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假装是个文人

　　2008年奥运会期间，给父亲打电话有田径比赛的门票，问他想来北京看比赛吗？父亲很高兴来到北京，去了鸟巢看了比赛，此后像往常一样，住在家里下楼溜溜圈、遇到熟人聊个天。

　　没住两天，父亲问我，“你答应过陪我一起回老家，回去一趟吧”，我赶紧请假、订车票，按照父亲的要求带了些现金，陪着父亲回到他出生的地方。这是我第二次回老家，他带着我走村串户，介绍了这是姑奶奶、那是舅舅、这是叔叔、那是婶婶等，我爷爷那辈姊妹9个，到了父亲那一辈，不用说真的认不全，只能按照事前的约定，我在叫了称呼后，按照父亲的预案，双手奉上红包，以表敬意，父亲则在一旁淡然的说着，收下吧，孩子孝敬的。

　　爷爷那一辈的合影

　　在老家的四天时间里和父亲一起住在老屋，晚上还能聊聊天，第三天，父亲非要带着我去看看祖坟，堂弟开着手扶拖拉机，摇摇晃晃硬是在山坡间穿行，又惊又险到了家族坟地扫墓…….

　　父亲在村里禹王庙（建于清嘉庆十三年）前

　　和父亲分手一周后，父亲因病突然离开了我们，享年80岁。

　　父亲1929年5月生于河北涉县水溢河村。《涉县志》记载，村庄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距今已有六百余年，属深山区。

　　2008年回老家时拍摄的水溢河村口。

　　1940年初，129师收复被日军占领的涉县城，成立了抗日政府。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自传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在村里读书，接受抗日教育”，“学校组织了儿童团，一直是儿童团长、青救会组织委员和主席”，“组织站岗、放哨、宣传等”。

　　父亲（前排左一）建国前在内丘县政府工作时的照片，年代不详。

　　1944年8月，父亲15岁离开家乡，被政府保送到偏城县抗日高小学习，同时担任青救会主席，父亲填写的参加革命前后履历表，1944年8月是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1946年10月调到涉县七区土改翻身队组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47年1月，父亲在太行区公立邢台师范学校任生活委员；1948年6月调到太行区一地委党校，担任学员大队副大队长；1948年11月后在内丘县政府民教科（文化教育委员会）担任科员、助理员。

　　父亲（第二排左一）1948年内丘县政府民教科（文化教育委员会）科员。

　　期间1949年2月到4月，参加了解放太原战役，太原战役历时6个多月，是解放战争中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役。《中国共产党内丘历史》记载，在太原战役第二阶段，内丘县派出第三个参战大队，计1个民兵连，8个民工连，共1080人。父亲担任民兵连长。父亲后来讲这段经历时说，领着一百多人去参战，带着人往前冲，一阵排炮打过来，身边就剩几个人了，在那个时候，父亲学会了抽烟。由于参战英勇，不怕牺牲，父亲1949年入党。

　　参加太原战役前的照片。

关于父亲入党时间，其实应该更早一些，据说是父亲在参加土改的时候，领导找他谈话，要介绍他入党，父亲回家告诉了爷爷，爷爷把他藏在山洞里好几天……，那个时代，入党不是当官，是要掉脑袋的（在老家听到的传说）。
　　据说曾祖父一代是个商人，八个儿子，事业红红火火，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破产了，祖父负责记账管家，祖母还是个大户人家（在老家听到的传说）。

　　1950年2月，父亲参军前的照片，在内丘县一区政府任文教助理员。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话，估计父亲的职业生涯可能是个文人？起码应该是个教育工作者，肯定不会是军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参战，战争是残酷的。美军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掌握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或摩托化，拥有大量先进的火炮和坦克；而志愿军在战争初期既无空军，也无海军，也没有坦克，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第四卷》P198）。还有一个差距在于我军干部战士的文化程度，据统计当时全军部队战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约占80%，其中识500字以下者占30%左右；干部中不及高小程度者约占68%，其中初小以下者占3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第四卷》P309）。由于战争的长期性，朝鲜战争伤亡大而体力消耗亦特别严重，需要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在1950年5月全军参谋会议上决定，在军委机构内建立人民武装部，统一领导全国民兵和兵役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第四卷》P360）。

　　在此大背景下，武装部选调在地方工作表现优秀、有文化有参战经历的青年党员干部到部队工作，父亲被选上了（父亲高小毕业，加上在邢师中校的学习，可能算是初中文化）。

　　父亲（第二排左一）刚入伍任内丘三区武装部长时的照片。

　　1951年5月入伍，即任命为内丘县第三区武装部代理部长，不久进入河北省军区教导队学习，主要学习战术等，并明确学习结束后到朝鲜去，在战斗部队任职。学习期间10月份，被任命为内丘县武装部保卫干事；1953年9月，父亲进入河北省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主要是学习指导员应具备的政治理论素养、业务知识，计划去部队担任指导员工作；1960年3月，父亲在北京军区防化教导队，学习防原子和作战指挥；1961年10月，父亲又到石家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系统学习了毛主席的军事理论，提升了自己的理论水平。

　上世纪50年代初期。

　　那个时候父亲的发型还是很潮的。

　　父亲（右一）在河北省军区军政干部学校。

父亲授衔。

　　1966年11月27日，接受毛主席检阅后留念

　　父亲任保卫干事（第三排左一）

　　1956年到1958年初，父亲被任命为清河县武装部秘书。

　　1958年至1966年，在内丘县兵役局、武装部任助理员、政工干事等。

　　1966年下半年，被任命为内丘县武装部副部长；

　　1968年10月，调任保定地区望都县武装部副部长；

　　1969年5月，根据军委全军大换防的命令，调任山西运城地区永济县武装部副部长；

　　1971年10月，被任命为运城地区万荣县武装部长；

　　1978年9月，调任雁北地区阳高县武装部长。

　　父亲引以为豪的是从事兵役工作30多年，送出去的新兵上万人，能装备两个陆军师了。

　　1979年，父亲从军收官之作是在阳高组织了建国后全军第一次团建制扩编演习，根据演习想定，接到命令后，把当地所有资源全部调动起来，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战时动员，迅速组建一个3000余人的步兵团，包括司政后机关和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以及特务连、通信连、卫生队、汽车连、修理所等直属队。武器装备全部列装，干部战士全部到位，当时北京军区康林副司令莅临督导，父亲用自己多年的经验和执行力给上级交了一幅满意的答卷，积累了战时扩编的实战经验。

　　1979年5月父亲（右三）在广播站发布战时兵员动员命令。

　　父亲（右一）出席扩编团总结大会，康林副司令（右十一）莅临督导。

　　1969年以前的事，因为不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只记得文革开始时，街上出现了打到父亲的大字报，我上去撕了大字报，还被红卫兵打了几巴掌。父亲作为军事干部参加“三支两军”时，他申请去抓工农业生产，据说1967年当地的农业生产创历史最好水平。不久被调到河北武斗最严重的地方保定望都，父亲说那时两派群众真打，要调解冲突，制止武斗，在恢复生产，恢复秩序过程中，部队经常受到冲击。

　　1970年父亲在大寨参观（前排右一）

　　1969年5月调到山西永济，又是山西武斗重灾区，不久赶上中央发布“7.23布告”，军队接管政府工作，父亲还是负责工农业生产。听父亲说，铁道部永济电机厂1969年建厂时，父亲坐着一辆美式吉普车，拉着电机厂的筹备组长，在中条山下勘察，确定了今天电机厂的厂址。当时筹备组长姓孙，告诉父亲，电机厂创业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抛家舍业，能否解决一下老职工子女就业问题，父亲协调后在1970年一下子批了近300个指标。

　　1970年在永济抓工农业生产，在三级干部会上讲话。

　　在万荣工作时，那个地方严重缺水，“宁让吃一个馍，也不让喝一口水”，通常人们饮用蓄水池、井窖的水，卫生程度可想而知；父亲几次跑到省里要资金，利用关系调来打井队，终于在当地修建了水塔，使县城里的老百姓第一次吃上了深井自来水（井深近300米）。

　　父亲（前排右三）参加万荣县的第一座水塔和深井完工仪式。

父亲建水塔的事情还被选入《万荣记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P336）一书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万荣县之‘最’”十二最之一。

　　偶然发现网上有关于父亲的文章“村里的老照片”“黄土高原上的抗旱花”，记录上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在农村蹲点的故事。

文中写到 “太贾村的发展变化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就是当时在村里蹲点的、原县武装部部长赵子玉，他胖胖的身材络腮胡子，是个经过枪林弹雨考验过的老革命。常常骑上自行车或坐北京吉普车来村里，多少次村里开会他都参加并讲话。村里的每一项发展和变化，都有他的心血和汗水。如果还在的话，估计年龄已经超过九十岁了……”

这是在网上发现的几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心里很是震撼，那一代人那一代村干部，朴实、肯干！尽管衣衫褴褛，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阳光的！勇往直前、奋斗的！我也更加佩服父亲，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成为农民的知心人。

父亲和村干部合影（网上照片）

　　传说太贾是个大村子，共有4000多人口，17个生产队，解放前是国民党的模范村，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不少......

父亲在农村蹲点一（网上照片）

父亲在农村蹲点二（网上照片）

父亲在农村蹲点三（网上照片）

　　上世纪70年代，父亲与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在一起（网上发现的照片）。

　　父亲在历次运动中没有整过人，因保护老干部几次受到冲击。文革刚开始时，我撕大字报挨打的原因就是因为父亲保护老干部被贴了大字报；父亲到了山西后，70年代初有一次回河北，父亲带着我专门去市医院看一个叫“大老安”的伯伯，后来才知道是个被打到的老干部，放牛出身，早年参加革命。

父亲在农村蹲点四（网上照片）

　　刚到山西永济时，说是一天下午父亲为熟悉环境，看到一座院子就进去了，里面住了不少人，一问都是当地的老干部，被关起来办学习班，父亲就和他们聊天，其中一个老同志问解放军同志我们能回家吗？父亲说，怎么不能回家？！学习归学习，该回家回家。多少年后，当时在座后来成为山西省政协常委的王国英谈起此事还说，已经关了两年多不让回家，赵部长一句话，我们终于能回家团聚了。

　　父亲在晋南。

　　在万荣工作时一个领导干部到省城开会后，把看到的一些情况告诉了父亲，运动一来说那个干部散布谣言，非议领导，妄议中央。其告诉过谁不知道，但检查里说只告诉过父亲，如果父亲也承认了，那个干部板上钉钉完了。父亲始终不承认，后来闹到司令员那里，父亲和搭帮的政委立正站着，司令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训斥着当然要带着脏字了……就跟电影里一样。后来父亲说，司令员骂他都是套话，骂政委都是实事，落石下井的事不能干！

　　“三支两军”时，负责公检法军管组工作。

　　1978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领导人疯狂排华，走上了扩张的道路，中越边境笼罩着战争风云，而真正的战争风险与压力不在南边，而在北边，中央很担心苏联可能在北线做出反应，甚至从伊利撤走了大约30万老百姓（《邓小平时代》P509）。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这一年的9月父亲离开运城地区，被调到雁北阳高工作，雁北地区为首都之屏障、全晋北方之门户，而阳高历史上就是北方雄镇、军事重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有“京畿肩背”、“神京门户”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苏联进攻北京，只有大同、张家口两个隘口，一旦通过，对机械化部队而言进京就是一马平川。阳高1678平方公里的面积，当时团以上建制的驻军很多，到任后，父亲很快投入到战争潜力调查，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好备战工作，父亲离休后谈起阳高时说“那段时间，是要打仗的氛围”。11月23日开始，父亲所在区域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79年2月17日，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16日晚北线部队进入阵地。父亲除了做好战时动员工作外，还要协调地方与部队相关防务、作战事务，还要做好战时服务工作，那真是炮捻子点着了等响的紧急时刻，直到1979年3月份南线战争结束后，北线才解除一级战备。

　　在雁北军分区（二排右五）

　　父亲记忆力超强，在部队期间，省军区和军分区每年都要组织演习、勘察地形、熟悉战场环境，几乎走遍了河北、山西的每个地方，每个地方有什么特点都能熟记于心。在退休后他遇到生人特别喜欢问是什么地方人，如果遇到了河北、山西人，哪个县、哪个地方、那坐山那条河有什么特点，历史上有什么事，那话匣子就拉开了。父亲很早就离开老家参加革命工作，我陪着他回老家时，遇到老年人，两句话就扯到小时候的事情，也有老年人带着羡慕的口吻说，“当年跟着你走，不回来就好了”，父亲告诉我，上党战役后，他就跑回家了……

　　父亲在晋南。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我1973年底高中毕业后，在去农村插队前的二个月里，父亲不让我在家里闲着，让我去屠宰场当临时工，杀猪的活除了没有动刀子外，什么抓住猪蹄往里吹气、在大锅里给猪刮毛、洗猪肠子、收拾猪头猪蹄……，屠宰场里的脏活累活都干过，还在大街上买过猪肉。应该说在屠宰场两个月，使我到农村后很快适应了环境，什么脏话累活都不怕。我也想过，让我在什么地干临时工不行？为什么非要我去屠宰场，一点尊严也没有了。插队两年，父亲没有去看过我。在我到工厂工作后参军离开山西时，父母亲一起去看了我一下，算是送行了。那一代人，对子女的关爱不善言表，只有严格要求，按照时代的潮流，高中毕业插队、进工厂或参军，没有特殊性。我的职业生涯与父亲相反，他是从教育行业特批转业到军人，我却是由军人特批转业到教育行业，难道是一种巧合……

　　父亲在雁北。

　　父亲曾立过两次三等功。1955年作为保卫干事，在“肃反”运动中因工作努力，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1963年邢台地区发水灾，父亲不惧危险，带领群众抗洪抢险，荣立三等功一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黄河发大水，一下子在永济段黄河滩上困住了不少老百姓，父亲坐着军用安-2飞机，勘察灾情、指挥救援，任务结束后，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坐小飞机太TM受罪了。印象中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山西处置台湾军用气球，上面有侦察仪器也有传单什么的，只知道父亲三天没有回家（这是父亲记忆中最后一次处置台湾军用气球）；无论是在解放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反动宗教势力活动还是很猖獗的，还发生过暴动），在60年代初应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备战，还是在文革中调解武斗，甚至在雁北进入一级战备、战时扩编演习拉动部队，父亲都是镇定自若，指挥若定，在关键的时候不退缩、不畏惧，冲锋在前，今天写这一段时，没有跌宕起伏，平平淡淡。父亲离休以后闲谈时说，对越自卫反击战进入阵地的那个晚上，有个别人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战时扩编演习拉动部队时也有开小差的……，什么时代、什么时候都有胆小的、怕死的。

　　父亲在雁北勘察地形。

　　父亲也有过被平反的经历。1981年初运城军分区党委给父亲平反决定里是这样描述的：“一九七七年，在当时极左路线影响下……责成整理该同志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所谓十一个问题的调查，是错误的”。十一个问题还整理成材料报送到军分区、省军区和北京军区，成为重点清查对象，并在县委常委会上进行了批判，当时父亲兼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父亲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不执行中央47号文件，不积极贯彻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一条指示”，平反决定反映一九七五年后，“在江青‘炮轰谢振华’口号煽动下，前省委个别领导人在全省掀起了批判所谓‘谢曹路线’的浪潮，并印发了一个所谓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一条’”，父亲“对此表示不满和反对”；“与地方上不三不四人来往密切……”，实际情况是父亲“与当时的地委书记白兴华、县委书记吕喜凤以及其他在地县工作的部分同志关系，本来是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被硬说成搞帮派体系等。

　　父亲（第二排右二）和申纪兰（第二排右三）的合影。

　　父亲对战友情谊深重。去山西时，机关一个干部子女多，政委不同意其把未成年子女全部转成城镇户口，父亲为此不怕得罪人，硬是把那个干部的孩子全部转成城镇户口。父亲还为了战友的待遇，在会上给省军区领导提意见，“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还是个副营职，建议军区领导统筹解决老干部的待遇”。后来，上级领导解决了一批资历老、职务底的老同志待遇。父亲注意培养年轻人，用父亲战友、同事的话说是“走到哪里，提到哪里”，“兼职组织部长”，敢用干部，提拔了不少年轻有为的干部。父亲作为军事干部，也有明显的缺点，“性情急躁”“批评同志时，有时方法简单，态度生硬”（1980年雁北分区党委鉴定）。

　　父亲（左二）与战友合影，左三为王占一部长，华北战斗英雄。

战友情深一

　　战友情深二

　　那一代人不讲究应酬、关系纯朴。在阳高曾有过两个书记丢了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白兴华调到雁北地区担任地委书记后不久，要去阳高调研，父亲去接白书记，到阳高后就去了武装部父亲的办公室，两个一道受过难的老朋友，围着火炉，烤着核桃，谈着往事，谈着雁北，谈着发展……，县委接到通知，但不见白书记来，急的到处查询，武装部秘书跑到父亲办公室，看到地上成堆的核桃皮，两个老同志谈笑风生，报告说白书记丢了、找不到，俩人大笑，父亲说，这是白书记……..。1981年冬，省委书记王庭栋到阳高检查工作，一到阳高，跟秘书说去看一个老朋友，带着秘书来到武装部的家里聊天，后来县委发现王书记找不到了，满县城里找，最后到了武装部，问有没有两个人来过，问，谁呀？省委王书记找不到了，我弟弟说在我家正聊天那！

　　1981年来北京体检。

　　1981年底，在父亲事业鼎盛时期，萌生了转业的念头，父亲提出要求转业后，部队首长不同意，无论是在雁北的战备工作还是扩编演习，认为父亲“革命事业心强，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有魄力、有干劲”（分区党委对父亲考核鉴定），同时，在七十年代中期曾受到迫害，属于要重用的一类。分区领导谈话挽留不成，最后省军区李副政委亲自和父亲谈话。一说是李副政委说“赵部长的意思今天提我当副司令不转业，明天再提今天还得要求转业，万一晚上有变化转不成也提不了不就闪了”。也有一说是父亲给小妹讲，“给个副司令也不干，回河北与孩子们在一起！”今天推测父亲要求转业的原因一是服役年龄限制，他不愿意退二线闲赋在家；二是我家小妹已经调回河北邢台市工作，三是雁北那个地方忒冷了，尽管是寒带三皮（皮大衣、皮帽子、大头鞋）装备，冬天演习时在野外待15分钟，把人冻的梆梆的。父亲后来说，他特别怕冷，这一点我也遗传了父亲的基因，在那都是开窗户不勤关窗户勤，怕冷。资料反映雁北最冷的一个月,平均最低气温-17℃(经常达到)，极端最低气温-31.8℃，还是个风口，冬天西北风风力强劲，那一带的树木都是长不高、树顶一撮树叶，跟伞一样。

1982年3月，父亲转业到邢台市农业银行任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始在经济战线拼搏，他发扬部队的战斗作风，制定工作计划，责任落实到人，带着基建部门到省行跑项目，建成了邢台市农业银行大楼。

　　父亲在市农业银行工作时的照片（第一排右三）

1983年11月，父亲被任命为邢台市对外经贸局党组书记、局长，认真贯彻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发展战略，带领全局员工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扩大对外出口工作，带领班子，制定发展规划，加强队伍建设，狠抓经营管理，很快打开了局面，为邢台市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做出了贡献。

　　父亲在市对外经贸局工作时的照片（第一排左四）

　　1986年5月，父亲被任命为邢台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党组书记，那时盛行“平凡”风，给右派平反、给地富反坏右平反、给三教九流平反......父亲想不通，一辈子在与这些人做斗争，老了老了倒要与这些人一起工作，还要为他们服务？

　　在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工作时的父亲（后排左三）。

1987年8月父亲主动要求退二线，这在当地开了先河，唯一条件是工作关系调回对外经贸局，他喜欢干点实事从事经济工作，不愿意磨嘴皮子。

　　父亲60周岁离休前在青岛。

　　搬家多了，仅剩下父亲这点奖章、纪念章

　　1989年7月，父亲正式离休。

组织上对父亲的评价是“作为我党一名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始终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认真负责，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从参加工作起，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无论是在基层工作还是在领导岗位，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坚持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团结同志，忠于职守，生活朴素，始终和党保持一致，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父亲的价值观是“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干件大事、让老百姓得实惠的事、老百姓能记住的好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父亲曾教导小妹的一句话，小妹和父亲在一起时间最长，也是小妹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遗产。

　　父亲这一代人，从战争中走来，经历了民族解放的40年代，巩固政权的50年代，艰难创业的60年代，探索前进的70年代，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也看到了祖国强盛的新世纪，离休后，他们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一路走来，他们的人生也是庆幸的。他们用一生的奋斗，践行了自己的追求与信念，为了我们的祖国强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

　　乙亥年末，庚子年初，突来疫情，全国防控，二四值班，其他时间，宅在家里，静下心来，梳理一下父亲的有关资料……

父亲与小时候的我。 当学员时与父亲合影。 成家

在三部院里

提醒父辈还健在的朋友，有空和老人聊聊天，回忆回忆过去，记录下来他们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