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那点事儿（十三万字的我那七年半的知青生涯）

西窗呓语

序言：九月，祭奠我逝去的青春

九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人生苦短，弹指一挥间。未经意时，流年已逝。

有时，望着那西边行将坠去的残阳，也总是会浮想联翩，那朝起的一团火，就这样被地平线吞没。然而，那轮如血的夕阳，终究会凤凰涅槃般的重新点燃一团生命的火，于东方的晨曦中醒来。

有时，会欣赏着那半爿天空的晚霞，也总是会比对着人生，那绚丽的云，怎样的一番风景，总会让我心情灿烂，欲诗欲唱。其实，心中岂能不知，那最后的美丽多彩，也许就是我辈人等于生命前最后的疯狂！

整天价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幸有“小情人”的伴陪，这春花秋月，碧水苍山，这蜂来蝶往，百鸟吟鸣，足以让人忘却前世今生，沉溺于这尘世的美好中，也足以让人释怀那些龌龊那些苦痛，那些悲欢离合，而不知“今夕是何年”。并不是我“玩物丧志”，而是我人之弱小，无才无力补天，也就不再“杞人忧天”了。

昨日“打鸟”归来，不觉有些疲倦，便早早倒下入眠。而夜半醒来，望着夜幕下，淡淡的星光，透过窗帘，却不能再度进入梦乡，也猛然记起，九月，是我辈人等最应该祭奠的时节。祭奠什么？祭奠我们逝去的青春，祭奠我们不曾忘怀也无法忘怀的那些岁岁月月。恍然间，又觉得应该提笔写点什么，去告慰还是缅怀？是抒发还是批判？

于是，记忆的光盘，如开泻的闸门，潮水般涌来。儿时的影子，寒窗的苦读，文革的疯狂，农耕的劳累，一幕幕如黑白片的电影回放。于是，想起了七十个寒暑，曾经的家庭穷困，野菜、玉米芯稻草做的“淀粉”，曾经也是我果腹的食粮。那个瘦瘦高高，只有双眼胖得总被人嘲弄“眼珠子快要掉下来了”的自己的身影，便游走在眼前，不肯归去。

于是，想起了，就这样一个身板，就这样的一群正是需要在知识的瀚海里遨游的求知一代，却风风火火的背起了行囊，在一声号令中，奔赴了四面八方，奔赴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奔赴了那一片“广阔天地”。从此，千百万二十左右的“知青”大军，便开始了接受被老人家，曾经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那些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于是，想起了在那片被称为南大荒的不毛之地的盘锦垦区的艰苦岁月，有人会忘记吗？忘记的怎会没有？而忘记那些岁月那段历史的人，决不会是我辈这一代人等！我们怎么会忘记？我们怎么会忘记这个被牺牲了一辈子的一代人自己的命运？

文革，我们这一代人牺牲了学业！下乡，我们牺牲了青春年华！计划生育，我们牺牲了儿女！改革，我们牺牲了就业！下岗，我们牺牲了饭碗！现在有多少人拿着微薄的养老金，度过着艰辛的晚年？这一代人牺牲的太多太多！

翻开了相册，那段时光留下的数目不多的青春时节的影像，将思绪带回了爬行在垅沟里的岁月。照片里的同窗，每个人我都能说出一段故事。五十年时光不经意的流逝，铅华尽染，当年的风光不在，苍桑的面容已是沟壑纵横。而我有幸，健康的活着。

当年九大闭幕的那天夜晚，那个溺亡于小水洼里的女同学，泡胖的惨白的有些瘆人的面孔，依然会浮现眼前。她的坟墓就在县道的沟边，而几十年过去，那座坟茔早已经无踪影，她与那片曾经的不毛之地融为了一体，化作了归尘。

还记得那个和我一样年龄的知青，肩上的筒锹掉下，割裂了脚筋，而终生低头走路有些颠了脚的朱某，那岂不是他一生的悲哀？

还记得那个从拉稻子的手扶拖拉机上掉下来，摔成高位截瘫的李某，他是那样的年轻，便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不能以自己的能力来生存，怎么会不让人悲痛？又有谁会为他负责？

想起了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那些左的桎酷，那些生龙活虎的小青年，只因一句不经意的话，便受到了无情的政治批斗，而为了“改造灵魂”便要付出比他人更多的代价的无辜，那些人中，又何尝没有我的身影？

还记得，刚下乡的时节，那炎炎烈日下一身汗水的劳作，那稻田臭水浸泡得腿上布满的刺痒疙瘩；还记得秋收时，紧握镰刀的手掌上布满的那些血泡；还记得冬初的夜月下，打稻乱子时，又累又困，睡倒在稻草垛上的那个情节；还记得那北风肆虐中的寒冬，身穿棉衣绻缩在冰凉的青年点土炕的夜晚；还记得因为严重缺少营养的我和那些男同学，烂了舌头烂了嘴，阴囊龟裂得痛不欲生的日子；还记得没有饭票去食堂买饭吃，饿得躺在青年点凉坑上不起来的早晨；还记得失恋后，一瓶子白酒下肚，醉卧三天的痛苦经历。

还记得的事，不，是忘不掉的那些片断历历在目，很多很多。而那些往事，那些痛苦，都是发生在那些失去了青春自由的应该是最美丽的人生节点。

当一个青春年华逝去，当一个晚年人生开启，我们应该记得什么，我们应该忘却什么？天伦之乐，不过是一代知青聊以平复内心诸多不遂意的支点而已。而那些时过境迁的往事，有的人会藏在心灵深处，不愿企及罢了。

知青，一代人的命运由那个时节开始，便走上了悲催之路，谁会为他们说一句客观公道的话？给他们以晚年的安逸生活？那怕办上一两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也会对得起那个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一代人，还他们以公平公道！

今天，是我们下乡五十周年的日子。五十年的往事，今天又是一个青春的祭日，不堪回首总要回首。九月，谨以此文祭奠我们逝去的青春，为了自己，为了不想沉沦不想垮掉的“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一代知青。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唯盼“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

那一年，我们十七八

那一年的九月二十四日，我们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奔向了东北的“南大荒”盘锦垦区，那是一片沼泽地，一片退海滩涂，那里也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祖籍之地。

那一年的九月二十四日，我们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历史赋予我们一个新的名称，叫“知青”。

今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老三届上山下乡的知青五十周年纪念日。回首那一段知青生涯，五味杂陈，有收获，有失去。

看着身边一个个陆陆续续倒下去的曾经的知青，紧迫感油然升起。于是，在键盘上用一双曾经在垄沟里挠过泥的手，敲下记忆中的那些碎片。用这些文字，祭奠逝去的青葱岁月，毕竟那是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

一

那一年，我们十七八。

呜……，一声汽笛的长鸣，满载着刚刚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的专列，就要启动了。

这是1968年的9月24日。这趟列车的始发地：沈阳；目的地：辽宁的“南大荒”--盘锦垦区。

列车慢慢的启动了，刚刚还是满车厢的欢歌笑语，瞬间变成了轻声的呜咽，车上的人蜂涌般的挤向车窗口，不停地向自己的亲人、向前来为自己送行的人们挥手。车下的人群也不断朝车上的人们挥着手，并随着列车的启动，也开始挪动他们的脚步，列车的速度渐渐的快了，人们的脚步也不断加快，由走变成了小跑。

车厢里的轻声呜咽变成了大声哭泣，车下的亲人们也是泪水涟涟。叫喊声、叮咛声、哭泣声，混杂在一起……

这节车厢里的青年学生，来自同一所中学，一所当时就是让人称羡的重点中学——沈阳市第31中学。

在读书的时候，他们曾有过梦想，有过远大的理想，那就是要上大学，将来做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材。

而今，他们却要离开生养自己的父母和这块熟悉的热土、这个已经生活了多年的城市了，说心里话，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复杂，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这些孩子们是那样的热爱*****，也曾经表过决心，要永远忠于*****，又有谁能不响应****“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呢？

革命青年志在四方！

可是，就要离开亲人了，心里也不是滋味。默默的坐在车厢一角的我，心里也是一阵酸楚。我不敢望向车窗外面，也不敢看前来为我送行的亲友们。因为我心里清楚，此时的他们一定是眼含泪水，或是站在原地，或是在跟着列车跑着，并且在不停地摇晃着手臂……

都说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些学生必竟还年轻，最大的高三的学生，当时也只有二十岁挂零的年龄，最小的才十六、七岁！他们还年轻，他们真的还年轻！

他们还年轻，他们还小。生长在红旗下的他们，也经过岁月的坎坷。三年的“自然灾害”，他们经受过饥饿。记得那还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饿晕在课堂上，是老师派两个同学把我护送回了家。

在“如火如荼”的年代，我和大多数“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们一样，曾戴着红袖标，挥着“红宝书”，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口号，上街散发传单。那时的我们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和那些大人们一样，全身心地投身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之中。

我们懂什么呢？只是因为我们太热爱全国人民心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罢了，我们是听毛主席话的一代学生，革命小将，毛主席怎样说的我们就一定会怎样做！

其实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懂，辨别是非、真假、对错的能力是那样的弱。但是，我们有一颗火红的心。这次下乡也是，我们也是凭借着一股狂热精神。

那是在经过一年多的停产停课闹革命后，党中央下发通知，要求工厂恢复生产，学校也要复课闹革命。没多久，毛主席就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重要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这一年的九月份，一个来自辽宁省盘锦垦区的下乡知青报告团，到了学校，为首的是一个叫卢某某的1966年下乡的女青年。

报告团在这所学校引起轰动，在学校的大礼堂里，面对全校学生，卢某某描绘着盘锦的现在，又给学生们展示着盘锦的未来。她满怀深情的说：“盘锦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一望无际的大苇塘，看不到边的水稻田，春天机械化插秧，秋天康拜因收割，有水的地方就有鱼，螃蟹直往道路上爬……。盘锦那里都是国营农场，就像建设兵团一样，是农业工人，挣的是工资，是现代化的农民。盘锦需要你们，欢迎你们到盘锦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欢迎你们到盘锦来同我们一起战天斗地，知识青年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她的话还没落音，大礼堂里已经掌声一片。

一幅典型的现代化国营农场和鱼米之乡的景象！这样一派美好的景象那个学生听了会不动心呢？

就在报告团走后的几天里，全校各个班级都在展开热烈的讨论，我所在的这个班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刚刚复课闹革命，学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可是学生间的派性仍然十分严重，各派之间仍然是一个紧密的小团体，争论也就更为激烈。

“文化大革命”时的辽宁省和其它省市不一样，在全国的其它省市，不论派性多么严重，也就是两大派别，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可是在辽宁却是分为三个大派别，“辽革站派”、“辽联派”，“八三一派”。不论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几乎都是三个派别，学校也不例外。我所在的班级也分为三个派别，但是以八三一和辽革站两个派别为主。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因在“文革”中的观点不一样，水火不相容，派性依旧存在。

然而，在对待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大多数选择了到那个令大家神往的美丽的地方。于是选出代表班级的同学写了一份“决心书”送到了校“革委会”，强烈申请要求到盘锦去，到那里去做一名新型的社会主义农业工人。申请很快得到了校“革委会”的批准。

就这样，我所在的这个班级就同学校另外三个班级（高中三年级一个班、高中二年级一个班、初中一年级一个班）一道，被学校革委会批准去盘锦垦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离出发的日子还有几天时间，等待上路的那些日子，我们心里没着没落的，那些日子，我们犹如无所事事的街头小混混。心里空虚，时光难捱，又不甘寂寞。几个同学曾经相约，去太原街闲逛。逛到后来，逛到了中山路与开明（现在的昆明北街）交叉路口的一家小饭店。在饭店简简单单吃了一顿午餐，吃的什么却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人买了一盒烟，记得烟的牌子是“经济烟”，那烟当时的价格是八分钱。那时候，根本不会抽烟，呛的直咳嗽。

同学杨某，从家里带来的歌片，有一首歌记得很清楚，是那个年代的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他会哼哼几句。后来我们也跟着哼哼：到处流浪，啊啊啊，到处流浪，啊啊啊，命运伴我奔向远方，到处流浪，啊啊啊，到处流浪，啊啊啊……

要走了，要离开温暖的家庭，离开父母亲人了，我们也要流浪他乡了，其实心里很痛。

9月24日那天，早上八点，踏上了奔向盘锦的专列。

列车飞快的行驶，车厢里已经没有了呜咽声，年轻人多了气氛很快就活跃了起来，一会儿大家说说笑笑，一会儿歌声朗朗。“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里需要那里去，那里艰苦那安家……”， 歌声在车厢里回荡着，又顺着车窗飘到车外，飘得很远很远。我们唱的是年轻人奔放的热情，是年轻人远大的理想，更是年轻人美好的向往，在我们心中描绘的未来，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

坐在车窗旁边的我，有时和大家一起欢快的唱着歌，有时默默的凝神车窗外，若有所思的看着车窗外那一掠而过的景色。其实我不想上盘锦，我觉得那儿离家太远，可是我的那么多要好的同学都决定去那儿，又不想一个人孤单的离群而去。无可奈何的我，只有随着同学们一道远行。

因为列车是运送学生上山下乡的专列，一路上走走停停，有时需要给线路图上的列车让路，车行驶的很慢。沈阳到沟帮子160多公里的路程，足足行驶了四个多小时。

中午十二点多的时候，列车到达了沟帮子火车站，这些学生们要在这里改乘汽车再去我们所要去的农场（公社）。

下了火车后，也许是饿了，学生们仍然以班级为单位，一些人围坐在行李周围，吃着亲人给装来的面包和水果什么的，有一些家庭条件不错的同学，三三两两到附近的饭店去了。

仲秋时节，天气依然很热，“秋老虎”好像一点也不给这些学生留点情面。坐在太阳底下的学生们，额头上渗出了滴滴汗珠。我们等的有些心焦，陪送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也有些焦虑。已经是午后3点多钟点了，接我们的车还没有来，一些学生开始沉不住气了，着急的心情已经刻到了脸上。

而此时的我仍然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瞪着我的那双大眼睛，面无表情地望着天空，望着天空中飘浮着的朵朵白云，谁也不知道我的心里在想什么，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只是觉得有些迷茫，远离了父母亲人，这一辈子就要和农民和土地打交道了。我这个从农村爬出来的孩子，又要回归了，真的有些迷茫。

下午4点半左右，学生们开始骚动，附近传来汽车喇叭的滴滴声。不知是谁在大声喊：“车来啦，车来啦”。

车来了，盘锦垦区“革委会”派来的车，“革委会”也派来了专门接学生的代表。代表们在和各个学校带队的老师会面后，很快就以学校为单位登上了指定的大卡车，陆陆续续开走了。

那一年，我们十七八

二

我们学校的四个班级和其他学校的十几个班级的学生一道，被分配到清水农场，农场“革委会”派来一位副主任来接学生。学生们很快把行李和随身携带的物品装上了车，然后也都爬上了汽车，一辆辆满载学生的大卡车组成一队浩浩荡荡的汽车队，风驰电掣般的顺着沟帮子到营口的公路向南疾驶而去，车的后面随着汽车的狂奔卷起一阵阵的尘土，迷的坐在车尾部的同学们，睁不开双眼。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后，车队在大洼镇拐下了公路顺着县道向西开去。因为是土路，汽车的速度显然慢了很多。

车行了有三四里的路程，拉着我们的几辆车放慢了速度。只见前方的路北有一条南北向的村间小路。路的两边站了两排年轻男女，身上背着“红宝书”，正在唱着“忠”字歌跳着“忠”字舞。

那舞跳的虽然笨拙，但是看样子那些青年男女还是很兴奋的。也许是有知青要来的原因。看到满载学生的汽车开来，这些年轻人跳的也更欢快了。

他们就是北面村子清水农场三家子大队“革委会”，组织前来迎接下乡学生的当地青年。

汽车真的在这儿下了道，来自村子里的人们停止的跳舞，在一个人的带领下高声呼喊着口号：

“*****！万岁！万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热烈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汽车开到他们跟前时，口号声嘎然而止。可能是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由大城市来的同龄人，他们用惊愕的目光看着这些学生的衣着，一些人开始嘁嘁喳喳的小声议论，“穿什么衣服的都有呀”，当看到我们一个同学戴着铁路员工的大盖帽，听到有人说，“怎么还有带这样帽子的呀”。这些学生穿的戴的甚至就连这些学生，对于他们来说都好像是那样的新奇。

乡间的土路是那样的不平，车辄深深浅浅，汽车一拽一拽的开得很慢，迎接的人们紧随车后。汽车拽进了村子后，径直的开到了大队“革委会”前的一片空地上。

当我们卸下行李后，太阳也已经感觉到一天的辛苦劳累，连声招呼都没打，就悄悄的下山了。

太阳下山了，村子里却沸腾了。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

这个村有二百五十来户人家，一个大队分为五个生产队，我们学校来了四个班学生。正当要研究完如何把我们分配到各生产队的时候，又开来了两辆大卡车，这是三十六中学的两个班学生。

六个班学生，如何分配？出了难题。需要调走一个班学生，调哪个班学生走？后来决定把我们学校高二年级那个班学生调到了别的大队。

大队“革委会”的重新安排下，我所在的这个班被分到了二队。那个队的队长很快就将50来个学生分派到了各家各户，奔波一天的学生们也终于安顿了下来。

天黑了，天空中繁星点点。农村的夜空，星星比城里多了很多。老乡家的灯也陆续亮了起来，村子里依然没有静下来。

也许是因为村子里突然涌进那么多陌生的面孔，老乡家的狗不停的“汪汪”叫着。

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被安排到村子西南的姓刘的老乡家，稍事休息后，我们接到开饭的通知。于是去人到为学生们搭建的临时伙房打回了饭菜，狼吞虎咽的吃下了我们上山下乡的第一碗饭，那一碗雪白雪白冒着诱人香气的大米饭，是在沈阳的十几年，从来没有吃过的，那么的香。

这个夜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不知是因为过度的兴奋，还是什么原因，同学们没有丝毫的困意，仍然在和热情的房东大叔大婶聊着天……

三

九月下旬，水稻还在晒田，没有到收割的时间，各生产队也没有安排学生们下地干农活。离10月2日开镰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闲来无事，有了充足的时间在村子里村子外到处转转，也到其他同学所住的老乡家串串门。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早，在水泡子边上洗漱后，我和同学陪同前来送我们的好朋友同学杨某、校友黄某在村子里周游了一圈。这时，我们才发现，村子里和村子的周边，根本看不到几棵树的影子。大队“革委会”位于村子的中央，它的前面是一个水泡子，是全村最大的生活用水的蓄水池。

平静的水面上，时不时的有鸡鸭、甚至还有猪进去饮水。站在水泡子边上，能看到一群一群的小虫子在水中乱窜着。

我们沿着村里的小路走出村外，田野里成片成片的苇窠子，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偶尔能见到长着几棵红碱草的不毛之地，一块块稻田散落其中，金黄色的稻穗还算是沉甸甸的，这就是老农一年辛辛苦苦的劳动果实。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们的心里涌出一丝丝的苦涩，难道这就是令我们神往的那个美丽的地方吗？

这是一个近海之地，是辽河入海形成和冲积平原，海拔很低。因此，盐碱严重。有很多老乡家就是把那个天然形成的碱面子搂回来，用来洗衣服。

老乡还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故事：“文革”前，这里就很穷，有一个外地人来这里走亲戚，看到了那一片一片泛着白泡泡的盐碱，他发现了商机，用大锅熬了好多“大碱”运回家乡卖，发了一笔小财。

在这里，你洗头可以不用肥皂，在水里兑点儿那碱就很滑溜。

来到这里的第三天，便开始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切都是按照那个年代的路线走。既然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第一课就是由农民来上。

那天上午，二百多知青，背着“毛主席语录袋”，按编制（那时我们才知道，我们在这里是按军垦形式来编制的）整齐的坐在营（大队）“革委会”前面的那片空地上。

这是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第一堂课，阶级教育课，一堂生动的“忆苦思甜”课。

当大队“革委会”主任做了一番教育后，走上来一位小脚老太太，她用生动朴素的语言给们讲述那“过去的事情”，老太太讲了解放前她要饭吃的苦难，讲了日本鬼了遭塌残害中国人的残忍，讲了儿子参加抗美援朝至今下落不明的心酸。讲到动情处，她激动的高呼起“打倒小日本”、“打倒美帝国”的口号。

瞬时间“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此起彼复，响彻了那片空地的上空。举起的“红宝书”，也起掀阵阵“红浪”。

陈老太太做完了“忆苦思甜”报告后，村子里的“牛鬼蛇神”被拉了上来，那些人是以一个外号“孙无赖”的本村大地主为首的“四类”分子。

当这些“牛鬼蛇神”被拉上来后，“打倒地富反坏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再一次响起。这些刚刚结束“文革”锤炼的“革命小将”，有些人已经按捺不住年轻澎湃的血性，竟然走到前面，摁下了“牛鬼蛇神”的头，也让他们品尝了“喷气式”的滋味。

秋天的日头很毒，在太阳底下坐着的我们，汗水流在脸上，也湿透了衣裳。虽然席地而坐，时间长了也很累，但情绪依然激愤。

下午，我们又排着齐整的队伍，在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带领下，来到了五里外的大洼镇，参观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小日本占领东北时，在当时的盘山强盗行径，那万恶的日本“开拓团”，移民东北欲把东北变为他们本土以外的国土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我们也参观了泥塑“收租院”。

那天，让我们也上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课。走出“阶级教育展览馆”的知青们，心情沉重。那几天的“阶级教育”，在当时来说，也是触及了这些知青的灵魂。那几天，仍然没有安排我们下地干活，我们在一边学习一边等待。

那天早上，吃过早饭，得知陪送学生的老师们要走了，接他们的车来了。来送我们的高二的那个我们最要好的黄某，本打算留在这里。可是不知道是谁举报了他，说他是造反派头头，他留下的愿望落了空，他别无选择，只得返回。我的同学杨某，因心脏不好，有可能留城，也就一同乘车返回沈阳。送走他们的时候，友情深刻的我们，都流了泪。

同学杨某，也没能留城，但是他选择了离家近的沈阳市辖的新民县。后来，他与当地一个女青年结了婚，在那儿扎了根。

十月一日那天，因为是国庆节，大队“革委会”为学生杀了一头驴。晚饭是包饺子，驴肉馅儿的饺子。我们按班打回来白面、驴肉、白菜和油盐等物品，在老乡家自己包起了饺子。

很多知青在家从没干过活，包起来很笨拙。好多饺子下锅后就成了片汤了，可是毕竟是自己动手包的，吃起来也觉得很香，何况那是驴肉馅儿的呀。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那是我今生第一次尝到驴肉的滋味呀！我吃的香，香在嘴上，更香在心里！

七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十月二日那天“开镰”了，秋收开始了，知青们手里拿着生产队发给的镰刀，排着队伍出发了，正式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

就这样，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大军，从开始的“受教育”很快就变成了农业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在我们所在的那个农场成为“半壁江山”。

难以忘怀的艰苦环境（上）

艰苦的知青岁月，是我们这代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离开盘锦四十多年了，那段日子的记忆，时常涌入脑海，并在我心灵深处，泛起微澜。

七年多的知青生涯，有收获，磨练了我的性格和意志，但也失去了很多，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和时光，无私的奉献给了那片被称之为东北南大荒的盐碱滩。看那春来秋去的野鸭、丹顶鹤等候鸟，自由自在的飞来离去，没有谁知道我们是否还能离开那个艰苦的环境，回到日思夜想的故土。

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真的不知道他们父母那一辈人的知青经历。网络上曾经有一些年轻人与我交友的目的，只是为了解知青那段历史，尽管他们的父母也有过相同的经历。有的年轻人说，他的父母很少讲那些年月的故事。

在这里，先描绘一下我们下乡的那个地方，盘锦垦区清水农场的自然环境和知青的生活条件。

盘锦垦区，位于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从东南到北，再到西，三面毗邻营口、鞍山、锦州三个老城市，南面是渤海辽东湾。省有大大小小二十一条河流，从这里入海。辽河便是从这里汇入渤海。盘锦，是一个典型的由河流冲积和退海之地形成的盐碱滩涂。盘锦，虽然地势平坦，但平均海拔高度仅4米左右。我们所在的农场，紧靠海边，地势更低。

我们来到的那年，那一望无边的沼泽地，除了稀稀落落的芦苇和红碱草，便是泛着白色泡泡的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在那片沼泽滩涂上，因为盐碱太重，可耕地很少，星星点点的稻田，散落在村子周边。

那里的盐碱地，严重到什么程度？那里的水，除了泡子里的饮用水，水质滑滑的，洗衣服倒是省了肥皂。刚到的时候，老乡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困难那几年，有一家人逃荒来到这里的亲戚家，发现那厚厚的盐碱的价值，他天天去搂那些碱土，回来用锅熬，熬成碱块后，再背回老家去卖。他的一家，也因此度过了饥荒，我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因为可耕地少，我们六八届这八万知青，便成为了一支垦荒大军。硬是用我们的双手，把那片不毛之地，改变成为米粮仓，这是后话。

盘锦农村的卫生条件极差，我们下乡的地方，饮用的是泡子里的水，每个村子有几个人工挖掘的大坑，每年春初秋后两次引入的农田灌溉用水，那就是人们所吃的水了。

我们刚到那儿的时候，看到老乡家旁边的那个水泡子时，真的不敢想像，那水是人吃的。因为我们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每年去支农，那农村的饮用水不是那种压井，就是那种挖掘的带有井盖子的井，水很清很凉。但见这个供人饮用水的水泡子周边，被芦苇、蒲草覆盖着，水中浮游着大量的小蹦蹦虫。水泡子不是很深，水不清，更看不见底下是个啥样子。

我们去的时候是九月末，还没到秋后灌水时间，那水已经在那儿圈了半年之久，除了雨水进入，就是地下水的渗入。盐碱地下的水含的盐碱成分高，水进入口中带着一丝碱和臭淤泥的味道。喝惯了城市自来水的知青，开始真的咽不去下那水。何况那水泡子，鸡鸭鹅猪狗猫都会进去饮水，夏季天太热的时候，猪还会进去打秘。

当地人几十年饮用那水，也觉得习惯了。知青呢，女知青讲究些，打回水烧开了饮用。男知青懒的时候多，后来也就闭眼睛喝了。

我们到那儿的第二年，大队在村中央新挖掘了一个很大的水泡子，以改善饮水条件。盘锦的风大，起风的时候，那满村的尘土、垃圾都能被风刮进去。夏天天气太热，晚上睡不着时，更有知青趁着夜色偷偷的跳进大泡子游泳。

最可怕的是那些猪，当地的猪百分之五十以上患有“囊虫”病，我们叫那痘猪。猪的粪便又是传染源，当地老农家的猪，都是散养，只在喂食时才“嘎嘎嘎”的将猪唤回。平时，这些猪到处游走，进茅房吃大粪，进泡子喝水不说，天热时还时不时的进泡子里洗个澡打个泥。

村里有一个姓郝的老农，个子不高，人也挺精干。他患有“囊虫”病，掀开衣服，能看到在他的皮肤下一个个突起的包，那就是猪“囊虫”。人本应该是绦虫的宿主，而这个老农却和猪一样，成了绦虫幼虫的宿主。这事让人听起来很可怕，因为那病是治不了的。

记得那年，大队来了一个女赤脚医，因平时总是带一个口罩，被知青授予一个“小口罩”的外号。那个女赤脚医略大于我们。也许是从医人的职业病吧，这个人很讲究。她嫌那水泡子的水难喝，从春季开始下雨，她就在住所兼卫生所的房檐底下放两个水桶接雨水。在她的住处内，有一口大缸，用来储存雨水。然后，用漂白粉净化再过滤，留做饮用水。

在刚去的那一年，很多知青都因饮用水泡子的水而拉肚子。那年，我曾经因下地回来口渴，喝了一大瓢老农家缸里的水底子而得了痢疾，在医院住了八天。俗话说“好汉驾不住三泡稀”，从医院出来时，我瘦得皮包骨，没了人样，只有本来就挺大的眼睛又胖了许多。

而在我们下地干活时，起初队里还派食堂给送水，后来因路远（我们生产队的稻田最远处离村子四里路）不送了，我们口渴了只能是捧上几捧上水线的水解渴。那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边喝水的同时，也许上游正有人在那儿大小便呢。眼不见为净吧。

秋后，在灌渠最后一场水到来时，要把堡子里所有的泡子灌满，以备人畜越冬。然而，一个漫长的冬天，还没听到雁鸣，堡子里周围的几个小水泡子的水基本见了底，唯有堡子中央的那个新挖掘的大水泡子还好一些，也几乎见了底，最后只能刨冰化水。待到春天桃花水来时，泡子底的水也已经成了泥汤子了。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打井？盘锦是退海地，到处是盐碱滩，地下水几百米深处依然是无法饮用的带有淤泥味道的咸涩的盐碱水。

盘锦的蚊虫特别的多，那些蚊虫大多是吸血的。因为臭水坑多，适合这些蚊虫繁衍生息。那“瞎蒙子”(学名叫牛虻)个头比蜜蜂还大。虽然以叮咬牲畜为主，但也会攻击人。那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太能吸血，一般牲畜被叮咬了，它不喝得大肚子滚圆，那是不会罢休，甚至有的直到撑死为止。人要是让它叮一口，可想会是怎么样了。

还有一种飞虫，因为很小，又叮人，我们称之为“小咬”。

这“小咬”叮起人来比蚊子还厉害。被它“亲”一下那包可不像蚊子“吻”的，蚊子最多也就给你甩个“小红包”。这个小东西“亲”了你，那可就是一个“大背包”呀！那片包，任凭你怎么挠，就是不解刺痒，而且它还是个“无孔不入”的小“瘌皮”，只要你的衣服上有一个针眼大的缝儿，它都能像孙猴子一样钻进去，然后在你的衣服内“兴妖作怪”。你说人类虽然是庞然大物，却让它欺负够呛！

越是无风的阴天，这“小咬”就是越多。记得有一天，头天的天气预报报的没雨，早上起来天气预报报的还是没雨。可是早上起来，那天就阴沉沉的，满天乌云滚滚。

那时正是除草季节，当我们来到稻田人们一字排开开始拔草，不一会的功夫，一丝风也没有了，天气也越来越闷，空中一团一团的“小咬”开始向我们以动了攻击。往脸上腿上胳膊上，所有裸露的皮肤上糊，尤其是贴沟边窝风的地方更是厉害。人们被“小咬”叮咬的已经无心拔草，双手不停地轰撵、拍打。

那天，我守着沟边，实在是被那些无赖的小东西欺负的没了脾气，就从稻田里抠了一把黑泥，在腿上胳膊上脸上乱抹一气。这招儿真灵，那“小咬”对我也无可奈何了。虽然大家觉得样子可笑，却是对付这“小咬”的有效办法，有几个人也效仿了。

这白天受“小咬”欺负，晚上也难以消停，要忍受蚊蝇和跳蚤的骚扰。

盘锦的蚊子、跳蚤不仅多，也厉害。那蚊子多到什么程度？那个夏季的一天，同屋的几个知青上大洼镇看电影去了，我一个人没事就在村里遛了一会。天黑后想回屋睡觉，进了屋打开灯一看，吓我一跳。只见七挂蚊帐上黑压压的，你就看不到白的地方，我赶紧退了出来，点燃了一捆稻草，薰了好一阵子。

外面的蚊子薰跑了，蚊帐里面的薰不出去。仍然被叮咬的难以入眠。这大热天，一个南北炕的屋子睡了七个人，七张蚊帐把房间挂得满满的，只剩下屋地一小块空间，一丝风也吹不进来，把七个人热的，最后只能脱的赤裸裸的，来个所谓的一级睡眠。

然而，刚刚入睡，却又被身下那些“小坦克”（跳蚤）把你咬醒，而你却毫无办法。每当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些小玩意就在你的身体下面嗖嗖爬，就是不咬你，也痒得让你无法安睡。它叮了你后还会在床单上留下排泄物，每个人的床单上都会有一片一片的小点点，就像人脸上的雀斑一样。

因为房间的地面潮湿，更适合这跳蚤的生存。跳蚤的弹跳力特好，跳高运动员望尘莫及的，小小的它弹跳的高度，竟然是身高的几百倍！那跳蚤多的时候，你站在地上，它往你腿上糊。

开始的时候，房间人多，我们没办法，后来人少了我们就用箱子搭订，再铺上塑料布，那塑料布光滑，“小坦克”没办法蹦上来，我们才算睡个安稳觉。

（照片是当年的青年点）

难以忘怀的艰苦环境（下）

这些年的冬天，没有感觉很冷。也许是城市的温室效应的作用。总之觉得沈阳的冬天要比盘锦的冬天暖和多了。

盘锦是个烧柴严重不足的地区，虽然打完场会有好多的稻草，但是那可不是用来当柴烧的，当地的老农，还要依靠那些稻草搞副业，打草绳、编草袋，以增加微薄的收入。

刚下乡时，知青都被分到老农家住，老农家一日三餐要烧火做饭，冬天收工回来后，屋子里还有点温乎气，炕也是热热乎乎的。

当我们搬进了青年点后，冬季一来，日子就不好过了。尤其是在打场的那些日子，脱谷时为了抢时间，每天十一二点才收工。中午吃的饭，到这个时间，早已经是“里带”空空，饿的不行了，也困的不行了。知青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连往回走的力气都没有了。回到青年点，脸都顾不上洗一把，便急匆匆到食堂打来饭“狼吞虎咽”进了肚，谁还顾得烧炕？累得倒在冰冰凉的炕上后，就呼噜声一片了。

晚上睡觉时经常会冻醒。后来那些女知青从家带来棉胶鞋棉帽子，晚上全副武装钻进被窝。早上起来，水缸里的水都冻结成厚厚的一层冰。如果几天时间房间没有热乎气，水缸的水会冻实心儿。最冷的时候，早上起来时，眼眉上都挂着霜。用知青的话说，一到冬天我们都是“团长”。

有时候我们会从场院带回一些稻草烧炕。脱谷完成后，我们终于有时间烧炕了。有的屋子炕不好烧，知青们就会在炕墙上打个洞烧火，烧了一屋子烟不说，稍不小心，火烧多了还会把炕烧糊喽。

有一天，我们的房间多烧了两捆稻草，当时没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被褥都卷在炕上。后来就觉得屋子里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看看各处又没发现什么，以为是在我们房间聊天的老农抽的那个“蛤蟆瘌”的味道。

当那味道越来越大时才想着去摸摸被子底下，呵！炕头张某的被子已经烧透了，那两层雪白的很贵重的羊毛毡和两层褥子都已经烧了锅盖大的窟窿！张很心疼,谁都能看出来,可他还是调侃地说“没事没事，火烧旺运”。虽然年终时，队里给他办了补助，但那点儿钱和布票怎么能买到那么多的布料和棉花？

那寒冷的冬天让好多知青冻坏了手脚！我们班一个同学，脚冻的得了冻疮，几年后才缓解。

盘锦，那一片满目杂草丛生的荒蛮之地，因盐碱重，旱地家作物难以生长。老乡家，虽然房前房后有点菜园子，但产不了多少，很难供上自家食用。

我们到那之后，带青的大兵随即到来。七天之后，知青们的生活进入正规化，一切都是按照军事化编制管理。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开始进入非常时期，吃不饱吃不好的日子伴随知青而来。

知青和当地老农不一样，当地老农是吃返销粮，知青吃的是供给粮。返销粮只是水稻，而供给粮却是和城市一样，五谷杂粮，大米、高梁米、苞米面都有。细粮并不多，为了能让知青容易下咽，食堂把大米高梁米兑在一起做成“二米饭”吃。苞米面只能是做大饼子蒸窝头了。但是不管吃什么，对于二十岁左右年龄刚出校门儿的这些学生，又要干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那每天一斤粮的伙食标准，有谁能吃饱？副食又跟不上，盐水炖白菜的日子大半年，每人一个月三两油自不不说，除了年节，平日里很少能看到荤腥，生活真的很苦。

那时，因为按准军事编制，知青吃饭是按班到食堂打饭，然后回到老农家聚在一起吃。大米饭很香，即便没有菜，有点盐水也好下咽。这苞米面窝头、大饼子就难以下咽了，尤其是女知青们。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宁可顿顿都是窝头大饼子。因为女生们吃不下，就会给我们送过来，虽然那些窝头大饼子已经被她们掰的啃的半儿拉坷叽、破头乱齿的，但我们高兴，毕竟那些不堪入目的剩窝头、大饼子，能把我们空闲的半拉胃填满。

那时，我所在的那个班有一个小老弟叫小伟，他是和姐姐一块来到盘锦的。因为他小，还有他姐姐的关系，大家总是支使他早早去她姐姐那个班把她们吃剩的拿回来，生怕他去晚了一步，会让其他女生送给别的男知青们。

有几次，因为去晚了，没化到缘，晚饭没吃饱。有一天，半夜里我们一屋子哥几个饿醒了，可是没什么能吃的。后来去一个人到食堂敲门，偷偷要了点苞米面，回来熬了一锅面糊糊，放了点糖精，深更半夜的喝了起来。

因为一年三百六十天很少见到荤腥，副食跟不上，身体所正常需要的营养就跟不上。知青们的小脸除了冬天冻的红扑扑的，其它季节多数人不是蜡黄就是没有血色的苍白。

刚到盘锦的那二年，因为很少用农药，农田没有受到污染，夏秋季还能摸摸螃蟹淘点鱼，或是抓点青蛙弄点青蛙腿吃，也算能给自己补上点营养。后来，这条路被堵死了，那毒性很强的除草剂灭虫药，不仅消灭了杂草、虫害，也害死了鱼蟹。在以后的几年中，沟渠里的鱼、螃蟹逐年减少，最后难得看到踪影了。

后来情况变得严重了，因为缺乏营养，很多知青烂舌头烂嘴角。一些男青年阴囊皲裂出血，疼痛刺痒钻心，可是碍于面子羞于启齿，每个人都在偷偷的默默的忍受着痛苦的折磨。

一个男知青终于忍受不了了，他背着大家偷偷地来到位于大洼镇的鞍山二院看了病。医生告诉他，是因为缺少营养引起的。并告诉他平时多吃青菜。可是我们到哪去弄青菜？就是我们吃的大白菜，还是秋后专程到几十里外的沟帮子、驾掌寺等地，购买回来贮藏越冬的！

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核黄素（维生素B6）他吃了几天就好了。后来他告诉了大家，我们这些患同样病的男青年纷纷到大队卫生所开来B6，才解决了难以启齿的病痛。

后来，虽然队里在离堡子很远的地方寻找到一小块盐碱相对轻些的高地，种了一些蔬菜，但是长的并不理想，更不用说能达到自给自足了。

那时，知青们最盼的就是快到农闲假，回到家里好猛补几天，饱饱口福，也为体内多补充一些营养。但人毕竟不是骆驼，骆驼能把大量的养分存储到驼峰内，人呢？从家里再回到青年点，用不了多少时日，又恢复了老样子。

说个笑话。我们大队的小三家子（按编制称为“五连”），有一个叫张泽轻的老农，那时就七十多了。有一年春节后，他捡了很多大粪，到队里换工分。当时队长给他划的是二等粪，老张头很不高兴，和队长说，俺捡的那粪，应该给一等，你没看那粪都油汪的？那些粪是知青们刚从家里返回青年点屙的。那时我们听后，都笑得前仰后合的，差点儿叉了气儿。

这些便是我们下乡的农场，当时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至于又有多艰苦，且听以后再慢慢道来吧。

（图片为2003年盘锦激情岁月活动时在青年点门前合影留念）

走马上任火头军

那时的盘锦垦区是按军垦农场的编制，我们三家子大队在清水农场被编制为十二营，下面生产队为连。因为是与老农混编，为了便于管理，需要从知青中选出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

如果按当时依然存在的派性小团体，我们班主要是两个派别，必然是各出一个。但是，在选举前，我们这个派的人开了一个会，应该是看看选谁，但还没等提出人选，便有人同学提出一个荒诞的主意。他说，咱们应该都选他们的人，然后我们以后给他们出难题，不听他们的。这主意出来后，就没有人再好意思说什么。其实我心里最清楚，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后来选举时，那两个同学当选了，男同学为连长，女同学为指导员。然而，这样的主意，并没达到那个同学所说的目的。几天后，大兵来了，说是带青，其实还不是怕这些棱角尚在尖锐的派性严重的学生们，刚刚来到农村，再搞出来什么问题，来看管着这些知青的。再严肃点儿说，其实就是不带武装的军管而已。

十月二号，老农队长带着我们下地了，这是这个秋天开镰的第一天，每个知青人手一把镰刀。当时以为是队里给的，直到一九六九年年终算账才知道，所有发给个人的农具费用，都是落到个人账上的。

在稻田里割稻子，刚刚割两捆，老农队长宋经财便急匆匆来到地头喊我，说赶紧到大队部去，主任找你。

我拿着镰刀赶到大队。主任说，知道你在班里有威信，现在给你一个重担子，让你到食堂当司务长。前面说的选连长、指导员，为什么会有人提出那么一个建议，我想，不用我再多说了，大家也会明白了。就这样，我当上了火头军。

三家子五个连队的知青，成立三个食堂，一连二连一个食堂，三连四连一个食堂，五连因为是一个小自然屯，自己一个食堂。我们班和36中92班一个食堂，两个班又推荐九个人成立了炊事班。当时92班的五个人是三男二女，分别叫郭力、周秉强、都永林、赵凤琴，杨凤茹。我们班是我选的人员，王忠声、林德彬、信文彬，队里又安排了芦华、初玉珍两个女同学做饲养员。十一个人中我是司务长，郭力是炊事班长，都永林是给养员。

新炊事班成立了，原来食堂的老农只留下了两个人，一个叫王守俭，他的大锅饭闷的特好；另一个是当时我住的房东家大叔刘明山，他火烧的好。两个老农负责传授技艺，一个月后，在我们掌握了做饭技巧后，两个老农便先后“下岗”了，知青们也正式自己开伙了。

正式交接的那天，炊事班开了一个欢送会，大家说了很多感谢感激的话，我代表大家送给刘家大叔一件礼物，那是我带在身边的毛主席半身塑像，是瓷的，夜明的，刘家大叔那天也很激动，走的时候眼里带着泪花。

解放军带队的头姓田，庄河人，级别很低，是团助理员，正排级，他是国民党的解放兵。他找我说，司务长任务挺重，相当于半个指导员，食堂搞好了，下面没意见，连里就稳定。

羊羔虽美，众口难调。一百多号人怎么可能都满意？

那个年代的辽宁，是“五虎将”之一的陈锡联执掌大权，他给辽宁人定下了每月每人三两标准的食用油。因此，辽宁人给他起了个雅号“陈三两”，但是他可不如历史的那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那个陈三两。“陈三两”的年代，在那个只能种点儿水稻的盐碱滩，没有蔬菜，会有人满意？就是我自己都无法满意！

下乡的第一年，是国家给的补贴，144元钱，每个月十二元。这不光是伙食费，我们每个人的生产工具的费用，食堂的炊具费用等，最后也都是落到个人账上。清水农场这边的盐碱地很难种蔬菜，老农家里的院子种的那点菜长得也不好，我们吃的菜都是从外地采购。秋后，就要到几十里外的沟帮子、东风农场等地去买菜，要准备一个漫长的冬天的蔬菜。

我们的饭菜很单一。第一年，我们的粮食是供应粮，每人三十斤，并不是队里生产的大米。粮食品种有大米、高粱米、玉米面，逢年过节有点儿白面。小青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做着繁重的农业劳动，一天一斤粮够吃吗？

秋后开始，每天的副食除了白菜就是萝卜。

你想，每个人三两油，一百多人的食堂一个月才三十多斤油，一天才合一斤，一顿才合三两油，做出的那个菜还能看到油星吗？每顿菜三两油下了锅，菜再盛到碗里，根本看不到油星，那就是盐水煮熟而已。

为了能降低费用，炊事班精打细算，以至于每天点火前要用土篮子把煤称好重量，等到饭菜做好了，再称一下剩下的煤是多少。一旦降低了煤耗，王忠声、林德彬都会兴高采烈，今天节省了多少多少煤。

当每个月有了盈余，我便会每周去大洼镇背上三四十斤肉回来，虽然要背四五里路，但是心里高兴。

后来，队里给食堂抓了几个猪娃，我们自己养了猪。因为两个女同学很认真，那猪，养得很肥，都超过了二百斤，重要的节日，有肉吃了。

炊事班十个人，从来没吃过小灶，从没有搞过一次特殊化，一个心眼儿，就是想如何把饭菜做好，把食堂搞好。

为了不浪费，那些日子，食堂几个女青年在整理白菜的时候，刷下来的菜帮菜叶好的部分我总是要她们再挑出来，剩下的才喂猪。因为挑的不净，她们没少被我说，记得有一次，初玉珍眼泪都掉了下来。其实我心里也不是很得劲儿，大冬天倒腾那些菜本来就冻手呀！

尽管炊事班一干人马想尽办法努力办好食堂，怎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些人也总会到食堂骂骂咧咧捣捣乱闹闹事。92班有个四兄弟，关某、王某祥、魏某国、李某占被称为捣乱处，总会挑这挑那。带青的大兵头田助理员把这四个人拆散，分派到各个连队，他们势单力孤了，再没法抱团捣乱了。

从那以后，我们十二营会经常用这种办法，在连与连之间进行调整，拆散那些抱团不听摆弄的小团体，这是后话。

知青中，还有好多人特性，忌口，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一个叫付亚文的男生，不吃的东西太多，粉条不吃，香菜不吃，虾皮不吃，韭菜不吃，葱花不吃，猪肉不吃，谁也没办法。

而最让人无奈的是比我们晚来一个多月的那个小姑娘，那个小丫头叫高素帼，巾帼英雄的帼，很多人不认那个字，都叫她高素巾，反正那样叫她也答应，也不解释。

下乡那年，她才16周岁，长得白白净净，小鼻孔微微向上翘，是一个活泼开朗讨人喜欢也很漂亮的小姑娘，在家里应该是个娇生惯养的掌上珠宝。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不吃白菜，那个年头，也不可能给她开小灶单独做呀，就是开了小灶，又能做什么菜？没有呀！

开始时候，只能给她一点“特殊”关照，很悲惨的特殊照顾，弄点大酱！那种大酱，并不是我们在城里吃的那种酱，那叫“固体”大酱，类似下酱用的“酱坯子”，买回来后每斤要兑三斤水泻开，像面酱那样。

不吃菜，顿顿吃一点点大酱，时间长了缺乏维生素，身体弄垮了怎么办？这要是让她的父母知道了该会是什么心情？得怎么样的挂念？

我这个当司务长的也很无奈，就是那个年代，就是那个环境，就是那个经济条件！

看着那个小妹妹一样的她，也总想帮助她，否则长期下去会营养不良的。后来我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改变她。

有一天，她们班的人来打饭，又是想按惯例给她要点大酱，我心一横说“不行，她也不能特殊了，从今天起，谁也不许给她，谁要是敢偷偷给她，别说我不客气。”谁来说情也不好使，我就是不给。那天她哭了，没吃那顿饭。

一连多天天，一点特殊关照也没给她，我真不知道她哭了多少次。其实看她的那个样子，我心中也不好受，一个小孩子小姑娘，从小在家娇生惯养的，要是在家，她的父母怎么会让她受委屈？她那知道我的良苦用心呀！

后来她“屈服”了，开始试着吃白菜了。

两个月后，我离开了食堂，以后又调离了那个队。有一天偶然看到了她，我开着玩笑的对她说：怎么样？吃白菜了吧？白菜好吃不？她笑了笑。

我说，是不是得感谢我呀？

“我才不感谢你呢，我感谢毛主席”，那个小丫头一边说着还一边摇头晃脑，做出一副鬼脸。

四个半月后，田助理员找到我，告诉我把账目拢一拢，让我到二排当排长，至于为什么他没说。我当时在想，我哪儿做出了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调你走了，那就听喝好了。于是我开始算账，四个半月从会计那借出多少钱，花费多少钱，购物的票子统计好了。但是还是有误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做的账与会计算的账有16.42元的账目平不上。田助理员又急于让我到位，就说，就那样吧，你又不能贪污，让会计和我把账封存。

那时我也没有多想，还是没有经验，相信了田助理员的话，可是最后吃亏的却是我自己。1969年的年后算账时，从我的账面上扣除了那笔款，落在了我个人头上。

当时我怒火中烧，但无济于事，因为大兵们早已经撤出，回了部队。

那四个半月的火头军，自觉还算胜任，全体炊事班人员没有多吃多点，也从来没有吃过小灶。四个半月，伙食搞得还算可以，食堂没有超支，还为食堂盈余了四百多元钱。

排长上任

1968年的秋后，两台红旗一百拖拉机拽着开沟犁，开到了三家子周边的那片盐碱地。每隔五百米远便开出南两条北向大沟，一深一浅。深的是下水线，浅的修上坝是上水线。下水沟旁是农田道。

上下水沟之间，按东西向每隔三十米宽开出一条小沟，沟的排列是一条深一条浅，深的是下水沟，浅的是上水沟。这就是清水农场的万亩条田化的一部分，从那个秋天起，知青就正式开启了垦荒的生涯，艰苦的生活。

大兵进村后，施行了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要早早起床，集合训练，晚上要集合点名，无冬立夏，天天如此。

每天早餐后，便到那片荒滩修沟垒坝。1969年的春季桃花水来之前，必须修好，以便泡田洗碱。

在我当伙食长的几个月间，虽然也要起早贪黑，却也逃避了那几个月劳累。

1969年的二月下旬，我到了二排。其实，那时的排，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最多就是安排干农活时分配一下人员搭配。与我搭档的副排长叫刘新华，36中学92班的女知青，头发带些卷，疏两个小辫子，圆圆的娃娃脸，小眼睛。我和她很少说话，只是在分配干活时有点交流。比如插秧时，女青年两个人的搭配由他负责，再由我给配一个男青年挑秧。

搭配到最后，插秧人手不够了，没办法，我便成了插秧的搭档。当时是和谁一盘架，年头久远记不得了。但是，不管与哪个女青年一盘架，插秧却没人能比过我，我也是不服任何人。尤其插水秧，无人能比过我，就算是当地的女青年也不在话下。因为我会用双手同时插秧苗，一把水秧分两半，一手一半，然后张开双臂从两边向中央开插，一手十七穴。在三家子会双手插秧的，还有一个当地的老农，他在大队合作社当负责人，姓张，个头和我差不多。据说，他曾经在盘锦插秧比赛获得第一名成绩。

只是这插秧对于男人本来就是弱项，腰板太硬，何况我的个头比较高，一天下来，这腰着实酸痛。

而这垦荒后的第一个插秧季，也是知青生涯最为艰苦的日子。那一片原本是荒滩的泡泡塘，地面上的红碱草、苇窠子，虽然被拖拉机翻了个个，仍有苇茬子在泥地下面。手经常被那尖锐的苇茬子扎破流血。

大水靴子，陷入泥中，往往是拔腿的时候，脚拔了出来，靴子留在了水里。有时，那又尖又硬的苇茬子会将水靴扎漏，水渗入靴内，脚拔的凉凉的，泡得白白的，中午或晚上收工后，找会补靴子的同学补好，然后再穿着下地干活。

后来，连队购进了一批插秧靴。那种水靴子鞋底薄，靴筒瘦，穿上后靴子几乎是箍在腿上，在水田里行走很方便，靴子不会陷进拔不出来了，里面湿了可以把靴子翻过来晒干。只是这薄薄的靴底，挑苗的男知青走在刚刚修好的沟埂上，那干后的澄浆泥块，把脚硌的很疼。

这新开的荒地，让这些初来的知青吃了很多苦头。

我们这个排，有一个后来的男生，叫王某义，我分派他给85班的两个女生挑苗。那两个女生，我记忆最深的是那个叫刘某芳的女生，人长得还算顺眼吧，只脸有些平，她的同学给她起个外号，背地里叫她“啪叽”。

这王某义喜欢上了刘，但来的时间短，又不熟，又无法表白。开始时，挑够秧苗了，就坐在坝埂上，眼睛死盯盯的盯着刘看，把个刘某盯得脸通红。第二天，王某带了一只口琴，这回好了，挑完秧便坐在旁边冲着刘吹起了口琴，《小路》什么的。只是这秋波送的，刘某只当清风过耳，王某没有收获。

说一个小插曲。

那个时候，我们连的老农连长叫赵文荣，指导员叫王树岩。指导员王树岩为人实在厚道，没什么文化，说话口头禅太多，“谁话”、“漫话”、“大家话”等等，太多太多，这些口头禅要占他说话的三分之一。

这老农连长赵文荣，个子不高，为人奸诈，豆子眼乱转，坏心眼多，喜欢整人。

三月末四月初，乍暖还寒，正是水平地的时候，气温低，泡田的水还带着冰碴，我们下地还要穿着棉袄。

三家子有三户从朝鲜回来的归国华侨，一户男主人姓宋，叫宋佳喜；一户男主人姓刘，名字记不得了，胖胖的；另一户是爷俩，儿子叫李福顺，个子矮矮的，身体瘦小。

那个年代，正是朝鲜反华最为严重的时候。很多华侨不堪忍受，纷纷选择回国谋生。国家在安置这些华侨时，按年份，今年安排城市，明年安排农村，隔年一样。这三户便安排在了盘锦。

那一天，正在水平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瘦小的李福顺，惹得赵文荣心气不顺，把李福顺摁倒在水里一顿打，旁边的人只是看着热闹，没人敢吭声，也没人去拉开。当我看到后，怒从心头起，恶向两边生，走过去指着赵文荣问道，你为什么打人？你是队长，还是共产党员，这样欺负一个华侨，并从水里拉起一身泥水的李福顺。

当时赵的表情是一脸惊骇，可能是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抗他吧。就听他偷偷问站在旁边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有人告诉他，叫郑学清。他好像明白了什么，自言自语道，啊，就他叫郑学清呀！好像早就听说过我的大名。

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这赵文荣是个一肚子坏水、好整人的小人。也是从那天开始，为我后来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埋下了伏笔。那是在几个月之后的事情。

一身泥一身水一身汗的水平地结束后，插秧开始了。插秧时，老农和知青是分开的，老农是老农的组合，知青是知青的组合，也不在同一个条田里，总是要隔着一条地。开始时不解其意，后来发现这里的猫腻太大。我每天细心观察，发现老农那些女孩子插秧很快，知青一天一个人插一亩多，她们一天插二亩还多。我挺纳闷，毕竟上学的时候，插秧季节我们到农村支农插过两次秧，速度不会比她们慢太多。

有一天，我计算了一下知青插秧打样的格，那一条地是十七个半格，一条地十七亩半，我们一根插秧绳整好是一亩地，没问题。量好后，我又到了老农插秧那边，看了一会儿后，觉得不对劲儿，我迈开步子丈量了一下她们插的秧格，我大吃一惊，十八步！哇！

秘密被我揭开了，原来她们每一格最多是二十米。我们一格一亩地，老农呢？三格二亩地。就这样，老农每天比知青多挣了将近一倍的工分。

猫腻揭开后，老农们才开始用了三十米的插秧绳。骗局揭开了，也许老农会恨我，从那以后，她们见到我就喊我“十八米”，喊了几个月。

从下乡那天起，这老农便算计知青。1968年的三个月劳动，知青的劳动果实被剥削了，知青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收入，白白辛苦了三个月。

刘迪之死

1969年的春天，那应该是四月下旬，具体日子记得不是很清晰了，只记得是九大闭幕的那天。为了弄清时间，在网上搜索多次，九大闭幕应该是四月二十四日，但是新华社对外公开宣布的时间，记载的却是四月二十九日。那个时候，天已渐暖。

在接到九大闭幕的消息后，应该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那个年代，这是举国大事，总是要热烈庆祝的。

那天晚上，大队革委会通知，组织全体知青和农工上街游行，庆祝党的九大胜利闭幕。各个连队紧急集后合，燃放着鞭炮，高喊着口号，唱着革命歌曲，围绕在村子里的小道上游行。

因为临时组织，召集的很急，没有清点人数，便开始了游行，没有谁注意队伍里是否缺少了谁。

即使是游行结束后，住在同一个老乡家的几名女同学，回到屋子里也没人在意她们中间少了一个人，更没有人料到这个同学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死了，她被一个直径不到二米的小水坑给淹死了，那一年她才十九周岁。她死了是我班一个男同学发现的，那时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

那个时候，我和廖新成等住在村里靠一条南北小道边的老农张继生家中。张家西面的老乡家姓钱，钱振东家，知青们叫他二叔。钱振东家住着我的同学孟某、岳某等人。

张继生家的东北是大队部，张家和大队部之间的南北小道旁有一个是用苇子夹茅房，东面留个豁口作厕门，男女共用。有人要方便时，到跟前咳嗽一声，给个信号，算是问问“里面有人吗？”里面若是有人正在如厕，也会相应的咳嗽一声或是哼一声，算是应答“有人在”。通过咳嗽声，也知道了对方是男是女。

游行结束后，我们也没了困意，都在和房东闲聊着。住在与我相邻老乡家的男同学孟某上厕所时，看到那有个死人，吓得慌慌张张跑到我住的老乡家喊我，说厕所那儿有个死人。

我借了个手电，带了两个同学跑到茅房那一看，不仅一惊，死人是我们班的女同学。只见她一脚在茅房里一脚在茅房外，裤子还没有提上，倒卧在茅厕门口，脑袋浸泡在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小水坑里。我们把她拽出来时候，她的头已经被水泡得很大，苍白的脸，样子很恐怖。

她是刘迪，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跟随我们班一起来盘锦的。她性格内向，不爱多说话，患有颠痫病，俗话说叫“羊角疯”。我们分析，很可能是一个人上厕所，天黑害怕，引发颠痫病发作，倒在水坑里被呛死的。

我们急忙报告了连里和大队革委会，还找来了大队赤脚医生。赤脚医姓张，胖胖的脸上镶着一对眯眯眼，原来是兽医，后改道当了赤脚医生。但凡村里劁猪骟马、针灸看病，全由他负责。他来后，看了看，拿出银针在刘迪的人中、肩头等位置将针刺入，毫无反应。又将针刺入平时慎用的关键穴位，仍然没有反应。他说，根本没用了。

这个时候，大兵的头老田也来了。人死了，怎么办？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是自杀，还是被阶级敌人所害？这个事情不弄清楚，如何向她的父母交待？就这样，她的尸体被运送到大洼镇医院太平间，用冰块镇，等待刘迪的父母来处理后事。

我被老田安排到大洼看守了两天尸体，这活别人谁又能去？谁又敢去？刘迪的父母来后，又经过公安、医院验尸，她的私处完好，说明没有遭遇坏人奸污。分析确认刘迪也不是阶级敌人所害，经家人同意，被安葬在当地。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要他做过对人民有益的事，他死后就要给他开追悼会”的教导，下葬那天，全连知青为她送行。当四个男知青抬起那棺木时，我只觉得肩头上的杠子是那样的沉重。她的坟地，选择在离村子有一里半地远的南县道的沟南边上，我们给她开了追悼会。就这样，刘迪永远的留在了那片“广阔天地”。

当地的老乡信命，说她自己知道那天死，因为那天她很反常。

她是住在老农指导员王树岩家。据说那天晚上，平时很少挑水的她，把老乡家的水缸挑满了水，把屋子收拾得很干净。这一切做完后，闲来无事，她放开被褥躺下了，准备睡觉。听说要游行，庆祝九大闭幕，她起来后，又把铺好的被褥重新卷了起来。老乡说，这就是她知道那天要死的先兆。

据说参加游行前，她要上厕所，没找到同去的伴，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只此一去，便走上了不归路，告别了人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尘世。那一年，刘迪不满二十岁。

2003年9月20日，时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5周年之际，有幸和同学应邀参加了盘锦大洼县委、县政府组织的“激情岁月”知青联谊会活动。

那次盘锦之行，我们路过了那条县道，经过三十几年的风吹雨淋，她的那座坟已经不见了，刘迪和她的坟已与那片土地融为了一体，留下的只是我们记忆中那个晚上她恐怖的面容，和对一个年轻生命逝去的遗憾。

也是那年的五月，三家子来了一批支农的学生，这是来参加插秧大会战的沈阳学生，一个住在老乡家的女孩子的生命嘎然而止。那天，因为下大雨无法插秧，学生们在老乡家休息。爱干净的女孩子把衣服洗了，洗好后她把衣服搭在了屋里的电线上，谁知道那电线年久有漏电的地方，女孩子被电死了。

盘锦，那片知青大军来到后才开垦的荒滩盐碱地，不仅仅是浸透了知青的汗水血水，还有知青年轻的生命！

开 河

提起人工河，人们都知道那著名的京杭大运河。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隋炀帝开凿那条河可不是为了给老百姓造福，只是隋炀帝自己也没料到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那条河却成为贯通南北的水路交通航道，客观上也在为人民造福。

我曾经想过，那隋炀帝动用几百万老百姓开凿那条大运河时，工程一定很大，那几百万老百姓累死饿死也有一半。那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事儿了，几百万老百姓究竟是怎么个劳累，我们也无从得知。

下乡了，经常出民工修水利，那活可不轻巧。1969年我们到东风农场挖一条好大好大的排水沟渠。说是沟渠，其实是一条很大很大的河。那条几十里长的河，开口宽50米，落底宽36米，深5米，那条河竣工后好壮观。

我们出工所住的那个村子叫“二道边”，是东风农场的辖地。

“二道边”离“叶家铺”很近，我们在下乡后不长时间就知道了，东风农场的“叶家铺”那可是张大帅张作霖的老家呀。“叶家铺”的东边是“张家店”，那个村子里的人大多数都是张氏宗族，至于张大帅张作霖的老家为什么不在“张家店”而在“叶家铺”，那个时候真的没时间去考证。只是在休工的时候我和几个好奇心比较强的同学跑到“叶家铺”去看过，在村子西边，有一大片长满了杂草的荒塚，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坟丘散落其中。

也许是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张作霖是在被批判之列，那片坟茔好像多年没人祭拜过，有的坟的封土已经快和地面相平了。老农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张大帅家的祖坟。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张大帅的祖籍是在盘锦，并不是什么海城、什么沟帮子。下乡回来后，曾经有过写篇关于张大帅的祖籍的文章，也是因为资料太少，最终没有写出。

2003年的9月，有幸参加了盘锦大洼县政府组织的“知识青年下乡35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到了张氏家墓瞻仰了一番。

今天的张氏墓园，是2000年由盘锦市人民政府出资修缮的。那一座座石基座的坟墓前矗立着张学良将军的高祖、曾祖、祖父等家族亲属的墓碑。

夕日的那一片荒塚，已经成为今人的瞻仰之地。世事沧桑，那个年代的人们谁会想到，胡子头起家的那个纵横一世的是是非非的张大帅张作霖的祖坟，不仅被修缮一新，还成为“盘锦市历史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恐怕连张大帅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吧。

张氏墓园已经成为盘锦的一块旅游招牌，甚至有人说：没到过张氏墓园就等于没到过盘锦。是非功过，谁人说得明白？

到张家祖坟看上一眼，这是我在那次出工挖那条大河的最大的收获。除此之外，那就是艰苦和劳累！

开那条河，我们的艰苦和劳累真的没法说。那个独轮车，装得满满的，男人负责推车，刚开工时是平面作业，我们还能推得动。随着工程的进展，那条大沟也渐渐深了下去，那一车土再有力气的人也推不动了。因为要走盘道，只能是男的在后面推，还要有三四个女的在肩头上斜套一根带有铁钩的绳子，将铁钩搭挂在独轮车的横梁上，弓着身子像牲口一样的在前面用力拉。

沟越来越深了，挖出来的土堆成的坝也越来越高了，装着半立方土的独轮车，那重重的份量都压在那一只轱辘和推车人的两支臂膀上，在我们用土堆成的盘道上，每运送出一车土也是越来越艰难。每当满载的独轮车走过松软的盘道，车轮下都要有一条深深的辄沟。那个时候，我曾经想过，在后面用双手和肩头驾着那沉重的独轮车的男士，就是一匹马，前面拉车的两四个女生，又何尝不是驴？

此时，我便看到了当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情景。唯一的不同，是那个久远的年代，老百姓是被强迫被奴役的，而我们这个年靠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性，靠的是觉悟。

那时候人真的很能干，很能吃苦，一天下来每个人都像瘫了一样。可是到了工地后，看到红旗招展，人们的劲头也就又来了，农场与农场之间比着干，大队与大队之间比着干，小队与小队之间仍然是比着干，都怕落在后面。十里工地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那活苦、那活累！可是说心里话，我这人不怕那苦、也不怕那累，我愿意每次出工都能轮到我的头上。是苦是累，但我年轻，我有力气，我不怕，为了什么？那个时候我可不是为了什么贡献，出工我能吃上饱饭呀，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为了能吃上一个多月的饱饭！

每天开饭时，尤其是中午饭和晚上饭，我都会用我的那个大号饭盒狠狠的摁满一盒子饭，再装满一盒菜，狼吞虎咽的，那样子就像几天没吃食的饿狼，吃得好香。

有一天，还没到中午，我已经饿的没了力气，心里就盼那日头快点转到南边。可算盼到了开饭时间，这顿中午饭是高粱米、大米混合做的二米饭，几乎看不到油腥的白菜炖海带，我吃了两盒半饭、一盒半菜，加起来一共是四饭盒呀！

吃完午饭，和几个同学在那儿休息时，抚摸着自己肚腩，双手比划着那四盒饭菜的体积，那些东西究竟是怎么装进去的，自己的胃有那么大吗？不可思议！

就是这样，我们这些知青和老农们，摸爬滚打在那个用人力用最古老最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开凿那条沟渠的有几万人参加的“大会战”的工地上。

人是伟大的，人比那造物主伟大得多。人能用一双双手修筑出万里长城，人能用那一双双手开凿出几千公里的大运河，人能用双手堆出象乾陵和秦陵那样高那样大的一座座山……

那时，我终于体验到了人的力量。

一个多月后，那条宽50米深5米的人工河竣工了，站在宽宽的沟渠边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成就感。

那条后来成为盘锦垦区排水总干线的人工河，就在我们的脚下，虽然在那沟底还只是有着半米多深由地下渗出的水，可是在我的心中隐隐的觉得那不是地下渗出的水，那是几万人一个多月时间流出的汗水呀！

那一个多月的艰辛和劳累，有谁没流下几公斤几十公斤的汗水？有谁没从身体上掉下几公斤肉？

在盘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岁月里，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和当地的老农一道，用我们的双手和手中的那张筒锹挖出过无数条沟渠，那是盘锦这片盐碱地上用来为几十万亩稻田灌溉和排水的一张水网。只是那些沟渠没有这条沟渠大，没有这条沟渠壮观！

那条用我们双手开出的河，已经成为盘锦几十万亩稻田的命脉……

都是那水惹的祸

水是生命之源。在地球这个蓝色星球上，水是那样的重要，几十亿种有生命形式的生物离不开它。人类也一样，人类的生存需要水，需要大量的水。我们的广大农村，每年都有千百万农民为了生存，为了水与那干旱做着抗争。水真是个宝贵的东西！

我们下乡的辽宁盘锦盛产水稻，盛产水稻的地方一定不缺水。那是一片片的盐碱地，没有水没有淡水水稻怎么生长？那是引去辽河的水！

那片濒临渤海的大平原只有那条母亲河——辽河，从那里缓缓流过。正是那条河的水，滋润着那里的万物，哺育着那里几十万勤劳的人民。

每当春季来临，那顺着条条灌渠滚滚而来的“桃花水”，带着春的气息，也给大地带来了生机。

那水，是几十万顷庄稼的生命源，也是几十万人民的生命源，那里的人民几十年就是喝着那引来的辽河水长大的。

那片土地本是千百年来淤积形成的退海之地，地下水就是百米以下，也仍然是有着一股怪怪味道既不能饮也不能用的水。为了保证百姓的生活用水，那个地方每个村子都有几个很大的水泡子，那是人们生活用水的蓄水池。

刚到盘锦时，望着水泡子里那并不清澈而且还游动着一群群小蹦蹦虫的水，我们曾经想过这水可怎么喝？那一个个水泡子春天“桃花水”来的时候要灌满，秋天最后一次水田灌溉前还要再灌一次水泡子。那就是我们曾经喝过好多年的并不清洁的水，喝那水我们不习惯，很多同学都喝坏过肚子，我也没有逃过一劫。

那是我下乡第二年的秋天，正是收割的季节，天依旧很热，秋老虎大发淫威。割稻子时，早晨刚到田地时我们还穿着衣服，未到中午，已经汗流浃背，男人们便脱了上衣赤臂上阵。

那一天下午，连热带晒，渴的我要虚脱了，身体严重缺水。收工回到我居住的老乡家，进了门直奔水缸，抄起水瓢就灌进肚子里满满的一瓢水。那缸里的水已是缸底子了，老农习惯了，很少淘淘缸底刷刷缸，那水喝到嘴里一股下水道的味道。

晚饭后，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我们几个同学到大洼送一个同学回沈阳，刚刚到县道上，马上就进大洼镇的时候，突然我的肚子就疼痛难忍，望着远去的同学，我实在坚持不住了。疼的我满头大汗，倒在路边直打滚。那疼痛的滋味，让我联想到被孙悟空钻进肚子里面折腾的满地打滚的铁扇公主，五脏六府全被搅乱了。

我不断地发出求援信号，一辆辆路过的马车没有看到我的存在。后来，有两个路过的女知青看到了我，她们是十一营的，他们的青年点在三家子西面三里的地方。

这两个女的是我的救星，我托她们到三家子二队通报一声，派个马车来接我。她们两个撒腿就奔三家子跑去。

半个小时后，一辆满载军人的汽车过来了，车上的人也没看见路边的我，开了过去，还没到20米汽车抛锚了。真是天助我也。那一车的解放军战士下车了，终于有人发现了我的存在，他们围拢过来。

一个小兵（可能是部队的卫生员）在问过我后，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只见他拧下笔帽，呵，哪是什么钢笔呀，那是一筒针灸用的银针。他动作非常麻利的抽出一根针，用酒精棉擦了擦，拽过我的手腕子对准一个穴位就扎了下去。

这时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个小卫生员扎了我的两个手腕后，又在我的心口位置扎了一针，这针刺进去后的滋味我实在是形容不好，就象有一个东西在拨弄着我的心尖，一拨楞一拨楞的。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验了中医的针灸。

针灸完了，那个卫生员小兵说了一句“赶快排便去”。他的话音没落，哪想到我已经是十万火急了。这时候，我这个20来岁180的大小伙子，也顾及不上围观的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十多号人了，就地解了急。我的肚子里终于有了暂时的风平浪静。

这个时候，送同学的那些人回来了，队里的马车也到了，大家伙把我抬上车，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我得了急性细菌性痢疾。

俗话说“好汉驾不住三泡稀”，这一病可真不轻，我在那个医院一住就是十多天，出院那天我仍然是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体重一下子掉了三十多斤，瘦得就象有几十年烟龄的大烟鬼似的。

都是那水惹的祸！那水真的不干净。我们在地里干活时，口渴了就到上水渠里掬上一捧水灌进肚子里。大家都清楚，水渠的上游一定也有人，那个人也许是在喝水，也可能正在那解内急呢！唉，眼不见为净吧。

那水真的不干净。村子里的那几个水泡子鸡进去鸭进去，就连那些老乡家的猪也时不时的进去饮几口水。那个村子，不，应该是那些村子里老农家养的猪百分之六、七十有囊虫病。那水就是交叉感染的媒介呀！

一晃三十几个年华过去了，正值知青上山下乡35周年之际，我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变了，一切都变了。房子变亮堂了，马路变宽阔了，家家户户变富裕了。

真的变了，老乡家吃水不用挑了，不用缸了，自来水流进了千家万户，老农们不再为吃水发愁了。

拧开水龙头，望着那哗哗流出的清亮亮的水，我百感交集，那不是水，那是老百姓的命脉！

改革开放让老百姓几十年的企盼变成了现实！

拉秋菜的记忆

每到秋菜上市的季节，都会勾引起下乡时候的一件往事。想起那事，自己的心里也暗自发笑。

在我们的农场周边附近，因为都是盐碱地，不产蔬菜，只能到远地去买。

刚下乡时担任司务长，正值十月份，食堂要准备过冬的蔬菜。月末时，上面给青年点食堂调来一车红萝卜。那种红萝卜有手腕粗细，二尺长，据说是从南方来的。萝卜到了以后，就在食堂前挖了一个大坑，把萝卜放到坑里，上面盖上稻草，再覆盖一层厚土。这是我们一个冬天部分过冬蔬菜。

后来，大队又派了几挂车，远去沟帮子采购白菜。那时，除了白菜还买了一些冬瓜。

回来途中，住在了沟帮子大车店，那是我头一遭住大炕。那南北炕，睡二十多人没问题。晚饭和第二天早饭都是在大车店食堂吃的，记得深刻的是吃晚饭时，所有人站成排，跳了一段“忠字舞”。早饭时，依旧要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服务员回一句“完全彻底”。不过那大米饭，冬瓜粉条肉片汤，吃得我香香的。

第二年的秋后，天气渐冷，又到了贮备秋菜的时候了，大队又派出几辆大车去买秋菜。这次要去拉秋菜的地方，是东风农场的驾掌寺，因为远，当天肯定回不来。一行几挂马车，每辆马车还有一个跟车的知青，早上起程，直奔驾掌寺。

山区的马车，一般都有闸，那是为了防止上下坡的时候发生意外。而平原的车却很少有闸，盘锦是个一马平川的平原，下乡那几年就没看到一辆马车有闸，毕竟是走平道，马惊的事儿就更少了。

到那个农场产菜的生产队，要越过辽河大堤。那堤坝有三四米高，在坝上走挺远，再下到坝内。但是上下坝的坡道很陡，能有三十多度的坡，又是个九十度的急弯。我们一行车队，去的时候相安无事，马车很顺利地过了大堤。

到了菜地，按白菜垅估算好了分量，我们一边砍一边装车，很快几车白菜装好了，每辆车也都能装有四千来斤白菜。

车队从菜园子顺原路返回，待过了大坝，找个老乡家吃晚饭再歇歇腿，好连夜往回走。

马车一辆接一辆上了大坝。第一辆马车很顺利地下了坝拐了弯，上了直道。当第二辆马车在下坝坡时，意外发生了。

那辆车的辕马后坐力本就差些，拉套的马有一匹是个刚上套不久的小马，遇到下坡它撒欢往前拉。不论老板儿怎么吆喝，怎么拽缰绳，它仍然是撒欢往前挣。虽然那匹辕马后腿在用力坐，马屁股几乎坐在了大坝的坡地上，怎奈前有两匹马拽，后有几千斤重白菜向下的惯性，车还是顺着坝坡迅速滑了下去。

车老板叫常金香，在三家子五个生产队十几个车老板里，论赶车水平排号三把。但这刚上套的小儿马，并不是很好驾驭，不太懂得老板的口令。

马车刚刚下了坡，前面的两匹马顺着那个几乎是九十度角的弯路，跑得更欢更快了。那个车老板儿，虽然紧紧的拽着缰绳，可是没有用，他只能被车拖着随着车跑。

由于那个弯太急，只在一瞬间，马车就翻了。马车翻了，可是几匹马仍然拽着那辆翻车，在路边的草地上向前狂奔了几十米后，才停了下来！

当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车上有人呀！可是人呢？只见一车的白菜散落在路边的草地上，就是没看到我的那个同学。我的心中着急，心想这小子不死也得受重伤！

几个车老板儿和我们几个知青，迅速地扒着白菜堆，终于看到人了，只见他一骨碌从地上站了起来，呵，一点伤没有。大家悬到嗓子眼儿的心也终于放回到肚子里了。

原来当那辆车在翻倒他掉下来的时候，正巧倒在一条不长也不宽的小沟里，真好像那条小沟就是为他准备的。因此，那车从他的身上拽过去的时候，他安然无痒，一根毫毛也没伤到。真是谢天谢地！

大家一阵忙碌，重新装好了车，车队在驾掌寺村子找了个老乡家，吃晚饭的时候，车老板儿说他福大命大造化大，非逼着不会喝酒的他喝了几口酒，庆祝平安无事。

吃过晚饭，大家又歇了一会，车队重新启程，连夜上了返回的路。我坐的那辆车的车老板儿姓张，叫张泽录，我叫他大叔，别年看他年龄大，有一身“武把操”，只是身藏不露，为人厚道，车赶的也好，在村里是二大把。我们这辆马车压后。

那装的满满的白菜车上，放着一个装满喂马的草料麻袋，鼓鼓囊囊的，我穿着棉衣躺在那个麻袋上，车一路晃晃悠悠的向前走着。

车老板儿张大叔怕我睡着了掉下车，每隔十分八分钟就会喊我一声：“郑啊”，我就回答一声“哎”。“别睡着喽”，“没事，不会的”。一路上就是这样，一喊一答，车仍然向前走着。

秋后的乡土路，并不平坦，车辄太深，跩太多，一路颠簸走来，倒也无事，行了两个多小时，一路平安。

当马车来到一个叉路口时，张大叔照样又喊了一声“郑啊”，只听“咕咚”一声，我被惊醒了。就在张大叔叫我的一刹那，我真的从车上掉了下来。车后面跟着的那个小马驹吓了一跳，一溜烟的向回跑去。车老板儿“呦呦呦……，呦呦呦呦……”，叫了好一阵子，才把它喊回来。

张大叔问我“郑啊，有事没？”我嘴里说没事，可是那脸火辣辣的疼。借着月光，我掏出小镜子一照了照脸，脑门子摔破了，下巴摔破了，鼻孔下嘴唇上那个位置也摔破了。

车队到了大洼镇的大车店，第二天早上才返回三家子。回到青年点，仔细看看脸上摔破的地方，出“油”了，火辣辣的，疼了好多天，一个多月后，结的痂才脱落。

那次拉秋菜的经历，深深的铭刻在记忆里，即使是现在，每到秋菜上市的时候，也总会在心头闪现。

“拉 练”

中国的语言丰富。随着发展，也在不断创造不断创新。就说“文化大革命”那年代，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呀，什么“狠斗私字一闪念”呀！

尤其是解放军那座“大熔炉”更是创造了许多政治名词，而且还要在全国学习推广。什么“爬坡”、“回炉”，什么“拉练”呀，呵，好多左的政治色彩浓厚的新词。

就说那个“拉练”吧，这个由解放军创造的名词和那种训练方法，曾经在全国推广，并且运用于工农业各条战线，掀起了一个学习的热潮。知青当然也不能例外，更何况我们是按军垦编制，还有那些带青的解放军呀，更要学习，更要见诸行动了！

那些“大兵”在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在规定的时间就要起床，就要出操，就要进行早点名、晚点名，整个一个军事化。

那是1969年初的冬天，晚上我们躺下不久，集合的哨声响起，上面传来命令：“打好行里，迅速集合”，全农场知青统一的行动“拉练”训练开始了。

我们按连排集合后，背着行里开始向农场场部靠拢集中。我们营离农场场部最远，有十七、八里路，一路的急行军赶到那里，又按统一部署向盘山方向急行军。

那时，盘锦的冬天很冷，那天晚上北风呼啸，风似刀，刮在脸上异常刺挠。

三家子十二营是距离场部十七、八里路。急行军到大清，知青们就已经很累了，又顶着北风向盘山行进，越走越艰难。一路上掉队的掉队，“拉耙”的“拉耙”，夜色漆黑，也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又开始往回返。我做为收容队的走在最后，根本就不知道先头部队走到何处，离我们多远了。只知道女青年落下的越来越多，好多人的脚上磨起了血泡，一路走的很艰难。

回到农场后，农场“革委会”主任和总带青的解放军做了总结后，宣布队伍解散，返回各营，那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漆黑的夜里一步一步往回挪。本想抄近路，那条小路在一片好大的荒地里，黑森森的苇子窠一片一片的比人还高，几个人没敢走，顺着原路往回返。

当我们走到快到十一营的路口时，就见在马路中间有两只绿色的光一闪一闪的，那决不是狗。十一营是青编队，但是那时的青年点还没有建好，部分十一营的知青还暂住在三家子南部的老农家中。当地更没有野狗。那是什么？两只发着绿光的眼睛那么瘆人，大家想那只能是狼，这里曾经有狼。

只见那狼就坐在马路中间，一动也不动，我们有点害怕，不敢前行，只好停在那里不动。

就这样，狼不动，我们也不动。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相持着。大概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吧，从南面开来一辆大解放，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那狼跑了，钻进芦苇丛中，我们也终于敢前行了，回到村子时，天也快亮了。

第二年，所有的荒地都开垦了，老农说，都是水田了，把狼逼走了，因为狼没有了藏身之地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说过有狼，更没有听谁说看到过狼。

那天的拉练，很多人脚上磨出了血泡，多少天脚不敢沾地。还有好多人手脸冻伤，唉，也不知道是谁出了这么一个馊的主意，反正那个时候总有花花点子，折腾这些刚下乡不久的知青。

那个年代，我们不只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在接解放军的教育。其实，折腾到最后，不过一介农民而已。

勒 狗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狗肉的时候，真没想到狗肉是那样香，那条狗也是我打死的。

1969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住的那个老乡家的李大爷问我敢不敢打狗，我说敢呀。他告诉我说家里的那条狗不想养了，你帮我把它打死吧。当时我也没问为什么，就答应了。

那天下午，我喊来好友陈智方帮忙。当时也不会打，我把一条绳子的一端拴在了木桩上，中间拴了一个套儿套住了狗的脖子，我让陈智方拽住绳子的另一端，由我来打。陈智方有点害怕，就说你拽我打吧。就这样，我拽着绳子的另一端，他操起镐把，照着狗的脑袋打了一棒子，也没管狗是否死了扔掉镐把就跑了。

我剥了狗皮，将那条狗收拾干净交给了房东大嫂，下午收工回来后，房东大嫂告诉我狗肉做好了让我去吃，我一脸的不解，她说你吃吧，我们家没人吃。

后来我才知道，当地人自家养的狗自家下不了手也绝对吃不下自家狗的肉的。我喊陈智方来吃狗肉，他仍是心有余悸，说什么也不来。那天，我一个人醮着盐面吃了那盆狗肉。

下乡前，我的家里生活困难，上中学时学校每月还发给我三元钱的助学金，家里很少吃到肉。那顿狗肉我吃着觉得是那么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狗肉。那狗肉真的很香。

后来，我和另几个青年住在村子西面的三间房里，离那间房子不到三米的西北角，就是当地一户王姓人家的坟地。我们七个人很好，心也很齐。一天，大家都觉得从嘴到心真的有点馋了，就凑了几元钱上老乡家花了一元五角钱买了一条狗打死了海吃了一顿。

狗肉真的很香，那香香的味道总在嘴边儿和嗓子眼儿里转，也总在脑海里转，挥之不去。可是我们这些下乡青年手中那有那么多钱老去买狗呢？

终于有一天吃狗肉的机会来了。那天中午收工回来，吃过午饭后就发现有一条很大的狗趴在我们的窗前晒太阳，撵它它也不走。进屋后有人提议说干脆把那只狗勒死算了，开始大家还有点犹豫，可是想想那狗肉香香的味道，嘴里的口水好像要流出来，止不住诱惑的我们终于下了决心打死那只狗。

我们把狗引进屋子里，又用绳子套住了它，就把它吊在了屋里的门框上。那狗不想死，它疯狂地挣扎着，只是叫不出声来。

有人见它不死，就用吃饭的小铝盆往它嘴里倒水想呛死它。可是当那小铝盆刚刚挨到它的嘴边时，它速度极快的一下子用嘴咬住了那个小铝盆，顿时那小铝盆被咬穿了两个小洞。

那只狗终于死了。我们把狗装进一条麻袋，准备晚上收工后再剥皮吃肉。

晚上收工回来后，我们拿出那条死狗准备剥皮时，忽然犹豫了。那狗是谁家的？要是本村的，那烀狗肉的味道给丢狗的主人留下蛛丝马迹怎么办？看着那条足有40多斤重的狗大家有点忐忑不安。

那狗我们没吃，我们把它埋了，就埋在了房子西北角的那个王家坟的边上了。后来那三间房子改成了我们的伙房。

第二年的春天，一个女同学从那路过，发现那儿有一堆“毛发”和肠子肚子一类的东西，以为那是一个死孩子，很害怕的告诉我们。

我们去看了，可是谁也没说什么，我们心里清楚，那是那条死狗的尸体腐烂了被嗅到味道的猪给拱了出来。

后来我们知道了那狗是村子西头那个和我们关系非常好的宋家大哥的，他很讲义气。

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他家的狗是死在我们的手里，他就知道那条看家护院最叫他放心的狗丢了。

我心里总觉得对不起他。那条好狗被我们给勒死了……

回城后，才听有的知青说，老宋头曾经向他们询问过，是谁打死了狗，打死了没事，希望能把狗皮给他就行。

一个“阴险”的老农队长

上初中时，每到农忙时学校都组织支农活动。

记忆中，春天去过郊区的水田公社，帮助农民插秧，也就是那时练出了双手同时插秧苗的绝活。在支农插秧插秧的季节，虽然很累，但也是很高兴的事儿，因为天天能吃上白白的大米饭，只是有点怕水田中的那肉乎乎的大蚂蟥。那大蚂蟥厉害，最大的抻开后有一拶长，晒干后很结实，据说是做鞭梢的好东西。那大蚂蟥团成一个团儿，比小时候弹的玻璃球还大，要是让它吸足血，想一想都有点怕。

在夏季也去过郊区的蔬菜社，那时正是蔬菜换茬季节，抢收了黄瓜、西红柿、芸豆、土豆等蔬菜后，也就该种萝卜白菜了。那些日子也很开心，当地的菜农几乎天天是给我们蒸白面馒头，那馒头白白的一个能有半斤重，守着菜地，当然副食也不错。

在秋季也到过远一些的农村。只不过我们去的公社是大田了，是去帮助农民秋收去了。与那两次支农相比，最不同的就是吃的不好，上顿下顿是玉米面饼子、高梁米饭，副食最好的就是当地自己现做的大豆腐了，只是中秋节那天，队里去外地用二斤玉米对一斤白面换来了白面做了一次馒头，算是为学生们改善了生活。

那时，和当地的农民相处，觉得这农村人单纯实在，朴实劲儿自不必说了。记得那年在那个大队劳动时，十一前去看当地组织的演出，正是文革前夕。那时节目的内容都是主流的，歌唱祖国歌唱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毛主席，歌唱学大庆学大寨的。节目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说快板，说的内容很好，只是口齿不清查，笑得我们肚子疼。那是说的农业学大寨的段子，有那么几句：学大寨、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让这人一说就成了：学他妈（那嘛）大赛（大寨）赶大赛（大寨），大赛（大寨）他妈（那嘛）红花遍地开……。这快板说到这儿了谁能不乐？

当地的小孩子也很天真，很幼稚。有一个小男孩儿，非要给我们这些学生朗诵毛主席诗词，当他朗诵到一半时，我们已经憋不住笑了。他是这样朗诵的：大哥哥大姐姐，我给大家朗诵一段毛主席诗词，“小小赛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可真不容易……”

看着那孩子一脸的正经，摇着头摆着脑袋认真可爱的样子，加上拉着长腔的新民口音（我们叫那是曲卖菜味），这毛主席著名的诗词《满江红》让他这样断句朗诵已经让我们想笑了，再加上他的地方口音，我们也实在是憋得不乐不行了。

秋收结束要回去的那天，老农队长还给我们讲了几句话，无非是对这些城市来的学生进行一番表扬。当听到他夸我们时我们也是一阵阵笑声。那老农队长说我们这些学生在割玉米杆时的场面：就看这些学生们，那是你追我赶，明争暗斗呀。我们至于“明争暗斗”吗？

那时真觉得这农村的贫下中农，有那么一种浓厚的阶级感情和纯朴善良的心意。

上山下乡了，我们到了盘锦，也确实体验到了当地老农对这些城市来的学生的热情。然而，在刚刚去的不长时间，那个队长却改变了我的看法。

文革时期，朝鲜国内出现了一阵子反华排华风，当地的华侨受不了排挤，纷纷跑回国。

那时国家的政策是今年安排城市，明年就安排到农村。在我们那个大队，有三户朝鲜归国华侨，他们的年龄都不算很大，都在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华侨中有个叫李福顺的，个子矮小还没结婚的年轻人，那年也才二十几岁吧。

六九年初春，春寒料峭，正是“水平地”准备育苗时节，天冷，人们还穿着棉衣，地里还冻着厚厚的冰碴，穿着水靴子还拔的脚冰凉。有一天，我们正在地里干活，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队长，个子也不高的赵文荣把那个小华侨摁在稻田地的泥水中一顿打，也许他是队长，也许那些老农都和他有亲戚关系，竟然没人上前拉开。

那时我刚从食堂“司务长”的位置调到二排当排长不久，本来经过了文革的“洗礼”，那一股子棱角还很硬，更何况本来性情耿直，看不惯这欺负弱小之事，真是忍无可忍了，就走上前指着那队长说，你一个队长一个共产党员就这样打人，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我下到水里拉起了小华侨。

我的举动让队长着实吃了一惊，竟然有人敢说他，这可能在生产队里是从来没有的事吧。他也很生气，就问旁边的几个老农：他叫什么名？当有人告诉他后，他好像很惊讶，“就他叫郑学清？”听那口气好像早就听说过我的名字。

事情过去以后，安然无恙，因为我的能干，这队长表面对我很好，我也以为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没往心里去。

那年夏天，因为食堂浪费的事，我和带青的解放军吵了一架，因为互不让步，越吵越凶，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吵到激烈时看他不讲理，我脱口一句“你那是放屁”。

这下子坏了，我骂了大兵，那时骂大兵还了得？骂大兵就是反军，反军当然就是反革命！

带青的解放军头头姓田，是个团助理员，一个排级干部，1948年解放战争时被俘虏的国民党兵，直接参加了解放军。这个田助理员人还算不错，对我也一直很好，知道我闯了祸，在这儿也呆不了了，就告诉说给我调别的连，在他回家探亲前安排好了我的事情就走了。

就在这个时候，队里的一个大动作正在悄悄的酝酿着，我也仍然抱着感谢田助理员的心情。

有一天，晚饭后，大兵通知晚上全营点名。我知道也许要下“暴雨”了，预感到事情不妙，喊了一个好朋友两个人去了大洼镇，在一个小饭店喝着闷酒，将近十点了我们回到了村子。

原来那个老农队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只是苦于找不到报复的机会，这次终于来了机会，他怎么会放弃？于是，他和当时担任连指导员的我校一个高年级的邹某经过商量，一致主张批斗我，因为你骂解放军，骂解放军就是反军，反军那当然就是反革命，是不能饶恕的。

于是，他们便开始发动我们连的知青，想找几个骨干做发言的带头人。然而，他们没预料到的是没动员起来，行动计划受挫。

但这机会是决不能放过，因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报复机会。于是向农场报告，准备把我拉出去，到农场或是其它大队进行批判。不过他们的这一步计划也没能行通，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也不得而知。

我，躲过一劫。但是我被免了。那个老田临走时和我说的是调动别的队当排长，然而那天晚点名时，宣布我到另一个连，什么也不是了，是到那个另一个学校知青为主的连队改造去。所以那天我和同学去了大洼镇喝酒去了，快十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才回队里。

当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没有一点意外，毕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了。因为我知道那个田助理员是个老奸巨猾的人，表面送我一个人情，回来后却故做惊讶又显得无奈。如果真想按他和我说的那样处理，为什么他不宣布完才走呢？

高人，这就是高人的手段。实在是高！

“挂 东”

三家子当地的老农没事的时候，经过打赌挂东。据老农讲，我们下乡之前，老农陈树和与他人挂东，吃三斤绿豆糕，前提是不能喝水。这陈树和的饭量很大，如果可以喝水，三斤绿豆糕于他来说也许是小菜一碟。他吃的很快，但不允许喝水，越吃口越干，吃到最后，绿豆糕在嘴里打磨磨了。当他把最后半块放在嘴里时，大家都以为他赢定了。然而，那半块绿豆糕在他嘴里干转悠，就是咽不下去，口中一点唾液也没有了。最后那半块绿豆糕没有咽下去，老农陈树和输了。

当地老农还曾经有过挂东吃半柳罐斗大米饭的，吃五斤水油的。总之，花样繁多。

而知青也一样，经常会打赌挂东。

年轻的时候，饭量特大，尤其是下乡的年头，越是累的时候越是能吃。一天最少要吃三斤以上的主食，有时一顿就是二斤多。记得割塘的时候，我每天早上是二斤大米饭，晚饭是4个大饼子，一个半斤。

有一个夏天，我和那个“二麻子”、“老等”三个人，中午用大油拌饭，到食堂买了三次，一共是七斤半饭，三个人硬是没觉得撑得慌。

那年，在修沟海铁路完工返回的路上，带的中午饭让我在路上就吃了了。我和同学陈某说，回到三家子中午我还能吃十个窝头。他不信，我说咱们“挂东”，谁输了谁请客。

回到村子后，正是食堂开饭的时候，没说的三下五除二，十个窝头很快下肚儿。陈输了，到商店买了两瓶汽酒和二斤炉果，又让我们吃进了肚子里。

在知青中，这种游戏是经常的。有一次就是因为“挂东”差点闹出大事。

知青任某，也是个大个子，比我身体壮，也很能吃，是另一个连的连长。他的一个同学开玩笑和他打赌，说一起上大洼，由他出三斤粮票并负责买食品，如果任能吃下去，他就输，要是吃不下去是任输。谁输了谁还要请客。

下午三点多二人来到大洼镇，他们先进了一家商店，买了一斤粮票的饼干、两瓶啤酒，任某很快装进肚里。随后来到一家饭店，又买了一斤粮票的大米饭和两个炒菜，任某又是很快将它们“报销”。最后，他们又来到镇上唯一的一家饺子馆，又买了一斤粮票的饺子、两瓶啤酒。任开始吃的还算痛快，后来虽然有些吃力，毕竟那些饺子啤酒也下了肚儿。这时他已经撑得大肚儿滚圆了，腰都哈不下了，走路也开始费劲了。

在那个同学的搀扶下，他们一步一步往回蹭。从大洼镇的东头走到西头再走到出镇的路还有二里路，可是那路对他们俩来说，那就是一条走不尽的“长征”路，二里多路他们走了几个小时。当走到下路口的桥边时，任某已经筋疲力尽了，无奈只得找路边的地方坐下来休息了。这一歇下来，就更站不起来了。

那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晚饭后连队点名发现少了两个人，带青的大兵问谁谁不知道，很是气愤。

快十一点的时候，他的同学一个人回到村里，把这事和指导员说了，就这样，队里出了一辆牛车把任某拉了回来。任某遭了罪，三天没起来炕。

当然，于某也没好过，因为他的出身不是很好，被扣上了一个“陷害革命干部”的罪名，开了批判会。

他们的那次“挂东”，差点让任某撑破了肚皮！

第一年的分红

196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知青们虽然干了几十天活，可是一个工分也没给我们，年终自然一分钱也没分给我们，我们的劳动成果就这样被当地人侵吞了。

种水田求一个早字，讲一个快字。每年当开始育苗和水平地时，虽然已经进入春季，但是东北的春天，却仍然是春寒料峭，风刺骨，水拔人。1969年的春季，我们刚刚下水时，那田地里的水面上还带着一层冰碴儿。虽然发了水靴，可是穿着那双靴子，在那泥水中你迈不开步，你一抬脚，靴子却留在原地，好多人因此摔跟头倒在水中。无奈，有时只得光着脚，那水刺骨！

当插秧的时候，根本就不能穿靴子了，迈不开步，只能是拔靴子玩了。所以知青们插秧都是光脚丫子。

按照当时的要求是不插六月秧，五月底前必须结束插秧。插秧的头几天，天冷水凉，早晨下地又早。光脚进入稻田里，那刺骨凉的水像千根万根钢针在扎你的腿。那个时候，不论男女，解手的次数多，比平时多一倍还多。

稻田地没厕所，男青年还好办，脸小的秀眯点儿的走远点，脸大点儿的转过身背过身就近解急，反正都知道没有人过来看你在做什么。女青年呢，只能走的远点哟，去一次就要十几分钟。

那个时候，好多人因着凉患上肾炎，尤其是女青年，毕竟女人的生理和男人不一样！

在田里一干就是半天，有时口渴了，我们就是到大上水沟里捧上一捧就喝下去。有时喝完水刚直起身来，你会发现上游也会有人站起来，又多是女性，我们知道，她们喝水的可能性很小，大多是在解手。虽然心中一阵恶心，却也无可奈何！只是到了后来，队里才派食堂的人从很远的村子里挑来泡子水。

那片新开的稻田，原本是沼泽和芦苇窠，那些坚硬的苇茬子能把厚厚的靴子底扎透。

开春还冷的时候，我们遭受着这个罪。天气开始热了我们又遭受别的罪了。尤其是插完秧后，开始除草“挠泥”的时候。所谓“挠泥”就是给稻秧松土。盘锦的土质不好，经常板结，因为给稻秧松土，没有专用工具，只有用双手连抠带挠。那秧苗让你挠得东倒西歪“披头散发”了，说明你把土挠松了。所以一看稻秧的状态，就知道你挠的如何。

那些日子，虽然水不凉了，可是随着气温的升高，地温也开始升高。那些泥土一脚踩进去直冒黑水。天气越热越糟糕，双腿泡在臭水中手脚胳膊腿上起了一片一片的刺挠疙瘩，钻心的刺痒，挠破后直流黄水，谁也没有好办法。

后来，革委会给我们送来了“高科技”产品。那是一种塑料液，用那种“水”涂抹在胳膊腿上，见了空气那塑料液就凝结成一层薄薄的膜，那黑水汤是进不去了。可是没过几天，那玩意就没人用了。因为那塑料液把胳膊腿的皮肤封住了，不论天多热，汗水却排不出来，腿由一种刺痒变成了另一种刺痒。而且那层薄膜，你想剥下来也很费劲，就是剥下来了，汗毛也被拔了下来！

那年月，如果说插秧时那冰冷的水是惩罚人的工具，那挠泥就是另一种折磨！手指甲里那黑泥嵌进很深，也不敢用针等物品把它拨出来，因为碰上会很疼的。

水田的劳动，一年“三猫腰”。插秧时猫腰，拔草时猫腰，收割时还是猫腰。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猫腰，谁也吃不消的。那时我们是军事化，加上阶级斗争的弦儿绷的还很紧，我们不下地也是不可能的。每天收工后吃了饭就迫不及待的躺到炕上。

就是这样，老农们还在暗中算计、欺负着知青们。那年5月份，已经插秧多天了，无论知青们插秧的速度有多快，可是一天下来总是没有老农插的多，知青插一亩，她们几乎能插二亩，知青们还傻乎乎的真以没手法太慢。而且老农插秧时，总是要和我们隔着两道沟。

可是我并不服气，因为我知道我是个插秧快手，那时候是插水秧，插水秧本是我的拿手，我会双手同时插秧。这得益于上学时的两次下乡劳动，支农插秧。

而且当时和我一盘架插秧的是当时的副排长女知青刘某某，她也很能干，插秧也很快。我心有不服，便开始细心观察。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秘密。一天，我来到老农插秧的地里，我在沟埝上迈着大步量了一下，原来她们在插秧绳上搞了“鬼”。知青的插秧绳是三十米长，那是一亩地。而老农的插秧绳，我用步丈量后的结果是十八步。按一步一米计算，就是十八米。

我有些气愤，就把这事给捅开了。从那以后，老农送给我一个绰号“十八米”，他们也知道了我这人可不是个好蒙的了。

秋收的时候，看着稻田里稀稀落落的稻子尖上瘪瘪的稻粒，心却比插秧时那冰冷的水还凉！一亩地只打了一麻袋的“二仁子”，磨不出米，只能喂牲口。

那年秋天，我因口惹祸，被发配了。1970年初，生产队算完了账，队里的会计看到了我，叫我带着手戳去取钱。我拿着手戳，高高兴兴来到了会计的家，只见他迅速翻到账本我的那页。我瞪大眼睛看，看我这一年辛辛苦苦究竟能有多少收入，二分钱！

那年，我们十二营倒挂，政府按知青每人180元、老农按人头每人60元给拨的款，按工分分配后，我就挣了那二分钱，心中的酸甜苦辣一股脑涌到嗓子眼儿。“那二分钱留给你孩子买糖块吧！”我拿着手戳，扔下一句话，迈出了会计家的门槛。

第一年的艰苦劳动，这就是我的收获！

那一“吻”

我这人从小就很老实，也是很窝囊，没和别人打过架。咱在外面熊，所以也没人欺负咱。虽然有时管不住嘴，总是说让别人不爱听的真话实话，可是还够不上让人打的理由。

下乡后，和同窗同学，曾经的好友打过一架，那也是我这一辈子打的第一架，也是最后一架。

繁忙的插秧季节，女人一定都是下水插秧，五月初，田地里的水依然很凉，女人整天猫个腰，在稻田里崴扭着。男人也一定是挑稻秧，挑那一担一担的秧苗，在那不是很宽的埝埂上来回跑。那一片一片的稻田，很多埝埂的土质不好，是一种当地人称之为“澄浆泥”的土，那土干燥后形成的小土块儿，形状像盐粒，是立方形有楞有角的，光着脚丫子踩在上面，硌的脚很疼。

尤其是在实行插“泥秧”后，那一担秧苗实际上就是一担泥土。插一亩地，有劲儿的人要挑七八挑，劲小的要挑上十几挑。

正常情况下，一个男的和两个女的是一盘架，男的挑秧，女的插秧。男的一天能挣多少工分，要看你那盘架的女的一个人一天插了几亩或是几分地的秧。你那盘架就是四个人插秧，你也是挣四个人的平均数。因此，那个时候谁也不愿意也不可能去多干额外的活呀。

那是1970年春天的插秧季节，有一天，我的那盘架的两个女知青，一个是我的同学，叫孙锦玲，一个是学校实验五班的校友，叫贾玉。按说插秧也算是快手了，我也是正常挑稻秧，那点活于我来说还算悠哉。可是偏偏凭白无故的来了一个人，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冯某，当时她当队里的指导员，也就是我们一个派的其他两人出主意，选她上去，好再刁难的那个人。受“文革”派性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很融洽。她突然加入到我的这盘架，三个人插秧我一人挑苗，我就要比别人多挑一半儿的苗，我当然不高兴，因为也不可能多给我记工分，心中自然有些生气。

开始我还没有发作，我以为她一会就会走。可是当她插了很长时间后，我发现她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我有些不自在了，沉不住气了，一下子火气就冲了出来，弄得那人很尴尬。

这时，有两个和她关系不错的男同学冲了过来，帮她和我吵了起来，其中一个和我越吵越凶，后来开始有了身体接触。我也很激动，两个人便动了手，扭成一团倒在了水沟里。当时我没有吃亏，我把他结结实实的摁在了水里。他那个外号叫大猩猩的哥哥就在一旁看着，也不拉架，但当看到弟弟吃亏了，也冲了上来。虽然我是一虎架不住二狼，但仍然死死的把按在水里。

就在这时，他在下面一口咬住了我的手，手上的肉差点被咬下来，我也急了，双手按着他，也如此效仿，嘴就冲他的脸去了，他一扭头，我的嘴正好咬在他的嘴唇上。有生以来我的“第一个吻”没有给喜欢的女人，就这样给了他。到现在我的手上还留有一块疤痕，那是被他咬后留下的。那个“吻”那个疤，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打架的纪念。

后来，队长来了，我们被拉开叫到了大队革委会，挨了一顿臭批。在返回稻田地的路上，我说他，你这是何苦呢？与你有一点关系吗？你激动什么？他也说道，也是的，咱们俩真是不应该。

其实，刚进入三十一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我们俩个人关系很好。有一天，我们闲聊时谈到小学时同学们的外号，他告诉我因为他姓屈，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取乐。他又问我的外号叫什么，我给他讲小学班里的事。我说，我们班有个叫赵庆阳的同学，脸上有一颗痣，上面毛很长，看了电影林海雪原后，同学们就叫他一撮毛。由此，我们班就出现很多林海雪原中的人物，傻大个，小炉匠，蝴蝶迷，座山雕，等等。因为我姓郑，便被叫了郑三炮。

过了不长时间，我们两人的外号便全班同学都知道了，尽管当初都有承诺，不会告诉他人。

后来为了多挣点儿计件工分，我准备了一根插秧绳、两副土篮子，挑稻秧时，如果秧苗好，我一下了就戗两挑，装得满满的，拎起来墩一墩后，再往里装。这一挑“泥片”有二百来斤，别人七八挑才够一亩地的，我只用三挑稻苗就够插一亩地，然后拿来插秧绳，下到田里也插起秧来。那时她们两人也就插了几根垅，我和她们一样，这样三个人一天能插四亩多，一亩地三十个工分，每人就可以多挣15个工分。她们俩高兴，虽然我多挨了累，可是我也很高兴，毕竟多劳多得了，有所值。

那个屈同学后来随父母去了三线，被一个不压事的父亲害惨了。他的父亲在支援三线前，是沈阳一家军工企业的车间主任，按理就应该有一定素质，不知为何，却不压事，毁了儿子毁了家的事。据说，一天在看露天电影时和旁边的人拌了几嘴，心有不甘，到家后与几个孩子叨咕，结果哥俩个出去会气，把人家伤害了。屈替他哥进了局子，尽管监内几次立功减刑，却因患病，出来没几年，就归了西。

打黄皮子

黄皮子，学名黄鼬，俗称黄鼠狼，迷信的人叫它“黄仙”。它的皮很贵重，尤其它的尾巴尖上的毛是制作毛笔的最好的材料，那叫狼毫；它的骨还能入药，那叫鼠骨，它全身是宝。可是因为它有偷鸡吃的恶习，所以得了个黄皮子的外号。

小的时候老人就跟我说过，黄皮子会迷人，还给我讲了很多黄仙迷人的故事，可我不信。

下乡到盘锦时，我们队里有个老张头，他家是张大帅的宗族，他是“作”字辈的。这个老头干农活是没的说，他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打黄皮子，一到冬天，他的精神头十足。虽然那个时候我们队里家家日子过的很困难，但是他家的日子过的却很滋润，因为他每年冬天打黄皮子的收入就有几百元，这在那个时候可不是个小数。

他说，如果黄狼子身上没有伤痕，一只收购价是七元，如果有了伤淤血了，只能卖两元钱。所以他打黄皮子非常小心。

说真的，我很佩服他，他对黄鼠狼的习性研究的非常透彻。黄鼠狼什么时候出洞了，会什么时候能回来，能走那条路，他说的头头是道。每年从秋收开始，他就看场院。那一年，我有幸看了一回场院，我在二队，他在一队。

有一天，他神秘的把我叫到一队场院的窝棚里，告诉我说，他今天下了十多个踩夹子，并带我在场院周围转了一圈，指点他下夹子的地方。他还告诉我这个夹子什么时候能打着，那个地方什么时候能打着，他估计的准着呢！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他说西北角的夹子上打着了，带我去看，果不出他所料，被踩夹夹住腿的黄鼠狼在那吱吱叫着挣扎着呢！这个老张头，神着呢！

说黄皮子迷人？嘁，我才不信呢！可是，居然很多老农不服，说是老张头把“黄仙”镇住了，“黄仙”怕了他。可别人不行，有事实为证。

这个事实发生在我们队一个70届下乡的青年身上，他姓李。那年秋后队里派他看场院，他生性好动，呆不住，坐上手扶拖拉机跟我们去拉稻子。休息时大家发现了一只黄皮子，我们十几个青年拿着扁担开始追打那只黄皮子，他看到后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最后，那只黄皮子被他生擒。

黄皮子没有死，他也不想让它一下子死掉，他开始给那只黄皮子上刑，他倒拎着黄皮子的尾巴，用手扶拖拉机的排烟孔的烟薰它，直到黄皮子断了气，他才罢休。

黄皮子死了，他又跳上手扶拖拉机跟我们拉稻子去了。拖拉机拉了满满的一车稻子，老农队长和我们三个青年坐在稻子上面。当拖拉机开到场院道口往场院里拐时，拖拉机拖斗的里轮压到了一堆很暄的稻乱子上，拖拉机一掂，要翻车，我和另一个同学反应快，迅速跳了下来。拖拉机翻了，他和队长掉了下来，正巧掉在那堆稻乱子上，队长平安无事，可是他却出了大问题了，他摔坏了，起不来了。大家去拉他起来，可他神智清醒，胸部以下却一点知觉都没有，他的中枢神经摔坏了，他成了高位截瘫（后来经过几年的治疗他也只能达到勉强站起来）。

话把来了，那些相信黄鼠狼能迷人的老农有话说了。怎么样？黄皮子？那是黄仙！欺负它？有报应！怎么样，现事现报吧？那拉着长音的腔调，那副洋洋自得的表情，让你看了又好气又好笑。

唉，真拿他们没办法。

黄鼠狼迷人？我就是不信！现在黄鼠狼是受保护动物了，为了保持生态平衡，我们也不该再打它了。

那夜 那雨 那坟

刚到盘锦的第二年，就听到老农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当地的真实的故事。三个老乡家的孩子，结伙去了苇塘里淘鱼，时值三伏天，正是雨季。傍晚时分，三个孩子带着胜利品兴高采烈的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条路，其实是苇塘边上的一道坝堤。三个孩子脚前脚后，间隔一米左右。忽然间，天低云暗，黑云压顶，大雨就要来了。孩子们紧赶慢赶，加快了脚步。但见雷声大作，电闪频频，一声惨叫，行走在中间的那个男孩子倒在了坝上。那个孩子被雷击中了，他死了，他是那个家庭的独苗。霜打独根草呀，家里父母悲痛欲绝。

雷雨天可怕，更可怕的是在一片荒原，当人成为制高点的时候，何况孩子的肩上还扛着锹！

听到这个故事，很为那个死去的孩子痛惜，毕竟他还那么小。

我这个人天生的胆子有点大，从不相信有什么鬼神的，就是走夜路也从没怕过什么，尤其在农村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中，一个人走路也没有什么怕过。就是刚下乡的时候，大家闲得无事，晚上经常聚集在一起，东拉西侃，最多的时候，还是讲一些鬼呀神呀的故事。记得大家所讲的，有什么“一只绣花鞋”呀，“太平间里的诈尸案”呀，“大庙小学里的红手爪子”呀。讲者神神道道，听者却心惊肉跳。有时吓得胆子小的人半夜不敢走回自己所住的老乡家，一个大男人，还得我去送他。

在青年点，我当过几年看水员（负责往稻田地里灌水放水）。头两年我看的地块，土质还算好，地势也不高，加上做事很认真，把那一百五六十亩地侍弄的苗壮秧肥，秋后稻子收成也算不错。

后来，队里给了我一副重担，把一块土质不好而且地势又很高的稻田交给了我。那片稻田，地势很高，正常上水时，只有局部能灌进水，大部分地块很难灌上水。

为了能灌上水，每次来水的时候，都要等待别人看的稻田灌完后，再把所有的上水闸门都关上，专门为我那一条干渠“憋”水。水“憋”到一定高度时，沟满壕平了，也是半夜了，我才能扛着筒锹象个夜游神似的，在那一百几十亩地里转悠，直到天亮，苦累自不必说了。

那年夏季的一天，已经抽调到油田工作的我的同学，来青年点看我，因为晚上没车，他只能在我这儿住。那天正好是给我这片地“憋”水日子。吃过晚饭后，我便对他说：杨X X ，你先睡吧，我下地了。

于是我背了一把五节电池的大手电筒，扛着锹就下地了，消失在夜色中了。

那天水很大，水位“憋”的高高的，那条上水线有的地方已经是沟满壕平“水漫金山”，心中自然高兴，水位高意味着我很快就能上完水。心中高兴，干活也就不累了，两只脚底就象蹬上了那吒的“风火轮”，抱着筒锹穿行在那片稻田的上下水沟埝上，心中当然没有丝毫的怕意。你想，深更半夜那一片无边无际的稻田中，只有一个人像个幽灵似的，胆子小的人能不害怕吗？

正当我忙活的起劲的时候，忽然乌云滚滚，电闪雷鸣。那一场雷雨来势汹汹，生怕刚上好水的稻田被暴雨冲毁了“龙头”跑了水，我在一哧一滑的埝埂上奔来跑去的，时不时就摔一跤，水顺着脸往下淌，也说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了。

在一阵阵的雷鸣电闪中，那沟中的芦苇随风摇曳，心中的担心自不必说。那片田地中，除了那些芦苇，我就是最高的“建筑”了，何况手中还有一张金属的锹呀，就是不怕鬼，可是也怕被那雷击到呀！

这还不说，在我看管的那片稻田中，还有几座坟墓，平时根本没把那几座坟放在眼里。因为我不相信有什么鬼呀神儿的，可是那天我却有点害怕了，每当穿过那几座坟时，赶上那闪电的光忽闪忽闪的，把那摇晃的芦苇闪的像人不是人像鬼不是鬼时，心中发怵，只觉得头皮发紧，头发梢儿往上竖，身体直打寒战。

然而，心越是急越觉得这水怎么上的这么慢呀！心越是急越觉得今天晚上怎么这么难熬呀！

凌晨四点多钟的时候，雨停了，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儿白”，我的心也松了下来，那根绷的紧紧的神经也松了下来，稻田的水也终于全都上满了。

我像一只“落汤鸡”，返回了青年点。

那个夜，真的好难熬呀，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丝害怕的感觉，尤其是电闪雷鸣中的那几座坟茔！

算命先生梁瞎子

算命先生梁瞎子，据说算命很准，在营口以北沟帮子以南，很有号。

听老乡说，他小时候五岁那年哭瞎了眼睛。为了让他长大后，能有个吃饭的本事，家人把他送到一个算命先生那儿当了学徒，长大后真就走上了一条用嘴赚钱的路。

我们下乡的时候，都听说过这个梁瞎子，村里的人们把他传说的很神。

文革前，没人管他，他一天悠哉游哉的，日子过的比那些弯腰种地的要好的多。文革破“四旧”，算命属于“封资修”，革委会不让他算了。可他毕竟是个残疾人呀，也要让他有饭吃呀。

要说这社会主义就是好，他成了五保户，被农场接收到养老院养了起来。按理说，这梁瞎子有地儿住有地儿吃饭，整天闲着没事，听听“戏匣子”应该很潇洒吧？可是他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心里自有他的“小九九”。

养老院有一条规定，但凡外出没在院里住没在院里吃饭的人，一天要给他倒找一斤粮票和三角钱，这规定可美死了梁瞎子。

于是，他拄个棍儿，东走西颠南来北往，那盘锦几乎让他走个遍，他可是不会用倒找给他的钱和粮票去下饭馆子，他没那么傻。他是有名的算命“准”的先生，到哪家都会好吃好喝热情招待他的。

我这人不信命，更不相信算命。我就记得小时候听的那段相声，说那先生正在给人家算命，可是自己家着火了却没算出来，还是老婆子打发孩子来告诉他的。说算命准我更是不相信。可是也真的不知道那些相信算命的人为什么那么相信，不管算的贴不贴边，就没听几个人说哪个哪个算命算的不准了。

说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就说这个三家子，那村里二百几十户人家就没有不信他的。

梁瞎子也经常来三家子，来了就是张家住李家住，人缘也不错。

那年夏天，晚上收工吃过饭，我回到了住的那个老乡家，我住的西屋是房东大叔的老母亲和他的二哥家，睡觉前，梁瞎子来了，他是到他家找宿来了。他脱鞋上了炕后，就和二叔闲聊了起来。

忽然间，二叔对他说了一句话：“你给老郑（当地好多人都叫我老郑）找找”（“找找”的意思也就是算算）吧。

知道我是知青，这梁瞎子不肯算。他的戒备心很强，他知道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知青可不是好惹的，那可是破“四旧”的闯将。他哪儿知道，经过几年的打磨，这些知青们哪还有多少棱角呀。

二叔就说：“没事的，老郑人很好的”。

听二叔这样说他才放了心，就让我报上生日时辰。我告诉他：正月初八，点灯戍时。

只听他嘴里叨叨咕咕不知道背了哪些口诀，然后对我说：你胸前有三个痦子，呈牛鞅子形。然后还叨咕了一些什么，我也没注意听。但心里却在想是有三个痦子，也确实是牛鞅子形状，这不过是巧合而已。

房东二叔说你给他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回城？梁瞎子屈指算了算，简单说了一句：26岁那年吧。

“你再给看看他什么时候能成家”，二叔又说了一句。

他又算了算，没说话。可能是怕我听了不高兴吧。在二叔一再追问下他才说，怎么也得三十岁。他这一句话不打紧，一下子把我支到了大龄青年那一伙去了。

后来他又到前街我那个好朋友“大狗”住的那个王姓家了，说他胸前也有三个痦子，说房东大儿子的胸前也有三个痦子，再给其他人算时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话。“大狗”和房东大儿子的胸前也真有三个痦子，并且也是牛鞅子形状。

1973年的冬天，他又来了，住在一个李姓老乡家，正巧我的朋友也住在李家，她就说让他给“找找”。

那天晚上，朋友顺便也给我抽了四个贴，那四个贴的顺序是“黄雀出笼”、“步步出差”、“一步错错百步”、“老来运转”。

四个贴子，你看还会有好吗？我“步步出差”，这第一步错了，以后就会接着错，那我还有不错的时候吗？只有第四个贴子我老了那天咱才会时来运转。我也只能报之一笑，本来就不相信那玩意呀。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1976年春节前，几经磨难的我终于回城了，那年我还没到26周岁。回城后不管是街坊邻居还是单位的师傅们，这对象可没少介绍，只是没有遇到觉得合适的。直到那年遇到妻子那天，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四年间咱总计看了三十八个对象，三十岁那年我和她结婚，混得一个很好听的词儿——晚婚。

这梁瞎子算出我身上有三个痦子，过去都说，痦子背人人有福，可是我这一辈子也让命给折腾的够呛。说我“老来运转”，你说改革开放，日子都好过了，也不只是俺自己老了以后才好呀，大家都好了嘛。“步步出差”这倒像是真实的自己，下乡时，两次被收拾，回城到工厂混了个副处，却三次被免。

人生也真是怪，那两个自己不信的年龄，那两个和算命先生说的吻合的年龄，也许为了不让我忘记，还在我的身上留下了记号，两道刻划在脸上的痕迹。

二十六那年，突然有一天，觉得左眼不得劲，这眼皮揪在一起了。那些日子，就觉得这眼睛像个疤瘌眼儿似的，眨眼睛都不得劲儿，我的左眼变成了双眼皮，几个月才适应。那些日子就想，这标准的单眼皮就这样给毁了，搞得一只单一只双，这叫什么玩意呀。从此后，这标准的单眼皮儿男人就绝了版了。

可是没想到，事隔四年后，三十岁结婚那年，这右眼皮接着又发生了那种变化，也变成了双眼皮，又是几个月才适应。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双眼皮了。这也倒好，不用去花钱做双眼皮，节省了费用。只是这老了，应该和妻子享受天伦之乐了，妻却离我而去，何来运转！这岁月这命运，一辈子都在和我开玩笑。

一箱小人书

小时候喜欢集邮，也喜欢小人书。

那还是上小学的时候，用自己也说不清攒了多长时间的那一元五角钱，从别人手中买了一本装满邮票的集邮册，喜欢邮册里那一套套的“金鱼”、“菊花”等等，好多好多的邮票。

那时候，手中也有一些小人书，那也是我喜爱的东西，虽然并不多。手中有一批小人书，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件很牛的事情。我的一个邻居小安子，比我大几个月，他和我一样，也喜欢邮票和小人书。当他看到我的那册邮票时，喜欢的爱不释手。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小安子来找我，提出用他的小人书交换我的邮票。

我看到他的那些小人书自然也喜欢，就答应了。经过讨价还价，我用那个邮册换了他五十多本小人书。我很高兴，因为要是自己买那些小人书，可不是三两元钱的事呀。我们两个人的以物易物的交易就这样成功了，皆大欢喜。

然而，那些邮票于我来说，也是真的割舍不下，所以在交换之前从喜爱的那几套邮票中各抽出一枚存留了下来。

就这样邮票归了他，小人书归了我，从此我的小人书也越来越多了，到我下乡时，我已经拥有好多成套的小人书了，什么三国、水浒、杨家将，好多好多，足足装了一个小箱子。

下乡时，我把那些小人书和“文革”中我们刻印以及收集的好多油印小报，分别装在了两个破箱子里放在家中了。1969年夏天放假回家时，我看到有些东西已经见少了。因为那个年代，家里生活很困难，有些小报被家人用来做了手纸。我担心那些小人书也遭此厄运，回盘锦时，便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将那一箱子小人书带走了。

回盘锦的那天下午，当我们从营口下了火车坐轮渡到了辽河河北时，公共汽车一辆也没有了。那天有千八百知青被困在了汽车站，眼见日已西斜，眼见日已将落，被困的知青们却束手无策。

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同行的五个同学一商量，天快黑了，干脆我们往回走吧。几个人一致同意了，可是那毕竟是五十来里路呀，但是也没有其它办法了。那个年代的通讯那么困难，更无法向大队求助，只能是徒步用双脚步慢慢挪腾了。

就这样，我们上路了。五个人轮流帮我抬着那个装满小人书的箱子，一路有说有笑一步一步往回走。天越来越黑，我们也越走越累，因为五个人都带着一些物品，还要帮我抬一个沉重的箱子。五个同学中，是三女二男，那天也着实是难为了三个女同学。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年轻力壮，二十来岁，老话说“远道没轻载”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也越来越黑，五个人也越来越疲惫，一路走走停停，肚子也空空如也了。当我们走到王家农场附近时，迎面开来几辆“大解放”，车在我们前面停了下来，有人询问我们是不是知青，得到肯定后，告诉我们在原地等候，待车返回时拉上我们。原来盘锦垦区“革委会”得知知青被困汽车站的消息后，组织车队来接知青了。我们像见到了救星一样，就在原地休息，等车返回时登上了汽车。其时，我们离三家子只有十多里路了。

半夜十一点多的时候，我们终于回到了三家子，那一箱子小人书胜利完成转移。那天，五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

然而，事实证明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做了一个让我后悔多年的错误决定。那几百册小人书开始在知青中传阅，而且是“肉包子打狗”，真的是有去无回！没到半年，那些小人书我一本也没剩下，心中只留下一片无奈的后悔和遗憾。

那些小人书，现在的市场交易价，至少值几万元。可惜了。

（图片为1987年春天，回城后同学们第一次聚首，邀请了班主任老师和英语老师到场）

那两把我心爱的琴

“抗战”了八年，终于要踏上了回城的路。要回家了，虽然那家很小，但毕竟是个温暖的“窝”！

要回家了，总想带点什么物品做一个永久的留念。可是，那把曾经在我手中挥舞了八个秋天的镰刀，不知道被谁给“借”去了。那张钢口好也让我收拾的非常好用的筒锹，早就被人惦记上了。一只笛子，一根大扁担也没剩下，甚至脚上的一双翻毛皮鞋也被人家扒了去，穿着他那露脚趾的鞋踏上的火车。好在还有两把琴，任凭谁磨破了嘴皮子，也决不松口。

那两把琴，一把中阮，一把柳琴，于我来说，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它在那个年代，给我和我的哥们儿们带来好多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制作那两把琴的琴师是我自己，那是我用双手一块一块木头精心拼制的。

我本来不会木工活，那个年代就是喜欢乐器，象我这样的家庭条件想买，只能是异想天开。

看到有的知青闲暇没事的时候弹拨着吉它拉着二胡，心中真是羡慕。怎么办？想到了自己动手做，虽然不会木匠活，可是我就不信我做不出来！

拿定主意后，真的就动手了，简单的记下了中阮的尺寸，找了几块木头，向小木匠借了几把工具，依样画葫芦，一块一块的拼，一刀一刀的抠，只要是没事儿的时候，我一定会专心致志的进行我的那个“宏伟工程”。

也忘记用了多少时间了，功夫不负我，那把中阮琴真的让我做成了，做的还有模有样。我把那琴刷上了油漆，买了琴弦，试一试，还真有点儿那中阮的味道。虽然木质不是很好，但是音质还不错，只是看上去比买的稍粗糙一些。那琴成了我的宝贝，喜欢，就是喜欢，爱不释手。

后来又依样画葫芦，找了一块木头，硬是抠出来一把“瓢”来，那把柳琴做得也不错。这两把琴成了我们几个好哥们儿消遣娱乐的工具，没事抱在怀中噼哩啪啦弹一阵子，心中也很惬意。

要回城了，那两把琴任凭别人磨破了嘴，我就是不给，我把它们带了回来，那是农村生活七年半最好的纪念品！

万万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把琴的末日却渐渐的逼近了它们。1978年夏天，一天我下班回家，还没走到家门口，就见老爸蹲在门口劈劈材，我也没觉得什么，很正常嘛。可是到了家门口，我惊呆了，那时我有点傻了，那两把琴竟然在老爸的手下变成了烧材！我一阵心酸，一阵心凉，那是我知青岁月的见证，没了，虽然心中一团怒火，却又无法发泄！

那两把被亲爹毁了的琴，让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照片里的那些兄弟姐妹，除我是六八届老知青，其他人都是鞍山

炒炸药

北方种大田的农村，冬天农闲都在猫冬了。盘锦水田多，则不然，每年的冬天，都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最佳时机。

冬天一到，不是要给本队的上下水沟清淤，就是农场范围甚至垦区范围统一的农田水利建设，有时还要开挖新的上水干线。

冬天开沟，需要“打冻方”，但是只依靠人力那进度太慢。因此，每逢开新渠的时候，都要利用爆破方法。

爆破，就要有炸药。而我们所用的炸药，都是土方炒制的。炸药炒好，插上雷管和引线，用塑料布包好，再用绳子捆绑结实，一个土制的炸药包就做好了。经过试爆，最终确认炸药可以用于实际了，那炸药也就算制作成功。爆破的时候，把炸药包放进预先在地面上掏好的洞里，那洞里面大外口小，深700mm左右。装好炸药，封好口后，除引爆人员外，所有人都必须撤离现场。

等人们撤离到百米开外的安全地带，隐蔽好后，再由工程指挥部统一指挥，在统一的时间同时点燃导火线，引爆人迅速跑离现场，藏在隐蔽的地方等待。

几分钟后，那些爆破点陆续起爆，但见一条线的工地上轰轰隆隆的“炸雷”声震耳欲聋，爆起的冻土块，窜上几十米的高空，又向四处飞落。那场面，非常壮观。

一阵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过后，现场恢复了平静。危险期结束，指挥部发出通知，各队派人检查是否还有没响的哑炮。而这个时候，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有的炮没响，是由于导火线出现了故障，燃烧过慢。而当你用手去拽引线的瞬间，很可能发生爆炸。因此，几乎每次这样的工程都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受伤，甚至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放炮危险，炒炸药试炸药同样也有危险。炒炸药还是个技术活，就像炒菜一样，火候小了不熟，火候大了又炒糊了。那炸药火候不到它不炸，火候大了又容易炒着喽。每次炒炸药都会有我的任务。69年开那条大河的时候，我又是其中的“主要分子”。

我们几个哥们儿，借用了当地农场一个大队的青年食堂做饭的炉灶，开工的第二天，就开始了紧张的炒炸药工作。

制作土炸药的原料很简单，一是硝胺化肥，一是稻壳子。配制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将炒干燥的硝胺和炒成炭黑的稻壳子，按比例配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种土法制作的炸药，虽然没有TNT的威力，但是却也有相当的破坏力。也正是这种土炸药，在盘锦冬季或初春时节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那天，我们在制作的时候，稻壳子已经炒好，就等硝胺出“勺”了。可是，正在爆炒的过程中，就听“噗”的一声，随着那声音而来的，是锅中的硝胺一下子就着了起来，那火瞬间窜到食堂棚顶那么高，眼见着火苗舔着棚顶。忙乱中，一个同学迅速的扣上了锅盖，可是没用，那火穿透了锅盖，继续发威。这时，食堂的炊事员很快拎过来一桶水，那水倒进锅后，火才熄灭。

好危险，没有酿成大祸，却吓坏了我们，也吓坏了那个青年食堂的几个女炊事员。

那时土法炒炸药，也没有炸药炒制的工艺规程，更不会有什么炸药炒制的安全操作规程，就是靠自己经验把握那个火候。尤其是那硝胺，自己觉得火候差不多时，就要一边翻炒一边用锹撮起来，再轻轻的倒入锅中，看看硝胺是否有“飘”的感觉。所以掌握那火候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全靠积累的那点儿经验。

由于我们的这一把火，也给所有生产队炒制炸药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以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照片为2008年秋，同学们故地重游于清水农场留念）

冬天里的海市蜃楼

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海市蜃楼，也对那奇妙的自然现象充满很多幻想，心里总想着什么时候能亲眼目睹那神秘的自然奇观，可是没有机会。

那时也听说过，那种奇妙的自然现象在沙漠地带比较容易出现，在山东的篷崃海市蜃楼现象出现的时候也很多。那时候我曾想，沙漠，这辈子可能也没机会去了，篷崃也够呛啦。

那时候家里太穷呀！不要说上那么远的地方旅游呀，就是家在沈阳住了二十来年，沈阳的好多地方也没去过，至今沈阳的福陵我还没去过呢，怎么可能去那么远去看那虚无飘渺又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出现的那个海市蜃楼呢？

唉，那个神奇的海市蜃楼和慧星等奇妙的自然现象，迷一般的印在我的脑海里。

真没想到，下乡了，下乡到那个连当地老农都没听说过什么叫海市蜃楼的盘锦，让我开了眼。我在那里看见过慧星，看见过云龙卷，看见过球形闪电，我也看见了那神秘的自然奇观——海市蜃楼。

在我国的东北地区，海市蜃楼现象并不多，可是我们看到了，并且是在冬季。

那是1970年的冬天。那年的冬天好冷，我们到苇塘收割苇子。那活很累，当地有句话说：“驴进磨房，人进苇塘”，就是形容“割塘”很累，简直不是人干的活。

“割塘”时每天早上3点半就起来了，简单的洗漱后就要吃饭了。早上那顿饭要吃好多，我们那盘架早上固定是每人2斤多大米饭。早上根本吃不下那么多，但是也必须吃下去，因为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且那顿饭要到下午三点半以后才吃。饭吃一半儿的时候，就开始穿“靰鞡”，打绑腿，准备工作做好后接着再吃。

不到5点时，天还没亮，我们已经到苇塘了，一直干到中午12点多开始码垛，码完垛后，又要拍好第二天用的“腰子”，等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那活别提有多累了。晚饭是每人四个半斤一个的大饼子，吃完后倒在炕上就象死猪一样呼呼睡着了。

晚饭的大饼子，有些人吃不了，便在第二天出发时揣在怀里，一旦饿得干不动时，也好啃上两口。

那活儿真的很累，可是我们仍然拼命的干，那一个定额可是一元八角六呀。一元八角六分钱是个什么概念？是当时国家规定的一等力工的日薪标准。比如那个年代扛脚行（hang二声）的。那可是钱呀，那在我们这个干了一年还要“倒挂”的地方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收入呀！除了一个定额能赚一块八角六分钱，每天还要补助一斤粮票，还要补助布票，是多少我忘记了。

为了多挣点钱，我们真的不怕累。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割了两个多定额。

说真的，我感谢那个冬天那次好累的“割塘”的活，否则我可能这辈子也不一定能看见那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象，那个我曾经企盼的海市蜃楼。

那一天，我们正在苇塘里割着苇子，中午时分，突然有人喊到：“海市蜃楼！”

我们往南面一看，呵，好美！只见远处的空中一片美丽的景色，那一垛垛苇子垛，那一排排房屋，一座好高好大的楼房，还有一排水闸……。

那景色美极了，那景色在地面上阵阵上升的水汽的烘托下，真的就象是天上的都市，神话中的世界！我们看着，尽情地欣赏着那美丽的景色。

那个海市蜃楼的景象持续了有20多分钟后，一点一点的消退了。

海市蜃楼的景象退去了，可是我们的心里却没平静，我们在思索，在寻找那片美丽景象的折射源头，因为那个景色我们好象太眼熟了。

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那一排排的房屋，正是我们农场的育红村青年点的宿舍；那座高高的楼房，就是育红村的那座大俱乐部；那排水闸，也正是赵圈河那座拦潮闸；那一垛垛苇子更不用说了，它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呀！

好奇妙好美丽的海市蜃楼呀，我有幸看到了你，而且是在冬季！

我和哈哈姐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很愉悦。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也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不是姐弟关系，也不是恋人关系。内心其实也很喜欢她，因为她总能给你带来欢乐。她的音容笑貌，也总在我往事的回忆中浮现出来。那种回忆，不只是出于感恩的心理，还夹杂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她就是哈哈姐。

哈哈姐，一个快乐的人，一个豁达的人。

青年点的人都知道，哈哈姐到哪里哪里准是一片朗朗的笑声。就因为她整天的哈哈哈，好像没有一点愁事似的，就被人起了个“哈哈姐”的外号，在青年点也就叫开了。

哈哈姐是66届下乡的老青年，下乡的时候她刚刚17岁。

我们下乡两年后，哈哈姐和她所在的那个队的十几个老青年一道，调到了我们所在的大队。在她刚刚到我们队的时候，当地的老农和一些青年，看到她和那些老青年男男女女整天嘻嘻哈哈的真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人以此断定她这个人不守本份。

其实，哈哈姐为人很好，她的个子能有162公分，长的不算十分漂亮，但却是一个挺招人喜欢的那种女性，她是66届那批下乡的男青年追求的对象。她的家境也很好，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经济条件比较宽裕，因此，她不在乎生产队那个没多少经济价值的工分，只要觉得累了，就会宅在老农家，不去下地干活了，她也属于我行我素的那类人。

哈哈姐的心眼儿很好，她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和她一起下乡的那些遇到困难的人。

哈哈姐刚到我们队时，我并没有太注意她的存在，她和我也没有多少接触，后来我发现她开始注意我。

我在青年点是有名的能干又能吃的人。那时我的家里比较困难，尽管我不够吃，可是我从没向家里张嘴要粮票。有一天，她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是不是饭票不够用，我支支吾吾的没说什么，她递给我一卷我没好意思拿，于是她把饭票塞进我的衣袋就走了。那饭票虽然数量不多，可是哈哈姐关心我的那片心意，却像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里。

从那以后，她时不时的就给我送来几张饭票，我和她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

那年夏天，知青放假回城了，她把她家的地址给了我邀请我去她家。有一天，我家包了好多粽子，我和母亲说了哈哈姐对我的好，并说我想带点粽子去看看她。母亲说应该去，不能忘了别人给的好。

我带着粽子坐车找到了她家，她把我带进了她的房间。因为没有事先约定时间，那天去时很不凑巧，在她的房间里坐着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那个男士，衣着在当时算是很时髦的衣服，一身当时一般家庭很难买到价格也挺昂贵的薄“的确良”的面料服装，一件浅灰色的半袖衫，一条浅米色的裤子。

我进了屋子后，那个男士很礼貌的站了起来，点点头。哈哈姐给我介绍说那是她的表哥，我并没在意。回到青年点后的一天，哈哈姐找了个时间特地告诉我说，那个男的不是她的什么表哥，说他在北京工作，一直在追求她。还明确诉我说，她对那个人根本没有感觉，并不喜欢他，也从没有答应过他什么。

我不知道哈哈姐说这话的用意，我也并没有往心里去。因为我知道，青年点还有一个和她一起下乡的，也是和她一个姓的那个老青年，已经追求她很长时间了，可是哈哈姐没有说过同意，也没有说过不同意。那个喜欢她的男青年在抽调走了以后，也会经常来看她，还给她写“条子”。哈哈姐曾经让我看过那个男知青给她写的“条子”，“付：……”。

也是那时，我才明白了一个写信的“潜规则”。哈哈姐告诉我，如果男女两人不是那种关系，信的开头称谓是不能这样写的，一定要在前面加上“小”、“大”、“老”什么的，要不会让人产生误会的。

那次从城里回来后，不知道为什么哈哈姐竟然不像以前那样了，她坚持天天出工了。只是因为早晨不能按时起来，出工总是迟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以后你天天早晨去叫我吧，免得我老是迟到。”

我爽快地答应了她。哈哈姐没有住在青年点，从那些老青年调到我们这个大队时，他们就住到了老农的家里。她住的那个老农家离青年点有一百多米远，我天天早上起来后就去喊她。

秋后，稻子收割完了。有一天她找到我说：“大洼今天晚上演《奇袭》，咱俩看电影去吧”。那个时候青年点的生活很单调，大洼镇的那座唯一的电影院，因为拷贝短缺很少演电影，能演《奇袭》已经很不容易了。

吃完晚饭后，我和哈哈姐急急忙忙赶到了大洼镇电影院，电影开演后，当张勇手扮演的扬排长出现时，她不顾周围观众的感受，喊了出来“张勇手！太帅了！”然而，几分钟过去后，她就握着我的手靠在我的肩睡着了，我不忍心叫醒她，直到电影散了场。

那天晚上正值“月黑头”，回去的路上很黑，她好像很害怕似的，一个劲儿的拽我的手，往我身上靠，我有点不知所措。

和哈哈姐在一起时，我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那种感觉用语言难以表述，不是恋情，也不像姐弟，可却是每天都想见到她，总想和她在一起。

就在我每天去叫她起床的时候，有一天我趴着窗子往里面看了一眼，她还没有起来，好像还没有睡醒，我看到了她那丰满洁白的酮体，我的心一阵骚动，脸也一阵阵的发热，心旌乱摇。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许这就是男人的本能反应吧。此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由喜欢转变成对她的爱慕了。

1973年哈哈姐抽调到了盘锦油田，临走前她把没用完的饭票都给了我，还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能再那样傻忽忽的干了，一定要改改那个犟脾气。还告诉我，要是想她了就去油田看看她。

我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礼物的东西送给她，可是总要留个念想呀。最后我把我那个“文革”初期，我自己用“垛”针刺绣的那个带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色背包送给了她，她很喜欢那个书包。在那个年代，那个黄书包也是我最心爱一件宝贝。

哈哈姐走了，带着一些人对她的偏见走了，离开了让她苦苦煎熬了6年多的那个农场，她把她的欢乐也带走了，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新的人群。而我的心内，却有着阵阵说不出的失落。

后来我多次到油田看过她，每次去她总会买好多饭菜款待我，她知道那些带着诱人香味的饭菜在青年点很难吃到。

每次到油田看她的时候，也都会看到我送给她的那个带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色背包，总是干干净净的挂在她住的那座帐篷的壁上。

弹指间，四十年的时光悄然逝去，哈哈姐那让人难忘的“哈哈”声却仍然时常在我的耳边环绕。

哈哈姐，滚滚红尘中，在我心灵中虽然只是个一闪而过的女人，却在我的心内占有重要的位置，以至几十年过去，我无法忘怀。哈哈姐的哈哈声，也总会在我的心底回响，飘荡。

那首思乡的歌

下乡的时候，正值文革收口，那时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仍然淹没在极左思潮中，我们唱的歌曲除了主流的革命歌曲，就是样板戏。在大兵撤出农场后，这左的思潮一点一点开始淡化。

记得那时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都被定为唱“黄色”歌曲。可是这好听的歌曲谁不喜欢唱？那时，一些苏联早期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三套车”等都是知青的最爱。但是那个时候，这些歌曲都被打入黄色歌曲的牢笼。

看了采风哥们儿的《知青记忆---雁叫长空》，心中不免又荡起一波。

采风的故事，让我感动，然而，更让我荡起心波的是文中的那首歌词。那首歌词，犹如投进我心海的一枚石子，又激起心中的往事。

往事如歌，歌似往事。

那首歌，那首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在知青中流行的歌，流行的很广的歌，那首思乡时想唱，却越唱越思乡的歌。有时，一些知青们唱着唱着，不知不觉的眼眶中已经噙满泪水。

那时唱那首歌，真的不知道歌是何人所作，只知道那首歌好听，唱出了怀念家乡的心情。

那支歌，曾经在孤寂的夜空中回响着扩散着，曾经在稻田地里随着田里水的波纹荡漾着。尤其是插秧季节，伴随着子规“布谷布谷”的声声鸣叫，更如弹拨着中阮的那双纤纤细指，由轻缓到急促的拨弄着知青的心弦！

这首歌是谁做的，现在不得而知，那时只知道是从北大荒建设兵团传过来的。也有人说这支歌是下放北大荒的“右派分子”新凤霞的爱人吴祖光写的。“文化大革命”时也受到了批判，被定为“修正主义”歌曲。然而，对知青们来说，谁写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青们喜欢，喜欢唱。这支歌一直在我们当中传唱，每每唱起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勾起我们的乡愁。

记得那支歌是3/4拍，旋律优美，歌的名字好像叫《北大荒永远是春天》，记得歌词大意是：

天高云淡雁成行，展翅飘飘回故乡。

追随春风千万里，必定飞回北大荒。

转眼只见山河变，不知家乡在何方。

当年走时荒草原，如今一片稻花香。

去时眼望无际野，归时高楼大瓦房。

千家万户齐欢笑，遍地庄稼似海洋。

飞呀飞呀转呀转，塞北江南都一样。

如今不回江南去，北大荒永远是春天。

如今不回江南去，北大荒永远是春天。

深受知青们喜欢的还有一首歌，歌的名字叫《离别》，我们认为是一首和苏联歌曲《小路》一样的爱情歌曲。那时还不太清楚是谁的作品，后来说是金日成夫人作的词，西哈努克作的曲，歌很好听。

春风吹醒了泉边垂柳，水中花影动，

乌云遮住了一轮明月，月儿隐没水中；

含泪送友漫步原野，情比月夜浓，

今宵良辰呀心已碎吻别，但愿早日渺渺彩云动。

别了此去关山万重，驱长风；

眼下离别各自分，愿友多保重。

春风吹遍了岸边垂柳，水中花影移，

乌云遮住了一轮明月，月儿出没水中；

送郎出征漫步原野，情深白云浓。

挽手祝福你转战南北，愿郎建奇功。

为了独立，为了自由，勇敢战斗吧，

今朝别离来日方长，但愿早相逢。

这些歌曲，在知青中百唱不厌，这些歌曲在那个年代，绝对称得上是“流行”歌曲。

这些歌曲，在那个年代，在那个“面对黑泥背向天”的年代，它们填补了因为枯燥乏味而空虚的精神生活。

这些歌曲，在那个年代，在那个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年代，它们既能勾起这些二十左右岁刚刚成年不久客居他乡时的思归情结，也为这些正值风华年龄，用老人家的话说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那一千几百万年轻人，放飞了心灵和希望！

大“灾星”

孩提时代的我就对天文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那时候，每当天黑以后就会望着天空，在那一片茫茫的星海中寻找观看着什么北斗星啦、织女牛郎星啦、什么金星水星火星啦，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那时的我是一个“追星族”，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追星族”。

那时的我，家里穷，全家九口人就靠父亲每月五十一元三角钱的工资过日子，看着小学同班的几个同学津津有味的翻看着《十万个为什么》，打心眼里羡慕，那真叫垂涎欲滴，可是买不起，谁让你家穷呢！

1963年，我考入了市第31中学，这所学校在当时就是沈阳的重点中学，心里高兴，因为不仅学校的教学质量好，而且学校还有一个图书品种很多的图书馆。这回我可有书看了，平时功课紧张，我就充分利用假期时间，借了很多《天文爱好者》、《我们爱科学》，也借了《十万个为什么》读了个够。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再后来，我们下乡了。

不论社会动乱，还是世事变迁，我对于天文知识的浓厚兴趣丝毫没有减少，一到夜晚仍然喜欢望着天空、看着星星。那时，看着三星的位置我就能准确地估计出已经是夜间几点钟了。

可是看了十几年的星星，就是没见过彗星，只是通过看书对它有一些了解，什么“恩克”彗星、什么“哈雷”彗星啦。尤其是那个76年地球人才能看到一次的“哈雷”彗星，更是给我一种神秘感，因为有的人一生只能看到一次，而生活在周期中的人，一辈子也无缘看到它的容颜。

彗星，很神秘的天文现象。古代中国的老百姓叫它“扫帚星”，总是把它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因此又把它叫做“大灾星”，一旦它出现了，就会说“国家要出事了”，“要闹灾了”……

看过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知道，在小说《封神演义》里就描写过，当时的纣王荒淫无度，不理朝纲，天上曾出现了慧星，一时人心惶惶，说朝中有奸臣，天下要乱。后来妲姬助纣为虐，百姓水深火热，最终导致武王伐纣。

哎，真是愚昧。然而，至今在科学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仍然有那么多的农民相信“灾星”一说。

那是1970年的春天，我们参加了沟海铁路（辽宁省的沟帮子到海城的铁路线）的修建工程。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住在老乡家也是很冷，半夜起夜穿着衬衣衬裤冻得直哆嗦，当时心里还核计，怎么弄个起夜的毛病！然而，正是这起夜的毛病让我长了见识开了眼。

那天半夜大约零点左右，我准时起夜，出了房门，不由自主又抬头望了一眼星空，初春的夜空，繁星点点，一丝云彩都没有。

突然我惊呆了，彗星！真美丽！真壮观！我兴奋极了，我看到彗星了！我急忙跑回屋子里，叫醒了住在同屋的同学，一同分享我的发现、我的快乐。

那颗彗星位于正北大约10度夹角的空中，当时彗星的彗尾朝着南方，肉眼可见的彗尾长度大约有一米，随着地球的自转，当早晨5点多钟我们起床的时候，彗尾又指向了西面。

那颗彗星悬挂在空中有半个月之久，可是那颗彗星叫什么，是周期性的还是匆匆过客，当时的广播没有说、报纸也没有介绍。它不是“哈雷”，也不是“恩克”。它是谁？它在我的心头是个永远的迷。

那一年，仍然有着迷信思想的一些老农叹着气对我们说：出“扫帚星”了，国家要出奸臣了。我不信，因为我不迷信。

那一年的秋天，林彪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迷信的老农可来“神”了，“怎么样？这不是迷信！准着呢！”

哎！真拿他们没办法。

彗星，这一奇妙的天文现象，从古到今几千年来，它带给我们的有神奇，有恐惧，有期盼，也有迷茫，有等待，更有探索。

一袋子大米

盐碱地产的大米好吃，北方的大米比南方的大米好吃，盘锦的大米比全国的大米还好吃。

下张的时候，每逢岁尾年初，最怕的就是新大米下来。因为新大米含的水分多，正常情况下，每斤大米能做出二斤多大米饭，而当年的新的大米，一斤米最多能出一斤六七两饭。但是那饭真的很香，当你看到那新大米饭出锅时，那晶莹的几乎要透明的饭粒，就象一粒粒珍珠，再闻到那能传到很远很远的饭香，一定会垂涎欲滴，就是不饿也会引起你的食欲。

每当新大米下来的时候，我一顿二斤多饭肯定不够吃。那米饭，那晶莹剔透白白的油汪汪的饭，没有菜，吃着就很香。

那大米好吃，知青也顾家，每次放假回家都是一袋两袋的往家扛，就没有一个人说累的，毕竟城里大米太少。

七月份农闲时知青放假了，全大队所有的大车都出动了，五个生产队十几辆大车，车上装满了一袋子一袋子的大米，还坐着那些知青，一路向几十里外的盘锦新火车站奔去。

车到了火车站，这些知青们扛的扛抬的抬，车门上不去就从车窗把大米一袋子一袋子的拽了上去。呵，车箱上到处都是大米袋子，那列火车成了运送大米的专列了。

那年，沟海铁路刚开通，因为盘锦的地质条件不好，新修的路基还不是非常稳固，火车的车速很慢。

当火车就要起动的时候，列车长发现了问题，车箱靠向车站的一侧米袋子太多，眼见车箱一边偏，一旦列车在行驶时遇有弯道，就可能出现意外，于是要求各节车箱马上把大米袋子分散均匀。经过这一折腾，列车开动时已经晚点了半个多小时。

知青们顾家，但是最顾家的不是男青年而是那些女青年。因为她们知道，不论带几袋子大米回家也不用她们自己扛，那些男青年心甘情愿的当“大头”呀，更有一些人巴不得找个机会给他喜欢的女青年献媚呢！所以鞍山的几个女青年，那次竟然往家带了三麻袋大米，那就是六百斤呀！

其实我也很顾家，只是没有条件，所以每次回家也就是带一旅行袋，那种80公分的旅行袋也就能装80斤大米，就是那样家人也都是很高兴了。只有一年我带回家一麻袋大米。

1971年看水，“十一”前我一个人回的家。队里的大车把我和一袋子大米送到了火车站。半夜12点左右，火车到了沈阳站。下了火车有点傻了，因为是终点站，那列车停在了最里面的那个站台，我扛着大米登上了“天桥”，走过通道下“天桥”时腿发软。那时我知道了什么叫“上山容易下山难”了，更何况那袋子大米二百斤重呀！

我一口气扛着大米出了火车站，到了苏军烈士纪念碑下才把袋子放下，腿一点劲儿没有了。从走出车厢上天桥下天桥出车站再到纪念碑，那段距离将近三百多米远呀，我真的很累。

在纪念碑下，我歇了一会，一点一点将麻袋挪到了几十米外的“摩电（有轨电车我们叫摩电）”车站，艰难的把麻袋搬上了车。十几分钟后我到站了，我把那袋子大米挪到路边，坐在上面喘着粗气。路上一个人没有，想找人帮忙那是不可能的了。

歇的差不多了，我用尽吃奶的劲，把大米送到了肩上，又艰难的往家走去。当走到离家不远的百货商店时（有二百多米远），我走不动了，但是又不敢放下大米，就扛着麻袋靠着墙歇了一会。等我走到家时，我把麻袋扔在地上，就瘫坐在了那儿，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用颤抖的声音叫开了门。

当母亲开了门看到我的那个样子惊呆了，责怪我不应该一个人回来还带那么多大米。母亲当然是怕儿子把身体累坏喽。

那些中央来的“五七”干部

“五七干部”是最受知青欢迎的人，尤其是那些男知青，因为他们知道，只要那个“五七干部”老胡头来到大家中间，每个人的嘴上就都能叼上一支名牌烟，然后再和他一起吞云吐雾天南地北的神侃一会儿。

那年，大队突然间来了几个“五七干部”，他们是在盘锦“五七干校”学习的中央干部。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老胡头和那个姓王的老太太。

老胡头是国家行政四级的高级干部，是商业部副部长。那个老王太太是行政十一级，他们都是属于高干，工资都很高，老胡头月工资400多，那个老王太太月工资280多。在那个年代，这个收入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个仰望的天文数字。但是，毕竟人家都是老革命，是脑袋掖在裤带里干革命打天下拼出来的！

那些日子，农村又搞起了“公物还家”运动，他们的任务就是还帮助搞运动。生产队经常开会，不论你是谁，都要认真检查检讨自己，是否有过拿占了公物的行为，有了就要返还，决不允许任何个人侵占集体利益。

这几个老革命老干部，没有一点当官儿的架子。老胡头衣着朴素，上身一件褪色发白的蓝色人民服，下面一条很旧的蓝布裤子。要是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仅从外表谁也看不出他们是国家干部，而且还是高级干部。他们的形象与现在的领导干部形成巨大的反差。

这些高干们，似乎非常愿意和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们打交道，时常来到田间地头，一边干点农活一边神侃着聊着天。那个老胡头的穿得已经发了白的衣服的两个衣袋里，一定有两盒烟，一个衣袋里一盒，要么是大生产要么是恒大等牌子的烟，另一个衣袋里或是一盒牡丹，或是一盒群英等牌子的名牌烟。

在当时，那些烟可不是知青们老百姓们能抽得起的，所以每当他来到地头，知青们会立刻放下手中的农活蜂拥的围拢过来。他也一定会掏出香烟来慰劳这些知青，如果那盒档次稍低点儿的烟没够发，他也会毫不吝啬的掏出另一盒来，继续发给没抽到的知青们。

他和我们神聊神侃，可是却从没有提起自己的“当年勇”，从不居功自傲。如果那时要是选举身边最受尊敬和爱戴的人，我想在我们那儿一定是非他莫属！

那个老太太则不然，女人嘛，又是从苦中走过的人，就是比男人会过，更知道节俭。她曾经和我说过，虽然每个月挣280多元钱，可是每个月要交几十元的党费。所以她一直就抽在当时来说也是最便宜的“万里”烟，那烟才一毛三一盒，那些日子就没见过她抽过其它牌子的烟。她说她爱抽“万里”，她说的是真心话还是违心话，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这两个老人是很慈祥的老人，就是那些“运动”日子里，他们只是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来引导人们的思想，从没看到他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领导干部的身份来批评谁训斥谁。

不论什么年代，领导干部中都会有腐败分子。然而，那个时期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的干部，大多数人的心中还是以人民大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

那些日子，他们和我们一样，住在那条件艰苦的青年点，和我们同样吃着青年点食堂的饭菜，和我们一样喝着泡子里的水，真有那种同甘共苦的感觉。那时虽然我们也和他们开着玩笑，但是在我们知青心中也是非常敬佩他们。和他们在一起相处了二十多天后，他们返回了“五七”干校。

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影，看到了艰苦岁月中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骨肉情。从他们的身上，我也学到了一心为公胸怀百姓的品德。从他们的身上，我学会了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我更是怀念那些从不居功自傲的共和国的功臣，那些老革命老干部。

梦中的“康拜因”

1968年的秋天,我们怀里揣着美好的梦想和远大的抱负,来到了令人神往的那片土地。

“那里是国营农场，那里的农民是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那里的农业工人挣的是工资,那里的知青们春天用的是插秧机插秧，秋天用的是‘康拜因’收割，都是机械化。”

那时的我，经常在心里描绘着那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那时的我，也愿意哼着 “铁牛唱哟马达吼，翻花的土地黑油油……”的拖拉机手之歌。

梦终究是梦，它与现实是那样的遥远。曾经的梦，那样的丰满圆润，而现实却是那样的瘦骨嶙峋。从我有那个美好的梦的那天起，到我“抗战八年”回归故里的那天，我没有看见那个传说中的“康拜因”的影子。

2003年的秋天，我曾故地重游，那片热土变了，那片贫脊的盐碱地，已经变成了亩产1500斤水稻的高产良田。

望着那翻滚着金黄色稻浪的田地，我的心也随风翻卷、波涛起伏，久久不能平静。35年了，我问，那个梦中的“康拜因”你在哪里？我的梦，你在哪里？

我回想着知青岁月的插秧时节，手指甲被泥土戗掉了。

我回想着知青岁月的“挠泥”时节，手指肚磨出了血。

我回想着知青岁月的收割时节，右手被镰刀把磨起了泡，左手被水稻草磨薄了皮，薄得眼睛都能看到皮下那粉红色的肉。每天早上起来，双手发炸，握拳都费劲。

我更回想着进入冬季后那脱谷的时节，场院里那四台连在一起的脱谷机旁边，我们用双手不停地转着稻谷，带动脱谷机的那台电机一天要唱十五、六个小时的歌曲。

知青岁月年代的知青们真的好累，真的好苦。

还记得那年脱谷的最后日子里，因为几个生产队使用同一台“稻乱机”，轮到哪个队时哪个队都要争分夺秒抢时间。那几天正是轮到我们队使用，当然也不例外。

隆冬腊月，数九寒天，每天天刚亮我们就已经吃完早饭来到场院了，一天的劳累又开始了，晚上要到十一、二点才收工。回到青年点，拿着吃饭用具直奔食堂，打完饭狼吞虎咽，吃完饭也没人能顾及脸面，谁还管脸上那层厚厚的尘土呢，回到屋脱下衣服就钻进那冰冷冰冷的被窝里，倒头就睡着了，顿时青年点呼噜声一片。

人人又累又困又乏，精神都要崩溃了。

有一天，将近十一点了队长仍没下令收工，大家还在紧张的打着“稻乱子”。按分工男的负责把乱稻子喂进“稻乱机”，女的负责用绳子把喷出来的乱稻草拉走，送到大堆，再由男的堆放好。可是那天大家太累了，连续几天的疲劳战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

眼看着“稻乱机”喷出的稻乱子越堆越高，可是拽着那直径有二寸粗的绳子的女同学们，就象一个个木头人一样，肩头上“扛”着绳子站在那里原地不动，任凭队长怎么喊叫也象无事人一样。

队长无奈，从远处走了过来。到了跟前一看，他大吃一惊。只见那十五、六个女同学就像拉纤的纤夫一样，也是那样的姿势，肩头上扛着粗粗的绳子，向前弓着腰，齐刷刷的两排人，就是这种姿势呀，真的就是这种姿势呀，她们睡着啦！再看那些等着挑垛的男同学，也是靠着那稻乱堆上睡着了。

那情景要是让这些二十刚过的孩子们的父母看到了，他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那真的不像是人干的活呀！

那些日子我们简直就像驴一样。

那个时候我好想那个“康拜因”，因为如果有了它，我的梦就实现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就不用这样像牲畜一样的干了。

有了它，我们不用割稻子了。

有了它，我们不用挑稻子了。

有了它，我们不用脱稻谷了。

有了它，我们还用打稻乱子吗？

我的心里在企盼着梦的实现，在企盼着机械化的实现，在企盼着让所有的仍然在用他们的力气，做着繁重的简单的农业劳动的男人女人老年人青年人，从那面对黄土背朝天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让梦实现吧，让我曾经拼搏了八年的那块热土，昔日的“南大荒”今天的“南大仓”，更美丽更富饶，就象我曾经在心里描绘的那幅美丽的画卷一样！

我在呼喊，我梦中的“康拜因”……

当年我们脱谷就是这个样子

房东老奶奶的那一碗鸡蛋粉条热汤面

1971年秋，我一个人回沈在家小住几天后，又一个人坐上了返回的列车。

一个人的旅程，多少有点孤单寂寞，尤其是那逢站必停“老牛”，真的很无聊。傍晚时分，车终于到了盘锦火车站。当我从火车站走到公交车站时，发现已无南下的汽车。抱着侥幸的心理，仍然在那儿转悠，希望还能有一辆末班车的奇迹出现。

公共汽车始终没见到，却见到了同在一个堡子却不是一个生产队的女知青。只知道她哥是高三四的王某，平日里没有过什么接触，也从没有说过话。

既然同是一个大队的知青，同样是一个人坐了同一辆火车回来了，天色渐晚，又没有公交车了，她问我怎么办，我说只能走回去了。就这样我们结伴而行，如果幸运，路上也许能搭上南行的马车。

可是那天点子背，出了盘山县城后，但见北行的车辆一溜烟，却不见南去的马车影。以为过了双台子河的那座大桥，也许会有。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想得越美，离现实越远，始终没有奇迹出现。我们只能坐“11路”了！

那一年，正值修筑一条由盘山到大洼的新公路，一堆堆绞拌好的三合土堆放在马路边，路还没修好。男女“受授不亲”吧，王某和我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一路上行色匆匆，天也一点点黑了下来，那条没修好的路上，很少见到行人，最后路上也只剩下我和她“孤男寡女”两个人了。当路穿过村子时还好，可是行走到前无村后无店那渺无人烟的旷野的黑夜之中，几分惧怕油然而生。倒不是因为我胆小，只是担心路上遇到什么意外，怕一个人无力保护那个小妹妹一般的女知青。

就这样一路前行，也一路无语，不觉间那路走出了有十几里远。当前面快到田家镇时，突然间腹内“翻江倒海”，肚子痛疼难忍，十万火急，可是我却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蹲在路边，并对她说让她先慢走几步，我一会就好了。

趁她刚走出几步，我以最快的速度猫到土堆后面，卸下了“包袱”。在随后的三十来里路上，我就这样“经典”的重复着同一个“故事”，腹中也唱着“同一首歌”。

四十几里的路程，我们走了五个多小时，总算捱到了三家子。俗话说“好汉驾不住三泡稀”，这时我已经被一路上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的“故事”，折腾的精疲力竭。

进了村子已经是深夜快十二点了，本想把她送到还隔着一片荒地的那个小三家子，无奈“节目”又要上演了，只好来个“杀鸡问客”道：“我送你到小三家子吧。”

当她说“不用了，我自己敢走了”的时候，我心里这个高兴呀，这正是我想听到的回答！看着她走出了几步后，我迅速地钻进了路边的“茅房”。

回到住的老乡家后，我三天没起来炕。年近八旬的房东奶奶看着我那痛苦的样子心里焦急万分。那时我们所在的三家子大队是个困难队，一年辛苦到头还要“倒挂”，老乡家的日子过得很紧。也不知道房东奶奶是从那里弄来的挂面，因为没有蔬菜，老奶奶用粉条下了一大碗热汤挂面，里面还有两个荷包蛋。

看着那碗儿特别的汤面，还有房东老奶奶饱经沧桑却又慈祥的面孔，我的心里一阵酸楚，那份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时不时的就会想起她。

1973年辽宁知青发生的两件大事

那已经是1973年了，在那里的那片盐碱地上，五个年华飘逝。

那5年的时光，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黄金岁月。那时候，虽然说仍有一腔热血，可是又有几个人不留恋都市的生活。虽然，那一阵子突然间又搞出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日子，可是又有谁不想逃离那个艰苦的环境？

那年，辽宁出了两件大事儿。

第一件大事是那年出了两个典型人物，一个女知青姓吴，出一个男知青姓柴。我想在辽宁一带甚至更远的农村，尤其是知青们，一定会知道他们的大名！是他们提出“扎根农村60年，干一辈子革命”的“伟大”口号。当时，那口号响彻了辽宁大地，还掀起了一阵子高潮，全省范围内，号召知青向他们学习。

那些日子，知青的会一个接一个，无外乎就是让每一个知青表态，学习他们“扎根农村干革命”！

一天下午，团支部开团员大会，组织学习讨论，并要求每个知青都要发言表态。

我是队长，团支部书记是一个72届青年。会上他要求每个人发言表态。可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没有一个人发言表态。会陷入胶着，人人低头不语。而他依旧不停地动员大家发言。

会，还是没完没了的开，人，还是一个也没有开口的，时间就这样的拖着。

后来，我沉不住气了，炮筒子脾气又上来了，直接和那个团支部书记叫上了板。我说：这样吧，你是团书记，先带头表个态，“扎根农村60年，干一辈子革命”，然后我陪着你也表个态“扎根农村60年，干一辈子革命”，你看怎么样？

当我说完了，大家看看我又看看他，好象是在等他表态。可是，他始终没有开口。我很气愤，你是团支部书记自己都不带头，还想让别人表态？弄得他很尴尬，宣布散会。

我始终不相信吴和柴他们真的能够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吴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誓言：“铁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甘愿吃尽天下苦，乐把青春献人民。”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你完全可以默默的去履行你的誓言，有必要让全国人民知道吗？

而柴则高调地公开了和父亲的通信内容，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他。用现在的话说，不就是炒作嘛。

当时我就想，不就是为了出名嘛，否则你那么高调干嘛？你想扎根农村，你完全可以默默地在农村安家，结婚生子。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高调宣扬，让所有的知青为你陪绑 ，绑架一代人？

我们大队两名女知青，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大张旗鼓，宣传炒作，而是默默无闻的嫁给了当地青年。她们，生是盘锦的人，死了也要守候那片土地，她们才是我敬佩的。

另一件事儿，是那年辽宁出了个“白卷英雄”。

提起“白卷英雄”张的大名，我们那个年代的知青没有谁不知道的。那时候还听说他的大名甚至传到了国外。

曾经传说，张随团访问日本。在日本曾经难倒一位日本学者。说是，他问一位日本著名教授，“骡子和马有什么区别”，据说那个日本的著名教授没有能回答出来。这件事当时被传为佳话，“中国的工农兵学员难倒了日本教授”，真长中国人的“志气”！

那是1973年的事了，那年选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那个原本学习怎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的张某，在答卷时因为不会，便在卷纸后面写了算是一封信洋洋洒洒的信给领导，而那封信让他出尽了风头。

其实他能上大学我真的不服。我考中学时是凭自己扎实的学习考上了那时就是重点的中学，当然那时也是为了上大学。

然而，命运捉弄了我们这些人，文革后我们没有上大学的希望了，又上山下乡了。但是那些年，我学过的知识却仍然扎扎实实装在脑子里。就是现在语文、代数、几何，什么历史、政治，我也依旧能对付对付。

只是机遇不好，几次的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我都被那个老农队长给封住了门。因为那时候，我和他的关系已经僵到势不两立了。两次招收“工农兵学员”时，队里的知青背地里议论“郑XX这回一定能走”，也有人曾经当面问我，你学习好，这次一定能走了吧？我说可能吗？赵文方怎么能让我走？

我从来不给他送礼进贡，还搞得那么僵。两次的上学的机会就这样毁在老农队长的手里。这事，在我的那篇《**》里，写的很详细。

其实，那时到农场初考时所考的内容再简单不过了，无外乎水稻有几个叶儿几个节儿、大白芒和农垦三十五有什么不同、上水的闸门为什么是方的等等。

然而，这些简单的问题，好多人回答不上来。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几个人关心这些。对此，我只能报以一声叹息。

张某是谁？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六八届知青。1973年6月30日，张某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在理化考试时，张铁生在试卷上仅做了三道小题，几近白卷。

然而，交白卷的张某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却造就了当时“白卷英雄”的传奇，使张某成了那个时期中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因一张白卷而出名的张某青云直上，当然最后落得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那是后话。

从那以后，工农兵学员不再进行文化课考试了，由上面下指标分配，再由基层推荐。而这样的办法使一些有真才实学的知青因为不巴结队长，不送礼的，被排除在了深造的门外。

包括招工回城，也是一样。比如管食堂的，偷偷往老农队长家背大米，开小蹦蹦的偷偷往队长家拉稻子。当然家族经济条件好的，会给老农队长送烟送酒，甚至送挂钟等等。

为了招工回城，各显神通。从此，开了一条坏的先河。

为了能早一天脱离苦海，曾经拼命的努力着挣扎着。没钱送礼，又和队长搞得很僵。

为此，我在盘锦苦苦挣扎了七年半，在三家子熬到老三届倒数第二个才得以回城。这还要感谢大洼镇农机局蹲点儿的干部，还有鞍山带青干部，那个老崔头。

下面是当时报纸上广为转载的他的答卷，《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
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XX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那条初恋的田间小路

初恋的二十年后的一个秋天，在学校的校庆上我来到娟的班级，我看到了娟，这是我和娟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我非常自然也非常大度的来到她的面前，握了握她的手，问道：“你好吗？”

“还好。”娟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和别人难以察觉的尴尬和神伤。

这是一条我和娟经常徘徊的小路，这条小路上刻印着我和娟的足迹，这条小路记载着我和娟的故事。

离开那条小路已经三十六年了，我和妻从恋爱开始到现在也已经三十三个年华过去，可是那条小路依然时不时的就会涌现在我的脑海中，像一片飘浮的云彩，牵引着我的思绪，娟的身影也会时不时的在我眼前晃动，把我的记忆带回那艰苦岁月中的那些甜蜜时光。

初恋的感觉真的很难忘。

娟是小我两届的校友。1968年的9月，我们乘坐同一列火车，响应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起来到东北有名的“南大荒”，那一片滩涂，那一片不毛之地，开始了我们投身拓荒的知青生涯。

知青的生活，艰苦、枯燥。远离了都市的生活，远离了父母、家人，对于一个十七八岁刚从校门走出来的孩子，失去了心灵的依托。伴随年龄的增长，青春的萌动，生理的冲动，年轻人渴望并追求和异性的交往，去抚慰苍白的心灵和生理的需求。每个知青，都在寻觅、追求着自己的红颜。

刚到大队时，我和娟并不在一个生产队，虽然都是从同一个学校来的，相互也知道，只是接触的很少，更是很少说话。几年后，我被调到娟所在的生产队当了队长，我和娟才有了实际上的接触。

娟的家庭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很糟糕，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大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那是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甚至搞对象都会受到影响。

1974年初，实行了青编队，我安排娟和她的几个同学到食堂工作。在那时的频繁接触中，我喜欢上了娟的一个叫杰的同学，杰成为我心中追求的目标。

杰，很温柔很善良，说话轻声细语，总是面带迷人的微笑。当时，有很多男同学喜欢她，追求她。那一天，我终于控制不住发自内心的爱慕，偷偷的送给她一封求爱信，向她倾诉我的爱慕。我没有等来杰的回复。几天后得知，杰看过我的求爱信后，内心很矛盾，没有了主见，拿不定主意，于是把我给她写信的事告诉了她的那些好姐妹，其中也包括娟。杰没有给我回信，我很失望，也很失落。

在那段时间里，一向喜欢和我说话的娟好象在偷偷的躲着我，即便说上三言两语，也是莫名其妙的暗中带着一些刺儿，让我做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年夏天的农闲季节，知青放假回城了。做为队长和朋友我去过她的家，那些天，娟总是问我哪天回盘锦，粗心的我并没有注意过娟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神，更没有理会她和我说话时的轻柔。

一周后，娟和我，还有一个72届的知青小老弟提前回到了青年点。晚上娟把我叫到她的房间，我们在一起聊着天，聊到很晚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娟从她的包裹中拿出一条印有“革命到底”字样的毛巾在手中摆弄，还不时地看看我，我不解其意。

第二天，娟终于鼓起勇气找了我，向我表白了她对我的爱慕之情。“昨天晚上在我屋子里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条手巾是想送给你的，可是我没有勇气，我知道你的心里还装着她，我……”，娟的眼里噙着泪花，好像有一肚子的委屈。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你根本没有注意过我的存在，我也知道你给她写信，她跟我说了，那些天我一直在躲着你，我忌妒她，我也好伤心，自从你调过来当队长时，我就已经注意你了。”

“为什么？”

“我喜欢你对人坦诚、聪明、能干，那天我看你挑三十多捆稻子，我总觉得那稻子好像压在我的心上，我真怕把你累坏了，你为什么要那样拼命干？”

“我是队长呀。”

“队长？队长也不是铁打的呀！以后可不要那样玩命干了，年轻轻的要是把身体累垮了将来怎么办？”

娟说的对，我有时干起活来真的就是个“拼命三郎”。那次挑稻子为了不跑空趟，我挑起了剩下的两码稻子，一共36捆，足有三百多斤。挑到场院时我已经两腿发软，眼前发黑，一片片的小星星在眼前飞来飞去，嗓子眼儿发咸，好象有一股东西往上涌，我没有吐出来，那咸咸的东西让我咽了下去。

娟的话让我好感动，她的话像一股暖流在一瞬间涌进我的心头，流进我的全身。我的心被娟的真诚打动了，我接受了她投过来的那支“玫瑰”。那天晚上，我和娟又唠了很久。

我和娟开始了我们的初恋，那初恋像一股清澈的泉水激荡着我的心，我心中那池“春水”也随着那股清泉的流入掀起阵阵涟漪，给我枯燥无味的知青生活增添了无限的快乐。每天吃过晚饭我和娟都会悄悄的溜出青年点，漫步在村外那条田间小路上。我和她相依相偎着卿卿我我尽情地享受着初恋我甜蜜，月光下，那条路留下了我们的身影，也留下了我们无数的脚印。

日子好快，转眼秋天来了。

村里来了个算命瞎子，他和村子里很多家有亲戚关系，村里所有的人都说他算命很准。在村里姐妹们的劝说下，娟让算命先生给我算了一命。算命先生没有说我这个“虎”和娟那个“兔”的现在和将来有什么好和不好，只是娟告诉我她替我抽了四个签。娟说那四个签是：“黄雀出笼、步步出差、一步错错百步、老来运转，梁瞎子说这就是你的命。”

我不信命，我只是哼哼哈哈的答应着没往心里去。

天气渐渐的凉了，娟从青年点搬到老乡家住去了，我把从家里带来的那床厚厚的红色提花缎面被给娟抱了过去，她那床绿色线绨被面的很薄的被子被我拿走了，娟执意不肯，我还是硬拽着拿走了她的那床被。

三天后，娟请了一个月的假，她的姐姐生孩子了，妈妈要她去阜市给姐姐待侯月子。娟很无奈的走了。（后来她说是队时让她去阜新买灯泡。）

我的心一下子空落落的，这一个月真是难熬的一个月，我期待她早点回来。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们收工回到青年点，刚迈进门就听到对面屋子里传出来她的笑声。娟回来了，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吃过晚饭后，我和娟子离开了青年点，她依偎着我，我的手搂着她的腰，踏上那条熟悉的属于我们的小路。我和她诉说着我的思念，她也向我倾诉离别一个月寂寞难奈的心情。

“一个月来我就像姐姐家的佣人，好累好累，越是累我越是想你……”娟的眼圈里噙着泪水。

我为她擦去眼中的泪滴，相拥着享受着离别后的甜密。

大约10点钟的时候，我和娟顺着那条小路返回了村子里，在村后面我们常到的老张头家的柴垛（稻草）停了下来。我和她躺在柔软的稻草堆上，我热吻着她的脸、她的耳、她的唇。娟的心跳在加快，胸部一起一伏，我的脸开始发热，隐藏在裤子里的“青春”在不断地骚动。

忽然娟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哥，你看这是什么？”

接过娟递过来的小东西我看了看，不禁喜上眉梢，那是一个安全套。“从哪弄到的？”我问娟。

“在姐家给她收拾屋子时在席子下面发现的”，娟告诉我。

和娟好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从没尝过禁果，我怕娟怀孕，娟也怕。虽然在一起独处的时候我和娟都用手抚摸过对方的性器官，可是那份担心和害怕始终让我和娟不敢越过雷池。“有了这个可以放心大胆痛痛快快的玩了”，我心里暗暗高兴着。娟的脸上也含着一丝笑意，深情的看着我，我知道她也在期待着。

我拿着那个卷着的套，小心翼翼的想把它捋开。可是那个套套由于长时间的卷着已经有些粘住了，它坏在了我的手里，我的心懊恼不已，我是多么盼望能像亚当和夏娃那样偷偷的品尝令人神往的禁果滋味呀。

那个盼望像一串串的泡泡瞬间就从我的手中飞走了。

几天后，一个月圆的晚上，我和娟又漫步在那条远离村庄的静谧的田间小路。月色分外明亮，柔和皎洁的月光，铺满一地的银色。夜晚的田野静悄悄，一丝丝的秋风吹拂在脸上，惬意涌上我的心头。月光下那沉甸甸的稻穗，散发着沁人心肺的香味，金秋的夜让人陶醉，金秋的月也让人陶醉。

我和娟的恋，融合在这迷人的月光里，隐藏在这美丽的夜色中。我和她肩靠着肩哼着苏联那首著名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沉浸在爱河中不知不觉顺着那条小路走出很远，那令人陶醉的歌曲，在月光下随着微风飘向我们的身后，飘向远方。

不知不觉我和娟走到了那条路的尽头，停下脚步，我和娟在路边坐了下来。

月光下我把娟搂在怀里，我的心也一阵阵的骚动，激越的脉搏，不断地跳动着，让我无法抵抗着诱惑。控制不住青春的冲动。

那天，皎洁的月色中，我们偷吃了禁果……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娟的眼里流出了泪水。“娟妹，怎么了？害怕了吗？”我紧张的问娟：“是怕怀孕吗？”

“不是。”

其实做过之后，我的心里也是突突的，我也真的怕娟怀孕，那样会很难收场的，可是我也要知道娟掉泪的原因呀，我又追问了一句：“那是怎么了？”

“我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我怕有一天你会不要我了。”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呀？”我很奇怪，我为娟擦去泪水说：“你放心，哥这辈子绝不会抛弃你的，我们会快快乐乐过一辈子的。”

在我们尽情享受初恋快乐的时节，一天晚上，在那条田间小路上娟突然对我说：“哥，我要回城了，我弟弟的一个大朋友给我托人走了个后门，把我办回去了，可是我舍不得离开你。”说着说着娟的眼圈有些发红。

“这是好事呀，太好了，你不用在这里挨累了，只要我们都把对方装在心中，都把思念装在心中，我和你的心就会永远贴在一起的。”我把娟搂在了怀里。

娟真的走了，娟带着我的那床红色的厚被子走了，离开了那片任何青年都不愿意多呆一天的盐碱地。在娟走后的日子里，我好像丢了魂魄六神无主。

我们曾经通信，诉说思念，我依旧沉浸在过往的甜蜜之中。一次收到娟的来信，信中要我把她留给我的一个小鸭毛垫子让回家的同学带回去。那时曾经有一丝不祥之兆，因为我把那当作她送给我的信物，与交换的被子一样，精心爱护着。

回城三十几年了，那床被子的棉花已经不在，而那幅绿色的线绨被面，我依旧保存着。妻不知道个中原委，只知道那是我下乡时用过的被面而已。其实，那是我的一段曾经美好的不能忘却的记忆。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撂了挑子不当队长了，那几天我的心情很坏，我天天在盼望中等待，等待娟的来信，我想通过阅读她的来信消除我心头的烦恼和忧愁，我更想透过娟的字里行间去寻觅她对我的思念。

一封封装载我无限思念的信扔进了大洼镇邮局的那个绿色邮筒里，一天天期待着南飞的鸿雁，为我捎来装着娟那颗滚烫心的信笺飞落到我的手上。那些天，我的心灵在承受着思念带给我的煎熬和痛苦。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终于接到了娟的来信，我好兴奋。迫不及待的撕开了娟寄给我的那封信，因为那信上一定有娟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神，信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给我的一个吻。可是当我看了信后，我的头就像被尖刀狠狠剜了一下。看着娟的那封绝情信我真的想哭，可是我没有眼泪。

晚上，我就着波菜汤喝了一瓶千山白酒，我知道只有它才能麻醉我的心灵。那天，醉得一塌糊涂，在炕上躺了三天。我问自己，这就是我初恋的结局吗？娟担心的事怎么会出现在她自己身上？难道真的就像《红楼梦》中说的“虎兔相逢大梦归”吗？

我恨娟，恨娟的无情无义。在那个政治环境下我没有对她另眼相看，又接受了她的爱，可最终她却背叛了我，我的心被她伤害到了极点。

我恨娟，恨娟的失言，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又无法忘怀曾经快乐的时光。还记得那年夏天的农闲假，回城后，我去娟的家，娟一个人在家。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正值青春骚动的年龄，肌肤的接触，会有一种强烈的潜流穿过不安的心。

从那时起，回到青年点后，每当夜幕降临后，我和娟便悄悄的走出青年点，走进夜幕下的田间小路，稻田里的埝埂，不论夏日还是冬天，找一个他人不能发现的地方，去寻找初恋的甜蜜。

就这样，我和娟如胶似漆的渡过了快乐的冬天春天夏天。而如今，那份曾经海誓山盟的爱恋却失落了。

一年后我回城了，和我一道分配到班组的知青张某很快结婚了，参加她的婚礼那天我才知道她的爱人竟然是娟的表哥，那天也看到了曾经在一个青年队的娟的表妹。从张的口中我知道娟还没有结婚。

后来，不知道是娟还是她的表妹，曾托张某给我撮合，我没有应允，因为在我心中依然留存着我的刻骨铭心的恨，那因爱而生因爱而起的恨，我没有办法用我的爱去战胜那些潜藏于心底的怨恨。

二十年后的秋天，在学校的校庆上我来到娟的班级，我看到了娟，这是我和娟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我来到她的面前，握了握她的手，问道：“你好吗？”

“还好。”脸上泛起一丝红晕和尴尬。

那天的见面，一股难以言表的酸楚涌上我的心头，那条初恋走过的田间小路也像一根丝线永久的拴在了我的心头。几十年过去了，初恋的美好依旧在我的记忆里荡漾，每当想起那些甜蜜的日子，心中依旧会有一种冲动，那冲动如一股激流，涌进我的脉管。

人生的初恋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不能忘怀，即便是为人生带来了不可弥补的伤害，也会在记忆中存留一生。

那一担沉甸甸的稻谷

年轻时头脑发热，办事爱冲动，好逞能。我做过“蛮”事，也做过傻事，更做过什么叫“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
1972年秋天，我被调到五队当生产队长，那时我二十三岁，正值青春好年华，身体虽然比较清瘦，却长得结实，有一股蛮劲，不论做什么农活，从不认输，也从不服谁。
也是因为遇事爱较真，经常得罪人。自从和代青的大兵吵架后，我被免去排长，发配到别的连队去改造，我就要从头开始了，那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起点，那是个零呀！
我的心里不服气，可是在那个仍然是极左思潮统治下的年代，你斗不过政治呀！不服不行呀！没把我打成反革命就已经够幸运了！
我在那个队一干就是几年，那几年我真是埋头苦干，真有点像个劳改犯人，加上我年轻，饭量又大，一个月的那点口粮我根本吃不饱，180公分大个子的我，瘦得体重只有130多斤。
也是那年，父亲带青，也到了盘锦。正值秋天挑稻子的时节，父亲从几十里外他带青的三十里铺，来到我那个大队看我。
大队派人把我从地里叫了回来，父亲看我那个样子时，我从他的目光里也瞧了出来，他的心里是十分难受，只是没有说出来。
那也正是中午时分，我要父亲在食堂吃了中午饭再走，可是父亲没有吃，他一定是怕吃了饭我就会少了一顿饭的饭票。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家里知道了我在乡下生活的艰苦，于是一家人每月从嘴上节省出10斤口粮，给我邮来粮票。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那10斤粮还不够我吃三天的饱饭呀！
那几年我就是这样，凭着我的坚强和坚韧的毅力，我从那困境中挺了过来。也正是由于我的能干，又有股钻劲，对什么农活都弄得比较明白，深受老农和队里的赏识。在那个二百几十户的三家子大队，大多数人都知道我的存在，都知道那个外号“郑三炮”的挺大眼睛的大个子特能干。
就在那年（1972年）秋天，刚刚割完稻子的时候，大队决定调我到五队当了青年队长。
到了五队后，正是搬运稻子的时候。老农队长负责带领一批人在场院垛稻子，我负责带领一批人去搬运，也就是女的背男的挑，女的一次背半码（五捆），男的一趟挑一码（十捆）。
那天我们挑稻子，上午9点多钟时正挑到最远的那块地，那块地离场院有800米的路。挑那趟稻子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件事，挑那趟稻子差点儿毁掉了我的身体我的健康，想起来很是后怕！
我带领大家到那块地，每个人都捆好了一码稻子，地里还剩下三码多稻子。当时我想，如果再派四个人来挑一趟，那就要浪费工时。我就和那个在队里有一定威信的老农张某说：**，我们一人加几捆吧，就不用再来人了。
于是我带头加了一码，我认为是没问题。可是有的人加了有的人没加，几个力气大的也就加了两三捆。尤其是那些老农，他们干农活很滑头的。我环顾大家，大多不语，我知道没人再愿意多挑了，我的心有几分气愤。气愤之下，我把剩下的16捆稻子都捆在了我的担子里。
捆好后我下令走，可是当我弯下腰把那二米多长的扁担担在肩头向上挺起的时候，就听咔的一声响，我说“**，不好，扁担要折”。他把他的那根“挑山不颤”的“荒子（老农为了让扁担能用上一辈子，都买那种比较圆的很结实的扁担）”换给了我。
我带大家上了路。
走在那条窄窄的沟埝上，那担稻子真的好重好重，我的腿有些打瘭，我坚持着，照样子胸挺得高高的，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象那担稻子一点也不重。
可是我真的有点要挺不住了，那四百多米长的稻田埝埂就象是几百里的路，真的好艰难。在过那条横在下水渠上的跳板时，那块跳板随着我的脚步一上一下的颤抖的很厉害，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就像喝了二斤老白干似的，脚一深一浅的根本落不稳。
终于过了那条下水渠，上了县道。我也真的挺不住了，我好想撂下担子歇一歇缓口气。
在我们下乡的那地方有一个谁都知道挑盘子的规矩，那就是挑稻子的途中是不允许放下担子的，那稻子码在田中经过晾晒后，连接稻粒和稻穗的那个又小又细的梗子已经很脆了，你要是放下再挑起就会掉很多粒子的。
可是我要是真的放下担子又有谁会说什么呢？我是队长呀，更何况他们谁不知道那担稻子的份量呀！我也真的想放下来，可是不能放。我可不是为了怕掉粒子呀，是因为我发现背稻子的那些女农工和女青年们，已经迎面走了过来。我不能放，坚决不能放，要是在她们面前放下那担子，我的脸就没地方放了，决不能让她们见笑，我岂不是丢了脸面？说什么也要咬牙关挺住，挺过去。
呵呵，让她们看看我就是这样能干。可是又有谁知道我挺不住啦！我真的挺不住啦！那担稻子压在我的肩上，我就象在挑着两座山一样的沉重呀！那一捆稻子少说也有九斤十斤呀，三十六捆，那可是三百多斤呀！
终于挺过了那三百多米的县道到了场院。当我放下那担稻子后，我的两腿一软，就瘫倒在稻垛旁边，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就觉得天旋地转，千万颗小星星在眼前乱窜，我的嗓子眼儿发咸，有一股东西直往上涌，我一咬牙将那涌上来的东西咽了下去。
我吹响了休息的哨音。
半小时后，我又带领大家继续挑稻子了，可是我还没有缓过乏来。
后来那个老农队长告诉我说，在我嗓子直打转的那是一口血，还说幸亏没吐出来，要是真的吐出来这一辈子你就毁了，你就会得肺痨的！
我们那个大队真的有一个这样得病的人。那个人姓王，在村里也是王姓中辈份很高的。就是因为他的农活干的好，对“打头的”不忿。后来和那个“打头的”打赌，秋后打高粱楂子时，那个“打头的”用锄头打一个，他用手拔一个。就这样两垅地到头也没分高下，可是他累得吐了血。从那以后他就齁喽气喘的，一辈子干不了重活。
唉，真的好吓人呀。幸亏我没把那口血吐出来。
从那以后，才更加明白了什么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理儿。
那担沉甸甸的稻谷呀，那担沉甸甸让我终生难忘的稻谷……

杀 牛

盘锦的知青岁月很累很苦。一年四季，插秧的季节是弯着腰，除草的季节是弯着腰，收割的季节还是弯着腰，那面对土地背朝天修理地球的农活真的很累。

春夏秋冬，主食虽然是白米饭，可是副食跟不上，盐水炖白菜的日子大半年。陈三两规定的辽宁人，一个月三两油，除了年节，平日里很少能看到荤腥，生活真的很苦。

因为劳动强度大，饮食上又缺乏营养，肚子里没有油水，我们这些下乡青年个个饭量都很大自不必说，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就有好多人烂舌头烂嘴角。一些男青年阴囊皲裂出血，疼痛刺痒钻心，可是碍于面子羞于启齿。那些天，我和他们一样，偷偷的忍受着痛苦，忍受着折磨，不知如何是好。

一个男青年终于忍受不了了，他背着大家偷偷地来到位于大洼镇的鞍山二院看了病。医生告诉他，是因为体内缺少核黄素也就是卫生素B6引起的，他吃了医生开的药没几天就好了。后来他才告诉大家，我们这些和他患同样病的男青年，才解决了难以启齿的病痛。

后来队里在离村后很远的地方，开垦了一块还不算太贫脊的荒地，种了一些蔬菜，虽然收获不甚理想，但是我们的餐桌上毕竟有了一些改善。还腾出二亩稻田，种了油菜，秋后的菜里多了一些菜籽油的味道。但是，根本上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嘴上缺荤腥。

1973年的夏天，插完秧除完草，大家真的好辛苦，老农队长和我商量后，决定杀了那头老牛犒劳犒劳大家。

在农村，牛和驴马一样，是重要的劳动力，是有户口的，不能随便宰杀的，私宰耕畜是犯罪的，要挨批斗的。那头牛虽然太老了，但是它有口粮的，它的口粮可以省下来喂那些能干活的马骡等牲口吃。可是知青的嘴里也太需要改善了。经过请示后，杀牛得到上面的批准。

那天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我们没有下地干活，我派人从野外把牛牵到了青年点对面的大队俱乐部里，又派人到小三家子借锓刀。

那头牛很老了，轻易的就被放倒，将牛的犄角插的地上，听说这样的姿势牛是动不了的。真的，它没有挣扎，很听话的倒在那儿一动不动。

半个小时过去了，借刀的人还没回来，我有些心急了，就叫来小木匠：“张远，把你的斧子拿来。”

“要斧子干嘛？”他问。

“杀牛。”

“杀牛”？大家听后好象有些诧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象在说，斧子能杀牛？

斧子拿来了，牛由谁来杀？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操起斧子就朝牛的脖子砍下去，斧子很快，可是牛皮很厚很韧，第一斧子下去连一个口子都没砍出来。我用足力气不断地砍下去，“一下，二下，三下……”我在心里数着数，那牛不动也不叫，只是眼睛瞪的圆圆的，好像一肚子疑问：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要这样杀我？

“唉，没办法，你老了，不能干活了，你干活是对我们的奉献，杀了你打打我们的牙祭也是你对我们的奉献呀，对不起喽。”我在心里想。我足足砍了三十六斧子，终于牛头落地，那牛的眼睛仍然瞪得圆圆的，死不瞑目！于是，我创造了一个杀牛不用刀的奇迹。

那天晚上食堂做了一大锅牛肉，终于大家的饭碗里多了一样菜，那可是一头老黄牛一生最后的奉献呀。

老牛被杀了，它已经变成我们的盘中餐。可是，不知道是动物的本能，还是动物之间也存在着心灵感应，也不知道是在俱乐部杀牛时散发出的那种气味，或是流淌在地面上牛血的气味，给牛的同类送去了什么悲痛的信息。从那天晚上开始，全村子所有的牛不论是公牛母牛大牛小牛，也不论是健康的牛还是有病的牛，几十头牛一头不落，它们围着那座空空的俱乐部“哞……哞……”叫个不停，好像是在给老牛开“追悼会”。老农说那是它们在给死去的牛“报庙”呢。

什么叫“报庙”？我一头雾水。我只知道在那些日子里，对于牛们来说完全没有时间的概念，也没有闲忙之分，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它们不分白天黑夜，只要有时间就会聚集到这里来，继续围在那空空的俱乐部周围“哞……哞……”的给老牛“报庙”。

那声音，白天倒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到了晚上尤其是深夜，那“哞……哞……”的声音传的好远好远，是那样的凄凉，那样的瘆人，让人听了心里发怵发毛。

二十多天以后，牛才渐渐离去，才恢复往日的平静。

其实那几天的牛肉，我吃的也并不香。

一张糖纸

小时候，很多同学喜欢收藏糖纸，尤其是女同学。那时候的糖纸花花绿绿，也真是好看。那个时候同学们收藏糖纸，也就是为了玩儿，在心里还没觉得这糖纸究竟有多大的收藏价值。

下乡时曾经和我住过同一房间的“小木匠”，手也很巧，他用那些花花绿绿的小糖果纸稍做一点加工，就折叠成了做着各种各样舞蹈姿势的小人，压在玻璃板下面，甚是好看，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谁也没有想到，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收藏观念也越来越高，欲望也越来越浓，收藏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过去那些不太被注意的东西，有的也成为人们喜好的收藏目标。单说这糖纸，很多收藏爱好都也是四处寻觅，尤其是文革时期，那些印有毛主席语录、带有文革时代标志的糖纸，被普遍认为是很有收藏价值的收藏品。这小小的糖纸成为具有收藏价值的收藏品后，它的经济价值也就越来越高了。

然而，这小小的糖纸，在青年点儿也曾经成为公安部门破案的重要线索，这是被那几个偷人财物的知青所忽略，也是始料不及的严重错误。

有人的地方，就必定什么样的人都有。知青中自然也有手脚不利索的人。也许是条件使然，在那些劳累的日子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正是能吃的年龄，加上肚子里没油水，吃得多饿得也快，下地干上一会，也就饥肠辘辘了。

那些年，辽宁当权的是那个“五虎将”之一，因为他定的政策，每人每月三两豆油，所以老百姓赐他一个“陈三两”的外号。一个月三两油，要分三十天三顿饭用，想一想平均一顿菜里会摊上几个油星子呢？

那时，家庭条件好一些的，每个月都能给寄点钱和粮票，以补贴不足。那家庭条件差的也就很难了。需要钱用，又没有，还想犒劳自己受委屈的肚子，怎么办？那些手脚不利索的就又用上了老本行，一个字“偷”。在五队我们所知道的“小皮子”就有两个，那个外号“黄皮子”的七O届的知青，就是其中一个。

“黄皮子”，一个很讲“行业道德”的人，他最瞧不起和他一个队的那个专门在青年点偷知青东西的大个子同学。因为那小子总是偷自己人衣服、水靴、镰刀等物品，然后拿到田家等地去贱卖，换几个钱花。这可是苦了丢东西的知青了，没了水靴还能打赤脚下地干活，可是没了镰刀，一时间去哪再搞一把呀！

后来他东窗事发，被五花大绑着在青年点挨屋游斗。“盗亦有道”，而这“黄皮子”坚持“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用他的话说，偷家门口的东西算什么能耐，有能耐到外边去“做活”。

他这样说也真是这样做的，当手头紧了，他就远去沟帮子、营口，近去田家、大洼。当他回来后，手中也就有钱了，也会请他的几个哥们儿吃点好的改善一下。

这时间长了，他也有“名气”了，就连大洼镇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都有知道他是“小皮子”，可是谁又没看到过他掏包，也没人听说他“掉”过。

那一年冬天，他被派去跟车上大洼送公粮。正值送粮季节，送粮的车太多，需要排队，有一天，他就借排队的功夫去了一趟街里。也就是那时，有人去派出所报案，丢了钱包。派出所派人到几个商店了解线索，有人说只看到过“黄皮子”来过。

派出所的人来到我们大队（三家子与大洼镇相距三里多路），当得知道他跟车送粮还没回来，就直奔大洼粮库，这大洼粮库就在镇西通往三家子的桥边，很近。当派出所的人到了粮库时，他所跟的车已经进了粮库院内，等待检验。正在检验室等待的这“黄皮子”发现来了公安，知道要坏事，偷偷的将钱包甩在了地上。

派出所的民警进屋子后，直奔“黄皮子”，翻了他所有的衣袋，没有翻到，“黄皮子”更是不承认。突然这民警发现了地上的钱包，不管你是否承认，这“黄皮子”被带走了。在派出所少不了一阵暴打，可是这“黄皮子”却是个“贼皮子”，特丘峦崩摧揍，一口咬定“没偷”，派出所无可奈何，没有口供，便没有证据。几天后“黄皮子”被放了出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毛衣还被弄出个窟窿，他告诉我说是他们用火钩子刨的。

这“黄皮子”也是够艮的，被放出来的那天，直接进了大洼饭店。当看到我在那儿吃饭时，走过来向我借钱，我哪有够他吃饭的钱呀。突然他看到大洼派出所的民警坐在另一边，指给我说，就是他打的我，我去找他。

他走到那个跟前说“我饿着呢，你也不能不管吧”。就这样，他熊那人给他买了一盘饺子吃了。

在离我们大队三里路的十一营，有个外号叫“大鞋垫”的六八知青李某人，这小子是个“老皮子”，他和这“黄皮子”一样，也是个讲“职业道德”的人，从不在青年点也不在所在农场偷窃。他没钱了多数时间是去营口，有时在地里干着活，说走夹着筒锹坐上车就去了营口，天黑收工前，他也回来了。

那一年的夏天，大洼镇的鞍山第二医院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几名探亲刚刚回来的医生，丢失了很多物品。镇派出所认为盗贼应该是周边的人员。于是通报了附近几个农场，要求协助破案。

农场的保卫干事奉命到大洼镇派出所了解案情。当他骑着自行车快到大洼时，路上遇到刚在大洼下车扛着锹正往青年点返回的“大鞋垫”。这农场的保卫干事看到他就问了一句，“李某某，你干什么去了？”，他吱吱唔唔说去大洼遛达去了。

这农场的保卫干事对他有所怀疑，又值大洼镇发生了盗窃案，于是下了车，对他说“让我翻翻”。这一翻，不打紧，从“大鞋垫”身上翻出两个钱包，“钱包是谁的？”回答：“我的。”“里面有多少钱？”这“大鞋垫”可说不出来，他“下”了这钱包还没过目呢，怎么会知道钱包里有多少钱呢？一辈子没“掉”过的“大鞋垫”这次算是“栽”了。而大洼镇的盗窃案却非他所为。

那几天，这派出所把我们三家子、小堡子和锦红三个大队列为重点，那干事经常来深入调查，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发现线索。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仍然往返于这几个大队之间。

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们青年点，就在他挨屋走访时，在一个房间的屋地上发现了一张糖纸，他便问是谁吃的这糖，有人说是某某吃的。他把糖纸收了起来，去了大洼与镇派出所，联系到被盗的医生，医生确认，那糖和他从鞍山所带的正是一种糖。于是他返回我们大队，带走了发糖的人。

此案正是他和另一个知青所为，这个同我们一起下乡的校友和一个七二届鞍山下乡的知青被子抓进了“局子”。

原来这两个关系不错的哥们儿，手头紧了，便萌生了出去搞点的想法，我的那个校友，本是个手脚干净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却禁不住诱惑，成为了盗窃犯。几个人到了大洼，到处踅摸，最后走进了医院，从一楼窜到四楼，最后在四楼一个房间得手。也是这医院麻痹大意，谁也没对这几个陌生人产生一点怀疑，警惕性着实太低了些，所以才让他们有机可乘。

一张糖纸暴露了窃贼的马脚。如果他们暂时没有吃那些糖，凭那时的破案能力，也许这案子就会是个无头案了。

两个人进了“局子”多久，我记不得了，但是这件事却一定是他们几个人内心中的污点，也许会成为他们心中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灰色记忆。

地震那年的那个春节

春节，华夏民族的传统节日，中国人的最大最重要的节日。

每当年关，家中严父慈母那一双双企盼游子归来的眼神，暗藏着无限的思念。那种心情，那种急切的呼唤，不经意的就已经写在了脸上。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不论你有多么忙，炎黄的子民都会在年三十晚上的团圆饭前，从四面八方匆匆忙忙赶回家中。游子，归心似箭！

下乡到盘锦后，虽然不象到“北大荒”插队落户的北京和上海知青离家乡那么的遥远、远离了父母，可是在那条件也十分艰苦的“南大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有谁不想赶快回到温馨的家中、父母的怀抱呢？

已经闻到年味的我们，一想到回家后，一家的团圆，餐桌上丰盛的美味佳肴，都会垂涎欲滴。年的诱惑力太大了，无法抵抗。

下乡后到抽调回城，我经历过七载寒暑。1969年那个春节，当时大力宣传，要我们知青“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那年的春节，知青谁也没回家，没敢回家。每个知青，年前急急忙忙的给家里写信，告诉父母，得响应号召，在盘锦“过革命化的春节”。父母盼着儿女回家过年的希望，就这样落空了。

1975年的那个春节，我回家很晚。那年的春节，盘锦地震了。

眼看着年关就要到了，那天下午我们坐在青年点的屋子里，闲来无事，有说有笑好不热闹。我那个叫陈忠国的好哥们好搭档，坐在坑沿上拉着他心爱的京胡，我站在屋子中央引吭高唱，杨子荣、杨伟才，红灯记、杜鹃山，那“革命样板戏”正唱的如痴如醉的时候，忽然间天阴沉了下来，就觉得天旋地转，大地开始抖动，房子摇来摇去，晃得你就是想站也站不住。我踉踉跄跄直奔房门而去，头一下撞到了门上，可是门已经打不开了。

“地动啦！地动啦！”（当地人把地震叫做“地动”） 就听外面有人在喊。

地震了，真的地震了！三两分钟后，一切恢复了平静。我急忙去开灯，灯没亮，没电了，我们几个人急忙冲出屋子。

这时，整个村子里一片漆黑，惊慌失措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议论着刚刚发生的事情，大家仍然心有余悸。那天是2月4日，农历二十四，那天立春。

从那天开始，上面有要求不让进屋，那天晚上，我们一宿没睡。大家在青年点前面的空地上点燃了稻草当篝火，围在周围时而聊着天，时而唱着歌。

将近晚上八点的时候，天空飘起了雪花。如果是正常的日子，这“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的体验，一定会充满浪漫的气氛。而那个时候，却是焦灼和紧张。

就在这时，突然南面天空放出阵阵白光，远处传来低沉的隆隆声，那声音有点象远处拖拉机的马达声，也有点象低空盘旋的轰炸机声音，接着大地又开始了一阵剧烈的颤抖……，那年海城大地震的主震随之而来了。

人们终于捱到了天明，余震仍然不断。天色大亮，大家抑制不住好奇的心里，走到村子边，呵！

放眼望去，只见地面上一道道的裂缝，一堆堆地震时冒出的白沙象一座座微型的火山镶嵌稻田地里，我们在痛恨地震给人们带来沉重灾难的同时，也被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所震服。

有胆子的青年，手里拿着很长的杆子，冒着沉陷进去的危险，小心翼翼的走进稻田地里的微型“火山”口旁，将杆子顺着“火山”口插了下去，他们想探探那个洞眼有多深，杆子没影了，根本就是个无底洞呀！

为了确保知青的人身安全，知青们放假了，2月6日那天知青们急匆匆提前奔家而去。那天，队里的老农顾问张学仟找到我，问我敢不敢杀猪，我说牛我都杀了，杀个猪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我另外几个知青留了下来，负责看护青年点，队里批准杀一头猪给我们过年。

那几天，老农家家户户住在门前搭的窝棚内，队里也为我们几个人搭建了一个防震棚，让我们住在里面。

阴历二十九那天，由我执刀杀了那口百十来斤的猪，我和秦玉建、龙启明轮番吹气，把猪吹得鼓鼓的，放到了热水锅中，又是秦玉建将猪毛褪得干干净净。倒脏后，还灌了血肠。

为了过好年，我们到村里商店买酒，但是因为过年，合作社里的白酒啤酒都卖没了，货架上只剩下二十多瓶水果酒了。很无奈，我们只得把那些水果酒包圆了。那天晚上，我们吃着自己做的杀猪菜，喝着甜丝丝的果酒，心里好不惬意。

那天晚上，大家高兴喝的都很多，下乡这些年了，从没这样大碗吃过肉大碗喝过酒，有谁不高兴呢？喝到半道时，老农队长赵文方来了，参与其中。那天我喝了不到四瓶水果酒，痛快。

就连我养的那只猫，那天也吃多了，半夜里直吣食。

吃饱了，喝足了，那火坑也烧得热热乎乎。管它什么地震不地震的，我们没有到防震棚去，躺在热热乎乎的坑上聊着天，不知不觉就都睡着了，睡的好香好香。

大概半夜12点时，正在做着美梦的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大队书记查夜时发现我们没在防震棚里，就来到我们住的屋子，叫醒了我们，让我们赶紧到防震棚去。

睡眼朦胧的我们哼呀哈呀的答应着，也不知道都唠了些什么，只盼那个书记赶紧走，我们好继续各自的美梦。

大队书记走了，我们索性来了个“一级睡眠”，这回钻进了暖乎乎的被窝，连门都忘划了。

天亮了，满以为我们会到防震棚里睡觉的大队书记，早晨又来巡视。他见防震棚里根本没有我们，就径直来到青年点我们的住处推门而入，看见我们仍然躺在坑上睡得死猪一样，一脸怒火，掀开了我们的被子，就听“啊”的一声，他惊呆了——六个“大白条”！

那可是六条人命呀！万一夜里发生强烈余震，那个后果，那个责任，他不寒而慄！

我们可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那个地震中渡过的春节，真是别有一番滋味，今生难忘！

白天时，我到处找我的小花猫，怎么也没找到。后来龙启明告诉我说让他塞灶坑里了。我急忙扒灶坑，猫是扒出来了，毛已烧焦，猫快死了，气得我把龙启明骂了一顿。

看到秦玉建也写过那个春节的事，他却忘记了我，文里说是他杀的猪。我问他，还有一个人你怎么忘了，最后他也没想起来。他说是他杀的就是他杀的吧，我不想破坏他的美好回忆。那年春节的留守知青，郑学清、秦玉建、龙启明、张远、张惠民、王毓明，共六个人。大年初二，我回了沈阳。

2017年9月24日晨，秦玉建突发心梗去世，那天正是我们下乡纪念日，他们同学聚会。秦玉建是个很有文才的人，文笔很好。很为他惋惜。

永久的珍藏

想起了那段日子，那段不堪回首的子。

那段日子，我的心仿佛跌落在万丈深渊之中。

那是1975年，那时我在那一片已经被我们用双手开垦成了良田的那几万亩盐碱滩上,苦熬了六个春秋了。看着同班同学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前前后后陆陆续续都离开了那个我们所谓的“第二故乡”，而只有我还孤苦零丁的在那片水田里浸泡着，煎熬着，心中一阵阵的凄凉，一阵阵的酸梦。

不是我比别人干的差呀，为什么这世道对我这么不公。那时，我成了青年点真正的“大哥”了。

想起那四个鞍山的带青干部，想起他们离开青年点的那个场景，想起了他们站在知青的角度和立场上为我所做的一切，这世道对他们公平吗？他们为了维护知青的利益，在与那些心灵狭隘的当地农民队长的较量中，彻底失败了，他们走的有点“灰溜溜”。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他们输在了亘古以来就心胸狭隘的农民身上。他们是输给了他们正在为之努力维护这个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身上，输给了自己人，尤其是输给了来自他们一个城市的那些知青。

那些知青为了讨好队长，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还给这些带青干部散布了好多谣言，甚至编造出带青干部的某男某女有什么什么关系。那个女带青干部当时年龄还没有我大，她在心灵上怎样承受那种诽谤、谣言？可想而知。那四名带青干部是带着伤心、委屈，甚至是泪水离开我所在的三家子的。

这个来自全国知名的钢城，一座矿山的宣传科的女带青干部，那年才二十四岁。她叫田悦珍，是个心胸比较宽阔的女青年，她的胸怀正像她给自己起的笔名“田野”一样，充满蓬勃的绿，能容纳这世间的万物。

那年，尽管这些带青干部为我做出了很大努力，而我，还是没能离开那片一年“三猫腰”的土地。

那一年，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放农闲假回家后，我把自己关在了家中，我不想见同学，我没有脸见他们。因为见到同学们我心中只会更难过。

也就是那时，班里的一对同学结婚了。他们俩人告诉我举行婚礼的时间后，我内心很复杂。去吧，不仅是怕见同学，还因为家中当时生活条件拮据，经济上很困难，我没有办法和父母要钱。可是没有钱，我又用什么给他们送个纪念品以表示我的祝贺呀。

那天，我真的没去，依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没脸见任何人。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这对同学竟然夫妻俩一道步行来到我家，硬是把我从家中拽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说心里话，这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住他们，我两手空空去了，这一辈子总觉得欠他们点儿什么。更何况，那年病倒在农场的马路上，还是那个男同学背着我爬上了大洼镇医院的三层楼。他有恩于我！

那些日子，甭说我这心中是什么滋味了。

说这些与田悦珍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那四个带青干部回到鞍山后，这田悦珍和我通过几次信。其实那年我没能回城，与他们又有什么责任呢？还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嘛。谁让我这人太过耿直了？老话说的没错呀：“老实常常在，耿直讨人嫌”呀，还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吗？我更没有一点埋怨他们的意思和想法。他们在青年点这一年中，我们相处的很融洽。

田悦珍在信中说了很多安慰我和道歉的话，让我很不安。

而正是这个时候，国内的出版发行业开始恢复，一些书籍，尤其是那些被文革戴上所谓 “四旧”的优秀的古典名著，也得以重新出版发行。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邮包，在我打开邮包后，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感激。邮包里还有一封信，邮包来自鞍钢齐大山矿宣传科，是田悦珍写给我的。邮包里是几套刚刚出版发行的古典文学名著，一套《红楼梦》、一套《水浒传》。这些书真是我的最爱，只是那个年代家中生活困难，根本拿不出钱买书，新华书店很少去过，即使去了也只能是望书兴叹罢了。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实行开架售书，你根本也不可能拿来书或站或坐在那儿看的，服务员还怕你把书弄脏了再卖不出去呢。

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书了，尤其是在我心情最低落、最空虚的时候，这书无异于是雪中送炭，给我带来春风般的温暖。我开始没命的读起这些书，就那套《红楼梦》我一口气读了四遍还没觉得过瘾。

后来她又给我寄书，先后寄给我《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剑》、《跟随周副主席长征》、《水上尖兵》等书，这些书成了我的宝贝我的最爱，尤其《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几套书，我一直当做心肝宝贝珍藏着，书都被我包上了皮儿，也从不借给别人看，怕给我弄脏了。

后来有同学和我借《水浒传》，那时我已经回城了，市面上已经有书售了，我也特地从书店买了一套一百回本的《水浒传》，以便应付别人借阅。并不是我这人太抠门，我是真的怕那几套书被弄脏了。

2005年，我家动迁后，女儿也结了婚，只因她新房的书架上书不够摆的，来向我要书，很多书她拿走了，只是这些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几套书，我始终没让她动，这不仅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书，更重要的是这些书对我来说真的有着一种特殊的纪念意义。

那几套书，摆在我的书柜里，成为我永久的珍藏。

这些年，也时常在脑海里浮现田悦珍的身影，她那高高的个子，略显宽厚的身材，她那不同于同龄人的成熟，时时进入我的眼帘。也经常想有时间去看看她，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应该和我一样退休了吧。

几日前，一个同青年点的鞍山知青，在凤凰网知青频道上看到了我所建立的“三家子青年点”，按着我的QQ号找到了我。那天我们聊了很久，聊那些难忘的知青岁月，也聊到了那些带青干部，聊到了田悦珍，我说我会去鞍山的，因为心中珍藏已久的那份感恩之情，时时在扰动我的心，我忘不了在我人生落入最低谷的时候，她对我的关心关爱之情。她的那份情义，不仅温暖了我的心，对鼓励我在青年点继续拼搏，为回城的目标努力坚持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这份情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几位鞍山同青年点的知青弟弟妹妹的帮助下，终于联系上了田悦珍。那天，还没到办公室，在路上就接到了她的电话，既意外又兴奋。从七五年至今，三十多年了，虽几次打听她，却没有踪影，今天听到了她的声音。在心中想着，如果没有这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要想查询到一个人，真的很难。这也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

（照片中的女士，便是当年带青干部，也是赠送我书的那个人。多年以后，终于联系上了她，感恩！另外两位，是当年在一个摸爬滚打的我最好的鞍山小兄弟。）

带青的老崔头

时间过的真快，一晃从盘锦抽调回城四十多年了，那个带青的老崔师傅的音容笑貌，却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心里也一直挂念着那个慈祥的老头儿……

那还是1975年的事儿了。

那年那个慈祥的老头儿在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老太太的带领下，进驻了我们的青年点，接替已经完成任务应该回去了的鞍钢齐大山矿派来的那四个带青干部。

那年，那个慈祥的老头儿的年龄和我现在的年龄想仿，他的个子也和我差不多，将近180公分，眼睛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嘴角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

来到青年点后，他从上届那四个带青干部的口中得知了我的全部情况。

我这个人生性倔犟，上来那个犟脾气九头牛也拽不回来。论干农活那是没说的，就是当地的老农也会树大拇哥的。

凭着我的能干1972年我被调到五队当了青年队长，青编队后，我担任了二队队长。在干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和留聘在青年队担任队长的那个老农干的合不来，我没办法再干下去了，就摔了耙子。

农民就是农民，那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太强了，那嫉妒心太强了，那报复心也太强了。那老农队长你得罪了，那就等于你在给自己前进的道路上设下了障碍、埋下了“地雷”！尽管我很能干，可是从那以后的几次招工回城和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都与我无缘，他就是不让我走。机会就这样一次次毁在了那个老农队长的手里，让我至少比别人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多磨练了二年。

我恨那个老农队长，尤其是在1975年的那次招工后，我恨不得要杀了他。

那次招工，他依然不放我回城。那四个带青干部，为了我的事煞费苦心，可是没有用。

就是在那次招工选举会过后的几天，他们的头流着眼泪和我道了别。他们和我一样的无奈，那个人给他和那个女带青干部散布了好多流言蜚语，让他们也难以承受。

我真的很感谢那个崔师傅，从他来到三家子那天起他就在默默地为我铺着路。他很油，他在我和那个老农队长之间左右逢源，让我和那个老农队长缓和矛盾，他告诉我至少在表面上也要给人一种和解的印象，要把那些愤恨藏在心里。

他和我很好，后来和我住在了一个屋子里。

那年十一前，他告诉我要回家看看，就在他要走的头一天下午我没下地干活，我和当地一个老农家借了一副兜网，给他下了将近一水桶螃蟹让他带回家，他高兴极了。

十月二日晚上，他回来了。那天晚上，我睡得正香，他把我从梦中喊了起来，他特地给我带回来月饼苹果等好吃的东西，三更半夜叫醒我让我吃。

青年点的伙食不好，虽然吃的是大米饭，可是那上顿白菜下顿白菜一点油星也没有，当然他也很难熬。有一天他问我还什么时候下鱼去，我知道他也想吃鱼了。

我和我的哥们又借来网在那条下水沟蹲了半宿，下了一桶鱼。那些天，我每天中午炖六条鱼，他会端着饭碗准时来到我这吃属于他的那两条鱼。

那年夏天农闲时我们放假回城了，他特地邀我和我那个哥们儿老牛到他家去玩，我们俩提前两天离开沈阳到了鞍山他的家。他的家人和他一样很好客，做了很多好吃的招待我们。说真的，有些东西我很少吃过，当然我也一饱口福解了嘴馋。

1976年初的那次招工开始前，他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那是为了我，为了我能顺利的回城。

他的那些工作没有白做，那次招工选举前老农队长就通过他的亲信放出口风，要全体青年都选我，果然选举结果我是满票。

这个结果当然他很高兴，可是，他还是找我和我语重心长的谈了一次。他劝我这次最好不走，他说我这个年龄也不小了，应该在这儿把组织问题解决，那样回城后才容易有发展。

事实证明他说的是对的，我回城将近8年才入党。

那一年他在区委工作已经二十四、五年了，可他还是一个非党人士，他真是个“老滑头”。

那个带青的老崔师傅，真的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如果他还健在应该有八十多岁了，我在心里常常想起他、挂念他。没有他，我至少还要在那个环境下再煎熬一、二年。

今年6月份的一天，一个鞍山的朋友来到我这儿，我向他打听了那个老崔师傅的情况。他告诉我说，那个老崔头早就过世了，才六十几岁。如此算来，他已经辞世二十多年了，不由得让我心头一片怅然。

老牛与大勇

老牛，七O届知青，下乡初落脚到清水农场小清大队，七一年从小清调拨到三家子大队三十多知青，老牛便是其中一个。

老牛，一米八的大个子，山东人，虽然到沈阳多年，说话依旧夹杂一点山东口音。

老牛，为人讲义气，好打个抱不平，还算有一把力气，在小清调来的知青中，算是大哥级的人物。

老牛家境不太好，身下有个弟弟，在山东生活，曾经到青年点来看过哥哥。老牛与父亲一起生活多年，住在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 一个不大的小平房。

后来，老牛和我算是好哥们儿，我与他父亲也混得很熟悉，他父亲曾经专程来我家，找我给他刻手戳，那应该是1973年的夏天。

老牛长的挺有男子汉的韵味，下乡前，曾经借了一身绿军装穿在身上，到照像馆拍了一个半身彩照。那时候的彩照，应该是后上色的，但照片效果很好，便被照像馆做了样模，摆放在照像馆的橱窗里，用来炫耀本照像馆的摄影技术高超。

老牛好打个仗，属于不怕死那伙的。那一年夏天，在大洼镇被人刺了一刀，伤在肺上，气胸住了院。后来那两个也是知青的，去了医院赔礼道歉，不打不成交，倒结了朋友。

老牛虽然不是天天出工下地干活那伙的，但是干活也不打怵，还要争强好胜。三家子知青里，秋收割稻子一天割过三亩地的人，也唯我一人。有一天，老牛说他也能割三亩，为此和老农队长打了赌。第二天早早吃了早饭，准备一个人拎着镰刀下地。打赌就得有证人去见证，于是我与老牛同行。选了一条地，抱了六根垄，五百米的条田，三亩地正好是一个来回。

秋老虎发威的季节，哈着腰，那汗水直流，更何况一米八的个头，弯一天的腰，也是够劲儿。上午半天要是割不到头，下午就很难再回割到头。我和老牛是好哥们儿，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赌输喽，就在串垄的时候给老牛打了个埋伏，多串了两格地。

吃过午饭，也没休息，接着回割，天黑前算是割到了地头。老牛赢了，但是如何赢的，只有他和我心里有数。

再说说鞍山大勇。

大勇，七一届鞍山知青，最多算是个中等个头。大勇属于不会干活，又很懒惰的那种人，一年到头也出不了几天工。

大勇，其貌不扬，满脸雀斑。据说，曾经因为脸上雀斑多，去治疗，烧过脸。结果是雀斑没去掉，脸烧黑了。

1975年招工，正值我和老农队长闹僵的时候，我根本不抱抽调的希望。但是，我知道赵文方打算让我走，只不过是不让我回沈。那一年，除了回沈的一些名额，还有一些人要分配到三厂。所谓的三厂，都是当时新建那些的小厂，盘山化肥厂、盘山砖厂、沥青厂。我深知赵文方的阴损用心，开会我没参加，三厂我坚决不去。

那次抽调，老牛分到回沈阳。老牛讲义气，把回沈阳的名额让给了哥们儿，他去了砖厂。那时候都知道知青多不好管理，老牛去了不久，厂领导看他头脑灵活，还能压住茬，就让他当了伙食管理员，混得还算不错。

大勇呢？因为给我留下的三厂名额我不去，也没有别人愿意去，这大勇便自告奋勇要去。大勇想的对：我这样的也不爱干活，真正抽调我回城得猴年马月？去盘山当工人怎么也比在青年点风吹雨淋日头晒要好。队里因没人爱去，也不能白扔了名额，就这样大勇捡漏去了化肥厂当了工人。

无巧不成书。话说这大勇到化肥厂当了工人，不久后，还走了桃花运。这真是，人走时气马走膘，兔子走运枪也打不着。

那一日，晚饭后，大勇闲来无事上街转悠，遇一老者上街买烟。然而不巧的是这商店已经关门。老者便问大勇，哪儿还有商店，大勇问老者干什么，并说没有了。当听老者说想买烟后，大勇也知道，这抽烟的人没有烟抽那得多闹心呀。于是大勇从衣服口袋掏出自己的烟送与老者，老者推让不过便收下了哪烟。

这一盒烟，小事一桩，却成全了大勇的一段姻缘。

话说老者收下烟，一个劲儿道谢，并与大勇攀谈了许多，通过聊天知道了大勇的工作，年龄，家庭情况，天色渐晚，这两人才各自回归住所。

一段时间后，老者又暗中去了大勇单位了解了一番。然后又找到大勇，要给大勇介绍对象。当这大勇知道了老者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自己的时候，一时竟没了主意。

怎么办？大勇想到了老牛，于是找到了老牛，请老牛大哥帮忙拿个主意。老牛爽快应允了，选了个时间与大勇去了老者家。

话说这老者，本是外地人，到盘山谋生不久，带一女一儿。老者会些武把操，自然也要将功夫传与儿女。那日老者对老牛大勇说，别看儿子年方七岁，任凭你两个人，却是抓不住他。于是当场试验了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任凭怎样追拿，七岁娃躲躲闪闪，两人累得气喘吁吁，愣是没有抓住一个七龄小童。从这也可以看出，老者功夫不会是一般的。

从老者家出来后，老牛对大勇说，这门亲事配你绰绰有余，你就答应吧，也算你艳福不浅。

就这样，大勇进城当了工人，又因一盒烟捡了一个媳妇，这不是人走时气马走膘吗？

据说后来大勇也曾经被人欺负，是老丈人出了头，从那以后，鞍山大勇有了名气，一提大勇，便也是当当响响当当，有了号了。

老牛后来也在当地找了一门亲事，那年夏天，带着媳妇回沈阳办了俭朴且简单的婚礼，也就是我们这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去了他家，喝点小酒，以示祝贺。

1976年，我回沈后，由于那时候通讯不便，又各自有了家庭，又要为生活奔忙，再没有时间相聚，久而久之，断了音信。几年后，听说老牛去世了，直到前年才落实准确消息，老牛确实去了西天极乐。大勇，也断了消息。

三 哥

恨过他，曾经咬牙切齿的恨他。那是年轻的时候，爱恨分明就是我的性格，这性格一辈子也改不掉。

2003年，时值知青上山下乡35周年之际，有兴应邀，回到曾经苦战八年的那片土地，真想回到三家子去看看他。然而时间安排的过紧，镇里安排的行程，只在三家子转了一圈，我们也只到了下乡时和我们同龄，关系一直很好的那个当时在镇上当副镇长钱某家，看了他父亲，我们当初称做三叔的人。我们在一起合了影，因为没有带礼物，临走前，我们一行几人给老人家留下五百元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如果不是陪同的镇领导催促的紧，真的想去那个曾经让我恨过的当时的老农队长家去看看他，看看他现在生活的如何。

说句心里话，在我回城前后的那几年，我是真的恨他。因为是他一直在“折磨”我，以至于我的同班同学都回了城，只剩下我老哥儿一个人，孤独的苦苦挣扎在那个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南大荒”，几近精神崩溃。

时间是最好的催化剂。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心态的平和，对他的仇和恨，一点点的冰消雪化了，更是不知道突然间为什么又在心中隐隐牵出一丝挂念，更想起了在青年点生活时他曾经给过我的好。

我忘不了，那时我和高三的那个哥们儿，虽然很能干，可也是太能吃，饭票总是不够，是他去女知青那儿借，借来后再给我俩送来。

说是借，谁都知道，他不可能还，因为他不是给自己借呀，在我们发生矛盾之前，我们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他给我的好，我应该永远记住。

在那次回盘锦之后，那个当副镇长的朋友的女儿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带女儿去了好多大城市，也来了沈阳。我去他住的旅馆看了他，也就是那时，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赵XX差点被人砍死。

我问他因为什么，他告诉我说，在知青全部返城后的几年，三家子划归了大洼镇，他后来调到水电站当头去了，因为一件事情处理不当，被那个人报复，那个人用刀差点把他的脑袋卸下来，到现在脖子下面还留有一尺多长的刀口。

一尺多长！那个长度可是脖子的半圈还多呀。那个凶手也真下得了手！我不由得想，人究竟有多大的仇恨能至于此，非要夺去一个人的生命？

这次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日子，我们又回到了那片热土，在三家子虽然停留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放弃了去别的老乡家里，执意要去他家看看。

我和另两个同学在村子里转悠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了他的家。他的家房基不在原来的位置了，现在是六间砖瓦房，高高的房身，墙面上贴着白色磁砖，很亮堂。院子很大，为了进出方便，院墙上东西各开了一道双开大铁门，让外人一看就知道这家的主人经济条件不错。

时值中午，正是家家户户做午饭的时间，我们三人推门进去后，他老伴正在做饭，看到有陌生人来，放下了手中的东西，看着我们，我说：三嫂，不认识了吧。

她摇了摇头，我乐了，就又问，**呢？

“在屋里躺着呢”。

我们进了里屋，他看到来人了，一轱辘从床上翻身下了地，站了起来，疑惑的看着我们。“**不记得我们了吧？”他也摇了摇头。

三十多年了，已经淡忘了？他的记忆没有我们深刻？三十年前的事情，伴着口中吐出的烟圈四散飘净了？怎么可能？一定是在装！

“哈哈哈，**呀，你就是忘了他俩也不应该忘记我呀，咱们俩可是呆在一起的时间比他们长呀。”我就是这样敲打他，他还是装作没有记忆。“这是李XX，这是陈XX，我是郑XX，想起了吗？”

“噢------，想起来了。”他终于有所回忆？

寒喧几句后，他说退休几年了，现在也没什么事了，天天呆在家里。看着他的家，墙上挂着很大的装饰画，西屋可能是做客厅用了，装修的很好，看样子生活很富裕很滋润。看着墙上的钟，我们开车的时间已到，马上告辞。他欲留我们在家吃饭，几经解释行程安排，他才作罢。因为手中没有相机，也没能照上一张照片留个纪念。只遗憾的说，“真想和你好好喝上几杯”。他把我们送到了路口。

时间是个催化剂，我想起了陈子栋、沈醉，想起了他们几十年后的相见：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曾经恨过他，因为他给我设置过几年的障碍，那时的恨也算是彻骨的了。

时间冲淡了过去，冲淡了所有，让我在怀念曾经为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而付出过的那片土地的同时，也在回想和他针尖麦芒的时候，也在回想他曾经对我的好。

坐在已经开动的车里，我也在想，在我们离开他的家后，**的头脑里也一定在着意的回忆着，一定也在寻找着三十年前的记忆，心海中也一定是波涛汹涌巨浪翻滚。

我的脑海里也在一幕幕闪回着曾经的画面。

真的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来这里，如果有机会我想一定会请他和他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甚至一醉方休！

其实，这次去，是两个同学做了东，如果是我们自费去，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请一些老农代表，我们热闹的聚一聚。总之，过去的事情是难忘的，如果现在就是提起了过去的那些不快，那也一定是当做一些笑谈了。何况几十年过去了，什么怨什么恨早已经九霄云外去了，毕竟当年的小青年，如今已经老了，已经到了耳顺的年龄了，还有什么解不开的放不下的事儿吗？

“大 狗”

电话里听到他走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春节后，我们几个朋友去他家看望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以为他精神状态很好，再有个十年八年的应该没问题了。可是仅仅几个月，还没来得急再看他一眼，他却匆匆走了。几天前还和一个同知青点儿的六六届老知青哥们儿相约，要找个时间去看望他，想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想法没能实现，人已阴阳两分。

刚下乡时，我们在一个大队，只是不是同一个学校去的。后来因为我犯了“反军”的严重错误，差点被打成反革命而被批斗，结果我被免职发配到他所在的那个连队改造去了。从那时我们开始了接触。那时，我们都忽略他的姓名，只叫他的外号――大狗，而且叫得还很亲切。他性格有些内向，和大家沟通交流的不多。我想这可能是因家庭原因造成的吧。

他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逝了，他父亲带着他姐弟五个，又当爹又当妈，把他们拉扯大了，那时他小弟弟才两三岁。第一次去他家，见到他父亲那张饱经风霜却又很慈祥的面孔时，我很有好感。只是他为了子女不受屈，而没再为他们找一个后妈，我相当感动，要知道，那时候他虽人到中年，却也不是年龄很大。

我想，可能也正是在一个缺少了母爱的单亲家庭的原因吧，他和他的弟弟，都是性格比较沉默的那种，话说的不多。他也是这样，只是他拉得一手很好的京胡。

也许，那京胡发出的声音，最能爆发和诠释他沉默性格后面藏匿在心灵中因缺少母爱，而产生的对那种创伤带给自己的孤寂吧。总之，他很喜欢那把京胡。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也是好搭当，没事的时候经常是他拉胡，我清唱。那时的八大样板戏，几乎充斥着我们农耕后的生活。

那时，他不是很合群。记得我刚到他们连时，我被安排到他所在的班。１９７０年元旦，那天晚上包饺子，按班编制把白面和饺子馅儿打回来，在老乡家一个班的知青在一起包。可是他却来到班里，把他的那份面和饺子馅儿要走了。本以为他自己会包饺子吃，只是不想和大家掺乎在一起。

等我们包好了饺子时，我说我去看看，让他和大家一起吃吧。可是当我到了他所在的那个老乡家时，我惊呆了，他那个样子真的让人看了又可气又好笑。

只见他盘腿坐在炕上，屁股下垫着一个枕头，身上披着棉被，手中拉着京胡，旁边放着一个小饭盆儿，盆里是面和饺子馅绞在一起做的糊糊粥。只见他拉几下京胡，用勺子呙一口。看他那样子，我又气又笑，说我们包好饺子了，让你去吃呢。他说不去，然后依然重复他的动作。

后来带青的大兵小刘也上他这来看他，而他只顾重复他的动作，根本也没看那个解放军一眼。那小刘也很生气，看到他嘴上留的小胡子，就说他，你看你年龄不大，还留着这个胡子。他先是没作声，后来用手抿了一下胡子慢悠悠的吐出了一句话，没把那个大兵气晕：“这多好呀，像个爷爷似的”。把个大兵气得扔下一句：“山羊还有胡子呢，你也叫他爷爷？”然后转身走了。

他这个人，心淡似水，与世无争。那时他家的生活也很困难，但是他的手也很巧，弄了一个废弃的小圆凳的面，掏空后粘贴上两面，再做一个琴柱，一把不错的秦琴就做成了，虽然弹起来音色不是很美，但在那经济并不富裕的岁月里，那也是能帮助我们排遣单调寂寞的知青生活的很好的乐器。

正是在他的启发下，我也才有了做个乐器的冲动和灵感，弄了几块木头，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做了那两把琴。

后来，我们回城了，又都来到了当时让人羡慕的一个国内知名的大型国企。从那时起，我们交往的更多了，也更密切了。

那时，木料紧缺，想结婚打全一套家具也是很不容易的。为了能省一些钱，我开始自己学做木匠活，用自制的木匠工具打了一对箱子一个高低柜。他看不错，于是我又把他带了起来，我们动手自己做了好多工具，他和我所用的什么大刨子、小刨子、扁铲，各种花刨子，甚至刨刃等我们都是自己做的。用那些工具我帮他打了立柜、高低柜等。而我们的木料很多是从劈材场的劈材中挑出的一些能利用的木材头，再接接拼拼。

就这样我们还帮他的同学打些家具，而且质量是相当不错。那时看着我们的成果，也真是开心。

正是有了这样的功底，在每年工厂举办灯展时，他所在的那个单位展出的那些漂亮的宫灯都是出自他的巧手。

１９９６、1９９７那两年，工厂经济效益滑到了谷底，经常不开资，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艰辛。看到市场上卖的“木贴画”，我们俩个就商量说，以我们的手艺，做这个并不难，不如做一些出去卖，换点钱花。后来我设计样式，然后分工自己在家做。那时的确做了不少，只是没能留下作品的样子有些遗憾。做好后，我们又自己找路子卖出了不少，虽然没赚到大钱，却也为难过的日子增加了一些收入。

１９９４年，我有幸被提拔到房产处当书记，后来不想干，就当了主管房产的副处长。那在当时是几百中层干部所公认又羡慕的肥缺。就任后，我先想到了他。那时他和另一职工家合住在一处三十多平的“三阳”小套内，女儿又很大了，屋子面积小，没办法只能搭个二层铺。

手中有了权力，想到了我这哥们儿，但是又不能有太大的动作，毕竟刚刚有权力。最后，经过主管领导同意，给他调了使用面积二十六平的公共大走廊没有独自厨房的房子。虽然不算太好，对他来说可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面积还可以，他能在房间内为女儿栅出一个“闺房”了。那时他很开心，也很知足，总是和老婆念叨我的好。

几年后他家动迁了，回迁后他家分了一个套间，虽然相对小一些，一家三口却也住得宽敞了。他和老婆总是对我念念不忘的感恩，我也总是告诉他们那是我应该帮助他们的事。我和身边的好友都说过，他和别人不一样，在厂内他什么也不争甚至有困难都不好意思找单位找领导张嘴。而在这个“闹的孩子多吃糖”的时代，你不张嘴不会有哪个领导会主动想着你的。他没能耐，我再不帮他怎么办？

就是这样一个知道感恩的朋友，我们几个好友遇到一起回顾往事时，也都是很开心。

那天晚上接到他的同学和他老婆的电话，我真的有些发懵，有些心情沉重。第二天下班后乘车直接到了他的家，家里已经有好多亲属在。看着灵堂中摆放的他的遗照，心中不是滋味，相处四十多年的好友就这样走了，离开了我们这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出殡那天，我们几个好友，心情沉痛。只觉得鼻子里涌出一阵阵的酸楚，心中默默祈祷：“大狗”，一路走好！

人的生命很脆弱，生与死只在须臾之间，都知道应该珍惜生命，而如何去珍惜，本就是世人难以操控的事情，只能说活好今天吧。

记忆中的几件往事

（一）赶牛

那正是“三九四九，冻死老狗”的天气，那刺骨的西北风嗖嗖的，吹得你睁不开眼睛，顶风走时那身体要向前倾斜好多。那些日子没什么农活，因为不出工了，有一天便独自去大洼镇给家里寄封信。

住在城市，走个三五里路觉得好远好远。可是在农村，走个十里八里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也不觉得累。那天，下午两点多钟办完事后，就急急忙忙往回走。风大，迈一步都很艰难。

当走到大洼镇西下道的那座桥时，发现路边有一头黄白相间的大花牛，觉得好眼熟。细看，这不是我们队里的那头牛吗！那是一头刚从内蒙买回不久的良种牛，虽然个头很大，可还是个“牛童”，才一岁多。

是那牛来逛大洼了？还是牛乱走走迷了路！

当时心里很急，回去报告给生产队，怕来时牛又不知道跑到何处。那牛是有户口的，要是丢失可是队里的损失呀，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集体财产遭受损失。

怎么办呢？一个人往回赶那牛，谈何容易。但是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往回赶，无论如何也要把牛赶回队里。

牛本来就是“犟种”，偏偏那牛又是“犟种”之最。你往左边轰，它往右边跑。我撵了一个多小时，牛也没走出几十米。

从那儿到生产队走直线也就是三里多路，风再大，有二十多分钟也就到了。可是那天赶着牛走，累得我浑身淌汗，棉衣内的秋衣秋裤已经湿透了，脸上的汗水直往下淌，帽子一摘，满头冒热气。倒是不错，那么冷的天，也不觉得冷了。

就这样，顶着凶猛的西北风，左轰右撵，用了三个多小时，终于把牛赶回生产队，我也累得直喘粗气。当摘下棉帽子时，就觉得两个耳朵刺痒钻心，用手挠时才发现，两只耳朵的下半部已经挂满了大泡小泡，耳朵冻伤了。急急忙忙到卫生所上了药，过了好久，那两只耳朵才结了痂痂。

从那以后，有十多年的时间，每当冬季来临，耳垂就刺痒的厉害。

就这样，以为自己为队里面做了一件好事，可是当自己向队长说完这件事情后，那老农队长听了后，也只是哼呀哈的一脸无所谓的表情，连一句表扬的话也没有，更没有关心的问问我的耳朵如何。也许，这牛丢不丢无关紧要，而我却一脸的懵逼，有点儿心寒。

（二）野浴

知青那些年，生活条件艰苦，一年到头没个洗澡的机会。除了农闲放假回城，能到浴池痛痛快快的洗个澡，一年之中，也就很难洗个澡，尤其是冬季。知青们喜欢夏天，至少能跳进上水沟里来个野浴。

那年和一个老农看场院，看场院的那个小“地窝棚”只有几个平方，内有一小土炕，灶坑上有一口大锅。老农张大叔告诉我说，咱们俩可以在这洗澡。

后来我们用稻草帘子将窝棚的门堵得严严实实，把炕烧得热热的，再从沟里刨了许多冰块儿，烧一锅热水，就在那个不算暖和的窝棚里痛痛快快的洗个澡，然后钻进破被里暖和暖和再穿上衣服。那个冬天终于有了几次洗澡的机会。

后来，开春催芽时，队里利用知青食堂的菜窖，扣上塑料膜做暖棚。为了保证温度和浸种方便，大棚内支上了一口72仞的大锅。那口大锅直径有一米五，几个男知青发现了“玄机”。于是那暖棚成了浴池，那口大锅成了浴缸，能同时下去两个人。好多男青年利用那个机会，在那春寒料峭的日子，洗了个美美的热水澡。

最好就是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以后，水温升高了，人们终于可以下水了。那时，男女青年们总是会结帮成伙的去找水深的上水渠，痛痛快快的在那沟渠里玩儿水，扑腾扑腾一游游泳，也洗去了一身的老垢，还身体一个轻松爽朗。那个季节，至少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经常野泳野浴。

我不是个喜欢水的人，在那沟渠纵横的水田世界扑腾了那些年，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会游泳，下水的目的无外乎是为了清洁一下皮肤，不像那些会游泳的知青，能在水中畅快的神游一番，玩的兴起，还会站在高高的水闸上，来个跳“冰棍”什么的。而我，很不容易的学会挣扎着“蛙”几下，也游不出百八十米。也许，我这人一辈子是个旱鸭子命吧。

有一次，因天气太热，又是农活不多，我和几个要好的知青，来到一条比较宽的上水渠的水闸旁。那个水闸的闸口下面，被放水时那水的巨大冲力砸出一个很大很深的水窝子，水最深时有三米，每当放水时，在那儿还形成一个很大的漩涡，那儿是知青们跳水的好地方。

我们几个人脱了衣服跳入水中，一边游着一边洗着。那天，下水后我游了几十米远。当我往回游到那个漩涡时，已经没有力气了，一下子被那个漩涡缠住，怎么也游不出来了，身体也旋了下去，灌了几口汤。

我拼命挣扎着伸出头喊了两声“快！快！”示意在闸上休息的那两个人下来拉我一把。然而，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当我第二次挣扎着窜出水面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问题的严重，跳入水中用力推了我一把，我终于逃出了让我心惊肉跳，差点沉下去上不来的那个魔鬼般的漩涡，爬上了岸。

上来后，我的脸已经苍白如纸，浑身一点力气没有，躺在了那里。那天差点成了“水鬼”。

从那以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凡在开闸放水的时候，我决不再进那个漩涡很大的水窝子里了。

回城以后的若干年，每当夏天到海边旅游时，我只是在离岸边很近的地方泡在水中而已。

（三）扎蛤蟆

困难时期，迫于生计，虽然年龄小，却也和姐姐走好远的路，去郊区的蔬菜社的菜地里挖野菜，也到过城边的滑翔机厂的飞机场挖过“豆杵子”洞。

那个机场很大，周边有好多私人种的胡萝卜，甜菜等，偶尔也偷偷的挖几根，擦掉土嚼吃了。那种甜菜形状如萝卜，咬第一口挺甜，吃第二口时就是苦的了，如同糖精，放少了甜，放多了就苦了一样。

机场内有好多排水沟，很多人在那儿抓青蛙，回家后剁下腿剥了皮，上锅炒着吃。

下乡后，因为是水田，青蛙特多。知道青蛙腿香，又是青蛙遍地，就把那“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这人好张罗，当排长的时候，有一天午休时就带了几个人，拿着自制的钎子，来到稻田边的水沟扎青蛙。一个中午，收获不小，几十只青蛙拎了回来。剁了腿，剥了皮，用盐卤了一会，偷偷到食堂要了点面和油，把青蛙腿在面上一滚，就下了油锅。

那一盆喷香的青蛙腿肉出锅后，我拿了一只，送到房东张大哥的嘴边，他躲开了。当地人不吃青蛙，他们认为青蛙肉不好吃。虽然他们也抓，但那是剁了喂鸭子的。

我看他躲躲闪闪的不肯吃，就和同屋的一个同学把他摁住了硬是塞进他嘴里一只，逼迫他嚼吃了，嚼完后他说，这蛤蟆腿是挺香的。

从那以后，青蛙终于没能躲过嘴馋又贪婪的知青，经常会有青蛙葬身知青的刀下！

有一次，我们一个屋住的六个人，每人一把钎子，不论是下地还是收工，那钎子不离手，走一路扎一路，收工回来人手一串。那两天一共抓了几百只青蛙，单是那腿就用盐卤了一小盆。

现在想起来，人真是最残忍的动物。在剁青蛙腿的时候，眼见那些没死却没了后腿的青蛙用两只短小的前腿，挣扎着向前爬，虽然觉得也很可怜，可是贪婪总是战胜仁慈，抵挡不住香味的诱惑。那天晚上，哥几个深更半夜起来，把那一小盆青蛙腿当了夜宵。

只为了果腹和贪婪，几百只青蛙便葬身我们的腹中！要是现在，我想我一定会管住那张馋嘴的，也一定会阻止别人再伤害那些无辜的而且对人类有益的小生灵的。

（四）坏主意

我这人耿直了一生，是个炮筒子，只为这，我没少得罪人，下乡那时更是如此。

那一年青编队后，我原来所在的那个队的老农队长被调到青年队当队长了。我们之间很了解，关系也不错，因为他知道我这人头脑好使，能干也懂农活，就到大队要求我们两个队知青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青编队。

他当队长，我当知青队长，我们相处的很好，配合的也很好。一年下来相安无事。

进入了第二年，我们的关系开始恶化。

那几年招工回城的机会多了，每年都要有一批人抽调回城。知青之中也开始了明争暗斗，我这人最不善于玩“暗器”，更没有用于送“鬼”的孔方兄。结果我中了几个同班同学暗招。

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由暗中顶牛发展成为公开的战斗。我不堪忍受，摔了耙子。那天正在地里带领大家干活的我，扛着筒锹回到了知青点。

这一气，我躺在青年点的炕上一个多月，就是不起来不下地，谁说也不好使。大队书记是他妹夫，来找我，想和我谈谈，我不但没理他，还给了他一句“官向官，吏向吏，老虎向着把门的”，弄得他也很无奈。

我心中始终憋一口恶气，总想找个机会发泄。机会终于来了。秋后开始搬运，我想了一个“点子”。

那天上午，我喊来鞍山的一个青年张某，对他说：”惠民，下午挑稻子了，你跟我走好不？”“行！”他很痛快的答应着：“**，你怎么走我就怎么走。”

下午，所有的知青男的扛着扁担女的拎着绳子，到了稻田地。惠民紧紧的跟着我，我们两个捆好了稻子挑在肩上一路小跑到了场院，扔下稻子拎着扁担又快速奔向稻田，后面的人马也紧紧的跟着我们两人的步伐。

就这样，在我们俩的带领下，迅速的从稻田到场院从场院到稻田，一路的快走加小跑整整一个下午。到收工时，我和惠民一共挑了十三趟稻子，只有少数几个人跟上了我们两个的步伐，其他人十二趟十一趟，还有的人跑了十趟就已经不行了。

第二天，有三四个人累的没起来炕。上午我和惠民如法炮制，下午又有五六个人累“拉耙”了。

眼见挑稻子的人越来越少，队长知道后有些急了。那天晚上开了个会。会上正式宣布，“任命”一个姓李的当“打头”的，并特别强调了一点---除了郑和张外，任何人不许超过“打头”的。就这样，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和惠民永远是走在最前面的。

你想五六十人搬运稻子，一趟要运走几十码稻子，第一码和最后一码相差几十米远，往返一次就差了百多米远，那一天挑二十五趟呢？那可是三千来米哟，我和张一天要少走多少路呀！

有生以来，第一次耍了一个坏心眼儿。幸好那时阶级斗争的“弦”不是那么紧了，否则我就会成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五）偷苞米

偷鸡摸狗我没干过，却跟着大家享受过。

69年的秋天，生产队的一匹儿马骟了，队里安排我住的房东家小伙负责溜马。

一天晚上，他溜马回来后，跟我们说，二哥家的狗没在家。

后街王家的那只大笨狗很凶，是看家护院的好狗。白天人们从王家旁边经过时，它很会看人，穿着整齐干净的人从主人家旁的便道路过，这狗不咬不叫。而穿着很破很脏的人路过时，它狂吠不止，甚至往人身上猛扑。夜间那狗更是凶，任何生人也不能接近它的领地！

这狗没在家可是个好时机，所以那房东小子就出主意说，他家的苞米熟了，去偷点回来烀吃。同屋的几个哥们也没反对，有两个人就和那小子拿着麻袋潜到王家小院。不一会，半麻袋苞米拎了回来。新苞米嫩，上锅一会就烀熟了，被哥几个报销了。

（六）偷鹅

青年点的食堂吃不到什么，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油水，嘴也馋了，有人就想起了歪点子。虽然大多数知青都很本份，但是有一些人就忍不住了，于是老乡家的鸡鸭鹅狗遭了秧。

一年的冬天，另一个队的72届的小青年，时间长了没见到荤腥，嘴馋的要命。一个叫李XX的知青，个子不高，穿一件棉军大衣，一天中午，偷偷的进入北面邻近的小堡子村，偷了两只很肥的鹅。

他把鹅的头掖在裤腰上，以为有大衣遮挡，人们是不会发现的。可是他忘记了他的个子矮，那鹅的脖子长呀。

当他走到快到我们村时，迎面走来一个人，此人是小堡子的老乡，那老乡看到他的大衣下面露着几只红爪子，知道一定是鹅。回到村就挨家挨户问，是否有丢鹅的。等他找到丢鹅的人家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那家老乡急急忙忙就奔我们大队来了，找到大队部。

大队主任听说有这等事，就和来人一起到青年点挨屋查看。那几个小青年已经鹅肉下肚儿了，虽然灶坑里还有点残毛碎骨，可是嘴硬，就是说没偷也没吃。呵呵，谁能拿出证据？

（七）包饺子

那是69年，正是我走麦城。因为和大兵吵了一架，好在没批斗成，还算幸运。但是我被调到了别的队，那个队都是另一个学校的，和他们不熟。所以我是很少说话的。

那年元旦，晚饭是吃饺子，按惯例还是以班为单位，打回饺子馅儿和面自己包。

我所在的那个班有十几个男男女女，我还是一把高手，怎么也不能吃闲饭呀，就到了女知青住的老乡家去包饺子。

班里有个叫陈忠国的，他过来要走了属于他的那份面和馅儿。他从小母亲就故去，父亲又当爹又当妈把他的四个姐弟养大。只因没有母爱，他的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是拉得一把好京胡。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好搭档。

我们开始包饺子。正当我们包的起劲儿的时候，进来一个外号“二毛”的，他是因为调皮捣蛋被大兵调到这个连的。他进来后，把门关上，往门口一蹲，谁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不捣乱就已经不错了。就见他脸憋的由红变青后，地上发出一声“长音”，然后满屋子的“丙烷”气味。他又迅速开门走了出去把门关的严严的，并用身体顶住门，防止我们推开。

这一屋子的臭气，薰得我们只能用手捂鼻子了，那还有心包饺子！那天，就是这样儿，他来来往往三四次，我们也就是在那样的环境污染中，把饺子一个一个的包了出来。

一张印谱

从小就喜欢用一些物品刻字。那时，手中的橡皮成为我遭踏的对象，所以橡皮用的很费，没有用来擦字，几乎都被我刻成了名章，那就是我的所谓“手戳”了。

因为橡皮太费，后来就去捡人家穿坏扔掉的胶鞋底，尤其是脚后跟磨的很光的位置，捡回来后铰成一块一块的备用，或是刻名章，或是刻啪叽模子。那个年代，虽然精神生活匮乏，我的业余生活却充满了情趣。

上小学的时候，我并不玩儿啪叽，却刻了很多啪叽模子，喜欢刻制的过程，更喜欢刻成功后的收获。后来，因为同学玩儿啪叽，影响学习了，老师强行收缴啪叽和啪叽模子。同学们都知道我有，无奈象征性交出几枚，虽然很心疼。

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上山下乡，给同学、朋友、知青，甚至老农，刻了几百枚各种字体各种形状的名章。

下乡后，由于“知名度”越来越大，“业务”也应接不暇，苦了自己。别人晚上悠哉游哉的，我却要坐在那昏暗的灯光前，熬着双眼。更有甚者，一些人巧使唤你，不知从哪儿淘弄来的所谓“戳料”什么形状都有，你不仅要给他刻，还要给他修整形状。你若没有答应他，也就得罪了他，从此可能就不再往来了。也是活该，因为是我自找的，老话说，百灵百巧万人奴，这话一点也不假。

那时，刻名章的想法也很单纯，并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只是下乡后，当时带青的解放军的头，那个田助理员曾经很认真的和我说：刻手戳和配钥匙是一个性质，那是特业，是要在公安局备案的，你再刻手戳时，应该留下一个印记，以免日后出现什么问题。

那个田助理员是一片好心，是在为我着想。也是从那时起，我每刻一枚名章，都会在一个小本子上用印泥按上一个印模。因为小本子上面有格子，印泥也不好，印出的效果并不好，好多印模不太清晰。后来弄到了一张比较厚的白纸，就是这张白纸，最终成了我刻名章的“印谱”，几十年了我一直保存着它。这张“印谱”上，留着我在农村生活那八年时间中，为同学、知青和当地老农刻的150多枚名章。

那时候，刻的最大的名章，是我的好哥们儿老牛。那一年他抽调到盘山砖厂当了伙食管理员，需要一枚备案名章，便回到青年点找我。给他刻的那个名章是25mm见方的大名章，他用了多年。

回城后的几十年中，对当时八年农村生活的一些事一些人有些已经淡忘了，尤其是三十几年没有了联系和来往的人，更是难以记得。可是这张“印谱”上那一枚枚红色的印模，就象一把把开启记忆的钥匙，把尘封的岁月打开，往事则历历在目。那一张张喜怒哀乐的面孔，都会再现眼前，那一桩桩往事，就象一部部电视剧的片段，让我找回知青岁月的故事。

有一年，参加老同学孩子的婚礼，巧遇多年不见的一个办病流回城的青年点校友。下乡时他跟随我们班到了“南大荒”。因家庭条件不错，下乡后很少到田里干活。在知青开始病流回城时，他抓住了机会，回城搞到一张有病的证明，可以办理返城了。

然而，有点马虎的他，在那些手续上却忘了盖上家长的名章，眼看要泡汤，心急如火。于是那天晚上找到了我，求我帮个忙。虽然我们之间很少来往，关系并不密切，可是想到这关系到他能否顺利回城，便答应了他，连夜给他刻一枚他父亲的名章。

第二天上午他高高兴兴的到农场办理了手续。如果那次他错过机会，就不知道何时再有机会了。

此事他已经淡忘了，那日我的一句笑谈，他顿有所悟。我的同学不解其意，我讲了事情过程，并说出他父亲的名字。他惊呀地说：你记性真好，三十多年了还能记得我父亲的名字。

是呀，我的记忆力的确好，但也要感谢那张“印谱”，它加深了我的记忆。

一日，随手翻阅一本书，那张“印谱”又进入眼帘，那一方方不同形状不同字体的名章，又勾起我对知青岁月的回忆，尘封的往事，又让我浮想联翩，那一百几十枚印章何止是一百几十个故事，那张“印谱”也藏着我与同学、朋友、知青点的老农的深厚的情谊，那张“印谱”也藏着我的很多美好的回忆。

到我休刀的时候，为人刻的名章有三百多。另外，还有二百多枚青田石篆刻印章。老了，眼力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喽。

又是秋深蟹肥时

从市场路过，看到有人在兜售河蟹，口中念念有词，美其名曰“盘锦河蟹”。真假不说，却是勾引出我肚子里的“馋虫”，也勾引出我几十年前的回忆。

九月份，农历八月。这个时节，也正是河蟹最肥的时候。按照“七上八下”的规律，也正是河蟹迁徙回到辽河入海口产卵越冬的季节。

68年我下乡的地方，正是河蟹之乡的东北“南大荒”盘锦。我所在的农场，离海边很近，河蟹很多。而在我们农场东边不远的地方就很少见到河蟹了，那里的人们能看到的，都是那种很难吃的“臊夹子”，学名蟛蜞，那种“螃蟹”我们从来不吃。

我们所在的农场，沟渠纵横，鱼蟹真多，刚到那里，自然喜欢吃河蟹。那个时候河蟹也很好捉。

记得7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正值稻田放水晒田时，白天下了一场雨，水很大，是河蟹迁徙的最好时节，也是捉螃蟹的最好时候。吃过晚饭，我们住在一个屋子的七个知青就开始了行动。

我们在房间里准备了四个洗脸盆、两个电炉子，人员又进行了分工，三个人拎着水桶到房后的马路上捉螃蟹。

因为水大，好多螃蟹爬上马路，我们只是用手电照，就能抓到螃蟹。因为当手电照到螃蟹的一刹那它会突然不动了，我们就会迅速出手抓到它，你若是慢了，它反应了过来就跑掉了。

就是这样，三个人在外面捉，四个人在屋里煮，一会螃蟹煮熟了，满屋的蟹香让人垂涎欲滴，胃口大开。

我们轮流抓轮流煮轮流吃，吃了个天翻地覆，吃得满嘴满手都是黄黄的，吃得满屋蟹腥味。我们吃到天亮，吃到最后，干脆把蟹壳剥开后将蟹黄往嘴里一捋，其它的扔在了一边。天亮后，再看那三间房狼藉一片。

那天吃的痛快，赛过神仙，只是没有美酒助兴，有点儿遗憾。

螃蟹守时，每年的农历七月份从海汊子迁徙到陆地的河渠内休养生息，农历八月份再返回海汊子产卵繁殖。螃蟹在“登陆”的季节并不好抓，只是在它们将要返海的时候，才是摸螃蟹的最好时机。摸螃蟹也是我最高兴最得意的事儿。

那年秋天，稻田开始放水，准备晒田，也正是农活不多的时候。一天下午，我们一行四人拎着水桶，来到三里外的十一营附近县道边的一条下水渠。我和高三的一个张某负责在沟里摸，两个姓陈的不敢抓，只能在岸上负责捡。不到四十分钟，我们就有了将近一桶的收获，心里很高兴。

摸螃蟹可是要掌握要领的，在水中摸螃蟹最好是顺水。螃蟹在迁徙时，都是在夜里行动，白天它不是躲藏在洞里，就是趴在沟底的泥窝儿中。但是，它又是很警觉的，如果你逆流抓，它发现前方有“敌情”，就会张开那双大大的鳌等在那儿，你的手还没碰到它，它就会迅速的夹住你的手，很多人吃过那亏。被它夹住你不能拽，那样它夹的会更紧，只有你把手离开水，它才会松开并迅速钻入水中。顺水捉它，用手摄住它两边的蟹爪，任凭它怎么样挣扎，它也逃不掉。那几年的螃蟹真是没少摸。

提起抓河蟹，还有一段小故事。

有一年九月初，一个好哥们想回家呆几天，走前对我说“**，今晚儿下螃蟹吧，我带回家点”。

那天水很大，稻田都开始放水了，加上头一天还下了一场大雨，那水大得沟满壕平。

老乡家的那张兜网已经借给别人了，最后答应上半夜那些人用，半夜十点以后给我们用。我们“接班”后那水仍然很大，网都立不住，总是被水冲开，螃蟹和鱼都顺网底溜走了，经过几次努力才把网固定。终于网里的螃蟹越来越多，我们带的水桶里也开始见满。

后半夜一点左右，我有点困了，打不起精神睁不开眼。小顺子就说：**，抽只烟提提神吧。说着就卷了一只很细很细的烟，点燃了递给我。那烟有劲，我吸了一口，没把我给呛死，噎得我打嗝带咳嗽。

还别说，吸了两口烟真的有了精神头，看着水桶里的螃蟹越来越多心中高兴。

后半夜两点多的时候，突然网里一阵噼哩啪啦地响，“有大鱼”，我和小顺子同时喊了起来。急忙下入水中，拽起网一看，吓了一跳。只见网中有一个“怪物”，快把网嗑坏了。从没见过那样子的家伙。那“怪物”身子有一尺多长，扁扁的尾巴上长着鳞片，也有一尺多长，脚上长着蹼，脑袋像老鼠，那牙长长的有一寸多，样子很奇怪。

我们俩谁也没敢用手去抓，怕被怪物咬着，还不想放掉它。

我把帽子摘下来，可是没法装它。于是我把小顺子的水靴拽了下来，将靴子筒对着网口，解开了绳子，那怪物顺水就钻了进去。

那只怪物被逮着了，等带回青年点倒出来时，它已经死了，我想一定是在靴子里闷死的。

第二天请教老农，那个老农说是“水耗子”，我和小顺子将信将疑，也不敢留下那怪物，把它扔掉了。后来才想到，为什么不把它的皮剥下来做个标本呢！

后来终于知道了，其实那怪物是水獭的一种，只是它的皮毛还没长成。它的肉也能吃，我们错过了一顿美餐！

那天晚上，我们下了一水桶螃蟹，一水桶鱼。

后来，螃蟹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水田杂草特多，人工除草效果太不理想。后来引进了农药，那农药有杀虫的有杀草的，还有那些化肥。这都是危害那些水生生物的祸源。不到二年，那鱼那螃蟹就很少了。

那种除草的“二钾四氯”是一种剧毒农药，杀草真的很好使。它的毒性大到什么程度，有一个老农偷偷做过一个试验，把一块不到拳头大的“二钾四氯”撒在二亩多地中，那两块地一棵杂草不生，那稻子也没剩下几根秧苗，三年后才见稻子有收获。

那时候人们还在为温饱挣扎，真没人会去想那大米人吃了会怎样，人们的头脑中也没有环保意识。

那化肥也是如此。我们每年都要上一种叫“氨水”的液态化肥，用塑料布缝制成一个二米长二十多公分粗的口袋，灌上“氨水”后，在底部抠个小洞，然后在稻垅中来回拽。我们在前面拽，就听后面扑喽扑喽响，再看稻田里的泥鳅乱翻乱滚，一会儿功夫水面上就漂浮一层死泥鳅。

那“氨水”厉害，每当我们施完肥后，你再看我们的脚和腿都变成了黄绿色。有脚气的人，被那“氨水”蛰得钻心的疼痛。经过几天那“氨水”蛰疼之后，很多人的脚气病却意外的好了。

知青们是很高兴用那些化肥农药，毕竟在除草的日子里不用猫腰了，谁管那些鱼虾蟹的死活，只要能省力气就行。

从那年开始，这里的沟沟汊汊鱼虾蟹就越来越少了，一连几年都没有能痛痛快快的吃上一顿螃蟹的时候了。

拿过绣花针的手

人们很难把男人的手，同缝衣的针联系在一起。在女人看来，男人那双粗壮的手，是很难捏住那根小小的缝衣针的，好象针是女人的专利，做针线活是女人的天分和义务。

其实不尽然的。

谈起这些，又让我想起童年和少年时的往事。

那还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所在的学校是当时的省长扶持的一所重点小学，经常有外省市甚至国外的人来参观。

那时候，学校也有劳动课。劳动课是分组上的，有点象现在的兴趣小组，有木工组、缝纫组、刺绣组等。上木工组要自己准备斧子、锤子等工具，上缝纫组大都是女同学，那是需要家中有缝纫机的，否则你是没法子学的。

可是我呢，因为家中经济拮，生活困难，家中并没有那些工具和四大件。无奈之下，我报名参加了刺绣组。因为那个工具很简单，捡两根竹劈子围成两个圆圈一套，就成了很好的花绷子了，不用花一分钱。再弄一块白布，几根带颜色的线，就可以刺绣了。

那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十一岁了，个子已经很高了，手也不算小了。刚拿那个小小的绣花针时还真是有点别扭，一到上劳动课时自己都有点难为情。必竟在人们的头脑中，刺绣就是女人的事，而且参加刺绣组的学生中，我是唯一的一个男生！

不谦虚的说，我这个人属于心灵手巧的那类孩子，做什么都有个样子。那根针到我的手上并不是很难摆弄。几次课下来，那花那蝴蝶绣的也有模有样，甚至一些女同学也没我绣的好。这手拿过了那根小小的绣花针后，那缝衣针到了手里也就显得不大了，用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

上中学后，看到一些同学经常去游泳，心里也怪痒痒的，也想去玩，可是没有游泳裤衩呀，也没法向家要钱买。后来，找了两条带过的红领巾和几个红卫兵袖标，一针一线的缝在了一起，又向同学借了个三角泳裤做样子，依样画葫芦，剪了个样儿，又一针一线缝了起来。虽然用了好多时间，却终于成功了，穿上后蛮合适的。那条带有红卫兵字样的游泳裤衩，下乡后我还穿着。

“文革”时，时兴在书包上刺绣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那时我的兴头也很高，买了一根垛针，把自己的那个黄书包刺上了毛主席手笔的“为人民服务”，看着那绒乎乎的成果，心里甭提多高兴了。那个心爱的书包我背了好多年，后来把它做为礼物，送给了一个像姐姐一样待我的老知青。

下乡后，我的被褥都是我自己拆洗缝做。刚下乡的那年，同班的几个女同学，看到我把被子拆洗了，主动来帮我做被。

那时候，我住在三家子西南角的李常庆家的东屋。李常庆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李德，在一个农场当革委会主任；二儿子李荣，海军复员回到家乡，上过中学，算个有点文化的人，心高气傲，奔三了，还没说上媳妇；三儿子，李谦，在外面工作，很少见到他。

农村人给孩子起名，首先要考虑家庭将来的兴旺，名字总是要吉利一些。比如那个赵家三个儿子名字分别为富、贵、有，要是有四儿了，必定是叫余，天不随人愿，没余出来，家庭也没能走出困难的阴影。

当时，我就想，这李家要是有个四儿子，起名一定是叫逊，德荣谦逊嘛。这二儿子李荣，整天价无所事事，东游西逛，着实让李常庆老爷子头疼。

书归正传。我这三个女同学，主动帮我做被，自然心里也挺高兴。只不过三个女同学费了很大劲，一个上午才绗了两行半，还打了两根针，这两根断的棉花里的针怎么也没有找到，好在以后的几年里，并没有扎到我。

中午，吃过午饭下午，我自己很快做好了那床被子，也谢绝了三个女同学的好意。

后来针线活更有了一些功夫，曾经将两件破棉衣改成一件很好的棉袄，穿了几年。初一五班一个当时关系还不错的曹某，求我帮他也改一件。那两件很破的棉袄，经过修修补补，剪剪缝缝，两天的功夫，也翻新成了一件很好的棉袄了。

再后来，也曾经帮一个女知青做过被，为这事还让后来的一些知青笑话一番！

那是一个夏天的事儿了。那一天中午，去食堂准备打午饭时，见初一五班的女同学惠敏正在做棉被，看她那笨拙的样子，半天绗不了一针，瞧得我跟着心急。索性进了屋子里，对她说，你这个费劲的样子啥时候能缝完呀，起来我帮你做。

于是飞针走线，很快帮她把被子做好了。只是在绗被时，被刚刚从小清大队调过来的知青笑话一番。就听窗外一男知青和他们那一拨同调来的知青说：他们这儿挺有意思哈，咱们都是女生给男生做被，这儿怎么是男生给女生做呢？

而我只当没听见罢了。当然这都得益于小学时的那个劳动课。

回城结婚后，家中的针线活也大都是由我承担，妻是个急性子，做针线活比较粗糙，也没有耐性。

那年搬进新家时，做了四床炕被铺床，也都是我的杰作。这一辈子，针线就再没离开我的手，直到今天。

“半截虎”

“半截虎”，方言。何谓“半截虎”？傻，缺心眼儿。盘锦那地方把心眼儿不健全的人都叫“半截虎”。

“半截虎”王凤林，地球上三家子的人都知道，这人缺心眼儿。

这人真的缺心眼儿。

盘锦那地方是吃返销粮，因为是国营农场，每年秋收后，除了留一些做种子外，粮食全部做为公粮上交粮库。

因为吃供应粮，那粮食的定量根本不够吃，家家户户都是计划吃，农活不累时少吃，忙时累时才舍得多吃点。可是这王凤林不管这些，他不会计划呀，加上他那老婆也是个心眼不全的女人，不会过日子，这日子让他俩口子过得这个累呀。有粮时他家只管顿顿吃饱，那鸡鸭鹅狗跟着一块儿吃。

新大米下来时，没有谁家敢多喝一顿大米粥，谁都知道，那新大米不出饭，做出粥来却很好喝，我一顿曾经喝过一斤六两饭票的粥，也只是喝了那一顿。他家可不管这些，反正他知道这共产党这社会主义不会让他饿着就是了。

那一年，他把一个月的粮早早吃没了，这不到日子，粮站也不卖下个月的粮呀。没粮吃了怎么办，不能看着老婆孩子一大堆人饿肚皮呀。于是他想了个办法，把已经买完粮的粮本那页给撕掉了，反正自己不识字，也不认得页码。然后拿着粮本去了粮站。

你以为粮站的同志也不认字？那怎么给你记帐呀。结果到了粮站就被人发现了。

这下子坏了，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做这种事是犯罪呀。粮站通知了大队，要处理他。

王凤林是谁？那是“半截虎”呀，有名的缺心眼子呀，大队领导一再和粮站领导交涉求情，说他这人怎么怎么傻，这他才免受处理。

这“半截虎”一家六口人，四个儿子，最大的才十多岁。一家人穿的没有一件象样衣服。那时有句老话，叫“笑破不笑补”，可是他那老婆也不会呀。冬天时孩子不怎么出屋，穿得也单薄。有一年冬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他把大儿子打出去了，要说这样人家的孩子也皮实，没穿棉衣，趿拉一双破夹鞋，连双袜子也没有，三九天呆在雪地里两个多小时，也没冻出毛病。你说这王凤林是不是傻？他就没想到那样的冷天会把孩子冻坏喽。

开春时节，干农活不分定额，就是大家在一起混着干。他要是在地里，只要队长没在，他也就和这些知青胡侃起来。可是这王凤林眼睛特贼，老远他就看到了队长的影子，于是就大声嚷喽，“干呀，干呀”。那队长还真让他给蒙住了，以为他多认真干呢。

王凤林傻，傻得厉害，他傻到和他年龄相仿的人叫大爷（读轻声），搞得对方哭笑不得。

那年冬天，我们去“割塘”。这“割塘”就是到苇田出工为人家割苇子。这活很累，当地的话说是“驴进磨房，人进苇塘”，你想这活和驴拉磨相提并论了，那还能轻闲？可是这当地人都争着抢着愿意去，不就是因为能挣点现钱嘛，那一个定额可是一元八毛六呀，按当时社会的标准，那是一级力工的一个工日的收入呀，还有粮票布票补助呀！

“割塘”时，六个人一盘架，也就是一个组，两个人打捆，四个人拉刀。那年我们三个知青和三个当地老农分在一盘架，他和队长的弟弟当捆头。

这“割塘”很累，一天拼死拼活，最多时也就割一个多定额，苇子密的地方一个定额是七捆，苇子稀的地方一个定额是六捆。为了能多割几捆，这当捆头的很重要，一捆少捆一把苇子，一天下来也能多捆出三捆五捆的，这就要看当捆头的技巧了。

苇塘那“押刀”的（其实应该叫质量检查员）检查的很严。那一捆苇子若是散放开有很大一堆，打捆时要把苇子放在一个横断面有一平方的一个架子上，然后用一个钢丝绳绞棍两个人坐下使劲压，这样勒紧后再用苇子腰勒上两道腰，这一捆如果是矮一点的苇子也有六七十斤，如果是高点的苇子那足有百十来斤。

这王凤林会干这活，而且干的好，当他压那绞棍时，好像吃奶的劲都使上了，外人一看，那捆的一定很紧。

那天，“押刀”的来检查了，只见他用大头鞋用劲踹了一脚，然后举起手中的镰刀就要砍那腰子。“押刀”的检查那苇子捆是否合格，不用什么仪器，只是用脚，那大头鞋一脚踹下去，只要鞋尖进去了，他就一刀下去，那腰子砍开的一瞬间，苇子突然减了压力，一下子飞散开来，几米外都是，你还得一根一根捋起来，那一定影响了进度。

正当那“押刀”的刀举起还没砍下来的时候，这王凤林反应好快，一下子架住了“押刀”的胳膊，口里直叫“大爷（读一声，以下同），别介，你下次再看下次再看。”他一边说一边给人家行礼作揖。

这“押刀”的被他这样一叫，还真没砍，却说：“你多大了，跟我叫大爷？”

“你辈儿大呀？”

“押刀”的哭笑不得。

你说这辈儿大，能大出爷爷，大出叔叔，大出舅舅什么的，怎么能大出一个大爷？这辈份小孩子也能分出来呀。

“押刀”的走后，他来了一句：“跟他叫大爷？钱到手了我是大爷（读二声）！”

你说这“半截虎”是不是“虎”呀。反正那年“割塘”我们这盘架干的定额几乎是最高的。

开春时节，干农活不分定额，就是大家在一起混着干。他要是在地里，只要队长没在，他也就和这些知青胡侃起来。可是这王凤林眼睛特贼，老远他就能看到队长的影子，于是就大声嚷喽，“干呀，干呀”。那队长还真让他给蒙住了，以为他多认真干呢。

这“半截虎”到底虎不虎，他自己才最清楚。

老知青张举华

又想起了青年点的那几趟房子，想起了青年点的那土炕，想起了青年点的那点滴生活。

几次故地重游都去那里看看，那里有我们知青岁月的痕迹，那里有我们的曾经的梦，那里有我们的青春寄语，那里也有我们曾经的凌云壮志，那里更有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至今不能忘怀的事情。

那些砖砌的墙，橼檩结构加苇子房薄（bao）的房顶，房盖上面抹上“刀泥”，前后滚水坡也不是很大的平房，当时在这个每年都“倒挂”的地方来说，绝对算得上是“豪华版”的居舍。在当地，老百姓的住房，多数是土坯房，经济条件再差一些的，就是在野外拉的草茷子盖的房子了。再看那房薄（bao），条件稍好一些的是用当地一种比较少的红茅公编的，这红茅公的杆儿比苇子杆儿硬得多，也比苇子耐用，但是造价却要高。因此多数人家用的是苇子编的薄（bao）。

记得那年刚到三家子的时候，一些知青曾经住过的一间一明两暗的草顶房子，那是土坯房，因为是有几十年房龄的老房子了，房基下沉，已经严重下窖，房檐很低了。

这三间草房中最值钱的要算是那根直径有800mm粗的笔直的果松大“过梁”了。从这根“过梁”上就能看出，这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起的。

下乡后不久，知青们就知道了，这三间草顶房子是解放前三家子村里赫赫有名的大地主家的住房。

通过这房子人们一定会想到，当时大地主家的房子也不过如此，贫下中农住的房子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了。

这青年点的房子，当时觉得挺高的，三十几年后再去看它的时候，心中有很多感慨，过去曾经形容50多岁的人是“土埋半截子”了，三十年后这房子却真的是“土埋半截子”了，看上去就像当年看场院时盖的地窝棚，让人感到呆在屋里一定会很压抑。

这四栋青年点，现在已经成为外地来的移民的住房，在三家子，这四栋平房，已经是最不起眼的了。

再看看现在那些当地村民家的住房，大多是水泥罩面的砖房了，里面装修得相当好。那几幢低矮的青年点被这些漂亮的房基高高的房子围罩着，如果不是刻意去找，你根本看不到它们还在那原地上立着。真是世事沧桑，时代发展的太快了。

我们下乡的第三年头，村里来了几户走“五七”的，这几户走“五七”的和已经结婚的几户从别的大队调过来的66年下乡的老知青，被安置在最后的那栋房住。

这三户结婚的老知青中，有一个叫张举华的，他和一户走“五七”的住隔壁。这张举华的父亲，当年是位于沈阳著名的商业街“太原街”附近一家有名的理发店的高级理发师，母亲是日本人，文革期间离开了老公和孩子回了日本。

那时，日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张举华的母亲经常从日本给他邮寄一些钱和用品什么的。有一次，他母亲从日本给他寄来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和衣服等物品，那个时候这可是稀罕玩意。可是当他去邮局领取时傻了眼，那是要关税的，而且数量很高，那个时候谁有那么多钱去取那些物品呢。于是他给在日本的母亲写信说了此事，他母亲安慰他说，那就不用取了，那些东西还不够我一周挣的呢。

当时我们好是羡慕，因为那些东西在当时已经值人民币几百元钱了。那可是普通中国人一年多的工资呀！

他的那个走“五七”的邻居，当时不到五十岁，带着一副大圈套小圈的高度近视镜，说起话来一腔江浙一带的口音，也很古怪，因为眼镜度数高，大家都叫他“瓶子底儿”。他家的“大公子”，当时上小学四年级，因为一只眼睛斜视，人们都带有歧视的叫他“斜了沟子”。

别看这小子长得不起眼，很勤快，经常看到他拿着镰刀去野地割草，晒干了当烧柴用。他学习也很用功。那时正值夏天，他天天早晨起来高声朗诵课文。记得他朗诵那篇歌唱毛主席的诗歌时，感情丰富，声音很响亮也很甜，那“西湖的碧波漓江的水，比不上韶山的清泉美……”，听他那抑扬顿挫的节奏，那时便想，这小子怎么朗诵的这样好呢？

他比他爹强，他爹那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和这张举华家结下了“梁子”，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站在门口指桑骂槐的大骂起来。

其实张举华很清楚他是在骂自己，这不是骑在脖梗上屙屎吗？可是他又无可奈何，心中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总想找个机会报复他一下。

这一年的秋后，机会来了。队里70届一个姓王的，弟弟来三家子看哥哥。他弟弟是个好斗的主，这张举华就找到王某，让他帮忙给自己出口气。这知青也是讲义气的，怎么能不帮忙。于是一天晚上，他找到我和几关系不错的知青，说帮他一个忙，去了什么也不用做，只是来个站脚助威就可以了。

那天晚上，张举华吃过晚饭，就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了家里，两口子恨恨的说着这“瓶子底儿”多日来对他家的辱骂欺凌，越说越来气，只是想让我们帮助震慑这“瓶子底儿”一下，并没真的打算要对他怎么样。

于是，在张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来到了这“瓶子底儿”家。进门后，这王某的弟弟一手就抓住了他把他摁到了火炕靠里墙的角下。这“瓶子底儿”一看来了这一群人，早已吓得不知所措，魂飞魄散，被按倒后，脸上也没了血色。老婆子吓得在一边哭泣，两个孩子也已经吓傻了，呆呆的一声不敢吭，蜷缩成了一团。

王某的弟弟揪住“瓶子底儿”的脖领子，拿出要揍他的架式问他：“你他妈的以后还欺负人不？”

“瓶子底儿”吓得连声说道：不敢了不敢了。

“你再他妈的欺负人，就跟你不客气！”

“是，是，是，以后再也不敢了。”

看他吓得那个样子我们几个也觉得好笑，这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人，也就是这点“脓水”！

目的达到了，我们离开了“瓶子底儿”家。

从那以后，再没人听到他天天像个狂吠的疯狗骂个不止了。

苑大板儿

苑大板儿是个名人，沟帮子以南营口以北，在车老板儿这个行当内，没人不知道那个“苑荒子”的，那些皮铺那些钉马掌的更是知道这个讲义气的“一板儿”，苑大板去皮铺缠马缰缠鞭头到哪家都可以先赊帐。

之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一个“苑荒子”的外号，是因为他有一身的力气。他赶车好是出了名的，我说他是“一板儿”一点也不过。你就看他的那鞭子杆，总是比别人的沉，你看他那鞭头总是比别人粗，每当换鞭头的时候，他总是要到皮铺订做，因为他要的那么粗的皮鞭不是规格的，皮铺做出来不会有人买的，没人能甩得动。

他的鞭子可是娇贵，轻易是不允许旁人摸的，那是和“木匠斧子瓦匠刀，光棍行李大姑娘腰”一个性质的，属于“四大娇”范筹。这鞭头沉有好处，没人偷，所以不论马车停在何处，别的车老板一定会把鞭子随身带着，他却不用，只要把鞭子插在车辕子的那个鞭托上就可以放心办事去，绝不会丢。认识的人不用看牲口，一看那鞭子，就知道那车是苑大板的。

苑大板儿车赶的好，车老板儿们尊重他，三家子里十几个车老板儿更是如此，每当车队出去的时候，就没有谁敢起头车的，只有他先起车了，别人才按威望或是自己认为的等级，找准位置陆陆续续跟着起程。谁让咱技不如人呢？只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知青赶车的人才会乱挤乱涌。

说他赶车好有何凭证？赶车好的老板儿赶车时对牲口是动口不动手，那鞭子在他手里只是幌着，拉车的骡马一定会叫齐套。赶车好的老板儿，不欺软怕硬，不管你是什么烈马，他一定都能驯服的很好，到自己手里会乖乖的。赶车好，那车行的稳，就是过沟过坎儿或遇到“跩”车也不会颠。赶车好的老板儿，装车时一定有窍门，装的快装的多，比如装白菜，你装三千斤他也许能装四千斤，不论车行的多快，走了多远，那车白菜一定不会“淌包”。这些“素质”苑大板儿可都具备了，谁能说他不是个好老板儿？

苑大板儿爱惜他的牲口，轻易不打他的马，那马在他眼里就像是他的孩子，只有在它们不听话时才会用鞭子惩罚它们。

看过电影《青松岭》的人一定还记得电影中的那个万山大叔，他的鞭子很准，一鞭子下去，那辕马的嘴丫子被抽出一条血口子。下乡后在现实中我真的看到了那一幕。那是一次冬天送公粮时，我和一个知青跟车，当车过一道坡度很大的桥时，那匹伴随他十几年的老马，也许是年老力衰了，车怎么也上不去那个坡。苑大板儿一时生气，一鞭子照马的嘴角掠去，那马一声嘶鸣，窜上了桥。

过了桥，苑大板勒住了车，下车走到马的右侧，他知道自己的这一鞭子的威力，但见马的嘴角一条三寸多长的口子在不断的流着血，他心痛的用棉手套给那马揩拭着。

他的鞭法准。冬天车在行驶的途中，如果路旁的树枝上落有家雀子，他一鞭子凌空抽去，准会抽下一只，抽下几只后，到达目的地时，把那家雀子扔在炉膛底下，一会儿就烤熟了，剥去烧焦的皮毛，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

他的鞭法准。在夏日炎炎的三伏天，那恼人的“瞎蠓子”（牛虻）成群的叮咬牲口。那“瞎蠓子”只要落到马身上，就会狂吸不止，直到肚子撑得鼓鼓的也不会飞走，有的甚至直到撑死。在赶着车的时候，只要是苑大板儿发现了落在马身上的“瞎蠓子”，他会轻轻的一鞭子抽去，那“瞎蠓子”就没有能逃得出的。

苑大板为人梗直，性格倔犟，遇到拧主儿会比拧主还拧，这在他驯服那匹烈马看得出来。

那一年，上边给我们队分来一匹高头大马，那马快有一人高了，只看那四只马蹄子，足有海碗大，走起路来头昂的高高的，神气十足，真有“舍我其谁乎”的感觉。这马是农场配种站淘汰下来的种马。别看它又高又大，可是拉起车来脑瓜子却很够用，看那马套倍儿直，你用手一按，稀松。它在使假劲！给它上龙套时，它不是踢就是咬，一般人摆弄不了它。

后来这马交给了苑大板儿，在他接手的第一天，因为知道了它的脾性，先给了它一个下马威。就见他把那马拴在了马号院子的马桩上，挥起他那大号鞭子一顿猛抽，直抽的那马没了脾气，服了，他才住了手，从那以后那马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乖乖的，拉起车来一马顶仨马，真是有力气。

我和苑大板儿及他的家人，关系处得很好。闲暇时我经常去他家串门。每次放农闲假回去的时候，虽然家中经济拮据，也会给他带上一两瓶“老龙口”（当时沈阳的名酒）。他家中有什么事情，也一定会找我去帮忙。

那时的老乡住房，几乎都是土坯房，外墙和房盖一年至少要重新抹一次。他家是四间房东屋是他二儿子居住，大儿子在院里有一处厢房。他每次抹房子的时候都是找我去，就连他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都不用，更不用说两个女儿和那个腿有残疾的老儿子了。

和那足够抹四间房的泥很累，需要两个多小时，用当地的话说“和大泥，垒大坯”那也是四大累之一的活。当抹那四间房的外墙还好，我用锹一锹一锹的往他手中的泥板上喂泥，手不用举得太高。当抹那房盖时，也真的很累了，那要一锹一锹的把泥甩到房顶。四间房的泥甩完了，真是胳膊酸膀子痛。

中午会吃点简单的饭菜，晚上他家的大婶会倾其家中所有的好吃的，做上几道菜，虽然没有大鱼大肉，却也是尽了主人之谊。那时苑大板会和我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漫无边际的海阔天空的尽情的聊着。

1976年2月，我回城了，弟弟下乡也到了盘锦。虽然他下乡的农场离三家子很远，但是他从我每次回家和父母聊天说的话中，知道我和苑大板的关系后，曾经到他家去过，并在那儿住了一宿。

后来我的一个哥们儿告诉我说，我弟弟走的那天，苑大板家丢了钱，苑家大婶怀疑是我弟弟拿的。

那个时候丢了十元钱可不是小事，那时候的十元钱可是当时人民币中最大面值的票子，那十元钱可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元钱呀，农民们拼死拼活的忙乎一年，最多也就是百十来元的收入。

我相信自己的弟弟不会做这种事情，然而，为这事母亲还是带了钱专程去了一趟三家子。去了后才知道，原来苑家大婶把十元钱藏在了墙纸里，忘记哪个位置子了。钱总算是找到了，误会解消了，苑家大婶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儿的向我母亲道歉。

这次盘锦之行，向三丫打听了他家的信息，方知苑大板老两口子已经过世，心中一阵哀叹，没能再见到苑大板和他家大婶。

想想也是，三十几年逝去，我都已经从一个青年步入了老年行列，如果他们还活着，也应该是八十多近九十的年龄了。人能活过百岁的毕竟是少数。也只能在心中告诉他们，苑大叔苑大婶，我来过，我来过曾经奋战过七年多的三家子，我没有忘记这里，更没有忘记你们！

（荒子，一种长扁担，横截面发圆，挑山不颤。那种扁担结实，能用几辈子，老农家家户户用那种扁担。绰号能称为“荒子”的人，都是身体结实，很有力气的人，苑大板亦是如此。）

早看浮云走，午后晒死狗

念书的时候就喜欢剪报，最开始就是剪辑一些名言、格言、谚语什么的。

谚语中有好多气象谚语，那时住在城市，家中还有一台能听出响的破收音机，总可以听听天气预报。因此，那些气象谚语也没能派上用场。

没想到，下乡了。

那个地方的老农家很少有收音机的，知青当中也没有人有收音机。老农也是根据日常积累的知识来察看天气，大凡天阴了，都会把那块用来遮雨的塑料布掖在腰间以备万一。知青下乡后，队里也为每人发了一块，权当雨具了。那块塑料布还真比雨衣实用！

下乡的几年中，自己心中记得的那些气象谚语，什么“蚂蚁搬家蛇盘道，燕子低飞蛤蟆叫”；什么“东杠日头西杠雨，北杠摸鲇鱼南杠卖儿女”；呵呵，好多好多，还真用于实践了。每天早上起来，煞有介事的看看天，结合那些谚语分析分析，也真的管用。

那一年七月的一天，早晨起来，只见一大团一大团的乌云快速向北飘去，我想起两句谚语，“江猪（指大团大团的乌云）过河，大雨滂沱”、“早看浮云走，先后晒死狗”。呵，有可能两条应了吧。吃过饭，我把那块用来当作雨衣的塑料布掖在了裤带里，并且告诉同屋的几个人也带上。

出工的哨音响了，全队男女老少都出来了，有的人看到我带了塑料布觉得奇怪。他们说听过天气预报，今天没雨，而且气温高达34度。因此没有几个人相信我的话。

来到稻田后，人们一字排开，每人两根垅开始拔草。不一会的功夫，一丝风也没有了，天气也开始越来越闷，空中一团一团的“小咬”直往脸上腿上胳膊上糊，但凡是裸露的皮肤处，都是小咬叮咬的地方。每当阴天小雨，紧贴沟边窝风的地方，也是小咬最多的地方。

那种我们称之为“小咬”的小飞虫，叮起人来比蚊子还厉害。被它“亲”一下那包可不象蚊子“吻”的，蚊子最多也就给你甩一个“小红包”。这个小东西“亲”了你，那就是一个“大背包”！那片包任你怎么挠，就是不解刺痒，而且它还是个“无孔不入”的小“瘌皮”，只要你的衣服上有一个针眼大的缝儿，它都能像孙猴子一样钻进去，然后在你的衣服内“兴妖作怪”。和它相比，我们人类虽然是庞然大物，可却是让它欺负够呛！

那天，因为当队长，我只能守着沟边，却被那个小东西欺负的没有了办法，就从稻田里抠了一把黑泥，在腿上胳膊上脸上涂抹一气。这招儿还真灵，那“小咬”对我也无可奈何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当然觉得可笑，但是被咬得受不了呀，也有几个人效仿了。

就这样，我们在那些“小咬”的围攻下，坚持着拔草。

大概过了有一个小时，突然狂风大作，随之瓢泼大雨“砸”了下来，雨来的急来的猛，人们还没反应过来，衣服已经湿透。紧接着大雨又变成了冰雹，那冰雹大的有大手指甲那么大，砸的人们东躲西藏，有的钻进桥下，有的猫进芦苇窠。几个带了塑料布的人迅速打开塑料布，人们也挤了进来。

那冰雹个儿大，钻进芦苇窠子根本不管用，几个当地的小孩子被砸的嗷嗷叫。

二十分钟后，风歇雨停，只见道路上白花花一层。几十个人像落汤鸡似的，老农队长只得下令收工。

没到中午，风吹云散，天空万里无云。午饭后，哨音响起，几十个人又来到稻田地，继续拔草。

午后，日头越来越毒，天越来越热。人们在地里还没拔上个把小时，人们已经汗流浃背了，弯下腰，那汗水顺着脸往下淌，衣服也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让人受不了。人们开始消极怠工了，队长也是一身臭汗，他也是人，也热得受不了了，只得宣布休息！

大家自然兴奋。男人们迫不及待的奔向北边的上水线，脱下衣裤急急忙忙一个猛子扎了进去。那些女人也顾不了许多了，选择了离男人稍远的一边，也像鸭子一样，扑通扑通蹦入沟里。

那一天，上午又是雹子又是雨，下午又来个“晒死狗”，几十人连二亩地的草也没拔上。我却有了收获，验证了那两句观天谚语的准确性，也由衷地佩服我国的劳动人民千百年来从实践中总结概括的那些经验，一个字“准”！

淘 鱼

盘锦我们下乡的那个农场，虽然还有好多的荒地因盐碱严重，尚待开垦。但是，那个地方离辽河入海口很近，因而也是鱼类蟹类繁衍的好地方。

我们刚刚到那儿的时候，只要有沟有水，就一定有鱼。什么鲤鱼、鲫鱼、鲇鱼，什么梭鱼、鲈子、银鱼，还有好多肉很少，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酒店餐桌上美味佳肴的嘎鱼、楞巴头等比较少见的鱼。

那嘎鱼之所以叫嘎鱼，就是因为一旦你抓到了它后，它就会出“嘎嘎”的叫声。它身上的那三根长长的像枪一样的刺最是厉害，在水中抓鱼时，不小心就会让它的刺刺伤。那嘎鱼去了一个大大的脑袋肉就不多了，但是味道鲜美极了。

七一年秋天，正值收割稻子的时候，全队1100亩稻子，70多个劳力，我们住在一个屋的哥七个竟然割了300多亩，哥几个真的很累了。

有一天吃过午饭，高三的那个外号“大嘴”的，算是我们的“屋头儿”吧，提议下午不干了，咱们淘鱼去吧。这一号召得到一致通过。

下午我们一行七人，挑着水桶，拎着麻袋，扛着锹直奔十一营的稻田而去。

来到稻田，我们一条沟一条沟的走，看是否鱼多，还一边走一边捡“干锅”。后来发现了一条沟，在里面用脚一趟感觉“撞腿”，于是哥几个就在沟的两端叠上了坝，开始淘水。那条沟很长，也是我们太贪了，结果天快黑时那水也没掏净。没办法，我们只能“带水作业”，抓紧时间捡鱼。天黑后我们也没能把鱼捡净，无奈只得返回了。

哥几个挑的挑，扛的扛，衬着月色，满载而归回到了我们住的那三间房，急急忙忙上食堂吃了一口饭。

那天晚上，正巧队里又开会，那哥儿几个偷偷溜进了“马号”开会去了，我留在屋中处理那些鱼。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队长稀里糊涂的，愣是没发现地里缺了几个棒劳力！

我到食堂要来盐，把那些小点的鱼放在一口小水缺中卤好，再用钢丝串上串，挂在了房檐上，准备晾干了以后烤着吃。大鱼则洗净后卤在盆中，在那天以后，每天中午和晚上炖一锅，吃的也好开心。那些鱼我们吃了好多日子，直到那年冬天我们还烤小干鱼吃。

又是粽叶飘香时

今日端阳，粽叶飘香。

婚后三十多年的生活，养成了遵时守令，习惯了什么时令便吃点什么，而且大多是喜欢自家原味的那种时令风味。虽然妻已离去六年，日子也继续过着，每逢端午，也要动手包一些粽子。于是，昨日又自己动手，包了些许。

自幼喜欢粘食，更喜欢吃带有苇叶清香的粽子。少时家贫，端阳时节，也就是早晨姊妹兄弟一人两个煮蛋，三两个粽子而已，吃得口角流涎，只剩下个回味绵长，望叶空叹。那时，煮鸡蛋还舍不得吃掉，因为还要和那些同龄的孩子们玩儿顶蛋，看谁的鸡蛋硬，能把对方的给顶坏。

下乡后，在那片沼泽旷野，在那稻田的沟沟埝埝，到处都是野生的芦苇，每到端阳时节，看着苇梢上那宽宽的苇叶，总能让我想起那诱人的粽香，勾引出肚子里的馋虫。

盘锦不出江米，那一年队里种了几亩粘稻子，那米也很粘，曾经磨过粘米面炸油糕，也曾包过粽子。包粽子自然是用新采摘的苇叶，待粽子下锅还未熟时，那芦叶的清香已经飘将出来，飘出伙房，飘向远方。

那个时候也曾经想过，汩罗江神也一定闻到了这粽香了吧，屈子也一定会很欣慰。这两千年来，华夏儿女年年用这种方式祭拜英魂，从未停止过。他的爱国精神，一直是炎黄子孙用以激发爱国情愫的灵魂，每当国家和民族受到外来侵略时，那种精神便是国人战胜强敌的巨大精神力量。两千年来，人们信守着约定，并把农历五月初五做为一个祭奠的节日确定了下来，当然，这粽子也就成为祭奠时必须的供品，并由此逐渐演化成一种民间美食，甚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

喜欢吃粽子，更喜欢用苇叶包的粽子，那种清香的味道，是竹叶无法相比的。下乡的时候，只要方便，端午节时有同学回城，都会委托带上一些。有时放农闲假时，也会捎带一些。

端午节前后的苇叶，亦是清香最浓的时节。那个时候，我们会在稻田的沟沟埝埝里寻找，寻找那些足够宽的苇叶，能用两片苇叶包粽子是最好了。

然而捎带苇叶确实不易，鲜苇叶在这个气温较高的季节，只要超过三天就会捂到长霉斑，失去价值。我们必须头天采下，第二天带走。

盘锦的那一片浩荡的辽河三角洲，是个宝地，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苇田，那芦苇是造纸的最好原料。然而，那片芦苇荡，不只是产芦苇，在那高高的芦苇下面，还生长着一种草。那种草高有七八十公分，很细，草茎三棱形。人们把那草叫作钢草，别看它纤细，却非常结实，只抽出里面的那一两片叶柄，纤纤细细的却能承受一桶水的份量，比我们用的马莲还结实。

每次秋冬季去苇塘帮老乡搂苇叶子，都会“搂草打兔子”，顺便踅摸那种草。而拔钢草却是有技巧的。多数情况下，是用一种割塘时捆苇子的工具，形状如尖椒，因它还特像一物，便简称它“狗子”。拔钢草时，将钢草的梢头，缠绕在狗子上一圈，向上稍用力一拔，吱的一声，草便从草茎中拔出中间一叶。

如果没有狗子，只能以食指替代了。但是，因那草结处十分结实，不会用巧劲，会将手指勒道印痕，草没拔出来，手指却很疼痛。

下乡时，有两年带回两小绺，用它来捆粽子，比那宽宽的马莲好多了。

这苇叶和那钢草，可以说是绝配。包着方便，煮粽子时，那苇叶的清香，从锅里飘逸出来，缠绕在屋子里传送到窗户外，诱得你直咽口水。

下乡盘锦的那几年，每逢端午节前但凡有回沈的知青，采摘些苇叶托其捎回家中已是必然。记得母亲看到那新鲜的苇叶和钢草，甚是喜欢，为了能让我们姐弟几人多吃几个，吃粽子剥下来的苇叶她从不扔掉，用来再包二次，虽然这二次包出的粽子，比头次少了些许清香，但那味道依然诱人。

这些年来，依旧年年包粽子吃粽子。然而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每逢端午时分，这城市中很难觅到苇叶的芳踪了。市场里小摊上，几乎都是南方过来的竹叶，干干的不小心都能弄破的干竹叶。本来这竹叶的清香已经逊色于苇叶几分了，又是干叶，自然清香味道就更打了折扣。

记得那年端午节前，妻从市场买得三匝竹叶，有七十片之多。于是，初三那天泡了一大盆江米，少说有十几斤。初四那天开始动手包粽子，包好的粽子足足有大号蒸锅一锅之多。加上妹妹送的，公司发的，家中豁然粽子泛滥成灾。几天来上顿下顿就与这粽子摽上了，就连女儿女婿回来，除了做上几个菜，主食依旧是粽子，管他爱吃不爱吃呢，反正不能让粽子坏了扔了吧。

妻子和我一样，只喜欢吃自家包的原汁原味的粽子，那些商业性的南方粽子她和我一样，不喜欢吃，尤其是那油腻腻的南方风味粽子，就是吃不惯，更觉得那些添加物把那竹叶苇叶的清香掩盖住了，少了粽子叶浓浓的清香本味。

还是上班的时候，公司退休职工门球队，有一个女师傅，因是南方人，年年端午节会包一些南方风味的粽子，并带来一些让我品尝。而我只是闻到了那猪肉肥腻的味道，早已经食欲全无，更别说是吃了。

有一年端午节前，公司为员工分发了一些风味粽子，拿回家中却没有人爱吃。这女婿也偏偏爱凑热闹，又买一些送来。这几十个粽子成了难题，也送不出去，很是无奈。倒是我家那只狗娃成全了我，它生冷不忌，又不挑食，这几十个粽子变成了狗粮，终是没有浪费。

我只爱吃那简单的不加任何其它添加物的原始风味的粽子，至多每个粽子里再放上一枚红枣。端午节，喜欢的就是那或浓或淡的苇叶的清香。真不知道那两千年前化为汩罗江魂的屈子喜欢什么样风味的粽子。

当然端午节吃粽子更是为了祭悼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宏扬的更是屈原的那种爱国精神。但是，这浓香的粽子也已经演变为一种饮食文化了，这龙舟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体育活动，这也形成了一种有着强大吸引力的民族文化了。

孙某的机遇

1981年的夏天，去某医院，顺便去看看在那工作的同学。老同学相见，闲聊了一会后，她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于是跟随她来到了医院门诊楼的心电图室，那个人没在，室内两个四十多岁的身着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男士，看到他们白大褂内的军装，一定是部队医院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一会就回来。

我们等了一会，他匆匆回来。此人也曾经是我们一个队的知青，他叫孙某，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没太大的变化，只是身上的白大褂很显眼。

看到老相识老朋友，自然很开心。于是找个坐位坐下来聊了起来。他还向我提了一个建议，让我张罗一下，搞一个三家子知青聚会。主意不错，但难度太大。

多年不见，这孙某出息了。他已经是这家大医院心电图的“大拿”了，心电图室那两个来自部队的医生，是来他这学习培训的，孙某正是他们的老师。真是出息了，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因为这心电图在当时还属于先进的检测设备，有一些医院也是刚刚引进，因此好多单位派人来他这里学习。

闲聊一会，他给我们讲了两个笑话。说是一名学生，托人给老师带了一张请假条。这老师看着那张假条，一头雾水：老师，我4567，特请假三天。

这“4567”是什么？老师实在是不解，什么乱七八糟的请假条！后来还是一位懂得音乐的朋友帮老师解开了这假条的迷，他那朋友告诉他，你的学生有病了，“发烧拉稀”了。老师恍然大悟，这“4567”按简谱发音不就是“fa、sou、la、xi”嘛。大家哈哈一笑。

看着他那开心乐观的样子，我想起了当时知青插队的日子。

1968年，我们大批开赴农村的时间是9月份，有一小部分人是比我们迟去了几个月，他是其中的一个。刚到时，分到了我所在的那个排。那时的他给人一种感觉，有点呆，大家曾经怀疑他是不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

一年后，他随一部分人被转到离三家了有20多里的育红村。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谁也不会想到，孙某这一挪挪出了名气。二年后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了大学校门，学习的也正是什么超声波、心电图专业。听说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无人敢相信，就凭他那个呆样怎么会来个“鲤鱼跃龙门”？

孙某就出息了，你不信也得信。孙某出息了，这人时来运转时，机遇就是好，所谓“人走时气马走膘”，机遇来了，挡也挡不住。

原来，孙某到了育红村后，连里看他干硬活不顶愣，给他安排了一个“俏”活，让他当了看水员。

我们所在的农场，虽然说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但那五百米长条田化的水田却不是平如水，每条水田地里都按高低搭埝划分若干地块，以方便灌水。这孙某看水后，怕记不住哪块地低哪块地高，便找一张纸，按他看的地块画了一张图，在上面标记好哪块高哪块低，上水时来个“按图索骥”。就是这一张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

有一天，农场领导到各队地里查看，偶然发现他正在拿那张图观看，心想，这小子是个好苗子，应该是在搞规划。

从此孙某出名了，他被推选为“学毛著积极分子”，还参加了垦区的讲用会。就这样在恢复大学时，他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二院，那可是沈阳乃至东北甚至全国有名的大医院，几年后，他又成了心电图的“大拿”人物。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人生的大起大落，确实要靠个人的实力，但是更要有机遇。

偶然的机会，改写了他的人生，但是他也有他的苦恼和遗憾。我见到他的那年，他的女儿已经五岁了，可是智力还不如三岁儿童，还只会说“爸爸，吃蛋儿蛋儿”。那时虽说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毕竟他女儿属于智力偏弱，计划生育部门允许他要二胎。在这要与不要的选择上，他陷入了迷茫。

2008年十月我们同学回盘锦时，我曾经问过我的那个同学，她说她也好久没和孙联系了，只是听说他好象要了二胎指标，又生了一个儿子。

人的一生，是一个由无数个环儿构成的链条，人的一生的幸运点会在这个链条的哪个环节上蹦出来，没人能预测出来。我想这孙某那个时候做梦也没想到他能那么幸运，甚至比那些比他还能干的知青幸运。

也许这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吧，机遇可不是谁都能遇到的。

知青的恶作剧

一盆怪味大米粥

当年下乡的知青们，一般情况下住在一个房间的也就自然形成一个小团体。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即便是有一副扑克牌，也都早已“熬汤”了，但是也比没有强点。

那天晚上，天下着雨，收工早，晚饭吃的也早。因为肚子里面没油水，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大家就都有些饿意。俗话说“闲饥难忍”。

怎么办？哥几个一核计，做点大米粥喝吧。

天，依旧下着雨，知青点离堡子中央的那个大水泡子很远，天黑下雨，乡村的小土路又泥泞，真是没人愿意去打水。这时有人出了个主意，“打扑克，谁输了谁去打水”。

这个建议一致通过了，于是六个人开始玩扑克。最后李某输了，他很无奈的拿着洗脸盆不情愿的出门打水去了。

我们在房间等候着。不一会的工夫，他端了满满一盆水回来了。大家有点纳闷儿，这小子平时干活拖拖拉拉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虽然觉得快，可是谁也没往歪里想。

电炉子支上了，两个洗脸盆扣在了一起。二十分钟后，大米粥好了，哥几个围着脸盆你一勺他一勺喝起了大米粥。

“今天的粥怎么有点黄呀？还滑溜溜的。”有人起了疑问，大家把目光聚集到李的身上，问他怎么不喝，他说他不饿。他不饿？鬼才信！可他就是不喝，脸上还隐藏着怪异的样子，一种很难让人察觉的得意神情。

突然间大家好像悟出了什么，“揍他”，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大家一起哄就把他压在了身下，一阵“严刑拷打”后，他如实招了“供”。

原来因为外面下着雨，道也不好走，他根本没去水泡子打水。他拿着盆走出房门便偷偷来到青年点的房后，在那呆了片刻，然后就在房后的水坑中呙了一盆水端进了屋。难怪他回来的那么快！

而青年点房屋周围的水坑，都是青年点抹房子时挖土留下的，里面除了地下渗出的盐碱水，下雨积存的雨水外，那也是知青们经常解手的地方呀！一盆用盐碱水雨水尿水煮的粥，怎么能没有怪味？怎么能不黄呢？

配 驴

人有时会很淘气，不管你是多大的人。

知青也是一样，有时可能是出于好奇。当好奇心强烈的时候再淘气，就会闯下大祸。然而，那祸对知青来说也许会是件好事。

队里有两挂大车，那几匹骡马还算是膘肥体壮，特别是一匹配种站淘汰的那匹大儿马，能有千把斤重，就那四只蹄子每个就有大海碗那么大。

队里还有两头驴，驴子的作用其实不在它有多大的劲。一般情况下，马车把驴拴在帮套上的目的是让它打“里儿”。驴是个犟种，但是驴拉车时对左面的道儿特亲，让它打“里儿”车向左拐弯时就很方便。这就是过去农村磨房里驴拉磨时，为什么是左向磨道的原因了。

一天下午，马车没有活。因为没出车，车老板和车伙计都没事，就把牲口拴在了马号院子里的拴马桩上。那个跟车的吴某是个72届的知青，看着没什么事做，突发奇想，这一突发奇想就惹下了大祸。

那些日子正是牲口发情的时间，他好奇，就把那匹大儿马牵到了那头老骒驴的身边撩逗，想让那匹儿马子配那头老骒驴。那儿马子被撩得性起，抬起前腿就扑向了那头老骒驴。

那匹大儿马的蹄子刚搭在驴的后腰上，那头骒驴身子一歪，就倒了下来。原来那头弱小的老骒驴不堪一击，它擎受不了那匹大儿马沉重的身躯，可怜那头老骒驴当时后腿就被压断，瘫在了地上。

那头驴好惨，骨折的很严重，本来驴龄已高，要想恢复健康已经很难了。

队长知道后，来到马号把那小子臭骂了一顿，那又能怎样，驴已经那个样子了，只有杀掉了。

就这样，知青们却高高兴兴的吃了几顿香香的驴肉，解了馋了。知青们当然高兴，背后也会感谢那小子，要是没有他的淘气要想吃驴肉，除非那驴自己死喽。

烧田鼠

知青们在一起有时候会搞一些恶作剧，这也给那单调的生活平添了几分快乐，也排遣了精神上的空虚和寂寞。

那年开春，一天我们在田地里挖边沟，用芦苇夹防风杖子，准备育苗。正当干活有些累的时候，也有点乏味了，忽然发现了受我们挖沟影响从洞中跑出来的几只老鼠。

大家来了精神头，几个人用筒锹追着拍打那些老鼠，还真让我们拍到一只。那只田鼠虽然没死，却也难以动弹了。

“烧它”，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就见姓张某掏出火柴点着了一堆“稻乱子”，随手把那只还没死的老鼠扔进了火中。那火烧的很旺，一会的功夫，那只老鼠就变成了黑炭球，却也飘着一股烧烤的香气。有人又出了坏主意，便高声喊在远处干活的于某等人，说是烧了一只“家雀”。那几人一听有烧“家雀”，就飞快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抢过来就撕下一只大腿，剥去外面烧焦的皮毛，扔进了嘴。

他嚼的好香，另一个人接过那个黑炭团后，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胸脯呢？耗子哪来的胸脯呀。他没找到胸脯，就撕下另一个大腿扔在了嘴里，一边嚼着还一边自言自语“真香”。

等于某也要吃的时候，看到我们几个人在一旁没有吃还露出怪异的笑，有点犹豫，就看了一眼和他不错的张某。张某小声说：别吃，是耗子。话声虽然不大，却被正在嚼的滋滋有味的关某听到了，就听他“哇”的一声，在一边开始呕吐了！

众人“哈哈”大笑。

其实，我想那老鼠肉应该很香吧，毕竟是吃粮食长大的，只是那耗子两个字眼形成了一种让人恶心的条件反射而已。

“赌博”

农村的生活自然艰苦，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知青们只能苦中找乐。每当雨天不出工了，或是农活不很累的时候，吃过晚饭，青年们也会挨屋串串。也会有几个人围坐在炕上，呜嗷叫喊着打着那一副已经“熬了汤”的扑克，玩的也很尽兴。

开始玩时，为了有点刺激，是在输家的脸上贴纸条。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一定都这么玩过。只一会的功夫，就有人脸上贴满了纸条，犹如挂了门帘儿。

后来贴纸条有点不过瘾了，就有人起了妖蛾子，输家扛枕头。有的人输了后，坐在炕上，肩头上的枕头不断加码，不赢不允许拿下来。看着输家那个样子，看热闹的人也会起哄，大家也很开心。

过了一段日子，这样的玩法也已经没有刺激了，不知道是谁出了一个更“馊”的主意，谁输了谁就把吃饭的羹匙扣含在嘴里。这招儿“损”，输家把羹匙含在嘴里扣在舌头上，只一会儿功夫，哈濑子就顺着嘴角直流，淌的下巴上衣服上全是，那滋味可不好受。

当这些恶作剧的玩法都腻味了，在知青中就出现了“动真格”的玩法了，开始了“赌”烟卷。输赢一支烟，一夜下来，有烟的输没了，赢烟的抽没了，那时地上的烟头就成了宝贝，争先恐后的捡烟头。还美其名曰：“捡烟头不算损，既省钱又过瘾”。

烟没了怎么办？这回真的升级了，有饭票呀，一次输赢一两的。

知青们就是这样，闹个大半宿，筋疲力尽了才躺在炕上睡觉，天也快亮了。

与二师兄有关的故事

一个猪头

盘锦当地的那些老农和其他的地方一样，家家户户也都养猪。但是，不论是自家的还是公养的，经常是散放的，只有喂食的时候和晚上让猪回圈了，才“嘎嘎嘎……嘎嘎嘎……”的往回吆喝猪。

每到秋后，护秋真是个让人头痛的事，偌大一片稻田，一百五、六十亩地，就一个人护秋，根本看不过来，这边的猪你撵跑了，那边猪又来了。左撵右轰，忙不过来。在搬运稻子的时候还好说，中午休息和晚上就不行了，很累人的。

那一年，和我住一个屋外号“二麻子”66届下乡知青，身体不是很好，队长照顾他，让他看场院（包括护秋）。他当然高兴呀，也很负责任，看到有猪来拱，就连撵带轰。

有一天，他看到来了一个小猪群，有十多头，怎么轰怎么撵呀。那些猪可不傻，它们深知“游击战”的战术，和“二麻子”打起了游击战，把个“二麻子”差点儿累出心脏病。

动物被惹急了还咬人呢，“二麻子”也一样呀，一时性起，使出了“杀手锏”，只见他瞄准了一头大猪就追了上去，可是猪跑的也很快，“二麻子”急了，手中的镰刀嗖的就飞了出去。准，真准，那把镰刀一下子正中那头大猪的后腰上，可能是刀伤了猪的要害，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

这下坏了，“二麻子”惹下了祸。那头猪是邻近小堡子大队一个生产队养的，还是一头用来配种的公猪。

那个队知道这事后，派了人来交涉，非要“二麻子”赔猪，且不依不饶。

那“二麻子”赔得起吗！躲也躲不掉，人家还叫嚣，如果不赔，就把他拉去做炮卵子，吓得那个“二麻子”脸都没了血色。

后来生产队出了钱，把那头猪按肥猪的价钱买了下来，虽然对方不满意，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认了。

那头猪被拉回了食堂。虽说是种猪，肉不好吃，可毕竟是猪肉呀，又能见到荤腥了，知青们也很高兴。

那时，食堂做饭的是几个女知青，当她们收拾猪头时，发现猪嘴里还有大粪，那臭味让她们有点受不了，嫌脏，管伙食的王某偷偷的把我喊了去，问我嫌脏不，如果不嫌脏给点饭票就拿走。

我心中高兴，连说行行，交了一元五角钱票就拎走了猪头。

我不嫌臭，你想育苗时上粪还不是用手抓吗。

那个猪头很快就让我收拾好了，干干净净的上锅烀熟了，香，闻着香，吃起来就更香了。

那个猪头，我和“二麻子”、“老等”三个人吃了几顿，也算解了馋。最后我和老等还不无调侃的对“二麻子”说：想着点，过些日子你再砍一头。

一头“猪妖”

俗话说，兔子急了也咬人，这话我信。

现实中不管是多么温柔的动物，它总有动物自身的本性。尤其是当它面临死亡的时候，而且是在受到外来因素的侵犯，它将丢失性命的时候，它一定会进行自卫。

那一年，要过十一了，食堂准备杀一口猪，给知青们改善生活。

那是一口很肥很大的猪，有二百多斤。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它，把它的蹄子捆住了。我们几个力气大的知青，把那头猪抬到了食堂里放在地上的小桌上。那头猪就这样被送上了刑场。

那时候我还没学会杀猪。我们找了一个原来在一个队的叫刘宝恒的老农，来帮忙杀猪，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并带着锓刀来了。

食堂的大锅烧好了一锅准备给猪褪毛的水，就等杀好吹了气的猪下锅呢。

这边，那头放倒在桌上的猪，极不老实，可能是知道自己要死了，不停地嚎叫，不停地挣扎，“行刑”的老农没法下刀。

于是我们几个人用两根挑稻子的大扁担，狠狠的将猪压住了。只见老刘头一刀对准猪的喉咙刺去，那刀好像有点短，连刀把都刺进去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鲜红的猪血一下子狂喷出来，流淌到接血的盆子里。

血流尽了，猪不动了。我们把捆猪蹄子的绳子解开了，准备吹足气儿再把猪抬到锅里褪毛。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见那猪蹭地从小桌上蹦了下来，面露凶相，张着大嘴，围着屋子转了起来，谁靠近它它就奔谁去。我们几个人谁也不敢冒然接近它。就这样，猪和几个人相持有十几分钟。

这猪成“妖”喽。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几个人抡起了大扁担，扁担雨点般的落在猪“妖”身上。这一顿拍打之后，猪“精”终于筋疲力尽，倒地不起，但是嘴里仍旧喘着粗气。老刘头一刀补了进去，这刀可能真的捅到心脏了，那猪“妖”一口长气后才算没了动静。

这头成了“妖”的猪终于死了，也终于进了汤锅。

一刀杀了八口猪

青年点的食堂每年都养猪，那年养了一头。那头猪是个雌性的，长到五十多斤的时候，就找了村里的兽医劁了。

劁了后的那猪长的好快，几个月后，那猪长的很肥，也很懒，吃饱了就趴在那儿“哼哼”不动。

那年，因为我是看水员，农闲知青放假回家的时候，我正是忙的时候，所以不能和大家一起回去，只能等到“十一”前稻子晒田的时候才能一个人回去。

好象是九月二十五、六号的时候，我准备回家了。那天，和我关系非常好的哥们，当时当知青队长的陈某，找到我说：“准备十一把那口猪杀了给大家改善生活，你可吃不着了”。

我一听说要杀那头猪，就告诉他：“那猪你千万不能杀，信我的没错，千万不能杀。”

“为什么？”他一脸不解。

“那猪肯定有崽儿了，你要是杀了它准后悔！”

他不信：“那猪不是劁了吗？”

“那猪肯定没劁好，你看它那么懒，肚子那么大，保证是有崽子了，你要不信我也就没办法了”。

我走了，国庆节后我回来了。那天我刚到青年点，他就过来了，脸上带着一种莫名的笑，对我说：“告诉你一件事”。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那猪让你杀了，还不是一个吧，我早料到了，和你说你不信呀！”

他乐了，说：“那猪肚子里有七个崽子，都长毛了”

“猪崽儿也吃了吧？”

“上锅蒸吃了，那肉进嘴就化。”

“唉！怎么说你也不信”。我一脸的无奈。

那一刀就是八条猪命呀！

村里有姑娘像小芳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对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这支歌很多人会唱，这支歌也能引起一些知青心灵的共振。

变了，一切都变了，与五年前来的时候相比，这里虽然依旧是那个三家子，可是却变得陌生了。在村子里转悠，却理不出曾经熟悉的村子里的道路，更是理不出那些曾经记忆清晰的老乡家在哪儿了。

村子里的树多了。记忆中的三家子村内几乎没有树。那时我们秋后搬运稻子用来捆稻子的绳子的一头，要拴上一个勾子，那勾子是用榆树杈做的，砍下一个树杈，剥去树皮，再打磨的光光滑滑的，用起来很方便。可是那时树就很少，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榆树杈非下一番功夫不可。因为村子里没有树，要到村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踅摸。

现在不同了，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道路前都有树，而且那些树已经很高大了。

房屋变了。我们在那的时候，那里的老乡家，就算是条件好的那房子的墙面也只有下半截是砖石的，多数老乡家还是土坯的，甚至再困难的那就是直接拉的草垡子堆的墙。现在土坯的房子不多见了，砖瓦房到处可见。只因房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们不能按照记忆中的位置去找所熟悉的老乡家了。

我们到达的时候，正是近午时分，村子里几乎见不到人影。同学们都分散行动了，在村里转着，回忆着寻找着。我也是在寻找着，我在寻找着当时的青年点。正当我在盲目的转悠时，对面一个上身穿红运动服的五十左右的中年妇女，远远的看着我。走近的时候，她先开了口，问我找谁。我说找过去的青年点，她用手指了指，后面就是，我向北走了不远也没看到，当她发现后，就赶了过来说，“我带你去”。

在她的带领下，我找到了青年点，并去喊来了同学。

当时的青年点共有八栋房子，那四栋用苇把子支起的拱顶房子早已拆除，只剩下西边的四栋平顶房子。现在房子的主人都是外来的移民。当初的这些砖面墙的房子，经过三十多年的岁月，如今已经变成了“下窖”的房子了，在村子里显得那么低矮，难怪我们找不到看不见。

看过了青年点，我又向她询问了几个老农，也问过她姓什么，她说姓王。

我问她父亲叫什么，她说叫王树楼。我很惊讶，就问她是王家老几，她说是老三。然后反问我，你认识我爹？

我说怎么会不认识？你爹是车老板，你大姐叫王凤霞，二姐叫王凤娥，只是记不得你了。

“是呀，你们走的时候我才多大呀”。

我问她家现在的情况，她说老爹早已过世，母亲去了二姐家住着。自己已经退休了，一个月1600多元钱，在家也没事做了，打打麻将，没事闲溜。

三十年过去了，经过了改革开放，农村富了，日子好过了，这些后来成为非农户的当地人，她这样的养老金算是少的。真不敢相信，我们城里这些人，好多人退休金才一千来元钱。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着，聊起了她的大姐，聊起了村里的“大眼皮”、张丽华，邹桂琴等那些当时非常熟悉的女青年。她说你还记得那样清楚？是呀，怎么会忘记呢？那时和她们混的很熟呀，尤其她姐姐，那几乎是知青们的“小芳”呀。

刚到三家子时，知青住在老农家，那时，当地的青年非常愿意和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接触，毕竟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青年书念的多，见识也比这些多少年来一直封闭固守在一个狭小天地的当地青年要多得多。城里来的知青，能给他们讲那些他们不知道的不懂的没听说没看过的事情。

我们刚下乡那年，知青们出工下地干活还是统一行动，没有与当地老农混在一起，很少有时间和当地青年密切接触。

后来大兵撤走了，不再是军事化了，不论干什么农活，知青和当地老农完全没有了界限了，这下子知青们活跃了，分在二队的知青们没人不知道那个叫王凤霞的是三家子一个最漂亮的美女。下地干活时一些男知青们争着抢着挨着她，闲着的时候，一些男知青有事没事的找个借口去她家，说是去看在她家住的女知青，其实谁都知道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的吸引力才是真的。

王凤霞是个美女，更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看她插秧不紧不慢的，可是每天下来总比别人插的多。看她割稻子，还是不紧不慢，可是看她割过的稻垅，茬子又矮又齐，丢掉的稻穗也很少。她的一颦一笑也是那样的诱人迷人，说笑中话语轻柔，哪眼神如一汪清水。

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不乏漂亮的女孩子，可是和她比起来不知道是少了一些什么，也许是农村少女的质朴和纯真吧。

男知青愿意和她接触，那个初一的知青更是如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和她的家走得紧密了，只要有时间就往她的家里钻，迷住了。

其实，那时的她早已经订婚了，是父母包办的，她的对象家经济条件比较好，对象的父亲那时在大队的商店工作，经济收入有保证。对象小她两岁，这在农村倒不算什么，好多夫妻都是女的要比男的大两岁。她的对象姓张，小伙子论长相也不错，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自己学自己悟，木匠活做的不错，我去过他家，看到过了他做的那些家具，真的很好，那个时候他比我还小两岁。

女人与男人之间确实很微妙，尤其涉及到情感涉及到爱情更是如此。那时就听说过，她并不爱这个张某，她有自己心中的最爱，她爱恋的那个男青年正是和我关系很好的那个盘锦有名的车把式的大儿子，当时在机耕队工作，两个人也是青梅竹马，然而却无法结成良缘，我想这可能也是他们一辈子的心病吧。

有一次晚上，去离我们三家子只有几百米远的大洼示范场看电影时，竟然站在了他们身后。黑黑的夜里，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看到了他们，总之感觉她和他很亲密，那个人知道和她结合无望，已经结婚了。其实，他们之间还有很多传说，只不过那是热恋中的年轻人的传说，是所有恋爱中的年轻人都有过的经历。然而，曾经的甜蜜，却被两家的些许恩怨给毁灭了，化作曾经美丽的泡影飞逝。

这封建的婚姻不知道残害、分散了多少恩爱的情侣。我也曾经想过，如果她没定婚，也许会有很多男知青去追求她，至少那个有事没事往她家窜的那个小子会这样做。不过如果那样，也许她真的会变成小芳。

两次回到三家子，都没有看到她还有二娥子，她老妹妹告诉我说，她搬家到田庄台去了，日子也过得很好。

离开了，当我离开三家子时，真心祝福她们，祝福我所熟悉的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当时还是男女青年，如今也和我一样升格为老年的曾经相识的人们家庭幸福。

野鸭飞起的地方

这里不是大雁落脚的地方，但她却是鸟儿的天堂，这里是野鸭飞起的地方，也是丹顶鹤的故乡。

这是一片盐碱地，是一片贫脊的土地。那一片片的沼泽，芦苇伴生着碱篙子生长，那略微高一点儿的地块，都会泛着厚厚的一层白色的泡泡土，那是地里渗透出来的盐碱，那是连碱篙子也难生长土壤。

在我们刚刚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当地的农民所种的稻田还没有连成片，只是土壤相对黑一些的这一小片那一小块很少的稻田，在那片贫脊的土地上，简直就是一种点缀！

当我们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到了自己的理想，也许只有那片土地它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希望。六八年初到大洼县的那几万知青，就是一支垦荒的大军，几年的时间，那片贫脊的土地那片东北的南大荒就改变了模样，处处稻花飘香。

我们到了那里的那年，秋收后，开沟犁就进了村子。两台红旗100拖拉机牵引着那沉重的开沟犁，在那片土地上每隔三十米宽就划下了一道五百米长的笔直的“线”。我们所在的农场，标准的万亩条田，就这样规划了出来，并向世人宣示，那片贫脊的土地将要改变了模样。

虽然没有说是垦荒，却准备让这里变成米粮仓，虽然说不是创业，却把青春留在了那个地方。

春天，那片土地看不到绿草茵茵，闻不到野花的芬芳，只是在“桃花水”来的时候，才有一番景象。看那拖拉机拽着那耙地的耙犁在水中唱着希望的歌儿，欢快的向前跑着，一群群的燕鸥“呴呴”的鸣叫着追逐在它的身后，啄食着翻花的水带起的鱼虫，那景象远远望去，真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拖拉机马达的轰鸣和燕鸥的清亮的叫声宛如天然的和弦，是一首春的二重奏，是歌，是诗篇！

随着天气的变暖，野鸭飞来了，苇莺子飞来了，一些不知名的鸟儿飞来了。

野鸭成双成对，开始在天敌不易发现的芦苇窠中筑巢。当雌鸭产够卵时开始孵卵了，雄鸭站在离巢不远的地方放哨，一旦发现危险就会鸣叫报警，然后飞起来引诱敌人。

然而，对于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败招，因为人们知道，在它飞起的地方，一定会有一只雌鸭，而且也准会有一窝野鸭蛋。只要奔那儿去，就一定会有收获！

当芦苇长到了一定的高度时，那些苇莺子也开始筑巢了。那些小鸟很聪明，它们就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不知道它们从哪叼来的一根根又细又长的草，将三四棵芦苇缠在一起后，在那个叉上筑巢。

那个鸟巢让它做的里里外外光光滑滑的，那些草棍儿穿在一起非常结实，密密麻麻的，就是想拆都找不到头绪，那巢就象一个工艺品。

等到产了四五枚卵后雌鸟开始孵卵。破壳后的小鸟，头朝上张着一张大嘴，“噢噢”叫着等待鸟妈妈喂食。

那些小鸟让人佩服，在那一片一片密密的芦苇中，不管它飞多远，它都能准确的找到自己的家。为了观察雏鸟生长的情况，我曾经在两个鸟窝周围做过记号，可是过后再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真佩服那些小鸟的记忆了。

还有那些灰鹳，我们叫它“老等”。之所以叫它“老等”，是因为它的捕食方法和其它鸟类不同，它是用“守株待兔”的方法。它的腿长长的，站在水中一动不动，在那静静地等待水中的小鱼小虫游过来，快速啄食，然后再一动不动等待下一个送上门来的目标，真的无愧于“老等”的称号！

这里也是丹顶鹤的故乡，可是在那里生活了八年，却始终没有看到丹顶鹤的容颜，没看到它的踪影，更没听到丹顶鹤清亮的鸣叫声。也许它们藏在人不能到达的芦荡的深处，总之，传说让它们显得更加神秘。

那里的树，在我们去之前很少，只是在公路边和一些较大的沟渠上才有。我们到那以后，开始种树了，栽了好多那种速生的钻天杨，那树长的很快，几年就能长到碗口粗。

插秧的季节，远处也曾飘来诱人的槐花香味，树上的百灵、画眉，还有好多不知道名的鸟儿，唱着欢快的歌。尤其是那布谷鸟“布布谷、布布谷”的叫声，总是给人一种“不如归、不如归”的哀呜，让我们这些知青对故乡的思恋油然而生。

秋天来时，那些涉禽、候鸟陆陆续续向南方飞去，大自然带给人们的精神享受也渐渐逝去。

然而，秋收的时候，最喜欢那种“拉大网”式的割稻子，全队几十个人像运动员一样排成一排，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每人脚踏六根稻垅，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撒欢的比着向前。但见银镰挥舞，弯着腰的人们不时的直起腰来擦擦脸上的汗水。前面的稻子随着镰刀的舞动一片片的倒了下，身后的稻捆像一束束盛开的秋菊，一排排站起，那也是很迷人的景色。

五百米的条田，六根垅就是一亩半地，干农活我是一把好手，曾经一天割过三亩地，那就是一公里远。

二年后的一天，那一辆辆的石油勘探车开进了那片土地。随着一阵阵炮声响起，勘测人员收集了大量地震波传来的数据，那些数据证明了这片土地将成为我国又一个富藏“黑金”的大油田。

在那些“黑棉袄黑脖子，腰里夹个饭盒子”的钻井工人的钻探下，一座座井架，一排排采油树矗立了起来。

当年知青来到这里，那片曾经沉寂的土地焕发出了青春活力，石油工人的开进，使那片热土又平添了几分城市的喧嚣和热烈。

那片野鸭飞起的地方变了，变得越来越生机勃勃。

那些当年风风火火开进这片不毛之地的知青大军，有的进了油田，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着贡献；有的抽调到当地的城镇，为那座新兴的城市建设做着贡献；有的扎根在那片土壤中，为农业的振兴付出自己的一生。

那片野鸭飞起的地方变了，真的变了，变得美丽了，变得自信了，变得让人找不出曾经的痕迹了。

知青岁月，曾经的信念和理想，曾经的困惑和迷茫，成为了历史，成为了过去，但它却是抹不掉的记忆。

那片野鸭飞起的地方，那片有过苦，苦中寻过乐的地方，有勤劳质朴的农民给过我的关心关怀，有着刻进脑海中的一幕幕经常闪回的画面，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那片野鸭飞起的地方……

知青，一代绝版的故事

曾经查过，知青下乡时国家给的政策，当时国家定的城市知识青年下到农村的当年，国家给一次性补助安置费每人400元。其用项如下：

一、生活费174元

1、伙食费144元；

2、书报宣传费4元；

3、小农具费8元；

4、医药费6元；

5、炊具费7元；

6、日常生活费7元。

二、建房及输电线路费217元

1、建房费206元；

2、输电线路费11元。

三、交通费9元

现在回想那时我们能够见到的，每个月14元的生活费，可是书报宣传费、医药费、日常生活费，有人知道到吗？小农具费呢？我们用的镰刀、筒锹的费用应该都下到个人账里了。交通费是什么费？什么用途？

知青，本就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国家给一次性补助安置费，对于知青来说，根本就没有公开的信息，根本就不透明，只告诉我们，这第一年国家给知青每个人144元的伙食费，其它的费用无人知道。

而现在，知道也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有秋后算账，毕竟过去了。

但是，时光却如流水，不知不觉地在身边悄悄溜走。生命似一盏油灯，在时间的消磨中，慢慢消耗着有限的灯油，终归会走到生命的尽头。

每一个年华，都在生命之树上刻划一个新的年轮。看着那撕去的日历，剩下廖廖几页，

是否会感叹，又一年将要行至终点，生成一个新的圆，一年的尽头，下个年的起点，年就这样周而复始。

而人的生命之灯，如日出到日落，总有皈依自然之日。知青这一代人，过去的日子不长，未来的光阴很短，丰富的经历，亦是我们一生的财富。

回忆经年往事，也许有心酸无奈，简单里充满复杂，清沏中藏有混沌。有人会尘封过去，有人愿开启记忆，历史谁也无法回避，总有人提及。

2018年，是一个掀起波澜的一年，知青们，迎来一个重要的日子，老三届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

试问那些健在的已满头白发的一代知青，心灵是否会静如止水，没有一丝涟漪？五十年，半个世纪，回首时人已老，你是否还会在青春无悔抑或青春有悔那个怪圈里挣扎，做毫无意义的争吵、理论？

风要刮，雨也要下，回忆只为抚慰心灵。纪念一段曾经的故事，一起砺炼的时光，一起生活的愉悦，那是我们一代人所独有的丰富财产，古今中外没有第二。有回忆，更有珍惜。

将近暮年的一代知青，已经没有了来日方长，回忆只是载体。知青，必定是一代绝版的故事。不能复制，也无法复制。

我这个人光明磊落了一辈子，营营苟苟的事也从不为之，虽然热心肠，却也会有热脸贴了冷屁股的时候。

知青五十周年，真的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若再逢十年，可能余者寥寥了。看着那些班级的校友张罗着相聚的打打闹闹，心里有些伤感失落，一个于知青来说很重要的日子，却因已知或是未知的原因停摆了，心中有些不是滋味。后来又听说了其它事情，为了不使自己再烦心，耿耿于怀中退出了班级的群聊。

好在这一年，以自己的方式来纪念了那个岁月，也祭奠了逝去的青春。一年中，微信朋友圈分五十八期发了五十五篇、十一万多字关于知青岁月的故事。虽然还有许多文字没有发出，也只能留给以后的回忆了，朋友圈里不再做为每周必发的内容。在此也谢谢一年中关注知青故事的朋友，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关心关爱，谢谢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谢谢朋友们的欣赏，也谢谢一些朋友经常与我微信私下探讨关于知青的问题。

2018年，年终岁尾了。知青故事，依然还有，仅借五十周年，朋友圈作个载体，只为纪念那个岁月。

历史是要告诉未来，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享受今天，善待明天，善待余年，快乐每一天，是知青一代人的生活真谛！

只是我想说，一代人老了，但精神不能老去，我们的时光，亦或是我们的生命，虽然尚有宽度，但是已经没有了长度，愿一代知青朋友且行且珍惜，晚年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吧。不是我伤感时光的流逝，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每天都会有掉队的，看着亦或是听说他们的离去，总会有些伤怀。但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只祝愿我们这一代人，余年里开心快乐每一天，因为活着真好。

（图片为故地重游，与当年老队长合影留念）

失去了青春，不能再失去晚霞

知青，一个文革时期出现的新的词组，一个在当时颇为响亮的词组。知青，知识青年，那个年代造就的一代人，整整的一代人。文革时刚刚进入中学的那些人，有的小学刚刚毕业不久，能识文断字了，刚刚比文盲强了一截的十三、四岁的孩子，便化身了一代有知识的青年，更是扛起了一面火红的大旗，朝气蓬勃风风火火的奔赴了广阔天地，去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那一代经过一场洗礼的“知识青年”，就是这样，带着一丝懵懂，带着一瓶子底的墨水，带着可能要一辈子扎根在农村干革命的教诲，走上了社会，把豆蔻年华，失落在那片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未来，知青们，便将青春奉献给了共和国。

二十日那天，参加了东北知青论坛的聚会。这次活动吸引了沈阳长春朝阳本溪等地的知青朋友前来参加。百十人的这一代知青，精气神很足，为了这次活动，准备了很多文艺节目。虽然这些知青都已经年过花甲，甚至有的参加者已年过古稀，但这丝毫不能阻碍表演者的表演欲望。人们尽情地唱着跳着。仿佛这是一个知青的狂欢节。看这些知青朋友们脸上的笑靥，如返老还童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出曾经的艰苦磨砺，却如秋日的果，尽显的是红润，是成熟。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曾经都有过迷茫，都有过忿懑，都有过伤怀。那便是这一代人独有的经历。而那经历，是伴随着这一代人的一生，从一个尚没有能力自力的孩子，从大都市只身“流放”到广阔天地开始，便一路如影随形。

不是吗？

这一代人经历丰富，三年自然灾害，文革运动，对这一代人的影响很大，至从老三届扛起了信念的大旗，上山下乡开始，到退休回家享受养老待遇，国家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无不是针对这一代二千万的知青大军。

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为当年解决当时的社会负担所做的决策。那时，老三届下乡了，很多人成为一代知识的溃乏者。以至于回城就业后，缺乏竞争力，几乎成为各个战线的边缘人，这是后话。

这一代人，为共和国担当的太多，太重；这一代人难道不是共和国的脊梁？这一代人，人生的脚步，是那样的沉重。但是，这一代人靠着坚强的意志，挺了过来。然而，他们已经老了。

不知道何时开始，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争论，且各执一词，各有道理。而我在想，有悔也好，无悔也罢，毕竟我们的青春已经走过。有悔是无奈，无悔亦是无奈，本是无奈，再为有悔无悔而去争论个脸红脖子粗，便没有了任何必要，那输赢又有什么意义？青春不会再回来。莫不如珍惜当下，珍惜余年。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已经不是很长，我依稀看到了，日暮时的炊烟，袅袅飘逸。于是我开始珍惜我的余年，去享受我人生短暂的暮年。

时光如梭，白驹过隙。转瞬，这一代人花甲已过，青丝变华发。回眸昨日，回眸曾经的步履，耳畔依旧会响起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那首歌曲。“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小伙二十刚出头，如锦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歌声总是那样的动听，现实却也是那样的残酷。

那个时候，我们不过四十岁。我们错过的太多太多，而这一代知青，把心灵的创伤，用时光的纤手，慢慢抚平。在经历一生的磨难后，用自己的精气神，来装点余年，用灿烂的笑容，去渲染自己的世界。晚霞应该是美好的。

“有劲你就尽情地使哟，有汗你就尽情地流，要问我们想什么呀，暮年狂欢才风流。”

毕竟，我们失去了青春，不能再失去晚霞！

后记：关于我

郑学清，笔名“西窗呓语”、“知青岁月”，东北汉子，家居沈阳，1950年生人。

1968年9月下乡东北南大荒盘锦，度过七年半知青生涯。

1976年2月回城，到沈阳一家大国企开了八年天车。

1984年到分厂从事宣传工作，二年后调党委宣传部工作八年。

1994年到基层，当过书记党务、做过行政、也干过工会等工作。

不过，比较失败，因不入浊流，官场混的不好。被免职多次，人生起落跌宕。不过心态尚好，上去努力工作，不贪不占。下来也认真实干，依旧兢兢业业。

2010年的春节后，从副处岗位退休。开启了人生新生活。喜爱码字，喜爱摄影，喜爱旅游。文字创作散文游记、知青旧忆、杂谈随感、诗歌诗词等百余万字。虽然被拉进市作协，却很少参与活动。出过散文集，诗集，只是为抒发心情，作为回忆，不思谋利。崇信只要余年惬意就好。

其实，人生苦短。特欣赏毛泽东诗词中的那句“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在历史长河中，几百几千几万年，只不过“弹指一挥间”，人的一生又算几何？

想一想，也算是与共和国同龄人吧。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之路可能相对丰富了一些，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赶上了文革，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改革开放，当然更有一些人也为此赶上了下岗。

这是一代人的命运。

我不喜欢探讨“青春有侮”、“青春无悔”的话题，路已经走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来，讨论明白了，你可以去规划人生。我们已经走的很远很远了，去日苦多，与其哀哀怨怨，何不如快快乐乐的过好当下？

于是，退休后，白日背着相机，游走于山水之间，阔野丛林，拍拍风景，拍拍花鸟。晚上于家中，看看照片，再码码字块，也算惬意。

人生苦短，余生不长，光阴有限，自当珍惜，留下往事，献给回忆。

                                                   西窗呓语

贺《知青那点事》结集面世

高建国





知青岁月兄把自己 60余篇记录自己芳华的作品结集成册，呈现给沙龙文友，是一件大事、一件喜事。我们该向这位仁兄道贺道谢！

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亲历了历经百年耻辱沉沦之后共和国横空出世的乾坤巨变。我们与共和国一起生长，经历了一波波惊涛骇浪，见证了共和国一系列艰苦创业、艰难探索、艰难挺进的奋斗行程。也见证了纵观中华五千年，横看世界五大洲无可比拟的人间奇迹。

我们身处不同的社会坐标，在中国发展的行程中，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饱览了不同的生活风景，历尽了不同的艰难曲折，每个人的人生行旅都是一本书，一本折射人之初梦想瑰丽、青春芳华的风雨彩虹，山一程水一程滋养的文化精神积淀和生命感悟.....

我们行走在同一历史断面，我们的足痕深深印在这个断面，历史的尘埃掩遮不住这些深深足痕，更掩遮不住山高水长的记忆，还有这些记忆淬炼升华的深厚情感与精神内核。

知青运动，是共和国艰苦创业、艰难探索、艰难挺进中的重大社会实践。历史会验证，它是一项伟大创举、伟大尝试、伟大实践、伟大贡献。因为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了数以亿计人的个人命运，是一种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锻造，也奠基了今日中国的国运和中国未来的走向。

由于复杂的原因，真诚地、客观地反映这段历史的作品遭受压制，历史的暂时性困局也罢，政治上的偏执与短见也罢。别有用心的压制也罢，犹如凛凛春寒，终究阻挡不住春的脚步，挡不住实践检验这一铁律。《知青那点事》的面世，就是初步例证，初放的春花，初绿的芳草。终究会化作春的花海，蠢的绿野。

在本沙龙，还有一位才女写下了20万字自传体纪实文学，我还有幸应邀为之写过书评。他的名字叫王黎黎，网名艳阳。知青仁兄是老三届，赶上全国性知青运动之初，而艳阳赶上知青运动尾声。他们的作品组合起来，恰是亲历者完满了知青运动的全程。这是本沙龙一桩文苑佳话，一桩幸事也！

知青仁兄退休之前是一家大国企中层干部，他的作品讲究严谨庄重，又注重文笔清新爽利，很有看头。艳阳作品讲究细腻婉约，优柔深邃。他们一个东北，一个江南，各得南北文化传统精华熏染浸润。友人们 可以在鉴赏中领略奇妙。

祝贺知青仁兄大作面世！感谢仁兄垂青沙龙！

期待艳阳知青题材作品呈现沙龙，成就沙龙繁荣！

高建国，网名“高天一鹤”  。出生于河北涿州，1972年参军入伍，历任团战士报道员，省军区新闻干事、宣传处长，金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甘肃省第一、二届记者协会、新闻学会理事；甘肃省第十届人大代表，金昌市第五届人大常委。曾立个人三等功二次、集体三等功一次；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双拥工作先进个人、全省国防教育十佳先进个人称号。

高建国简介：

高先生是我十几年的老网友，笔风犀利豪迈，诗歌荡气回肠，作风严谨，在我的文友中，绝对称得上大家，许多媒体上都在上乘之作发表，且一生刚直不阿，深得网友尊敬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