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中的记忆——（一）

酒仙

　　我平时爱收集些日常生活中自认为有意义的小物件。这点随我父亲。或临时起意，或坚持始终。全由心而藏，而无一定之规。有的收藏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如从小至今的集邮；有些藏品则不在于其外在的价值，而是要用心去感受其传递出来的浓浓的亲情。如长辈们为我留下的儿时的成长记录。多年来，我的感悟是，收藏就是收藏一段经历，收藏一段回忆，收藏一份感恩。当老来面对它们时，会有些许的激动、些许的欣慰，则足矣。

　　这两幅条幅是我二叔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赠送给我父亲的。是苏局仙老先生分别在108岁和110岁时写给我奶奶和二叔的。父亲生前交由我们兄弟二人保管。

　　苏局仙（1882年1月1日至1991年12月30日），是苏东坡第28世孙。字裕国。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人。是晚清最后一位秀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喜书法，爱作诗。众多墨迹被博物馆、纪念馆所收藏。在书法界登上了北孙（墨佛）南苏（局仙）的高峰。

我二叔叫杜秉权。二叔一生命运多舛。反右斗争时，被错误的划为右派 。被下放到农村放牛，受尽了生活的磨难。二叔性格随和，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无防人之心。兴趣广泛，嗜书如命。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曾送过我一本《东周列国志》（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冯梦龙编著，1040页）。它陪伴我一起度过了那不堪回首的知青岁月，给单调枯燥的下乡生活带来了些许的慰籍。

二叔退休前在常州师范学院教书。是《江南诗社》的会员。常有诗作发表。他不谙世事，一心学问。以文交友认识了苏局仙的儿子，后与苏老先生相识，成为忘年之交。

　　这是我二叔在1988年为苏局仙老先生生日所赋。

　　这两本《江南诗社》刊物上刊有我二叔的诗作作品。在刊物的目录中，可看到刘海粟、江渭青的名字。

　　这是当年二叔送我的《东周列国志》

　　这是我外公存世的唯一一张照片和玻璃底片。外公谈毓清解放前在上海工作，1932年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年仅29岁。

　　玻璃底片是父亲用写有：岳父照片底版（照仅存一张）的纸条包裹后，又用写有：给康康的纸包裹后保存的。（康康指我）玻璃底片在我国曾被广泛使用。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产胶卷问世后，它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据说，现在在民间已很难见到了。我将遵循父亲的遗愿，好好将它传递下去。

　　这是我好公（外婆）的印章。是留给我不多的念想之一。好公为我们兄妹三人操劳了一生，却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子欲养而亲不待”，只给我留下了一生无法弥补的缺憾。

好公28岁守寡。依靠她当小学教员微薄的薪水，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我姨还是遗腹女。期间，她所受到的生活上的磨难和世俗的偏见，是旁人所无法感受到的。

解放后，为了照顾我，1951年暑期，好公辞去了在家乡敎员工作，来到了饮食习惯、语言、气候等方面对她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辽宁省阜新市。开始了漫长的辛劳的岁月。我国的退休养老制度是从1953年1月开始实行的。为了我好公一生未能享受到退休待遇。

　　这是好公抱着十个月大的我。

　　第一张照片上的解放军名字叫何泽尤。第二张照片上的解放军叫左伦。是我十岁左右认识、交往过的二位解放军叔叔。当年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阜新当地服役。每逢休息日，时常会来我家玩。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何叔叔用弹弓帮我打家门口沿马路边大树上的麻雀。（那个时候麻雀还是被误定为“四害”之一。“子弹”是用黄粘土搓圆晒干做的。当年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都热衷于四处寻找黄粘土窝子，搓子弹，乐此不疲。）可能是何叔叔拉弹弓的手下压的太厉害了，“子弹”射出时划破了他拿弹弓手的虎口。他马上用唾沫抹在了伤口上，笑着对我说：唾沫能消毒。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唾液有消炎功能。后来，他退伍回到了四川老家。我们曾通过一段时间的信，后来慢慢就失联了。前年，我还曾和家住四川成都的同窗好友开玩笑说，我真想在四川登报寻找何叔叔。如今，何叔叔如仍健在，也将是一位耄耋老人了。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我这个曾经的小朋友？。左伦叔叔后来退役后，听说是回到了沈阳。我们之间没再有书信来往。

　　这是1962年11月8日何叔叔写给我的信和送我的过年贺卡。被父亲细心的保存下来了。

　　这是何叔叔寄给我的信。重温来信可以看出，何叔叔是收到我的信后，当天就给我写了回信。并在信中称不谙世事的我为您。让我看到了他内心的善良和待人的淳朴。

在信中他写道：小朋友，我在11月8号收到你的来信，展开一看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愉快，知道小朋友现在一切情况。…………希望你再接再励，学出更好更优异的成绩…………希望你要多买一些革命书来看，加快自己的进步。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

　　这是我从3岁半到19岁时，在阜新市矿务局总医院就诊的病历，共23页。感恩长辈们的精心保留，才让我有了今天与它的交流。为了做这个美篇，我也是第一次认真的翻阅了它的全部内容。印证了我记忆中的一些事情。如我曾在小学同学群中回忆说：自己曾和一位同学在教室门口迎面相撞，上嘴唇破了，出了不少血。病历上有如下记载：1959年10月11日，今1时左右被别人碰伤，上口唇被牙硌破，肿痛。上药。如：我在2018年3月28日写的美篇《我的好公》中曾提到过，我十岁那年，肚疼难忍，幸亏好公急叫母亲送矿务局总院，才避免了阑尾穿孔。病历上有如下记载：出院记录。患者杜康，男性九岁。1958年8月1日因急性阑尾炎而入院。入院后行手术切除其阑尾。见阑尾为坏死性。做后情况佳，刀口一期愈合。可以出院。

　　这“本”病历，是由一张张不同质量，不同色泽的病历纸粘贴而成的。以致于为了防止开脱，便于保存，可看出长辈用针线加固过的痕迹。通过它，也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生产资料的欠缺。

      我感恩长辈们为我留下了这本普通而又不同寻常的病历。

　　认祖归宗是中国人特有的情结。它是对家族血脉传承所表现出的一种敬畏。父亲生前曾在1982年5月和1984年7月两次带我孩子回到常州老家。拜见了各位长辈。

　　这张照片就是第一次回常州时，我儿子和我奶奶、父亲（后排左二）及三位叔叔在常州最大的公园——红梅公园里拍摄的。这也是父亲兄弟四人和母亲的最后一张合影照片。照片的背后，父亲亲笔题有：花甲在望，携孙探母，兄弟四人，红梅留念。1982年5月常州。

如今照片中的五位老人都已仙逝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了永久的念想。

　　这两张一直被父亲珍藏的火车票，是祖孙二人第二次回常州时，返程途中到南京母亲的表妹家小住后的回程票。如今火车票犹在，当年的购票人却早已驾鹤西去了。呜呼，哀哉！

　　这是我原工作单位在1990年5月出版的《第六工程处志》。

      地方志，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瑰宝，编撰地方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国家对修编地方志的工作十分重视，每20年就会由国务院牵头在全国进行地方志的修编。1986年适逢修订年。

　　1985年8月，我原工作单位根据上级对编撰地方志的指示精神，组织相关人员开始着手编撰《第六工程处志》的写作工作。我当时在劳动工资科上班。有幸被领导安排负责劳动工资管理部分章节的起草工作。通过查阅单位档案、寻访知情老人和到外地调研等方法，经过几个月的努为，终于完成了初稿。后经处志办的修改、润色定稿后于1990年5月出版。每一位参与者都得到一本，以做纪念。

       上幅照片下面的稿纸，是我当年写的初稿。

　　我原单位是1973年6月，按照原煤炭部的指令，成建制的从江西调回山东的兖州矿区的。为了给写处志补充相关资料，1986年5月，我和裴姓同事被派往江西， 拍照取证当年单位在那里施工过的工程项目和生活基地的情况。

照片上两人合影处，是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原单位机关驻地。

　　这套母亲留给我的《劳动工资文件选编》，对我的起草工作有所帮助。退休前她老人家在兖州矿务局劳动工资处工作。

　　岳父这个内页只有两页，盖有中国人民银行清江支行，东方红储蓄所公章的存折，是1975年开户的。存折的外形尺寸长x宽只有9×6厘米大小。我想，从中也可反映出当年民众的生活水平之低下，储蓄的需求不大，才设计出如此袖珍的存折吧。

        记得我八，九岁在阜新时，家附近有一个小储蓄所。（它可没有像如今的银行那样气派，层层设防，戒备森严，把储户隔离在外）。工作人员和储户同一个门出入，只是在屋子的中间用半人高通长的柜台隔开，柜台一头留有一个开口，掀开上面的盖板，可供工作人员的进出。柜台里面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木制的能转动的多层圆形的装置。储户的存取款信息卡按一定规律竖着放在木装置的高低不一的格子里面，以方便查找。每笔业务都是工作人员在个人储蓄卡片上手工书写的。那个时候储户手里有没有存折？每笔业务完成后，需不需要储户在储蓄卡上签字？我就不得而知了。

     今天， 看着手中这本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存折，回想起当年小储蓄所的门可罗雀和原始的操作方式，再看如今银行的各种高科技和自动化设备的采用，抚今忆昔，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新变化，真令人感慨不已。让我更加感恩和缅怀邓公。他老人家永远活在老百姓的心中。

     这是我当年收藏的报纸。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缅怀之情。

　　这张照片是我和母亲、妹妹一起把家从辽宁阜新搬到山东邹城途中在北京拍摄的。时间是1973年国庆前夕。是住在母亲北京表舅家里的。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款待。我平生第一次在首都北京度过了国庆佳节。这期间，还参观了工艺美术展览，到首都体育馆看了一场佳木斯队对哈尔滨队的冰球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冰球比赛。

我是1973年8月中旬，回到阔别了五年的阜新协助母亲搬家的。父母出于能尽快解决我们兄妹三人的工作问题。才迫不得已做出搬家决定的。当时，我和弟弟在老家农村插队，妹妹在阜新农村插队。那时家里的经济情况捉襟见肘。家在安徽六安的好姨（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叫姨为好姨）常会给我家一些接济。考虑到当时驻地在邹城的兖州煤炭指挥部（现在的兖矿集团）是个新建单位，正在招收各种管理人员，以后招工机会也会多一些。才决定举家南下的。在贵人鼎力相助下，在得知对方同意接收后，父母分别向单位提交了请调报告，几经磨难终于双双先后获批。促成了我家的第二次大搬迁。（上一次是父亲在1950年初，从老家来到了阜新。）

白驹过隙，岁月蚀刻。一晃47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当年的件件往事，谁能想到，自己一生中大部分的美好时光会是在孟子的故里度过的呢？托圣地的福， 感恩命运赐予我所挚爱的孙女，她将是我余生中最大的快乐和慰籍。

　　这是当年的参观券。

　　这是当年母校开具的外出串联的介绍信和在天津时 乘车证和新建里小学的出入证。

　　我第一次外出串联，是在1966年11月初与三位女同学一起去的。计划先到天津再去北京。到天津后，被接待站的人安排到东风区新建里小学。第二天去了南开大学。因水土不服，当晚全身出了很多又大又硬的荨麻疹。时年少无知，不识荨麻疹。误认为得了重病，心中十分害怕。告知她们后就自己先行返阜了。（为此，对她们留下了无法弥补的愧疚）到车站挤上火车，车厢内 早已是人头攒动。后来总算在行李架上抢到了一个“座”位。苦捱了一夜，下车时才发现昨天上错了车，人已到了大连。让我真正体验了一次，什么叫做慌不择路的感觉。

　　照片上的介绍信、出入证、车票等都是到北京、广州串联后保留下的。

　　从天津回到家后，在学校里没见到同学。一天偶遇同学张光宇，一商量决定结伴去北京，上海。11月中旬到京后，我们被安排到百万庄附近的北京110中学。11日，有幸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毛主席。离开北京时，本想去上海。却阴差阳错的上了去广州的火车。车上人满为患。火车一路南下一路停。看见站台上有卖食品的，大家都会从车窗里爬进爬出。经过七天漫长的旅途，到广州下车时，我的双脚已肿得无法走路，幸得光宇的搀扶。我们被安排到了广州市工交干部学校。发给每人一床新被絮，席地而眠。学校里有很多越南留学生，晚上常能借光看到为他们放的露天电影。这在当时可算是享受到了很高的待遇了。开始几天我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黄花岗72烈士墓、中山纪念堂等。后来想回去了却走不掉了。原因是涌入广州的红卫兵人数太多了，火车运力不足。在广州滞留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带去的钱花光了，（出门时，母亲给了30元钱）最后向学校借了十元钱，才得以回家。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人际关系真是令人羡慕。 无凭无据的就能借钱给你，帮你解困。回到家后，我按照学校给的还款地址，马上寄还了回去。这次借款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一个温馨美好的记忆。不禁让人感慨：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够坦诚相见，彼此信任的话，这个社会将会变得多么美好啊！

　　这是当年接待单位发的广州交通图。是专为来穗串联的学生加印的。一晃56年过去了。这张地图也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如今的广州，恐怕很难再找到它当年的痕迹了。

　　这张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粮油关系迁入介绍信》不仅记载了我和弟弟二人在农村的生活轨迹，也承载着我们家那些年里心酸的回忆。

      我是1969年底，被安排插队到金坛县茅麓公社东方红大队花雨山小队的。当时我家六口人，分居在六处生活：好公在常州，父亲在沈阳苏家屯，母亲在阜新五七干校，我在江苏金坛县，弟弟、妹妹分别在阜新彰武县的两个农村插队。当时，父母在生活上、精神上要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因农村的工分太低，我在的生产队，十个工分只有九分钱。兄妹三人的口粮钱都挣不出来。）

     1970年8月，弟弟从阜新彰武县农村调动到了我的身边。从此兄弟二人相依为命，期间在农村生活中所受到的种种磨难，唯有白莲结子，甘苦自知了。

      后来，好公请我们的小叔，把我们调到了常州附近条件好些的安家舍公社綠城湾大队安乐村小队。1971年7月8号，父亲和我一起到金坛县办理了户口、粮油关系的迁移手续。

     1971年7月中旬，我们来到了安乐村。直到1973年4月我们兄弟离开乡亲们返回山东邹城。那时，父亲已先于母亲调到了兖煤指挥部了。暂时先在单位附近的农村租了一间三间平房。分居多年的家人，终于有望团聚在一起了。

　　这是我当年搜集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简报。2016年2月，我曾依据这些简报做过一个美篇。回顾战争进程，缅怀革命先烈。

按当时的规定，这些简报是发到工区一级单位的，用于对群众进行对越反击战的宣传，提振国威。当时我在班组当工人，每当知道我军进展神速，不断取得战果时，都会和大家一样情绪激昂。同时也有了收藏简报之意。之后，总会有事没事地到工区办公室去转转。虽然没有收集齐全，但也聊胜于无吧。

　　这是我母亲在世时，为我儿子小时候做呢子上衣时画的纸样子。纸样上面的字就是母亲留下的。睹物思亲，往事历历在目。 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人们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买成衣的很少，即使要买也大都请出差去上海的人代购。那时，我们家里人的衣服都是由母亲来缝制的。母亲心灵手巧，只要看到有人穿新款的衣服，回到家她就能裁剪出来。所以，小孙子总是被奶奶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印像最深的是，从小就崇拜解放军的儿子，穿上奶奶特意为他做的一套小军装时，髙兴的爱不释身，穿脏了也不肯换下来。如今，儿子已过了不惑之年，一生操劳的母亲，也离开我们快26年了。每当想起这些，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啊！

　　这几张公共汽车票，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到安徽六安我姨家和南京的表姨家玩时留下来的。当年的公共汽车车体都较短小，一般没有后门。靠近车门第一排的座位是售票员的专座。那时候都是人工售票。售票员一手拿着票夹，（票夾上有5，6款面额不等、颜色不同的车票）一手拿笔。笔的一头缠有橡皮筋。按照上车乘客报出的下车站名，给出不同面额的车票。撕票时用带橡皮筋的一头在票本上面轻划一下，就很容易撕下1张票来。如果多撕了一张票给乘客，售票员是要自己赔偿的。遇到人多时，她就要离开座位，到人群中边喊买票，边挤来挤去地售票。还要不时地报站名和礼让老人孩子就座的提醒。一天下来很是辛苦。

      现在，公交车早已都实行了无人售票、通票制和可以扫码支付了。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乘坐公交车的感受，现在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了。它只会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留在我们这些古稀老人的记忆中了。

　　这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我在1976年5月参加单位的理论研究学习班时发的。三天的学习时间，对于提高个人的理论水平显然是不够的。但却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机。

我是1969年下乡插队的。1974年3月，在煤矿参加工作时已经25岁了。在矿上的土建队上班。我的好公（外婆）耽心我干瓦工不好交女朋友，1974年6月，不肯听从大家的劝阻，特意从老家赶到了邹城。要母亲托人把我调到地面单位。当1975年初，我如愿调动了工作，但我亲爱的好公，却在几个月前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在学习班上，我认识了一位江苏宜兴的老乡，她是老伴的闺密。学习班结束后，她把我的情况向老伴做了介绍。后来，在她和另一位闺密（老伴的江西老乡）的热心牵线下，当年的8月30日晚上，在老乡闺密夫妇的陪同下，我们第一次见了面。其实，那时我们俩是在同一个安装队的。彼此知道对方，只是没有交往。我的婚姻大事，就这样机缘巧合的得以解决了。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时光荏苒，不觉之中我们俩的“蓝宝石婚”就要到了。回想这几十年来的过往，老伴对大家和小家都付出了她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此我深有感触。借此机会我想对老伴道一句：“老太婆，谢谢你，辛苦了！”。

      这是1977年9月在上海拍的结婚照。那时还没有彩照，相片上的颜色是照相馆的师付着色上去的。（待续）。

          谢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