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回忆录

廖建鑫

我的父母

开张白

人老了，闲着无聊。回想起来时间过得真的快。一晃就七十了。回想过去走过来的历程真不容易，甜、酸、苦、辣样样都经历了。过去所经历的那些事五现在真的不敢去想。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一个生长在农村贫困家庭的娃，没有任何后台和历史背景的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地方上出了名的老实人家。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靠父母帮你辅路是没门的。全靠自己拼博。所以说，我的人身经历了不少艰难险阻。还好，我们兄妹四个全靠自己努力，还是出人头地了，大老兄是我们家庭文化最高的高级工程师，二个女儿也都不错，现在定居在四川。一家和睦幸福，二老兄虽然书读得少一点，但他有过部队服役的经历，退伍门主来后，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份国企工作，从此他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脱离了农村，而且陪养了一个儿子是博士后，是廖家最有出息的人才，老妹养育了一个好女儿，又找了一个好的女婿，条件还算一流的，会争钱，本人前段时间生活过得比较苦一点，是当时家庭成员中，生活过得最苦的一个。从小就从事农活。每天要起早贪黑的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后半身还算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所以说：我的人身是不平凡的一身，为了让我的后人更多了解我们的过去，利用我晚年闲着的时间，把我的一身记录下来，如果后人有兴趣了解我们的过去。就好好收藏保管，必要时可以传下去，我的标题是巜我的自传～回忆录》文章主要是分成四大部份。第一部份是〔我的少年时期〕，这一部分记载了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生活。第二部分是〔我的青年时代～走进社会〕，这一部分主要是记载了我的人生第一个转折点。第三部分是〔我的中年时代～进入大队领导班子〕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第四部分是〔我的老年时代〕。也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三个转折点。这部分主是我退休后的现在生活。通过我的门回忆，把过去所经历的大小事，一点一点的记录下来。

第 一 部 分

我 的 少 青年 时 代

我的学名叫廖建鑫，兄弟排行老三，按照过去廖姓字派，我是属于巜时》字派，我的乳名：叫胖东，应该是祖宗十代都是居住长沙市岳麓区炮台子。十代之前应该是从福建那边迁入长沙的，这也是我通过修家谱才得知的，我们是属于福建《京源房》，我出生于1952年阴历润五月18，公历日期是1952年7月9日，在我们姊妹中我排行老四，原本共有五姊妹，老大出生后沃折，所以实际存在的只有四姊妹，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下面一个妹妹。

我和我们兄妹合影

我父亲共有六姊妹，我父亲排行是老五，父亲上面有四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姝妹，也就是我们的姑姑，大伯伯未婚单身，二伯生育一个儿子，十六岁就早逝，后来一直未生育，就在育婴堂领养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们的大姐姐，大姐姐出嫁后只剩下大伯伯老两口生活，到七十岁后就定为村里的五保户，吃住就和我们一起，直到他们去世，三伯伯有三个儿子，两女儿，共五个。

这是我

堂兄妹一家合影

所以我们堂姊妹共有九个，四伯伯到中年才成家，一个儿子是对方带过来的，自己一直没有生育，我们嗲嗲有二兄弟，我们嗲嗲是老大，下面一个弟弟，也就是我们叔嗲嗲，叔嗲嗲有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叔嗲嗲四个儿子分别共生育了九个儿子和八个女儿，所以我们堂姊妹加上叔嗲嗲一方共有26个，其中堂兄弟为15个，解放初期也就是五十年代的时候，都是一个大家庭生活的，一个锅里吃饭，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母亲说起过去的事情，过去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活来源全靠我父亲几兄弟外出干活挣钱来养活这一大家子，这个大家庭当家的是我叔嗲嗲，我们父亲兄弟在外面干活就是抬轿子（专抬那些有钱人）和在湘江河里担河水到城里卖钱，每天争回来的钱还沒有进门时，我叔爷嗲嗲就在外面等，等我父亲他们回来就将钱全部交出来，自己不能留一分私房钱，我们父亲几兄弟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老实人，说不出几句话，我父亲年轻的时候长的比较帅，个子比较高大，年轻时有二个小名，一个是叫贵长子，因为我父亲叫廖贵泉，个子高，所以都叫他贵长子，另一个小名就是叫贵哑巴，因为我父亲不太爱讲话，所以都叫他贵哑巴，由于我父亲年轻时长得帅，所以我三伯伯在相亲的时候还是我父亲代替他去看的，后来等到我三伯伯正式结婚的时候，对方才发现此人与相亲的不是一个人，但也无法也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从婚了，

我的母亲有六姊妹，我母亲姊妹中排行是老大，下面有四个妹妹，一个弟弟，我母亲娘家居住在长沙市城区，也就是说是现在的城里人了，我的几个姨妈除了二姨妈嫁湘阴农村外都是居住城市，有工作，我外公过去是从事食品加工的。也就是（九如斋）当时我妈妈因为是农村生活，在生活上，经济上都比较困难，条件比较差，但是我的几个姨妈，舅舅对我们一家都很好，经常给我母亲一些帮助，小时候我们也经常喜欢去外母家和几个姨妈家玩，因为到他们家去能够吃上一顿保饭，所以没有事的时候就常去他们家玩，我外公是住在银盆街，我记得小时候去外婆家玩，早上舅舅去担井水，我随后跟在后面走，不小心一下走丟了，一个人找不到家了，只好放声哭，后来被别人把我送到银盆街派出所，舅舅到派出所才把我领回家。

我二姨妈嫁湘阴农村，还是很小时见过，对二姨妈也没有什么印象。三姨妈住培元桥，三姨爹过去是一位礼宾先生，也就是过去哪家死了人，就去哪家做礼宾，也就是帮别人搞迷信，我记得我娭毑死还是我三姨爹来做的迷信，后来我三姨爹到了工人文化工做了清洁工，我小时候经常跟三姨爹去文化宫看电影，可以免费看，我四姨妈住银盆岭，我四姨妈在湖南日用化工厂上班，她们化工厂的肥皂包装盒是木板做的，我四姨妈经常把包装盒收集起来，收集了就叫我去担回来做柴火，她们化工厂在黑石渡，我要从黑石渡把柴火担回来，而且还是走路，想想现在，就是不要你担东西，就走路走过去再走回来都不会愿意走。我满姨和舅舅都是住娄底，他们对我们一家都特别关心，我母亲也常去娄底住一段时间，

在五十年代初期，也就是刚刚解放时期，我们家是一个大的大庭，我几伯伯他们都是和我们一个锅里吃饭，每天做饭都是由我母亲她们几叔父母轮流做饭，每人做一天，吃饭时都要排队装饭，过去做饭都是用柴火做饭，后来到了五八年大跃进时，开始了吃食堂饭，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干活都是出集体工，吃饭都是吃食堂，也就是人民公社大食堂。那时候由于营养不良，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得了水肿病的人才有黄豆分配，到了六零年食堂下放了，各自由自己家里开火做饭了，由过去的大家庭到人民公社大食堂，转变到了小家庭做饭了，但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吃不保，穿不暖，一个正常的劳动为一个月口粮才二十四斤，小学生一个月口粮二十七斤，中学生一个口粮二十九斤，肉，豆制品都要凭票去买，农村人要缝年过节才有肉票，豆制品票发放，城市人每月都有，农村人自己喂的猪，养的鱼自己都不能吃，要送到国营市场去供城市居民吃，农村人每年都有任务上市几头肥猪，没有完成任务的要罚款，过去的农村人要比城市人抵于一等，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自己不能吃，也不能买，都必须送到国营市场销售，自己种的菜拿到自由市场出售时，就得没收你的，说你是搞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过去我们家每年要给国家送二头猪上市，而且要达到每头猪体重131斤以上才算级格，也就是说要达到131斤以上才合格，才能收下，未达到131斤的不能算任务，送一头猪的收入不到三四十块钱，成本都不够。

过去我们爷爷二兄弟及子女都是住的一个大屋，下面分为十来个小家庭，我们一家住的是边棚屋，厨房是和三伯二家共用，每户一节，过去夏天蚊子特别多，要掛文帐，一到夏天就都把门扳，竹铺放在外面坪里睡觉，到了下半夜凉快一点了才回屋睡，但过去人多还挺热闹的，好几十个人聚在一起聊天，那时候我们小孩几个特别喜欢听我们三叔讲故事，一到晚上我们就围着他要他给我们讲故事，过去没有电视机，有时候我们几个小孩经常晚上跑到中南大学〔现在的左家龙〕｀矿治｀有色工业学校、湖南大学这些地方去看电影，因为没钱买票。只能翻围墙进去。如果翻围墙不小心就要被抓。而且来回都是走路。我们小时候最爱看打仗的电影。这些学校每到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有电影。过去放电影都是露天场。不是在室内。所以我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会去。

穷人孩子早当家，生长在一个农村贫困的家庭，从懂事几岁的时候就要开始担起家庭重任，六七岁开始读书，读书早餐就得自己起早自己做饭，每天还有任务：担呷水，搞猪菜，灌粪池，沒有完成这些工作就要挨打，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在过年过节时才能看到几片肉，有时候能在棹上看到一碗旦就特别高兴，但你还不能随便先去甲，我记得六零年呷食堂的时候，我才六七岁，当时我大老兄在附中读书，因为他在附中读书时户口就转到了学校，所以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都是在学校，在他放假回来时，学校就要把他在假期的大米带回来，我记得有一次我被着家里人把我大哥的米抓了一把到食堂把大米放在我的饭盆里，因为当时吃食堂时，在食堂每人有一个固定饭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是想让自己能够吃一餐保饭，

我们三兄弟三人中，我们老大最会读书，小学毕业就考上长沙重点中学师大附中，师大附中毕业后又考上株洲航空工业学校，在株洲航空工业学校毕业前就遇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参与了井岗山组织，与湖南大学几个学生到市政府搞绝食静座，目的是揪斗市委领导孔安明，所以在市政府搞绝食静坐，湖南大学把这些绝食静坐的消息张贴在几个十字路口，这一消息张贴后，正遇上我二老兄参加游行时，看到了我大老兄绝食静坐这一消息，回来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立马赶到湖南大学大操坪正在召开万人大的主席台上，说明了是廖明华的母亲，后来湖南大学高师派负责人马上把我母亲送到了市政府，到市政府后，市政府领导说，现在几位绝食的同学都去北京了，参加北京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活动去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大哥每天在外面从事一些活动，很长时间不能回家，有一次我和我二老兄去舅舅家，舅舅家住长沙市银盆街，晚上我和我二老兄去银盆街与北正街口子上玩，突然遇见了我们大哥，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们，砍头怕不怕，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当时他背一袋子传单准备发出去，后来我们舅舅阻止他，说暂时不要发，现在发出去会有危险，过一段时间再发，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年级还比较小，很向往解放军的军服和军帽。看到那些解放军叔叔就问他们要军帽。 我和我兄弟少年时代照片

这些红卫兵袖章是当时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带过的，巜红卫兵》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社会组织，这个《红卫兵》在当时作用特别大，带了他，座车不要钱，吃饭也可以不用拿钱，白吃，红卫兵红师令就是毛主席，所以他威力特别大

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带巜红卫兵》袖章

　 　我记得还有一次，我们三姊妹去舅舅家玩，那时进城都要座轮船，所以进城座船都要买船票，我母亲给了我们几毛钱路费钱，在舅舅家住了二天，晚上出去玩时，把几毛钱回来的路费都买小花片吃了，这时沒钱回来了，三姊妹只好抱在一起哭，这时外婆知道了，就给了我们几毛钱才回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记得有一天晚上高师派的人一车一车的人背着机关枪往坪塘二十四中去参加武斗，听说那天晚上坪塘二十四中打的很激烈，死了不少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很多的组织，其中有高师派、湘江风雷、武工队、红色怒火，贫下中农造反军组织。

湘江风雷”全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1966年10月14日成立于北京，是“文革”时期湖南省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其成员广泛，组织庞大，“造反性”尤强，曾一度左右了长沙“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什么是红五类，黑五类，造反派？ 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造反派是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及其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征、价值取向。 造反派是与“保皇派”相对。指文革初期在红卫兵之后走向社会，以下犯上，对当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负责人持对抗、批判态度，并采取实际对抗行动的群众组织。最初受到歧视和压制，如被视为调皮捣蛋、不安分守己的害群之马，被宣布为非法或反动组织，扣发参与者的工资，整理参与者的材料等。

该词当时仍按传统价值来阐释，含贬义。1966年秋冬，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以主体）造成的气候，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已占压倒优势；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陷入瘫痪状态。

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红卫兵是此一阶段造反派的主体。造反的本质就是造反，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造反派赖以成事的最大秘密（公开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奉旨造反。

对最高权力来说，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造反”一词遂变几千年贬斥色彩而含褒义：由“乱臣贼子”、“无赖轻薄”摇身变成了“社会中坚”、“文化英雄”。收起

当时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家庭中都有几个派别组织，不是组织的家庭，经常姊妹中、夫妻中因组织不同，会经常发生矛盾，吵架，离婚的很多，文化革命时期，那些地，富，反，坏，右的人都是属于二十一，凡是属于二十一人的，晚上出去都要打着灯龙，打着灯龙的人就都知道是二十一人

我们兄弟三人中我二哥读书最少，读完小学就没有考上中学，所以就一直在家务农，我二哥18岁那年就应征入伍了，被分到了广州军区政治部，在入伍出发时，我父亲哭了，难舍难分，哭着说三呀子你去了要记得哦，在部队三年后退伍回乡，退伍后马上得到了组织的分配，分到了长沙锅炉厂政工部工作，成为了我们家庭的第二个吃国家粮的。大老兄是第一个吃国家粮的。我们家当时在地方上算是好的。一个家里就有二个吃国家粮的。那时候我大老兄每个月给我父母汇几元钱的生活费。父母每个月接到邮差送来汇票时。心情特别高兴，就要我去邮局取钱。地方上也十分羡慕我父母。每能收到一张汇票。

我1960年入学，当时在渔湾市读小学，由于当时学校条件特别差，二个不同年级的都在一个教室上课，就是叫做复式班，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就转到黄鹤读书，1966年即将小学毕业要进入初中时，遇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停学了，那时候我们白天读书，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提个莱蓝子到田里寻猪莱，接着就担一担水桶到水塘里担水灌满一池水，第二天早上还要担满一缸呷水，再开始做饭，吃了饭再去上学，星期天还要去阜埠河检半节的红砖，煤炭，柴火，等，我记得有一年在河里搞柴火，一群同年小朋友在河里燒火玩，一下不小心，冯家老屋的一个姓余的小孩活活被燒死了，还有一次我沒有让我母亲知道，一个人跑到阜埠河去帮搬运工推板车，从阜埠河推到中南大学才争了4分钱，回来母亲知道了就骂我，叫我去要回上午的4分的工钱，我下午去了就装病了，搬运工人就给了我一角钱就回来了。

我们读小时穿的全是大布带补丁的衣服，上学下雨时沒有套鞋穿，.穿的是木基，沒有什么好吃的，根本就吃不饱，经常吃野莱，糠并，豆渣等，过着很贫穷的生活，60年代时期，我们进城做客时，一进屋就会叫乡里客了多煮一点饭，因为当时乡里确实穷，饭吃不饱，劳动量又大，所以确实能吃，这一点确实也成了所有城里人的一句常用语，都认为乡里人能吃。

到了1968年时候开始复课闹革命，我被分配到了湖南师大附中读初中，当时学费我记得是4元3毛钱一期。

　　 那时侯我们家特别困难。学校中餐一角三分钱都吃不起。每天中都要走路回来吃中饭。一天要走四个来回。

1968年学费收款凭证 1970年学费凭证

在附入学时，远在新疆工作的满姨妈知道我和表妹李树林在附中读书，特意从新疆寄来了二套毛主席著作给我们。

入学的头一天就是游行到长沙纺织厂，因为当时湖南师大附中被长沙纺织厂接管，由湖南师大附中改名为长纺五、七中学，第一期就开始在长纺学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学生都要参加学工，学农，学军，在学工期间，由长沙纺织天放0.30元的生活补贴，时间为期一个月，第二学期就前往雷锋公学校农，为期也是一个月，生活就安排农户家居住，当时的学生学习上文化课的时间少，政治运动多，我记得有一年国庆节我们要参加湖大大操坪的台阶上用草帽罢字活动，所以每天要排练，在国庆前一天晚参加罢字的学生都要到学校住宿，我在去学校的路上把草帽上的红纸被大风吹丢了，到学校后去找老师再要一张，当时老师看到我草帽没有红纸，就大发脾气，当时把我骂哭了，后来老师知道他错了，马又和我道歉，问我家庭基本情况，后来看到我是贫下中农子弟，此时对我特别好，还要请我母亲到学校給我们连队作忆苦思甜报告，后来所有师生听了我母亲报告都很受感动，老师对我的评价也高了，在附中读完初中又上了二年高中，在读高中期间，还要去做战备砖，71年修湘江一桥时，还要去拖土做义工劳动，搞劳动也是学生的一项政治任务，我们是1972年2月在师大附中高中毕业。毕业前学校组织了一次步行到韶山活动。每个人都背着被包。也就是部队行军的形式。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走入社会。

第二部分

我的青年时代

走入社会～我的人生中第一个转折点

1972年2月我从湖南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开始走进社会生活，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在毕业的第一天，回到家里，把书包往床上一丢，一个人就座在书棹上放声大哭了一场，确得这一辈子就只有扎根农村了，心情特别难受，后来母亲过来安慰我，慢慢心情开始平静下来了，第二天就和几个玩得较好的同学一起走同学家串门，也就是散散心，玩了一个星期后就开始了农村生活，开始每天出集体工，也就和现上班一样，每天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能够争到0.5一0.6元钱不等的工钱，一年到头结算后扣去口粮还要亏欠生产队，

回到农村时，因为我们大队有一个文艺宣传队。我们大队支部书记看到我们刚从学校毕业回来的高材生，所以就要我们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我们一进入文艺宣传队就要我们编排一个三句半，我们排练了一段时间就要我们上台演出。由于台词不熟练，第一次演出就失败了。从此我就退了出来。

走进社会后，每天都是起早贪黑，每天都要开早班，开晚班，特别是双抡季节，半夜一点就要起床到田里扯秧，忙了一天也不过六七毛钱一天，夏天39到40度的高温要在外面干农活，有时候能够在大树底下乘下凉都感觉好舒服，

农村活我什么都干过，我记得我们生产队缺少肥料，生产队就派我去收取肥料，就是以我为主再由我叫一个伙计一起驾着船去湘江客轮船和自航自卸驳船上去收集人的粪便，客轮船的侧所在船的尾端，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船靠近客轮的尾端，再打开客轮船尾端开关，这时粪便就往我们船上放，有时候开关被粪便赌塞，这时候就要把手伸进去挖空，我记得有一次放粪便时，冲力特别大，差一点把我们的船冲翻了，

我在我们生产队是算最能干的，主要是干活不偷懒，服从生产队队长的安排，正因为这样，生产队的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凡是沒人去干的活就是我，过去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集体养猪场，每个大队都有一个湘粉厂，每天湘粉厂生产出来的湘粉废料就要分到各个生产队作为养猪的精饲料，也就是豆浆，豆渣，这时候每个生产队就要派人去运回来，这时候我们生产队又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又开始了生产队的饲养员工作，由于我的工作认真负责，生产队每年都要对每个社员评定底分，底分也就是一天五分到十分的底分，一般女的是四到五分一天，男的是七到十分一天，我每次都是评的十分，也就是满分，在我评十分底分时当时有些人有意见，说我才毕业回来就评十分，我们干了多年才八到九分，这时队长就发话了，说你们有谁比他能干也可以评十分，这时候沒人做声了，

在养猪行业干了半年时间，后来大队要组建一个农科队，主要是从事农业科研工作。地址设在本大队的最南端，也就是晏家咀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派一个人去，这个时候我们生产队又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到了农科队，当时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单位，什么都沒有，一边要开荒种地，一边要修建衣食住行的住所，在农科队我从事会计工作，同吋兼任食堂的伙食，由于农科队是新成立的班子，而且都是年轻人，大队党支部书记姜运国为了让我们在那里安心工作，就把大队部的乐器搬到了我们农科队，还专门按排了周兰其到农科队工作，因为周兰其是乐器老师，白天干活，晚上就教我们乐器，在此，还将大队部的三八大杆(长枪)放在我们农科队，晚上我们就背着三八大杆外出巡逻，同时每个人都把子弹带记上，全副武装，有时候闹着玩，把枪往天上开一枪，当时洋湖垸的村民李四民意见特别大，说我们吓虎老百姓，后来我们就再也沒有背枪出去了，

我们农科队开始只是种田种菜，有衣食住行场所，后来魚业队就想和和们合并，所以我们农科队又变成了鱼业队，又开始多了一项养鱼工作，晚上还要去湘江河里散网，放它子钩，到了早就去收网，打上来的鱼就拿到新开铺市场上去卖，当时每斤鱼价是五毛左右，后来群众对我们意见很大，说我们搞资本主义，鱼卖黑市

为了发展多种经营生产，发展副业，鱼业队又开始养鸭子，养鸭子长常年是在外地饲养，由3一4人组成，食宿都在外面，有一个鸭棚，就是放养鸭子人员晚上食宿场地，后来有人主报他们吃鸭子，为了制止这种行为，这时候又把我派上用场，开始去放养鸭子，去的头一个月是要我做饭，伙食标准是由鱼业队每人每月补贴15元生活费，做了一个月的饭，每人15元伙食标准做不购花，少了，这时候就要换人做饭了，换了人之后，这个做饭的就将15元的生活费每人先分几元钱，剩下的才是生活开支，还经常有肉吃，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做饭用的柴火，吃的蔬菜都不要花钱去买，都是晚上偷来的，所以钱用不完，而我做饭什么都是花钱买来的，所以不购花，

再说，我去主要是控制他们不吃鸭子，所以我在的时候确实沒有吃，但必究我还还是有回来的时候，这时候我回来了，他们就开始吃鸭子了，所以，最终他们还是有吃的，只是我吃不到而已，

由于我们鱼业队是在全大队的最南端晏家咀，因为我们鱼业队有食堂，大队的社员有死了猪的，就将死猪肉送到我们鱼业队，所以鱼业队的伙食还可以，大队部每个月组织队长搞农业生产大检查时，从全大队最北头开始往最南端检查，最后到我们鱼业队吃中饭，这样一来，鱼业队在全大队出了名，有人提意见，说鱼业队是资本主义队，因为鱼卖黑市，说鱼业队是快活队，因为有乐队，说鱼业队是营养食堂，因为天天有肉吃，少数大队干部也有看法了，说鱼业队是一丈二尺高的和尚摸不到底，就这样把我和沈新国调了出来，到大队的另一个企业(砖瓦厂)工作。

　　 从此，1975年我又从事了砖瓦厂副厂长一职兼会计，同时还要做砖，砖瓦厂的工作特别辛苦，特别是瓦窖出瓦的时候，五六十度的高温要从瓦窖內把瓦搬出来，一干就是几小时，还有就是砖厂，在装砖窖的时候，要把尼砖坯子一担一担的担上去，特别是装到十几米高的时候，特别吓人，担着一百多斤要向十几米的高空跳板上走上去，所以说，农村里的什么重活都被我体验到了，由于我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1974年12月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入党找我谈话的是岳麓山公社领导杜正国，廖文奎二个人，我入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入的党，那个时候入党沒有预备期，只要批准了就是正式党员。

1973年以前，我们和几个叔叔伯伯几大家都是住一个大屋，我们家是住的边屋，在1973年哪年，我们家向大队申请批准了一个建房地基，在大家的帮助下建了一个瓦房，下面墙一米高是采用红砖，上面全部是全部是土砖，当时红砖要有指标才能买得到，再说全部用红砖造价比较高，所以上面只能用土砖，当时所有土砖都是我和我父亲早晚时间一块一块做出来的，因为白天要出集体工，只有早晚才有时间做，土砖是用泥巴做成的，此后总算有了自己单独房屋了，虽然是土木结构，但还是比以前要宽松一些了，而且还在旁边达建设了一个厨房和猪拦屋，搬进新房后，建造这栋房子所花资金应该是差不多七八百块钱吧，具体记不起来了，房子建好后，我二伯虽我们一起住，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一直和我们一起住，在1978年时，我又把老房东头拆掉一间建了一栋二层的楼房，楼房全部是钢筋混凝土所建，当时花了近八千元的资金，老房子由我上面是土砖结构，在1994年6月哪一年洪水，老房子全部移为平地。

在1973年搞文艺宣传队的时候结识了效区文化局的胡春林，在1976年的时候胡春林说要帮我介绍对象，说是他战友的妹妹〔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就这样我和我老婆就相识了。就这样见面了并马上办理了结婚登记。

当时还办了十几棹酒席，收了几十元礼金，那时侯礼金标准也就是2一5元不等。我老婆是一个能苦耐劳的人。和我一样什么都干过。我记得1979年春耕的时候，公社党委书记何冬杰下来检查工作时，由大队支部书记姜运国和我负责陪同。经过我们家时就进屋休息了一下，后来听说我老婆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农业劳动。何冬杰书记回去后在党政会让就说了我老婆情况。并马上下调令安排我老婆到-乡镇企业上班〔进了乡镇企业塑料厂上班〕

我在砖瓦厂干了一年，1977年大队又要成立一个工作组，主要是对全大队各个生产队的财务进行清理，工作组由五人组成，我一个，还有黄自献，张.正华，廖建芝，周霓云，通过清理后还是查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得到了一一落实处理，1977年岳麓山公社又开展一批二打运动，每个大队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其他大队交叉工作，我们被调到了银盆岭大队，工作为期一年，由大队书记姜运国带队，我一个，黄自献一个，沈建国等六七个人组成，到了银盆岭，我的主要工是负责银盆岭大队的企业财务进行清理和整顿。并按照要求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我们在银盆岭工作期间的生活，开始是分开到农户家居住生活，后来又转到了当地的一个企业〔美术印刷厂的食堂〕达餐。集中住在银盆岭大。

在工作期间，工作也还干得出色，做出了一些成绩，当时银盆岭大队农机厂管理比较混乱。工厂的权利都集中在厂长彭正国一个人手中，也就是他们当时说的所谓一切权利归农会。所以说银盆大队企业比较混乱，通过清理整顿，完善了规章制度，同时也免去了彭正国的厂长一职，

一年后，也就是1977年回来，又重新到了大队的砖瓦厂工作，我还是任会计，兼管食堂伙食，黄自献任出纳，这样又在砖瓦厂干了一年，砖瓦厂的工作很累，每天百天要去干体力活，晚上才能有时间整理帐目，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还要负责工厂职工的生活，也就是食堂每天的柴，米，油，盐，还要负责所有的砖坯和瓦坯的收数，同时还要负责砖瓦的销售发货工作，辛苦不负有心人，1977年底大队党支部书记姜运国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和我谈话，说准备安排我到大队担任靳江大队主办会计一职，也就是负责靳江大队的财务总监，主管大队的财务和各生产队的财务，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开始进入了我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第三部分

我的中年时代

进入大队领导班子—我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1977年底我被安排到了大队管委会，主要是任大队主办会计工作，负责全大队的财务管理，一方面是负责大队部本身的财务管理，同时还要抓全大队各生产队的会计业务辅导工作，每年年底还.要负责各生产队的财务清理，也就是组织各生产队的清工，清帐，还要负责各生产的年终分配审批工作，每年到年底时都要加班到深夜，每年年底都要到郊区政府参加年终分配培训班，主要学习年终分配的一些相关政策，在培训期间，由郊区每天发放八毛钱一天的会务工资，同时报销往返的公交车票，也就是二三毛钱的路费，发放的工资回来要交大队财务，过去座公交车的车要才4分到一角毛，

我记得1975年元月份，大队派我和当时大队农机厂供销员李志和去常德津市收农机厂的往来帐款，出发路线首先是座船到了李志和姐姐家(益阳矛草街)，在他姐姐家住了二天才开始从矛草出发又座船到津市，到了津市找个旅店住了下来，(那时候沒有宾馆)，住下来每天就是座茶馆，吃饭，在津市呆了几天，在回来前去了一下收帐款的单位，随后就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上，他和我说，你回去什么都不要说，就他自己去和领导说，就这样不但沒有收到一分钱帐款，反而还花去了几十元钱的差旅费，那时候钱不多，一天吃住才几元钱。

出差回来报销的差旅费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都是搞集体化，出集体工，集体分配，我们从事财务工作的每年都要进行财务培训，进行全郊区的财务交叉检查，这个公社到另外一个公社交叉检查，时间二三天左右，在搞检查时能吃上一点好的，过去有句熟话，(心里挖搞检查)，也就是说检查能吃几天好的，

还有一次也就是1975年那一年，那些年每年都有任务，每个大队都要去别的公社和别的大队搞义务工劳动，1975年公社组织到茶场搞开荒，每个大队去劳动的都是开集体餐食，每个大队有一个食堂，吃大锅饭，食堂伙食釆购工作就是安排我去，我每天任务就是将一天吃的釆购回来，当时我年纪轻，爱玩，把物资采购回来就出去玩了，有一天大队支部书记储荣斌为了要加快进度，下午要召开会议，我也必须参加，在开会时沒有看到我，就大发皮气，说不要搞釆购了，要单独划一块地让我一个人去完成，单时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己。并沒有当真，只是要你下次注意。

有一年我们公社要组织各生产队的会计进行业务培训，公社财务辅导老师余幼安要我去文化用品商场去买一些培训用品，当时给了我二张付款委托书，也就是现在的转帐支票，我接了这个任务后，我先沒有去买东西，而是先去了电影院看电影去了，因为当时年轻爱玩，看完电影后去文化用品店买东西时才发现二份付款委托书不见了，回到公社向余幼安汇报说明情况，后来受到了一顿严重批评，马上要我去报社登报挂失，

1976年9月9日是毛主席去逝，毛主席去逝时，全国各地各单位都要设立灵堂，我们大队也就是如此，我们大队把灵堂设在铁离笆晒谷场，所有社员都要参加毛主席追掉大会。毛主席去逝后是华国锋继位，在华国锋继时后的一个晚上，要将华国锋主席像连夜用飞机运送到全国各地各单位，当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大队等候，等华国锋主席像送到时都要 敲锣打鼓迎接。搞得特别热闹。下面这黒袖章就是毛主席去逝我带过的袖章，我一直把他保留到现在，后人如果把这个袖章好好保留传下去，还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物收藏，还有哪红卫兵袖章也就是如此，希望好好收藏。

这是毛主席去逝后，华国锋担任主席像，在华国锋主席像送到全国各地时，各级政府领导都同时在晚上到单位敲锣打鼓迎接华国锋主席像到来，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也在我们大队部等候，应该是晚上八九点钟吧

郊区每年也要对我们各大队的主办会计进行业务培训，培训后要进行业务考试，那时候我算是大队会计中比较年轻的，所以每次考试我都是全郊区一二名內，我们主办会计在郊区培训后回来还要对各生产的会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在这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队的公章都是叫革命委员会，有一次我外出办事的时候，不小心在饭店吃饭时，将一本收款收据和公章丢失了，这是我犯第二个同样的错误了，后来马上不去报社登了一条遗失啟事。

过去我们大队是全郊区最偏僻，经济最落后的一个大队，交通很不方便，沒有公交车，全靠步行，在1979年3月3那一天公社放影队到我们大队靳江河那一边放电影，(放影暑光)晚上靳江河以北的社员都去看电影，都要座船过去，那一次去的人特别多，船上座满了，一下把船翻了，当时就死亡了九个，是一次最大的事故，通过这件事后，引起了村领导重视，要我起草报告并负责向市区有关部门递交报告，并反映群众的呼声，报告递交上去后得到了市区二级政府高度重视，不久在1981年就开始着手建靳江河大桥，投资500万元，一年内就修建成功并通车，决了二岸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由于地方经济不发达，经济比较落后，村里沒有几家集体企业，当时村办企业只有一个农机厂，一个湘粉厂，一个村内日常开支，七八十年代初期，我们300元到400元左右

是全郊区有名的落后大队，1983年引起了郊区党委重视， 派出了一个以郊区党委书记李维玉，区长张干云为头的公，检，法，以及区政府各部门的主要领导组成的工作队进入靳江大队，进来首先是进行走仿调查，现有的大队干部全部回去听候发落，当时的支部书记姜运国看到工作组来视凶孟，当时都被吓坏了，大队干部中只留了我一个人，主要是配合工作组的调查，为期一个月的走仿，开始重新组建大队领导班子，整个原来的领导班子除了我全部被清退回去了，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由谢德军任支部书记，喻贵龙任主任，我还是任主办会计，新的领导班子比过去轻化了，文化程度也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在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也就是1983年，农村开始实行体制改革，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慢慢推行分田到户，集体生产资料也全部分配到户，打破了过去吃大锅饭的行为，由于刚刚推行分田到户，我的工作就加重了，每天要下到各个组去分田地，去搞清产核资，所以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同时新的领导班子还要抓村里集体经济的发展

在分田到户的头一年，我家分了二亩多田，过去我从来沒有梨过田，分田到户后沒办法，我开始学会了梨田，在开始梨田时，牛不听我使换，后来掌握了牛的性格，慢慢开始顺成我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通过努力，我掌握了梨田技术，第二年我就开始把这二亩多田栽上了桔树，。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的班子上台后开始作手抓经济发展，发展村办企业，首先是办了一个编织厂，从浙江金华那边引进技术，特意派我去渐江请了编织师付，回来马上就着手制作编织设备，培训编织职工，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投入生产了，编织厂投产后又逐步发展其他企业，比方缝纫厂，娱乐用品厂，工艺服服装厂，汽车灯具厂，江南机具厂，无氧铜材厂，奇品塑料厂，冷作机械厂，加上原有的砖瓦厂，湘粉厂，鱼业队等，大队的企业办得特别红火，当时上级要求各村要发展村办企业，所以我们村也就是如此，年年办营业执照，还经常去娄底，宁乡，望城等地区召工，我记得在1990的时候，我和村长黄自献去娄底召工，在娄底呆了十来天，召了二三十个男女青年，租了一台巴式把他们拉了回来，召来的人主要是从事编织工艺掛毯，还有一次召工，把望城的一位还未满十八岁刚刚从学毕业的小姑娘王玉召来了，周时通过姑的相识，把她的妹妹又介绍给了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结婚了，后来这个小伙子还曾担任了村支部书记，那些年代营业执照办得多，企业也就办得多，但真正发挥效益的一多，都是半途而费，1993年时，经别人介绍，我们引进了一家台商企业，主要是从事型料制品，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台湾老板，当时台湾老板喜欢拉我们去夜总会玩，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夜总会是营湾镇风林宾馆夜总会，那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懂，确得很好奇，也就是第一见世面，后来多次拉我们去高档酒店去吃饭，边吃边唱，我记得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怎么会唱歌，但就偏偏硬拿我上去唱，就这样我慢慢也学会唱一些歌了，这个老板白天不怎么生产，也不怎么出去，一到晚上他就开始活动了，后来公安对这个台湾老板展开调查：怀疑他是搞情报工作的，最后沒搞多久就拆退了，后来我们又把这个厂的场地办了一个无氧铜杆厂，主要是与长沙线材厂联营，设备是从上海买过来的，这个厂还沒怎么生产就停产了，办这个厂的时候还是贷款办起来的，我负责大队的主办会计外，还兼管企业生产，为了发展乡镇企业，公社企业办每年都要组织我们去外地学习和考擦，学习外面的先进经验，为了发展我们村的家具行业，我们还组织到了广东顺德家具市场和常德的家具市场参观，准备利用我们村家具行业特色，在本村道湖垸规划一个家具产业园生产基地，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些企业慢慢走向低落，一部份企业面向关停并转，一部份进行改制，同时作手发展民营企业，我们村的家具行业特别兴旺，也是我村的一大特色，村支两委集体研究，重点发展以村家具行业为龙头的民营企业，组织这些民营企业老板去广东顺德，湖南的常德考擦家具市场，准备在道湖垸规划一个以家具行业为龙头的工业产业园基地，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道湖垸面临拆迁，所以工业园沒有实施，

我结婚八年老婆一直沒有怀孕，直到1984年老婆怀孕了，在1984年古历12月30，也就大年三十我廖娜出生了，接着1987年我二女廖娅娜又出生了，有了二个女儿，慢慢一天一年年长大了，入学了，由于那时候我经济条件很差，沒有多少钱去培养她们，在我记忆最深的是二件事，都是发生在我大女廖娜生上，第一件事就是在她还只有十一二来岁的时候，她在湘江堤上骑单車，后来我回来听说了此事，立刻就准备去打她，后来她看到我要打她，她就赶紧往外跑，我就在后面追，跑到外面莱地里她率了一姣，我就沒打了，现在想起还很痛心。第二件事就是她上中学时，一次下大雨，我看着她骑着单车还要打着打伞去上。现在想来也十分心痛，要是我有汽车就不需要她骑车了，只怪自己沒条件，女儿都长大了，都成家了，二个女儿对我们都特别孝顺。吃的，穿的，用的都经常买回来了，从我门内心里都十分感激她们，特别是我二位亲家都特别好，对我们也特别关爱，有什么好的从沒有忘记我们

1994年6月18日那天，湘江河里洪水猛涨，水位高达39.8米，防汛工作进入紧张状况，我们所有人员都日夜守护在大堤上巡逻值班，由于大堤土质差，经不起长时间的洪水浸泡，在1994年6月18日中午大堤突然穿孔，一场洪水冲进了我们家园，不到二小时的时间整个丰顺垸就成了一片汪洋大洋之中，随后我们家的房屋也倒塔，洪水进来后政府马上派出工作组，医疗队，后勤组，治安队，对灾民进行慰问，由长沙市又一村每天送合饭，矿泉水等生活物资，灾民日常生活得到了保障，随后由全省各地区组织运输队向我们灾区捐送救灾物资，洪水退后马上要组织生产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国，在这一年中经受了多少艰难困苦，村民房屋被倒塔，每天要冒着高温下到各家各户，帮助村民解决吃，穿，住的问题，还要处理自己家里的事，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的房子也倒了，这是我工资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如果有一点点没有到位就要受上级批评

我们家房子被洪水冲倒了，等洪水退了下去，我们家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平地，我每天又要去村里忙于搞救灾工作，沒有时间处理自己家里的事情，多亏我四姨妈一家表弟表妹和我二老兄来帮忙打理，帮我清理场地，打扫卫生，一天忙到天黑，又是38一39度高温天，连续搞了好几天，我现在都内心感激他们，熟话说得好，患难见真情，这份情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确实辛苦了，不讲应何条件，每天从银盆岭赶到这里，晚上又要赶回去，真是辛苦他们几姊妹了，在这里我要再以感谢他们。

由于经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水，政府下达文件，距离防洪大堤50米以内不准打井，这样一来村民饮水成了一大难事，怎么办，后来我向村支兩委反映了我的想法，想在全村范围引进自来水，这一想法得到了村支兩委认可，并由我负责起草报告向上级递交，报告递交上去很快得到了乡党委书记代香玲的大力支持，并亲自带我们深夜跑市区领导家救助资金，(因为过去要向上级争取资金必须登门拜仿)，由于领导的重视，1990年很快筹集了几十万元资金，接着就很快完成了全村自来水的通水，全体村民都饮上了放心水，在全区也是全村通自来水的第一村，在农村全村实现家家户户通自来水，我们村是第一个，我要肯定的说，在我们村能够家家户户通上自来水首功还是我，为什么呢，首先发起要搞自来水项目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我，另外就是筹集资金是我，每天跟领导一起向上级部们领导提交报告，打通关系，直到摸，底调查，设计，到开工建设，每个环节我都参加了，过去我们都是在魚塘担水回来放在水缸里。后来逐步先进了，家家户户打了摇泵井了，开始饮上了干净水了，再接着就是自来水，以前只有城市居民有自来水，

随着长沙市的开发建设，长沙市首次啟动了停工30多年的猴子石大桥，

1996年12月26日重式开始啟动，猴子石大桥是1960年由苏联专家在此设计修建，当时还只完成二个桥橙，由于二国关系破列，苏联拆走了专家，带走了设计图纸，所以桥再也无法重建，直到1996年12月26日长沙市才重新设计重新啟动猴子石大桥。

由于猴子石大桥的建设，给我们村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为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重点着手做好村镇规划一张图，由我负责，谢德军书记牵头，向市区规划，国土部门申报用地手续，从1998年到2001年，我的主要精力是配合村党支部书记谢德军抓村镇规划，每天还是起早贪黑在外面跑，主要是规划本村未来规划一张图，做到拆迁后能有一个好的安置小区居住，让村民失去土地后能够生活的更好，一方面是抓紧用地建设的审批，另一方面是做好几个小区的规划设计，再就是提前摸清需要安置的对象，争取做到有的放失。这一项工作很快得了上级各级部门的支持，批准了我们村612亩的规划用地手续，

猴子石大桥建成后，长沙市先后有潇湘大道，左岸防洪工程，中南大学新校区，水利投，靳江路，丰顺路，洋湖湿地公园，美术馆，公交站，等十多个重点工程项目在我村啟动开发建设，这些项目啟动后，我们村也面临这些项目的拆迁，拆迁后就面临安置，为了配合重点工程拆迁安置，我们先后啟动了南大桥小区，潇湘一期，二期小区，阳光小区建设，这些小区占地面积600多亩，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投资达三亿多元，安排拆迁户400多户，由过去的农业大村，贫困村，落后过，偏僻村逐步转向城中村，拆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在90年代初期，我们的通讯工具用的是BB机，当时我们用的BB机一台要八千多元，BB机也叫扩机，接到BB机信息还要去找有座机的地方才能给对方回话，要不然还不能直接给对方回话，我记得我们家还是第一个装座机电话的，当时当装个座机要花四五千元。过去沒有电话，联系都靠邮局送信，想打长途电话也要到邮局，拍个电报也要到邮局，我们家的电视机也是地方上第一个买的，买回来之后，队上的邻居都到我家看电视，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大队有一台电视机，每天晚上轮流搬到各个生产队去放，由大队电工代长明负责管理，安排下去放电视，这也就是当时地方上的一种文化生活。后来慢慢有了手机，家家户户开始有了电视机，电话座机，时代慢慢进步了。

我们家是2001年修潇湘大道拆迁的　在猴子石大桥建设通车后，随后就启动了潇湘大道的建设，我们家房子在拆迁的时，当时拆迁标准非常低，才三四百块钱一个平方，我们家房子才补贴了五。六万元钱，在拆迁时，我母亲突然高血压中风，房屋拆迁后，我们搬到了新建的过度房居住，母亲也随我们住进了过度房，在母亲重病期间，我因工作忙，沒有时间照顾母亲，老婆也要上班，所以照顾母亲就是我哥嫂和妹妹负责了，母亲是中风，趟在床上近三年之久，在母亲重病期间，2001年12月我父亲又病了，我父亲重病沒病几天。于2001年12月24日就去逝，成都大老兄也赶回来了。不到三年时间，2004年4月我母亲又去逝了，即将要往好的向方发展，即将要搬进新建的安置房时，他们都去逝了，辛苦了一辈子，但都沒有得到享受。说实话，在我父母重病期间，同时也辛苦了我的哥嫂和妹妹，每天都是他们在照顾。

我从1977年进入村支两委领导班子后，一直都是从事主办会计一职，并负责管理行政公章，也就是村部内当家，从革命委员会公章管起到管理委员会再到村民委员会，

同时也兼任村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由于工作认真，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工作者。我们原来是属郊区管辖，在1996的长沙市区划调整，我们划归岳麓区管辖，在区划调整的第一年，岳麓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我被担选了岳麓区第一次党代会的党代表，

在我工作期间多次被评为优秀工作

跟我一起工作时间最长的是黄自献，我们是从1976年工作组到砖瓦厂，最后又到村支两委共事，他任村长，书记，我还是任会计，我们两个一直都配合得很好，特别是抓经济发展，1994年我们引进了台商企业(奇品塑料制品厂)，后来由于长沙市的开发建设，我们全面啟动了我们安置小区建设，全部安置了拆迁户，完成了安置工作，全村己进入城中村，

2001启动了第一个安置小区建设，建设用地面积 191亩，建筑面积约42000平方米。安置人口115户485 人。2003年4月启动了潇湘路安置小区建设。建设用地面积170 亩。建筑面积130000平方米。安置人口221 户918 人。2006年启动了阳光小区建设，建设用地面237亩，建筑面积 140000平方米。安置人口 232 户 885人。2010年启动了潇湘二期小区建设，安置用地面积 177 亩，建筑面积120000 平方米，安置人 164户 915人。由于村镇规划抓得早，我们村的每一个拆迁项目的村民都妥善的得到了统一安置，确保拆迁户每人能分上一套房子，村民拆迁后的生活也基本得到保障，生活来源一方面是房屋的租金，另一方面是每年能在社区得到一些物业分红。

2004年由于制度的改革，村一级财务统一归口由街道兼管，从此我就沒有从事会计一职了，但还是村支两委成员，主要也还是负责财务上的管理工作，虽然财务由街道统一管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财务这一方面还是由我把关负责，逢年过节时，项目工程上的结算还得要我来完成，但是从工作压力上来讲还是比以前要轻松了许多，只是在关键时刻把一下关，不要做具体工作了，没事的时候可以出去放松放松一下，在报酬方面还是没有少一分，辛苦了一辈子也应该轻松一下了，在我从事靳江村领导班子以来，我是经历了靳江村的历任主要领导，从靳江村土改党支部书记储荣斌，到文革期间的党支部书记姜运国，后来到改革开放的党支部书记谢德军，黄自献，周峰武，李志忠，曾剑亮，七届靳江村的党支部书记一起同场共事，后面这三个党支部书记书记都是我看着他们长大的，而且也都有我对他们的培养过程，也算得上是靳江村的老原帅了，为靳江村的发展，风风雨雨走过四十多年，没有功劳也算有苦劳吧，从一个刚从学校走出来的娃、到一个近七十岁的、自发苍苍老人、才离开工作岗位，坚守了一辈子农村工作。

直到2008年村支两委换届选举时我退出了二线，但由于本人工作特殊，上级领导还是要把我留下来，主要是来配合新的领导班子工作，还是负责财务上的管理和档案管理，理顺村内的财务往来，结算工程项目等工作，这十年年来，由于街道对靳江村内部情况不熟悉，在很多往来结算方面造成了不准确，比方往来应收余额比较大，给村民造成很大的误解，给地方上造成不稳定因数，这几年通过我慢慢清理，基本上理顺清楚了，往来应收款余额基本上都是属于应付工程项目上的工程款未转帐而造成的。但岁数不摇人，毕究是快七十岁的人了，最多还干上一年也必须要彻底退体了。

第四部分

我的老年时代

我人生中的第三个转折点～进入老年时期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当年的同学同事朋友，纷纷进入花甲之年，现在也轮到我自己啦。蓦然回首：六十已是人生一甲子，触目惊心！

六十之前，拿命来挣钱；六十之后，拿钱来保命。

六十之前喝酒，六十之后喝茶；

六十之前跑步，六十之后散步。

六十岁前，酒友多；六十岁后，病友多。

子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六十岁一过，暮霭沉沉楚天阔，人生大彻大悟：什么都是浮云，健康才最重要。

在村委会工作了一辈子，从2008年退出二线后，自己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么辛苦了，每天只是完成自己分内工作，再也不需要走到最前线和老白姓纠成一些散率事了，除了上班后可以按排自己的一些活动了，我在2005年到2008年连续都生病，每年要去医院住一小段时间，后来在2008年那年出院后，朋友就要我去舞厅跳交谊舞，就这样我开始学会跳交谊舞了，交谊舞跳了七八年时间，后来停了下来沒跳了，

由于二个女儿对我们特别孝顺，大女儿看我快要退休了，马上就自己的公寓房给我，让我生活更丰富一些，进城能有个落脚点，这是我最幸福的，还有我小女也特别孝顺，经常带我们出国旅游，经常带我们一起吃高级酒店吃好的，有病马上带我们去医院就医，两个女儿每年都要给我们买穿的，吃的，邻居都谢幕我们有二个好女儿。

现在我们这一辈的人一年比一年都老了，我们兄妹几个生活都还不错，大哥哥一家都在四川成都，大哥文化最高，最爰活拨，每天都是有一场交谊舞活动，两个女儿对他们也十分孝顺，每到休息，节假日就带他们两老出去聚会，一家人每天在微信群里聊天，聊得很开心，无话不说，虽然不是每天在一起，但微信群聊天也不寂寞。还有就是我二老兄，由于二老兄2012年开始生病，一直到现在七八年之久 特别是今年基本上都是在医院，但我二老兄是个幸福的人，因为他有个好妻子，七八年的时间一直守护在他身边，接屎接尿，多亏有个好妻子，因为他儿子远在西安工作，不能在身边，所以只有自己的妻子在身边，在此我要特别申名，感谢我的好嫂嫂，

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些有益的活动，在休息时间去咖啡厅座一座，喝喝茶，同时找一些有趣的事情给自己解解压，比方玩玩手机。上上网，微信聊聊天，看看电视，特别是我去年完成了一个很有益的事情，就是修家谱，通过一年时间收集了我们廖氏的一些资料，到了省图书馆，宁乡万寿山查阅了廖氏家族的老谱，终于在去年年底完成了这项工作，也是为廖氏做了一项有益的事，

人老了，亲情不能丢，2016年大也就是大哥进70岁那年，我们兄弟约好去了云南.瑞丽，也就是我大嫂最初工作过的地方聚会，祝贺他70岁生日，2018年4月我们姊妹又约好去了西安参加我二老兄70岁的生日聚会，同时受到了西安侄儿廖学文全家的热情接带，那次我二个女儿和外侄女他们都去了。

除了和自己的亲姊妹建立友情关系外，还不能忘记父母双方的亲戚朋友，这也是具有血源关系的，人活一辈子不容易，说不定那天就走了，我也希望我们的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表妹们经常走动，还好，我们今年搞了一次表兄妹聚会，同时看望了二位老人，也就是舅妈，姨爹，要是我们父母还建在看了会有多高兴。

我第一出境是岳麓街道财政所组织的，到了香港，澳门，那应该是1998的时候，2008年就到了台湾，这些地方是我过去想都没有想过的，第一次座飞机那是1993年，座飞机去上海购设备，过去座飞机还要县团级证明才能座上飞机，，我记得我父母在1988年去成都座飞机时，还是我到郊区政府办公室开放的证明，那时候是在大托机场登的机。

在我有生之年除了国内，我也跑了不少国家，有美国、欧洲。泰国、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台湾、缅甸、

我们每年大年三十都一起吃年饭。一大家子特别热闹。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遇上了武汉《新型冦状病毒肺炎》，大年三十在东塘火宫殿订的年饭都取消了，国家发文，特殊时期，不准聚餐，不准聚会，不准出门，不准串门等规定，没有办法，大年三十我和老伴就在小女家呆了一天，大年初一大女一家三个来吃了一顿中饭。就这样都各自呆在家里不出门，谁看到谁都绕道，出门时都必须带口罩，这是我一身中第一次这样的事情，但我还是每出来了，因为我还在上班，每个社区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不能休息。初二就开始上班了。都要忙于抓疫情防控工作，把每个小区出进路口都管控起来，不准外人进入。凡是与二武汉有有接触或去过武汉的人都要采起隔离管控，所以说今年这个春节都是各自呆在自己家里，所以说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以上是我个人所经历的人生自传，也算是我人生的回忆录，我人生的点滴，还有很多很多的要经历，但不能一一表述出来，我今天写了这么多 畅谈了这些，不为别的，只是想后一辈能够多多加深对我们过去的了解，

结束语：1：我的人生转拆点，改变我人生命运。也是我的指路人：原靳江大队党支书记姜运国。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2 ：和我一起共事最长的是黄自献，从工作组到砖瓦厂。从砖瓦厂又到村委会。同场共事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他到村委会就一直任村委会主任和书记一职。我一直都是从事主办会计。

我们兄妹家庭照

作者：廖 建 鑫

2020年2月

下面附上一种养生之道

一把梳子

早晚洗漱时各梳头100次，可以刺激大脑，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脑细胞代谢。梳头时，最好选用木梳，每次梳10~30分钟，用力要平均，使头皮感到热、胀、麻即可。

二次运动

遵循“热身—运动—整理”原则，每天锻炼两次，尽量避开空气质量差的时间。适合锻炼的时间段为上午9~10点、下午3~5点。不宜太晚，应在临睡前2小时结束运动；不宜太饱，以免给心血管带来很大负担。

三杯开水

晚上临睡前、起夜、晨起后都喝半杯凉白开，以稀释血液，防止心脑血管意外。喝水的温度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最适宜的温度是10℃~30℃。快速大量喝水容易引起打嗝或腹胀，正确的喝水方法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徐徐咽下，这样才能充分滋润口腔和喉咙。

四季相应

四时气象的特点为春温、夏热、秋燥、冬寒，衣食住行要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根据四时变化规律，春季重在养肝，夏季应注重调心，秋季要保养肺气，冬季重在养肾。

五穴按摩

早晚各按摩百会穴（头顶正中线与两耳尖连线的交点处）、涌泉穴（脚掌中线前1/3处）、足三里穴（外膝眼向下四横指处）、天枢穴（肚脐旁2寸处）、三阴交穴（小腿内侧，足内踝尖上四横指、胫骨后方凹陷处）100次。

六里步行

快速步行是最好的运动，每天坚持步行6里（3000米），可强身健体。李教授认为慢走效果不如快走，运动必须达到有效心率，但又不能过快，容易伤关节。最好坚持每晚快走，如果天气不好，可以在室内走路锻炼，六七十岁的人保证运动后心率在100次左右即可。

七天洗澡

洗澡间隔时间不宜过长，7天为宜。洗澡也不应过于频繁，否则会带走过多体表的皮脂膜，失去第一层保护。

八时睡眠

每天保证8小时睡眠，以恢复体力。过短，不利于恢复精神和体力；过长，会使大脑混沌。坚持每晚睡7小时，中午午休1小时，不熬夜。

九成饭饱

每餐八九分饱，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定时吃饭，多吃蔬菜水果。饮食和情绪失衡都会对胃部造成刺激，“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中，思虑过度伤脾，怒则伤肝，肝气不疏影响脾胃，久而久之，就影响到肠胃的正常功能。

十分笑容

每天笑15分钟，好比运动45分钟。疾病的生成与情绪有很大关系，生气、郁闷会导致肝气不畅，进而导致气滞血瘀，最终

堂兄弟家庭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