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儿时记忆

野鹿

   

我和我的父亲 

野鹿

前言

　　

       我敬爱的父亲已离开我们一年零八个月了，至今，我还是不愿接受和相信这个事实，总觉得自己在梦幻中，父亲应该是还在老家。白天诊所给患者看病上班，晚上在家拉二胡或听秦腔。也许，现在这个点，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老远已听见电瓶车的嘀嘀声；也许正在提着煤桶捣鼓火炉，把屋里烧的暖暖的；也许，家里还来了一帮琴朋胡友正在自娱自乐，玩的不亦乐乎。母亲烧茶送水后斜卧在隔壁屋的床边，半梦半醒中悠闲的看着她的小电视，各取所好，尽享天年。这种场景已深深地嵌入我的脑海中，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激情，那么的感动和温暖，丝毫也未模糊，更不可能忘却。父亲的离去，对我触动很大。之前，总是自以为是，好像自己就是上苍之子，凡俗之事离自己很远很远，悲剧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但终究还是发生了。现在才明白，原来天真会塌，人真会死的！现在才知道，自己心目中的上苍，其实就是父亲。一年来，我失魂落魄，定力全无。有时神经兮兮，坐卧不宁。有时痴痴发呆，不知所措。常常围绕着信还是不信，真的还是假的，梦幻还是现实在心头缠绕、纠结。父亲的身影时时出现在我的世界，亲切的话语常常在耳边响起，令人难以自拔。本想早早完成这篇拙文，但写一次，哭一次，也死去一次，实再难以自控，难以把握和隐藏自己的情感。以至于一年多时间了无法落笔，难以完成。静下心来，在现实的风雨中，摔跟头跌跤，孤独中漂零。才知道所有的应该都已成幻想，往日的幸福却已被定格。生命圈在重组，生物钟已打破。新的漫漫人生之路，已在跌跌撞撞中开启。

　

         第一篇        儿时的记忆

　　　

      自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家。那是，家还在农村，家境比较困难，母亲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所得工分也比较少。日常，我们四个孩子都有奶奶爷爷照料，由于集体劳力少，年终分配的粮食常常不够一家人维持很清淡的生活，为此，父亲总是年年东奔西跑找粮补贴家用。父亲回家的日子是最开心的事情了，对我们孩子们来讲就像过年一样，因为能吃到好吃的。奶奶将珍藏下的几粒鸡蛋和面水搅在一起抹点清油炒熟，那个香味，就是一种永恒的记忆，更是一种难忘的奢侈。父亲总是将美味轮流给我们分食，自己常常很少的尝一点，奶奶常说，父亲的名，我们的肚。那是对幸福的理解，仅仅是一碗面；一口肉；一个鸡蛋而已。为此，常常盼望父亲回家就是对幸福的一种渴望。

     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发育都比较早，五六岁前基本不记事，七八岁了还懵懵懂懂，鼻涕邋遢的，有的甚至更晚，我算比较同龄孩子相对早一点的，这还要归功于父亲的溺爱。自我开始记事起，父亲已经在永昌县城工作了。那是，永昌县城是我们记忆中本地区最繁华最大的城市，每到假期，父亲也常常带上我去在他工作的地方县家畜病院住上一段时间。印象中，家畜病院的忠字塔是那么的威严；东门的土城墙是那么的高大；城中的钟鼓楼是那么的豪华；电影院、新华书店、高音喇叭到处洋溢着城市的气氛，和寂静的农村形成鲜明的反差。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我已算是见多识广的孩子了。父亲经常领上我去串门子，逛街，看电影。东门到鼓楼不足一公里的路，那时人小腿短感觉很远，父亲常常把我背在背上，鼓楼的南街有个新华书店，是我小时候最爱去的地方，因为在那里父亲会给我买小人书，从小来武装我们当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思想头脑。回村后，我总是迫不及待在村里小伙伴面前扬着一叠小人书炫耀，弄得其他小孩眼巴巴的在屁股后面跟上一大串，巴结兮兮的蹭着看看。记忆中有《东海哨兵》、《小兵张嘎》、《岳飞》等等。还有罗盛教舍已救人，黄继光堵枪口，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抓特务斗地主的红小兵、小英雄等等。都是教育孩子的正面教材，潜移默化中已成那时代孩子吸吮文化营养树立人生观的重要途径。西街上是电影院，人很多，常常排队看电影，父亲却没买过票，经常领我绕过铁管栅栏进后门，不是逃票，是父亲人缘好，电影院放电影的人上上下下多是他的朋友。记忆最深的是父亲领我看的一部《小号手》动画片电影，兴奋的现场又是拍手又是跺脚，回来一整夜不睡觉。那时，正是文革中后期，在红色的海洋里，人人都崇尚红色，大点的孩子是红卫兵，胳膊上戴自缝的红袖套，是所有年轻人的偶像，小点的孩子是红小兵戴红领巾拿红樱枪，也是个个小英雄可自豪了。我呢，父亲给我弄了一颗崭新的真家伙五角星别在帽子上，金光闪闪，那神气劲儿，可牛了，压到一大片，走到那里，那里都是羡慕崇拜的目光，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明星似的。还有人说戴上帽子的我更像《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因此，那时，我为有一个有本事父亲常常美的屁颠屁颠的。可有一年冬天，父亲做了一件我不喜欢的事，他从县城里给我买了一顶皮帽子给我戴上，刚开始感觉挺好，美美的，但这种美很快消失了。在农村对于都没有帽子可戴的其他孩子来讲太另类了，被他们给起了一个我很讨厌的绰号“皮裤”。“穿皮裤的那个娃子”明叫暗喊了好几年。小时候，我不爱说话，外表闷闷实实的，为此，大人们喊我都叫“路闷头”，我也很不喜欢。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的玩具很少的，娃子们（男孩）多用河滩里干裂的淤泥磨个手枪样或着刀剑样带在身上打仗完。好点的也有家里过年吃剩的羊下巴骨别在腰间草绳上当枪。另外就是打烟盒，打尕，开仗，骑毛驴，斗鸡，跳方，藏着玩等；丫头们（女孩）主要有抓石籽，打沙包，拍尕拉，跳方跳绳等。那时孩子们的玩具都是利用树枝，石块，破布烂条自己做的，因此也格外珍惜，常常为损坏一件玩具而翻脸噘嘴的。我可好，父亲给我带回来一个苹果大小的花皮球，轻轻一拍蹦的比房还高。小伙伴可高兴坏了，天天找我玩耍。有一次，在队里麦场上玩球时，小球被一个小孩拍到旁边的水渠被大水冲走了，小伙伴知道闯了大祸。吓的哇哇哭，我也不依不绕跟上他索赔了好几天，至到他们家长赔了我2毛钱才算罢休。现在和当年的那个小伙伴谈起此事，倒成了童年最难忘的一件趣事笑的前仰后合。

 听父亲说，有一次单位组织挖战备地道，他带上我去傍边玩耍，参加劳动的人逗我玩，说“这娃子头大耳门宽，长大不是皇上就是官”当时大家哈哈大笑，而我却哭的稀里哗啦，那是的我，还听不懂什么是好话坏话。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他朋友家做客，回来时给了我好多花糖（现在估计也就十多块左右），兴奋的我半夜都不睡觉，在父亲办公桌上给糖排队，临睡时把糖散开摆了一桌子，玩累了就睡着了。父亲睡前就把我摆的糖都收起来堆在一起，玩下的战场进行了整洁。第二天天刚亮，我爬起来就去看我的糖，发现满桌子的怎么变少了就哭闹，直到父亲再次把糖散开摆在桌上才罢休，现在想起来，还为小时候及幼稚天真又淘气可爱而好笑！说到淘气，那时父亲带我在永昌时还干了一次坏事，有一天，父亲带我去县文化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期，文化馆室内大厅里到处都是已完成和正在完成的宣传画作品，墙上地下都是。趁父亲和老师们聊天之机，我拿起桌上的一只大毛笔跑到墙角，对着一副即将完成的大幅人物画也画了起来，与其说画还不如说捣乱，只是将那副画中的人鼻子涂了个大红鼻子。老师们发现之后，满屋的人都慌了手脚，从大人的眼神中我知道闯了大祸。此事不知后来怎么处理了也忘记了，但那时只知道，父亲没有摆不平的事。也许受那次事的启蒙，在上学和单位时就对书画情有独钟，空闲时也常写写画画，以至于后来参加工作在厂部举办的一次职工书画展览渐露头脚后，把我从车间调到了厂机关，开启了工作转折点。

　　

  父亲年轻时就好学上进，聪慧勤奋。音乐细胞也较高，自学拉会了二胡，三弦弹的也有模有样。文革时，曾被抽调到县宣传队一二年做巡回演出，结识了很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退休后，原文艺界的老友们还常常聚到一起吹拉弹唱，自娱自乐。

       父亲在永昌期间，记忆中在东门土城墙下县家畜病院工作和生活。家畜病院分前后两个套院，前院有十多间砖土瓦房，是住人和办公的地方。院内中央是一个高大的忠字坛，中间是毛主席背手眺望的巨幅画像。院内几乎没有别的小孩，有时我也会围绕忠字坛玩耍，但不敢爬上那个神圣的建筑。后院很大，土房围棚很多，是专门给全县家畜看病的地方，也有家畜住院部，平时总感到空荡荡的，我们小孩很少去。由于兽医和人医的医学病理是一致的，那时，父亲及给牲口看病又给人看病，因此，结识了很多前来就医的皇城恙羌藏族、裕固族牧民朋友和周边的农民朋友。

　

        那时，我们平常都在宁远堡老家居住生活和上学，有奶奶、爷爷和母亲照顾，只有在假期才能到父亲工作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我随父去的次数在我们姐弟当中最多，也许是沾了长子的优势，得到了父亲特别的宠爱。

    印象中，我们小时候奶奶、爷爷、父亲对我们都很慈祥温和，即使犯了错误也不打不骂。倒是母亲的威严常常震慑着我们，不敢过分的调皮捣蛋，也许是跟母亲生活太长的缘故。

      记得父亲只打过我一次，记忆很深刻。有一年，父亲的朋友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来我们家做客，那时的汽车停在你家门口就像现在一架飞机落在你家院内一样，全村的孩子们都沸腾了，我更是兴奋的不亦乐乎，在车上爬上爬下，坐在驾驶室里不停的按喇叭，父亲出来呵斥了几次，我都旁若未闻，父亲在客人面前脸面实在下不去，就拿了个树条把我拉下车来狠狠的抽了一顿。自那时才知道，做了错事又不改正，父亲也会打人的。

       父亲从小就受苦受累，只读了四年小学就辍学了，从孩提时就承担起家庭的繁重劳动，八九岁就背个大筐，跟上比自己大一点的孩子上山打籽尔柴，打黄毛，捡牛粪拾柴货补贴家用。老了还常常提到跟鲁登孔（后来成河西堡镇长）一起捡粪拾柴货的一些往事。父亲十四岁那年就出门参加了工作，那时，家境稍微好点的人家，这个年龄哪家的大人会舍得自己的孩子离家出门，倒是后来背井离乡参加工作的孩子都端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公家粮。父亲刚上班在公路段修路，迈着瘦小的身躯，扛着比自己高许多的铁锹，一步一步的参加了最初的省道312线河雅路的建设，父亲曾经说过上百公里的路上每一寸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冬天，穿着一个用废弃的旧车胎皮穿个绳子扎在脚上做的鞋子，里面填点麦草保暖，拖着不合脚的鞋子，整个冬天脚基本冻的红肿，以至于到老了还落下脚凉腿冷的毛病。青年时期，父亲勤奋好学，聪明上进，以顽强的毅力自学了大量的基础知识。并被推荐上学深造。在黄羊镇畜牧学校学校学习三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做为优秀生被学校留校执教一年。那时，永昌县还隶属武威地区，是农业大县，全县区的畜牧业是保障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畜牲人才更是难得。为此，永昌县政府和武威黄羊镇畜牧学校就父亲的归属问题开展了近半年的抢人大战，最终，永昌县委组织部出面以扣压档案为由，才把父亲弄到了永昌工作。在牧场行业，先后在宁远堡畜牧站，县畜牧站工作。在宁远堡工作期间我还很小，基本不记事，那时父亲结识了粮站的鲁叔（鲁积善），医院的蔡姨（蔡晓玲）等一生的朋友。后又转行医疗事业，孜孜追求，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时常夜不能寐，倾注了毕生心血，阅读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形成了独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尤其是在中医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父亲年轻时，也受其舅舅家影响喜欢舞枪弄棒，据父讲，父亲也有几手防身的秘招，是他舅舅亲传的，放倒二三个人也不再话下。倒立身体用头顶走路更是拿手绝活，一般不给人亮像。父亲从长像、格性、慈祥等全方位的像他妈妈，也就是我的奶奶。奶奶名叫姚秀芳。是宁远堡白家嘴下四坝（白家嘴四队）大户人家的闺女，姊妹四个，奶奶排行老二，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是河西走廊有名的武林高手姚奎。民国时期，姚奎在河西很有名气，使得一手好迎门鞭杆（也称二尺五），指哪打哪，出神入化，是个传奇式人物。据奶奶讲，徒手打死过当时有名的土匪头子张大个子，拉盐的路上一人打断过十几个土匪的脚筋和手筋。移动的身手能躲过子弹等等。《永昌县誌》《河西轶事》等书籍中均有记载和介绍。奶奶当姑娘时，生活富裕，姐妹几个一般不出姚家庄园，平日里都在内院里玩耍和学做针线活。有时也看男人们舞枪弄棒练舞的，据说，民国初期，从河北沧州流落到河西的一个人称亢爷的武林高手，抗个大刀流落到姚家，专给姚家看家护院。后又收了很多徒弟，姚奎就是徒弟中最有名的一个，我爷爷也是亢爷的徒弟，和姚奎是师兄弟关系，自那时起，认识了我奶奶，后来明媒正娶成了一家人。爷爷年轻时身高体健，英俊帅气。但不善打理家事，学武也不精，后来家运渐衰，近乎一贫如洗。和奶奶经常吵嘴打架，奶奶是个厉害角色，打架上使用姚家拳，爷爷一点也讨不到便宜。这些都是母亲在闲聊中谈到的。父亲和他舅家的几个婊兄弟关系也非常好，姚登寿、姚登峰、姚登成常有往来，感情彼深。他老哥姚登寿是永昌县委的老干部，对他关注最多，帮助也最大，父亲很敬重，常常将“老哥”挂在嘴边。 

　　

      奶奶是父亲的榜样，很明事理，不畏强不欺弱。心肠好，善于帮助别人，同情弱者，在村上很有威信，听父亲讲，大奶奶去逝的早，留下大爹他们四个幼小的孩子，挺可怜的，奶奶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着他们。他们对奶奶的感情也非常深厚。我小时，村上的大人都尊称奶奶为“路干妈”，小孩都叫“路干奶奶”。奶奶组织和协调能力都很强，村民有矛盾，家庭有不和，都会找奶奶去调解，奶奶三言两语，各个能打中要害，化开死结，干净利索就把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这一点，父亲很像我奶奶。我小时很讨气，长大了也有好多坏毛病，到现在老了也时不时表现出来，这都是让奶奶娇惯的，父亲也有责任。小时我就粘俩个人，一个是奶奶一个是父亲。平常父亲回单位后，在家我就是奶奶的一个小绊脚石，奶奶走哪我走哪，一步也不离开。晚上也是奶奶搂着睡。据母亲讲，我吃母亲奶水不到一年，就开始吃奶奶的，虽然奶奶的已没奶水。这一吃不打紧，一直吃到八岁都断不了奶，至到大姑结婚时母亲领我去外婆家，奶奶偷偷的在胸上抹上紫药水和涂上药沫，待我回来后一吃又黑又苦，气的哇哇大叫，骂奶奶地主老婆子，坏的很。奶奶哄我说几天不吃坏掉了才肯罢休。

　　

   73年前，我们和大爹（路玉槐）家是同住一个祖上留下来的院子 ，我爷爷（路登奎）和大爷爷（路登举）是一个爷爷的孙子，到我这辈已经是第五代了。老院子在上沟台韩家桥边，坐西朝东，院门开在正东，里面共有五六间土木房，我们家住左边三间屋，大爹家住右边三间屋，父亲还在里院加修过一间房，还隐隐有点印象。门前是一条小河沟，每到夏天，小河潺潺流水不停，沟边的白杨树、柳树郁郁葱葱，是大人们洗衣纳凉聊天，小孩们嬉水玩耍的好地方。过了小河沟就是村民的自留地，每年主要种小麦和套种胡萝卜，秋季也种一茬荞麦，地头地梗也种少量的小葱、白菜、土豆、辣椒茄子、茴香、大豆、玉米等蔬菜。自留地紧挨着河滩，也就是金川河。那时金川河的水常年不间断，水不深，河面很宽，河水清澈见底，水下的各种颜色的鹅卵石很好看，水面自由地散漫开，形成很多小水沟，时聚时散，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河东面一望无际的人工树林也早成气候，南起鸳鸯池顺着河势从上到下，延绵十多公里到高岸子。河水丛林时错时合，风景非常秀丽。每年冬天，孩子们在河里划冰已成固定游戏，啥时候各家的家长站在村头拉着长调喊乳名时才知道回家。 

　　

      打庄子盖房子是人生大事之一，父亲却操办过三次。第一次在韩家桥边老院子里盖了一间上房，第二次在姚家庄墙下，规模比较大，从夯土围墙，六间土木房，猪圈鸡舍都已很齐全了。第三次河西堡中医院内。第二次盖房时，大概是在73年的夏末秋初的季节里，家里的窗户加了钢条，安装了花玻璃，相比大多人家用纸糊窗户已经是非常阔气的了。母亲回忆，盖房时，父亲在单位请了假起早贪黑在忙碌着，有一天，父亲脱了上衣去干活，我从父亲衣兜里掏了很多钱，那时面值较小，小到1元大到10元的都有，我全部装在自己口袋里在庄墙上一边炫耀一边大方的给小伙伴发钱，大人发现后才把钱都收了回去，父亲只是口头上纠正了我的错误，没有责罚。

　　

      在这个院里，我也慢慢的开始懂事了，也是从这里步入的学堂。春季放风筝吹柳笛，夏天戏水掏鸟窝，秋天拾麦穗挖红萝卜，冬季捡柴禾溜冰的件件往事都还记忆犹新。大爹当队长时，假期里我也参加了集体劳动，每天能挣三分工。那时还小，力气活干不了。就派我去为生产队放牲口，牛驴骡马都有，足有几十头。每天，我领上一群小伙伴，也包括我二弟去村对面白岭山放牛，我骑在驴上当总指挥，表现好的小孩可以奖励骑驴。有一次，二弟非要闹着要骑驴。我拗不过，就把我骑的驴连拽带吆喝弄到一个沟坡边，准备把二弟捎在后面，二弟斜挎着水壶从坡顶跨到了驴背上，不小心撞了驴屁股的伤疤，驴惊了，又尥蹶子又放屁，一下子就把我们兄弟俩从驴背上抛翻在沙沟里，二弟吓的哇哇大哭，我也爬起来埋怨他。绿色的军用水壶也被碎石撞了个眼，水哗哗往外流，二弟回家后偷偷的用一点铅丝把洞给堵上，偷偷的挂在墙上，深怕母亲发现挨骂。自此再不嚷嚷着要骑驴的事了。放牛一个假期，就给队里惹出二件大事来，一次是在山里山水流过的泥沟里饮牲口，我和其他小孩骑驴搞比赛，把一匹马惊到了水里边，水塘不大，但底下都是黄淤泥。我们扔石块赶马，马越挣扎陷的越深，最后没劲了，卧在了泥水里，只露出个马头。我赶快回去把这事报告了大爹，大爹也没说什么，拿着绳索椽棒，带上十几个壮劳力，忙活一天才把马弄出来，马死了，村里村民家家户户都分了马肉。时隔不久，有一天，放牲口进山离村有点远了，我和小伙伴贪玩忘了时间，眼看夕阳西下，太阳已骑到了山顶上，光秃秃的石头山一边阴一边阳格外分明，背光的一面阴森森的有点瘆人，我们赶快集中散放在南山北坡的牛群，家乡的山，牲口能吃的草很少，牛为觅食爬的也很高，太阳被山完全挡住了光芒，我们相互呼唤着对放的乳名在山谷中回荡，只能听到声看不到人。我这边山很高大陡峭，一头壮牛爬在半山腰还忘情地吃草，怎么赶也不回头，真是倔强牛脾气犯了，还一个劲的往山深处走。我也慌了，撵着吆喝着扔着石块，可巧一块石头正准牛的左胯骨，牛受惊疼痛，慌不择路，牛失前蹄从半山腰连滚爬跌落在沟地。糟了，牛腿断了，牛卧在干涸的山沟里怎么也起不来。我们几个小伙伴连扶带扛纹丝不动。天已黑了，山谷里静静地，我们撇下受伤的牛，赶着其它牲口回到了村中。第二天，大爹又带了一大帮人，赶着马车进了山，当晚全村人都吃到了牛肉。这件事后，大爹说我不是个放牛的材料，就再也没有让我去放牛了。每每想起这事，还为那头不幸的牛和那匹可怜的马因我而起自责自己。

 儿时的农村总是那么美好，那时，可没有沙尘暴。杨家大榆树的榆钱，四老婆子家的沙枣，队里园子的杏子，艳阳湾的豆角，东坡地里的西麦，还有我家种的胡萝卜都是最好的，那时的天很蓝很高，夏天热，冬天冷，春天百花胜开，秋天遍地彩霞。河沟里的溪水和井窝里的泉水总是那样甘甜。玩累了，美美地喝上一肚子凉水也从不闹肚子。幸福地捉迷藏有时能在草垛里睡着，漆黑的山岭坟地里能尽情地拉起儿歌长调。意外地捡到过一麻袋辣椒，初春的荒地里挖出过一片葱黄，雨过天晴的日子里发现过一坑蘑菇。一个小激动，一时小幸福，总是让人流连忘返 。在土坑的睡梦中都能露出洋洋笑溢。

      这期间，我们姐弟四人都已上学了，我们上学就是在河滩对面的宁远小学和宁远中学完成的，由于不是一个行政村，本村的孩子上小学几次都被宁远小学拒收，只能跑到白家嘴大队本部小学上学，路很远。父亲马力大（本事大），早早协调好了我们的学校，一直没有挪窝。那时，上学作息时间和生产队生产时间是一致的。上午是早8点到10点，中午12点到3点。这两个时间段。3点后孩子们就再不去学校了，玩耍的时间特别多。上小学时，我姐学习好，老受表扬，我很顽皮，学习差，常受批评。老师刚开始都不太相信是亲姐弟呢。逃过课去偷果园里的梨，帮三弟打过他们班的小同学，还有一年冬天，我和二弟打过一个中学的大同学，那个大同学是二队的，已上中学了，每天要路过我们村前的河滩，我们还是小学生。是他抢了二弟的划冰车。有一天放学，我领着二弟在河边的冰面上等他，远远就见这个比我们高出许多的大同学背个书包过来，他也外外没有想到俩个小家伙会对他动手。到面前时，我趁机跳起来揪住了他的头发，二弟吓的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抱住了那家伙的腿。一下子就被我们掀翻在冰面，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我打脸揪头发，二弟抱腿，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我俩揍了个鼻青脸肿，屁滚尿流，冰面上爬起跌倒，跌倒爬起，被我俩揍的落荒而逃，我们缴获了他的书包，自此再没见过这个学生从这路过。这件事对我幼小的心启发很大，勇敢、智慧、协作就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在我们姐弟还没有出生时，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过早的懂事并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那时家里五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未成年的叔叔（老家叫爸爸） 。听母亲讲，奶奶一共生过九个孩子 ，旧社会由于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差，成活率很低，只成人了父亲和叔叔，为此兄弟两了相差十多岁，感情也非常好。父亲年幼时也险难成人，得了天花，裹人的草席子都准备好了，父亲命硬，硬是自己活了过来。遗憾的是脸上终生留下了出天花的痕迹。叔叔小时候就很恋父亲，只要父亲一回家，总是寸步不离，走哪跟哪。有一次，父亲要回永昌单位上班，叔叔非要跟。父亲在宁远堡公路段坐了个便车就走了，叔叔看着远去的车影，哭着顺公路一路步行追到河西堡公路段。奶奶知道后，颠个小脚也去追，待奶奶做了个顺路车到河西堡公路段时，听公路段的人讲兄弟两已坐车上永昌了。天黑了，奶奶在河西堡公路段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回家了。因父亲之前在公路段工作了几年，为人又好， 永昌辖属段的人都熟悉，全县有数的车辆师傅也认识，为那时艰苦条件下提供了许多便利。

      叔叔长大成人，在宁远中学上完初中后就回村里参加集体劳动了，那时他身体单薄，从小就有肚子痛的老毛病，父亲开始为叔叔的工作筹划和操心了。跑遍了永昌县大大小小的各个部门，求了不少人，说了不少话。七零年左右，八八六厂（现金川公司）到县上招工汽车司机岗位，机会来了。那时的的司机比现在的公务员还要吃香，社会地位非常高，指标不是一般人能争取到的。父亲凭着较好的人脉关系争取到一个名额，拿着十分珍贵的名额表，父亲怕中途有所变故，借了辆自行车，打个手灯，连夜从永昌县城骑车四十多公里到宁远堡老家，找生产队领导、大队领导、公社领导，没有容易才把字签好章盖完。叔叔顺利上班了，父亲也松了一口气。但同村的好多同龄年轻人不服气，到处上访、告状。由于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公职人员，既不是领导，招工手续又合理完善。村里年轻人只能折腾一阵子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大爷的小儿子，我们的四叔也是父亲活动从山丹煤矿调到金昌地区家门口。

　　

     那时我们的印象是父亲上至县上领导下到普通百姓都能说上话，办成事。父亲曾经讲过，县里单位上的人都说他是“穿山甲”上蹿下跳，没有他办不成的事。现在想起来，这还是归功于父亲平日里真诚的待人。

   我们小时候，父亲就教导我们要好好做人，做好人，好人总会有好报。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人，纯粹的好人，这一点，只要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这样认为。冥冥当中，父亲就被好报过几次。有一次，父亲还在宁远堡工作时，夜里在离家几十里的单位上住，往日都是周末才回一趟家，那夜已经很晚了，他感觉心里特别的着急，总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他想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就起床连夜回家，到家里已经是后半夜了，只见奶奶和母亲抱着我们姐弟当中的一个发高烧的孩子在昏暗的油灯下，踱着步子，焦急的盼天亮，父亲刚进门，孩子就抽风休克了，幸亏父亲回来，做了妥当及时的抢救处理。还有一次，父亲在永昌畜牧站工作时，工作和住宿的的房间是靠东门土城墙下第一件房，那时由于交通不便除逢年过节外平时很少回家。有一天夜里他从同事的房间聊天回来后就早早睡下，也是心里特别的着急，碾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想是不是家里又有什么事要发生，就起床想回家，又想到往日这么晚了肯定没有去宁远堡那边的车。穿好衣服刚出大门，一个熟人的车正好开过来停到他面前，问父亲回不回家，他要去宁远堡那边。真巧，父亲就坐车回家了，到宁远堡家后已经很晚了，家里一切正常。奶奶问怎么今天怎么晚了回来啦，父亲只是说有个便车就来了。第二天，父亲在家里吃过早饭就搭过路车急忙赶回永昌单位去上班，到永昌后，远远的就见东门城墙的一半不见了，家畜病院的周边围了不少人，还有民兵在外围站岗。原来夜里城墙倒了，他们住的房间全被压在厚厚的城墙下面。父亲从外面进来，单位上的人都很惊讶，明明看到昨晚睡下了，大家都在全力挖人呢，真有点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那次城倒房塌，公家的东西砸的一样不剩，个人的物品全部完好未损。更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室内桌子上摆的陶瓷毛主席半身雕像飞出室内十几米远，躺在院子中央竟毫发未损，至今还在家里玻璃柜里陈列着。

（待续）