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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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二月二都过了，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解除。每天上班，爱人依旧坚持给我带午饭，一两个岳母蒸的馒头，外加一节香肠、一小块咸鱼或者三四片小咸菜，简单方便，美味可口。吃着馒头，就着小菜，我不禁回想起几十年前在老家上坡拿饭的情景。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生产劳动多采取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模式。为了节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不论春夏秋冬，社员们的午饭大都由专人从各家各户敛起来送到田地里。到了开饭的时候，社员们各自拿了自己的饭菜，或蹲在田头，或靠在堰边，三下五除二，很快就解决问题。当时有句顺口溜叫“干净麻利快，吃饭不用菜，两个破煎饼，坐坐就起来”。其实，那时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宽裕，上坡拿饭好点的是煎饼，有的是窝窝头，还有的是熟地瓜；菜大多是时令蔬菜，反正除了白菜是萝卜，地蛋也是家常菜。由于社员们下力大，出汗多，盐分流失快，家人拿饭时总忘不了给他们切上点自己腌制的各色咸菜。从饭菜的孬好，既能看出各家各户的生活状况，也能比较出谁家的女主人心灵手巧饭食好。所以，如果谁家拿的饭菜不像样，那他一般都是等别人拿完了，

才去篮子里取自己的饭菜。好歹大家的日子都是席上地下，谁比谁也强不了哪里去，再说都是乡里乡亲，谁也不去笑话谁。东沟子里的二爷爷生活比较讲究，红辣椒、翠萝卜，腌好了盛在一个陶红色的容器里，既讲究，又卫生。那陶器圆滚敦实，上面还有盖，问了父亲才知道那叫“咸菜瓯子”。开水通常是用大黑铁桶装着的，为了不至于寡淡无味，善良的女主人常常在水里面放一把小米、绿豆或者高粱啥的，让水变变颜色，增加些粮食的味道。接近中午时，远远地看见送饭的妇女，一头挑着盛饭菜的提篮，一头挑着装饭汤的铁桶，颤颤悠悠地从山间小道上走过来，社员们的肚子也开始咕咕乱叫了。一年到头，有两个特殊时期，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是管饭或管菜的。一是麦收时节，由于抢收时间紧，再说新麦子也马上下来了，为了提高大家的劳动积极性，改善一下社员们的生活，集中抢收的那些天，生产队里一般都从镇子上的馒头坊里买来大白面馒头，配上供销社里腌得通红通红的疙瘩咸菜，集体在麦田里吃午饭。当然，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往往由老师们领着去帮生产队拾麦子，顺便蹭两个大白馒头解解馋，自然是欢呼雀跃，回味无穷。再是秋冬二季，秋收秋种都忙完了，村里也不让社员们闲着。尤其是农业学大寨那些年，各村不是挖田造地，就是兴修水利。天气冷，劳动强度又大，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一般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各队都在田野里向阳避风处支起锅灶，集体熬萝卜、炖白菜，给社员们提供点热

汤热菜，暖身子，御严寒。我们这些馋嘴孩子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去凑热闹，跟着大人们去蹭点油水。一份菜里面怎么也有三五小块炼得黄灿灿、连肥带瘦的鲜猪肉，点缀在白生生、绿油油的白菜或萝卜里面，好看又诱人。当然，只要孩子们跟着，大人们一般是不舍得吃的，都夹给了早就垂涎三尺的馋虫们。孩子们放进嘴里嚼了又嚼，吮了又吮，咋也不舍得咽，那份肉香馥郁了童年，馥郁了记忆，馥郁了过去的酸酸甜甜。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解散了，集体拿饭的情形也就没有了。这时我们也都长成十四五岁的少年，算半个劳动力了，假期里也能帮助父母推车子、挑担子，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分田到户，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劳动，时间比较从容，除非过麦、出姜等稍微紧迫的农活，各家上坡一般不再拿饭，也就少了在野外就餐的机会和快乐。我们村有生姜种植的传统和历史，八十年代以后，各家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每年霜降过后的出姜就成了乡亲们最隆重的活计。既有天气不等人的紧迫，更有一季姜胜过三年粮的金贵，家家户户都马虎不得。再加上这时白天特别短，屁股还没调过来，太阳就要落山了。为了省时间赶进度，大家午饭都在姜地里吃。也不知是什么原由，本来是一样的饭菜，拿到荒郊野外的田地里去吃，就感觉格外香甜，格外有滋味。是空旷的田野改变了心情，是扑鼻的姜香刺激了味蕾，还是顺手从地里拔的那棵小葱、从堰上摘的那个辣椒增进了食欲，至今不得而知。童年的笑声仿佛还在耳畔，回首已是鬓生华发。日子总在一日三餐中循环往复，穷也好，富也罢，只要衣食无忧，无病无灾，就是好光景、好日月。祈愿疫情早日过去，还华夏大地朗朗乾坤。春天来了，田野的风在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