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上高～新冠战“疫”期间杂记之一

华伦

　前言　

2009年3月，值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回到离别36年之久的第二故乡—江西上高。

        曾经那么落后的穷乡僻壤，已经天翻地覆：环境青山绿水，人们生活安逸，一切皆不可同日而语。

        当与曾经一起战天斗地，几十年未再谋面的老俵们重逢，见大都霜染两鬓，有的甚至步履蹒跚，顿时感慨万千，遂有了将所见所闻笔耕存留，以便若干年以后不时翻阅，那时或许对减缓老年痴呆症有益。

　一、又见上高　

时间：2009年3月12至16日

        由头：上高县委县政府邀请当年的知识青年回第二故乡参加插队40周年纪念活动。

        同行者：二百多插兄插妹

        目的地：江西上高

        行程：

        12日上海出发

        13日火车抵南昌后转汽车到上高

        14日锦江乡参观

        15日大塘村忆旧

        16日回沪

　　12日，在那么亲切的绿皮车上，二百多个不再年轻却又分明回到年轻时代的插兄插妹们，随着“哐当哐当”声，卤菜、啤酒、泡面伴着各种往事、趣事、糗事，互相调侃、嘻哈……整整一个晚上，置被子与枕头不顾，浪费了当年是那么遥不可及的卧铺享受直到车停。

　　13日，火车抵达南昌，上高县政府的接待人员和七、八辆大客车早就在火车站外迎候。

        像四十年前一样，随着一声“锦刚公沙呃到果里上差（锦江公社的到这里上车）”，我又一次坐上了去上高的车子。

　　车子经过高安，到达上高县界时，只见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一干官员用鞭炮欢迎我们，并由两辆警车开道一路到达县城。

　　到上高后，车队先沿着县城最繁华的几条大街兜了一圈，四十年前常常光顾的冷饮店、食品店、“大”饭店、电影院、百货商店，早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林立的高楼和成片成片的居民小区。

　　浩浩荡荡两百余人的队伍，俨然一副外商考察的腔调，由县领导带着参观了“旺旺食品”、“匹克鞋业”等几家上高人引以为豪的企业。

　　午餐后，下榻在县城最豪华的“浙商大酒店”和“名典大酒店”。

下午是县里的欢迎仪式及文艺联欢。

　　晚宴极为隆重，县四套班子成员和各乡镇一把手全部出席陪同，我有幸与县政协主席毛炳生同桌，由于午餐用得较晚，还没怎么消化又开吃，故七盆八碗的佳肴大都成了摆设。上高人的热情可见一斑，但暴殄天物也实在不该。

　　14日，各乡镇（以前的公社）把插兄插妹分头接过去，又是欢迎会，又是送礼物，又是宴请，好一派莺歌燕舞。

　　15日，各村（以前的大队）的头头脑脑开着各色轿车、面包车，载着四十年前曾经与他们父母辈一起战天斗地的上海佬来到了那块热土，这热闹劲更无需说了。

　　到大塘时，在村口第一个迎接我的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你是小潘吧？我前天就知道你要来了，今天特意在此等你。”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了，还是他自己说出谜底，原来他是金贞妹子的丈夫，以前是修水生产队的。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边上站着一个农村老太，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可那种抹不去的羞涩和善良，一看就知道她就是那个几十年前几乎天天一起出工一起戏耍的小伙伴况金贞。还没说上几句话，村长就把我们迎进村委会开欢迎会。

　　一进村，我们第一个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大塘”～那口曾经滋养了几百村民，也为我提供了三年多“生命之水”的大塘，一切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它周围已砌起一圈砖拦，且只是村民们洗衣聊家常的聚集地，提供饮用水的功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了。

　　过后我和芬儿（表姨，同在大塘插队）来到当年我们住的地方，只见那里是一堆废砖乱瓦，听老俵们说，我们的旧居上个月刚拆掉准备改成村文化中心，有点遗憾，只能在这生活过三年半的废墟前拍了照，也算是留个念想吧。

　　很想与原来的老俵朋友们见见面，可除了迟钝的古登和木纳的胖大嫂外，没见到欠兴、友国、还香、启发、国斌、水莲等那几年几乎天天混在一起的好朋友，煞是遗憾。比我年长一辈的如苗苟队长、福莲妈、公公婆婆、友国妈等等大都已不在人世了，而与我同辈的那些人，他们的行踪不是带孙辈就是砌长城，即使看到我们这些早已陌生的面孔走来，仍沉醉在“宝宝”或“三条”、“六万”之中而无动于衷，倒是趴在身边的狗狗一如当年懒洋洋的晒着太阳，穿插着的是一窝鸡仔跟着母鸡四处觅食，一副天下太平，人畜和睦的安逸场景。

　　在村子一隅，偶见一老者看着我们傻傻的笑着，似乎有点面熟，经一村民提醒，他原来就是一贯颐指气使的原生产队支部书记况国圣，如今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随时等待马克思他老人家的召唤，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与四十年前相比，现在大塘村民的生活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了，成排的楼房刷着五颜六色的墙粉，有点土气但凸现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家家门口停放着摩托或电动车，甚至还有“桑塔纳”、“现代”；随便走进一家，屋内崭新的家具电器与农作工具并不协调却有机的排放在一起，倒也不失富庶起来的农家情趣；无邪的孩子脸上散发着童真的笑靥更是大塘村民幸福指数的标志。

　　据村长介绍，大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水稻亩产多少多少，副业收入多少多少，人均收入多少多少，新盖楼房多少多少……真不错！

        遗憾的是，发展极不平衡。原先六队、七队所在的大塘村（我和姐姐、芬儿阿姨、金荣庭、滕永武两兄弟、周志清、蕢竑、黄一洲、谢胜利落户于此）现在确实面貌大变，有点小康的味道了，可原先三队所在的城围村（胡佩瑛、范林妹俩落户于此）和原先五队所在的黄岗村（孙碧云、戴丽英、朱玲丽三枝花落户于此）变化不大，许多房屋还是四十年前的样子，而原先上高宜丰两县交界的一队所在地况家村（陆惠民、仇志俊、朱定国、陶双喜四人落户于此）看都不用去看，就知肯定还要落后。

        可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途还远着呢。

　　胡佩瑛带了一大包糖果、巧克力，逢人就给，引得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像采蜜的小蜜蜂纷纷围上来，甜在嘴里的那个幸福感铺满了小脸庞。

　　抽空到了临江镇。那里曾是我们这帮插兄插妹有事没事就找机会要去一次的“大地方”。队里公粮要交到临江的粮站；回上海要到临江粮站换全国两票；端午节要去临江看划龙舟；想改善一下伙食就去临江赶圩买点荤菜；有其他地方的知青来玩，就带着去临江游荡一番；还有临江街上小饭馆里那米酒的味道实在好；我和小伙伴们在那里也曾向不认识的老俵“借过”鸡蛋，甚至还在桥对面宜丰所辖的供销合作社的柜台里“借”过人民币，现在想想真是既可怜又可悲。

        记忆中热闹非凡的“大临江”，如今已是门可罗雀，今非昔比了。

　　朱玲丽是这次回乡知青中风头最足的，她特地从拉斯维加斯赶来，由于是美籍华人，每到一地，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和新闻媒体的记者始终围绕在她身边，她也很自然的侃侃而谈，丝毫没有以前小姑娘时的腼腆和局促。由于要在18日前赶回美国，县政府专门派了一辆轿车送她到南昌。

        在得知朱玲丽要先行回沪时，蒉竑和蒋中亮都主动要送她，可朱玲丽却执意要我送，这样，比原计划少呆了两天，我做了一回护花使者。

　    幸好由我护送，要不然恐怕会生出不小的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到南昌后，凭着熟门熟路，我很快买好了当天回沪的78次车票并顺利上了车。谁料，还没到向西，乘警来查票了，这原本也没什么，可不知为什么他们还要查身份证件。因怕遗失，朱玲丽把护照留在了上海，身边没有任何其他能说明身份的证件，她一下子六神无主了，我一面故作镇静地安慰她没事的，一面盘算着怎样应付乘警。当乘警来到我们位置时，我在拿出身份证的同时主动搭腔了“请问曹持民还在局里工作吗？”

　　“你认识我们曹政委？”一脸严肃的小乘警转为一脸迷茫。

　　“我俩是小学同学，请向他问好！”既是真话，也是蒙混过关之辞。

　　“没问题，你到上海去吧？她是你一起的？”明显客气了。

　　“是，要她拿身份证吗？”我做着要推醒正在假装睡觉的朱玲丽的样子。

　　“不用了，让她休息吧。”就这样蒙混过关了。

　　随着“护花使者”任务的完成，第二故乡行也在意犹未尽中结束了。

        注：文中提及“曹政委”，系本人少年时代的玩伴，时任南昌铁路公安局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