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的伤口

顾桐

引言：我们所做的努力与所做的一切，都在于深刻的改变：真实、信任与尊严。而根本，是为了孩子。为他们免于无助、孤独与恐惧；为他们不因我们的自私、麻木与冷漠而带来的苦难。

（下图为六岁男孩（图片取自于网络）。）

已近三月的北方太原，天气逐渐温暖起来。虽然，时有雨雪交集，隔窗望去，杨冠柳梢已生朦胧绿意。自然的春天，不因封城闭户而停下脚步，在人心还未消散的不安中，坚定并如期到来。

小区还是封闭性管理，大多时间，我仍是窝在家里，关注着疫中江城和鄂省的冠毒情况，想从惊悚文字的日趋平缓与冰冷数字的不断消减中，得到渐进的不可逆转的喜悦。毕竟，只有这片土地上的真正转机，才可以带来所有土地上的真正生机。我们大约可以深刻认识到，个体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在凶神恶煞般的大疫中，所有生命原来是一个不可以分割的整体。

然而，艰难竭厥，至为缓慢。从我所信赖的一些传递真实的自媒体（如身居当地的女作家方方的《疫中日记》）和秉持良知的公媒体管道中，除一些坚守与等待、褒扬与鞭笞的文字外，不断涌溢出的仍是一个个具体的苦痛与悲伤。

2月20日，一位准新郎的医生彭银华被病毒感染，殉职于抗疫岗位。他年仅29岁的幸福脚步停留在婚礼殿堂门口，永远没有跨入进去。紧接着，2月23日，一位身为年轻母亲的医生夏思思，亦被冠毒侵袭，也以29岁的生命殉职于抗疫一线。留下两岁的孩子，还在等待妈妈下班回来。两位医生，与我们一样，都具人生最为柔软的一面，生离死别不过转瞬之间。他们的猝然离去，令人痛惜中，也反映了疫情的仍然凶险和抗击的仍然艰难。

伤逝似乎一直是这段时间无以排谴的主题，而伤感也直击心灵。在疫情覆被生灵时，存在的悲伤故事或只是无意间的掀开一角。是2月24日的十堰市，一座位于汉江边上以生产大型汽车而闻名的城市。为消除隐于角落的毒疫隐患，社区启动了深入每一户的普查。当社区人员敲开一户家门时，只有一个稚气未脱（后确认是六岁）的小男孩站在门口。问：“家里还有人吗？”“有，还有爷爷。”“爷爷呢？”“死了。”社区人员奔向里屋，在卫生间里见到了老人已经僵直的遗体。又问男孩：“你为什么没有出去？”“爷爷不让，说外边有很厉害的病毒。”在一问一答中，社区人员还知道了男孩是以家里所存的一些饼干，度着爷爷不在的日子。懂事的孩子，并未忘记给“睡”熟的爷爷盖上一件薄薄的衣裳……

在无以言说的痛切中，首先应该感谢社区人员还算及时的发现。如果……如果……一个幼小生命将归于饥饿的寂灭，而成为大灾害中我们不能察觉的一个次生的数字悲情。两天来，我一直努力拒绝再读这则令人心碎并难止泪下的消息。而我又不得不复述于此。不为别人，是为着自已挥之不去的刻骨铭心的一幅画面：一个六岁孩子守在爷爷的尸身边，嚼着饼干，度过的几个黑白交替的漫长昼夜……

孩子，别哭。该哭的是我们。不仅是为着年仅六岁的你，所经历的与你幼小年龄并不相称，而构成巨大落差的苦难，是为着这一片天灾交织人祸的土地，在这个春天，对你失于呵护并难于消解的深深耻辱！

对于湖北，对于武汉，对于十堰，我所知甚少，实地感知几乎为零。“踏”上这片土地，仅仅是前年我去三亚度假时，飞机经停汉口的半个小时。而其实，我的双脚并未接触地面，只从舷窗边看了一眼大同小异的机场而己。但，这个春天，他们如此的逼近于我，被疫毒缠绕的生命真切而鲜活……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科技昌明的今天，我们与他们并不遥远，飞行距离仅为1小时55分，动车距离不足6小时。他们于疫中的生命故事，只在我们的眨眼之间。

毒疫猖獗，处于疫中的人们还在苦待拐点和肩于使命的人们还在拼死前行。然而，大江东去，泥沙俱下，疫情激发人间善良也映照鬼域丑恶。的确，一部沉重的历史并不能阻止惯性而滑，而久处物质的欲望之中，也使我们失却了精神的守望。环顾疫中，不无悲哀的看到“精致的利已主义”与“粗陋的利已主义”，并驾同驱如影随形。尼采说，上帝死了，弗洛姆说，人死了，分别表达神祗的不察与俗世的不争。而我想到的是灵魂死了。每个自我的精明、取媚、失耻等，都构成社会疫变的最大宿主，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仍然想到的是这个六岁的男孩，从他身穿防护服佩戴口罩隐约露出双眼的图片中，我读出的是至痛。是的，他不应只是我们不能止溢的一时泪腺，而是难以弥合的一个伤口。我想说，我们所做的努力与所做的一切，都在于深刻的改变。其根本，就是为了孩子。为他们免于无助、孤独与恐惧，为他们不因为我们的自私、麻木与冷漠而遭致与死亡相伴的巨大苦难。

孩子，请穿的严实些，让毒疫不侵。走进春天时，你再绽开如花笑脸。而我们，将记住你这六岁的伤口，永远……

（屏上直写，错谬不免，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