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上）

蒋鉴莉

   岁月匆匆象一阵风，转眼我们就步入古稀行列了。有多少故事留下感动、多少经历刻骨铭心！曾经的相遇、曾经的过往、曾经的奋斗，都是我的财富！我想把这些财富留下来，于是就萌发了撰写回忆录的心念。愿我絮絮叨叨的叙说能给你们一点温暖和感动！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一路丰盛一路平安！左手风花雪月右手柴米油盐，赏尽人生旅途中的美好风景。

倾心向阳、年华静好、岁月无恙！

    我有五个哥哥姐姐，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就极不受欢迎，妈妈一直在肚脐眼上贴麝香膏，千方百计想把我打掉，可我就是坚韧不拔的要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一遭，最后在1949年春节前半个月，我终于出生了！一生出来就是一只丑小鸭，都说我是家里几个孩子中最难看的一个，妈妈的解释是“女大十八变、连上轿还要变三变的，长大了会好看的”！果然后来我没有辜负妈妈的期望，慢慢的真的不难看了，现在老了还有一点老的风采呢！

　　我小时候有很多有趣的事，最早有记忆的事是妈妈有个要好的姐妹，我们都叫她柏师母，她生了两个儿子，很羡慕我们家有姐妹四个，她一直央求母亲送一个女儿给她，最后就决定把我送给她家，柏师母家是个大资本家，住在西瀛里，家里是幢小洋房，只记得她们家有大吊扇，地上是有花纹的大理石，更主要的是她们家有一个和我个子差不多大的洋娃娃，就冲着那个我超级喜欢的大洋娃娃，我也愿意去她们家，于是那天我就正式去她们家了，白天很开心，到了晚上我就开始想常春弄那个大院子了，想妈妈、想哥哥姐姐了，我忍不住哭了、哭得很伤心，柏师母给我哭得心烦意乱，哄也不行、给好吃的、好玩的都不行，正当一筹莫展时，哥哥姐姐来了，原来他们也不舍得我，他们奉母亲之命来同我了，哈哈，我被送掉的故事就像一幕闹剧终于收场了！

　　记得小时候我每天睡了午觉起来，总要走到弄口的我们家的小店里，老规矩去跟我爸要一分钱去买路边摊的小糖人、糖粥、小糖粒，那时的一分钱叫一百块，每当我走到小店门口，店里的其他店员就会跟我爸打趣说“蒋老板，你们家的一百块来了”！

　　 小时候不懂事、很任性，特别爱哭，记得有一次父亲当着大家的面说“小莉这么爱哭，下次就让她哭个够，等她哭不动要停下来了就再去打一下、让她继续哭，一直不让她停，看她能哭多久”，这个话把我吓得不轻 ！还记得有一次我发脾气，妈妈把我关在小房间里，我一个人哭哭没人睬我、没劲了，想再把动静闹大一点，就把一个抽屉里大哥集邮的邮票拿出来撕碎了扔得满地都是，再后来又把一个放鸡蛋的抽屉打开，把鸡蛋一个一个摔在地上！这时二哥和三姐趴在窗台上看到了立马去告诉妈妈，只听到妈妈在怒吼说去找根绳子来，马上把这个丫头勒死，我怕了，知道自己闯大祸了，赶紧钻进床底下去，最后么被拉出来打了一顿！还记得我老是惹妈妈生气，妈妈老是要打我，每次她打、我就跑，总是在院子里围着大酱缸转，她是小脚追不到我，就用烧菜的铲刀、勺子扔我，扔到最后都笑了！那个场景一直到现在都在我脑海里。

1954年的儿童节，我才六岁，还没上学呢，姐姐班上演出，我非要穿着和她们一样的演出服。即便打酱油也要打出个范来！幸好那个裙子是我妈自己缝纫机上做的。

后来慢慢长大了、慢慢也懂事了，渐渐的我就显出我从母亲身上继承下来的能干了，很小我就会算帐、就能帮父亲站柜台守店了，每到吃饭的时候，总是我去看店、换父亲回去吃饭。那时候卖东西不仅要收钱还要收票，例如粮票、油票等，我的小脑子还挺管用的，基本不弄错的。

　　我的小学前三年是在“新桥小学”，后三年在“西郊小学”，小学同学都是街坊邻居，有的还是租我们的房子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所以都很熟悉，去年我们还聚了一次，虽然隔了五十几年，还都能叫出名字、还都认得出来！

　　

      我的父母亲当年是典型的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而结合的，直到结婚拜堂的那一天我母亲才第一次见到我父亲，人很俊却个子很矮，还没有她高。好在父亲家是个富有的大户人家，能看上我母亲这个穷人家的女儿就不错了。

  婚后第二年，母亲就生了一个女儿，长得绝顶漂亮，绝顶聪明，三岁就会做针线活，但两个眼睛中间有根隐约的青筋，都说这样的孩子蛮难养的，直到孩子三岁多的夏天，天气爆热，田里收上的小麦都要在大太阳下晒得滚烫的往家里囤，整个屋子就象一个大火坑，大人尤能扛，孩子扛不过了，满头满脑都生了毒疖子，当时的农村根本没有医疗条件，只能用点土方法涂涂抹抹，最后估计是败血症，我可爱的大姐姐就这样活活的被热死了。这个大女儿的去世一直是妈妈心中的痛，直到晚年说到这个孩子她还会流泪！

  母亲虽然从小家里很穷，但却非常聪明，而且心气很高！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她很不安于现状，不能忍受农村辛劳的平庸生活，她裹着小脚、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竟然带着孩子举家离开了武进乡下、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常州城，并在当时常州西门的闹市口——米市河上开了一爿烟纸店，店名叫“公和泰”，主要卖烟酒糖酱，且是“前店后作坊”。我们一家住在米市河的一个弄堂里，那个弄堂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常春弄”，我们家有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很多很大的酱缸，我记得我大伯每天都用长长的木棒在酱缸里捣鼓，晴天晒、雨天遮。那个酱油估计成本不高，利润倒是很高的，我们那个“公和泰”就象“小鸡笃米、粒粒下肚”，反正我们家就靠着那爿店赚了很多桶金，我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却很有经济头脑，赚了钱就在城里买房、再到乡下置田，于是后来就成了“工商地主”！那时候兵荒马乱，每到冬季，母亲就要去乡下收田租，一路上担惊受怕，聪明的母亲总是买一捆爆竹，然后把爆竹镂空、再把钱塞进爆竹，碰到盗贼绑匪及敲诈勒索的就都能蒙混过关，一次都没有失事！

  我父亲是个标准的忠厚老实人，既没脾气也没主见，更没能力，里里外外都任由强势而且能干的母亲作主。碰到事情、出了问题，总是找母亲，最不堪的、也是母亲一直耿耿于怀的是1940年母亲刚生了我大哥、还躺在床上，突然日本人来了，父亲完全可以自己单独应付，但他吓得不知所措，竟然把日本人带进母亲的产房里，还好日本人只是例行公事，稍稍盘问了一下就离开了，但却把母亲吓得半死，当场就大出血、大病了一场！

 父亲的囧事很多，例如老是会轻信别人的谎话、总是不会拒绝别人的无理要求，最后的结果是自己倒霉，赔了精力亏了钱，妈妈也吃了他很多苦，受了他很多连累！记得一次父亲被骗了很多钱，必须立马拿钱出来解决，不然就要被抓进去了，母亲急得团团转，只能叫我和我的三姐，把家里值钱的丝绸被面、崭新的印花床单、昂贵的真皮大衣等打包到位于米市河对面的豆市河上的典当行去当钱，我和三姐肩背手提，每人带两三个包袱一早在典当行门口排队等开门，旁边有好几个老去当物的阿姨叔叔非常好奇的看着我们，说这两个孩子家里肯定出了大事了，不然不会拿这么多东西来的呀，但典当行有规定的，一次只能当10-20元，再多的东西也没用的，于是我们就当了一点东西、拿到了一点儿钱，又大包小包的扛回来了。那次的经历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只觉得在排队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很难为情、很无地自容！后来父亲被关进当时的中心店，接受审查、写交代材料，最后还罚了好多钱才了结的。

   母亲很会赚钱也很会持家，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了，但农村的好多好习惯却忘不了。譬如在我们的厨房间里隔了一间浴室，里面是一个大铁锅，可以烧水洗澡的，在那个年代里，家里能自己洗个热水澡是件很奢侈的事啦！再譬如在院子里自己挖了一口井，那个井不是普通的吊水的井，而是有个铁柄能把水打出来的“洋井”，那时候这个井也是很出风头的，整个一条常春弄的居民都没见过，都想来尝试一下，后来这个井慢慢的就变成公用的了，每天下午我们家大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都是来取水的，虽然有点烦，但都是周围的邻居，也不能拒绝。母亲最绝的是在院子里砌了一个猪圈养猪，每到过年的时候就宰一头猪，那一个新年的好吃的都有了，猪肉，猪肠、猪肝、猪肺、猪蹄……，要知道那时候猪肉都是凭票供应的啊！可想而知周围的邻居是多么的羡慕嫉妒恨啦！

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因为她的能干，所以我们从小生活就比较幸福，二哥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有了一辆28吋自行车，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手风琴，以致我到现在还能在社区拉手风琴发挥余热呢！记得在文革期间家里买了一辆银光蓝26吋的自行跑车，我骑在大街上可拉风哦！

母亲的能干太张扬了，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制度都是容不下的，以致母亲在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就厄运连连！先是农村的土改，除了土地被没收，还被评上了“工商地主”；接着是房改、出租的房子都充公了；后来是“三反五反”，家里的钱财都自己上交；再后来“公私合营”，我们的“公和泰”也变成公有财产了；最惨重的是文化大革命，家里被抄了个底朝天，母亲几乎每天胸口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地主份子蒋和琴”，要么站在街边示众、要么拿着扫帚扫街、要么开批斗大会被斗！在那个荒谬的年代，人性都被扭曲了！

    动乱结束后，父母亲就下放农村了，来到了我和三姐插队的地方——宜兴都山公社都山大队。在农村的那几年，虽然日子也是苦的，但还算安稳，起码不被揪斗了。父亲种种自留地、母亲喂猪养鸡，哥哥姐姐的几个孩子都在我们都山生活过的，尤其是大姐家的东东，小学在都山读了几年，每天放学后就跟着外公割草挑野菜。二哥家的蒋辉很小的时候也在都山呆过，蒋辉是我母亲最宝贝的孙子，蒋辉在的日子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光！

直到1978年、知青全部返城，父母亲才回到常州，这时候全国各行各业都是百废待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父母亲也越来越老了、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了。先是父亲中风，父亲其实血压很高，但那时候没有一点医学常识，从不知道要测量血压、查查血脂，父亲当时在南大街一个街办的伞店做会计，一天二嫂给父亲一捆布料叫他带回家，父亲捧着那捆布料走回家就觉得很累、手很酸，吃晚饭的时候手端着一个碗、突然碗就从手里掉了下来（其实那就是中风的前兆），但可悲的是大家都浑然不知，第二天父亲就中风偏瘫、大小便失禁，语言含糊不清，后来生活质量很差的在床上躺了三年，于1980年去世了。我当时在常州24中任教，记得父亲去世后我去上课，因为手臂上戴着黑纱，一进教室，同学们就都在窃窃私语、议论我家里的丧事，我突然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最终那节课没能上，父亲的去世我太悲伤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基本上一直和我在一起生活的，后来我下海经商，赚了钱，在西新桥二村买了门对门的两套房，其中一套特意写的母亲的名字，想让她开心一点，不要对被改造掉的房子再耿耿于怀了！可是“子欲孝而亲不待”啊，那个房子还没装修好，母亲却走了！1988年的冬天特别冷，常春弄的老房子太破旧了，到处漏风！母亲的气管炎哮喘怎受得了那么冷的天啊！住院治疗又是在治疗水平很差的第四人民医院（后来改为煤矿医院、再后来改为肿瘤医院），直到母亲去世前夜医院都没发病危通知，还是按照常规方法挂水、消炎。1988年年底、农历12月15日我的生日，母亲那天已经半昏迷了，早上醒来第一句话就说“今天你生日，记得隔壁几家邻居都送碗面哈”！这也是她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当天晚上是大姐在陪夜的，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只听到大姐急匆匆回来大声哭喊着“妈妈不行啦”！我惊恐的一骨碌起来就往医院奔，跑进病房，母亲已经没有心跳呼吸了！我悲天跄地、声嘶力竭的哭喊，母亲却再也听不到了！   母亲去世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缓不过来，恍恍惚惚的一直在回想着和母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心里一直在念叨：“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永远的走了、再也见不到了”！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母亲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对我也是最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妈妈总是把自己的一点小钱悄悄的塞给我。我生孩子的时候，妈妈已经68岁了（母亲是40岁生的我），每天从常春弄走到市政府边上的西公廨来帮我倒马桶、洗尿布、洗菜做饭，待我产后恢复正常，妈妈却病了，当时只觉得气喘吁吁，心跳过快、脸面水肿，以为是哮喘，就准备去看中医，那天我天不亮就起来去医院排队挂名中医“屠揆先”的号，轮到母亲看了，屠医师用听诊器一听，立马说是典型的心脏房颤，马上转心内科，然后就开始吃地高辛、双克、氯化钾。母亲有一个药盒子，里面放着各种药片和保健品，当时我们都笑她象办公一样，每天拿出来、定时定量、一点都不搞错，想不到我现在和当年的母亲一模一样，也有一个药盒子，里面放着各种降压药、降脂药、维生素片，绝对是历史的重演！

  母亲离开的时候刚好80岁，大姐家已经有了外孙女，这是一张最珍贵的“四代同堂”的照片！

1962年我小学毕业了，考入了常州第二中学，当时的二中是初高中五年一贯制的试点学校，都是成绩好的才能进入的，我们小学就我一个女生考取了，很高兴也很不高兴，因为一个女生也就意味着我没有伴儿了。

　　三年初中很平淡很平凡的渡过了，既没有光辉灿烂可炫耀的、也没有刻骨铭心可阐述的。真正有些波澜起伏的是进入了高中，六个初中班级并成了四个高中班，其中淘汰了一些成绩不好的，也流失了一些成绩好而不想上高中考大学的，我们是高一（1）班，班主任是教物理的的潘老师。这师生关系也是有缘的，我第一眼看到潘老师就断定这是个好老师，在接下来的读书时间里，我就深刻体会到了遇到一个好老师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平时的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使本来对物理没什么兴趣的我竟然喜欢上这门课了，潘老师不仅上课好、生活上也特别关心！高一放寒假的时候我患阑尾炎住院手术了，潘老师还特意来看我，拎来了一袋苹果，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我就是一介不起眼的学生，哪值得老师来医院看呢！潘老师在我心目中不仅是一个好老师、更象是一个好兄长！寒假结束开学后，我不仅学习很努力，班级里的工作也更起劲了！每天早上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是我必听的，而且还要迅速的笔录下来，赶到教室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新闻写在小黑板上让大家看，让大家了解最新的国家大事！这样的事情很小，但要天天坚持不容易，我就真的每天坚持下来了！也许是我的认真、也许是我的无私，反正这件事得到了潘老师极大的赞赏！当时班里的同学都很积极要求上进，都希望能加入共青团，班里那时候一共只有七八个团员，除了学习好，还要家庭出生好，象我这种黑七类子女想要入团是难于上青天的事！可潘老师就指定要让我入团，记得那是1966年的春天、是清明节，我们全部同学在烈士陵园开了团支部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我的入团申请，那天是我一生中很难忘的一次经历，大家齐刷刷站在初春料峭的寒风中，嘴说是讨论，实质上就象一个批斗大会，大家发言例数我的缺点，我就象一个犯下大错误的孩子在听凭大人们的训斥！最后在团员们表决通过的时候，还算好，有一半以上的人举手同意了！潘老师那天也很尴尬，他也没想到会是那样的场景！（如果就团支部七八个团员讨论的话、决不会是这样的）。直到今天我还是很感谢当年听潘老师的话、力挺我入团的李芸书记和卞钟涛班长！我是班里出生不好的第一个共青团员，也是文革前的最后一个团员。

临近学期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社会乱了、学校也乱了、班级也乱了！班级里原来成绩一般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平时不讨老师喜欢的、但家庭出生挺好的，都纷纷站出来报仇雪恨了！那天班级里组织批斗潘老师，我基本是陪斗，那位红五类子女大声斥问潘老师“为什么我们红五类子女生病你不闻不问，而黑七类子女生病你还去医院探望？”“为什么你特别关心出生不好的人，而不喜欢我们这些出生好的同学？”……潘老师只有唯唯诺诺的份，绝对不能辩解，我也只能默默无言，心中满是愧疚，对不起潘老师啊！是我这个出生不好的人连累了敬爱的潘老师！接下来的日子我就每天战战兢兢的坐在教室里，稍有不慎，就会被那位红卫兵队长训斥！

　　学校里的日子难过、家里也不太平！记得那天放午学，我刚走到常春弄口，就看到我们的大门前飘着一面大红旗，我立马感觉到家里出事了，走进大门就看到我们的家具、衣服、锅碗瓢盆等扔满一地，母亲掩脸伏在桌上，旁边站着几个凶神恶煞的泼妇模样的女人，我的心脏蹦蹦乱跳，走到母亲旁边、悄悄的问怎么了，母亲没回答我，只是示意说锅里有饭，我就胡乱的扒了几口饭就去学校了。半天一直心神不宁，放学回家后才知道，大热天的母亲披了一件厚皮袄、挂了一块大牌子游了半天街。接下来好长时间，母亲一直被揪斗、被折磨！

后来文革后期，学校不读书、工厂不上班，一届一届的毕业生在涌出来，只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小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我们也只能随大流去农村了，虽然很不情愿！在去还不去的那会儿，我患了一种怪毛病，每天吃了东西就吐，吃什么吐什么，随时随地的吐，我坐在教室里每天的椅子旁都是恶心的呕吐物，越是紧张吐得越是厉害！后来去医院检查，说是“胃神经官能症”，医生说这个病不能恐惧、担忧、紧张，要悠闲的调理。那时候真的身体有病是可以留在城里不下乡的，我就想我有这么严重的病，完全有理由不去农村，于是班里的同学都在交户口本准备去农村的时候，我就不交，但又非常无能，既然有病就应该理直气壮的去跟进驻我们学校的工宣队讲呀，我当时想我每天在椅子旁吐的那个样子他们都看到的，就应该让我留下来，不让我留下来我就玩消失！我就傻傻的住到我大嫂家不上学，同学们也找不到我。但那些激进的同学和老师、包括工宣队怎么会这样罢休呢？于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吴永民带着一群人（至今我都不知道是哪些同学），到我们常春弄家门口，高喊着口号“虚伪的蒋鉴莉滚出来”、“不把蒋鉴莉送去农村誓不罢休”……，后来迫于无奈，我最后还是去了农村，但同学们对我的印象就是“虚伪”“不听党的话”“不愿去艰苦的地方”！

“大江东去浪淘尽”！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已是大势所趋！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我是老幺，待我懂事的时候，大姐已经出去工作了，二姐和大哥也出去读书了，家里就只有我、三姐和二哥，我们仨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尤其是三姐，只比我大两岁，一直睡一个被窝，我俩的感情真的是比天高、比海深！三姐叫鉴维，从小就是个美人坯子，而且还永远是学霸！小学、初中、高中，包揽了每学期的三好生、班长，我是她的粉丝，我也一直以她为傲！可是母亲却一直说她“红颜薄命”，母亲去世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就是她！母亲料事还真有点神的，三姐的命后来真的很苦很苦。 我和鉴维都是老三届，都是命运不济的一代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都被下放到农村去了，在农村的艰苦岁月真的是罄竹难书，“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苦苦的劳作了一年，连一个人的基本口粮都拿不到，日子难捱、前程迷茫！我们下乡的第二年，父母亲也下放到我们一起，四个人在贫穷落后的农村苦苦的度日！幸亏那时候大姐、二姐每个月都固定的寄钱给我们（每人每月寄15元），那时候的30元钱可是个大数字啦！乡下的农民们羡慕得眼睛都直了！因为当时的米是0.14元/斤，肉是0.8元/斤，鸡蛋是五分钱一个。常州家里还有二哥一家守着，我们上上下下都是在二哥家，二嫂特别贤惠，不仅我们来来往往，村上的农民还经常要来吃啊住啊，二嫂从不嫌烦、总是客气相待！　　为了生存、也为了赚钱，在1971年的冬天、我和三姐经人介绍去了浙江长兴大涧山里做裁缝，三姐是正式拜师学的裁缝，我是半路出家跟着三姐出去混的。那时候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早上6:30是新闻联播节目，半个小时结束，接下来就是播放固定的几首革命歌曲，第一首就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俩总是踩着“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的节拍、抬着缝纫机、开始一天的辛苦生活。以致到现在，我只要听到这首歌、心里就会莫名的泛酸！三姐一天的工钱是1.5元，我的工钱是0.5元，每天在人家家里吃三顿饭、赚2元钱，得给人家做好多衣服，因为性价比超高，所以我们的生意超好，请我们去干活的人家都排着队，离过年不远了，要做衣服的人家太多了，有次有人因为排不上就来和我们吵，那个凶巴巴的中年男人朝我们大声吼斥，三姐竟然会怕得当场痛哭，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人家来吵是因为我们没时间去给他们做衣服了，是因为我们太枪手了，应该感到骄傲呀！于是我就上前厉声的喝住了他，并对他说，“去不去你家是我们的自由，你越是凶我们越不会去你家”！然后他就软下来了、并不断的赔不是，当然最后还是没有去他家。从那天的事情，我就感觉到三姐好忠厚、好软弱哦！临近过年了，我们结束了“吃百家饭”的生活，身载着40多元钱回家过年了，妈妈拿到那一包我们的辛苦钱，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们也很有成就感，那年的春节过得特别开心！

　　日子虽苦，还是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我和三姐都到了该嫁出去的年龄了，可是因为在农村，一直没有合适的，母亲那时候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给我们找个好对象，按顺序得三姐在我前面，于是给三姐相了好几次亲，但都没成功，印象最深、也是最搞笑的一次，是妈妈的一个老姐妹带了她儿子来我们都山，她儿子姓仇，长得不丑，就是个子矮了点，大学毕业了在甘肃工作，估计也是第一次相亲，又是到我们家来的，小仇紧张得不得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三姐和他呆在房间里半天，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后来结束后我去房里，看到桌上有好多小纸条，上面分别写着“你在哪里上班”、“你经常回常州吗”“你是哪一届的”……额滴格娘哎！面对面交流竟然不会说话，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哑巴呢！结局么大家都猜到了。

　　三姐其实有心上人的，是她省常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她的裁缝师傅，叫高瑞林，他俩真的是郎才女貌，而且彼此相爱，但却有缘没分，母亲始终不同意，总觉得高瑞林在农村、没有固定工作。这时候三姐的懦弱性格就决定了她后来的不幸！

　　连续相了好几次亲、都没成功，后来我的正式三姐夫也是妈妈的一个朋友介绍的，在常州郊区新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陕西宝鸡工作，咋一听条件不错，但他的致命伤是结过婚、有一个儿子、妻子在文革中不堪揪斗自尽死了！本来这样的人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妈妈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面露凶相，但他却一眼相中了三姐，且穷追不舍，三姐夫最大的优势是文采好，字写得好，他在宝鸡工作，一直是书信来往，他每次的来信我都要看好几遍，我惊讶世上怎么有这么高水平的人呢！后来妈妈和三姐都在纠结中，我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坚持这个人有才，命运多舛、值得同情！一直劝说三姐接受他，最后么就成啦！自从他俩确立了恋爱关系，按理应该是件高兴的事，可三姐却更加低沉了，因为她找了一个二婚的，还当了别人孩子的继母，她总觉得这桩婚事很丢人，所以她总是郁郁寡欢，情绪低落，这些也为她后来患肺癌埋下了第一条根源！

　　三姐是那种绝对理智型的，虽然天生丽质、貌美如花，却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随便哪个男人娶了她都可以一万个放心！三姐夫后来开玩笑说直到入洞房那天才碰到她的手！

结婚后的三姐丝毫没有改变生活现状，三姐夫远在陕西，他自己要抽烟喝酒，还要负担一个儿子，那点工资也是捉襟见肘，母亲原指望他能在经济上支援下三姐的，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于是母亲开始不满了，整天数落着三姐夫的不是，尤其是三姐生了孩子，一切困难都是三姐一个人扛。记得是1974年的冬天，三姐刚生完孩子，准备去都山乡下做月子，为了省0.6元钱的轮船票，就乘坐生产队到城里来运猪饲料的船，那天的饲料装得特别满，船檐齐着河水、似乎快沉下去了，饲料发出阵阵酸臭，三姐和母亲带着刚出生的寅寅，就上了那只船，重船逆水，小船在运河里整整摇了一个晚上才到家，那么冷的天、那么狭窄的船仓、那么长的时间，三姐还没有奶水，一个晚上要冲几次奶粉，那时候又没有保温杯，我真不知道那个晚上她们是怎么过来的！　

后来随着政策的变化，和熙的春天慢慢来临了，尤其是改革高考制度的利好，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和三姐都去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而且都考上了心系的大学，我从小就喜欢当老师，就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常州英语专科班，三姐从小就喜欢当医生，果真就考上了南京医学院常州医专班。当年的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年龄差距很大，有我们这样三十好几的大龄学生，也有十八九岁的应届高中生，三姐在她那个班是年龄最大的，同学们都叫她老阿姐，这个老阿姐学习成绩可真是了得，每次考试、无论大小，她总是第一，再聪明的小青年也比不上她！三姐在读大学的三年还是很苦的，不光是经济上的拮据，还有家务活的牵绊，她自己生了一个女儿，三姐夫和前妻还有一个儿子，加上他们夫妻俩、一家四口的吃喝拉撒全都是她料理，她除了买汏烧，还要抽空做衣服、每天忙完家务再读书学习，还要照顾三姐夫的情绪。那时候两人的不和谐已经渐渐显露出来了，三姐夫有很多不良嗜好：烟不离手、嗜酒如命、爱好麻将、贪玩成性，还有严重的家暴倾向！三年大学毕业、三姐被派到常州妇产医院，由于工作出色、人缘极好，后来三姐就到常州妇幼保健所当了所长，随着工作的繁忙，他们夫妻俩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了，好几次三姐被三姐夫打得鼻青眼肿，第二天还去上班，只能撒谎说摔跤了。有次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他们家、想去责问三姐夫、想为三姐出出气，可没料到三姐夫六亲不认、出口伤人！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打了人还满嘴理由。那次我算领略了什么叫真正的渣男！

　　三姐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后来就东凑西拼在博爱花园买了一户小房子，单独住出来了。装修的时候很无知，都是买的劣等材料，花了很少的钱就完工了，待住进去的时候满屋都是刺鼻的气味！这就是三姐患肺癌的第二个致病因素！再加上和三姐夫生活在一起吸了二十几年的二手烟，她这个不治之症是必然的了！

三姐也有好多幸福时光，嫁女儿、抱外孙、兄弟姐妹团聚！

三姐从偶然查出肺癌到去世，前后刚好十年，常州肿瘤医院的专家说她是肺癌中的寿星！其实是招罪受难最长最作孽的一个！我亲眼目睹了她痛苦的治病全过程！手术、化疗、放疗、复发、转移、再化疗、再放疗，直至生命的尽头！2010年1月31日，我最亲爱的三姐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转眼已经过去十年了，凝望远去的岁月、回首过往的日子，心中感慨万千！都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话怎么这么有哲理呢？老祖宗的老话怎么这么智慧呢？苦命的三姐愿你在天堂一切安好！如果有来世，千万千万不要再嫁错郎啦！

三姐走了以后我好久都沉浸在痛苦中，我当时写的几封没能寄出去的信，现在看看自己还会泪目！她的同学写的悼念诗也非常感人！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在这念念不忘之间，时光已渐行渐远，好多事来不及准备、就已经匆匆谢幕了！很多亲人来不及道别就各奔东西、阴阳两隔了！生命可贵、努力珍惜吧！

寅寅的答谢词感人至深！

1966年的初夏，我们高一即将结束，突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学校里也轰轰烈烈的停课闹革命了！我最初看到的一张大字报、印象特别深刻，“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就知道这大革命是出生好的人的事，所以那些红五类子女都开始疯狂了！首先是揪斗老师、摆冕领导、然后是以“破四旧”的名义打砸毁，记得那天我们全校师生在红卫兵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冲进了天宁寺，楞是把庄严肃穆的寺庙捣毁成了一堆废墟！我心里不忍，有一种莫名的不舍，但却万万不能流露出来！后来就开始大串联，先是挑选一些出生好的同学上北京，后来就开始自由组合、自由出行，我记得我和葛永勤、丁传红、马士楠、赵燕琴等几个女同学，还有鲍永元、施向阳等几个男同学一起步行去了南京，第一天走了90多里、到了丹阳，后续又走了两天才到南京，至于串联了什么、干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和葛永勤、丁传红、马士楠几个女同学，还有初中的田颂平、胡虎林等一起趴火车去北京，我们到了火车站，看到一列往北的装煤的货车，中间有一节是空的，我们几个人就爬上去了，一会会火车就咣当咣当开了，没想到火车一开动，前面几节装满煤的车厢上的煤屑都往我们车厢里吹，我们眼睛都睁不开，只能把头裹在衣服里，任凭风刮煤屑飞，更悲惨的是那个火车一直不歇、一站也不停，楞是开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直达天津，我们在车上又冷又饿又脏又怕，没水没食、还不能大小便！到了天津，我们都成了煤人，最搞笑的是胡虎林躺在车上一动不动，推推他也不动，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他死了！吓得我们使劲推啊搡啊，还好、醒过来了！出了天津站赶紧洗刷刷洗刷刷、赶紧找东西填肚子，我们活脱脱一群流窜的难民！后来还好我们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客车，终于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过了一阵子，我和姐姐的几个同学又一次去了趟北京，我们在天安门前、在烈士纪念碑前都照相留念了，都是当年的红袖套、军帽、像章标配，但那个傻傻的模样实在不能恭维！

文革中、学校都不上课，大家都到工厂去学工锻炼，我和葛永勤、赵燕琴、马士楠还有隔壁班的钱彩英等一起到二哥的变压器厂去模拟上班，在变压器厂的几个月，我们在装配车间，跟着屠椿、潘国裕等师傅学技，我们参加了厂里的宣传队，和唐勤忠等一起唱歌跳舞，经常上台演出，那段时间的日子真的很开心，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

再后来我也加入了二中的“毛红”，头头是高二的旬金芳和初中的卢荣海，班里的葛永勤、丁传红、赵燕琴等都在一起，那时候常州的造反派也形成了两个敌对阵型，并开始了武斗，我们的卢荣海就在1967年9月11日的一次武斗中光荣牺牲了！大家都很悲痛，非常伤心！当时武斗还蛮激烈的，经常有人会被打死，我虽然不去参加，但总挂念着，时而也会偷偷的去看看，家里不放心，不让我去、又劝阻不了，于是妈妈就用了一个小计谋，那天说叫我把外甥东东送到苏州去，我就带着东东乘火车去了苏州大姐家，不料东东身上有份密电码、悄悄的给了他爸妈，内容是把我拴起来，别让我回常州，后来我就真的呆在了苏州，还跟着大姐一家子去南通住了好长时间，和南通的丽珠、丽东、丽良姐弟仨成了好朋友！

等我回常州时，文革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时候“毛红”在常州饭店有一个居点，我和葛永勤跟着旬金芳也经常去，就在那里我和吴元中结识了，他是三初中“毛红坦克兵团”的。在常州饭店的那段不长的时间里却发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事，第一件是“颜兴大事件“，一天旬金芳上厕所，发现旁边一间有一双很大的男人的鞋，她立马惊叫起来，这时“坦克兵团“的男生即刻冲进女厕所，拉出来一个小伙子、就是颜兴大，毫无疑问这是个想偷窥女生的流氓，于是大家就开始拳打脚踢全武行，越打越猛，最后竟然把颜兴大打死了！这下事情闹大了，后来最后认定旬金芳是主犯，我们都下乡的时候旬金芳被关押了一年多才到宜兴的。第二件是“王平持枪走火“事件，王平是三中的，那天晚饭后，他和一个叫陈明的女同学在一起聊天，王平手里拿着一把抢，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突然听到“呯”的一声，王平手里的枪响了、陈明倒下死了！当时大家都被吓懵了，王平也被吓得神魂颠倒、语无伦次，一个鲜活可爱的生命就嘎然而止了！后来王平态度很好，据说跪在陈明家人面前，说是从此给陈明家当儿子等，陈明的家人最后也原谅他了，但王平也还是在监狱里蹲几年的。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但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却始终无法忘记！世事沧桑，如今旬金芳也去世了，王平也非常落魄！

文革结束了、国家的动乱结束了、我们懒散的游荡生活也结束了！我们随着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的大潮、涌向了广阔天地，从此开始了我们的人生中最痛苦、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第六章

　 1968年10月19日清晨，我们常州第二中学第一批插队宜兴的同学，在常州的轮船码头登上了“溧阳班”轮船，从此告别了城市、告别了爹妈、告别了学校，踏上了去艰苦、荒漠、迷茫的农村小路！我因为身体不好，第一批没去，三姐和同组的葛永勤去了，我和二哥去码头送行的，那天的码头是人山人海、人声嘈杂！哭的、喊的、骂的、吵的，杂乱不堪，等到轮船启动开走后，我和二哥怅然若失的站在河边，心中满是悲伤，到家后就嚎啕大哭、象似刚刚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半个月后，三姐和葛永勤回常了，说是生产队让她们出差几天、帮队里搞点肥料。到家后她俩就讲农村的见闻，滔滔不绝、五花八门，内容丰富得象是从外星球回来了！后来到11月5号我就和她们一起去都山了。我们是第二生产队，生产队长是个骆驼背的，家里五个弟兄都是光棍，另外还有好几家的小伙子都找不到老婆，听说这次大队特意安排三个女知青到二队，就是想解决一下这个队的光棍危机！所以我们刚下去的那会儿，队里对我们可好了，嘘寒问暖、给粮给草，献殷勤、帮干活，我们当时深刻体会到“贫下中农的思想就是好”、“阶级友爱的力量就是强”！但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发现和农民各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也觉得和我们象是两个世界的人一样，慢慢的关系也就疏远了！但我们在那段时间里，还真碰到对我们真心好的人，他叫刘志元、是个单身老头，他是发自内心的对我们好，后来村里有人撮合说我们三个给他当干女儿，我们也就随口答应了，没料到他还真把我们当女儿了，一空下来就帮我们种自留地，一有好吃的就送来给我们，农闲时侯还在常州我们家住了一阵呢！他说话的舌头有点短，村里的人都喊我的小名“小莉”，他只会喊“小日”，后来就变成“小二”，到最后干脆就都叫我“小二子”（宜兴话叫小妮子）。

第二年城里开始大规模动员居民下乡了，到处是标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的父母亲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下放对象，当时他们都六十多岁了，一般农村都不愿接收，最后还是来到了我们的都山二队、和我们在一起了。 后来生产队帮我们盖了三间房，和村民们的房子隔了一条小河，就在生产队晒稻谷麦吉的场边上，屋后是小桥流水、房前是田野风光，白天太阳普照、晚上月光满地！可这么自然的风光、美好的景色却丝毫没有让我感动，只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啊！尤其是收麦莳秧、农忙时节，早上起来睡眼惺忪、蓬头垢面的就下田了，蹲在秧田里拔秧的感觉非常恐怖，水里有蚂蝗、头上有蚊子，一边拔秧一边挠痒，还要当心腿上的蚂蝗！莳秧是农活中最苦的，每人插六行秧苗，紧挨着并排前行，快不了也慢不得，腰再酸背再痛、手再麻脚再累，也得咬咬牙坚持下来！干农活所有的苦累都能忍，最不堪的是“翻草塘”，那原始落后的方式真不知道是那个蠢货发明的！把烂草、猪粪、牛粪等混在一起、堆在一个深坑里，过了一个冬天就要把这些恶心的东西翻一遍，怎么翻呢？凡是能想到的、最残酷的、最恶弄人的情形就出现了！在初春的料峭寒风中，撸起裤管、踩进冰冷的、泛出阵阵恶臭的水里，把发酵了一个冬天的烂草粪便全部扒出来、翻个身再堆进去。第一个踩进臭水坑的绝对是英雄，因为一脚踩下去，就惊动了所有在里面冬眠的小动物，有癞蛤蟆、骆驼虫、香烟虫、弹跳虫、地鳖虫、跳蚤飞虱、甚至还有老鼠等，待人一下去，那些飞虫爬物就惊恐的四处逃窜，直往人身上爬！现在想想都会起鸡皮疙瘩！不能忍受的日子还是得忍，过不下去的日子还是得过！

第二年大队里办了一个土窑厂，专门烧制砖瓦，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去窑上做砖胚了，原以为去窑上干活会比田里轻松一些，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了，没想到才出了牢房又进了魔窟！窑上的活更苦更累！做五百块成品砖胚是一个工（当时大约两毛钱），注意是成品，也就是做好了砖胚还要一个多星期干透、收进窑里才能算最后成功。为了多挣工分，我就拼了命的做，从早上天蒙蒙亮开始做，直到晚上黑灯瞎火看不见才收工，一天能做一千多块砖，也就是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手里一直捧着十几斤重的泥块，不断的摔、划、滚、装，一天下来人基本上已经变成机械的了，那时候父亲也在帮我一起干，我负责做，父亲负责帮我堆放。我每天到家总是累得不会动，妈妈心疼得给我洗脸洗脚 ，第二天早上起来手指不会弯，好不容易弯了又伸不直了！更悲催的是，做好了好几千块的砖要等一个多星期才能干，既不能太阳晒又不能被雨淋，有一次半夜里下大雨，尽管都用草帘盖好了的砖笼还是都垮塌了，第二天我看着自己多少天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砖胚都毁于一场大雨，忍不住蹲在烂塌的砖胚旁大哭了一场！

做砖胚的女人辛苦，踏砖泥的男人更辛苦！我的同班男同学张培基当时就在踏砖泥，那时候虽然是一个班级的、虽然在一个大队、虽然在一个窑上劳作，互相却从不搭理，因为那时候的同学间是有男女界限的，现在想来是多么的可笑啊！整个踏砖泥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原始的、脚和泥不断的亲昵接触再果断脱离的关系，先要用尽全力将脚踩下去、几乎深到膝盖，再拼着命的把那只踩下去的脚拔出来，后果么是那个泥被踩柔了，小腿上男人标志性的汗毛也都被拔光了。

农活辛苦、窑活也苦！唯一能逃避干活的机会是参加公社、区县等的一些文娱宣传活动，最难忘的一次是参加宜兴县样板戏学习班。为时三个多月，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整个学习班大多是知青和宜兴的文艺人士，当时排练了京剧“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我在乐队拉手风琴，乐队里只有我和另一个上海知青李小玲两个女的，其他都是男的，所以我在乐队很受欢迎。当三个月结束了、我们要离开学习班时，莫名的痛苦和不舍都涌上心头，一是又要回到艰苦乏味的农耕生活中去了，二是和几个月来亲密接触的好朋友真的要分别了。那时候的我们真是一介草民，来去由不得自己！回到都山后，竟有好长一段时间一直沉浸在回忆中，因为宜兴有我喜欢的人，我恋爱了！我喜欢听他拉琴的声音、喜欢看他拉琴的模样、更喜欢他的聪明和才艺！我们一直频繁的书信来往，他来都山看我、也在常州见面，但始终谈不上正事，因为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我在农村、他也不富裕，我的家庭成份又这么差！我妈妈不喜欢他、他父亲也不喜欢我，最后感情就慢慢的淡化、慢慢的消逝了！我还在宜兴交到了最好的闺蜜—黄晓荷，从1970年到现在、五十年了，我们一直心心相印、无话不谈！她不仅人长得好看、戏唱得好听，还知识丰富、特别善解人意！她是我知心话的最好珍藏盒，隔一阵我们就要煲一锅热腾腾的电话粥。 

时隔多年以后，我们一群最要好的宜兴朋友还都在上海碰头了！

  农村的苦日子还在继续，但大家都已经开始醒悟到呆在农村干农活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于是同学们都纷纷离开农村各自去自谋生路了。 我通过母亲的朋友介绍去了苏北一个社办工厂干了一个夏天的车工，还去了一些街办服装厂拿回很多外加工的缝纫活，最后是到位于常州红星大剧院旁的“新光服装店”当熨烫工，也是廉价劳动力，熨一件衬衣三分钱、熨一条裤子四分钱，但比起干农活的报酬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能熨五十多条裤子，一个月能拿到六十多元钱工资，在那个七十年代可是高薪阶层啦！

总说“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们人生的春天在1978年终于到来了！改革高考制度的春风终于让我们一直想上大学的美梦成真了！我们终于在1978年拨开乌云见太阳、终于脱离苦海回常州啦！

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有男人缘的，喜欢我的人不少，但能被我妈看上的却实在没有，于是我也慢慢的成了剩女一族，我和吴元中是在文革中相识的，后来各自下放农村，虽然互有好感，但我在宜兴、他在溧阳，从不来往，多年以后一次偶然在街上遇见，寂寞碰到了空虚、干柴碰到了烈火，我们很快就闪恋了。而向来挑剔的母亲见了元中、了解了他的大致情况，竟然没有反对！吴元中的父母亲见了我也一眼相中，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的恋爱史其实也是一本苦难史，两个生活不能自立的人，要想结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去过他插队的溧阳河口，那是一个比我们都山还要穷的小村庄，他们四个男知青住两间小房子，一个已经上调走了，剩下三个把房子间隔了三小间，各自过各自的生活，虽苦但还算有条理。后来吴元中和我好了以后，他基本上一直在我们都山的，他的主要职业就是帮我们种自留地，那时候我就发现他很会种田、很会干农活，可是农活干得再好也没有收入啊！我们俩的生活状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啃老”，好在我父母亲都理解也体谅、他父母亲也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婚姻虽然已经定局，但却不敢去领结婚证，怕结婚了就不能回城。但悲催的是我那年怀孕了，那是1974年的春天，那时候未婚先孕岂止丢人、简直是奇耻大辱呵！怎么办？我很害怕！妈妈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她说“益母草膏”能流产，她就一个人从都山走到官林街上（足足有十几里路），帮我去买了益母草膏，回来的路上心急火燎的摔了一跤，把腿都摔瘸了，从那次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走到街上去过！吃了一个多星期益母草膏、一点用都没有，只能去医院了，但那时候医院要三级证明才能人工流产，后来就找到了在高淳下坝医院的黄晓荷的哥哥，去了下坝医院，但不知是那个医院的医术蹩脚还是那个孩子坚强，死都打不掉，后来又辗转来到了宜兴县人民医院，折腾了半天还是没有成功！满腹心事、忧心重重的又回到了都山，后来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冒着三姐蒋鉴维的名字去开了三级证明，理由是“蒋鉴维婚后户口还没迁进常州新閘，暂时不想要孩子”。给开证明的公社干部都很惋惜的说“头生头胎的、打掉多可惜呀”！殊不知我的心里都是泪哦！最后在常州一院生生的把我的第一个亲骨肉给摧残掉了！为了打掉这个孩子，为了惩罚我们的轻率，我们一路吃了很多苦，最不能宽恕的是我们把父母亲辛辛苦苦养的一头猪卖掉的钱（大约四十多元），都花光了！记得从不敢批评母亲的父亲那天斗胆说母亲“大抛小算、一只猪的钱就这么没了”！母亲无语，我只有泪！

苦难的日子里，我们也自己寻找欢乐，夏天的晚上，我们带着手电筒，在田埂边捉黄鳝、逮青蛙，每次都是大收获、每次都吃到腻！最浪漫的事就是我们骑自行车去了一趟上海，从早上骑到天黑，一个字累、两个字很累、三个字非常累！在上海二姐家住了几天，年纪轻、很快体力就回复了，回来的时候一路顺风，一路开心！

1976年的除夕早上，我在洗衣服，突然羊水破了，吓得我赶紧坐上自行车，元中把我推到一院妇产科，医生叫我躺着别动，说如果羊水流干了，孩子还没动静就危险了，我就乖乖的躺着不动，躺了一天，肚子一点都不痛。晚上大家都在吃年夜饭，我却只能吃妈妈送来的饭盒里的饭菜，后来看我一点没反应，妈妈和元中就都回去了，他们一走、我却肚子痛了，很痛但能忍，不能忍的是越痛越饿，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喊不到人、找不到吃的，那天的饿真的是刻骨铭心！我一面饿一面还在想，除夕夜生下的孩子，一出来就是两岁，真不合算！但肚子里的孩子估计知道我的小心思，一直熬过了午夜、直到凌晨三点多我们的奕奕才出生，因为是大年初一，所以取名“一一”的谐音，从此我们家就多了一个新成员！奕奕出生后一直没有报户口，因为当时规定孩子的户口是跟随母亲的，我还在农村，只能先装着“袋袋户口”，直到1978年、我们仨才有了一个完整的户口本。

1978年我去参加全国高考，我当时还在新光服装店当烫工，白天要赚钱、晚上要带孩子，去参加高考不复习岂能进考场？所以我只能白天一边烫衣服一边背语文、政治，我把要背的东西抄在纸上贴在墙上，手在烫、脑在记、嘴在背，效果很好，虽然有一次因为背得太专注把一件衣服烫破而赔了，但还是很值的，新光店里近百个员工都知道烫工班里有个知青很刻苦！后来上天也不负苦心人，我终于考上了大学。但生活依然很艰苦，吴元中回城后分配在常州瓷厂工作，第一年的工资是17元/月，第二年24元/月，第三年32元/月，而我在读书没有工资，只有每个月几块钱的助学金，我记得我们一天的伙食费有时就是三分钱冬瓜+两分钱虾米烧一个汤就OK了，偶尔也有奢侈的时候，白煨蹄胖是我们的最爱！那厚厚的软软的肉皮、那嫩嫩的酥酥的瘦肉，还有那烂烂的入口即化的肥肉，哇，想想都好吃！可是现在日子好过了，不要说蹄胖了、整只猪都可以买回来，但却再也吃不到当年的美味啦！女儿小时候也很苦，最常吃的就是“糖糖捣捣泡饭”，记得有一次我带着五岁的她逛街，她看中了小店里一个卡通杯垫，硬要买，我不舍得买，她就哭，后来索性躺在店门口的地上打滚，我拼命拉她起来想把她拖走，这时候旁边已经围了好多看热闹的，七嘴八舌的说“这个当妈的怎么这个样子噻”，“孩子要么就买了喂”……，最后在众人的嗤笑下我拉着女儿狼狈逃窜，因为囊中羞涩啊！那时候生活虽苦，却欢乐也有！每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送女儿上轻工幼儿园，然后自己再去上学，每天我放学了再去幼儿园接女儿，每天我骑着20吋的小自行车，女儿坐在后面，我总是用手摸她的鼻子故意猜错说是耳朵，摸着嘴巴说是眼睛，总是逗得她放声大笑，我俩就一路欢歌一路笑语！

待我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常州24中工作，日子就开始慢慢好了，在24中当教师的几年，工作很顺心，尤其是当班主任，真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24中还分配给我一套房子，紧挨红梅公园，开窗见景、满眼绿色，只可惜面积很小、只是一室一厅，但象我这样刚进单位、就能拿到房子的绝对是幸运中的幸运儿啦！至今我都十分感激当年的徐书记和朱主任！

正当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吴元中却生病了，患的是“肺结核”，医生说是“劳累过度、营养不良”。那时候，他经常出差去外地，他总是坐硬座、吃简餐，把差旅费用降到最低，再把补贴拿回来作家用，总想省点钱，可最后把自己的身体省垮了！他的肺结核很吓人的，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有次我俩在上海回来火车上，他突然嘴巴里的鲜血喷射而出，吓得周围的旅客纷纷逃窜，列车员都束手无策，最后也是很狼狈不堪的。

　　他病了、不能上班了，但厂里还得给他病假工资、还得给他报销医药费，那个小厂也不堪重负，于是提议让他办理“留职停薪”，让自己出去自谋出路。这一谋就让我们谋出了一片新天地！为我们后来的事业腾达开辟了一条阳关大道！

   我们俩接下来的日子就携手共同奋斗了！我一直开玩笑说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是别人夫妻的几倍呢！我们同吃同住、同进同出、同上班同下班、同劳动同享受！该是多么稀有哦！但大凡真实的夫妻生活是充满烟火气的，在琐碎的柴米油盐生活中总会有争执，我们也经常吵架，有时候还吵得很凶！可这么多年千丝万缕的牵绊、风雨兼程的奋斗、感情的纽带已牢牢的把我们俩拴在一起了！我们的婚姻能磕磕碰碰的走过近五十年也确实不易、且行且珍惜吧！

1985年1月18日，是我们商海的起航日！我们在北大街钟楼下的街上开了大约10平方的小店，店名是“皇冠综合商店”，店铺里摆放了一些从别人那里拿来代销的小百货，主要业务是帮顾客录磁带，当时邓丽君的歌曲还没有在大陆开放，邓丽君的磁带都是所谓的“走私”带过来的，我们认识一个澳门朋友，都叫他老钱的，他每次来总会带一些邓丽君的歌带，我们在店里用双卡录音机，代顾客录音，录一盘磁带1.5元，第一天就赚了45元钱，我那个高兴劲立马爆棚了！因为我当时当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么多啊！而且生意很火爆，每天我去开门，店铺前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等了，有几个热衷邓丽君歌曲的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就象现在说的“粉丝”一样，每天都鞍前马后的跟着我们！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一台录音机来不及、就多加几台，一个人来不及、就再雇佣几个，第一桶金就这么很快的赚到了！

 以致我们现在听到邓丽君的歌就特别怀旧！是邓丽君的歌声成就了我们，我们永远怀念邓丽君！

那1985年的春节我们过得特别快乐，我出手也特别阔绰，每个孩子10元压岁钱（那时候的10元估计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元）！　过完年，有个广电局的领导找上门来了，说我们这样随便翻录磁带是侵犯版权，要我们立即停止这项业务，我们只能一面把录音机藏起来、偷偷的录，一面再去托人找关系，后来找到了市委宣传部的刘部长，在他的鼎力帮助下，我们终于在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上注明“代录磁带”！我们终于又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柜台上录歌曲赚钱了！安稳了一段时间，广电局的领导还是容不下我们这样的“肆意妄为”，一次在刘部长出差去广州的时候，广电局又派人到店里来直接把我们的营业执照收去、把录音机也收去，停止营业，并警告我们、如果再继续录磁带就要罚款等处分！这分明是趁刘部长不在、他们是在搞政变啊！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唯有认命、接受现实，别无他法！于是我们只能转行、开始摸索着卖服装，到常熟、杭州的服装市场上挑选一些好看的衣服回来加价零卖，生意慢慢的也好起来了，而且利润比录磁带高得多！正当我们为赚钱而沾沾自喜的时候，麻烦又来了，我当时还在24中当老师，因为店里忙碌，我就一直请着病假，时间长了、难免会有非议，学校里好多老师不断的向教育局反映，要求局里处理我，甚至有几个数学组的老师集体坐在教育局里，扬言局里不拿出一个处理方法出来、他们就不去上课，看来是激起群愤了。于是有一天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柜台前看着我，我以为是来买衣服的顾客，马上笑脸相迎，刚开口就听到他问“你是不是叫蒋鉴莉”？哦，我马上意识到这个人来历不寻常，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自我介绍了“我是教育局人事科的单科长”！接下来的对话么大家能想象出来了，摆在我面前两天路，一：上班当老师；二：辞职当老板！纠结了几天，最后还是决定去上班当老师，因为这个老师是我千辛万苦去参加高考、又万苦千辛去读书才得到的，我不能轻易放弃！而教育局也考虑到人际关系，让我调换一个学校，于是我又来到了我的母校“二中”当外语教师。可上班没有多久我就发现那个小店真的不能缺了我，我不在、店里就一塌糊涂，每天我放学后回到店里，要处理的事情就象乱麻一样，而学校里的事情也总是做也做不完，在焦头烂额之际我才发现这世上很难有两全的事情，有得到必定会有失去，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选择离职，所以我最后离职的手续是在二中办理的。　　离职后我就一心一意的做老板娘了，但平静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又出事了！一个朋友带给我们几盘色情录像带，非常露骨、非常刺激，我们不仅自己看了，还有几个朋友看了，这事不知怎么就让嫉妒我们的人知道了、而且还去举报我们了，后果很严重、我们险遭灭顶之灾！吴元中被抓进去了，家里的彩色电视机、录像机等都被没收了，吴元中被关在看守所、怎么处分、怎么了结，都不得而知，我一个人既要看店、还要四处奔波，实在照看不过了，只能把那个我们倾注了好几年心血的“皇冠综合商店”转让掉了。最后的结果是吴元中被判“劳动教养半年”，因为身体不好所以“监外执行”！现在回想这个事情，觉得非常可笑，看一下色情录像带、至于这样吗？中国没权势的老百姓真是可怜啊！还有一点痛定思痛的体会就是“众乐乐不如独乐乐”！因为我们属于先富起来的人，眼红嫉妒的人多了去，稍有不慎，就会被砸中、被处理！　　吴元中回来后，我们就想暂时离开一下常州。后来经朋友介绍、我们来到了河南开封，在最热闹的马道街一个商场里租了三节柜台，和无锡的两兄弟合伙做的，他们负责组织货源，我们负责销售。马道街上第一次出现江南风格的服装，生意出奇的好，我在柜台里穿卖的衣服，穿什么款式就疯抢什么款式，穿什么颜色就疯抢什么颜色，我这个半老徐娘竟然当起了活的模特了！生意很好、秩序却很乱，每天有衣服被偷，防不胜防！最惨的一次是因为生意好，货接不上，常州的朋友特意坐火车帮我们送了一大包呢大衣来，刚进店堂，看到里三层外三层的顾客、挤不进，就隔着人群打了个招呼，说了几句话，转身就发现一大包大衣被偷了，连忙追出去就没了影踪。真是欲哭无泪啊！在开封虽然生意好，但日子并不好过，租了一个二层楼的土房子，家用电器等什么都没有，我们夫妻俩还有无锡的兄弟俩，只有我一个女的，我就如同高级保姆，既要买菜做饭、还要洗衣搞卫生，大冷天用手搓洗衣服是什么感觉？用冰冷的水淘米洗菜是什么滋味？我一直说我似乎是第二次插队了！再加上远在河南开封，特别想念母亲和女儿，于是过完春节就果断的回常州了！　

回到常州就开始再一次扬帆起航了！我们把开封租柜台的模式带到了常州，先是租了位于小营前的第九百货的柜台，后来又租了位于南大街闹市口的长城百货的柜台，生意么好得可想而知了！每到冬季过年前就是我们的发财季，那年好像是1990年，满街流行皮衣服，我们是到上海位于南京西路的“第一西比利亚皮草行”批发的皮衣服，回来每件加价100元，有多少卖多少，到小年夜了，店里的皮衣卖空了，去上海取货的车还在路上，好多要买皮衣的顾客都在柜台前排着长队等待，货一到，马上拆箱开卖，一会会，箱子里的皮衣就变成钱了！然后理好钱连夜继续赶上海。再后来我们索性直接去了浙江慈溪的生产厂家，跳过了中间商，利润更丰厚了！那时候人民币最大面值只有10元，生意好的时候，我的侄女蒋歆竟然一天专门低着头理钱都来不及，最厉害的一次是我从早上进柜台，就一直手拎着皮衣，拎上拎下，第二天起来手痛得不能动了，去医院检查说是患了“网球肘”，因为手臂超负荷工作而引起的。　　我们当时的服装很前卫，还有点引领常州服装潮流的味道！记得大约是在1993年，我在常州第二毛纺厂进了几筒整筒的黑白格子的呢料，然后自己设计、请裁缝加工，做出来的呢大衣抢手得一塌糊涂！每天生产多少就卖多少！可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没料到帮我们加工服装的裁缝（姓赵），竟然看了呢料包装上的生产厂家、直接到“常熟董浜毛料厂”去进了一摸一样的面料，制作了和我们一摸一样的服装，然后送到百货大楼、新世纪商场去买，这无疑于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但服装没有专利，明知道赵裁缝偷盗了我们的面料颜色、款式设计，我们恨得牙痒痒的、也奈何不了他！但我始终记住“你只管善良、上天自有安排”！赵裁缝最后也没有发财，日子最后也很苦逼！　吴元中和我绝对是生意上的好搭档，我负责销售、他负责进货，他很有财气、而且是大手笔！当时上海南京西路上“KK百货商店”的羊毛衫是我们充裕的货源，吴元中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他们的羊毛衫到店都不进柜台，直接就被吴元中包销了！虽然上海的顾客在店堂大声嚷嚷反对卖大户，但经理决定了的事其他人也翻不了天，再说营业员也省得一件一件卖，一记卖掉多爽呀！　　在长城商场租柜台的几年，生意虽好、但竞争异常激烈，那时候的那种竞争就象是你抢我夺！今天我们的一款羊毛衫好卖，第二天隔壁柜台马上一模一样的羊毛衫也挂出来了，为了这事商场给我们租户开了多少次会、规定不能买同款式的衣服，但屡禁不止，后来租户之间就经常为了这些事吵架、甚至打斗！我生平第一次和人打架就在长城商场，是和隔壁柜台的老板娘，先是吵，商场里围着好多顾客，大家互相谩骂、很难听的，骂得不过瘾，我就站到椅子上，大声嚷嚷，叫大家来认认这个父亲嫖娼被抓、自己卖淫被罚的老板娘！老板娘当时无地自容，恨不得弄死我！第二天我在洗电饭锅，趁我不备、上来就扇了我两个耳光，我就随手拎起电饭锅朝她头上砸去，然后就揪在一起打！最后的结局是我的一个耳环被打飞掉了、电饭锅也砸了个大瘪堂！心得是：赚钱不容易、争斗很痛苦！越是小生意越难做，越是底层越艰苦！　　随着竞争的加剧，租柜台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出来了，我们必须转型升级、另辟蹊径！我们开始开独立门面的店铺了！第一个店铺是南大街的中心、在和平电影院对面、原来的“日新皮鞋店”，营业面积大约有一百多平方，取名为“金门商场”，第二个店铺在县直街，店名为“银门商场”，第三个店铺在南大街的南头、原来的“利群旧货店”，店名为“钻石门商场”，最后一个店是和我大学同学胡建华合伙开的，在小营前、原来的“韶山副食品商店”，取名为“蓝宝石商场“，四个店的生意都非常好！

常州的生意红红火火，我们的钻石门在闹市口连续开了三家，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黄底蓝字的“钻石门”拎袋，我们的广告语“钻石真情 休闲人生”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我还是老想着要有更大的发展，我总想我们做零售生意的就是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做，上海是人最多的地方，应该去上海！于是我们又于2001年的5月1日举家来到了上海，在徐家汇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的房价便宜得开发商想跳楼，全装修的外销房只要六千多一平米！接下来我们又在四川北路（靠近虹口公园）找到了一家店铺。那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做山寨的市场货衣服很没档次了，于是我们加盟了“以纯”、开启了和休闲品牌“以纯”的一段佳话！

四川北路的店是我们“以纯”的第一个店，也是我们的旗舰店，接下来我们准备开进上海所有大型超市的商业街，这时候我的聪明能干就显现出来了！上海这么大、人生地不熟，要打进那些成熟的超市谈何容易，但我就凭着一股韧劲，每天看好地图（那时没有百度、高德），然后开车上高架，找到超市的总部、找到招商经理，凭着诚意和巧舌，楞是把一个个的超市都拿下了，“家乐福”“欧尚”“乐购”“好又多”等，最鼎盛时期我们在上海一共开了23家店铺。我负责洽谈开发、老吴负责装修布置，那时候年轻气盛、精力旺盛，我既是总经理、还是会记、出纳员，既要跑工商税务、还要跑银行店铺，既要仓库管理、还要店铺送货！整天忙得象个旋转不停的陀螺，但忙却开心着，因为“以纯”服装当时很流行，学生、蓝领、年轻人都喜欢！于是常州、苏州都加盟了“以纯”，在“以纯”这个品牌大家庭中，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加盟商，这也是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辉煌！　

加盟以纯十几年，愉快幸福多过辛劳艰苦！华东地区总代理琚惠英领导有方、果断干练，且心地善良、待人真诚！以纯的掌门人郭东林更是低调谦和、踏实敬业！而我们一路走来的合伙人都是肝胆相照、亲如一家！

华东地区的以纯加盟商齐聚琚总家。

我的骨子里有好多我妈的遗传基因，有了点钱就想着要买房，我们本意不是想炒房，只是想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居住品质，可“无意插柳柳成阴”，我们一路买房、一路卖房、一路赚钱，但如果上海的房子一直捂到现在不卖的话，那我们就真的发大财啦！

我坚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去上海是好事，在上海呆了八年！离开上海也是好事，来苏州更是好事！

　世间任何事物都是有跌宕起伏的，“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随着电商的崛起、淘宝的兴旺，零售企业都在慢慢的走向衰落，“以纯”也不会有奇迹！我们理智而又果断的选择了放弃，从此彻底退出了商业舞台！

　鉴平是我的大哥，从小就是学霸，永远是领导！在常州省常中读中学时就是学生会主席，到南大读大学仍然是学生会主席！后来回常州一手创办了“常州化工学校”，一辆破自行车骑了一辈子，一户小房子也住了一辈子，克己奉公、辛苦操劳、忘我工作！最后竟然患上了尿毒症！时隔十八年，学校里的师生还都在怀念他！

尽管被大家称为“我们的好校长”、尽管被评为全国化工部的劳模！但这一切和生命比就都是浮云啦！大哥啊，我们至今都在想念你！常州化工学校少了一个你，学校还是每天照样阳光灿烂，可是我们少了你却象遭遇了一场灾难！我们从此没有了大哥、大嫂从此没有了伴侣、蒋霁蒋震从此没有了父亲！可爱的小小、小胖从小就没有了爷爷！亲爱的大哥，来世再生，千万千万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啊！

我的大姐比我大了整整十七岁，早早的就工作了，早早的就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一直是我们家的经济后盾！大姐脾气好、心态好、人缘好！一辈子官运亨通，最后是苏州大学的系总支书记，还享受离休老干部的待遇，最幸福的事是有一双孝顺懂事、聪明能干的好儿女！标准的“子孝母慈、其乐融融”的幸福家庭！大姐一家住在苏州老城区的定慧寺巷，老夫妻俩小别墅住住、小麻将搓搓，悠哉悠哉，我一直估摸着他们俩日子这么好过，身体也都很硬朗、活过百岁是大概率的事！可是意外往往是猝不及防的，2016年5月大姐夫突然中风、人事不省！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半年，而在同年的8月份，大姐也咳嗽头痛，很多老年疾病都纠缠上身，慢慢的说话不利索、脑子不清楚、行动不方便，最后于2017年2月12日安详的离开了！而住在重症监护室的大姐夫已经坚持了六个多月，大姐一走他似乎有心灵感应似的，也于二十几天后撒手人寰、追随大姐一起走了！

大姐和大姐夫就这么紧挨着相继走了，从此那个定慧寺巷里的小别墅就空落落的了！原来他们在的时候、我隔三差五就会去看看他们，那个老城区、那个网红双塔、虽然人多车挤，可就是有种老苏州的味道！可现在我再也找不到去那里的理由了，去年秋天和如意去定慧寺看银杏叶，我特意把车子停放在那个小别墅边上，但我却走不进那个小别墅了，因为已经今非昔比、人去楼空了！“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对大姐和大姐夫的思念突涌心头！

二姐是这个世界上跟我长得最象的一个人，快人快语、雷厉风行！二姐这辈子的生活也比较坎坷，上海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去了昆明，而二姐夫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夫妻俩天南地北的生活了好多年，1964年生了一个女儿也只能放在常州给奶奶带，值到1976年夫妻俩才团聚，调到了上海理工大学，二姐夫也一路高升，最后当上了上海理工大学的一把手，女儿也回到了身边，后来女儿也结婚生子了，三代人和睦幸福啊！2014年的3月份，我们老姐妹聚会，在张家港的温泉酒店，当时二姐说她老是胃痛，去医院检查了胃又没毛病，我还跟她开玩笑说会不会和我一样是“胃神经官能症”呢！但那次泡温泉就觉得她很不正常，我们都泡得脸红耳热、而她却一脸的灰黄色、竟然没有一滴汗水！他们回上海的第三天，我打电话去她家，二姐夫接的电话，当时我就很意外，平时总是二姐接电话的，今天是怎么啦！二姐夫一开口就是全副哭腔，说二姐诊断下来是“胰腺癌”，而且医生说了最多还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苍天啊、大地啊！怎么会这样呀！我悲伤痛苦，我头晕目眩、我浑身颤抖！我不愿相信、但不得不面对！我上百度搜索，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超长时间服用降压药、会引发胰腺癌”！二姐从三十几岁就开始吃降血压的药了，这科学的理论真的就在二姐的身上应验了！为了不影响二姐的心态和情绪，始终没有告诉她她的病情，而医生的预言三个月也没有多一天，3月13日确诊、6月12日二姐就很平静的走了！

二姐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是嫁了个好老公，二姐夫是我们家公认的好男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在外是大领导、在家是个好煮夫、二姐的好帮手！最难能可贵的是二姐走了，面对学校里那么多的中老年女粉丝，他却坐怀不乱、“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六年过去了，他还是一如既往、每天对着二姐的遗象窃窃私语、倾心交流！就象从没离开过一样！如今二姐家已经四代同堂了，可惜二姐没看到哎！

如果有来世，我还做你们的小妹妹，还做你们孩子的小阿姨、小姑姑！

我和三个姐姐的三个女儿在一起！

我和外甥女、外甥、外甥媳妇在我们小区里赏景！

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兄弟姐妹情深似海、情如手足啊！我们的童年趣事、陈年往事，都是我们生命中温馨的暖香、回味无穷！我们能在泛泛红尘驿站中相聚是深深的缘！我铭记、我更感恩！

鉴光是我的二哥，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了，我们俩是世间上最亲蜜的好兄妹！二哥的性格活脱脱是我父亲的翻版，忠厚老实、善良随和、不擅言辞、勤劳能干！二哥和二嫂也养育了一对好儿女，儿子孝顺、媳妇贤惠，女儿聪明、女婿老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二哥最喜欢的女儿蒋歆却在正当年的时候患上了乳腺癌、早早的离开了人世！这是二哥二嫂心中永远的痛！蒋歆也是我最喜欢的侄女，从小一直跟着我们长大，读中学的时候，她是学生、我是班主任，后来跟着我经商，她是员工、我是老板。再后来我们就成了合伙人，我在上海，常州的生意都是她打理，常州的“以纯”做得那么轰轰烈烈，蒋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订货下单、记帐管钱 ，七八家店管理得井井有条！直至2013年蒋歆去世，常州的“以纯”就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以往的兴隆场面了！

二哥虽然忠厚老实，但上天还是很眷顾他的，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竟然自己出来办了个厂，专门做变压器绕的线一“长江铜扁线厂”，这个厂一办就是二十几年，而且老子传给了儿子，蒋辉是我们蒋家的嫡系大孙子，一脉相承了蒋家的优良品质：老实、善良、勤劳、谦虚、忠诚，这样好的人品，某事定能成功！所以这个厂的业务一直很兴旺，工人也都很贴心，二哥一家都扑在这个厂里！

可是，平稳中总会有可是，2011年，在一次税务大检查中，长江铜扁线厂中招了，具体情节没法细说，后果很严重、结局很悲惨，连补带罚一共三百多万，蒋辉还被判了三年监外执行的徒刑！后来这个厂就象霜打的茄子—蔫了！最终于前年半卖半送的转让掉了！当时非常不舍，毕竟是二哥自己从无到有一手创办出来的，可是如今再回头看看，尤其是在新冠肺炎如此肆虐的时期，一个实体企业就是一个烫手山芋哦！再重复一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个世界上，我和二哥现在是唯一的亲兄妹，我们每天晚上准时八点煲电话粥，无话不谈、无所不及，每天煲电话粥是我们俩最享受的幸福时光！我们约定手拉手一起健康到老、一起快乐到老！

2008年，我那苦命的三姐已经病入膏肓，她在苏州和女儿住一起，我常去苏州看望她，每次分别她都依依不舍，每次都嘱咐我勤来看她，这时我就萌发了想到苏州来陪伴她的念头，我想生意有得做、钱有得赚，姐姐的生命却是有限的！想到就行动，一是在姐姐住的小区天域花园买房子，二是赶快找一个能接替我管理上海十几个店铺的人！最后的结果是天助我也！我们不仅在天域买到了房子、而且还买在姐姐的楼下（她住11楼、我买在了10楼）、上海的店铺也找到了接班人—谢晓强，他不仅是可靠的合伙人、还是能干的管理者！于是我们在2009年初就正式来到了苏州，楼上楼下、悉心照顾，姐姐不止一次的问我“小莉你真的来啦？我不是做梦吧！”可见她有多开心！我们在一起刚好一年，三姐于2010年1月31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苏州已然成了我们第二个故乡！女儿跟我们一起来了苏州、嫁了个苏州老公，而且在姐姐去世一周年的那天，生下了吉祥如意龙凤双胞胎！我从心底感激我的三姐，保佑我们如此幸运！

吉祥如意真是我们的心肝宝贝，都说隔代亲，但没想到会亲到如此境地！每天他们去上学了，到下午快放学的时候我就会迫不及待的想见他们了。平时和他们在一起真的是童趣无限，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能沁人心扉、令我开心不已！他们无忌的童言总是惹得我捧腹、笑得我喷饭！他们也会经常吵架，原因往往是婆婆的爱不均匀，如意霸道，她总说“婆婆是我的，不是哥哥的“，每逢假期她总是陪我睡，做了不少工作才让哥哥陪我睡一天，但那一个晚上如意是真心痛苦，就如心爱的人在劈腿一般煎熬，然后第二天她说以后再也不会把婆婆让给哥哥了，我感动得泪奔哦！

吉祥如意也是爷爷奶奶手心里的宝！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陪着他们慢慢长大成人、看着他们结婚生子，如能成真、此乃我这辈子的最大幸事耶！记得年轻的时候、看到隔壁邻居，年纪老了，就整天围着锅台、小孩转，当时很不理解，这么狭窄的生活空间、这么单一的生活内容，怎么不觉得枯燥乏味呢？现在突然明白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什么年纪过什么样的生活，到了老年吧，就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我常说“宝贝，我不是因为你们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我却因为你们而更眷恋这个世界了”！

做生意的日子结束了，每天匆匆忙忙的生活也过去了，又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呈现了！“世间很大，我们想去看看”、于是我们于2013年10月登上了哥斯达游轮，开始了为期十天的日韩游。又于2014年10月去了日本。

日子过得很舒坦，但平静下总会有暗流在悄悄的涌动，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劫难！2013年天域小区的一次活动是有“上海大大集团”资助的，一路上那个业务员讲得花好桃好，年化收益在15%以上的投资理财很诱人，而且那个大大公司是上海位数不多的获得五一奖章的公司，上海市领导为他们站台、上海各大报纸为他们宣传，他们是优秀党建组织公司、他们资助了十几个希望小学……，这样背景的财富公司怎么会让人怀疑呢？于是我们几个老邻居就纷纷解囊、投钱理财，刚开始，每三个月的利息都按时到位，非常开心，于是又追加投资，并叫常州的侄媳妇毛爱卿也一起投，不料仅仅过了半年，上海经侦就把大大的法人马申科抓起来了，可是上海经侦却犹如在钓鱼执法，悄悄的抓又悄悄的放，那个马申科放出来以后就发起了“大干100天”的声势浩荡的活动，利息更高，优惠更大，我们挡不住诱惑、又继续投了，连大大的业务员把自己的工资和回扣都统统投进去了，100天还没到，公安就宣告大大违规、非法集资，马申科等头目被彻底抓获！我们这些老阿姨也走上了漫漫维权道路！

大大的事件还在拖沓中，我却丝毫没有吸取教训，在一个朋友的盅惑下又上当了！是“上海木星合月影视公司”，他们投资举办明星演唱会，先期借款筹备，待演唱会结束、票款回笼，立即还款，短平快，且收益丰厚！最硬核的是2016年的12月10日还在苏州举办了梁静茹演唱会，会场上还赫然挂着上海木星文化传媒公司的横幅，我怎么也没想到又是一个骗局，两个道貌岸然的骗子都消失了！我去上海浦东经侦报案了，他们也受理了，可是快三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在投资上海木星文化传媒公司的同时，我还投资了深圳同盈理财公司，到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同盈总部的法人谢争江，同盈江苏分公司的法人倪曦都被抓起来了！我们这些受害人只能等待判决、等待返款！事情过去好几年了，当初的惊恐、悔恨、自责、抱怨、愤怒……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慢慢释然了，事情发生了，即便去投河自尽、跳楼自杀也无济于事！我只能象个阿Q一样，“破财消灾、破财消灾、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都说情绪影响免疫力，为了增强免疫力就得愉快，为了愉快就不去想不开心的事！我这是多么的自律啊！

大约2013年左右，我们开始用智能手机、开始玩微信了，于是有了朋友圈、有了同学群，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都在群里热乎了！我们有小学同学群、中学同学群、大学同学群，但我最钟情的是中学同学群，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共同回忆的故事最多，我们在一起读书五年、在一起文革两年、在一起下乡插队若干年，虽然分别很多年、虽然从不联系、有的甚至连话都没讲过，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们经常聚会、经常见面、经常微聊。非常庆幸，年纪老了、还能遇见知己知彼的知音！　

2017年10月，为纪念我们下乡插队49周年，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宜兴都山。

我和吴承立各开了辆七座车，带同学们一起去都山。

自从来了苏州，就和外甥女的公公婆婆成了亲家，这个亲家真的是亲如一家哦！

2015年我们从天域小区搬到了双湖湾小区，我的晚年生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双湖湾社区的居民社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的一点小的乐器技能、做点心的小手艺也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不仅当上了居民小组长，还是社区公认的巧阿婆！我加入了邻瑞艺术团、加入了今相邻民乐队，结识了好多知心老伙伴！在一起除了开心还是开心！另外还有很多老闺蜜，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登台演出、聚餐喝茶、外出游玩，每天的生活都是充实而快乐着！

去年年底，我和二哥二嫂、蒋辉、小毛一行去武进东安老家寻亲。

鉴南是我的堂兄，长相酷似我的父亲！多年不见、仍亲密无间！

鉴仙是我的堂姐，今年85岁了，精神一级棒！

志元和重元都是我的侄儿，他们的爷爷是我的舅舅。

留元是我的侄女，我们自1959年分开后就一直没见过，这次是六十一年后重逢！

我们家与“和”字特别有缘，我妈妈的名字里有个“和”，我父母亲开的店叫“公和泰“，早先我们家里的芭蕉扇、油布伞上面父亲总会写上“和记”两个字，现在我们住的小区又叫“海和院”，怎么这么巧呢！

做生意的时候一直开的商务车，因为要送货。别人老是笑我，个子这么小、却总是开着象公交车一样的大车。后来赋闲在家了，又一直开孩子们淘汰下来的车子，直到前年520，我才给自已买了一辆钟爱的雷克萨斯。

  来苏州十一年了，我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城市，这里有我最爱的吉祥如意两个宝贝、有我亲爱的外甥、外甥女、侄儿、侄媳妇，有我心中时刻牵挂着的家人、有我非常可爱的老伙伴、老闺蜜！苏州是我的福地，饮水思源、我要感谢我的鉴维姐、要感谢外甥女王兰隽、更要感谢外甥女婿王渝涵！是你们美好的姻缘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爆棚了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

2020年的春节过得非常清冷，因为新冠肺炎的蔓延，所以安静的宅在家里、专心致志的写完了我的“往事悠悠”，写的过程也是回忆的过程，好多尘封往事都浮现脑海，很怀念、很感慨，很必要，也很值得！

立春虽已过、寒深春尚浅，从来没有象今年这么期待过春天的到来，盼着疫情消失、春回大地、晨光明媚、晚风送暖、夜虫轻鸣、月色也温柔！让我们热情相拥、携手同行！放慢脚步、珍惜生命！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

               2020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