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必有公论

墨凡

历史必有公论

一一 一个革命者的女儿讲述父亲的革命故事

作者：王永设

（老革命者林济波先生）

　　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先驱者，他们曾荜路蓝缕开辟荆荒，不管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是解放战争期，为了我们中国解放事业流血流汗、披荆斩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谱写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他们的光荣革命历史将永远载入史册，他们的名字永远熠熠生辉、万古流芳。

下面作者有幸拜访一个家乡老革命前辈的女儿林阿绿（另名绿藜）讲述她父亲的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

（林济波女儿林绿藜，干部退休，曾同丈夫一起去我驻朝鲜大使馆工作，丈夫杨春城任驻朝鲜大使参赞，绿藜在领事部工作。）

（前排中间林济波，左一林绿藜与全家合影）

（1937年照，林绿藜的母亲和她哥哥林绿洲合影）

林阿绿怀着激动心情开始讲述着父亲林济波参加革命的故事：

我的父亲原名林得恩，参加革命后改名林济波。1906年10月出生福建漳浦北门兜的一个平民家庭，我祖父叫林润福，祖母陈端早逝。年少因交不起学费，读书时断时续，父亲18岁才小学毕业。为了继续求学于1924年瞒着父亲跑到集美，并考上集美学校师范部，由于当时地方军阀混战，造成交通中断，无法如期报到，次年重考被插班录取。

集美学校是陈嘉庚创办，对穷学生极为优待，生活与学习用品均免费，我父亲用每月两元的津贴节省下来订一些进步刋物。这时他已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

1925年集美师范由罗贤开任书记成立该校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团合一的支部。直接吸引父亲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当年都很年轻，却是福建省最早的一批革命活动家，以后成为各级党组织的创始人，如后来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宣传部长邱泮林、组织部长谢景德、闽西特委书记郭滴人、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以及翁泽生、扬世宁、朱为满、洪宗涂、彭再添等许多福建党史上的知名人物，这些都是父亲的同学，后来在革命斗争中更成为亲密的战友和上下级。

在集美读书的几年里，父亲常常和几位亲密同学邹鲁、林汉杰、刘琼瑶、何长明一起，晚上跑到集美海边集会，讨论的就是如何学习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如何改变旧中国进步等话题。

每年暑假回到家，父亲总是把在学校听到的新思想传播给小学同窗同学陈元宰及陈的女友，最后把他们一起带到厦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几年后，我父亲在主持中共同安县委工作时，陈元宰已是厦门市委书记了。

父亲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团体大游行，声援五卅运动、抗议“沙基惨案”、集美的“驱叶”等进步活动。1927年初已担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的罗明被上级调到福建，负责组建闽南地方组织，他对我父亲非常信任，又是老同学，常来到济波的住地彻夜长谈，并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闽南党组织建立后最早的一批党员，这时我父亲只有二十出头。

1927年春天，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厦门党部发动“四九”事变，担任厦门总工会领导人罗扬才、杨世宁被捕，转押福州后英勇就义。同月，同安的国民党右派也发动了“四二九”事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

革命斗争转入低潮，闽南部委决定城市党组织进入秘密状态，把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

父亲担任农村教师守身份为掩护，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坚持工作，他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便躲在屋子里刻写蜡版、油印标语和传单。从同安到马巷的电线杆上一夜贴完，令敌人极为脑火，反复逐校突击搜查，并无收获。

1929年夏天，父亲将一份名为《中国布尓什维克》的革命刊物包上《国民党务月刋》的封面，在教师中传开，被当时他任教的禾山殿前小学校长发现后被辞退。于是党组织就派他去马巷镇洪溪村的仑头担任新伦学校校长。他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同安临时县委下的第一个党支部，即新伦学校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先后安排地下党员王洪范、张宝琛、王云萍来学校工作，使这所学校成为地下党在闽地区的重要的地下交通站。正在这时，父亲见到了从海澄师范毕业来新伦任教的王珍舟（我母亲），她又是王云萍的堂侄女，思想进步，有共同理想，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便结为伉俪。那年父亲24岁，母亲才17岁。

父亲在同安农村组织革命活动时。积极宣传私塾改办学校的好处，受到群众拥护。借此机会，一批党的干部被安插在学校，以教书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同安县的道南、官山、许厝等学校，都是父亲他们把私塾改造后建立起来的。母亲珍丹所在的珩厝村，其堂亲王德成创办的私塾也是他和村里的党员王庶民、王丛生一起进行动员说服后王德成同意将私塾改为珩江小学，并在此建立起中共同安县委的领导据点。

当时的县委书记张益坚和县委委员许英宋、邹鲁三人全都在此任教。经党史记载，中共同安县委、共青团同安县委两个县级领导机关同时设在这里。

1929年夏天，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地点就选在珩江小学。

当时珩江小学组织编写了许多进步的剧本供师生排练演出，到周边的莲河、菊江、沙美等地进行宣传会演，扩大社会进步的影响！

1930年春天，父亲担任同安县委员时，省组织干事陈元宰来找他，希望在这里建一条秘密的交通线，同安这一段由他负责，为省委通往中央苏区提供依托。期间，省委、市委领导往来落脚十分频繁，当时省领导罗明、谢景德、陶铸、陈元宰等领导食宿都在济波家里，济波夫妻的工资都用在接待上，妻子珍丹连结婚时的金戒手饰全捐给组织。当我外公和舅舅先后病倒，急需用钱，我父亲和母亲的薪金都用在闹革命上，外公和舅舅病重先后离世，父亲忙于地下工作也没能赶回去见一面，内心自责一直到晚年都深感内疚。

1930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了震惊了中外的厦门大劫狱，父亲直接参与这斗争，为劫狱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期间闽西根据地一批重要干部被国民党逮捕，关在厦门的思明监狱，其中很多是父亲在集美师范的同学，还有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厦大学生领袖张耕陶等革命同志40多人。

为营救这批革命同志，省委作出实施劫狱的重大决策，由省委书记罗明、省委组织部长谢景德、省委军委书记王海萍、团省委书记王德和时任军委秘书陶铸组成破狱要员，下设行动队和接应队。

考虑到思明监狱的枪支配备，劫狱首先需要解决自身的武器来源问题，罗明亲自找到我父亲，请他回漳浦老家购买手枪，漳浦民间私藏武器不少，但携带枪支很难躲过沿途检查。父亲就以回乡扫墓为由携新婚妻子一起潜回漳浦，通过朋友关系，从张贞部队的一个军官手里买两把驳克枪。如何把枪支带到厦门，父亲想了办法到商店买了一对精致的皮枕头，把枪分别藏在枕芯内，两人随身携带，竟然成功躲过关卡盘查。这两把枪按照省委接头安排，送到厦门思明东路尾的联络点，交给一个叫秀明的女交通员，由她转给劫狱行动队陶铸同志手里。

破狱方案省破狱委员会考虑再三，决定把撤离地点安排在同安，具体安置地点，罗明与负责接应谢景德找同安县委许英宗、我父亲商讨具体地方，两人一直认为设两个点，分别是彭厝点和珩厝点，彭厝农会力量比较强，珩厝点一直是同安特支和县委的基点村，党团员比较多，又济坡熟悉村里情况。罗明和谢景德等同志在他们两个陪同下对珩厝和彭厝进行实地考察，最后确定这两个村为劫狱后人员临时安置点。父亲特意去大嶝岛联系到謝石水的一艘二百担帆船，与彭厝彭宏概的帆船一起执行人员从厦门撤离的任务。

此时父亲和许英宗带领的两艘帆船早已等候在碧山打石字码头，获救人员一登船，按照事前安排，十七位脱险的同志由许英宗带往彭厝，其余二十多位由我父亲带到珩厝。船停驶到珩厝海边石隅白头宫边的大仙石下，大部分同志住到珩江小学所在地（王氏宫口祖祠），小部分住在王琼树、王庶民家。第二天省委要求全部脱险人员到珩江小学集中，罗明、谢景德、王德等领导赶来看望和慰问出狱同志。

考虑到革命斗争的需要和安全问题，最后由张益坚、我父亲、王庶民安排转赴闽西根据地，为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输送了一批重要骨干人才。

同安县委和我父亲等同志，在“五.二五”劫狱斗争中做出的贡献，得到了省委书记罗明的表扬。

1930年后闽南革命斗争形势更趋严酷，和父亲一起参加“五.二五”劫狱斗争县委员许英宗仅两个月后被国民党杀害……。

在敌人的围剿和捕杀，同安党工作几度陷于停顿，屡次重建屡次遭破坏。1930年，夏天省委书记罗明来到同安，宣布由我父亲担任同安县委代理书记，要求县委采取分散活动的形式开展工作，保存力量，避免损失。

1931年，一年内三次对县委所在地的山后亭村发动“围剿”，县委领导陈先查突围时中弹牺牲，彭德清被捕后从同安监狱逃脱，我父亲在敌人对同安县委机关突袭中，正赶上严重咳血去马巷医院看病，侥幸躲过一劫，不得不逃往漳浦，先后在漳浦救济院和民教馆躲避。县党组织再次遭受破坏，革命事业再转入底谷。

1936年，厦门中心市委书记余南被敌人包围后失踪，中心市委解体，新建的临时工委找到我父亲，决定让他放下手里工作，打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开展隐蔽战线斗争。这是一项新任务，也是当时对敌斗争需要，于是由曾文墨介绍去福州投考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第二期督学班，经过考试，他以第三名被录取。进入国民党政府机关后，父亲按照地下工作要求，与上级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秘密联络、策应和传递情报、救助被捕同志等工作。

经济波精心安排，出狱后重病在身的陈元宰隐藏在云霄县白塔乡。当时我母亲突然染上脑膜炎，卧病在床，无法教书了，家中经济拮据，但父亲还是想方设法为陈元宰提供治病和生活费用。

陈元宰不幸病逝后，我父亲又以教育局长身份，将陈的妻子、原中共连江县委妇女部长缪淑英安排到云霄浯田小学任教，后被国民党保安阳逮捕，也是父亲出面担保获释的。

1939年后，闽南地下党交通系统再遭重创，父亲与上级无法取得联系，四处联系无果，自己又引起了云霄CC特务头子张廷芳的怀疑，被免去职务，调出政府机关。眼看身份暴露的危险，我父亲被迫决定南洋躲避。

父亲不得不痛别妻儿老小，经同学张时雍安排，经广州、香港到菲律宾。在菲期间先后在大同小学任教，后来担任过六所华人学校校长。但他始终没加入菲国籍。在菲华侨中有个国民党组织头目叫柯俊雄，到处散布济波有赤色嫌疑，给我父亲办学找了许多麻烦！

1960年通过中国旅行社安排经香港回国。父亲回到这片祖国热土同久别的亲人团聚。

父亲是个多才多学的人，当时内地在搞汉语拼音化运动，自己设计出一套汉语拼音化方案，专门送到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

父亲定居珩厝村，为侨乡做了许许多多好事。

我父亲一生最为不幸，是在花甲之年赶上了“文革”内乱。年轻时曾多次躲过国民党的追捕和迫害，却未能逃脱这场意想不到的文革大灾难。

随着“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造成党和国家的混乱，社会上打、砸、抢、抄风行而起，我父亲林济波做为一个革命老前辈，看在眼里，恨在心中，父亲由疑虑、清醒转为愤怒，严厉批叛“四人帮”的“文攻武卫”等罪行！所以“文革”运动中就被戴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三顶帽子，遭到无休止的审讯和挂牌游街，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非法关押一年之久！

因遭到严酷的政治迫害，使体弱多病的父亲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于1969年9月在珩厝家中猝然离世，时年63岁。

1978年，我父亲林济波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1985年我与当年的中共同安县委书记、红军安南永德游击队政委彭德清取得了联。他与我父亲曾是亲密的战友、同在县委工作。建国后担任27军军长、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那年已是国家交通部部长了。听了我的介绍，彭德清部长非常激动，深情回忆起地下斗争的往事。他宽慰地对我说：““文革”中连我都关了五年，不用说济波了，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他继续说：“当年党组织虽然与父亲失去了联系，但和你父熟悉的人都没有被敌人抓捕，证明他沒有出卖自己的同志，这段历史是清白的；在当时白色恐的情况下，这已难能可贵！”

彭德清部长撰写一本《忆同安越狱头争》史记，在文中还特别提到我父亲林济波。

我父亲一生命运多舛，随着时代潮流沉浮动荡，年轻时对于革命的进步追求，从看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寻找救国道路的渴望和生死的付出！在文革中我父亲不幸蒙冤，最后得到昭雪平反，反映了历史必有公论！我今天看到《同安县组织史资料》、《同安县志》、《中共厦门地方史》、《同安党史》等资料，对于我父亲的革命经历均有正面记载。今天作者要我讲述父亲的革命历史记故事，我很激动，也很高兴，算是对我父亲的一种告慰与追思！最后祝父母精神永在，灵魂永存！

（林济波夫人王珍舟（妮称王牡丹）照片）

（林济波先生在菲律宾时照）

（林绿藜父亲回国后一共照了两次像。另一张是在北京的合影，这张是在珩厝家门口照的，是他晚年最后的一张全家合影。）

百岁高龄的老寿星王珍舟和他在北京的儿孙后代欢聚一堂（老寿星的左手边是女婿杨春城,右手边是女儿林绿藜,孙子杨林拉着祖母的左手,从背后搂住寿星脖子的是曾孙女杨慧子。）

讲述者已讲完，从中告戒人们历史是戒尺，应引镜为戒，百年必有公论，青史必有定评，否则悔恨难当！

作者简介：王永设，笔名墨凡，男，厦门翔安珩厝村人，教育工作者已退休。爱好文学，对文学充满感情。翔安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乡村》认证作家、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有数百篇散文、诗歌、随记散見于刊物报端，出版散文集《珩江小浪花》、《珩厝志》。

联系地址：厦门市翔安区香山街道珩厝社区东里57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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