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与《南赣乡约》

梓麓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朝的军事家、思想家，平南赣、擒宁王、抚思田、破八寨、智取断藤峡，战功显赫，威名远扬。他在继承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提出“心即理，良心是内心本体，知行合一”，创建了以“致良知”为核心要义的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不只是理论学说，更是行动儒学；不仅是修身齐家的宝典，也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在当年理政治官、平定战乱、求学做人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1509年，王阳明被任命为庐陵县令。庐陵受江西吉安府管辖。到县衙门的第一天，工作人员就提醒他，这里的人特别喜欢告状，更喜欢上访，对付他们只能采用高压手段。王阳明说：“高压手段不是良知的指引，我们身为父母官，就要和百姓‘和’，高压手段只能破坏我们和百姓的‘和’。自古以来，没有百姓喜欢和官府为难，我们应试着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是有非告状不可的原因呢？找到这个原因，解决它，这才是我们父母官应该做的”。王阳明用心找，很快就找到了：庐陵是四省交通之地，人员流动性大，鱼龙混杂，是非极多。但王阳明觉得还是没有得到最全面的真理，于是他又深入调查。很快，他又得出了另外的原因：庐陵的赋税比其它县要高出一大截。百姓经常告状，就是因为不堪重赋。赋税重就告状，告状久了就把告状当成行为艺术。这个问题很棘手，要让百姓不告状就需减轻赋税，但减轻赋税就是违抗上级。王阳明没有多想，或许他的良知已告诉他答案：重赋是因，告状是果，要从“因”上下手。和上级谈判取消重赋，这需要良心和勇气，更需要智慧。他不逃避，自然也不会直来直去。在给上级的信中，他说：“我在看庐陵的税收记录时大为惊异地发现，三年前庐陵的赋税总额是4000两，可这三年来却达到万余两，我先是兴奋得手舞足蹈，因为其他地方的赋税都在负增长，庐陵县却直线正增长。可我错了，因为从赋税名录上看，我发现有些东西在庐陵根本不生产，却要收税。我现在的疑惑是，这是中央政府规定的吗？如今马上又要交税，可最近庐陵发生旱灾，瘟疫又起。如果强行收税，我担心会激起民变。俗话说，饥人就是恶人。一旦有民变，后果不堪设想。站在民意的角度，这样收税是违背天理和良知。站在官方立场，我也是为你们着想，因为民变可不是闹着玩的。对于强行征税这件事，我于心不忍，客观条件也不允许。如果你们认为我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我可以辞职”。这番话有理有据，他的上级闻之悚然，立即同意王阳明的主张，减轻赋税。之后，庐陵百姓告状的少了很多。

　　在江西南安、赣州巡抚任上，王阳明也是从“致良知”出发，从顶层设计入手，因地制宜，颁行了《南赣乡约》。该乡约心系百姓，依靠群众，倡导孝悌礼义，突出示范引领，劝善去恶，息诉罢争，开创了乡村治理的新局面。为官一任，修行一人，教化一方。王阳明去世后，南赣各县相继修建了纪念场所，以怀念和感恩他的功德业绩。

《南赣乡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加强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文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和指导意义。鉴古知今，现在，让我们重温下王阳明先哲的《南赣乡约》 总则部分：

　　咨尔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hàn）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
　　呜呼！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呜呼！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尔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旧恶，而不与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尔等慎思吾言，毋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