看望我们，大家深受鼓舞。

那些天，每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望着戈壁滩上到处堆集的草垛子，我心里都有一种丰收的喜悦。每隔两天，连长就带着教保营的“戴高乐”重卡来拉猪草，最后一趟一次拉回了三车。打回的猪草晒干后在猪圈旁垛了一个很大的垛子，那十几头猪一直吃到了第二年。

(四）

进入十月后，一年一度的老兵复退工作开始了，按照惯例，老兵复退工作全面铺开前，要对士兵的物品进行一次点验，目的主要是检查士兵中是否有私存子弹、管制刀具等危险品和黄色书刊等精神污染品。有一天下午，按照军务科部署，全基地统一行动，由各单位自行组织点验。点验结束后，突然接到军务科电话，我连有个老兵中午私自转移物品到外单位老乡处被查获，这让我和连长十分尴尬和被动。

被军务科查获的是我连给养员代理司务长小A。小A是1976年入伍的陕西兴平籍老兵，和我同乡，已经被确定继续留队并准备改为志愿兵。吃中午饭时，小A悄悄问我下午是不是要点验，由于平时我也没把他当作一般士兵，就随便“嗯”了一声，没想到这家伙自做聪明，利用午休时间把自己多余（其实就是每次发服装剩下军服、胶鞋、手套等）物品往学员二大队老乡处转移，被该大队政委发现逮了个正着，报告了军务科。在这节骨眼上出了这样的事，他继续留队转志愿兵也就自然没戏了！

小A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他本想年底结婚，但却家境贫穷，为无力承担彩礼而苦恼。在一次闲聊中，我得知其未婚妻的父亲是大队的民兵营长。我上中学时这个人曾到学校给我们搞过军训，我们都叫他田老师。为了帮他一把，我便给这位曾经的田老师写了封信，告诉他我是小A所在连队的指导员以及小A在部队的情况，希望他在婚姻彩礼问题上放眼长远，不要给小A造成太大压力。这位田老师收信后十分高兴，没过多久，便亲自带着女儿到部队来和小A完婚，岂不知小A在这节骨眼上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没几天就要退伍了！

未婚妻在父亲的陪同下突然到来，让小A措手不及，十分尴尬，也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如果实话实说，有可能就此毁了这桩婚事。为了最后再帮小A一把，我和连长磋商，决定先封锁消息，隐瞒实情，索性让他先把婚结了，生米做成熟饭再说！于是，在退伍老兵离队时，我们以财务账目移交为由，请求上级批准让小A在部队滞留了一段时间，一方面让其赶紧到山丹县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一方面为其布置了新房，很快在连队会议室为其举行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婚礼三天后新娘的父亲高高兴兴地走了，当小A把实情告诉新娘后，新娘悲痛欲绝，天天哭的像个泪人似的。当时，我和连长觉得也不好出面说啥，善后工作只能由小A自己去做了。一失铸成千古恨，多年以来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为小乡党感到非常惋惜和痛心！

(五）

这一年全军精简整编，老兵复退数量很大，服役一年以上的士兵都可以退，我们连一下子就走了二十多个，甩掉了很多包袱，连队里清静了许多！

倏忽间春节到了，连长回家探亲了，副连长缺编，除夕夜晚会餐后，我和两个排长组织战士们在连队俱乐部张灯结彩，举行游艺晚会，训练部姜政委和王副部长也特意到我们连和大家一起联欢，大家官兵同乐，猜谜、吹蜡、套圈、瞎子敲锣，个个角落都充满欢声笑语，战士们个个都沉浸在热闹祥和的气氛里。

谁知，却应了乐极生悲这个谶语。春节后不久一天晚上，基地礼堂放电影时，我们连出事了，出大事了！

那天晚上，电影散场后我带战士们刚刚回到连队，警卫排一班有个兵跑来报告说，他床铺上的皮大衣不见了，于是，我急忙直奔一班，刚到走廊，警卫一班长李兆明又跑来报告说，枪架上少一杆冲锋枪。

这可是个惊天的大事！我一个健步就冲进了一班宿舍。只见宿舍的窗户大开着，窗台上有个非常明显的脚印，便确认枪支被盗了。于是，我立刻保护现场，要求大家退出房间，并赶紧打电话向基地政治部保卫科长和训练部姜政委报告情况。

很快，基地各级领导都集中到了我们警通连，保卫科长来了！训练部政委来了！基地主管保卫工作的副政委来了！不一会，山丹县公安局的警车也来了！

我们连的士兵被集中到另外房间，保卫科长和公安局的刑侦干警迅速勘察现场，又是拍照又是测量，气氛紧张的不得了！干警们找来当晚留守值班的警卫排长询问情况，谁知，这家伙擅离职守，值班期间跑到机关打字室会老乡去了，根本提供不出任何线索！

那天晚上，我一眼未眨，勘察完现场，我和保卫科的同志及在场的领导们顺着案发宿舍窗台的痕迹，用手电筒一直在查找脚印的去向，希望能发现点蛛丝马迹。那时基地营区房前屋后既没有绿化也没有硬化，到处都有脚印，那双可疑的脚印到了硬化的主道上也消失了，折腾了大半夜一点线索也没得到。

凌晨五点左右，其他人都先回去休息了，老领导姜政委没走，我让他躺床上眯一会，可他那睡得着啊！便躺在那儿和我逐个分析起连队重点人的情况，一直聊到了天亮。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保卫科传来消息，冲锋枪找到了！在基地东营区围墙外的一个大坑里扔着，上面蒙着那件皮大衣。这么快找到被盗枪支真是万幸，这让全基地上下都舒了一口气！枪虽找到了，但案件侦破还是扑朔迷离。

案发的第二天，我逐个找平时表现后进又爱在驻地乱拉关系的士兵谈话，又同保卫科和山丹县公安的同志到和士兵有瓜葛的老百姓家里进行查访，寻找蛛丝马迹。很快，军区空军保卫部长带工作组赶到了基地。他们首先从我们连队排查，找每一个人谈话，提取指纹，让大家回忆当晚情况，写出在礼堂看电影时自己座位前后左右的人名，互相证明中途是否有离开的现象，但始终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说来也怪，为了侦破这次枪案，军区空军保卫部的同志到基地几进几出，内查外调大半年，但却始终没查出个结果，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案，至今仍是个谜！

( 六）

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注定会有许多坎坷，不经风雨哪能见彩虹，无论前方是通途还是险径，走过一程又一程，皆是一生的心路历程，皆是人生的风景。

连队发生了枪支被盗案件，做为指导员我无地自容，伙食费超支还摆在那里，思想上压力山大！

有一天上午，我在营区里碰见基地何主任，何主任叫住我说：张世辉呀，怎么搞的！你们连伙食费超支怎么那么严重，听说全连半年不吃饭都补不齐，全解放军都没有你们这样的连队！我听了脑袋“轰”的一下！

何主任批评的没错，连队伙食费的确巨额亏空，具体的超支数额我记不清了，全连半年不吃饭都补不齐的说法一点不假。但这并非我上任后发生的问题，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果，怎么以前上级领导就没发现，到我这却全冒出来了！面对领导指责我一肚子的委屈，却不好解释什么，只能虚心接受！

人啊！有时候压力也是动力，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往往却可能创造出奇迹！面对伙食费巨额超支的局面，我和连长商量，要求司务长严格伙食标准管控，确保每月结算不能再有新的超支，在此基础上，带领全连战士开展农副业生产，采取多种形式增收创收。

当时，部队在营区外有大约20亩荒地，开春以后，我们便在地里撒上油菜籽，虽然那些土地没什么肥力，但广种薄收，到了秋季，收获的油菜籽竟然为连队榨出了一千多斤菜籽油。

连队食堂旁边有个小院子，是教保营废弃的兵器场地，我们便发动战士们在里面开荒种菜。战士们闻令而动，积极性很高，各班很快就在那个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开垦出了一块一块的小菜地。有种菠菜的，有种豆角的，有种韭菜、芹菜的，品种还不少。盛夏时节，新鲜蔬菜经常自给有余。长势最为喜人是通讯排电台的豆角，几次采摘灶上吃不了，他们就把新鲜豆角拉到基地家属院门口出售，为连队创收。

在抓农副业生产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劳务创收。当时，基地为开办地空导弹排长班，营区里大兴土木，到处在修建翻建营房。我便找修建办阎主任（后任基地后勤部长）交涉，承揽了营区暖气管道沟开挖的土方任务。这些活儿他们本来是要找当地民工干的，无论给谁干，他们都一样要付给工程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既然我们有这个请求，阎主任也就做个顺水人情，把大部分开挖土方的任务给了我们。

领受到工程任务后，我在连队深入动员，除了炊事班以外，官兵一致，人人参战，分段承包，责任到班。在动员会上，我宣布连排干部统一编成一个劳动班，由我任班长，分配任务和战士们同量同工。因而，极大地调动了战士们的劳动积极性，每天早晨不等起床号响，大家都早早爬起来，跑到工地上干的热火朝天！每天晚饭后，各班都主动到工地加班，直到熄灯号响还意犹未尽。那段时间，我爱人带着刚半岁的女儿到部队探亲就住在连队，看到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带着战士们像民工一样劳动，心疼的说，去年，听说你从机关下到基层当了指导员，我还为你高兴呢！没想到你这个指导员当的就像个包工头！

修建办要求，暖气管道沟一般要挖两米宽两米深。虽然各班开挖的长度是按人数定额，但由于下面的地质结构不同，每次却都苦乐不均。挖到下面一直都是黄土，自然很顺利地早早可以完工，若那个班挖到下面遇到了石层，那可就麻烦了，得一点一点的把石头扣出来，工程进度自然就慢了很多。但不知哪个机灵鬼提出，周围的老百姓每天都赶着毛驴车给修建办送石子，我们把挖上来的石头筛出来交给修建办岂不两全其美。于是，每此开挖土方我们又增加了一项额外收入。

除了开展农副业生产和劳务创收，我们还采取了一个现在想起来让人啼笑皆非的特别举措。当时，基地营区旮旮角角破铜烂铁废旧器材很多，加上到处修建翻建，很多老房子倒腾出不少的破东烂西，于是，我便独出心裁地发出了让战士们捡废品为连队创收的号召。号召发出后战士们积极响应，各班争先恐后在营区内外处找废铁，拾破烂。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我们连战士拉着架子车到山丹县废品收购站卖废品。

卖废品收入积少成多，累积起来为连队创造了还挺可观的收入，但也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当时，战士们积极性都很高，各班争先恐后，营区内外各个旮旯角，无孔不入。有的经常偷偷跑到建筑工地上捡拾钢筋头，甚至顺手牵羊把人家有用的铸铁件也给拉出去卖了，修建办三天两头给我和连长打电话告状。

有一天，基地实习工厂的于教导员找来了，“张指导员，你们连战士是不是最近在捡废铁啊”。我一听，坏了！这肯定是谁又给我们惹啥事了！只听老于说，我们实习厂墙角上有个“化铅锅”不见了，我们找了好几天，上午在山丹废品收购站找到了，人家说是几个兵前几天来卖的，估计是你们连的兵，我们已经给赎回来了。于教导员是个性格十分温柔和的人，虽然只是向我通报了一下情况，也没有过多责备，但我听了只能一个劲的道歉，并表示要加强对士兵管理教育。

　　卖废品的收入，我们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各班必须当日交司务长入账，不得私自截留乱花。有一天上午，通信排电台的战士们卖废品回来无意间告诉我说，昨天炊事班厉害了，拉了满满一车废铁，恐怕卖了不少钱。我每天都很关注各班卖废品的情况，听到这个信息十分高兴，便到司务长那儿想看个究竟，晚点名时好做个讲评。谁知，司务长账上记录炊事班那一车的收入是昨天最少的一笔，显然这里有猫腻。于是，我便把他们找来查问。开始，几个家伙死不认账，一口咬定就卖了那么点钱，但一听说我要到废品收购站去调查，赶紧承认他们用卖废铁的钱给每人买了一瓶啤酒喝了。对此，我在晚点名时对他们的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这件事足以表明当时风气之纯正，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对战士实在是有点过于苛刻了。

可喜的是，我们多措并举广开财路，日积月累的收入相当可观。更可喜的是养猪成效显现，连队吃肉自给有余。那一年，先后杀了13头肥猪，还把两头大肥猪卖给了山丹县生猪收购站。至今，我依稀记得，一头435斤一头417斤。

进入下半年后，我几乎每月都要找司务长查问生产费收入情况，累计到一定数额，就让其向伙食费科目转账。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在丝毫没有影响大家伙食标准的基础上，我们竟然奇迹般的补齐了历史上的巨额亏空。

虽然是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当时在基地却一直鲜为人知。人们只知道警通连发生了枪支被盗的事件，却没人知道到他们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艰苦奋斗所创造的这个奇迹。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几十年来，每每回想起这段经历，我就会泛起一种成就与苦涩相交织的感觉，内心深处五味杂陈。每回想起这段经历，我就会想到山丹戈壁滩上顽强生长的骆驼草和沙枣树。他们虽不起眼，但却极具奉献精神，正是他们的顽强生长，以不屈的意志才滞止了风沙的流动。

(七）

倏忽间又到了春节，春节前夕我回西安休假探亲。那几年我和爱人一直两地分居，聚少离多，爱人带着女儿常住在娘家。我回到家时，刚刚一岁的女儿在睡觉，女儿醒来后大家赶紧把她抱到我面前，“快看，爸爸回来了，叫爸爸！”。女儿却只是怯生生的望着我不吭声，我岳母说“你不是想爸爸吗？爸爸在那儿啊！”这时，女儿指着五斗柜上我的一张照片，意思是，爸爸在那儿呢！我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涌上了一股莫名的酸楚。

当时正在流行的一首歌曲唱到“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我觉得这歌词似乎只说对了一半，那军功章不仅有军人妻子的一半，还应该有军人孩子的一半。

这让我又想起了此前的那个夏天，爱人带着刚过半岁的女儿到部队探亲期满，她们走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买到一张卧铺车票，心里忐忑不安，总想着他一个人带着正在吃奶的孩子和一堆行李，上车后会寸步难行。中午时分，临上火车前，我突发奇想，直接上车把她们送了一站。

山丹的下一站是河西堡（现名：金昌）车站，火车要运行两个多小时。上车后，只见车厢走道站满了旅客，我们抱着女儿拖着行李艰难地向车厢中间挪动。当时，孩子还在哺乳期，我们怕火车上的开水冲奶粉温度不够，便带了一暖瓶开水，谁知，刚上车一不小心，暖瓶碰打了，开水直往下流，情急之下，我赶紧拎起就从车窗往外扔，害的两旁旅客直抱怨开水烫着了他们，我只能一个劲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这时我想，一会我下车了，总不能让她一直抱着孩子站着啊！便找乘务员求助。乘务员是个小伙子，看到这种情况还真起了怜悯之心，他先到车厢走了一圈，说“这座位上都满满的，我也没法叫别的旅客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你啊！这样吧，让她带着孩子就先坐在乘务室吧！”我和爱人听了高兴的不得了，这真是遇到好人了啊！便赶紧连声道谢。

下午五点左右，我在河西堡车站放心地下了车。那天，直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我才等到西行的列车，山丹下车后我顺着公路走回营区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后来，爱人来信说，我下车后，那天晚上，他们娘俩坐在乘务室，乘务员小伙子拿着我们的马扎凳一直坐在车厢连接处的走道上。第二天清晨，列车到达兰州时，又帮着补到了卧铺，还亲自把她们送到了卧铺车厢。几十年来，每每想起那年送她们母女这一幕，我总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

(八）

春节过后探亲归队不久，我有幸又调回了基地政治部，但这次不是到干部科，而是宣传科。人的发展进步和其它事物的发展一样，也摆脱不了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客观规律。这次我重回政治部工作，其分量还真和几年前明显不同。由于有了政治学院打下的理论基础和几年基层工作的历练，一到任就是能独挡一面的主力干事。

到宣传科工作后，我和科长王华明同志特别能说得来。王科长是个老政工，还是六十年代初西军电的老大学生，性格直率，思想活跃。由于也是单身，我俩几乎每天形影不离。每天晚饭后，我们都在营区散步，边散步边讨论问题。王科长文字功底深，这方面对我影响很大，每次看到他对我写的材料的修改之笔，我都有如梦初醒、茅塞顿开的感觉。

这年五月，基地领导班子前所未有的大调整，王科长“忽如一夜春风来”，从副团职直接跃升为副师职，成为政治部主任。很快宣传科调来了一位女科长，还是个漂亮姐，但副科长的位置却一直空着。

我再次回到政治部后，工作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撰写的文字材料很得领导赏识，新任科长对我也特别倚重，我们相处也非常融洽。

有一天，王主任告诉我说：世辉啊！我和张政委交换了意见，想破格提你为宣传科副科长，但又怕因警通连发生枪案的事有非议，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提交常委讨论。听到这个消息，我还真有点激动，这可是从正连职直接到正营职！于是，便天天盼着这好梦成真。

这年，总政作出了《关于加强全军干部科学文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决定》，全军掀起了干部文化补习的热潮。基地的师资力量强大，便承担了军区空军营团干部文化补习班的任务。当时，这项工作从上到下是宣传部门的重要工作，军区空军宣传部教育科牛科长先后几次到基地安排协调开办干部文化补习班的有关工作。通过几次接触，牛科长看到我撰写的有关材料，特别是给基地政委起草的文化补习班开学典礼动员讲话稿，很感兴趣，便私下征求我意见，要调我到军区空军宣传部去工作。事情来的突然，我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去年军区空军宣传部到基地检查基层政治教育情况时，在政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宣传部来的领导听了我的发言，会后就曾提出要调我去宣传部，只是因为当时上级为了稳定基层，规定基层主管不满三年不得调整调动而作罢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能到军区空军机关去工作当然是个好事。但由于当时我心里有个小九九，以为在基地很快会被提升副科长，就言不由衷地对牛科长说，基地领导可能不会放我走。他听了又肯定地对我说，“没事，只要你愿意，军区空军机关调人，基地不会不放的。无奈，我又对他表示了想直接调回西安的想法。好心的牛科长看我毫无动心，也就只好作罢了！

人生的旅途注定会有很多十字路口，处处面临着选择，但很多选择往往是命运的驱使。没过几天，我那美梦却破灭了，被任命为第九学员队副教导员，但人不到位，继续在政治部宣传科工作。

组织上给我的这个任命，其实也是个无奈之举。当时，基地面临缩编，干部任免被冻结，既是缺编也不能再配干部，只能维持现状，但允许为担负全区优秀战士文化补习班任务的第九学员队配备干部。在这种情况能虚位提升为副营职，无疑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倏忽又到了新的一年，临近春节时我打算回西安休探亲假，但王主任似乎不同意我春节休探亲假。他当主任后，我俩每天散步如故，谈笑风生。久而久之，相互说话就随便。谁知乐极生悲，有一天中午，我俩却吵了起来！

那天中午饭后，我和政治部秘书小孙陪王主任散步，就春节我休假探亲的事借故发了几句牢骚。开始，他也就此事和我边走边开玩笑，走到基地大门口他突然进了总值班室，我和小孙便也跟了进去。谁知，他扭头拍了一把桌子，朝我大发雷霆，“世辉！不管怎么说，你春节就是不能走！”我愣了一下，心想，这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于是，也火气十足的信口来了一句：“不走就不走，当了个主任有什么了不起！”然后便扭头走了。秘书小孙站在旁边一脸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回到宿舍，小孙见我躺在床上气呼呼的样子，笑嘻嘻的说，你和主任关系那么密切，刚才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过后我无地自容，很不好意思，但王主任却象啥事没有。第二天上午，他到我们科坐在我对面指着一本杂志上的胡耀邦照片说“哎！世辉，你看胡耀邦这张照片照的多好。”我虽嘴上回应他“不错，是不错！”但目光却很不好意思看他。漂亮姐科长知道我俩昨天发生的事，看到我很不自然的表情，偷偷朝我直笑。王主任走后，她便对着我说“哎！你以后注意点，别没大没小的老跟主任开玩笑，人家都当主任了，你一天还和主任嘻嘻哈哈的！”说到了刚才那一幕，我俩却又不由自主的哈哈直笑。笑归笑，我却再也不好意思提春节回家探亲的事了。

　　谁知没过几天又“柳暗花明”了，“世辉，你春节回吧！”王主任突然告诉我。他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一时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听他又说“过几天我也要到西安去一趟，然后从西安回浙江休探亲假，你回西安后想办法给我买张西安到上海的软卧车票。”我听了喜出望外，便赶紧说好、好！

春节过后，我假期未满，爱人从单位带回一电报，是王主任从他家乡浙江金华发给我的。其意是上级通知他去解放军政治学院（现国防大学）学习，故提前归队，某天某车次路过西安站，约我在站台晤面。看到这份电报，我十分激动，想起了他给予我的很多帮助，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便给王主任写了封信。 按照电报约定的时间赶到了西安火车站。

那天，在站台上我们也就寒暄了十分钟左右，我把提前写好的信交给了他，不好意思地说“你上车再看吧！”

列车徐徐开动了，隔着车窗招手互致再见时，我手里拎着他带给我的一兜黄岩蜜桔和小酒精炉随车跑了几步后，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心里空落落的。

探亲假满我回到基地不久，基地员额大幅缩编的消息已经明确，大家人心惶惶，都在忙着为自己找去路。我一直梦寐以求能调回陕西，这次精简整编，编余干部在军区空军范围内分流消化，这对我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虽然基地领导几次找我谈话，想让我继续留在基地，但我归心似箭，毫不犹豫的始终坚持调走。后来，还真如愿以偿，调回了陕西。从此。山丹便成了我军旅生涯永久的记忆。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3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年轻时总想回到故乡，但离开山丹以后多年来，却对自己曾经生活战斗洒下辛勤汗水的这个地方总有一份深深的眷恋和向往。

2016年盛夏，孩子们带我驱车千里探寻故地，从青海翻越祁连山，回到山丹，走进魂牵梦绕的基地，在警通连曾经居住的营房前，我激动地热泪盈眶，久久不肯离去。

（2020年2月26日于采薇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