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岁月一一马兰场站防化连老兵回忆片断

王玉华

随着近几年电视剧《有一个地方叫马兰》的热播，以马兰命名的我国核试验基地逐步为世人知晓，这个尘封多年而为曾在这里战斗过的一代代军人们魂牵梦绕的地方，逐步撩开了它那神秘的面纱。

“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在南疆广袤的戈壁滩上，生长着一种状如兰科的植物，它看上去很柔弱，但是，不惧狂风乱沙，不畏烈日炙烤，桀骜不群，开出或紫或黄的花。这种植物有着好听的名子叫做马兰。后来，它成了中国核试验基地的代名词，也成为了中国核试验人员的象征和图腾。

据一些文章介绍，以马兰命名位于我国南疆的核试验基地，这还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事。为打破美苏核垄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作出发展中国核武器的决策。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发文成立中国核试验基地。张蕴钰司令员率领勘探人员来到新疆中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乌什塔拉小镇南5公里处，看到这里无可用耕地，草木稀少，一片荒芜；而且它北靠天山，南距新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20公里，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是一块可容纳5万人生活的好营区；从这里向东南延伸，茫茫戈壁，绵延千里，遙无人烟。当即决定在这儿安营扎寨，并以这儿在风沙中盛开着的马兰花作为基地命名。“这个地方就叫马兰吧！我们一定会像这些植物一样，顽强地扎根戈壁，早日完成好组织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马兰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中)

而作为马兰基地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兰场站，就在基地总部西南约15公里的地方。之所以叫场站，可能因为既是机场，又是驻军的兵站；而之所以叫马兰场站，则因基地以马兰命名，作为基地重要组成部分的场站当然也以马兰命名。马兰场站可以说完全是为核试验而设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核试验中，马兰场站一直承担着人员和物资运输、核弹投掷、穿云取样以及通迅联络等多方面的任务，在核试验中担负重任。其中，顶着空九军头衔，从东北沈阳调过来的一个特殊连队一一防化连，从1967年到1981年的14年间，就一直成为场站的一部分。这期间的每次核试验，这个后来被空军誉为"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一直参与其中，在对穿越核爆蘑菇云取样飞机的检测、洗消等方面都起着无可替代作用，在对核爆的观测，爆区的检测，也做了大量工作，为科研单位提供第一手的试验数据。

随着我国大气层核试验的结束，这个英雄的连队也完成了使命。虽然连队的建制撤销了，但连队的历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马兰场站、马兰核试验基地，罗布泊核试验靶场，却深深地铭刻在从马兰场站防化连走出来的曾经的军人的脑海里，成为他们一生引以为豪的荣光。虽然岁月无情，会冲淡许多记忆，但这一段经历，这一段岁月，却真的难以忘怀。

这里选录当年马兰场站防化连老军人陈书昌、王玉华的回忆片断，或许能让那时的你我勾起更多美好的回忆，也或许能让后人多少了解我们那一辈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的那一幕！

　　1967年上半年，防化连从东北沈阳调来马兰场站，王兆来、任玉璞等老兵在当年住的地窝子前留影

1969年入伍，曾任马兰场站防化连排长后参与组建空九军防化二连(即后来的乌指直属防化连)的陈书昌同志，对在马兰的那段岁月可以说是一直铭记心头的。近年来，随着关于马兰的回忆文章增多，他也不时地在战友群中讲述在马兰场站服役期间的那些经历以及所在连队执行核试验任务的点点滴滴。这里选录的是他的部分回忆。

一一我于1969年初入伍到马兰，就分在马兰场站防化连，一直到1976年参与组建空九军防化二连时才离开，在马兰场站待了将近八年时间。这期间，应该说还是马兰场站处于初创阶段，生活设施极为简陋。记得我们连当时就住的地窝子，冬季烧着碳炉取暖，夜里还冷得很。就在这样艰苦条件下，我们连既要进行强度很大的防化专业训练，又要担负场站派给的或临时分配的夜间给弹药库、给机场飞机站岗的任务，时不时地还要在执行核试验有关任务间隙担负场站分派的繁重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比如建造那个宏大的地下飞机库。虽然如此，当时连队的精神面貌却是非常好的。无论是日常的专业训练还是执行核试验的有关任务，亦或参与场站的基本建设，干部战士的工作热情都是高涨的，没有谁怕苦怕累的，没有谁对任务中的核辐射伤害人体有畏惧情绪的，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场站对我们连的评价一直是很高的。

如今，40多年过去了，那些不平凡的岁月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难以忘怀。说实在的，要翻腾起那些年的事儿真的很多，但要说印象最深的，应该是1974年7月17日的那次低空氢弹核试验。记得当时我刚从总参防化学校学习回来，就赶上连队传达上面指示，进行执行这次任务的动员。进行战前动员的是王怀道指导员，会上还点名要我和防化教员张德歧同志承担这次任务前的集中训练工作。在防化连待过的都了解，防化专业涉及的知识面是很广的。要适应战备需要，要完成好属于我们防化连执行核试验任务中的工作，必须要熟练掌握防化装备，特别是有关仪器操作方法。同时还要拓宽一些知识，如核原子方面、化学方面、包括气象学、军事地型学等。当然了，执行的任务不仅艰苦还有风险，为降低风险，执行任务中要全副武装，穿着厚厚帆布的防尘服、戴着密不透风的防尘面具进行操作的。所以准备工作的重头戏是体能训练。记得每次长跑训练中，歇下来后，每个人的防尘服内积存的汗水都会倒出许多，全身衣服湿透象是从水中捞出来似的。还有戴着防尘面具长时间训练，不少同志耳朵都磨破出血。就这样，没有哪个同志退缩的，仍然顽强坚持。因为这次是我参与负责全连战前训练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当然，上级也体谅我们连官兵的辛苦，我们的伙食标准也比场站其他单位高，说是让我们补充体能。

对参与这次核试验任务印象深刻，不仅是战前训练，还有这次我是近距离的接触爆心进行侦检作业。我清楚记得，1974年6月17日，我随侦察组乘北京越野吉普车在距爆心约20多公里处集结待命。与此同时，观察组选址架起了观察仪，淋浴洗消组在指定地点开设了洗消检查站。“零时”(指爆炸时)前，核爆指挥部架设的高音喇叭，每隔一段时间就播放着起爆的有关情况及临战人员注意事项。接近“零时”一分钟，指挥部通过大喇叭播音，要求每一个进入现场人员都要戴上高倍黑色眼镜和耳塞，以防光辐射和冲击波声音伤害。

“零时”一到，一道闪光划破万里长空，天空中出现像太阳似的火球，闪闪发光，并逐渐上升变成银灰色渐渐暗下来，又过一会儿，远处传来隆隆巨响，好似春雷滚过大地，火球温度骤然下降，它吞食了周围大量尘土和沙石，使之溶化成棕褐色的烟云，烟云继续上升增大，升到几十公里以上的高空中，就如一个硕大无比蘑菇似的烟云。我们抬头望去，就像压在我们头顶上。这时从我们马兰机场起飞的歼六取样飞机飞过头顶，依次穿越蘑菇云。我们侦察组也在起爆约十多分钟后乘着装有辐射测量仪的吉普车按预先设定的路线向爆心冲去。当测量仪器中发出密集响声，仪表针指向0.5伦刻度时，这就发现了沾染边界，司机当即停车，我们从事侦察的同志就下车，用带有铁杆小红旗插在地面上进行标志，以后每前进100米都要插上侦察标志。这一次，我亲眼见到爆区各种效应物遭到损坏的情景，正在燃烧的倒塌房屋和燃烧的电线杆子，各种损坏严重的预先布置的测量装置。还有地面上的尘土和沙石及爆后的溶渣被冲击波抛向周围，使行进道路异常松软。此时我们就像是闯入了看不见的"刀山火海"和听不见的"枪林弹雨"中。

我知道，那爆区强烈的射线在穿透我们的身体，伤害着体内的细胞，而且越往爆心前进，沾染程度越高。当我们随身携带的个人剂量笔允许剂量上限时，我们便开始返回，司机迅速调头，猛加油门，驶离沾染区，进入到冼消站。通过对人员装备测量检查后，车辆得到冲冼，人员经过淋浴洗净换上干净衣服才回到驻地。期间把测量数据上报指挥部，所担负的任务也就结束，几个月的艰苦的集中训练也就为了这几个小时紧张而又高风险的工作。

　　1969年夏，刚入伍的陈书昌（本文撰稿人之一）在马兰场站防化连厨房前留影

　　这是1971年底因未能投下又拖回来复查的核弹(那位立大功的强5飞行员叫杨国强)

1969年入伍就分在马兰防化连的王玉华，在《有一个地方叫马兰》电视连续剧热播期间，也勾起了在马兰场站防化连服役时一些经历的记忆。并把这些零星回忆整理成文一一《我的从军之路》。这里也选录了其中一节，主要记述他执行任务后生病住院的一些事，从其独特视角记录让他自已以及连队战友难以忘怀的那些岁月。

一一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期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或两次核试验，我们连也基本上每年都有核试验方面的任务。但对我们连来说，执行这方面仼务也并非都要到罗布泊地区，即并非都要“进山”。比如说1971年底及1972年春进行的核试验，我们连的任务就是给穿越核爆蘑菇云的飞机洗消，洗消地点就设在飞机场西南角一个专用的停机坪上，与我们连曾参与修建的宏大的地下飞机库间隔着宽阔的飞机跑道，离我们兵营驻地仅有三、四公里远。事隔近半个世纪，之所以还能有点印象，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这次核试验期间，曾在我们身边发生过令人惊魂的事情。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两次核试验都属于空投试验 。其中很大成份是测试使用我国当时改装的称之为“强5”的轰炸机携带核弹并进行投掷情况。但1971年底的那一次却出了问题，“强5”轰炸机携弹进靶场（罗布泊）后，飞行员启动投弹按纽，结果抓住核弹的挂钩打不开，核弹投不下去。飞行员边在靶场上空盘旋边跟指挥部联系。为保证飞行员人生安全，指挥部最终决定指令飞行员到指定地域跳伞，放弃飞机与核弹。当然，这将意味着这次试验失败，不仅实验目标无法达成，还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以及难以想象的后续问题。而这位飞行员没有去考虑个人安危，竭力说服指挥部，要求携弹返程。后来，指挥部同意其要求，飞机在我们马兰机场携弹降落成功。这些情况，我们当时是一无所知。在接到通知要求机场及军营所有人员迅速进入地下飞机库，听得机场的警报声尖锐的鸣叫时，我们都以为是场站在搞战备演习，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战争危险时刻存在。事后得知是核弹被“强5”携带在这儿着陆，与我们擦身而过，大家都是面面相觑。　　

在接下来我们在对穿越核爆蘑菇云的飞机洗消的那几个月里（中间好像有间隔），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件事：猜测那核弹是在哪里装机，又如何挂在“强5”轰炸机的机肚下面的；猜测这抓住核弹的挂钩怎么会打不开，飞行员当时是怎样的心情；猜测飞行员要求携弹着陆，除了顾及完成任务、顾及国家财产，对平安着陆到底有几分把握；猜测如果着陆时一旦发生意外核弹爆炸，我们的机场、我们这些藏在深深的地下飞机库的人们会是怎样的情景；……在种种猜测同时，大家一方面感到惊心动魄，一方面深深地为这位“强5”轰炸机飞行员的艺高胆大而感动。我依稀记得，我们连执行这次洗消任务比挍顺利。虽然这项工作有一定难度，也有一定风险，但当时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无论是老兵还是新兵，都热情高涨地投入工作。早春的南疆，寒气逼人。我们穿着棉衣，套着防尘服，戴着防尘面具，这本身就极笨拙，还要在水龙头冲洗后结着薄冰的高大的飞机上爬上爬下，并不停地测试、擦洗，那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还有污染对人体的幅射伤害问题，不仅飞机穿越蘑菇云时沾染的灰尘有伤害人的射线，而且这专用停机坪本身也因历年的洗消积累较多的放射性污染物，在这儿停留时间越长，对人体幅射伤害越大。但在当时，好像没有谁在乎这些，而是一门心思地去做好自已的工作。一线的同志在苦干，在后方的炊事班同志也没闲着，为保证大家的体力，他们想方设法地改善伙食，以至于刚入伍不久的江西籍新兵跟我们当年一样，不住夸赞说连队天天过年。

这次任务期间及之后，我的鼻子出血开始频繁。因为过去就有过这毛病，老家那里人称为“沙鼻子”，加上南疆少雨，气候异常干燥，所以也没当回事。但当时在连队负全责的指导员（连长调走，暂缺）关心我的身体情况，任务一结束就派摩托司机送我去546医院(基地医院)检查。这位摩托司机是陕西人还是四川人，我已记不清了，但我却记得他非常活泼，非常健谈。他肚子里的小道消息特多，什么124团（驻扎在马兰场站南边、靠近博斯腾湖的工程兵）最近发现一个河南郑州来的兵是女扮男装，入伍己有两年了，除副班长之外其他吃住在一起的人都不知道她是女的，活脱脱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花木兰；什么......他眉飞色舞，边快速行驶边卖弄他的趣闻，丝毫不知危险在逼近。摩托车向东行驶到离马兰基地总部不足五公里的一处十字路口，这时一辆由124团方向向北行驶的卡车快速冲过来。我坐在摩托车右边车“斗”子里，一眼看到右边来车，赶忙提醒他。他为避免撞上，急忙向左打方向，可能太急了，一下子把三轮摩托车开进路边沙石地上并翻成底朝上，我被甩到红柳丛上，手、脸都被划破了，鼻血也流不止。他老兄更狼狈，一头扎在沙窝里，后来发现他不仅嘴鼻皮肉开裂，血迹模糊，而且下巴变型，以至被救起后连啍都啍不出来。是场站汽车连的司机发现了我们，把我们送到医院，我是当天被医护人员处理好伤口和鼻流血，开了些药跟场站的车子回连队，而他却住了二十多天的院。后来大体上伤好回连队，说话也不清楚了。连里不再安排他开摩托，到年底就退伍了。

尽管出现这次事故，为此后怕了好一阵子，尽管这一时期身体也在不断出现状况，但这一年对我来说，也还算是幸运年。一是家里来信说，由于军属的工分补助较多，近几年家里不再“过支”，而是从生产队能或多或少地分些钱，堂屋（面朝南的主房）今年春天翻盖了，虽是土墙，但上盖已不是稻草而是瓦；还有弟妹己不是五个，而是六个了。二是连队支部把我列为建党对象，很快将会解决我期盼已久的入党问题。这在那许多年轻人对党、对党的领袖极其崇敬的年代，入党不仅是意味着进步，也是很荣耀的事。三是下半年连队又在新战士中选了一个到连部当文书，要我带一段时间的同时兼任一排一班班长。这很可能是连队也把我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呢……总而言之，我当兵的第四个年头，展现在我面前的还是比较美好的前景。

正当我在编织着自已的美好愿景时，身体又发生了新的状况。1973年春，我从546医院门诊部开来的治关节疼药服后发生异常反应，先是抽搐，接着四肢出现瘀青，连队连夜把我送医院。医生要我住院观察诊治，后来好像是诊断为过敏性紫癜。这次住院时间不算太长，我隐约记得好像是二十几天。但也许就是这二十几天，己悄悄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这期间，连队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重点培养对象有几个同时提干，其中有两个也像我一样的是我们一起来马兰的所谓小臭知识分子（高中生）。二排长来医院看望我，告诉我这个消息。同时好像他也絮絮叨叨地劝慰我不要有思想包袱，当务之急是把病养好。怕我寂寞，他还把他的一本从不示人的宝贝古诗词小册子从黄挎包里掏出来塞给我，说是治病期间看着解闷。

这年夏天，我再一次进山执行任务，当然了，这也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后一次参与核试验事业。出发前，指导员也考虑过我身体情况，想让我留下。但我感到除了有时有点疲倦外，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通过住院治疗，四肢的瘀青基本消失；鼻流血虽时有发生，也能采取措施及时止住；以前一度严重的关节炎现在好像好多了。另外，从工作上考虑，我担任一排一班的班长虽不到一年，对班里情况也有大致了解。由于我们连这两年新老更替幅度较大，班里熟悉业务的老兵已很少了，大多数都是近二年来的新兵，又赶上场站连续不断的“深挖洞”，缺少较扎实的业务训练，从而骨干力量欠缺。我虽在连部待的时间比较长，在实际操作上比不上一些老兵，但我毕竟也经历过几次任务，对这些业务多少都了解。所以我向指导员表示，还是希望进山去，如果身体状况不行，我还可以对班里的新战士起点指导、协助作用。

1973年6月下旬的这次核试验好像也是空投试验。我们连队的任务是一排组织三个小组乘车带测量仪器爆后进污染区搞测量；三排组织几个观测小组（具体几个组记不请了）在指定地点进行观测；其余的所有人都从事洗消作业，在洗消场地为从核爆污染区执行任务出来的人员连同车辆、仪器等清洗沾染的放射性灰尘。我领着其中一个测量小组进核爆污染区，开吉普车的是那个当年送我上莱地的副班长现在的汽车班班长。除驾驶员外，我们小组是三个人，我抱着测量仪，另两个新战士管记录数据什么的。近距离的看爆区，也就是一眼望不到边起起伏伏的灰蒙蒙的沙土地，其他看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按指定区域开车往里进，边走边进行放射性“底数”（剂量）的测量。测量仪不断发出嗄嗄声，仪表上的指针也开始慢慢移动。由于爆区的土质越来越松软，车子要打什么加力前进。不知怎么搞的，车子猛冲向前，我刚要叫驾驶员开慢一点，突然我抱着的仪器呜叫声加大，指针一下转到底，放射性“底数”到底是多少，仪器上已反映不出来。我急忙叫驾驶员原路退回去，可是吉普车转方向后却陷在很深的浮土中走不动了。我们几个慌忙下车帮忙推，折腾一会，总算从核爆污染区走了出来……我心里明白，这次是深受那个什么射线的伤害了。 回马兰场站后，连队还一直为我们进入核爆污染区的成员单独开“小灶”，以增加营养。虽然我们中多有疲倦、嗜睡等状况，但他们几个的症状很快就消失，而我则无明显改变，甚至还伴有鼻流血不易止住的现象，继而又发现四肢有出血点，于是我再一次地住进了546医院。

　　1973年秋，王玉华(本文撰稿人之一。1969年入伍)在基地546医院病房(同在一起住院的病友为其摄影)

这次住的也是上一次住院的病区，叫做外二科。入院后，通过初步检查，诊断为血小板减少症（正常值是十万到三十万，我当时只有五万左右）。但血小板这个具有什么凝血功能的玩意为什么会减少，医生说还有待于对我进一步检查与观察；而如何对此诊治，医生也一时没有明确说法。反正入院后每天三次都吃一小瓶盖药丸，其中有一样就是维C。后来又增加了中草药熬制的汤药，熬药的护士说里面有藏红花、红栆等。不长的时间，我在同病室中的病友的交流中已大概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病区住的病人大多患的是这样那样的血液方面的病。这类病属于慢性病，特别缠人，有的病号已多次入院，一次性住院时间长的已达半年左右。怪不得每次查房，我问主任医生，回答都是千篇一律：不要着急，慢慢来。可是，我又怎能不着急呢。如果说上次住院失去的是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意味着我的从军之梦可能很快终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当时，如果不能提干，到期限就要走人。而这次住院，如果医生老是找不到病因，如果老是找不到有效治疗办法，那我就不仅仅是解甲归田，而是能不能走出546医院，或者即使走出，又如何去应对新的生活的问题。…… 我现在已无法描述我这次入院后的心情，只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心头，整天呆在病床上，脑子里乱糟糟地在想着过去与未来。……病房的病友有几个总劝我，不能总闷着头，摊上这类慢性病，忧虑也没用，只好坦然地去面对，相信医生，积极配合治疗。这些病友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有的患的血液方面的病如再生性障碍贫血之类的比我这还严重，但他们总体上看，确是比较乐观，治疗之余，不是帮助护士打扫卫生，就是到排球场上打排球，或是三五成群，在室外散步吹牛。来自三部(科研所)的那位病友还总是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好的环境，又没有工作上的压力，衣食无忧，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要说546医院的环境，还真的不错，至少说在马兰基地应该说是最好的。医院处于乌什塔拉小镇与我们连队（当然也有其他部队）开垦的菜地之间，那条我熟悉的从天山里流出雪水的小溪就从其东边亦即门前经过，河岸边的人工栽植的树木己经形成气候，把医院的大门两边遮蔽起来。医院北端是家属区及医院男女兵的宿舍；南端是门诊部及病人住院的病房。门诊部等用房与病房东西相对。病房西侧一溜儿都是排球场，排球场西面是占地面积较大的人工林，里面有供休闲用的水泥浇筑的桌凳。出林往西南稍高的周围生长着一窝一窝骆驼刺的那沓儿是一片墓地（病号们戏称其为547），墓地再向南低洼处接接连连就是乌什塔拉小镇居民的集体耕地。每天晚饭后，我们病房以及其他病房的病号就会三五成群地在人工林中漫步。在这儿，大家交流自已部队的情况，交流着执行仼务的体验，也交流着各种各样的奇闻轶事。尤其那位三部病友，他肚里的东西比我们连以前那位开三轮摩托的还要多。比如说林彪与前一个老婆（张梅）生的女儿叫林晓霖，曾在三部待过，早请示晚回报时一说到林副统帅她就撇嘴，还说什么瘦的那样还永远健康，有同事向上级反映这情况，不久就被转走了，大家都不知怎么回事。九.一三事件后才有人说出来她就是林彪的女儿。……比如说别看我们科护士长整天面带笑容，叫人有亲近感，实际她心里也苦得很，去年她的飞行员丈夫驾机降落时冲出跑道起火，火虽被拍灭，但人己被烧伤毁容。……比如说科里那个最勤快的医务兵，她是这科室当医生的姐姐护送病人牺牲后作为英雄的妹妹特招来的，现在她母亲为了外甥孙女，正劝她嫁给比她大十多岁的姐夫呢，她姐夫也在我们马兰。……现在我一回顾起那一段时光，总是想到这位病友。他不仅八卦多，正经的东西也不含糊。当时病房提供两套书让病人治疗之余阅读，一套是《红楼梦》，一套是《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书，都是当时高层倡导阅读的（当然主要对象是高干）。前一套是为了弄懂什么封建社会，后一套是为了识别那些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在他的不厌其烦的劝导下，我真的把这些书一字一句读完，虽然肤浅得很，但毕竟开阔了眼界，滋长了兴趣。读书之余，在这位老兄影响下，还学会了玩排球。虽然那时我的个头已长高，但我学不会排球扣杀，而且也嫌这组织扣杀麻烦，专练一次性推过去，而且越来越稳准狠。每次科室之间排球赛，科里（外二科）只要叫我上场，她们那些队员尽管闲看，我能把对方推得人仰马翻。但这是那位三部老兄最不待见的，说我这是歪门邪道，而且几乎都是什么“迟球”。不过科室队员却都喜欢，说只要能打赢就行。我的这些越来越活泼的举动，据说也增强了主任医生的自信心，他不断调整我的用药包括中草药，在住院的第三个月，我的血小板缓慢上升到七万多。四肢出血点明显减少了，身上的气力好像也在增加。主仼医生私下总说是奇迹，病友们也都替我高兴。这让我，对生话，对未来又燃起新的希望。……

　　这是对本文统稿的孙学文同志。他是山西大同人，1979年入伍，曾任马兰（村）场站防化连文书。



虽然我们回顾的那些岁月已渐行渐远，而且如果不是那电视剧的热播，许多人压根儿就不知道有马兰这么个地方，压根儿不知道那儿曾有着许多人为共和国打造护国重器而拼博过。值得马兰人欣慰的是，共和国设有忘记我们。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如今，神州大地，很少有人不知道马兰这个曾经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很少有人不知道马兰人曾为我国的核事业做出的如许贡献。不仅是电视剧，越来越多的这方面的回忆文章，都在告诉人们，曾经的那些年，我们马兰人像马兰花一样扎根戈壁滩，克服了诸多艰难困苦，忍受着与外界隔绝的孤独寂寞，漠视着潜伏在身体里的危险，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里挥洒着爱国的豪情和护国的坚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国家面临何种危机，精神不倒就没有屈服没有屈辱，这是历史和现实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如今，马兰人书写的动人故事已经凝聚成了“两弹一星”精神，成为了中国精神一部分，它融汇到了华夏文明血脉的洪流中，并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动力之源，成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砖和瓦。我们这里选录的回忆片断，也无非是把我们马兰场站防化连的硬骨头精神，把我们马兰人的拼博精神再诉说诉说罢了。

　　二0二O年三月一日完稿

撰稿:陈书昌、王玉华

统稿:孙学文、王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