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那路（大姐篇）

孤鹰

                              那山 那路

                            …… 大 姐

     从6、7岁一直到小学五年级毕业，我喜欢上了大姐家。

     那是坐落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齐整的房屋一字儿排开，很是气派。汩汩的井水流经门前，从早到晚，欢快地奔向各家的地头。

     一条大河分割了眼前的这片平地，也阻断了我向远方探索的脚步（河水深，我所知道唯一过河的通道就是在河道上架的两根忽闪忽闪的钢轨，左右上下摇摆不定）。尽管站在大姐的家门口，就能看见对岸不远处的泊油路，还有那乌黑的火车站。

     那时候车不是很多，半天才能从树缝里看见一闪而过的白色的大班车。还有那冒着黑烟的火车呼哧呼哧喘着白气，停靠在车站。每当有汽笛响起，我和外甥都要跑向门口观看，莫名的兴奋。

  

     姨父(大姐的公公，我们这边叫姨父）就在对岸的火车站工作。记忆中我过年才能穿一次新衣服，而他每天都身穿干净漂亮的蓝色制服，黄铜色的纽扣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火车头比房子还要高，还有四个比人高的红色大铁轮子”，这是姨父告诉我的，似懂非懂像听故事。

     “那边的火车倒底有多长啊”？

     “很长很长”。

     姨父的回答让我好几年都困惑纠缠，直至初中有一次跟姐姐他们去铁路边扫煤灰拍煤坯才数清楚那飞驰而过的绿皮车厢。

 

　　我喜欢上了这片土地，喜欢上了大姐家，不光是因为对岸那边神奇的向往，还因为大姐对我的偏袒与呵护。

记忆中大姐从不骂我，也不逼我干活。一年有大半的时间我都腻在大姐家，和外甥一起上山放牛，下河捉蝌蚪（外甥和我同岁。不记得那条大河里有鱼，我们家乡应该不生长鱼吧）。在门前哗哗的水渠里放进纸叠的船，一路追着看它忽高忽低飘向远处，在院内的菜园里刨一窝向日葵，罩在玻璃瓶下盯着盼着它一天一天的长高。躺在地上，听着蛙声，数着星星，那份惬意……这里，是我逃避家里农活的偷闲地，这里，是我躲开哥哥姐姐捉差的避难所，这里，是我不知疲倦、上天入地嬉戏的天堂。

爸爸生锈了的剃头刀更是我往大姐家跑的一个原因 。每月一次的洗头、围毛巾、磨刀、刮……记忆中的那个疼啊，没有一次不掉眼泪。再有那妈妈的大剪刀，咔嚓咔嚓几下子，疼是不疼，可一个月时间在学校不敢脱帽子啦（被妈妈修理过的头发，和剪过的羊羔一摸一样，一层一层，棱角分明，成了同学老师的笑话）。大姐家有手推子，在一阵“嗡嗡嗡”声中，在脖根凉飕飕的痒痒中，手巧的大姐一会功夫就把头发理好了，并且是只有城里孩子才有的小平头。

那时候的我很长时间并不了解被称作“大姐”的她与我有什么关系，就是个“亲戚”吧（大姐出嫁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就像“表哥”、“舅舅”、“姨娘”等等一样，偶尔来串串门，揣两三个洋糖（现在叫水果糖了）。但她总是那么宠着我，护着我，那么和母亲一样的慈祥，暖和。要说朦朦胧胧懂得“大姐”这个称呼的含义，应该是三姐出嫁的时候了（好像已经上二年级了，出嫁的那个早晨三姐哭的很厉害，不愿离开妈妈，不愿离开这个家。我也陪了不少眼泪），才逐渐明白“大姐”、“二姐”、“三姐”……我们原本是一家人。

才明白，大姐，就像妈，所以温暖，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